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忆罗荣桓元帅

    人们喜欢将时光比成老人,其实这老人比谁都年轻,他长着一双飞毛腿,架着天马行空,在你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之间,飞越了几十万里路程,一眨眼的工夫。
    罗荣桓元帅离开我们,屈指算来,整整二十四个春秋,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却似昨日之事。
    二十四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国内波涛汹涌,个人生活坎坷,吃过酸甜苦辣,许多事情淡忘了,然而罗帅的形象,还是那样清晰!
    一个年近四十的八路军,魁梧的身材,灰色棉军衣,摘去“青天白日”帽花的护耳棉帽,打着人字形的绑腿,白布袜子,厚底布鞋。除了身上披着那件羊皮大衣,除了年岁比较大,和干部战士没有两样。
    那时候,我们大多是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三十出头,可他已经38岁了。他的方脸上,记录着十年苏维埃革命的风霜。宽大的额头上,偶尔出现长征中抢渡大渡河的波纹。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闪着严肃的目光。坚定的话音里,充满柔和的同志爱。令人吃力的是他那口湖南衡山腔,把“太平洋”说成“大平洋”,而“大西洋”却说成“太西洋”,“什么样子”说成“什么样范”……连听带猜只懂个七八成。
    这是1939年冬天,我们从太行山上,千里行军来到山东鲁南,在抱犊崮(趵突崮)山区大炉村,第一次见到罗荣桓同志,听他报告山东抗日战争形势时留下的印象。他当时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以为他是个工农出身的首长,后来才知道他在青岛大学念过书。
    我在抗大学的是防化学毒剂的专业,分配到师司令部五科当化学参谋。侵华日军经常使用毒瓦斯,我军干部、战士多数来自工农群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为闻了毒气就会死人。我的任务是向他们讲解各种化学毒剂的性能和防毒知识,作了实验,证明毒气不可怕,解除大家心理上的恐惧。
    当了几个月化学参谋,忽然被调到政治部编报。这意外的调动,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和笔杆子打交道的命运。参军前,我在菲律宾做救亡工作时,曾写过一些文章。到延安后有人劝我上鲁艺学习,我想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为的是拿枪杆子赶走日本强盗。远渡重洋经过许多曲折到了革命圣地,不学习军事政治到前方打仗,岂不违背自己回国的初衷?因此坚决进抗大。从延安到甘肃庆阳,又从庆阳到晋东南,好容易走到山东,在主力师当参谋,忽然叫去搞宣传工作,心里不愿意。
    组织部长梁必业同志找我谈话,说是工作需要。我在抗大一年多,知道部队有铁的纪律,命令要坚决服从。没有二话,我背着背包到宣传部,赖可可部长分配我去新闻股工作。谈话中,我才如梦初醒,原来是在履历表上,看到我曾经在马尼拉《华侨商报》社工作,还编过《救亡月刊》,因此把我调来编报。
    师政治部办了两张报纸,一是对部队的《战士报》,一是对地方的《时事通讯》,都是七日刊的油印报。“印刷厂”是一副挑子,行军作战由一个战士挑着。《时事通讯》由新闻股负责编辑出版,股长陈虞榕同志兼主编,股内有个译电组,翻译延安新华社的电讯,倪康华同志守着一架收音机,每晚抄收中央社的纪录新闻。我的职务是新闻干事,实际工作是编辑、记者兼校对。
    列宁说过,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宣传者和鼓动者。罗荣桓政委对两张报纸都很重视,经常自己写社论,或由赖可可撰写后经他修改,时常改得很多,以致我们抄写时要格外小心。有时叫我们去听他讲了要点,让我们写好由他修订。每次报纸出版,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及时指出有问题的地方、不通顺的词句和错字。记得有次报道打败日寇进攻,标题“雷公打豆腐”,他看过后批评说:“你们把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比成豆腐,很不恰当!如果敌人是豆腐,何必雷公来打?打烂豆腐算得什么英雄?现在还是敌强我弱,不恰当夸大自己的力量,会产生轻敌骄傲情绪,对作战不利!”有次他看到新华社《社论》,不点名指出某些根据地的缺点,便对我们说:“这一条是指我们山东的,要警惕啊!”但对表扬山东的事,他从不吱声。每次组织战役或战斗,罗荣桓都让宣传部派我们随战斗部队行动,让我们亲身体验战争生活,得到战火的锻炼,能及时报道部队的战斗经过,表扬英勇作战的指战员,同时他又嘱咐战斗部队指挥员,注意记者的安全。1944年以后一些重大战役,政治部都组织记者团到前方,并吸收地方新闻工作者参加。莒城战役中,记者团随作战部队到最前线,不幸伤亡了五位同志,受到延安总部及新华总社专电表扬与慰问。
    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是个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到鲁南后因闹婚姻恋爱,竟对自己的头部开枪。如此轻率地自杀,在我军中没有发生过。罗荣桓感到痛心、惋惜与气愤!他分析黄励的死,是小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恶性膨胀,政治上脆弱,对艰苦的敌后游击生活发生厌倦,对长期抗战失掉信心,以此教育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干部。
    黄励死后,罗荣桓一直住在政治部,使我们有机会和他朝夕见面,经常聆听他的教诲。1940年秋天,肖华同志调到师政治部当主任,罗政委才与司令部住在一起,他对报纸仍然十分关心,不断对我们进行教育。
    1940年夏天,为了打开与沂蒙山区的交通,我军发动了天保山战役,消灭勾结敌伪的廉德山大队。中共鲁南区党委南下与师部会合。罗荣桓当时兼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他决定将《时事通讯》交地方,扩大发行,改名《鲁南时报》。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要求师部派人去负责,和赖可可商量。那时候,部队的宣传文化干部很缺,赖部长不愿派人,经过协商,临时借用,政治部派我带着报纸去。临走前赖可可对我说,去一段时间,把报纸办好了,仍然回政治部。鲁南时报社成立时,林乎加在会上宣布我任总编辑,我感到突然,内心惶恐,好像一个只能挑五十斤的人,给加了百斤重担。我深知自己的分量,政治水平不高,文化素养有限,工作经验不足,在师部我只是个副手,有罗政委和其他领导同志把着手教,出不了多大差错。如今要独自负责一个报社,人员增加,范围扩大,对地方情况又不了解……我向林乎加同志提出,请求当一般编辑,理由是年纪轻、水平低、无经验。林部长说:“边干边学吧!大家都很年轻嘛!”是啊!他当时也只二十多岁,比我大几岁,我的理由被否定了。
    赶着鸭子上架,我只好兢兢业业工作。《鲁南时报》创刊号出版前,我去请罗荣桓政委题写报名,他欣然接受,认真地用毛笔写了十几张,挑一张比较满意的交给我,谆谆地嘱咐道:
    “到地方上工作,要保持部队艰苦朴素的战斗作风,谦虚谨慎,搞好团结。好好听从区党委的领导,努力办好报纸。”
    每听罗荣桓报告,或是对干部讲话,他都强调谦虚谨慎、注意团结。他常说,新老干部关系不好,老干部要负主要责任;部队和地方关系不好,部队要负主要责任。我谨记罗政委的指示,小心谨慎,尽力办好报纸。
    1940年秋天,二次世界大战打得火热,德国飞机不断轰炸伦敦,希特勒扬言要渡海进攻英国,暗中却准备杀向苏联。中国抗战进入新阶段,侵华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引诱重庆国民党政府投降。蒋介石一方面暗中派人和日寇勾结,企图和南京的汪精卫合流,命令华北和华中的国民党军,实行“曲线救国”,投降敌人当伪和平军;一方面不断制造“摩擦”,阴谋掀起反共高潮。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向敌占区进军,攻城夺寨,破坏铁路线,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提高全民抗战的信心,揭穿国民党宣传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谰言……
    每天收到五花八门的电讯,七日出一期的《鲁南时报》,容纳不了这许多消息,必须分析、整理、综合。作为地方报纸,山东和鲁南的新闻要占一定比例,而这些新闻主要靠采访。报社只有几位编辑兼记者,每期还要写社论或评论,工作量很大,忙得我头昏脑胀,实在很吃力!好在当时年轻体壮,记住罗政委的话,多向领导请示,勤和同志们商量,才勉强完成任务,没出大错。这段时间,是锻炼学习的好机会,使我明白“从战争中学会打仗,在工作中提高能力”的道理。这是党在战争中培养干部的方法,也是罗荣桓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为什么要像启蒙老师把着手教的缘故。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在茂林地区围攻奉命北上的新四军军部,叶挺军长被扣,项英副军长被杀害,造成了中国抗战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篇,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表示了无限愤慨和严重抗议!
    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一一五师南下苏北,驰援新四军。当时我们和师部驻在费县西北十八村地区,相距不远。有一天接到通知,调我回师政治部,任《战士报》副主编,随军南下苏北赣榆县。不久,主编调六团当宣传股长,报社的工作由我负责。
    《战士报》创刊于江西苏区,是红四军政治部的机关报。红四军由“南昌暴动”和“秋收起义”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的,长征时改编为红一军团。罗荣桓先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后当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到陕北,《战士报》继续出版(抗战期间我们还保存红军时代的《战士报》,记得报上印有红军长征的路线图)。抗战开始,陕北的红军编为八路军,一军团的主力编为一一五师。朱德同志为《战士报》题写报名。这张报纸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的机关报。
    我回师部,肖华同志半年前调政治部当主任。肖华14岁参加红军,16岁任国际青年师政委,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型关战斗以后,他率领部队挺进冀鲁边区,调回师部前是鲁西军区的司令员。肖华是罗荣桓培育的我军高级将领之一,他在《艰苦岁月》书中,称罗荣桓元帅为“良师”,记述许多罗帅培养教育他的事例。肖华在师政治部当主任,除了外表上短小精干、活泼敏锐、时露笑容,与罗荣桓不同。他的平易近人、胸怀宽阔、关心爱护干部、艰苦朴素、领导思想和工作作风,简直是罗荣桓的再版。肖华当年只有24岁,我对这位仅比自己大两岁的青年,已经成长为一个能征惯战、政治经验丰富的将领,十分钦佩,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幸福。
    罗荣桓离开政治部,对《战士报》的关心如故,重要社论亲自执笔,时常当面给我们指示。每期报纸出版后,他仍然看一遍,有时报上的标点符号用的不当,都要指出来,使我们更加小心谨慎,不敢懈怠马虎。记得1941年夏天,庆祝《战士报》创刊五百期,在山东滨海区一个小山庄的露天大院里开纪念会,罗政委到会讲话,简单谈了《战士报》创办的历史,当年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关心指导,有的还参加编辑工作。罗荣桓称赞报上刊登工农干部和战士的文章,照登错字错句,而在括弧里加上正字正句,有助于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鼓舞大家写作信心。他说报社聘请部队干部战士当通讯员的做法很好,他们拿了聘书,就觉得有责任写稿,可以及时反映部队的战斗和工作。由于每期发表工农干部和战士的文章,每天收到大量稿件,报社把不用的退还,提了意见,帮助改了错别字。罗荣桓勉励我们坚持做下去,大家辛苦一点,对部队有好处。报纸要全军来办,才能办好。罗荣桓指出报纸的缺点,主要是指导性的文章太少,要我们组织刊登一些战斗和工作经验的文章。他说工农干部经验丰富,因为文化低写不出来,要报社派人去帮助整理。罗荣桓听说个别部队领导,对稿费有意见,说什么作者写稿发稿费,那么战士打枪也该发打枪费啦!他指出这虽然是玩笑话,但不妥当。稿费还是要发,几毛钱嘛,买两斤花生大家吃,也是鼓励嘛!
    1941年夏天,山东组织一次文艺汇演,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纵队宣传大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妇联姐妹剧团、教导二旅火光剧社、山纵二旅突进剧社、抗敌自卫军文工团和临沭县宣传队参加演出。除了自编的节目,还演了两出大戏——《雷雨》和《李秀成之死》。演出的地方离最近的敌据点十几里,夜里的汽灯照亮了天空,敌人在据点里看得清清楚楚。这股演大戏之风是从延安刮来的。延安是大后方,当然不成问题;山东是战争环境,就显得有点太平观念。罗荣桓对汇演不热心,但对分局负责同志的主意,不便反对。演出两三天即引起附近日军的注意,进行了一次骚扰性的“扫荡”。
    从红军开始,部队的剧社和宣传队,主要是为战争服务,配合当前任务,编写演出短小精干的节目。平时写标语、开群众会宣传革命和抗日的道理,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战时在行军路上设鼓动棚,参加战勤工作。宣传队还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少连队指导员和文化教员,都当过宣传员。
    汇演之后,有些同志热衷于看大戏、演大戏,《日出》和《阿Q正传》跟着上演。
    1941年冬天,5万日伪军“扫荡”沂蒙山区,在大青山突围中,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类似省政府)的机关损失惨重!战后罗荣桓在《战士报》上撰写社论,总结反“扫荡”工作,文中有“平时歌舞升平,战时则狼狈不堪”的词句,就是对那种不顾战争环境的太平麻痹思想,进行严厉的批评。
    1942年,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倡议下,师政治部出版一本抗战中我军挺进敌后作战的书,用文艺通讯形式,描写战斗经过及英雄故事,指定由我来编。宣传部和报社的同志,分头收集材料写作。书中写了大战平型关、广阳合击战、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午城井沟战斗、樊?战斗、草桥“阅兵”、梁山歼灭战、陆坊突围、青口战役和沂蒙山区反扫荡等篇。书名《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也是朱端同志起的。编完书,我去请罗荣桓政委写篇序言,他高兴地答应,很快交了稿。序言短小精炼,文字轻松活泼,可惜我保存的书已丢失,只记得序文最后一句的大意:我军在敌后歼灭日寇这些战斗,成为抗战胜利的嘹亮歌声。
    这书是三十二开铅印本,书前附着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木刻像。这是师政治部出版的第二本书。一年前为了纪念“八一”建军节,我们根据肖华同志长征时的日记,分工写了《长征故事》,在报上发表后印成小册子。这本小书流传较广,全国解放后有的出版社翻印发行。
    罗荣桓对《战士报》的重视,对报社人员的关心,使我们深受感动。部队长期处在偏僻的山村,经常行军转移,报社人手少,必须日夜工作,才能按期出版。夜间编报写稿,靠一小盏豆油灯取明。当时豆油也很缺,部队每人每天只吃三钱油。打夜班向伙房领油,总是不够用,只得把灯芯棉花搓细,影响大家的视力。罗荣桓知道了,把管理员找去,叫他给报社多发点灯油,别把大家的眼睛搞瞎了。
    原先《战士报》是油印版,每期八开两版,只能容纳六、七千字,工作开展后,来稿多了,只好尽量压缩,好文章不能及时登出。罗荣桓为此操了心,派人到微山湖西,搬来一架手摇的铅印机,抽调干部和宣传员,成立印刷厂。印刷厂不能随军行动,在一个山村隐蔽出报。我们编好稿、划好版面,派人送去排印,印好了用牲口驮回来发行。
    敌后纸张奇缺,印刷厂的同志费尽心力,赶集时向跑敌占区的老客购买纸张和油墨,有时冒险跑到边沿区去买。部队经费困难,干部战士每人每月发一元津贴费,每天吃五分钱菜金。供给部的同志尽量节约,一个小钱看成碾盘大。印刷厂的经费时常不足,有一次纸张用完了,到供给部领不到钱,只好向罗政委汇报。罗政委立刻带着印刷厂的同志,骑马到供给部,责问何敬之副部长为什么不给钱?说:“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啊!有时候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无论如何困难,也要保证报纸按期出版。”
    抗战开始,山东各地中共党员,纷纷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抗日游击支队。山东中部的沂鲁山区,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地方党的同志缺乏战争经验,把沂山、鲁山等重要山区,让给东北军驻防。随着反共高潮,东北军中的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中共地下党员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同志被逮捕关禁,谷牧、王振乾同志率领一批地下党员撤离东北军。东北军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在病危时闻知蒋介石密令于学忠杀害万毅,不愿部队落入反动派手中,立即率部起义。该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纠集部分反动军官,挟持部队抢占甲子山区。起义军被迫撤到滨海根据地,常恩多师长在转移中病逝。
    甲子山区在莒日公路以南,是我滨海与胶东的重要通道,不能落入反共军手中,滨海我军两次帮助起义军讨伐孙焕彩,均未奏效。1942年12月中旬,我军集中兵力,第三次攻打甲子山,分局书记朱瑞和代师长陈光在前方指挥,接连两天没有打下,部队伤亡很大。罗荣桓正在后方参加生产节约大会,闻讯后万分焦急,立即带着骑兵排飞驰前线,与朱瑞、陈光研究初战不利的教训,改变攻坚战术,重新向敌人进攻。孙焕彩支持不住,率残部逃跑,我军收复甲子山区。
    刚听到胜利消息,赖可可部长到报社,说接到罗政委的电报,要我到前方去见他,我骑马奔赴甲子山区,见了罗荣桓政委,问首长有什么指示?
    罗荣桓高兴地说:“你赶来了,很好。甲子山打下去,去了一块多年的心病,要写篇社论。”他叫我坐在一张桌子旁,口述社论的要点,我详细记录下来;他要我立时动笔。他在另一张桌上给中央军委写电报,汇报收复甲子山的情况。我写完社论,他边看边改,又叫我抄一遍,重新看过,改了几个字,交给我说:“这一期就登出来。你到作战科要份战报,发个消息。”吩咐完了,他坐下写了封短信,叫我带交给他夫人林月琴同志。
    当晚我到参谋处要了战报,打电话给作战部队政治处,请他们写些战斗英雄的故事。第二天清晨我回师部,向赖部长报告,着手编辑一期以甲子山胜利为中心的《战士报》。
    1939年秋天,微山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详见本书《微山湖的浊浪》),中共湖西区党委几位部长及大批革命干部被杀害!事件挑起者是暗害分子王须仁,区党委书记亦负有重大责任,而罪魁祸首却是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闻知,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带着特务连飞驰到湖西,挽救了尚被关押的几百干部,调四大队到鲁南郯马一带,将王凤鸣撤职,调回师政治部处理,并电告中央。后来中央接到被害者家属的控告信,决定开除王凤鸣党籍,判处徒刑。文件于1941年2月发出,辗转到山东已是夏天。当时师部正在滨海区蛟龙湾召开全师政工会议,罗荣桓看到文件,和师部几个领导研究后,打电报叫王凤鸣来师部。王凤鸣经过批评教育,分配到教导大队工作,此时任六团团长。那天上午,罗荣桓正在大会上宣布中央的决定,我当时任会议记录,看见王凤鸣骑马来到会场,肖华立即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当天下午,罗荣桓亲自和王凤鸣谈话,告诉他中央的决定,要他好好改造,日后前途还是光明的。王凤鸣口是心非,当面说服从组织决定,半夜里偷偷起来,穿着裤衩骑马仓惶逃跑,跑到赣榆县投敌,改名杨步云,当了汉奸汪精卫的和平军旅长(一说伪别动队队长)。
    王凤鸣的叛逃,出乎大家的意料,引起了震惊。第二天,罗荣桓当众检讨自己对他“姑息”。罗荣桓说,“肃托”问题复杂,类似当年苏区反“AB团”。王凤鸣政治上幼稚,却以马列主义者自居,骄傲自大,目无组织,被坏人利用。念他从小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年纪还轻,觉得经过改造还可以用,想不到会叛变投敌,这是对他姑息造成的恶果。罗荣桓以陈(光)罗名义电告中央,并作检讨:“我们对王凤鸣有迁就姑息,这个错误我(荣桓)负责任,请求中央给予批评和处分。”
    王凤鸣熟悉我军内情,懂得我军打仗的一套办法,他在苏北新浦当汉奸,靠近我六团防区,六团有些怕吃苦的动摇分子,被他瓦解过去。他还配合日军蚕食海陵地区,安了几个伪据点。师政治部协理员罗保成,犯了错误怕斗争,投奔王凤鸣当了伪大队长。
    海陵在陇海路北,是我滨海根据地的南疆。罗荣桓和陈光早想铲除这心腹之患,1942年11月初旬,陈光亲临前线,指挥教二旅各团,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连克十余伪据点,活捉了叛徒罗保成。
    罗保成原是个俘虏兵,在红军中受过教育,旧军队的习气不改,打仗时“发洋财”,平时吃吃喝喝,问他钱从哪儿来?总说是红军时分的伙食尾子,剩下的五块大洋。五块钱老是用不完,因此有“老五块”的混号。此人年过三十,身体瘦长,偻佝腰,驴马面,老鼠眼。叛逃前夜里鸡奸小勤务员,小勤务员喊叫,闹出丑闻,党支部要开斗争会,他夜里悄悄地跑去投敌。
    公审罗保成的大会上,他被押上台,双腿打颤,小眼低垂,偻佝腰弯成虾米。罗荣桓政委讲话,愤怒地指着罗保成,喊出第一句话:“狗!一条疯狗!”公审完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我以《狗》为题,写了篇报告文学,登在《战士报》上,那逖同志刻了个狗头作为题图。
    1942年1月,春节前,临沂敌伪军“扫荡”沭河边,烧杀抢粮,奸淫妇女,醋大庄一带火光冲天!陈光代师长正在滨海区,对敌人的暴行非常愤怒,调动教二旅的六团、四团和地方武装,连夜奔袭郯城,歼灭日军一个小队和数百名伪军,活捉日本教导官,解放郯城!乘胜攻克马头重镇和十七个据点,缴获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一五师挺进鲁南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创下敌后攻城的典型战例。我在前方访问了陈光师长,他把发起郯城战役的动机、作战过程和指战员英勇杀敌,谈了大半宿。我写了一篇《陈光将军访问记》,带回师部交罗政委审阅。
    郯城战役前,罗荣桓正在山东分局开会,陈光没有和他商量,也没有跟肖华等军委会同志研究。罗荣桓看完了访问记,叫我到他那里,说道:“仗已经打了,胜利很大,部队很勇敢,战术上是成功的,应该好好宣传。”说到这里,他沉吟了一阵,皱了皱眉头:“目前山东形势,仍然是敌强我弱,中央指示要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战略上没有变,打这样的攻坚战还不是时机,部队的伤亡很大,兵员不好补充,占了城市也守不住,过分刺激了敌人,必然引起鬼子的报复!”
    罗荣桓高瞻远瞩,估计被证实了。郯城只占了三天,敌人调动兵力反攻,收复的县城和伪据点又被敌占领。跟着,敌人对滨海区进行冬季大“扫荡”,根据地受了一些损失。
    1943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山东部队进行精简整编,成立新山东军区。原山东军区、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陈光同志调延安学习,不久朱瑞同志也去延安。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此时罗荣桓身患重病,肾里长了瘤子,经常尿血。他曾致电中央,要求休养半年。毛泽东、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后来他到华中新四军治病,没有治好,很快回山东,行军作战时躺在担架上指挥。
    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工作很快展开。农村减租减息,清算恶霸地主的罪行,群众发动起来,青年踊跃参加子弟兵,部队壮大了,攻克根据地周围许多日伪据点。解放区扩大了,沂蒙、鲁南和滨海区连成一片。《战士报》原来发行的对象,主要是师直属队和教二旅三个团。新山东军区成立后,要面对全山东的部队,显得鞭长莫及。罗荣桓决定移交滨海军区,并改名《民兵报》。“民兵”二字报名,请罗政委题字。有人说滨海部队都是主力军,叫“民兵”不大合适。罗荣桓解释说:“主力军和地方武装,都是人民的子弟兵,叫‘民兵’还是恰当。”新山东军区政治部出版《战士月刊》,发表总结性指导性的文章,我奉命留下编辑这个月刊。
    机关合并,人员整编,许多同志下战斗部队工作。我想当年回国,原想扛枪打鬼子,到前方五、六年,只是拿笔杆子观战,没尝过打仗的滋味,未免有点冤枉,日后如何向南洋的朋友交代?这种心情不便曝光,想下连队却是真实感情,于是我向罗政委和肖主任写报告,请求下连队锻炼,得到批准。组织部在介绍信上,写下我的志愿。
    我背着背包到滨北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连长张洪生、副连长唐林根、营长江拥辉、教导员黄玉昆,都是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的战斗精神和工作作风,是我学习的老师。二连的班排长和许多战士,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下连队不久,一营奉命到诸城、胶县敌占区,打通和胶东的交通线,在那里和日本鬼子、汉奸李永平部,进行了六次战斗,攻下大洼,拔掉插旗崖据点,我尝到带兵打仗的滋味,得到很大锻炼。当时根本想不到日后要当作家,但这些亲身体验的战斗,对我后来写战争大有帮助。
    1944年夏天,我被调回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几个月后,又被调回山东军区政治部,在《山东画报》社工作。这期间,罗荣桓身负重任,长期生病,工作上没有联系,很少见面,可是在山东的日子,我亲眼看到几件事,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应该补叙一下:
    1940年5月,4000日伪军分七路进攻抱犊崮山区,我军主力转移到外围,师部和特务营,留下与敌人周旋。罗荣桓把政治部干部,分散到地方上发动群众、当侦察员。他带着少数干部和警卫连,跟鬼子打游击。有天下午听到枪炮声,罗荣桓同几个警卫员上山,赖可可和我跟着去。我们躲在大石头后面,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山沟里朝山上打枪开炮。炮弹在附近开花,子弹在身旁噗噗响,我有点惊慌,可看到罗政委举着望远镜,沉着地观察监视敌人,也就不害怕了。
    同年,朱总司令号召部队剃光头,为了讲卫生,也避免头部负伤治疗困难。但是,号召不等于命令,要自觉执行。我们当时都留着“洋头”,谁也不愿“当和尚”。有天下午游戏时间,罗荣桓来到操场上,背后警卫员拿着一把椅子,大家以为他来看打球,不料他坐下,来了个理发员,把他的长发剃光。这种以身作则、无声的教育,是我军的优良作风。大家不好意思再留长发,第二天纷纷找理发员剃掉。
    罗荣桓外表很严肃,初见令人生畏,时间长了谁也不害怕,他从不骂人训人,不发脾气,有问题都愿找他谈。不过他也是个人,也有喜怒哀乐,只是不大外露罢了。我曾见他两次发火,都是在五月反“扫荡”时候。罗荣桓有一对儿女,男孩子在东进山东路上生的,取名罗东进,女孩子在南下郯马时养的,叫罗南下。南下是几个月的婴儿,行军时由一位挑夫挑着。有次夜行军过封锁线,忽然听见婴儿哭声。按照夜行军纪律,不准吸烟、不准咳嗽,以免暴露军事秘密。罗荣桓听见女儿啼哭,急得冒火,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怎么搞的?快去叫林月琴抱着,不要再让她哭啦!”
    另一次夜行军,拂晓前在小山村宿营。村前高地上一片松林,派哨兵放警戒。天大亮,松林里传来嘈杂声,把罗荣桓吵醒。他听警卫员说,松林里来了许多东北军,马上跑到总务科,怒气冲冲地责问:“张科长!你有头脑没有?怎么随便让人家住松林里休息?”张科长说:“他们是躲鬼子跑来的,我想他们是友军嘛!”罗荣桓更火了:“友军?里面有反共派!你让他们占领高地,如果起了坏心,架起机关枪,我们就要被消灭!”张科长不敢吭声,罗荣桓继续说:“这样大事你不请示,自作主张,乱弹琴!太麻痹大意了!马上叫大家起床,加强警戒……”
    当时我正到总务科有事,第一次看到罗政委发这样大的火。原先我也认为“西安事变”以后,与东北军一向友好,鬼子向他们进攻,让他们在驻地休息,不会有问题。听了罗政委的话,好像给自己上了一课。
    罗荣桓生活朴素,除了抽烟、吃辣椒、下下象棋,别无嗜好。1941年在蛟龙湾开政工会,他和邓克明旅长休息间下棋,两人为一步棋互不相让,争的脸红耳赤。肖华在一旁和稀泥,说着“算了,算了!”但他们还争执不休。看来凡事认真的人,大事小事都不马虎。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中旬我奉命去东北,任安东(今丹东)广播电台台长。10月下旬罗荣桓调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政治委员(司令员林彪)。次年春天,他去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治病,路过安东,在镇江山一座小楼休息。我和几位山东刚来的同志去看望老首长,罗政委谈了东北战争形势,说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决心消灭共产党,大搞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不断向东北运兵,不能有和平幻想。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有些同志进入城市,被花花绿绿迷住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奋斗的老传统,争房子,争汽车,争沙发,甚至撤出城市时,把沙发装车运走。这怎么得了!这样搞下去,会脱离群众。现在还在打仗,怎能这样搞?即使胜利了,也要保持艰苦朴素嘛!不然,我们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坐不牢!李闯王的失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是历史教训。同志们一定要警惕呀!”
    听完老首长一席话,下楼时看到他的夫人林月琴同志,自己动手洗着一大盆衣服,大家深受感动。本来每个首长都有警卫员和勤务员,搞卫生洗衣服,也是他们的工作,可林月琴自己做了,这就是罗荣桓刚说的:“要保持艰苦朴素嘛!”
    1946年四平保卫战过后,罗荣桓回到哈尔滨。7月上旬,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精神,统一了思想,公布了“七七决议”。罗荣桓带着夫人及孩子,放心去莫斯科动手术,切除生了肿瘤的左肾。1947年夏天回哈尔滨。我因公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顺便去探望老首长,看他恢复健康,精神奕奕,为他除掉痼疾感到高兴。林月琴安排我住在她家里,和我谈了在苏联的见闻。
    为了解决干部子女上学,免除前方同志后顾之忧,1948年春天,罗荣桓倡议办一所子弟学校。当时“东总”政治部,正要分配林月琴当组织部副部长,罗荣桓对她说:“你要当长,就当子弟学校的校长吧!”林月琴筹办学校,调我爱人冷克去任幼儿园主任,每逢星期日,我到学校看子女,常遇到罗荣桓和孩子们玩,他喜欢看我的小女儿打秋千,因此,几乎每星期都能见到他。后来我到前方当记者,回哈尔滨见面时,他总要问问部队情况,特别关心连队政治工作和士兵生活。
    从山东到东北,我任过广播电台台长、宣传教育科长,兼过两张报纸的主编,但时间比前多了,常在报上发表些诗歌、故事和短篇小说。进入大城市,看了不少苏联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电影和长篇小说,觉得苏联只打了几年仗,出现这么多反映战争的作品,我军打了二十多年,进行过举世闻名的长征,打了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有着大量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很少有人去写。自己亲身经历了战争生活,也有些写作经验,为什么不下功夫争口气、写几部描绘战争的作品?当前东北解放战争正在决战,是体验大规模战争的好机会,于是萌生了到前方工作的思想。
    1948年春天,我参加东北文艺工作大会,听了在延安和大后方一些老作家的发言,讨论过几部作品,进一步受了启发,加深去前方的决心。原先我对本单位领导人的作风有些意见,曾个别坦率向他提过,也在会议上婉转谈过,均不被接受,于是我打了报告,要求调到前方部队工作。该领导人找我谈话,说工作可以动,但只能在他管辖的范围内选择,不同意我去,并暗示给我升官。我跑到“东总”找肖向荣部长,他答应调我到前方部队,准备派人和我对调,并通知我所在单位。单位领导人为此找肖部长谈判,肖仍坚持对调。单位领导人碰了钉子,十分恼怒,一面通知组织送我去东政,一面不经党委讨论,亲自写了一个“通令”,撤消我的行政职务,并在报上公布。“通令”借中央整顿组织纪律的决定,说我不安心工作,不服从分配,是无组织无纪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参军后一帆风顺,很少受批评,经不起这样的打击,既委屈又愤怒。分析领导人这样做,是怕我到外面散布他的丑事,先发制人。不经组织讨论,不和本人谈话,而且在我调离后下的处分决定,实在荒唐,违背组织原则。我向林彪、罗荣桓和东北局领导写了申诉,要求撤消这个不正当的处分,并附上他的作风问题,逐条详细说明。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在分配我到六纵队任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时,肖向荣同志对我说:“目前战争正紧张,东北局有许多大事要处理,你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
    我感到一肚子委屈,寻思战争时期要求下前方部队,理直气壮,即使为着日后写作,有成名成家的成份,亦无不可告人。不安心工作只是缺点,分配到下属单位不去,只是谈过,并无正式下令,贯以无组织无纪律,完全是不实之词,实在想不通!去前方之前,我给罗政委打电话,请求和他谈谈。当时正准备辽沈战役,罗荣桓工作繁忙,仍抽时间接见,林月琴同志和我约好时间。那天清晨,到罗政委家中,他正和一位兵团干部谈话,月琴同志要我等一等,安排我和罗政委吃完早餐。我不愿占用他更多时间,简要申明被处分经过,提出自己的意见。罗荣桓耐心听我说完,首先批评我不安心工作,是自由主义的表现。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往往向党要求自由,自己又不给党自由,组织观念薄弱。”又说:“一个人的一生难免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他希望我到前方好好锻炼,认真改造思想,工作做出成绩来。最后他批评那位处分我的领导“也是自由主义”。
    听出罗政委最后的话,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但又觉得他对我批评公正,心里委屈消了一半。但背了个黑锅到前方,还是不甘心,我继续通过六纵党委提出申诉。问题拖到1949年夏天,第四野战军前委在谭政书记主持下,重新进行调查,做出撤消处分的决定,由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在会上宣布。
    问题解决了,但罗帅那次对我的教育,使我铭记在心。特别是对“一个人一生难免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这几句话,更是永生难忘。
    建国后罗荣桓担任党和国家许多重要职务,还兼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后来旧病复发,加上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症。我当时转业到北京市文联,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到罗帅家问候,不便多去打扰。
    1962年,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看了话剧《兵临城下》,要我回部队工作。我调回总政创作组,发给我的军官身份证上,有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的签字,盖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印章,我珍藏至今,留作纪念。
    1963年12月16日下午,罗荣桓元帅的心脏停止跳动,19日我和总政干部,列队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灵堂吊唁,望着罗帅的遗像,想起他对我的培养教育,感到无限的悲痛,止不住双眼流泪。临终前未能最后见他一面,我感到很遗憾,但罗帅的伟大形象,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为纪念罗帅逝世二十四周年而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写于深圳    

1982年作者与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大姐(左二)在罗帅家乡与罗帅家人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