作者在抗日前线的山东八路军115师

风风雨雨六十年

    一眨眼过了八十多年,该说是长寿了。年青时可不敢这么想,成年累月生活在战争中,随时都可能去见马克思!何况我的祖父父辈们,六七十岁就离开人间。
    更没想到,我这个闽南海隅的村野顽童,只断断续续念了两三年私塾,又读了两年半洋学堂,居然当了作家!舞文弄墨六十余载,出了几十本书,还写了话剧、电影。
    我不相信命运,一生却碰到许多巧事,或叫做机遇吧!就是这些机遇,阴差阳错造就我这个作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参加革命六十多年,穿过四次军装;开除过两次党籍和一次军籍;三次下放劳动改造;三次死里逃生,全和当作家写文章有关系。吃苦受罪,在炼狱中认识了社会的复杂性,得到宝贵的生活体会,使我更顽固地往下干。冤案后来全平反了,所以我现在还是一个不穿军装的老兵、一个老红军、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我生在侨乡,十几岁去菲律宾谋生,按家里的愿望,要我学做生意当商人,日后发财返乡,光宗耀祖。在商店当学徒,我发现商人唯利是图,尔虞我诈,我讨厌做生意,跑到马尼拉半工半读。入中西小学遇到颜文初校长和庄桓笙老师;进华侨中学又遇到董冰如老师。董冰如又名董锄平,是个老共产党员,成了我革命的引路人。没有这几位恩师,我的历史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去延安当了八路军。在抗大学的是防毒化学,分配到山东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参谋。没想到组织上从表格里,发现我在《华侨商报》当过员工,写过文章,把我从司令部调到政治部,当记者做主编。打仗时下部队,写新闻通讯,报导指战员英雄事迹;报导敌后老百姓支援八路军,深受感动!产生了写文艺作品的冲动,即所谓的“灵感”。不断写点小诗、特写、故事,偶尔也写短篇小说。
    1943年,“精兵简政”,《战士报》停刊。我给肖华主任打报告,要求下连队锻炼,理由是当了五年八路军,没有亲自拿枪和日本鬼子作战。申请得到批准,下战斗连当指导员,和日伪军打了几仗。不到一年,又被调任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不久,调回山东军区编《山东画报》。
    日本投降,随军到东北。奉命接管安东(今丹东)日伪放送局,当了广播电台台长;以后又担任西满军区和东北后勤部的宣传科长兼报社主编。
    在哈尔滨,看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和小说。深感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大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以后,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现在又进行解放战争,产生过无数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很少通过文学艺术反映出来。那时我刚到而立之年,年青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自己经历十年战争生活,亲自打过仗,可以试试。于是访问了俘虏营的“解放战士”以后,一晚上写了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谁是敌人》,寄给严文井同志,很快地在《东北日报》刊登;接着又发表了《桥》和《小周也要当英雄》等小说。
    小说见报,颇受欢迎,增加了信心,有了“本钱”,要求到前方部队当记者。结果碰了钉子,直接领导人就是不放,还给我封官许愿。我坚持去前方,这位领导人甚为恼火,借中央整顿组织纪律之机,给我加上“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行政上撤职处分,而且发通告,登了报。
    我认为这位领导人,不通过支部和党委讨论,在我调离原单位之后,私自下了处分的通令,是采取非组织手段,感到委屈。于是给中共东北局写了申诉,请求撤销处分;又找罗荣桓政委告状,罗政委给我教育,并对我和他各打五十大板,说我们二人都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
    看来,组织上是想培养我做官。可我生性顽劣,不会唯唯诺诺,不善于见风使舵;更不会吹牛拍马。有话憋不住,是个炮筒子,容易得罪人。上面说的那位领导,就是在会上对他提意见惹出的麻烦。
    东政宣传部肖向荣部长同意我上前方,调我到六纵队当记者。为了证明自己“能写”,我争分夺秒深入连队,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在战斗的间隙时创作;不断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小说。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我都随野战部队行动,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通讯;也写诗歌和短篇小说,并构思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
    北平和平解放,我和杨朔同志一起,他把我在东北写的短篇小说,交给周扬同志审查,不久以《生死一条心》作书名,由新华书店出版,这是我进关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在东北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印行我的《三秃的冤仇》、《敬礼!亲爱的勇士》和《小周也要当英雄》,那只是三个薄薄的小本子。
    四野部队南下武汉,经过前委书记谭政同志的关怀,对我被处分的申诉进行调查,做出平反的决定。由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当众宣布撤销处分,背了两年的黑锅,总算卸下了。
    十年内战时,红四军出版的《战士报》,抗战后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继续出版,当时报头只有“战士”二字,是朱德同志题写的,1943年停刊。中南军区要复刊,要我这个抗战时当过主编的出来筹备,这时我在战士生活社当编辑,编写战士读物,闲时为地方报刊写文章。突然要我负责报社的工作,深感力不从心,也怕没时间写作,找了借口推掉。但上级仍要我当官,宣布我为编辑科科长。既然宣布了就不好违令,刚撤销处分,不好再讲价钱。
    编辑科负责编选《部队文艺丛书》和《战士生活丛书》,人员比较多。除了几个新参军的北平大学生,要帮助他们学习业务,还要为一个作家组服务,其中有著名作家蒋牧良、刘白羽、陈荒煤和西虹等六七人。任务不轻,工作量大,只好把写作放在业余时间,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刚写完,接着写话剧《糖衣炮弹》。
    话剧由中南军区文工团排演,参加中南汇演,得了优秀奖。《人民文学》发表后,军内外许多文工团相继演出,京剧、淮剧移植;上海评弹团改编演出。长篇小说命运不佳,出版后《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日报》著文批判;其他报刊也跟着围攻,说我歌颂小资产阶级,歪曲工农兵形象,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我成了批判的对象,说是写了坏书,既毒害了青年,又浪费国家财产。我只有检讨的份儿。还好,没给我戴什么帽子,没给什么处分,只是科长当不成了,改任创作员。
    因祸得福,正合吾意,从此当了几十年的创作员。除了1963年回部队授了个上校军衔;“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长沙警备区挂了个顾问以外,便向“官”字告别,一心一意从事文学创作。
    1955年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当了一名没有编制、不拿工资、出差旅费全部自理的所谓职业化作家。为了养家糊口,我得拼命工作。八年职业化,扣去三年反右倾挨整,五年时间,我改写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和话剧《糖衣炮弹》(更名《后方的前线》);我为青年艺术剧院写话剧《白鹭》;为沈阳话剧团写《兵临城下》和《战火纷飞》;为辽宁人艺写《踏遍青山》;此外还写了歌剧《莲花湾》,这些作品均陆续由作家、春风、中国戏剧等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平常人的故事》(上海文艺)、《镇海石》(上海文艺)、诗集《前进的回声》(作家)等书。话剧《兵临城下》,后来和导演林农同志合作改编,拍成电影。
    1958年炮击金门,我两次到厦门前线,深入与金门隔水相望的浯屿岛生活,到大小澄和角屿访问。写了诗歌、特写和战地通讯数十篇,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
    职业化这几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我刚到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有点经验,加上不断到工地、下部队、上前线生活访问,促使创作冲动,似乎有写不完的素材,用不尽的干劲。但和靠稿费生活关系很大,没有收入,无法养家;没有旅费,不能下去体验生活。
    当年响应职业化的作家屈指可数,有的家底雄厚;有的还按月领补助。我自不量力,认为既拿工资又拿稿酬,领双份不合理,干了这种被别人认为的“傻事”,但我并不后悔。回想起来,这一号召不现实,不具备条件。一来稿费太低,据说苏联作家写个短篇小说,就够一年的生活费,我一年出版几本书,经济还是紧巴巴。二来虽然规定有上演税,但从未认真执行,我的话剧《白鹭》和《兵临城下》,全国各地不少剧团演出。除了首演的和北京的剧团,付给演出费,外地演出的都没给,我又不能厚着脸去讨钱。三来政治运动频繁,不挨整便罢,挨了整就够呛!1959年反右倾我挨整,新作没人敢登;书籍不能再版;话剧停止上演;生活来源完全断绝,还要下乡劳动改造,困难可想而知。
    1962年广州戏剧创作会议以后,我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搁置了三年的话剧《兵临城下》,在沈阳演出后进京上演,得到好评。周恩来总理看了三遍,每次看完都提出修改意见;改编电影前还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两小时。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和张春桥等人,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了《兵临城下》。4月间全军创作会议上,当成大毒草批判,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军报》整版刊登部队作家的发言;电台广播、新华社发消息;全国大小报刊群起围攻。特别是在电影片头加上批判词,组织各单位集体观看声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和1974年又重复批判了《兵临城下》。一时间,白刃的名字家喻户晓,远扬海外。
    粉碎“四人帮”后,曾演出《兵临城下》的剧团,又重新排演,影片拷贝重新放映,人们为了解个中隐情,踊跃购票。1978年夏天,我在济南,看到报上登出放映广告,从清晨放到深夜,场场爆满。
    我常想名人成名,大概有三种途径:一是个人勤奋,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二是媒体炒作,花样包装,胡吹乱捧;三是为了批倒批臭,发动“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这个被人批出来的“著名作家”,该感谢那位“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时间,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罗荣桓故事》;又参加《罗荣桓传》的编写;还出版了《罗荣桓元帅纪事》。八十年代初,去菲律宾探亲,因办手续滞留香港,为了生活我写了《南洋漂流记》和《龙真人出山》两部长篇小说,先由香港报刊上连载,后结集出书。从香港和菲律宾回京,写了《香港见闻》和《永不凋谢的花》两部散文集。
    改革开放,香港和海外亲友不断回国探亲旅游,我亦经常来往于香港、深圳。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镜报》和《地平线》等报刊写文章。还写了《好梦难圆》和《蓝色的海湾》两部电视剧。
    九十年代初,为了还愿,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续集,并于1997年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利用新作的间隙,整理了旧集,出版了《白刃小说选》、《白刃剧作选》和诗集《野草集》等书。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女作家卓如同志找我,说福建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印闽籍作家文丛。列名冰心、许地山、郑振铎、胡也频、林语堂等一批作家,来人请她编辑马宁和我的文集。我将数十年来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全部交给卓如同志,后来听说只出了几位同志的选集。1996年,天津文学研究所王玉树同志来信,谈到家乡石狮市拟出版我的文集,我又将近二十年写的百万多字的作品,悉数交给卓如同志。从来好事多磨,文集又因故未能付印。
    文集编好了,我也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每日还干半天活,但岁数不饶人,精力衰退,力不从心,似乎应该服老,彻底离休,给创作生活划上句号。
    改革开放之后,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文坛上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新人辈出,这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门窗洞开,苍蝇蚊子随西风飞来,各种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潮滚滚涌进。国内有人高唱“一切向钱看!”有人公然说“贿赂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有人叫嚷要“全盘西化”。文艺界也不落后,有人把西方丢弃的破布拿来当旗帜,到处摇旗呐喊:“非英雄化”,“告别革命”,“否定崇高”。为了走向世界,拿国外的大奖,有人拼命搜挖中国落后的事物,去讨洋人的喜欢。某些国家出版社与私营书商竞赛,争出诲淫诲盗的书,翻印港台武侠言情小说,培养出一批新鸳鸯蝴蝶派作家。某些所谓的“理论家”,竞将宣扬帮派打斗的武侠大师,封为世纪文学的泰斗!
    银幕荧屏上没完没了的宣扬封建帝王、后妃、格格、阿哥,展览宫廷豪华生活,拖着“猪尾巴”山呼万岁成为“主旋律”!电视上充斥枪战斗殴、凶杀绑架、大款小蜜、别墅宾馆夜总会…… 广大工农兵几乎被忘!据说是考虑票房价值,拍农村、工厂和战争的片子要赔本,谁肯当傻瓜?
    目前国内腐败之风愈禁不止,越演越烈。中央下决心严整,打了大老虎,杀了高官,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却很难除根。原因很多,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也是个重要因素。
    邓小平同志早就警告我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是许多领导人,只抓摸得着的钱物,忽视看不见的精神,一手硬一手软,造成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蛀虫遍地爬;苍蝇蚊子满天飞。
    腐败堕落是信仰危机。没有崇高理想,没有振兴中华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精神,一心想升官发财,当大款大腕过豪华生活,哪能不腐败?这和这些年来的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分不开,文学艺术是社会教育的重要部分,影视每日每时都在给观众灌输着东西,潜移默化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难辞其咎。如果前面所说的那些精神鸦片不被抵制,还在毒害读者和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想清除腐败恐怕是与虎谋皮。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良心的作家,尚且主张文学艺术要“真善美”。我们号称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人,为了追求金钱和名利,喜欢“假恶丑”,竟用精神鸦片腐蚀人民,良心何在?!
    我希望有良心的作家,都应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振兴中华倡导精神文明当吹鼓手;为推动历史前进出点力。即使不能把文笔当匕首、当投枪,与一切丑恶作战,也应该给读者以真善美的感受。
    想到这些,作为一个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文艺战士,思虑万千,感慨无限!扪心自问,从1936年在马尼拉发表习作开始,六十多年写的作品,尽管水平不高,而且屡被左棍子打击,但多是来源于革命生涯,写的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因此经过战友和同志们的鼓励,在亲友的帮助下,我还是把文集付印,不求起多大作用,但愿后代能知道革命前辈的事迹。即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也算尽点绵薄之力。

白刃 2000年3月31日,北京  

作者1946年春在安东(现丹东)
作者1958年在上海
作者与夫人冷克1963年在北京
作者1964年在北京
菲律宾“大字”(居住证)上作者的相片
抗战时期作者在沂蒙山区农舍中写作
作者1977年在北京
作者1995年在北京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留影
作家白刃1994年于北京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