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表的但未收录到文集的杂文

有关罗荣桓元帅生平的若干史实
——与《湖南桂东登茨平》一文的作者商榷

    对罗荣桓元帅生平,中外早有定评。偶阅去年11月1日香港《文汇报》旅游版,刊载《湖南桂东登茨平》一文,觉得文中对罗荣桓生平的一些提法与罗帅真实情况不符,现据我多年与罗帅相处所知,提出和朱先生商榷。文中说:“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发动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起义;12月11日,叶剑英、张太雷等发动广州起义,皆受到国民党军队镇压,均次第失败。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砻市,与朱德、陈毅部队会师,然后在三湾进行改编。罗荣桓经改编后担任一个连的党代表,解放前也无赫赫战功,但因他是三湾子弟,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在1955年毛泽东宣布颁授军衔时,罗氏竟厕身元帅之列,名字还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之上。文革前,罗氏病逝,毛泽东以诗悼之,曰:‘君今不幸辞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该文对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的说法不够准确,其实发动并指挥南昌起义的,是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等。同时,朱文还把“三湾改编”与“井冈山会师”两件事混为一谈了。事实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改编,10月到达井冈山。而朱德、陈毅则是1927年底,将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潮梅突围出来的部队收拢起来,从粤东到达粤北;1928年1月又从粤北进入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是年4月,这支部队到达宁岗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这就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
    现在再谈谈罗荣桓生平的若干史实:1927年,北伐军到武汉,罗荣桓在武昌洛珈山大学做学生运动。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北省委领导人董必武,派罗荣桓到鄂南通城、崇阳一带,领导农民暴动,暴动后率农民军一百多人东行,到江西修水遇上武汉警卫团。武汉警卫团原拟赴南昌参加起义,船行到黄石,得知起义部队撤离南昌,便弃船登陆,到了修水,收编了罗荣桓的部队,后来和毛泽东的部队一起在三湾进行合编,当时罗荣桓任一个连队的党代表。
    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成份复杂,旧军队作风影响严重。作为基层政治工作者,罗荣桓处处以身作则,打仗时身先士卒,举着大刀率战土冲锋陷阵;生活上吃苦在前,井冈山上的冬季严寒,全队他最后一个穿上棉衣,夜里没有棉被,他钻进草堆里睡觉。他在土兵中发展中共党员,最先建立连队党组织。他耐心教育来自旧军队的连排长,不打骂士兵,官兵平等,经济公开,遵守群众纪律。毛泽东最初规定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根据罗荣桓等连队党代表的经验提出的,以后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中国新式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罗荣桓作战勇敢,工作踏实,很快升任营和纵队的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军长林彪)、红一军团和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罗荣桓任八路军属下的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师长去见卫立煌,被阎锡山的哨兵误伤,返延安养伤。副师长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开辟根据地,罗荣桓成为一一五师的主要指挥者。1938年,部队奉中央命令,分散挺进日寇占领的敌后方,一一五师分成几路,由山西挺进天津以南的冀鲁边区、苏北洪泽湖区、鲁西微山湖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率领师部和六八六团,组成东进支队挺进津浦路以东的鲁南地区,与日伪军和国民党投敌部队,展开千百次的战斗。1943年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他指挥向日伪军发动一次次战役进攻,攻城夺寨,收复失地。到1944年底,山东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济南、青岛、徐州等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的日伪据点,已在我山东八路军包围之下,成了瓮中之鳖。
    应该指出,从l942年以后,罗荣桓身患重病,左肾生了毒瘤,几年中指挥战斗,都是抬着担架上前线的。罗荣桓对壮大革命部队费尽心力,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山东部队占了三分之一强,怎能说他“解放前也无赫赫战功”?
    1945年日本投降,罗荣桓奉命组织六万山东劲旅,渡渤海湾、出山海关,进军东北,收复被日寇血腥统治十四年的东三省。罗荣桓于10月下旬到沈阳,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总司令林彪指挥前方部队作战,罗荣桓负责后方建设,组织训练二线兵团,动员百万翻身农民参军。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发展近百万大军,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林彪对毛泽东制定的辽沈战役方针犹豫不决,罗荣桓劝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决定,林彪勉强执行。但当数十万大军到了辽西,总指挥部亦南下彰武之时,林彪得知蒋介石增兵五个军到葫芦岛,又动摇想回师打长春。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对林彪进行批评斗争,坚定了先打锦州的决心。罗荣桓与林彪共同指挥了辽沈战役,迅速攻占锦州,歼灭范汉杰兵团。又在辽西平原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长春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沈阳周福成覆没。50多天歼灭蒋军50万,全东北宣告解放。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二百万,东北野战军占了一半。罗荣桓不仅在指挥作战,尤其在建军方面功勋卓著,怎能说他“解放前也无赫赫战功”?东北百万大军进关,天津陈长捷顽抗被我军消灭,北平傅作义率部起义,平津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和林彪、聂荣臻都是平津前线的指挥员,怎能说他“解放前也无赫赫战助”?
    建国后,罗荣桓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干部管理部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长。1955年授军衔前,罗荣桓得知被列入十大元帅,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参加革命时间较短,请求免了他的元帅军衔,未被接受。怎能说“因他是三湾子弟,深得毛泽东的信赖,而厕身元帅之列呢?”
    罗荣桓党性强,佩服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听从毛的指挥。但他原则性强,是非分明,不肯盲从。1959年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毛泽东要林彪出任国防部长,罗荣桓因病未上庐山,彭真打电话到北京征求意见,他在电话中对彭真说,当国防部长经常要接见外宾,林彪身体不好,最好还是贺龙来当。林彪当上国防部长,把毛泽东著作捧为马列主义巅峰,又挖空心思创造“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三十字经”。罗荣桓认为这是教条主义,指示部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著,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联系实际。有次军委常委会上,罗荣桓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句话有毛病,林彪宣布散会,拂袖而去。林彪对罗荣桓怀恨在心,文革开始不久,就将罗荣桓夫人全家赶出北京。毛泽东悼罗荣桓的诗,是在林彪死前发表的,也可能是在林彪死后,感念罗荣桓而写的,诗中“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均有所指。朱德和叶剑英也写了悼诗,朱德诗中有“身经百战摧敌顽,留得丰功万古存”。叶剑英诗中有“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的句子。
     罗荣恒文武全才,是个政治元帅。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一生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却不愿出头露面,特别不愿在报上发表文章,因此他的事迹鲜为人知,我在他领导下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深知他的性格。
    《湖南桂东登茨平》的作者不辞辛劳,到红军发祥地井冈山旅游访问,介绍中国革命的历史,精神可佩!但我觉得,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似应多作调查,还其真实面目,切不可武断,免致以讹传讹才好。

羊城晚报     
1989年3月15日  

一群老兵的祝贺

    国庆节后,应邀去天安门观礼的几位老兵,意外地又在解放军总医院的康复楼体检重逢了。一天下午在花园里散步闲聊之时,正好我家送来了新的一期《中流》,加上大家都是这本刊物的热心读者,于是话题便从建国五十周年扯到《中流》创刊十周年,从国防扯到了心防。
    是的,我们的军威显赫了,国力增强了,空中加油机,地上远程导弹…… 那么多的新武器,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真叫老兵们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可是,看看周围,思想花哨了,社情复杂了,众多的歪理邪说,迷人的灯红酒绿…… 那名堂多得也让人搞不清楚,说起来也真让老兵们心里难以平静。
    大家说,面对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和伺机捣乱的敌对势力,我们要加强国防,也要加强心防啊!
    对《中流》这些年来的业绩,老兵们是熟悉的;对《中流》这些年来的艰难,老兵们也不生疏。说起来都没个完。每当看到刊物登的对捐赠者的《谢启》,谁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说,我们国家林林总总期刊数以千计,有的由国家出钱,有的由商家出钱,办得也并不高明。而办得能让人较为满意,能说出点人们想说的话的《中流》,却只能靠大家捐钱来维持,这实在叫人难以想得通!
    说到《中流》创刊纪念就要到来,老兵们都觉得应该表示点祝贺。有位同志说,给他们写个“中流砥柱”的条幅吧!我说,编辑部的同志不会接受的,创刊时就声明过没这个意思:不过是要“到中流击水”而已。另一位同志说,击水都已经十年了,一直和各种逆流对着干,这总是应该肯定的吧?你是耍笔杆的,你想办法把我们的意思写一写吧!
    想了很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只好按实记录如上。

1999年11月写于301医院康复楼  
《中流》月刊2000年2期     

念故乡忆永宁
——为永宁古卫城学术研讨会而作

(一)

    我的故乡永宁,是闽南的历史重镇。古时候叫水澳,唐代称高亭,宋时叫凉恩亭。南宋乾道年间,为了防海盗建水寨,才称永宁。明洪武年间,为了抵御倭寇(日本海盗)设卫,名永宁卫。
    按明初军队编制,京师和各地要害处设卫所。永宁设卫所后筑高城、挖深壕,管辖福全、崇武、厦门、金门和高浦五个所,兵员七干多,比福州卫多五倍,是福建驻军最多的地方。
    宋时侵犯闽南的海盗来自毗舍耶国(菲律宾北),明初进攻的海盗却是日本的倭寇。史书记载:明嘉靖年间,倭寇两度攻陷永宁城,杀人无数。“向之二十余万,今无二三矣。”至今乡间尚留下“陷城洗街”的纪念日。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家家包薄饼(春卷)祭亡灵,焚纸马送死鬼。
    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农历六月十二日,日本强盗的军舰入侵永宁南面的深沪湾,在外高(土安?)登陆,烧杀奸淫,惨不忍睹。港湾中的货轮、渔船、肋板全被焚毁。梅林的李氏宗祠、永宁的王氏家庙,以及各村厝宅民居被烧甚多,乡民被杀害近百人。永宁各界为让子孙永世不忘日寇暴行,在西门外立碑纪念。

(二)

    永宁地处海疆,三面临海,与宝岛台湾一衣带水。自古民性强悍、勇敢好斗、富有冒险精神。古时每逢海盗来犯,乡民均与驻军共同抵御。由于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官府横征暴敛,许多人飘洋过海,去南洋谋生。祖辈们驾风帆渔舟,乘风破浪,历尽艰险,到番地胼手胝脚,开辟荒野,做工经商,辛苦节俭,按时寄钱汇款,养家糊口,不少人逐渐变成有钱的“番客”,永宁成了著名的侨乡。
    小时候听老人讲古,谈到各姓械斗的故事。永宁杂姓共处,从各个宗祠匾额看来,祖先全是从北方移民来的,陈氏是“颖川衍派”(河南),蔡氏是“济阳衍派”(山东),王氏是“太原堂”(山西),李氏是“陇东堂”(甘肃)等等。各姓之间不知何年何月结下冤仇,动辄械斗。儿时曾见到两姓械斗,甲乙两姓下战书,订好战场和日期,各出男丁百十人,手执洋枪、土枪和标枪,也有拿大刀、斧头的。双方列队从沟道进入战场,寻找隐蔽物向对方射击。械斗时允许观战,看热闹的比打斗的还多,但不许暴露械斗的目标,否则子弹就朝观战的地方射来。听老人说,现时械斗不好看,因为洋枪射程远,双方不敢靠近,不如早年使用标枪、大刀,打起仗来如同武戏一般好看。
    记得1930年前后的一天夜里,北门王泰山被董某人用斧头砍伤,王姓族人大为恼火,准备报仇讨回面子,但王氏在永宁是小姓,于是集邻村五堡和下宅等村的王氏壮勇。械斗迫近之日,董氏一开明族长,身穿白绸长衫,手拿鞭炮蜡烛,到王厝祠堂点烛放炮,平息一场恶性纠纷。
    据说解放晋江地区时,乡间尚有械斗,各占山头对峙。解放军出面劝说,双方叫部队莫管闲事。
    尽管各姓之间闹矛盾动刀枪,但对官府却团结一致。永宁地处海隅,天高皇帝远。清末民初,官府腐败无能,百姓抗捐抗税。有次从泉州跑出来一队官兵,下乡勒索抓人,惹恼了百姓,各村按规定鸣锣聚众,武装的村民打跑了官兵,还抓了几个俘虏,当天就把他们枪毙,以后城里的官兵,长期不敢下乡骚扰。
    永宁西海边岑兜(银江)一片盐场,官府在永宁设盐馆收税。有天不知怎样,乡民砸了盐馆赶走税务员。还有一次砸了公安局,赶走警察。以上几件事,都是我亲眼所见,六七十年了,记忆犹新。
    永宁有一奇特的风俗——相攻(闽南话“相贡”)。每年冬季,永宁、沙堤等村为一方,梅林、港边等村为另一方,以城隍庙前至龙石坡作战场。每天下午,先是双方儿童互相掷石于、瓦片攻打,继而有大人参加。战至黄昏前,梅林和港边的渔船讨海归来,渔民们身穿讨海时的赭红色衫裤,头缠红头巾,手执长柄木锤赶来参战。永宁街的青壮汉亦纷纷出动,有的拿着“贡狗”(长竿竹头箝铜烟炊),有的持大石头甚至小墓碑,投入战斗。双方如海潮涌来退去,加上呐喊声,甚为壮观。通常是人多势众或勇猛一方取胜,打伤打死无怨无悔不追究,据说是为了活跃龙脉。此等风俗,我在北方数十年,闻所未闻。我的鬓角上方,至今尚有一块不长头发的伤疤,就是儿时“相攻”留下的纪念。

(三)

    永宁是石狮市著名的侨乡,三家两户都有人去南洋谋生。旅居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侨达数万人。
    由于清政府腐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列强瓜分,华侨倍受外人歧视,成了海外孤儿。素来爱祖国爱家乡的华侨,不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特别是年青的一代,看到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本国政府奴颜婢膝,个个义愤填膺,奋起反抗!
    永宁后山的董云阁烈士,1925年从菲律宾回厦门读书,上海“五卅惨案”时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福建省委领导人之一。他还和陶铸同志重建闽南特委,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1933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年仅25岁。
    永宁岑兜(银江)的李子芳烈士,也是从菲律宾回国投身革命的。他曾任红军一军团组织部副部长,参加第四、第五两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开始任新四军组织部长。“皖南事变”被捕,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解放军总政治部前主任肖华同志,1982年在《纪念李子芳同志》文中说:“他在我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个时期…… 给我的印象总是那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也总是那样生气勃勃,永不怠倦…… 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精力。”
    日本法西斯强盗得寸进尺,占领我东三首后又入侵华北。菲律宾各界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日寇占领马尼拉。华侨成立抗日支队,与菲律宾人民并肩作战,在“华支”和各抗日救国会和锄奸团里,都有永宁各村的华侨。据我所知,高居的高明轩、下宅的王子华、沙美的卢奋生等同志,在菲律宾都积极参加对日斗争,回国后又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和他们都见过面。没见过面的同志更多,如岑兜的李秀峰和李克;洋厝的李淡、李中敬;西岑的王立璇、金埭的黄念打、港边的詹孟杉、下宅的王人杰、西厝的郑民华、塔石的李逢耀等等,他们都不愧是中华民族优秀子孙,永宁人民的好儿女。

(四)

    永宁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可是我在永宁的时间不多。1932年去菲律宾谋生,当过学徒、店员,以后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在进步老师的引导下,1935年参加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革命,“西安事变”后即决心回国参加抗战。1937年春回国,和几个华侨青年去南京,人生地疏,救国无门。“卢沟桥事变”后,只得返回厦门。同行四人回菲律宾,我不愿“吃回头草”,返家乡永宁组织青年救国会。每天领着一群青年到各村宣传,还在永宁大埔演了一出自编自演的文明戏《金门沦陷》。国民党县党部对我们救国会的活动很注意: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这类组织都叫“抗敌后援会”,而我们名“抗日救国会”。是按照上海“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他们的组织名称,自然为县党部所不容。消息传来,我只得跑到集美中学读书,等候机会。
    1938年夏天,我给汉口《全民周刊》写了《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揭露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部的劣迹。《全民周刊》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李公朴先生办的,由柳提先生主编,是国内影响很大的刊物。钱东亮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子,他在侍从室时曾被蒋介石踢了一脚,常以此炫耀。钱东亮在泉州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劣迹斑斑,百姓敢怒不敢言。我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竟敢去摸老虎屁股,我用的笔名“王爽”(我的小名叫王送)。有一天,老同学李法西悄悄问我:“你写文章骂钱东亮了?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你要小心提防。”
    当时集美中学搬到安溪文庙,我找不到《全民周刊》。暑假回永宁路过泉州,跑到生活书店,问一问伙计有没有《全民周刊》?那伙计盯我一阵,见我穿着童子军服装,是个普通学生,才从柜台下取出一本刊物,说道:“泉州只来了五本,就剩下这本了,好好保存 。”
    回到水宁家中,急忙取出《全民周刊》,读完自己的文章,又兴奋又担心。当天晚上,王爱珠来看我,她是永宁妇女军训队的副中队长,泉州驻军的素材是她提供的。她对我说:“钱旅长很生气,叫人查问谁写的文章,查的很紧,给抓住就没命,你得想法躲一躲。”
    在安溪集美中学时,我曾看到一本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里面有篇报道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生活的文章,谈到教师中有艾思奇、何干之等名人,描写学员生活如何欢快幸福。当时,我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便给汉口董冰如老师写信,说明自己准备北上抗日,不敢在信中明说去延安。
    董冰如原名董锄平,湖北京山人。辛亥革命时就是孙中山同盟会的会员,五四运动在汉口扛大旗。1921年,中共成立前,和陈独秀、李汉俊在一起,成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北伐军打到武汉,他是武汉店员工会的委员长。他向好友叶挺要枪,成立工人纠察队,并与向中发指挥武装工人收复汉口英租界。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到菲律宾华侨中学教书,成了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1937年春,我们同船回香港,他给我留了汉口通信处,我给他写信不久,即接到一封回信,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大信封,信中明写叫我去陕北。接信后,我虽已下决心去延安,但想在家乡渡完暑假,等拿到集美中学的毕业证书后,再动身。
    听了王爱珠的话,我感到有点后怕,不得不提前离家。我很快地到泉州,乘英国轮船到汕头,换汽车到樟木头,转坐火车到香港。原因是当时香港难民很多,港英规定乘船的旅客必须买二等舱票,才允许在香港上岸。我一个穷学生,为了去延安,还得靠香港的姐姐筹措旅费,当然买不起二等舱票。
    从香港到广州,意外遇到集美的同学林有声和陈耕国。因陈耕国有病住院,我和林有声在文德南路租房等候。当时日寇大轰炸,一听到警报,我们就跑到楼顶看飞机。平日里参加同在一个楼的青年社团的活动,到各处宣传抗日,尚记得和他们用粤语唱的歌:“保卫华南!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
    在广州,我还去拜访永宁同乡王庆祥先生,他当时任国民政府158师中校军医,并和夫人关丽倩在市内开了一家诊所。庆祥身着军服,招待我吃过晚饭,问我将去何处?我不敢明言,只说要北上抗日,他告诉我最好去延安。
    1938年10月,我到了延安。编入抗大四期五大队,开赴陇东庆阳,不久又和陕北公学、青训班编为抗大一分校,开到晋东南开学。一年后毕业,分配到山东八路军115师工作。
    长期在战争中生活,离开了遥远的故乡,难免会怀念亲人。1943年,山东八路军解放五莲山区,我住在一位开明绅士家中。此时本地邮局尚可与青岛通邮,我试着往永宁家中寄信,想不到竟然接到回信,才知道日寇从深沪湾登陆,在永宁各村烧杀。我父亲王干宗在战乱中得病,找不到医药治疗而去世。
    抗战胜利后,奔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经历了辽沈、平津战役后,到了武汉,才与永宁家中通信。我还给叶飞同志写信,托他寻找两位老朋友,《厦门日报》根据此信刊登了寻人启示。
    1954年,我和老战友林有声同志结伴回厦门探亲,林是同安马巷人,也是去延安后第一次回乡。我在永宁住了几天,回北京写了《故乡行组诗》,首篇有“离家去参军,转眼十六春”两句。
    1957年,我和作家海默到厦门前线,在浯屿岛上的部队体验生活,也抽空回永宁。第二年炮击金门,我参加慰问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带着我创作的话剧《白鸳》到前线慰问作战部队;我还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大小登岛和青屿慰问。在厦门前线访问了半年,几次回到永宁故乡,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诗歌。
    1970年,我大哥从菲律宾回国,我请假探望。此时“文革”正烈火朝天,我因话剧与电影《兵临城下》被江青点名批判。听说南音被打成靡靡之音,不准演唱。为了对这种无知进行反抗,我故意请永宁的南音爱好者,在我家中唱了半宿。1974年,我因事到厦门,看到南音乐团金风社被解散,演员有的下厂做工,有的赋闲在家,生活困难。我找了曾任福建省曲协主席的老艺人纪经亩先生,请他召集金风的南音艺人,在华侨大厦,闹上一夜。正好侨联的领导人张楚混同志住在华侨大厦,我们都认为南音是隋唐的古老音乐,中国音乐的活化石,祖国的瑰宝,不能让那些无知的不肖子孙毁灭!我豁出来了,反正已经被打成了“黑帮”,准备再挨一次批判!
    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悲剧。旅居菲律宾的亲友,不断回国旅游,他们游完北京,我便陪他们回故乡住一阵子。在老家住的多了,看到故乡永宁,除了那被列入“十八宝”的镇海石和姑嫂塔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七十年前那条东西狭窄的长街,已被西门外宽敞的大街所代替,十几年前颠簸不平的石永公路,修成宽平的洋灰大道。特别是工业区的出现和黄金海岸的建成,真是永宁黄金时代的来临。作为永宁人,我怎能不兴奋欢欣,为之骄傲祝福。但愿永宁的乡亲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道上,本着勇敢战斗和爱国爱乡的精神,坚持两个文明奋勇前进。

2001年4月13日,写于北京  
海内与海外2001年11期   

见蛇欢

    蛇,北方叫长虫,许多人觉得是可怕不祥的动物。有人见蛇惊,有人见蛇叫,有人见蛇逃,我却见蛇欢。在山野间行走,总希望能见到蛇,好想方设法捉之,玩之,剥之,食之。
    新世纪第一年,正逢农历蛇年。蛇年新春,普天同庆,播放《金蛇狂舞》的乐曲,可见蛇并非不祥之物。蛇吃老鼠,为民除害;它浑身是宝,既是美味佳肴,又可入药治病,该说是益虫。
    蛇年谈蛇,屡见报端,引起我心痒手痒,忆起生平与蛇有关的趣事、琐事,不由提笔记下,以博一笑。
    我乃闽南海隅一村野顽童,幼年丧母,父亲远在南洋,祖母双目失明,乏人管束,常与村中“野孩子”为伍,日间嬉戏打闹,夜晚挑灯捉青蛙摸蛤蟆——又名蟑?,非北方之癞虾蟆也。
    七、八十年前,家乡很多蛇。小时候出门上街,常见小路上草丛中有蛇游动,我见蛇就激动,必穷追活捉,抓住无毒小蛇,蓄在小竹笼中当玩具。稍大的拎蛇尾旋转,转一阵蛇骨直了,不会腾起蛇头咬你;如遇毒蛇,得加小心,用棍子打它的七寸,或用脚踩蛇头,然后捉之。有次追捉一条两尺多长的草蛇,它钻进蛇洞,我揪住尾巴不放,两相拉锯,竟把蛇尾扯断,断尾还在功,没尾的蛇也能活下去。
    村里一族叔名扶,喜作道人打扮,穿百衲衣,?g长发,登芒鞋,大家叫他神扶。神扶养了两条看家蛇,酒盅粗,四尺长。我常去他家逗蛇玩,有一天神扶的儿子把蛇放跑了,神扶大怒,抄起锄头追打,幸亏儿子跑得快,才没挨锄头,但还是逃不掉一顿打。
    幼年读私塾,老师“三日打鱼,两天晒网”,同学们乐得偷闲玩耍。有次打架,一女同学告状,挨塾师训斥,我记恨报复,夜里将一条小蛇放进那女同学的抽屉里。次日上课,她打开抽屉,憋了一宿的小蛇,朝她身上冲来,吓的她又哭又叫,课堂上乱成一团。   
    老师查出是我的恶作剧,罚我打扫课室一周,还抓住我的小手,用竹板子打,打得手心红肿。我咬牙忍痛充好汉,不认错不求饶,板子越打越重,我感到粘心疼,滚出眼泪,仍不吱声。老师边猛敲边责问:“你干了坏事还逞强!”手心火辣辣,实在受不了,我哭着叫:“不敢了!再不敢了!”
    有年父亲回国休息,某日,放学回家,父亲端了一碗汤要我吃,我看着碗里一段段的东西,父亲说是乌鳗。乌鳗是补品,闽南人比作人参。我吃完又添一碗,味道鲜美,留下难忘的印象。几天后,邻人问我蛇好不好吃?我说没吃过,他说前些天你阿爸买了一条大草蛇,我才知道那天吃的不是乌鳗,是父亲怕我不敢吃蛇哄我的。
    1932年去南洋谋生,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火长(厨师)有日买回一条十几斤重的锦蛇,养在铁笼里,隔两天投进一只小活鸡,白日鸡蛇和平共处,过了一宿,笼里只剩下腹部鼓起大包的锦蛇,看来夜间把鸡生吞了,可笼里不见鸡毛骨头。记得蛇羹味美,总想火长杀了能分一杯,不料店伙计吃蛇,竟没让我尝尝。火长说是大家摊钱买的,你没出钱当然不得食。
    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接着是解放战争,北方乡间很少见到蛇。建国后南下广州,忙于工作,无暇问津。有次,澳门名人何贤一位公子,在华侨大厦设宴,我添陪末座,想不到竟是全蛇宴,又由名厨主理,蛇皮蛇肝全入菜,盘盘精美,大快朵颐,大饱口福,方知蛇竟能做出多样美味的菜。
    上世纪六十年代,下放海南西瑁洲岛。岛上蛇很多,日间行走,常有蛇从脚边穿过,夜晚出门,得带上手电棍棒,好照亮地面打草惊蛇。眼镜蛇和金银环好对付,竹叶青最难防。此蛇喜盘在树枝绿叶里,不小心攀树会被咬伤。有个战士夜间放哨,被竹叶青咬伤,胳膊肿得像小腿,幸亏抢救及时才脱险。
    海南部队传说五指山有条巨蟒,身有水桶粗,口比斗还大。部队修路进五指山,一战士站岗,被巨蟒吞食,后来部队用炸药炸蛇洞,炸死的巨蟒腹中,竞有个钢盔。我不相信这夸张的传说,只向部队讲防蛇和急救的常识,却不敢轻易去捉蛇,怕战士们学我捉蛇被咬伤出事故。
    只有一次,储粮的坑道门内,有条眼镜蛇档道。炊事员跑来报告,我提着竹棍前去,有条大眼镜蛇竖起上身,扁着脑袋,吐出信子,嘶嘶地吹气,样子十分怕人!几个战士在门口不敢靠近。我对他们说:眼镜蛇剧毒,广东人叫“饭铲头”,闽南人叫“饭匙枪”,它遇敌时总是扁着脑袋嘶嘶吹气,人们也叫“吹风蛇”。一般的蛇不吃蛇,可大的眼镜王蛇却能吃同类。别看它样子很凶,却不堪一击。我走进坑道,举起棍子朝对我吹气的蛇头一敲,它顿时晕了,想逃跑。我捉住蛇脖子,提到队部门外剥皮,为防备万一,先砍下蛇头,蛇身还在地下游动。开腔取出肝胆和蛇油。蛇胆能明目祛咳治关节炎,蛇油可治无名肿毒,蛇肝长条形,比猪肝好吃。
    有个广东战士说患气管炎,向我要蛇胆,我倒了半杯黄酒,叫他乘热吞下。他怕苦,我告诉他蛇胆是甜的,似仁丹味道。
    和蛇打交道最多,是十年浩劫发配湖南,入省军区“五七”干校。干校在攸县网岭,罗霄山脉东侧。同在二连的学兄邬强同志,原珠江纵队副司令员,对蛇的常识比我在行。我俩经常黄昏前在田野散步,寻找蛇的踪迹,当时正是林彪在外蒙古折戟沉沙,消息尚未公布,邬老兄边走边自言自语:“蛇走一条路,贼去有风声。”我们都是受林彪和江青迫害,一公一母两毒蛇死了一条,内心暗喜。他说蛇是冷血动物,夏天怕热,每天都要去水中洗澡,田埂上留下游动的痕迹,顺路可找到蛇洞。
    星期日上午,我和邬强挑着水桶,带着镢头铁锹,到住地后坡挖蛇洞。挖了两尺多深不见蛇影,灌了两担水仍不出来,围着看热闹的有说白费力气,有讽讥瞎鼓捣。邬强断定洞里有蛇,而又不止一条。有位身强力壮的同学,自报奋勇挑了十几担水灌下去,只见水面冒泡,不见蛇的征兆,我猜这是座深深的古墓。老邬不肯罢休,找来一簸箕石灰,拌在水里倒进洞中,这下可好了!只见坑水翻滚,一条两尺多长的银环蛇浮出水面乱窜,大概眼睛被石灰整瞎了。我见过小银环蛇,出壳时像条蚯蚓,每年蜕皮长一点。这是条多年的老蛇,力气大毒性强,赤手抓它有危险,我用带来的烧火钳子,夹住蛇头拖出水,装进铁笼里。不一会儿,坟坑中水花翻腾,一条大蛇冲出水面,是条两米长的乌鞘蛇。这蛇无毒,我伸手抓住蛇脖子拖上来,它用身子缠住我的胳膊,越勒越紧。我的力气比它大,终于把它制服了,估计坟洞里还有蛇,可惜天黑了,只得收兵回营。
    干校的学员,多数是四野的军官,北方人,怕蛇。我和老邬异想天开,想让大家尝尝蛇味,第二天买了两只鸡和两条老蛇炖了大半天,去骨头加佐料和清粉,不亚于广州“蛇王满”老店的蛇羹。
    下午开饭,我们宣布有一锅美味蛇羹,欢迎大家品尝。二连百十口人,只有十几个去舀了一碗。吃过的人宣传好吃,许多同学预约,下次杀蛇一定要尝尝。在那风雨如磐的年月,大家被压得透不过气,捉蛇杀蛇是一大乐趣。过一星期我们又捉了一条大菜花蛇,还在公路上捡到被汽车压伤的金环蛇,考虑到想尝蛇羹的人多了,两条蛇太少,我跑到网岭收购站,买了一笼蛇,两条眼镜蛇,一条“烙铁头”(蝰蛇),一条银环,四条无毒蛇。“烙铁头”是剧毒蛇,据说只产在中国,外贸禁止出口。
    湖南山林多,本地人不吃蛇,省进出口公司在各县城镇设收购站,有捉蛇为生的专业户,当年蛇很便宜,每斤才八毛钱。
    老邬赶场买了一只大公鸡,两只老母鸡,没法搞到公猫,否则可来锅“龙虎凤”,老邬感到遗憾。
    星期天清晨杀蛇,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同学,几个向我要蛇胆,只给了他们三个,剩下的泡在白酒里自用。抗日战争在山东,一次打完鬼子浑身大汗,赤着膊子在山头上吹风贪凉得了气管炎,每年冬季咳嗽不断,二十多年治不好。这次杀蛇,每日生吞一个蛇胆,只吃了五天,居然把顽疾老病根除了。
    林彪摔死后,省军区和省委借调我去搞创作,我有机会跑遍湘西十县,上大山下天坑,游洞庭湖。湘西蛇特多,“烙铁头”是这里的特产,时常遇到一些苏州贩子,拿着麻袋收购蛇,做成蛇干带回去买给药店。
    有次探天坑,乘吉普车回吉首途中,公路上横穿一条大菜花蛇,我叫司机停车,下车追捉,蛇爬上路边石壁,我抓着蛇尾揪下来,捉住它的脖子,蛇弯下头来硬是咬了我一口,此蛇无毒,尽管手背有点疼,我紧卡住蛇脖子,它又施出一招,放出腥臭屎尿,我不放松,用绳子将它拴在车上,带回招待所饱餐一顿。
    在贺龙元帅老家桑植县,头一次看到许多蛇卵。蛇卵与鸟蛋不同,是软壳,像塑料做的。很想带几个回长沙,又怕孵出小蛇吓了旁人。在湖南十年,每次回北京,都想带几条蛇,可惜买不到合适的笼子,又怕上火车被查出来,总感到遗憾!
    大概受我的影响,儿女们都不怕蛇。1952年在广州珠江游泳,水面上游来一条水蛇,吓跑许多游泳人。我知道此蛇无毒,游过去将它拉住,回家时绑在自行车后衣架下面,上面坐着六岁的小女儿,我问她怕不怕?回答不怕。问她敢不敢吃?回答爸爸吃我就吃。1963年我家从东单搬到广渠门外垂杨柳,那时候劲松一带,到处是田野山坡,水坑小沟坟墓。有次我出差返家,发现儿子房中抽屉里有许多小蛇皮,原来是两个小儿子,在一间破屋中,找到冬眠的蛇巢,带回家里剥了皮。
    城里许多人家爱养宠物,猫呀狗呀的。我要是养宠物,一定养两条看家蛇,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狂想。

刊登在《海内与海外》2001年第七期  

重读《唐二虎》感慨系心头

    陆荧同志的新书《烽火情缘》中收入短篇小说《唐二虎》。我得悉后十分高兴,重读这篇五十年前的小说,忆起许多往事,不胜感慨。
    《唐二虎》发表在一九四九年武汉市长江日报上,受到好评,被不少报刊转载。当年我在中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将《唐二虎》编入“战士生活丛书”,作为战士读物在部队中发行,受到广大指战员们的欢迎。
    一九四八年中央七大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谈到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由乡村转入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我军广大指战员多是农民出身,长期在农村中工作、战斗和生活,进城后对工人阶级不了解,产生一些隔膜与误会,甚至违犯纪律。经过宣传教育,看到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和忘我的劳动精神,逐渐转变思想,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
    出于革命的政治热情,部队文艺工作者通过戏剧与小说反映这方面的题材,在军内外产生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可是当时有些文艺领导人却反对写从“落后到转变”的题材,要求文艺作品只能写乐观主义与党的领导。
    小说《唐二虎》写一个当了战斗英雄的排长,进城后住在工厂里,由于对城市生活不熟悉,无意中犯了一些小错误,甚至产生对工会个别领导的不满,后来通过实际教育转变了思想。这原是反映当时生活真实的好作品,曾被选为一九四九年全国优秀小说之一,本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却触犯了“从落后到转变”的禁律。
    与《唐二虎》的同时,我写了短篇小说《目标正前方》,梅幼先同志写了另一小说(暂忘其名)。我将这两篇也编入“战士生活丛书”,在部队中发行。
    建国初期,电影界掀起评《武训传》和《关连长》的恶浪,批判“从落后到转变”,这是恶浪中的一股浊流。当时我所在的文化部门首先围攻了我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继而又批评我的《目标正前方》,因为我编选了《唐二虎》和梅幼先的小说,也被认为都是我的重大错误。
    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某些人拿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某些论据作为尚方宝剑,各取所需乱砍乱杀,形成一条公式化概念化的“左倾”文艺路线。以后又发展到文革时江青之流提出的“三突出”来。
    “文革”前十几年,我国文艺战线上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凭着自己的良知,按照生活真实,按照真善美的艺术规律苦心经营的结果。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文化界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也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但由于外国的各种文化思想流入我国,而苍蝇蚊子也随西风涌入。
    某些人将洋人早已扔掉的破布,捡来当作新潮的旗帜。在金钱的贪欲下,不顾对广大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毒害,书市和屏幕上出现大批淫恶诲盗、武打枪杀、大款小蜜、二奶三陪、妻妾成群、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的精神鸦片。乃至封建主义沉渣泛起,辛亥革命被剪掉的“猪尾巴”充斥屏幕书摊。皇上娘娘、格格、阿哥借尸还魂。炫耀宫廷豪华,歌颂帝王英明,从戏说到篡改历史,精心塑造好皇帝贤清官。似乎中国需要一个真命天子,就可清除腐败,铲除贪官污吏,天下太平,以上这些现象,有些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纵容放任。
    重读《唐二虎》,想起五十年前对我的一枚公案,引发积压心头的感慨,止不住发点牢骚。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时刻注意才好。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记忆中难免有些差错,请大家指正。

2002.4.8 于厦门         
《唐二虎》见陆荧著《烽火情缘》P110  

遥望金门忆当年

  儿时不解“光阴似箭”,
  老来方信“人生苦短”;
五十春秋一瞬间,    
千般往事如过眼云烟。

    春节前,海峡两岸的“三通”问题,随着今年台湾航空公司包机迎送台胞回乡过节,又成了各类媒体热衷的话题。作为一个闽南人,自然特别关心两岸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两岸的关系,经历了若即若离、曲折坎坷的五十几年。虽然乘坐包机,要比过去必须在香港或澳门换机,已经方便了许多。但是,台湾当局仍然不准许包机直航,还要在香港落地。尽管如此,毕竟在两岸“三通”的问题上,向前迈了一步。
    我的故乡永宁,离厦门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每次回故乡,都要经过厦门。加上我有幸在集美读书,自然对厦门情有独钟。厦门因其地理上的特殊,直到90年代中期还是“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随着“一国两制”政策的不断深入,厦门已经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
    去年初夏到厦门,为了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和发送《白刃文集》,在老家永宁和厦门一住就是数月。为了助我一臂之力,三儿驱车从深圳来闽。使我在闲暇时,有条件畅游日新月异的鹭岛。驱车环岛,以往临海的荒滩小道,变成宽敞漂亮的柏油马路。像一条黑色的缎带,串起一处处洁白的沙滩。烈日炎炎,我们在海边泊车,畅游在天然浴场清凉的海水中,沐浴着被徐徐海风缭绕的日光,不觉心旷神怡。躺在柔和洁白的沙滩上,抬头远望,大小金门、大担二担、浯屿青屿,尽收眼底。心潮胜似海浪,不断汹涌澎湃,往日许多情景,一幅幅从眼前闪过。

    1957年夏天,我和作家海默,到厦门前线浯屿访问,住了半个月。白天找干部战士采访,夜晚观看来往香港的货轮。货轮的灯光对着我方,暗面朝着金门。大担蒋军常常向货轮开炮,浯屿我军立刻加倍还击,压倒敌人的火力,掩护货轮加快通过险区。
    返厦门,妇联林圣雪同志给我看了刘惜芬烈士两张照片,一张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一张是被害后肿胀的尸体。看后十分激动,胸中交织着惋惜、难受和愤怒,觉得有责任将烈士事迹教育后人。于是,我访问了当年中共地下工作的领导者郑秀宝同志,访问了曾和烈士一同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北京,我写了篇《党的女儿》,交《解放军文艺》发表,福建省将此文印成教材。
    1958年4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院长金山约我为该院写话剧,我谈了刘惜芬的故事,他要我尽快写出来,并召开艺委会。我给文怀沙、石羽、梅熹、张逸生等同志谈了故事梗概和分场情节,大家认为有戏,提出一些意见,我用了七天七夜,赶写出四幕八场话剧《白鹭》交了差。
    《人民日报》登出青艺排演的《白鹭》广告,由石羽同志导演。不久,青艺来厦门,在鹭江剧场演出《白鹭》,又到漳州、福州等地演出。

    1958年夏天,英美军入侵中东,占领黎巴嫩。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也叫嚷“反攻大陆”。毛主席发出号令,全国炮兵集中福建前线,福州军区司令叶飞将军亲临前线指挥,准备炮轰金门。
    为了拍摄新闻纪录片,领导上分配我写解说词,和一位摄影师一同工作。8月23日,我们登上了厦门的制高点云顶岩,走进一个碉堡,碉堡的顶上挤满了从北京和福州来的观战者。我们借助碉堡里四十倍的望远镜,清晰地看到了金门蒋军的活动,为了能更全面地拍摄炮击金门的实况,我们决定把沉重的摄影机架在碉堡顶的胸墙上。
    下午5点30分,斜阳夕照,金门岛上敌人的阵地,看得更加清楚。指挥部发出攻击号令,天空升起红色信号弹,隔海环绕金门的围头、莲河、浯屿、大登和厦门前沿的重炮,同时怒吼!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
    金门岛上冒起一团团青烟,摄影师抓紧时机,将这难得的场景摄入镜头。金门敌炮兵惊慌地还击,有些炮弹都落在大海里,几发炮弹在云顶岩上爆炸,轰隆声震耳欲聋。大约拍了五分钟,碉堡上观战的人群已飞快散去,只剩下我和摄影师。我们所在的碉堡,显然成了敌方的目标,炮弹不断落在附近爆炸。摄影师扛起摄影机,一声“撤!”我帮他拿着零件包,迅速钻到楼下。后来在电视中看到浓烟笼罩下的金门岛,成为炮击金门留下的宝贵资料。
    万炮轰击金门的场面蔚为壮观,效果十分显著。从外国广播中听到,当天台湾蒋军国防部长俞大维到金门视察,金门蒋军司令胡琏设宴招待。赴宴的高级将领先头到了宴会厅,挨了我军炮轰,彭湖司令吉星文中弹身亡。俞大维刚上车出门,突然听见震天的轰隆,炮弹雨点般泼来,立刻掉转车头,奔向料罗湾飞机场。
    炮轰金门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强硬声明”,国务卿杜勒斯大放厥词,威胁要出兵保护台湾;美国第六舰队和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游弋,声言要为蒋军护航。我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领海为十二海哩。9月3日,台湾两艘忠字号运输舰,载着蒋军士兵和物资,在美国军舰的护航下,驶向金门岛。我海军出动鱼雷快艇,向敌舰扑去。护航的美军发现,立即调转船头,逃到十二海哩外的公海,丢下蒋军狼狈挨打。两艘运输舰被我鱼雷击中,一艘沉到海底,一艘在料罗湾搁浅。
    美国舰队不讲信义,在护航中出丑,引起台湾蒋军的痛骂;台湾舆论大哗,指责美国果然是只“纸老虎”。
    炮击金门开始,大家以为要解放金门,解放台湾,都非常高兴。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高超的战略,要拖住蒋介石,把金门作为练兵场。美帝国主义早就叫蒋介石放弃临近大陆的金门和妈祖,好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蒋介石不同意,幻想将这两个海岛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于是出现战争史上一个“怪招”,我军宣布单日打炮,双日停战,让蒋军补充休息。

    炮轰金门的捷报,传遍神州大地,振奋全国人民。北京和各地文艺团体,纷纷到厦门前线慰问。京剧大师梅兰芳、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简称“人艺”)、上海越剧团的艺术家们…… 厦门沸腾了!正在福建演出的青艺也参加了慰问活动,到厦门和晋江沿海前线慰问部队。
    那正是“大跃进”年月,在“三面红旗”号召下,人们兴奋地要“一天等于二十年”。慰问团和个人都定出了庞大的计划:青艺每天分若干小组到街头宣传表演,我每晚给他们赶写反映炮击金门的朗诵诗,青艺回北京后,我又加入人艺到大小登岛和角屿慰问。这三个小岛离金门很近,最近的角屿离金门只有八千公尺,炮击时,每天都落下许多炮弹,我们和炮兵都住在滴水的坑道里。岛上没有剧场和礼堂,只能找间大屋为炮兵们演出《智取威虎山》,战士们坚守阵地,轮流看戏;演员们不辞辛苦,循环演出;不演出的同志,分到炮位上慰问。我背着琵琶,与梅阡同志到阵地上,为战士弹《我是一个兵》和《霸王卸甲》。
    说起弹琵琶,还得感谢南音大师纪经亩先生。那是1954年,我回家探亲,买了一只刻有“汉宫秋”的南琵琶。回到北京,找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琵琶教授李廷松先生,他教的是北琵琶,将我的南琵琶加了几个品,教我《霸王卸甲》和《浔阳夜月》等曲子。但我更喜欢故乡南音,纪先生教我从“番薯谱”《三千两金》学起。他写了许多新内容的南曲,我也写了一首《拜托风筝》新词,纪先生亲自谱曲,交金风南乐团演出。1958年5月初,我到厦门和纪经亩先生一行去漳州观摩民间艺人会演。几十人住在大庙里,其中有些双目失明和瘸腿的残疾艺人,看他们表演,向他们学习。纪先生写了新曲南音《送情人》,由艺校学生王彩珍演唱,得到好评。

    在厦门住了大半年,更多的时间是到何厝、黄厝一带前沿阵地采访。当年炮战中许多英雄故事、军民团结打老蒋的生动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炮战开始那阵子,双方打得激烈,前沿阵地一带的渔村、房屋被打塌、百姓被炸伤,特别是大小登岛上,毁了许多民宅,激起人民的仇恨,掀起支援前线的热潮。男女老少都争着拥军支前,青壮年组织起运输队,帮助运送木料、石头修炮床;大姑娘帮助搬运炮弹,她们天天在炮阵地看打炮,有次三炮手负伤了,一个大姑娘立刻代替他装填炮弹,动作利落,俨然是个熟练的“炮兵”。
    夏末秋初,热带风暴经常光顾东南沿海,大雨小雨不停地下。炮兵部队奉命开到前线时,为了轻装,每人只带两套衣服,连被子也撂在后方。炮兵们白天穿着湿衣服打炮,夜晚穿着湿衣服睡觉、好些战士伤风感冒,腿粗脚肿。
    何厝妇女主任何大娘领着一帮大嫂子、小媳妇,每天到各班收脏衣服,洗好晾干再送回。有天晚上,何大娘带着几个大嫂子,拎了几个大包袱的衣裳到连部,连指导员不好意思,说乡亲们每天支前,也是干一身湿一身的,还是留给自己替换。何大娘说现今不比往日,谁家的人没有几套衣服?硬是将包袱留下,真是雪中送炭。可打开一看傻了眼,里面有一半是女人的花衣服、红夹袄。分到各班去,战士们都不愿意穿女衫裤,只得抓阄,抓到花衣服,晚上穿着睡觉,日间仍换上湿衣服,后来看惯了,白日也穿着上炮位。
    大登乡的女乡长张韭菜,组织了272个妇女的洗衣队,每天冒着炮火,到阵地上收集战士们的脏衣服去洗;五十多岁的王大娘,整夜和年轻人一同修工事;大登乡的李爱花组织个铁甲突击队,搬石头、木材修工事,运送炮弹到阵地,比男人赶得还欢实;小登乡的女乡长洪秀丛,几次带着妇女们跳到海水里,抢捞被海水漂来的木料。
    大小登的男子汉,多半是渔民和船工,他们负责战时运输,在炮火中抢救伤员。有44个民兵直接和战士们在一起参加炮战。每天晚上,海岛上像开了锅,成千男女民工忙着搬炮弹,扛石头木料,挖战壕,修工事。
    大登岛上的民兵,还想出许多妙法,向金门蒋军进行政治攻势。他们放出200多个风筝,带有四万多份宣传品和安全证,落在将军阵地上;还用小船把宣传的大木牌,送到大金门的海面,每个木牌一个大字,写着“反对美帝占领台湾”。

    10月间的一个夜晚,我再次乘帆船从厦门到大登岛,走过一段漆黑的交通沟,下了七八级台阶,进入一个地洞。洞里很潮湿,墙洞里点着煤油灯,我躺在战士们的地铺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才发现,这个地洞叫“和平洞”。左邻右舍有“东风洞”、“胜利洞”…… 洞前交通壕上插着一个木牌,写着“北京街”。战士们用红花和纸蝴蝶装饰洞口,洞口还贴着红对联:“以海岛为家,以艰苦为荣”。沿着交通沟往前走,两边沟岩上长着相思树和龙舌兰,还有各种各样的花。浇花的战士说,这是全国各地少先队寄来的种子,在大登岛上已经过了几个秋冬。
    无线电兵带路,我们顺着纵横交错的交通壕,走向英雄一连。沿途的房屋,差不多被炸毁。营长崔大伟和副政委孙子高跟我谈了一连的英雄故事,这个连个人立功的占四分之三。
    4天后一个深夜,我乘着帆船到小登岛,这个岛上只有两个村庄,房子被打成废墟,居民几乎全迁走了。乡指导员洪顺利带我环岛走了一趟,告诉我许多生动的故事。
    小登岛上也有个英雄炮一连,百分之七十的人立功受奖。8月29日炮战中,敌人的榴炮弹在观察所爆炸,一块弹片飞进观察所,落在连长梅廷汉的头上,他一声不吭,用指头扣掉,满脸流着血,继续指挥作战。
    记得在前沿阵地的坑洞里,看到战士们写得一首打油诗:

如今武松有六亿,
可惜老虎是纸的;
纸虎若敢来送死,
别怪武松不客气!

    “炮击金门”对我们这代人已经成为永久的记忆。在厦门召开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期间,见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和台湾一些新老朋友。老友重逢,不禁嘘嘘感叹:时光飞逝!昔日芳华正茂,如今老态龙钟,而自己也到了“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八十四”岁了。
    会上讨论学术问题,会下谈天叙旧,把樽换盏。有朋来自金门,带来金门高粱酒和油浸海银鱼,酒香浓烈、鱼鲜味美。友人道,大登岛上的百货商店既有大陆的商品,也有台湾和金门的货物,金门的人经常到大登岛买东西。酒席间,提起旧事,感想良多。1937年,日寇占领金门。金门人民与大陆隔海相望,咫尺天涯,亲友不能相见。1949年,厦门解放,金门未能光复,仍与祖国隔离。一隔就是五十多年,两岸亲人望眼欲穿,青春少年等到两鬓斑白。
    无论如何,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祖国统一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挠!为了促进两岸的“三通”,我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努力,不仅将“前沿阵地”的厦门建设成经济特区,而且与金门岛在“小三通”上远远地走在了前面。海外朋友对厦门的建设,对祖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成就,都感到很高兴。遗憾的是:港澳虽已回归,台湾依然分离。
    会议期间,海内外作家纷纷摄影留念。我特地与台湾著名诗人于光中先生合影,还和台湾佛光大学穿袈裟的女作家照了一张相。两岸人民情义相通,祖国早日统一,是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共同心愿。

2003年3月 北京    
《战友》2003.2     
《海内与海外》2003.6  

八路军的好母亲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七十年前,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到处杀人放火。1941年冬天,日本鬼子调集了五万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大“扫荡”。八路军和老百姓和鬼子打了五十多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天凌晨,鬼子进攻我们驻的小山村,八路军抢占了村前的小山,掩护老百姓转移到大沟里的山洞躲起来。任务完成以后,掩护部队奉命撤退。战士陆保元退到山腰,大腿被敌人的炮弹片炸伤,一瘸一拐往村里跑,刚跑到村头,碰上妇救会周大娘和她十六岁的儿子,她们母子因为帮肋邻居跑反,自己走晚了。
    周大娘看见伤兵跑不动,立刻放下包袱,和儿子铁锁把陆保元藏到自家后院的菜窖里,窖顶盖上几捆山草。
    这时候,日本鬼子进村了,眼看跑不脱的周大娘和铁锁返回家门。院外一阵枪声,一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冲进门,揪住周大娘母子要伤兵。大娘和铁锁都说没看见,鬼子不信哇啦哇啦叫喊,汉奸翻译说:“太君明明看见八路跑进院,快点交出来!不然要你们的命!”
    周大娘母子一口咬定没看见。鬼子和汉奸在屋里前后院搜查,没注意被破墙和山草遮住的菜窖,又转回前院来,用剌刀对着铁锁,朝大娘叫喊:“不交出八路,你的儿子撕啦死啦!”
    周大娘的男人头年被鬼子抓劳工,送到关东挖煤,生死不明,她恨鬼子,心疼独生儿子,更热爱打鬼子的八路军,所以直摇头。
    村外传来一阵枪声。院门口跑过几个惊慌的日军,院里的鬼子急了,朝铁锁开枪,铁锁胸口冒血倒下了。大娘抓起一把锄头,朝鬼子头上砍去,鬼子转身朝大娘开枪,没打中,正拉枪闩要打第二枪,村外响起了捷克机枪,那汉奸大声喊叫:“八路打来了!快跑!”
    鬼子和汉奸跑出院子,周大娘把起地上的儿子,伤心的哭着。不一会儿,打院外进来几个八路军,将铁锁抬到屋里,请军医来抢救,铁锁己经断了气。
    “不看死人看活人!”周大娘说着,领着同志们来到后院,救出藏在菜窖里的伤兵。军医为陆保元清洗包扎。几个同志帮周大娘处理铁锁的后事,买了棺木,修了新坟。八路军和乡亲们都来给铁锁送葬,战士们在坟前宣誓,决心多杀鬼子,为铁锁报仇。
    负伤的陆保元跪在周大娘面前说:“大娘,从今日起,你就是俺的好母亲!”
    同志们也都说:“周大娘!你是八路军的好母亲!”
    每年春耕秋收,都有八路军来帮她做活,跟她啦呱,给大娘解愁闷。
    村里传着一首民谣:“周大娘失去一个儿,千百个儿女喊母亲,走了一群来一群,比亲生儿女还要亲。”

2003年春节,北京     
《孩子天地》2003.6 .145期  

嘉庚先生的丰功伟绩永存
——在首都侨界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北京市侨联和北京集美校友会让我在座谈会上发言,因我曾在集美学校念过书,非常敬佩陈嘉庚先生,他的丰功伟业在我脑海里永存。
    1935年我在菲律宾半工半读,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天,我和几个华侨爱国青年回国到南京。由于我们年轻天真,以为到了南京,就能找到参加抗战的工作,哪晓得人地生疏,救国无门。“七七”事变,大批北方逃难的民众南下。我们的旅费快用光了,只好返厦门。同伴们回菲律宾,我不死心仍留下等待时机。看见报上集美中学招生的广告,又听说在集美读书不收学费和杂费,不收每月四元饭钱,贫苦学生每月还能从学校领回几块钱养家费。于是我就投奔集美中学,在初中46组读了一年书。1938年夏天,我和林友声、陈耕国几位同学,到广州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经介绍去延安抗大学习,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到前方工作,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林友声同志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上甘岭指挥作战立下赫赫战功,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级国旗勋章。
    我谈这些,是想说明,尽管我们在集美读书时间不长,但受学校的教育,特别是受陈嘉庚精神的影响却很深远。因此,我认为纪念陈嘉庚诞辰,要大力弘扬嘉庚精神,为振兴中华民族,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
    陈嘉庚先生是个华侨大企业家,他目光远大,胸怀坦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他爱国爱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满清政府腐败,反对蒋介石独裁,拥护中国共产党。清朝末年,他毅然剪掉辫子,参加同盟会,捐款赞助孙中山干革命。抗日战争爆发,他联合南洋华侨,成立南侨总会,领导爱国华侨不断募捐巨款,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当陈嘉庚先生知道汪精卫主张和日本妥协时,立即致电国民政府参政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的提案。邹韬奋先生说:陈嘉庚的十一字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提案。汪精卫准备投降,国民党只开除他的党籍,陈嘉庚认为姑息了汉奸,打电报提出要严惩卖国贼。
    1940年陈嘉庚66岁,不顾年老有病,亲自率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慰劳团自带帆布床和蚊帐被褥,拒绝孔祥熙为他们准备的豪华宾馆,借招待所两处空房居住,雇请厨子自办伙食,并且登报声明:“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和民众招待之费。” 陈嘉庚到西北慰问考察,不顾蒋介石的威吓劝阻,坚决去延安访问。当他看到延安的一切,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晤谈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回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报告访问西北的观感,如实谈了到延安的见闻,大大激怒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陈嘉庚毫不畏惧地宣称,自己是凭良心和人格谈了真实情况,以后再请他谈归国访问,他还要说实话,决不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对国家社会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教育救国思想下倾资办学。陈先生没读过几年书,他看见家乡百姓愚昧落后,时常发生械斗,都是因为没有文化的缘故,于是他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1913年开始在家乡集美办小学,以后陆续兴办了中学、师范、农林、水产、航海等专科学校,接着又创办厦门大学。他把一生辛辛苦苦经商赚的钱,全部用作教育经费。甚至在生意困难资金缺乏的时候,也想方设法筹款,不让学校停课。近百年来,集美由一个封建落后的渔村,变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文明学村。学校山明水秀,成了厦门观光旅游景点。更重要的是学校培育出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在各条战线上为建设祖国努力奋斗。而分布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集美和厦大校友,也为所在国的经济发展和同中国的友好交往作出了贡献。世界上像陈嘉庚先生这样倾资办教育的恐怕找不到第二人了。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毛泽东主席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陈先生当之无愧。新中国成立后,这位不愿去国民党政府做官的华侨大企业家,却接受共产党的邀请,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侨联主席,进一步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嘉庚先生以“诚毅”二字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我认为“诚”和“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是集炎黄文化之美,是陈嘉庚精神的核心。百十年来,“诚毅”思想鼓舞着无数海外归来的侨生和国内学子,诚诚恳恳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立下对祖国和人民刚毅不移的斗志,为推翻“三座大山”,为复兴伟大的祖国勇往直前。
    集美校歌中有这样几句歌词:“树人需百年,美哉教泽长,‘诚毅’二字中心藏,大家勿忘!”我今年八十六岁,离休二十年,就是没有忘掉“诚毅”二字。在纪念陈嘉庚先生诞生130周年的今天,我再次呼吁,弘扬嘉庚精神,学习嘉庚精神,为振兴中华民族奋勇前进!

《集美校友》2004年12月25日 第六期  

以下三篇是在清理杂志时发现的——编辑

洞庭新歌——前记

    洞庭湖南岸不远的韶山冲,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
    洞庭湖畔的湘荫县,是英明领袖华主席到湖南当第一任县委书记的地方。华主席在湘荫工作将近两年,他晴天穿草鞋,雨天打把伞,夜晚提着一盏马灯,走遍了湘荫的大小堤垸和港汊,给湖南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
    后来,华主席主持了湘潭地区和全省的工作,他的脚迹踏遍罗霄山脉、九嶷山脉,土家苗寨和浩瀚无际的洞庭湖边。许多工程建设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许多英雄人物在他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他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湖南人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改造了洞庭湖。
    一九七二年夏秋之间,我到洞庭湖区参观学习,访问了一些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耳闻目睹许多生动故事,回长沙写了这篇《洞庭新歌》。
    在“四人帮”控制下的宣博文化机器,我的旧作品是禁书,我的新作品也难和读者见面,我想歌唱新人新事,他们却扼住我的喉咙。
    打倒“四人带”,文艺得解放!我从旧稿中找出这篇《新歌》,看了一遍,虽然事隔五年,许多生产的数目字已经改变了,上升了。但是旧洞庭湖区的许多英雄人物,还活生生地在我眼前;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还震动着我的心弦,洞庭湖的诗情画意,依然存在,宛如昨日之事,我不禁要重新放声歌唱,歌唱这被禁锢了五年的《新歌》。

编辑按:本篇正文请见[散文]《建设篇》中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大公报》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党的温暖
——一位老同志回忆罗帅的教诲

  我是个旧军队出身的人。在旧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除了拉封建关系,拜把兄弟,认乡亲同学以外,谈不上互相关心,更感不到一点温暖。
  回到八路军以后,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上级首长的关怀爱护,使我感到革命队伍里的温暖,党的温暖。
  我这一感觉,来之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来之于同志们的战斗友情,特别来之于罗荣桓元帅对我一次次的教诲。

第一次见到罗政委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日晚上,我从国民党的扣押中逃了出来,三日夜到了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分局领导成员接见了我,并听取我汇报国民党111师准备起义的重要情况。在这次汇报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罗荣桓同志,并聆听了他的发言。罗政委在仔细听过、问过国民党111师情况以后,作了客观具体分析。他认为111师这次行动,与当年“宁都暴动”不同,发生在国共摩擦而不是国共内战的时期;口号不鲜明,准备不充分,行动太匆促,中下级军官毫无思想准备;官兵中反共教育的毒素较深,与我党我军事前毫无联系。…… 这样仓卒发动,可能分裂叛离,很难完整控制。因此,他提出了适应上述的分析的对策和措施:立即派过去在这个部队中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帮助领导事变的同志掌握部队,去的同志要向这个部队的领导提出建议,使用“团结抗战”的政治口号,用它去团结内部、团结友邻部队和政权、群众;立即通知111师周围的我党、我军、抗日民主政权和各群众团体,严密注视该师的动向,随时向分局报告情况,争取处理情况时的主动地位,力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住起义部队。山东分局经过讨论补充后,同意罗政委的分析和措施。
   我听了罗政委发言,对他的分析判断,提出的对策措施,都觉得很客观、周到、对头,十分佩服。对下一步执行任务,有了思想准备,增强了信心。
   事情的发展过程,果然不出罗政委所料,在我们被分配去工作的同志还没有到达以前,这个师的队伍,在国民党的煽动蛊惑下,发生了大的分裂叛离。
   我们几个同志到了该师,向事变领导人提出山东分局的建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共同努力巩固这支部队。不久,罗政委派来一批优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战士,充当部队的骨干,并把部队开进了根据地内部,进行整编训练,发动驻地政权和群众慰问宣传,部队才慢慢地稳定下来。

急躁情绪要不得

  一九四四年秋天,在诸(城)胶(县)边地区的一次作战中,我指挥部队袭击一股过路的日军。原定敌人渡河时候发起攻击,将日军打乱,然后发起冲锋,把敌人歼灭!
   日军从我指挥所不远的地方渡河了,队形比较散乱。可是我们从后面打击敌人的连队还没有赶到,我怕日军跑了,立即带着一挺重机枪,荫蔽在村外一片杂草丛里,向日本侵略者开火!日军遭受突然的杀伤,队形更乱了。我兴奋地给重机枪观测,指示射击目标。日军发现了,向我们还击。我的头部暴露在外面,被敌人侧射的子弹,打穿了腮帮,牙齿也打落了几颗,我负伤失去了指挥能力。后面连队跑步赶来了,但因为没有形成合围,过早惊动了敌人,以致大部日军过河跑了,战果很不理想。
  罗政委从电报里知道我负伤,怕得了破伤风,连夜派骑兵从公路南送来血清。后来日军“扫荡”,我伤还没有好,住在医院里,罗政委派人通知,叫我跟随分局行动。当时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罗荣桓同志是山东分局书记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我到了山东分局,向罗政委检讨这次指挥动作上的错误时,罗政委说:“你当时的决心是对的,指挥也没有错,就是急躁了。后面连队还没有赶到,你一个指挥员,带一挺重机枪过早开火,怎么能消灭敌人呢?打起仗来,指挥员要勇敢,但勇敢和急躁两回事,急躁情绪要不得!你这仗打得不理想,就是急躁这个弱点,以后要接受教训。”
    罗政委实事求是的批评教育,我心悦诚服。罗政委对我负伤后的操心爱护,使我十分激动。后来要犯急躁毛病的时候,或者因为急躁而做坏工作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要想起敬爱的罗政委的教育。

为什么会让伪军跑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山东军区为了讨伐诸城和日照的伪军,打通滨海和胶东之间的联系,扩大根据地,迎接大反攻所举行的战役,集中了滨海六团和十三团,鲁中的一团和十二团。罗政委叫我担任这一战役的指挥员。我听了吃了一惊,心里想:这几个主力团的负责干部,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斗经验比我丰富,我怎么指挥得了?我对罗政委说,我的能力有限,经验不足,请首长另派人指挥。
    罗政委批评我说:“怕指挥是错误的!派你当指挥员,是经过分局讨论决定的。不要胆小,抗战形势发展很快,进入反攻阶段的时候,还要指挥更多部队作战。多和同志们商量,多听取下面的意见,随时掌握敌情的变化,仗是可以打好的。”
    在全体指战员的英勇战斗下,战役顺利发展,消灭了张步云伪一旅和三旅。后六团、十三团又消灭吕孝先所部,乘胜向另一股伪军张鸿飞部进逼!
    分局敌工部派在张鸿飞部队里工作的同志,听说我们的队伍来了,来见我说,经过这段工作,张鸿飞的伪军可以接受改编,并说张鸿飞要亲自来谈谈,问我见不见他?我当即和几位团领导商量,大家说可以让他来见。
    那位敌工同志把张鸿飞领来。张鸿飞说他愿意接受改编,请求我军不要逼的太近,他好向部下做工作,并说明天就可以答复。
    我答应张鸿飞的请求。他走后,我留下那位敌工同志,召集几个团领导一同商议。六团团长贺东生同志不同意我的做法,他说:“这些家伙鬼得很,你不逼近他怎么肯接受改编?”
    那个敌工同志说:“不要着急,可以慢慢工作嘛,张鸿飞亲口同意了,不至于反悔。”
    贺东生同志又说:“我看靠不住!还是把部队开拔去,不接受改编就把他打掉!”
    那个敌工同志说:“太紧就不好工作。”
    我也说:“已经答应人家了,不好失信。反正明天就见分晓,他要是不接受改编,再打也不晚。”我又对那个敌工同志说:“你赶快回去吧!”
    敌工同志走了。贺东生团长又提议,开一部分部队,堵住张鸿飞可能逃向胶县的道路。这一意见,我也没有采纳。
    果然不出贺东生同志所料,张鸿飞向我要了花招,争取了时间,连夜把伪军拉往胶县跑,把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员全带走了。幸亏贺团长发现情况主动追击,张鸿飞才把我们的敌工人员放了,但是张鸿飞却带着他的队跑进县城去了。
    这一错误是严重 。我回到分局见到罗政委,向他们了汇报,最后对张鸿飞跑进胶县,丧失战机这一问题做了检讨,归结我轻信张鸿飞的许诺,是由于我的见解太迂腐了。
    罗政委听了,在全面肯定这次战役胜利之后,针对我的检讨,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说你的见解迂腐,这是对的。但这是问题的表面现象,对他们那种人,怎么可以讲信义呢?在他没有接受改编以前,还是敌人嘛!你讲信义他不讲,结果上当了嘛! 你走的时候,我叫有事多找同志们商量,多听取下面的意见,你怎么开始记得,后来又忘了呢?是不是仗打顺利了,别人的话听不进去了?我看可能是这样。”接着他又说:“话还得说回来,前面指出你见解迂腐是表面现象,实质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世界观问题,有思想方法也有立场问题,两者互相关联,这确是你应该认真总结提高的问题。第一,我看你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说基本上是,是从你这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思想变化看出来的。你接受任务和战役初战续战中,都保持了谦虚谨慎,发扬民主作风,因而正确地执行全体指战员的意见,打了胜仗。这时你的思想方法,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但过后特别是到了张鸿飞伪军附近,你的作风变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起来了!你唯心地把由于全体指战员(当然也有你在内)的军事艺术和英勇牺牲所取得的胜利,当作了你一个人聪明才智的产物。因此,也就听不进贺东生等老同志的正确建议,一厢情愿地盼望张鸿飞能履行诺言,从而上当受骗,丧失了战机,这时你的思想方法变成(或者说回复到)主观唯心主义了。第二,从骄傲这个表现来说,除了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以外,也还有个立场问题。我们知道骄傲来自满足,而立场是分为阶级的,在现在社会中,最容易满足的是哪个阶级呀?当然是小资产阶级,它稍有余钱剩米,就喜出望外,稍有些微成就,就手舞足蹈,忘乎所以。而无产阶级则不是这样,因为它是要解放全人类的。从你这次所犯错误上看,显然是无产阶级立场没有站牢。我因为想帮你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说得严厉了一些,你看对不对?”
    罗政委这番批评,份量很重,态度很严肃诚恳,内容十分具体明朗,深刻透彻!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受过的党的教育。我除了感到懊悔、惭愧,更多的感到党的温暖。

难忘的教诲

    长期以来罗政委身体不好。早在一九四二年打甲子山,罗政委骑马指挥作战,两星期没有好好休息,得了肾病尿血。后来经常坐担架到前线指挥,一九四六年摘除一个肾。全国解放后几年,他旧病复发,时好时坏,而且并发其他病症。他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一直坚持工作,病重了在家休息,仍然接见来谈工作的同志,平日经常到天坛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锻炼。
    有次在天坛,我碰到罗政委,问候他的病况,盼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罗政委说:“每天出来走走,对健康大有好处,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个法门。光靠打针吃药,在床上躺久了,就起不来了。跟自己的病要斗,不能屈服,不斗就垮了。”
    罗政委的一生,都是在斗争中度过的。他顽强的斗志,感染了许多同志,给我很大影响。近年来,人老了,病多了,我总忘不了罗政委要和疾病作斗争的话。
    有一年,我犯了错误,思想负担很重,想找几个领导同志谈谈,打了许多电话,秘书们都说首长忙,没有时间。当时罗政委病重在家,我本想不去打扰他,可是别的领导人见不到,心里没有着落,不得不给罗政委打电话,罗政委要我马上到他家去。
    见面时,罗政委还是和往常—样,热情地和我握手,叫警卫员拿烟倒茶,亲切地叫我坐下,耐心地听完我的检讨。末了,他和蔼地对我说道:“你的检讨材料我都看了,对错误有认识,还要进一步好好整理,要正确对待错误,汲取教训。不要胆怯,抬不起头,不敢斗争。人还有不犯错误的? 我就有不少错误。党对犯错误的同志,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今后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工作中好好学习,经常警惕自己,更要鼓起勇气。跌跤子要靠自己爬,是不是爬得起来,要看自己啦!党和群众都会有正确看法,不会抛弃你的,……”
    在我—生中第一次遇到严重困难、心神不安的时候,罗政委比往常更热情的帮助我,伸出温暖的手挽救我,给我深刻的教育,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 彪和“四人帮”迫害,能够处之泰然,经受严峻的考验。
    万万没有想到,罗政委这次病中对我的教育,竟成了最后的遗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我住在北京医院治病,听护士同志说,罗荣桓元帅去世了。像晴天的霹雳,轰得我脑袋发懵,心似刀绞,我悲痛万分,眼里滚出泪珠。我支撑着身体离开病床,下了楼梯,走向太平间,站在罗政委遗容前面,望着他安详地躺着,我真想放声痛哭,但我竭力遏制着感情,在迷惘的泪眼前面,涌现出二十年来他给我教诲的情景。我默默地想,我应该怎么学习他的为人,继承他的遗志。

一九七九年  

    编辑按:本文的这位老同志就是万毅同志,万毅同志原为东北军111师师长,抗战时任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支队长,到东北后任抗日民主联军一纵司令。本文是由万毅同志口述,白刃同志记录。

从《兵临城下》到八十八岁入党

陈奇

    亲爱的读者,你看过电影《兵临城下》吗?你知道电影中充满正义感,冒着生命危险与围城解放军暗中联系起义事宜,使国民党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东北战略要地长春市,在被解放军包围了半年之后,没动一枪一刀顺利地和平解放,从而为和平解放北京创下先例的敌军团长其原型是谁?他现在在哪里?
    1955年,李峥先从朝鲜战场凯旋。胸佩自由独立勋章,在祖国旅大市留影。(照片)
    山东省菏泽地区商业局二楼会议室,鲜红的党旗挂在墙上,那金黄的镰刀斧头格外醒目,气氛很是严肃庄重。此时,追求共产党达半个多世纪的原国民党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副团长、国民党长春驻军所派出的第一位和谈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志愿军第五十军一四九师炮兵团团长、电影《兵临城下》中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所派出的第一位出城和谈代表——敌方郑团长原型、原菏泽地区商业局副局长、现已88岁高龄的李峥先,站在庄严的党旗前。他郑重、激动地举起了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
    李峥先凝视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凝视着那镰刀斧头,一串串热泪夺眶而出。记者采访他时,他掏出手帕擦着两腮泪花,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长春和平解放 李峥先功不可没

    1945年,李峥先任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副团长。在吉林南部双阳与解放军一次交战中,李峥先负伤被俘。解放军为李峥先治好了伤,送他到哈尔滨解放团学习了近7个月,使李峥先的世界观有了根本变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8年3月,他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时,我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大反攻,继解放了东北大部分城市尤其是解放省会吉林市之后,又包围了长春,形成兵临城下之势。
    为了敦促长春十万守敌起义,和平解放长春。东北野战军抓住时机,派李峥先等两人以潜伏的方式,打入长春,到原所在的国民党六十军做策反工作。李峥先在六十军的师团干部及诸多老同事、老部下和老上级之间斡旋,尤其是与颇有正义感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多次秘密交谈,劝其反蒋起义。经过李峥先的多次秘密劝说,在“兵临城下”5个月之后,在我军强大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及政治瓦解之下,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全军宣布起义,东北“剿总”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其所直接领导的蒋军嫡系部队新七军宣布投诚。
    肖劲光同志作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对李峥先在长春和平解放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长春和平解放,归功于在敌军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做地下工作的李峥先等同志。他们不怕牺牲,艰苦工作,掌握时机,与围城部队里应外合,功不可没。”

追求中共五十载 耄耋之年入了党

    李峥先原所在的国民党六十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李峥先担任团长。
    正式走向革命道路后,李峥先即向中共党组织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党组织通过考察,也同意他加如入共产党。但在填表时,由于他所填写的表格与组织调查的情况有所出入,加之当时“左”的影响,便以他对党组织不诚实为由,没有接纳李峥先入党。可李峥先没有任何怨言,而是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发愤工作。1951年赴朝鲜作战时,李峥先担任志愿军团长。他带领全团官兵,英勇奋战,视死如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大杀了美军的气焰。此时,李峥先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在一次战斗中,因团政委决策失误,被敌军偷袭,造成了损失。李峥先虽不负直接责任,但他的党员发展对象资格还是被取消了。李峥先仍然没有丝毫怨气。
(以下一段略)
    1998年初,李峥先在幸福地度过自己88岁的生日之后,他深埋心底几十年的入党激情再次萌发。灯光下他颤颤巍巍的手紧握着笔,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又由儿孙们搀扶着郑重地递交给局老干部支部。组织上经考察,认为李峥先虽在组织上没有入党,可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共产党无限忠诚,已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上级党委正式批准李峥先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并决定为其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万毅同志抗战时期在山东
李峥先同志由朝鲜归国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