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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香港见闻
机缘——引子
香港人爱说“机缘”，老朋友聚会，新朋友初见，都说是“机缘”。
这么说，我能给读者介绍香港见闻，也是一种“机缘”。去年出国探亲，路经香港，原想呆一两个月，不料遇上困难，无意中滞留了很长时间，使我有机会得以从容观察香港社会，了解香港人的生活，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十五年前，我从南洋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乘坐美国“总统号”邮船，第一站落脚地就是香港。次年我从福建去延安，又在香港住了一阵子。那时候的香港，人口只有七、八十万，楼高不过四、五层，市面生意不及上海，生活水平和广州差不多。解放初期，还有许多香港人跑到广州定居，不少青年回内地求学。
今天的香港，大大地变了样。人口五百多万，高楼大厦林立，最高的六十二层，普通的二、三十层，十层以下的已经不多了。从香港到九龙的海面上，出现了水翼船，海底修了汽车隧道和地下铁路，空中建立了几十座天桥。工商业繁荣，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交通贸易中心和各国游客的“购物天堂”。
历史常常出现一些怪事。英国占领香港百多年，将它开辟为自由港，为什么到近二十年才出现这样繁荣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机缘”。解放后我国对外贸易只留下几个口岸，主要集中在香港。特别是十年动乱，关起门来打内战，一心只搞“大革命”，两耳不闻国外经济，给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以发展的好时机。
今天的香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大都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有的东西，香港几乎全有。然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中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首先是讲粤语的广东人，其次是潮州人，再次是闽南人和上海人。
香港通用的语言是广东话，电台广播、电视放映主要用粤语。但是坐电车，或者在人行道上，也常听到闽南话和上海话（潮州话属闽南语系），英文用于官场、学校和商业文件。普通话一般人能听懂，只是讲不好。去年新任港督尤德能讲流利的普通话，因此有些高层人士也在学普通话。广播电台开始有普通话节目。
通常说的香港，包括：（一）香港岛；（二）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南九龙）；（三）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北九龙）以及大鹏湾和深圳湾附近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一千零六十一点八平方公里。北九龙又称新界，比前两部分加起来的面积大十一倍。
香港岛和南九龙，是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胁迫满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和《北京条约》（一八六零年）野蛮侵占的。一八九八年，英国又利用甲午战争，中国吃了败仗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拓展香港界地专条》，租借新界地区，为期九十九年。
再过十四年租借到期，我国政府已经庄严宣告：收回香港主权，不迟于一九九七年。收回后的香港，将成为特别行政区，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港人治港，保持繁荣。
目前，我国政府就收回香港问题同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受到全世界的注意。港人尤为关切，成了日常话题，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意见，私下议论不休。号称“铁娘子”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去年到北京谈判，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跌了一跤，回香港后发表谈话，仍然要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引起香港爱国人士的不满，纷纷发表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香港与内地来往自由，不需什么证件。大陆解放后，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中英双方在深圳与罗湖设立关卡，来往受到一定限制。几十年的隔离，内地人民对香港十分陌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
有人认为，香港很危险，特务满天飞，黑社会猖獗，车祸抢劫天天有；有人说，香港是个花花世界，生活糜烂透顶；有人盲目羡慕香港的生活，以为那里遍地黄金……
这些说法都有些根据，但是都不全面。香港有许多现代化的东西、科学化的管理，否则不可能繁荣，不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香港有世界各国的情报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有大批特工。台湾设有特务机关，还有亲台的社团。
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是富人的天堂，但不一定是穷人的地狱，只要肯劳动，便能挣到衣食。
香港有许多奇里古怪的事情。法律上禁赌，却有英皇御准的最大赌博——赛马，还有几天一博的六合彩。报上常看到警察抓赌博，但街上有许多公开的麻雀馆。法律禁止卖淫，但色情场所却是五花八门。电视台每天播放大量香烟广告，却要同时注上“香港政府忠告，吸烟危害健康。”
绝大多数港人拥护祖国收回主权，希望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担心政策多变。他们把一九九七年称为“大限”。在“大限”到来之前，各有各的想法和打算，内地人民关心香港同胞的生活，想多知道那里的真情实况，这促使我想写一系列文章，介绍在港见闻。
我不是新闻记者，更不是经济专家，未作深刻研究，可能是浮光掠影的看法，也许可供国内人士参考，希望熟悉香港的同志加以指正。
第一天——头一课
盼着与分别四十多年的兄弟姐妹团聚，与诸亲朋好友重逢，今天就要到香港，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和妻子的心情，都是既兴奋又紧张。
上午九点钟，我们离开深圳华侨大厦，来到海关检查站，海关负责检查行李的同志看到我们带着一箱旧衣服，一架照相机，一只旧手表和几本书，特别是看到一只用作茶杯的果酱瓶子，不由笑着说道：“谁个去香港，带这些东西呀？”我说：“我们去香港探亲还要回来，银行只换给少量的外汇，现在正是冬天，不带衣服怎么行呀？”
海关人员把相机和手表登记了，给我们一张单据，叫我们保存好，否则回来时还得纳税。
走过罗湖桥，来到罗湖车站，买车票上火车。我们坐的是头等车，车厢很旧，路轨不平，没有广州到深圳的快车舒适。火车逢站必停，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九龙红?|车站，领了行李，坐上中旅社的小轿车。通过海底隧道的入口处时，司机交了五元港币，接送员说，隧道是私家财团修建的，来回都要“买路钱”，开放两年已收回成本，而且还赚了许多钱。
海底隧道有两条，一来一回，各不干扰。隧道里很漂亮，光线充足，路当中画了线，可以并排跑车。中英文“严禁越线”的大字，不断在墙上出现。
几分钟后出了隧道口，到了香港铜罗湾。这一带原是避风港海滩填起来的土地，如今成了香港岛最热闹的地方。一眼望去，从海边到山上，全是高层建筑物，用“林立”来形容，实在不过分。小汽车上了天桥，经过维多利亚公园，来到香港的北角。四十年前的北角，是一片荒山野滩，如今也被高楼闹市代替了。我们在华丰国货公司旁门停车，中旅社的同志领我们乘电梯，上了侨冠大厦第二十四层楼。
我们住进华丰宿舍一个三房一大厅的单元（香港叫单位）房子，屋里装修得很好，墙上贴着色调和谐的花墙纸，地下铺满地毯，房里和大厅都有空调，厅里有台能收内地和香港节目的彩色电视机，有自动控制的电热水炉。单元里两个卫生间，有电热水器，随时可以洗热水澡。这个宿舍实是高级招待所，专门用来招待与华丰来往的南洋华侨和内地干部，每个房间每天收费一百港元（约人民币三十元）。（按当时汇率计算。）
安置好行装，已是下午一点钟了，我们到二楼西餐室吃午饭，要了海鲜饭，端来的却是几块鱼片的盖浇饭，味道很差，没有吃完，但价钱不低，四盘饭加四杯清茶，连小账七十港币。我以为是抓新港客的大头，后来才知道，在香港吃西餐，每客不到二十元，算是最便宜的。
吃过午饭，和老伴到表妹家里。表妹卢红绢是个能人，丈夫在菲律宾当推销员，月薪不多。她五十年代到香港，靠着一架缝纫机和两只勤劳的手，养活了一大家人；培养在内地的大儿子中专毕业，娶了媳妇；培养在香港的二儿子和小女儿念书；还在福建老家盖了楼房。表妹持家勤俭，教子有方，她家中长期不买电视，为的是让儿女回家后专心做功课。香港只有三座官办的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中学毕业生每年有十多万，大学预科学位不多，大学只能容纳百分之一、二的中学毕业生。表妹的孩子们也争气，二外甥考进香港大学，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领取奖学金，逢节假日到工厂做工挣钱。所以他念大学期间，不但不花家里的钱，还可以拿钱补贴家用。前年他大学毕业，在香港政府的水务局当技术员，月薪四千多元（港币，下同）。外甥女中学尚未毕业。大外甥五年前申请来香港，先当了几年地盘工人，现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工程师，月薪两千多元。
表妹快六十岁了，按目前的经济情况，应该休息了。但她还是一天忙到晚，除了做家务事，有空就上缝纫机。她有几件心事未了：一是想买楼，香港尺土寸金，房租很贵。在香港生活的人，没有自己的楼房，心里没有安全感；二是想给二儿子找一门好亲事；三是女儿尚未上大学；因此，她还得“搏”上几年才肯退休。
天黑以后，外甥们陆续回来。大家欢欢喜喜，吃着表妹为我们接风的丰盛晚餐。吃饭的时候，表妹知道华丰宿舍每天收费一百元，很为我们担心。说道：
“接到表兄从广州打来电话时，就准备把后面那间房子腾出来，给表兄嫂住，明天就搬过来吧！”
表妹和远亲合租这个单元，四间卧房和一个小厅，每间都不到十平方米，前一间略大，安了一张两层铺，二儿子睡上铺，她和女儿挤在下铺。房里放着箱柜和一架缝纫机，床底下塞满东西，两个人转不开身。后面一间房更小，大儿子和侄女婿睡上下铺，屋里还放了一个小桌子，是女儿做功课的地方。为着我们的到来，表妹在合用的小厅里，隔出一个小间，仅能容下一张双层铺，她准备腾出后间给我们住，让大儿子和侄女婿搬到小间来。我看她家够挤的，不忍再来挤他们，说道：
“先在华丰住几天，再慢慢想办法。”
晚上十点钟，我和妻子回到华丰宿舍。客厅里坐着一对老夫妇，是从菲律宾归国探亲的华侨，他们正在看电视，都是家乡人，交谈了一阵，知道他们住在隔壁房间，出去吃晚饭，将钥匙忘在屋里，进不了房间。不一会儿，门铃响了，进来一个中年人，拿着一纸袋热油条，老华侨介绍说，这人是他的弟弟，现在香港做事。他一定要我们尝尝油条。却之不恭，我和老伴每人吃了一根，又脆又香，完全是福建老家的味道，不像北京卖的那种难吃的老油条。问了价钱，知道每条七角钱。
门铃又响了，中年人去开门，带进一个锁匠，拿着一大串钥匙，去捅老华侨的房门，一把也不合眼，最后用一根铁丝，三捅两捅开了锁，前后不到五分钟。
锁匠拿着工钱走了，我问那中年人给了多少钱？他伸出五个指头。
我问：“五块钱？”
他说：“五块钱的十倍，五十元！”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敲竹杠。两个月后我住在朋友的一层空楼，有天下午出门回来，门锁不知怎么坏了，进不了屋，正在着急的时候，楼房的管理员来了，问我要不要请锁匠来开，我问他要多少钱？他竟说要七十元！我当然不愿花这个大钱，打电话给朋友的太太。朋友的太太来了，她说这个门锁有毛病，该换一个了。她转了一阵门把，房门转开了。我知道这个毛病，想法子把门锁修好，自己动手，“一毛不拔”。
“人生能有几回搏？”这话是我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同志说的。容国团在香港长大，十年动乱被迫害自杀。在国内我对这“搏”字不甚了了。到香港以后，常听香港人说“搏它一下”，逐渐明白“搏”字的意义。香港生活费用高，房租贵，吃饭难，劳动者住着鸽子笼似的房子，不搏命赚钱没法生活，更改变不了现状。难怪香港人一天到晚紧张忙碌，争分夺秒，原委是在“搏”！
比较起来，在国内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的，爱干不干，懒懒散散，虽然钱不多，吃的不大好，却比香港一般的居民舒服多了，而且更有安全感。
这就是我到香港第一天上的头一堂课。
人情与友情
听朋友们说：“香港人情薄如纸”，“香港人留吃不留住”。这是实情，但不能一概而论。
香港的酒家房费昂贵，普通双人单间，每天三百港元，上等套房收五百到一千。我国驻港机构和各大公司，设有招待所，每日每人食宿也近一百元。自费出国探亲，当然不能向国家伸手。海外亲人为我们办手续，解决了来回的旅费，已经花了不少钱，也不便向他们再开口，现在每日要花一百港元，不免有点着急。幸亏我在香港遇到几个热心的朋友，既留吃又留住，否则无法久留，更无法进行写作。
在华丰住了几天，一位朋友为我们借了一间房子。在香港租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子，月租一般要一千元，能借一间房子栖身，哪管它好坏。
华丰宿舍在二十四层楼上，窗户向着海景，听不到街上的噪音。
搬到南方大厦郑先生的寓所，住在八层临街一间房子，窗外是英皇道，有轨电车和流水般的汽车（香港叫车河），日夜不断在耳边轰鸣，震得头皮发麻。住惯北京安静的郊外，忽然到这极度喧哗的闹市，头两天非常不习惯，白天写不了东西，夜里睡不着觉。
春节过后，朋友王先生来电话，问我住的怎样？我告诉他房子不错，只是吵了一些。
“哪怎能写东西呀？”王先生在电话里关心地说，“我给你准备了一所房子，搬来住吧？”
“怎好打扰你呀！”我在电话里说，“这地方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吵一些也习惯了。”
“我那地方比较安静，交通方便，是层空楼，白白闲着也一样，明天我来车接你们。”
郑先生是初交，王先生是老朋友，一样打扰，给老朋友添麻烦，比较安心一些。
第二天，王先生亲自驾车来接，把我们安顿在铜罗湾一幢新楼十层的一个单元里，两房两厅，各种设备应有尽有，比华丰宿舍还方便。不但有闭路电视，还有宽敞的厨房，可以自己烧饭。
这以后，我们又搬了两次房子。“出门遇到贵人。”每迁移一次，表妹来看过，总爱说这句话。可不是吗？一般从大陆到香港的新客，如果没有家业，得租个“鸽子笼”似的地方安身，靠打工吃饭。我们到香港不遇上贵人，没有个条件较佳的地方，得为吃住奔忙，不可能进行调查访问，更谈不上写文章。
香港是个拜金主义的社会，一切都讲个“钱”字。香港房租昂贵，在世界上是有名的。红绢表妹在香港生活二十多年，照她的经验看，至亲好友住房子，十天半月还可以，长时间住下去，总得付出代价。把好房子让朋友白住，每月还贴上数百元水电、煤气和管理费，她还是头一次看见。
我的经历，不能推翻“香港人情薄如纸”的说法。人情的厚薄与友情的深浅有关，更多人是从利害关系出发。香港人的名片上，大多数只印着写字楼（办公室）的电话，不告诉家里的电话。谈生意或接待朋友，都在茶楼酒店，很少请到家里去，也不愿告诉住宅的地址。有的可能是房子挤，而更多的是怕。香港人通常都不串门。
香港人都知道，从内地来的新客，一是没有房子，二是没有港币，怕你借钱借屋，一般都是“留吃不留住”。在香港，我也遇上各种各样的朋友。有一位在内地时称呼我“伯伯”的人，来香港前通过我向名人要了些字画，到香港后也给我寄了几次刊物。我在香港给他打电话，他只在电话中客气几句，既没有请我到家里去，也没有来看我，可能是因为生活紧张和生意忙吧！像这样的朋友，还碰到几个，大同小异，不细说了。
想了解归侨人才外流的情况，必须广泛接触出国定居的香港人，占用他们的时间。在香港，不能用内地的办法约朋友谈话，而要先在电话里说明自己住的地方很不错，生活没有问题，以免被误会想“打秋风”，使对方放心，愿意抽空谈谈。
我在内地写过电影，编过戏，出过书，到香港的目的是探亲和收集写作材料，从内地出去的归侨几乎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使我在港期间生活和工作还算顺利，但是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访问过的朋友谈到初到香港时，大多受到社会的冷遇，有的还上当受骗。许多人先要经过一段体力劳动，艰苦奋斗一两年，逐渐才有了立足之地。他们一致认为：“香港人情薄如纸！”例子很多，留待以后再谈吧！
在高楼大厦的背后
初到香港的人，一眼就望见成群的高楼大厦，却很难发现藏在山边那许多木屋区。
走到大街上，引人注目的是：装饰豪华的大酒家，玻璃柜中游着活鱼活虾的高级饭店，大理石板贴墙的银行大厦，商品琳琅满目的大公司，五光六色的霓虹灯，珠光宝气的女郎……却不大留意那些推车挑担的小商贩，更难看到浑身污泥的地盘工人。
我们所住的侨冠大厦楼下三层，是华丰国货有限公司的商场。公司的门前楼旁，摆着一处处小货摊，卖着电子跳字手表、打火机、眼镜、各色各样的衣服和日用小商品，价钱比公司里便宜。还有一些冒着热气的吃食担子，卖着炸油条、炸臭豆腐、碗糕、猪肠粉……小贩们操着闽南口音，讲着生硬的广东话，他们大多是近年从福建晋江地区来的。
有一天我下楼，看见小贩提着货架，背着商品，推着小车，挑着担子，东奔西跑，有如战时逃敌机轰炸一般，我心里奇怪，问了一位旁观者，他说这是“走鬼”。起先我不明白，后来才晓得，他们没有营业执照，发现巡街的税警，怕被抓去罚款，立刻收摊逃跑。香港人把这种情况叫做“走鬼”。
要“走鬼”的小贩、有执照无需“走鬼”的小贩，在香港街头巷尾比比皆是。他们跟许许多多的工人，几乎都住在木屋区和贫民窟，人数大约有一百万，占香港人口的五分之一。
有人说，香港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又是世界木屋区的中心，这话一点不假。香港是个畸形的社会，一方面空了数万个单元的楼房（官方统计有三万二千个，有家报纸说有五万个）无人居住。一方面成百万人住在危险的木屋区和肮脏的贫民窟。
多年来，香港政府大刮地皮，实行高地价政策，靠卖地皮维护庞大的开支，尚盈余库存几百亿港元。地价高到什么程度？国内人听了要咋舌！今年港府推出一幅金钟道的地王，面积一点零六九公顷，约十一万五千零七十平方尺，一般地产商估价，值十五亿港元，每尺合一万三千多港元，说“尺土寸金”，毫不夸张。
高地价政策肥了地产商人，却苦了平民百姓。近二十年来，香港出现一批亿万富翁，差不多都靠房地产生意发了财。地价高，楼房贵！去年经济不景气，楼宇滞销，跌了三成，然而市区的楼价，每?杖允哿?、七百元，买一层五百?眨ㄔ妓氖?多平方米）的单元楼房，要花三十多万元，月入数千元的职员不敢问津，每天挣数十元的打工仔，更是望楼兴叹！难怪香港人要把买楼叫做“供楼”，我看是攻楼，买楼有如攻坚，不搏命挣钱，省吃俭用长期积蓄，是弄不到手的。
在一些码头和天桥的廊下，常见有露宿的老人。去冬奇寒，报上有冻死人的新闻。为了弄个遮风避雨的窝子，打工仔们只好买些木板和铁皮，在山边斜坡上搭起木屋。于是港岛和九龙一些偏僻的山边，出现了一片片木屋区。由于人口增多，通货膨胀，物价上升，木屋的价钱也跟着提高。前几年一座十平方米的小木屋，只卖数百元，去年非数千元不可了。
住在木屋区的穷人，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害怕台风掀掉屋盖，担心大雨冲泻山泥压塌房子，更惧邻居失火，成片木屋化为灰烬。前年木屋区发生了六十二宗火警，三万人丧失家园，去年电视荧光屏上，每月都映出几宗木屋区大火的场面，全年木屋区火灾有九十六宗。单是九龙长龙田村木屋区一场大火，就烧毁了一百多间木屋，五百多人无家可归。去年五月底，香港下了十年罕见的暴雨，全月雨量达八百毫米，这对住在高楼里苦于“制水”（当时限制用水，每天早晚供水两次）的居民，带来了方便，却给木屋区的住户增添了巨大的灾难。豪雨使山上的泥石倾泻，冲毁了斜坡上许多木屋，二十七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八千灾民无家可归。
被水火无情地毁掉家园的灾民，只好搬进临时安置区或徒置区，每人居住面积二十多平方尺。每尺租金七角，五口之家的每月只付一百多元。房租是便宜了，便跟难民营差不多，没有独立的厨房，上厕所要排队，用水和洗澡都不方便，卫生条件极差。从内地到香港的华侨，约有四分之一住在这种地方。
住在木屋区和安置区的人，最大愿望是申请到公屋村。公屋村是政府修建的楼房，有电梯和独立的厨房和厕所。四百平方尺的面积，每月租金、差饷和管理费，只要两三百元。但是想住进这种“廉租屋”，必须有种种条件，首先是解决收入不多的老香港。新移民必须熬上七年，才有资格申请。然而僧多粥少，即使申请了，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轮上。
香港私人的楼房，租金十分昂贵，据说比伦敦、纽约还高。市区两房一厅的楼房（约四十平方米），带起居用具，每月租金五、六千元。一般不带家具的也得三千多元。没有电梯和独立厨房、厕所的唐楼，要便宜一些。好些二房东将这种旧楼房隔成若干鸽子笼似的小间，安着上下两层铺位，每位月租两百多元，不少单身打工仔，就租住这种地方。也有日夜班的工人，两个合租一个铺位，白天晚上轮流睡觉。
今年春节前，我的大嫂带一个侄孙子，忽然从福建老家到香港，为了解决住处，我跑了几个地方，房间阴暗狭窄，卫生条件很差，房租也不便宜，可容一床的单间，索价六百元。最后还好，大嫂找了一个同乡老婆婆，两人合睡一床，侄孙住一个铺位，每月租金四百元。
这种鸽子笼似的旧楼房，那些木屋区和安置区，是香港高楼大厦背后典型的贫民窟。
游车河
香港人把逛大街叫做“游车河”。
无论是在马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或是乘车出门，确有游车河的感觉。
每天上午七时到午夜，香港和九龙的主要街道上，塞满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车辆。几部车并行，一排接着一排，形成一条车的河流，轰轰隆隆，滚滚奔腾。
在香港，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只有少数电单车（摩托车），大小汽车却多如牛毛，据说有几十万辆。官方公布一个资料，单是私家小房（卧）车，就有二十多万部。
香港本岛是座大山，山高岭峻，陡坡悬崖，没有平地。几条主要街道，全在海岛的北面，沿着弧形的海岸修建。九龙半岛宽旷一些，但也是山头连山头，市区都在南部海滨，和香港隔海相望，当中是维多利亚港。
香港政府为了高价出卖地皮，削平了许多山头，填海得了一块块新地，建立起一群群高楼区，扩大了市区的面积，但依旧是个“弹丸之地”。
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繁忙的港口，轮船日夜进进出出，海港吞吐大量货物，飞机来往五大洲，每天有数十班次。
本地交通也十分方便，管理水平相当高，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香港和九龙间的交通，各区都有轮渡码头，大约每隔半小时对开一次。此外还有双线的海底隧道、高速的地下铁路及快速的水翼船，几分钟就能过海。
公共汽车四通八达，各种车辆很多，有双层大巴士（公共汽车），有中小型巴士，有的士（出租汽车），还有双层有轨电车。有轨电车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可以说是香港最老的交通工具了。虽然天星码头上还能见到人力车，不过那是供外国游客坐着照相的玩具。
香港有一万两千部的士，每天二十四小时服务，在一般情况下，随时随地都可以要到，价钱比内地的便宜。车内安有计程表，乘客一看便知，司机多要钱会被控告。
我在香港，常听到华侨和港客埋怨内地饭店收费高，服务质量低，出租汽车难要。他们问：“为什么付给等车费，司机都不愿意等，宁可浪费汽油放空车回去？广州已经出现满街兜客的计程的士，为什么北京不肯改革？”
这叫我怎样回答呢？大概是吃大锅饭的保守思想在作怪吧！
所有在香港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全部没有售票员。搭船过海，乘客在闸口的自动装置上塞进应付的硬币，便可以入闸，钱多了自动找赎，钱少了进不去。地铁站外设有许多自动售票机和换钱机。乘客投入应付的钱，机里随即出来一张车票，乘客将票塞进电脑控制的验票机，入闸后，车票从另一端出来。乘客拿着车票上车，到站时将要塞入收票机，入过闸出站。如果买的是月票，机子会将月票退还。
公共汽车和电车上，只有司机一人。司机身旁有个收钱箱，标明应交的费用。这些车一律不找钱，乘客得备好硬币，自动装入钱箱，通过透明的玻璃，司机可以看到装进的钱数。不过巴士是上车时付钱，电车是下车时付款。
在香港一年多，我每次出门，通常是乘电车和大巴士，从没有见过乘客和司机争执。上下班时间交通拥挤，乘客均能自觉排队上下车，很少争先恐后，更没有争吵埋怨的现象。
香港交通秩序不错，大概有三个因素：一是公共交通车辆较多，二是港人长期养成守秩序的习惯，三是车费和收入比较，数目微小，人们不会因贪小便宜，冒可能当众丢丑和引起别的麻烦、而浪费了挣钱的时间。
市区的街道，多数是单行线。有些马路当中，用铁栏杆隔开，来往车辆各行其道，速度都很快。行人只能走人行道，横跨马路时，谁也不敢冒险乱穿，都在有红绿灯的地方通过。红绿灯全是自动控制，街上没有交通岗，只有巡逻的警察。除了警车、救火车和救护车发出震耳的声音，街上听不到喇叭响，所有的汽车都不按喇叭。
汽车多，街道窄，楼房密，地价高，马路很难加宽，只好向空中发展。香港修了四十多座立体的天桥，据说是世界上天桥最多的城市。郊区的车道，全是高速公路。
良好的交通设施和管理水平，抵不过汽车的增长。更由于人口膨胀，市民生活紧张，搏命捞钱，高速行车，有些道路修得不好，迭出交通事故，每日多达五十几宗！官方公布，去年发生了一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宗，伤亡二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人，其中四百五十七人丧生。
九龙的屯门公路，被称为“死亡公路”。这条公路自一九七八年通车以后，车祸连绵不断！去年头十个月，发生二百一十九宗。十月一日，七车连环相撞。十月十四日，一天三次车祸，其中一辆双层巴士翻车，死亡一人，伤了一百零九人，造成车祸中伤亡的最高纪录。
往年双层巴士很少翻车，去年翻了十次。这使搭这种车的乘客，都不免提心吊胆。
汽车成灾，车祸频繁。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每日都有交通消息，播映车祸惨状，警告司机和行人小心。香港当局对交通事故很感头痛，有点束手无策，为了减少新车的增长，就提高牌照价码。但是能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加价，新车仍在增多。这一矛盾成了香港社会的不治之症！
奢侈·浪费·毒瘤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两句话，在我国内地已经不大适用了，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有更高的理想。然而，用在香港还是很恰当的。
去年我们到香港，正赶上春节，各报整版整版登着四个大红字：“恭喜发财”。商店门口贴着“恭喜发财”。家家烧香迎财神爷，人们见面开口也是“恭喜发财”。
今年春节，房东要我给写春联，我也来个入乡随俗，编了一幅对联：“春风送暖瑞云添福寿”，“旭日东升金光生财源；横批是“吉祥如意”。
春节期间，参加几次春茗聚会，每次餐桌上，都有一个蚝干烧发菜，取其谐音：“好事发财”也。
发财，是香港人奋斗的目标。人们紧张搏命，为着捞取更多的金钱。金钱连结着名誉、地位和权势。有了金钱便有一切，便受人尊敬。
富人想方设法炫耀财富，穷人出门亦不愿显示寒酸。摆阔气，讲排场，奢侈浪费，追求享受，成了香港的社会风气。今年春天，一对电视红星结婚，单是新婚一件婚纱，就价值八万港元。我参加过一次宗亲的婚礼，男方是个普通职员，女家是生意人。婚礼上摆上了几十桌酒席。新娘身上珠光宝气，双手戴满镯链戒指。婚礼进行中，新娘不断更换礼服。
有钱人宴请宾客，每桌都在千元以上，最贵的满汉全席，高达万金。席上必有鱼翅、鲍鱼和干贝，鱼虾要吃活的，乳猪、烤鸭只吃脆皮，鸡肉胆固醇高，用乳鸽代替……这样才显得出主人的阔气。
花园别墅和半山区洋房，是富人居住的地方。亿万富翁家拥有几部高级房（轿）车，中等资本家，大多有两部以上的小汽车，小业主和中、高级职员，也都有代步的小汽车。
乘什么厂牌的汽车，代表车主人的身份。英国的劳斯莱斯的豪华房车，每辆四、五十万元；西德平治（奔驰）房车，售价二、三十万元，东洋车最便宜，每部只卖几万元，大部分的土都是日产丰田车。二手货更便宜，我曾在九龙街上，看到一辆旧车，标价二千七百元（合人民币八百多元）出售。
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是英国的劳斯莱斯宾利慕珊涡轮增压式房车，每部价值一百二十三万元，每年只生产一百部，去年该厂总经理带一部到香港展览，很快就一家公司买去。《新晚报》上说，这种汽车在欧洲以外，只有香港一部。
在香港，买车容易养车难。汽车必须有停放的地方。许多楼群底部设有车位，每位卖四、五万元。租一个车位，每月一千多元。从上午八时到午夜十二时，街上不能随便泊车，否则被巡逻警察抄了牌号，还要罚一百二十元。想停车，只能泊在安有咪表的街边，装进一元硬币，可停半小时，过时不续装钱，照样抄牌照、罚款。由于私家车太多，白天找个泊车的地方，常常要转几条街。
请一个司机，每月工资三千多元。绝大部分车主，都是自己驾驶。我有个朋友，家中有两部西德小车，但他和夫人每次来看我，都乘坐的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坐自家车，说汽车由两个儿子驾驶，上班时间出不来，乘的士比较便利，随时随地都有，还可以省掉泊车的麻烦。
尽管养车难，泊车不容易，但是许多人还是要买车，这是显示身份和财富的标志。因此香港的私家车年年增加，造成汽车成灾，车祸不断。
汽车要名厂出品，穿戴也讲究名牌货，一身西服，名厂货千多元，普通货三两百元。一条领带街边卖八元，名店里却卖一、二百元。一件劳动布的牛仔裤，名牌货百多元，普通货二、三十元。一个女人用的皮手袋，名厂货值几百元，便宜货十几元。瑞士产的皮鞋，一双卖上千元，国内制造的只售数十元。小姐、太太们出门，戴钻石戒指和珠宝项链原不足怪，有些打工仔，汗流浃背，脖子上也套着一条金项链，弄不清为了什么。
香港的浪费十分惊人。普通人家都有电冰箱，但吃剩的饭菜却倒进垃圾桶。面包厂、食品店和超级市场，不卖隔夜的面包，卖剩的统统倒掉。一九七八年冬天，我隔着深圳河望着香港的元朗，对岸有许多鱼塘，塘边开来一辆辆货车。原来货车上拉的是陈面包和其它食品，是用来喂鱼的。
买了新楼的富裕人家，房间要装修一新，家庭用具要重新购置。原有的旧家具、旧电器和煤气炉，大多丢弃不要。有人买了二手楼，常常附带着一些免费的家具。
香港普通的楼房很小，旧历新年添置新家具，旧家具当成垃圾扔掉。在垃圾箱旁边，常常看到有扔掉的旧棉被、旧毯子和旧衣物。香港没有委托行，难得见到旧货店和修理铺。东西坏了，一般都换新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坏了，在保险期内，公司负责修理，过了保险期，如果不是小毛病，也都被扔掉，因为修理费太贵，新东西便宜，修旧不如买新。
在偏僻的山道边和郊区的公路旁，常常看到有被弃置的旧汽车。一九七八年我在深圳文锦渡桥，看到停放着成百辆旧轿车。附近一些村庄，也都有十辆八辆。这些破旧的小车，都是从香港进来的，准备在内地以高价出售。据说有些村庄，拉一车蔬菜到香港，可以换回一辆旧轿车。真是一本万利。
香港一位老报人对我说，目前香港社会，是裹着繁荣外衣的一个大脓包，总有一天要爆炸！这话有道理。穷奢极欲，追求享受，肆意浪费，这是香港社会的一个毒瘤。
紧张搏命的劳动者
前面我说过，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但还不是穷人的地狱。肯劳动的人，可以维持生活；身强力壮的单身汉，省吃俭用的打工仔，还可以寄钱到内地养家。
七十年代后几年，房地产生意兴隆，到处起高楼盖大厦，需要大量劳动力。十年动乱期间，内地生产大破坏，社会不安定，农村生活困难，闽粤两省人民，与海外沾亲带故的，都想到香港找出路，几十万人递了申请书。由于我国政府与港英当局有协议，每日只能从深圳出去一、二百人。有后门的先走了，没后门的往后排队，许多不合条件的设法偷渡。一九七八年是高峰，从深圳越境和从海上乘船偷渡的人数，全年达二十四万人，其中我边防部队堵住和被港方捕获遣返的，约占半数。
经济繁荣，香港失业者不多，去年不景气，据统计只有四万多人失业（约占百分之四）。尽管多数人有工作，生活却十分紧张，一天到晚在搏命挣钱。
香港工人的工资，每月平均一千五百元左右；熟练工人和重体力劳动者，每月超过两千；学徒工和童工，每月约一千元。
表面看工资不少，但生活程度很高，房租占去工资一小半。单身汉还好，有小孩的人家就很困难。托儿所全托，每月要付八百到一千元，中小学学生上学，每月也要花数百元。
普通家庭，成年的男女及老人，全部要去打工或做生意。中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升不上大学，马上加入劳动行列，才能维持生活。如果一家有几个劳动力，生活就比较宽裕。
今年初春，我的大嫂带着侄孙，从福建老家到香港。大嫂是香港的正式居民，每年都来香港做几个月工。现在七十多岁了，而且腿脚有病，干不了活。侄孙刚满十七岁，到香港几天，进九龙官塘一家无线电厂当学徒工，每天工资三十元，扣去四个星期天，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祖孙二人在北角租了两个床位，每月四百元。侄孙每天中午在外面吃一顿饭，加上回来的轮渡费，每月约需三百元，还有早晚两餐饭，买点必要的衣物和日用品，收入不够支出。侄孙只好经常加班，大嫂为了减少费用，不得不回老家去了。
一般工人的生活，大体上如此。公司里的职员、商店里站柜台的职工，体力上轻松一些，但工资差不多。只有懂得工程技术和头脑灵活、办法多的人，收入比较高，生活也阔绰一些。
我认识从内地外流到香港的归侨知识分子，大多数改了行，有的组织皮包公司，有的去打工，有的当黑医生，有的摆小摊做生意……得到南洋亲友援助的人，买了分期付款的楼房，有个立脚之地，心里踏实一些，但为了每月付银行的“按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得想方设法搏命赚钱，不少人弄得焦头烂额。
香港生活程度高，不光是房租贵。由于通货膨胀，港币贬值，物价上升，煤气、水电费和公共交通不断加价，政府的公务人员每年加薪，一般劳动者因为不景气，不少工厂停产，建筑业衰退，工人收入降低，只好节衣缩食，减少开支。
在国内，常见一些男港客，跟女人一样留着长头发。对有钱人来说，这是新潮派；对劳动者来说，却是为了节省。在香港理发店理发，收费二十元，街边剃头担子，也得十几元。妇女理发、烫头做发型，更是贵得惊人，每次一百多元，如果加上脸部按摩，得花数百元。
我在香港住了一年多，没有上过一次理发店，头发长了，让老伴修修剪剪，也过得去。香港人虽然讲究外表，却不管别人的穿戴，街上行人什么穿着都有，除了内地的解放装外，西服、中装，五花八门，新潮派男女，更是奇装异服，怪模怪样，没有人品头评足。
香港的娱乐费甚贵，夜总会很多，身上不带上一张金牛（千元钞票），进去出不来。外国名歌星来演唱，门票最高卖到五百元一张，而且要预定。看一场球赛，票价几十元。逛一次海洋公园，得花百十元。由内地到港演出的文艺团体，票价最高的一百元，最低的二、三十元。最便宜是看电影，一张票十元到十五元。我和老伴都是做文艺工作的，能观摩一些外国影片，是一个好机会，但想到两人看一次电影加上交通费，不下三十元，自然望而却步。在香港看了几次电影，都是南方影业公司送的票。好在每天电视都播映外国片，尽管都是老掉了牙的，对我们仍是新片。一般劳动人民的主要娱乐，也是看电视。彩色电视机在香港很便宜，二十寸的日产名牌货，卖一千五到两千元，旧款式或清仓货，几百元即可买到。
我们在内地生活过的还可以，每月工资来了就花，不必发愁。到了香港，没有外汇，没有固定收入，又不愿多花海外亲友的钱，不得不精打细算。我的老伴不识广东话，开头几个月，都是我上街买菜。我摸到菜市场的规律，上午蔬菜最贵，下午四、五点钟收市前，蔬菜过夜要受损失，菜贩急于卖掉，纷纷降价。这时候我就上街买菜。买件衣服或鞋子，常常要跑几条街，找便宜货。超级市场的货物很多，品种色样齐全，价钱也比一般商店便宜，特别是中国食品罐头比内地便宜，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内地人以为香港遍地黄金，盲目羡慕香港人的生活，哪晓得广大劳动者，整天都在紧张搏命，十分辛苦！
“购物天堂”
在香港，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商店，货架上，柜台里，店门口，总是摆满各式各样的商品。许多横街小巷的商亭里，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拥挤着推车挑担的货郎，街边到处有卖东西的地摊。九龙还有女人街和男人街，专售男女衣衫和日用小物件。
一年到头，你想买什么东西，随时都能买到，既不用排队，也不会受气。到处都有超级市场，规模大，货物多，主要是食品和家庭日常用品，自选自拿，到出口处算账，价钱比商店里便宜，很受大众欢迎。还有些日夜商店，每天二十四小时营业，供应食品。
商店老板，把顾客看成“衣食父母”，说“顾客永远是对的”。售货员态度不好，得罪了顾客，随时都可能被“炒鱿鱼”（辞退）。
珠宝钻石，金银首饰，钟表相机，时装洋服，家用电器，衣料匹头，化妆用品，房车巴士，建筑材料，日用五金，鸡鸭鱼肉，洋酒香烟，罐头食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应有尽有。高档、中档和廉价品，货色齐全。每种东西，都有各样商标，几个国家的产品。不少产品，价钱比产地便宜。
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到新鲜的水果，美国的橙子、苹果、葡萄，菲律宾的香蕉、芒果，泰国的木瓜、榴莲，日本的水晶梨、大蜜桃，内地的荔枝、龙眼、苹果、鸭梨、哈密瓜，台湾的柑桔……
农产品主要来自内地、美国和澳洲。内地大米占百分之八十，比泰国、澳洲、美国和日本的大米便宜。
蔬菜大量是内地出产的，小部分香港新界种的，台湾和美国也运来一些。蔬菜不好保存，损耗大，每天几百万人要吃菜，所以价钱特别贵。平常日子每斤小白菜、油菜卖四元，每斤土豆二元，洋白菜、红白萝卜每斤一元多，一元钱只能买几棵小葱。逢年过节，风雨天和淡季，蔬菜必涨价。春节期间，许多人家打边炉（吃火锅），菠菜卖十几元一斤，内地大白菜每斤由两元涨到四元。
每天都能买到活鱼虾，海水、淡水的都有，价钱比新鲜的和急冻的贵几倍。海鲜酒家门口的玻璃柜里，游着各种鱼虾水产。有南美的象鼻子蚌，长江的桂鱼，广东的龙虾，本港的石斑……价钱十分昂贵。每年秋高气爽，天天从江浙空运去大闸蟹，每斤售三十到四十元。
内地的急冻肉类，价廉物美。其中以冻鸡最便宜，装在塑料袋里的冻鸡，每只一斤多到二斤重，卖八至十元。单买鸡大腿六元一斤，鸡翅膀每斤四元。中等人家大多要吃新鲜货，急冻的鸡鸭鱼肉，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菜肴。
过去有句俗话，叫做“吃在广州”。如今看起来，应说“吃在香港”，只要你有钱，什么东西都吃得到。市区每条街，都有许多茶楼、酒家和餐馆，在热闹地方，比栉相连，举目皆是。内地餐厅除了广东菜和潮州菜，还有北京、四川和上海等地的风味菜，烹调技术都很高。
除了中国菜，还有许多外国餐厅，各色各样的外国菜。英国、法国的西餐、意大利面条、日本铁板烧，韩国烧烤、越南风味菜、印尼沙嗲……还有许多小吃店和大排档，卖着大众化的饭菜，街边五花八门的吃食担，也是各有特色。
香港女佣人工资很高，每月两千元左右，管吃管住，节假日要休息。我有个朋友家中，雇了一个老太太，每月工资一千八百元，除了星期日休息，每周还要给一两晚上，让她出去串门打麻将。香港的中国妇女，宁愿上工厂做工，不愿当女仆人。于是拥来几万菲律宾女佣，大部分是知识青年，她们每年在香港挣的工资，比本国多几倍。
一般家庭请不起女工。时间就是金钱，为了节省时间，不论白领（文员）或蓝领（工人），早点和午餐，多半上馆子。节假日更是携家带口上茶楼，这也是饮食业兴盛的一个原因。
香港生活水平高，主要是房租昂贵。从生活指数看，多数东西比内地便宜。香港是个自由港，对许多进口货物，实行免税或低税政策。
各国商人为了赚取外汇，大量商品在香港倾销，削价竞争。不但物资极端丰富，而且品种齐全，价钱比各国便宜，因此每年吸引大量游客，被称为“购物天堂”。
去年世界各国经济不景气，香港大受影响，但旅游业仍然兴旺。据香港旅游协会公布资料，全年收益高达八十七亿七千多万元，比大幅度增长的一九八一年，增加六亿二千七百多万元，增长幅度为七点七，比本地生产总值上升的幅度为高。旅客达二百六十万九千多人次，主要来自澳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平均每人要在香港花三千一百三十七元，其中百分之五十六点三用于购买物品，金额总数为四十六亿元。其它用于房钱、膳食和娱乐。游客花费最多是购买成衣，高达十亿五千四百万元，其次是珠宝，花了八亿三千三百万，再次是用于皮革制品及光学类摄影器材。
香港不但是各国游客的“购物天堂”，而且每年东南亚华侨归国探亲，圣诞节和春节几十万港澳同胞回乡，也在香港购买大量物品。但多数是廉价的衣物。
我看到的现代化
香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商业贸易中心、现代化大都市，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短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因素很多，但和科学化、高速度、高效率是分不开的。
被称为“石屎森林”的高楼群，以及许多商业楼、写字楼、工业楼的高层建筑，富丽堂皇、布局大方，构成现代化香港的外观。
新建的高楼群，附设停车场、屋顶花园、游泳池，个别地方还有人造滑冰场和儿童游戏场。
各种商场、银行、酒家、饮食业、娱乐场所、公共交通……成龙配套，居民生活十分方便。
每幢大厦都有几部自动电梯，二十四小时不停。电梯里设有闭路电视和警钟，管理人员可以看到电梯里的活动。大楼门口和楼上房间装着对讲机和闭路电视，客人来访先通过对讲机叫门，主人从电视里看到客人，决定是否开门接待。
某些商业大厦，装有高速电梯。有次我去看朋友，进入电梯间，按了四十二层的楼号，很快就到了。我还以为搞错了，但电梯门外墙上，分明写着“42”。
飞机场、火车站、地铁、大公司、茶楼酒店……都装有循环式的自动电梯，有的商场，还装着平面式的电动运送带，人们进去买东西，不用走路。
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成为普通用品。收入较高的人家，还拥有空调机、电视录像机、微波烤炉、电气取暖机和其它家用电器。
电子计算机普遍被采用，各行各业都离不了它。家庭主妇上街买菜，也带着微型计算机。文件复印机更普及。由于体积小，价钱便宜，开始进入家庭。许多文具店门口，摆着复印机，需要复印文件，随到随印，印一张八开纸的文稿，收费两三毛钱（约合人民币一角），大量复印还可打折扣。
电脑化促使工商业产值大幅度增长。去年九百多部商业电脑在运转，全年贸易总额大为增加，达两千七百亿港元。香港是东南亚电脑的主要市场，去年输出电脑及配件值十八亿港元。香港将进一步电脑化，并逐渐进入家庭，为生活服务。
香港是个电气化的城市，离开电一切都要瘫痪。我在香港一年多，没有遇上一次停电，香港两家火力发电的电力公司，每日供应全市大量用电。入夜灯火辉煌，霓虹灯通宵达旦。阳历四月起气温渐高，工厂、写字楼（办公楼）、大小公司、公共场所、商店和有空调的家庭，都开放冷气机。以内地人的眼光看来，是很大的浪费，但当局并不号召节约，电灯公司鼓励多用电，用电越多，电费越便宜。
通讯系统亦很先进，全港有一百多万部电话机，几乎所有家庭（包括木屋区）都安装电话。较大的公司、商店、酒家、饭店……都有若干部分机。国际电话随时可以通话，有的还可以直拨。有些家庭在电话机旁，安装一个设备，可用无线话机，睡在床上打电话。各大公司或与外埠有贸易关系的商行，均有电传发报机，直接与国外通报。
巡逻警察身上，携带小型报话机，随时可与警察局通话。出租汽车上，也装有报话机，听候公司的调度。个人用的传呼机日益普遍，人们在皮带上挂个比香烟盒大点的机子，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人想和他通话，传呼台会给信号，身上的机子发出“B—B”的响声，受话人就近打电话，通过传呼台与对方通话。新近传呼机又有改进，一种跳字震荡机问世了，身怀这种机子的人，可从对方跳字号码，知道谁在呼叫，不必经过传呼台，即可与对方通话。
回国做生意或旅游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常跟我谈到内地的通讯设备太落后了。由于设备陈旧，线路少，电话经常打不通，找人更困难，我深有同感。我在北京近三十年，家中一直没有安电话，每天要跑几次公用电话的地方。近年来海外亲友常打来长途电话，夜间打到邻居家里，打扰邻居，过意不去，请公家给安有困难，自己花钱（据说要数百元安装费），申请了一年，临去香港之前还没有来安，只得作罢。在香港想装电话机，通知电话公司，几天就来装好了，只收四百港元（合人民币一百元）。相形之下，首都的通讯系统，必须及时改进，否则不利现代化建设。
香港邮局少，邮筒也少，没有代卖邮票的地方，寄信要上邮局，而且要排队。为什么现代化的香港，邮政这样落后？据说许多大公司，为了快速，都有专门的信差，可是一般居民寄信，非上邮局不可。
在香港，时间就是金钱。人们追求高效率和快速度。马路上，看不到“一慢二看三通过”的交通警告，汽车都是开快车，一座几十层的高楼，从施工到落成，大约一年多。通过海底的地下铁路、过海隧道和那几十座天桥，全是快速建成的。
公务人员、工厂和公司的职工，早九时上班，晚五时下班，中午休息一小时吃饭，每星期工作五天半。但是不准迟到早退，上班时都在紧张工作，没有饮茶、看报、聊天的现象，否则可能失掉奖金，甚至会被“炒鱿鱼”（辞退）。
官府衙门，私营机构，办事效率高。只要合手续，一般都能迅速解决；不合规定，想走后门很难。签订合同要严格遵守，否则要赔偿损失，甚至会被控告。由于办事人员职责分明，在职权范围内可以做主，不用层层请示研究，该办的很快能办妥。
不少香港朋友，和我谈到来内地投资办厂、搞合营企业时，对我们办事靠关系、拖拉扯皮和官僚作风，不遵守协议的现象，感到头痛，希望我们大力改革机构，改进工作作风，以便顺利地吸引更多外资，加速四化建设。
对科学技术和金融贸易，我是门外汉，关于现代化的香港，只能谈些肤浅的生活中见到的东西。
“文化沙漠”
初到香港，听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文汇报》有个专栏，刊头也用“文化沙漠”，看了之后，感到有些不解。
香港街头，随处都有报摊，摆着十几种当天的报纸，几十种新出版的期刊杂志。报纸全是套色版，大报每份四大张到八大张，小报一两张，每份售价一律八毛钱。刊物印刷精良，用影星、歌星和摩登女郎作封面。报摊上兼售各种书籍，无非是武侠、侦探、色情、神怪等货色。
“无线”与“亚洲”两家私营电视公司，各有中英文两个台，每天播映二十小时。广播电台分五个台，二十四小时播音，每天播放古典音乐、流行歌曲、中国戏曲等节目。
电影除了邵氏、长城、中原、新艺城等较大制片公司以外，皮包公司的制片商，不知有几多？随时都可以出现一家新公司。五十年代，粤语片兴盛，据说每年拍二、三百部故事片，而去年只拍了几十部。
电影院有几十家，能容纳小乐队和歌星演唱的夜总会和酒吧间，多如牛毛，但是可供戏剧演出的大舞台，却寥寥无几。属于市政局的香港和荃湾两个大会堂，经常举办音乐歌舞晚会。内地剧团来港演出，全在北角新光戏院。
香港有官办的中乐团、西乐团、芭蕾舞团、话剧团，但规模都不大，演出场次不多。私人组织的艺术团体很少，偶尔也公开演出。此外各大、中、小学，每年都举行业余演出。
无线电视台每年举办一次香港小姐竞选，闹了个把月，搞得很热闹。竞选期间，收视率很高，广告源源而来，电视台借选港姐发财，并选取新艺员。香港没有正经培养艺术人才的学院，只有少数私人办的训练班。每年选出的香港小姐，多数加入电视台当演员。
内地艺术团体，每年到香港演出若干次。英、美、日本、欧洲、东南亚……各国的歌舞团、马戏杂技团，也经常来香港表演。
出版社、书店为数不少，中外文书籍均能买到，印刷精美，纸张质好，书价特高。在香港出书，初次只印三两千册，尤其是文学作品，印数更少。
从这些现象看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实在令人费解。但久而久之，慢慢悟出点道理来：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一切文艺活动，全部商品化了，票房价值高，能赚钱的便是“好东西”。
报刊杂志，林林总总，据说有四百多种，却没有一份文艺刊物。前些年有一本《香港文艺》，几年前停刊了。后来新出版的《海洋文艺》不久也“关板”了。今年读报，《香港文艺》要复刊，愿它长命百岁！
《文汇报》星期日的《文艺》版、定期的《笔汇》和《中国书画》，《大公报》每日的《大公园》，质量较佳。巴金同志的《随想录》在《大公园》上发表，很受各界人士的欢迎。其它几种报纸和刊物，也有一些可读性的文章。但有大量的报纸副刊和杂志更多是适合小市民趣味，文字拙劣，内容贫乏，还有不少低级和黄色的东西。
电影院和电视台，每年播映几百部中西影片。电视台每天还有连续片集。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电视节目比较健康，特别是给少年儿童看的东西，有一定的教育内容。晚上七时到九时半，收看电视的人最多，收的广告费最贵，被称为“黄金时间”，播映的内容多半是宣扬发财思想。有段时间推出“猜奖游戏”宣传“三十万元等你拿”，以此吸引观众。
“无线”和“亚洲”两家电视台，为了招揽广告（电视台的收入全靠广告），互相竞争，唱对台戏，每晚都有自制的新节目。电视艺员十分辛苦，一部接一部拍摄连续片集，以历史故事或社会生活为题材，加上武打、惊险等佐料，只求热闹刺激，经不起仔细推敲。晚九时半，两家电视英文台，放映外国片，也是武打片和惊险、侦探片。不管原来的片名如何，总是译成“神探”、“俏娇娃”、“凶案”这样一类片名，以收刺激观众之效。
据说香港人生活紧张，白天忙了一天，晚间要休息，不愿动脑筋看文艺片，要寻找轻松刺激的东西。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大约有共同的嗜好。武打功夫片在香港起家，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西片中洋武打的侦探片以外，大量的是黄色片、灾难片、鬼怪片、凶杀片……全是为了刺激观众。有种“核突片”，什么污秽、残忍、恐怖的东西都搬上银幕，可以把观众刺激到当场呕吐。我在那儿曾看过一部名叫《形异》的美国片，边看边感到恶心，只是没有呕吐，这就是西方的文化！
去年香港摄制的《最佳拍档》，是部低级趣味的闹剧，但票房价值最高，《少林寺》以新功夫片受欢迎，上座率却居第二。
香港人读书，爱看武侠小说，因此武侠小说大行其道。个别武侠小说作家，靠它发了财。但是有理想的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也想读文艺书刊，爱看文艺片。《时光倒流七十年》，在碧丽宫戏院连映一百八十天，长篇小说《飘》改编的《乱世佳人》，每次上演都满座。
依我看，把香港说成“文化沙漠”，似乎有点过分。近年来由内地外流到香港的成批文学艺术人才，已在香港播下种子，预计不久的将来，沙漠上会慢慢地出现绿洲。
“爬格子”
香港作家把写文章，叫做“爬格子”。
对这一称呼，我没有研究。顾名思义，香港的中文书报都是竖排，作家做文章，一字一字落在稿纸的格子里，由上而下，爬来爬去，爬出一篇作品来。
有个说法，香港的文章不值钱，生活程度比内地高十倍，稿酬却与内地差不多，挥汗爬了一天格子，写出一千字的文章，挣了三十块钱稿费（约合人民币拾元），还不如一个打工仔（普通工人一天工资约五十元），作家以此自我嘲笑。
港报上登了一则笑话，说有个人想当作家，写了一部以乞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送给出版商。出版商看了，嫌他写的不真实，劝他先去当当乞丐，熟悉乞丐的生活，再来修改小说。那人照办了，当了半年乞丐，又用半年时间重写小说。出版商看了稿子，满口称赞，并付给他一笔版税，那人接过钱一看，写了半年的稿酬，还不如当半年乞丐的收入多。他感叹地自言自语：“作家不如乞丐！”于是他放弃了当作家的梦，安心做乞丐去了。
笑话终归是笑话，但却不是凭空胡说。
在香港热闹的街头，偶尔也见过乞丐，都是一些残废人，有的弹着月琴，有的敲着乐器，有的唱着小曲，有的摇着装硬币的罐头盒叮当作响……过往的好心人，自动丢给几个硬币（香港的硬币最小的一毫，最大的五元），据说每天能讨到不少钱。
近三十年来，香港出现一批亿万富翁。几百万、上千万家财的人数更多，他们都是做生意、搞地产或开工厂发的财。文人历来多数是穷光蛋，近年来西方和日本可能有些例外。我在香港期间只听说有两个作家发了财，一个是写《金陵春梦》的唐人，一个是写了大量武侠小说的金镛。
经朋友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批香港作家，他们兼做别的工作，有的当编辑，有的做生意，写作反而成了副业。仅有一个专靠写作生活，据说他每天能写三、四千字。其他作家虽然有固定收入，但月薪微薄，难于养家，只得开夜车，爬爬格子，卖几个钱，补贴家用。
香港的报纸刊物多，需要稿件数量大，稿酬又很低，有办法的人，谁也不愿靠爬格子生活，于是应运而生，出现一批“写稿匠”。这种“写稿匠”本事很大，能同时在几家报纸上写连载小说，或在各报专栏写短文。据说有人还能一边打麻将、一边构思文章。这样为生活随手拈来的文字，能有什么高质量的文章呢？
我在香港期间，爬了一年格子，写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章。这一意外的收获，使我理解到香港的作家很辛苦。
我去香港，为了探望分别数十年的南洋亲人，捎带了解归侨外流人才的情况，原先只想住上两三个月，不料发生了困难，迫使我一拖再拖，时间长了，生活便成问题，手边没有外币，又不愿靠亲友接济，只好自食其力，加入“爬格子”的行列。
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我为香港《镜报》（月刊），写一部南洋生活的长篇小说，边写边载了十六期，只完成了上半部。到香港以后，用了三个月写完下半部，整理成书，定名《南洋流浪儿》，交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选了其中四篇，在香港《文汇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并将其余未发表的部分新作，选了若干章节分别寄给广东《花城》、深圳《特区文学》和沈阳《芒种》刊载。
去年六月间，许晴野兄来电话说：《文汇报》编辑白乐晟先生约我谈谈。我们在咖啡馆里见面，在座的还有位专写武侠小说的作家。白先生说，香港读者喜欢看武侠小说，约我为该报副刊写一部武侠小说，从七月一日起连载。
我感到意外：“怎么会要我写这种小说呢？”小时候我读过许多武侠小说，长大后接触一些文学名著，觉得武侠小说，多数是生编硬凑，大同小异，封建迷信，糟粕甚多。在香港电视上，看到武打连续剧集，实在不感兴趣。我对白先生说，写别的东西，倒可以考虑，但武侠小说，碍难从命，主要是不熟悉。我还说，过去写的作品，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或是调查了大量材料，酝酿成熟才动笔。
白先生再次要我考虑，晴野兄跟着敲边鼓，我知道他们一番好意，想让我有点固定的收入，盛情难却。《文汇报》是自己的报纸，既然需要文稿，理应尽点责任，自己在香港等候探亲，有空闲时间，不妨试试。忽然想到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利用武侠小说这一形式，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一个现实生活中经常“种瓜得豆”的好人。于是我答应白先生可以考虑，但提出没有写一段发一段的本领，必须写几章以后，确有把握再登报。
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必须认真解答。思索了几天，写了一个提纲，将书名定为《龙真人别传》。香港人喜欢龙，演功夫片的名演员，有李小龙、吕小龙、成龙、梁小龙等，我也来个入乡随俗，让主人公姓龙，道号真人。真人者，非仙非佛、非神非鬼、非魔非怪、乃真正之人也。我把时代背景，放在满清末年，地点选在我比较熟悉的南方山区。
我试写了几章，感到还有点意思，于是通知白乐晟先生，可以完成任务。
于是日夜开工“爬格子”，爬了半年多，写了三十二章，得了十几万字，完成了《龙真人别传》。这部不算长的长篇小说，是我自从耍笔杆子以来，最苦的一次差事，文章是憋出来的，也是生活需要逼出来的。就这样，还有人造谣说我“在香港卖文为生，影响不好。”反正茶瓶、尿壶都有嘴，由他说去吧！
今年元旦，《龙真人别传》开始在香港《文汇报》上每日连载，每篇都有一幅插图。我写这些，似乎在为自己登广告，非也！因为有人羡慕香港作家，创作自由、生活舒适。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在香港“爬格子”的人，比内地的作家辛苦多了。内地的作家有固定工资，出差有旅费，文章发表了有稿费，长期不写一个字，生活也不用发愁，香港作家可没有这个“福分”，也许是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优越性吧！
抢劫
头一天到香港，宿舍管理员给我三把锁匙：一把开大门，另一把开二门，第三把开房门。大门是铁门，二门是坚固的木门，这两道门都是双重的大锁，钥匙要转两转才能开门。
每个香港人身上，都有一串锁匙，小学生也不例外，除非家里有人看门。买了旧楼的人家，旧锁全部更新，家家的大门外，几乎都加安一道铁门。两道门整天落锁，生人叫门，只开木门，隔着铁门对话。我们住在朋友家里，一切格外小心，每次出门或返家、开锁时先要左顾右盼，生怕坏人持刀入门打劫。
每幢大楼除电梯外，有前后两座楼梯。后楼梯常是藏坏人和干坏事的地方，垃圾桶设在后楼梯，每天出门倒垃圾，总是提心吊胆。报上常登匪徒藏在后楼梯，进行抢劫、杀人和强奸的消息。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有这种心理。同住一层楼多年，各不相识，有时在电梯里相遇。，顶多打个招呼，谁也不会请到家里坐坐，真合“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俗语。邻居被打劫，隔壁的人听到，不敢出门帮助，一来怕危险，二来怕添麻烦，一旦报案，警察要录口供，还得到公堂作证，浪费时间等于浪费金钱。有时被抢劫的人损失不大，自己也不愿报案。警方曾在报上号召，要求被劫者积极报案，但因为这类破案率很低，事主怕麻烦，宁愿装哑巴。我的大嫂说，她在香港做工期间，曾在电梯里三次遇劫，每次损失不大，她都默不吱声。
香港的银行比北京的小吃店还多，活期存款年息十厘左右，利息高，取钱十分方便。较大的银行有电脑控制、自动付钱机，下班后或节假日，存户需要用钱，将一张银行给的卡片，装进机子、按上密码、机子自动付出一张百元的钞票。居民家中不放现款，身上也只带少量的票子。乘电车或公共汽车，很少听说有偷钱包的扒手。
中高级职员和公司老板，身上带着信用卡。上大公司购货或较大的餐厅吃饭，不必付现款，交上信用卡登记，在发票上签字就成了。有些信用卡国际通用，在各国旅行买东西不必用现款。香港街上有些高级商店的玻璃窗上，贴着各种用卡的样品，只要有同样的卡片，便可进去买货。我曾陪一位菲律宾朋友上街，他拿着一张国际通用的信用卡买东西。他说在该公司存入一千美金（当然还要有入息证明），便可以给一张国际通用卡片。但用这种信用卡购物，比一般商店要贵。
香港人通常不告诉住处和家中的电话，不请朋友到家里玩，更不愿生人进屋。有个朋友办丧事，请和尚道士在家里做功德。一天深夜发现楼外爬上一个贼，家人倒下一暖瓶开水，贼人双手烫伤，从五楼跌下去摔死了，原来是来过家里的道士。
香港的劫匪大多是黑社会组织的人。打家劫舍的有独行贼，也有三两个一伙。进屋亮出凶器，口称“打劫”！一般人不敢反抗，任他们捆绑搜抢，家中没有值钱的首饰和现款，匪徒搜出银行存折，光天化日下，押着事主到银行取钱，或让事主签支票，从银行取回钱来才罢休。
大抢劫案的醒目标题，每天在各报上都能见到，打劫金器厂、金行、珠宝店、银行和押款员，看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预谋，此类抢劫多不胜数，每桩均是巨款，被劫者损失在数十万至数百万元之间。
香港有种护卫公司，其业务是用护卫车，为一些公司送巨款到银行，护卫人员均有武器。但这种护卫车有时也被强盗拦劫，也有护卫员监守自盗。去年九月二十一日，一间护卫公司派人从一些银行商业机构，提取五百九十万元现款，送到旺角一家银行，后来发现少了一百七十万元，而该公司一名叫陈耀强的负责收款的职员失踪，警方将陈的照片登报寻找。相隔三个星期，一名护卫队长冯天祥，在押解四百万元途中，用调虎离山计，支开了同车的三名护卫员，盗取一百万元逃跑，结果数日后被警方捕获。
国际犯罪集团与香港的黑社会勾结，在香港大显身手，经过严密的侦察布置，进行戏剧性的抢劫活动。去年三月三日，香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职员，从台湾带回一批美金和日币，约值两千万港元。飞机抵港，由数名职员陪同，乘私家车开到土瓜湾，被几个自称“国际扫毒组”的匪徒拦车劫去。今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新加坡商人刘某，手提一只旅行袋，内有五百万坡币，在离尖沙嘴警署很近的香港酒店门口等车，突然被两个拿手抢的和两个徒手的大汉，推进一辆私家车内，开到九龙公园，刘某被推下车。同一天上午，有个菲律宾华人，携带两只装着五十万美金的旅行袋，乘飞机来香港。刚走到机场的大堂，即被三名持枪的匪徒，用枪击伤头部，抢去一只装二十万美元（约值一百三十万港元）的旅行袋，登车逃去。今年二月十六日，一辆私家车在机场接载一个菲律宾来的客人，车离机场准备驶上东九龙的天桥，在走廊入口处，突被一辆私家车截住，三名劫匪，用枪击碎司机旁边的玻璃，鸣枪一响，恐吓车内的三人，然后取下锁匙，打开汽车尾箱，抢走五万美金（约值三十三万港元），从容上车开跑。
按照菲律宾、新加坡和台湾的规定，只能带少量本地货币离境。这些富翁违法携带大量外钞出来，被劫后只好哑巴吃黄连。
香港的劫匪十分猖獗！抢钱外还进行绑票。去年中秋节前，发生了轰动全港的绑票案，肉票是胡应湘的十岁长子胡民新。胡是合和建筑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香港六十二层高楼、顶层带旋转餐厅的合和大厦，是该公司的产业。胡于去年与中国银行，签订了建筑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的意向书，初步费用超过二十亿港元，因而成为世界知名人士。胡民新被绑票后，以一百五十万港元赎出来。港岛警署十分重视，根据小肉票提供的钱索，一星期后破案。
今年四月十二日，香港发生了最大绑架案。住在半山上的地产商王德辉，乘车到金钟站附近上班，被两部车截住绑架而去，勒索两千万美金赎身，经过讨价还价，付了一千万美金（约合七千万港元）电汇到台湾，绑匪始将肉票放回。此案涉及国际刑警问题，香港派侦察到台湾调查，在香港逮捕了四名嫌疑犯，目前正在审讯中。
在畸形的香港，抢劫案子越来越多，越闹越大。每天都有警车在街上奔驰，发出刺耳的怪声，这和救火车、救护车的叫声一样，人们天天听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香港屠夫案
题目像推理小说，却是真有其事。如果将它写成报告文学，可以写一本书，不过太恐怖了。
抢劫、凶杀、强奸、偷车、盗货、贩毒、走私、欺诈、拐骗……凡是可以列入刑事的罪案，应有尽有，无奇不有！
各报争载爆炸性的新闻，有的登在头版头条，有的套色大标题，有的配合现场照片……以此刺激读者，增加销路。
市民们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然而“其怪不败”！罪案每天成百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奇！
香港屠夫案，曾经轰动了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几百万港人注目的话题。作案者林过云，二十七岁，是个值夜班的士司机。他利用职业的方便，在半夜里，惨杀了四个女子，并将她们肢解碎尸，十分野蛮残暴，因此被称为“香港屠夫”。
去年二月四日凌晨四时，二十一岁的舞女陈凤兰，于舞厅打烊后，和几个女伴喝了酒，在九龙尖沙嘴金巴利道，登上林过云的士，林将她载到土瓜湾贵州街停下，回自己寓所楼上取了电线，将陈凤兰勒死，拖尸到家中，藏进不在家的父亲房中，等到第二天家人都上班了，把尸体移入自己的卧室，剥光衣服，用照相机和录影机拍照，用利刃剜下性器官，浸在防腐药水里。又从死者的手袋中，取出五百元，上街买一把电锯，将尸体肢解成七块，装入塑料袋，于夜间驾车到沙田，丢进城门河中。
第二名受害者是三十一岁的陈洁云，她在一间会所当收银员。去年五月二十日下午，下班后遇到大雨，她在吴淞街搭上林过云的车。汽车开到中途，林过云停车进入后座，拔出刀子恐吓陈洁云，取出手铐锁住她的双手，用电线将她勒死，将尸体套在两个麻袋里，载回家中藏好。次日如法炮制：拍裸体照，电锯肢解，装入塑料袋，于夜间运到港岛大坑道，抛进丛林里。
第三个受害者，是二十九岁的梁秀云，她是一家夜总会的侍应生。去年六月十七日凌晨的四时下班后，在弥敦道乘坐林过云的车，准备回大角嘴家中，车到亚皆老街，林过云用同样手法，将乘客杀死肢解，弃碎尸于大坑道林中。
去年七月二日，年方十七岁的女学生梁惠心，在尖沙嘴参加谢师宴后，天下大雨，晚上十一时，乘林过云的车，准备回慈云山。林过云用刀威胁梁惠心，载着她四处游车河，问她的身世，也谈自己的情况。游了几小时，梁惠心太疲乏，在车上睡着了。林过云见状大怒，立即停车将她勒死，载回家中，乘家人不在，脱光死者衣服拍照，然后奸尸，并将这一过程用录影机拍下来，再进行尸解，丢在大坑道丛林里。
香港报上，常登有寻找失踪少女的相片，却见不到有结果的消息。第一名被害者陈凤兰的碎尸，早在去年二月十一日被发现，但警方束手无策，如果不是林过云自投罗网，不知还有多少少女要遭殃？
去年八月十六日，一间冲印公司，接到一男子送来冲印的底片里，有女子的裸尸照，遂向警方报告。警察于第二天设埋伏，乘林过云取照片时将他拘捕，搜查他的寓所，发现三樽防腐药水中，浸泡了七个女性器官，又搜出千幅女性裸体相片及淫照、录像带和幻灯片，此外还有解剖工具和大批杀人证物。
从发现浸泡的女性器官看来，林过云显然不只杀害四个女子，因为缺乏证物，他只被控四宗谋杀案。
经过审问、辩护、判决，前后闹了半年多，今年三月判处林过云死刑，但未执行。香港沿用英国废除死刑的法律，匪徒们有恃无恐，凶杀案特别多。因为杀人者不必抵命，被杀者活该倒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道！
与香港屠夫案同时，去年六月三日，深水步元洲，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大血案，震动千万父亲母亲的心弦！二十八岁的狂汉李智衡，用菜刀砍杀了母亲梁丽娟、妹妹李小芹和三岁男孩冯建国，又持刀跑到附近一间幼稚园，看到孩子就挥刀，砍伤了四十多儿童，死了五个。受害者的父母伤心哭泣，一时哭声震天，恨不得将李智衡撕成碎片！但因为凶手是个神经病患者，反而受到法律的保护。
凶杀案几乎天天发生。上面两件特别骇人听闻。其它罪案更是多如牛毛。官方公布：一九八二年，共有八万五千多宗，其中青少年犯罪案，占相当大的比例。林过云的父亲在法庭上作证，指出他儿子犯罪，“社会也有责任”。一语道破这个畸形社会的要害！戏院天天放映黄色和凶杀影片，大量诲淫诲盗的书报刊物充斥市场，怎能不影响青少年？林过云摄制许多女尸裸照中，一大部分是模仿黄色画报的角度，这不是有力的证明吗？
花招与骗局
从内地到香港，恍惚走到另一个世界，许多新奇的事物，好比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
街头上，常见有些男女青年，散发着宣传广告的纸片，行人匆忙走路，多数避而不接。每逢星期日，到处站着学生，手中拿着一种带粘性的小纸头，贴在行人胸前，那是为慈善事业募钱，被贴上的人必须掏腰包，多少随便，少则一元，多多益善。
某日黄昏，一家戏院门口，有个穿着“新潮”衣裙的女郎，散发着纸片，人们以为是什么广告，不愿意接受。有人拿着一看，原来是一张十元的银纸（香港票面最小的钞票）。于是大家一轰而上，争先抢夺，直到那女郎手中的钞票发完，退到戏院里去为止。抢到票子的高高兴兴，没抢到的后悔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钞票上印有一部新电影的片名，准备在这家戏院首映，那女郎是片中的影星，使用新花招在做广告呢！
另一天下午，一条热闹的街上，从一辆开着的小汽车上，撒下一把把的票子。开头人们当成宣传品，懒得弯腰去拾。后来有人拣起来，却是货真价实的银纸，于是争相抢拾，一时交通堵塞，撒钞票的小车飞驰而去。
有人猜测，撒钱的人可能是发了一笔横财，兴奋过度。有人说是中了马票，许了什么心愿。有人从生意经上考虑，认为是某家制片公司，需要拍摄这样的镜头，事先在附近高楼上摆好摄影机，当一大群人争拾钞票时，开动康麦拉拍摄。这样做既省钱又省事，因为要在热闹街上拍片，必须事先申请有关方面批准，要费一些周折。撒下百把张十元的银纸，不过千数元，比起雇用一帮临时演员的花销，要便宜许多，而且场面气氛更真实。
美国影片《时光倒流七十年》，在香港碧丽宫连映一百八十天。在跑马地我的住处附近，新开一家餐厅，以“时光倒流二十年”作广告，开张头三天，按二十年前的价钱收费。如一杯咖啡时价五元，只收八毛，其它西菜亦便宜若干倍。那三天每天下雨，但餐厅门前总有人排长龙，等着吃廉价餐。第五天晚上，该餐厅后门被小偷撬开失窃，有人看报后，怀疑这也是宣传的花招。
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以钱为中心，以利为目的，为了推销商品，挖空心思出新花招，原不足怪。利人利己，被视为高尚行为，损人利己，也不算缺德，还被看成有本事。
我们刚到香港，正逢春节。表妹说旧历新年，许多人家要换新家具，因为房子小，旧的无处放，请人搬走要花钱，往往在深夜从高楼上扔下来，曾经有人被扔下的沙发压死，她叫我们在街上走路要小心。
从私心出发，干这种缺德事，曾受到公众和舆论的谴责，但高空堕物还是不断发生。
去年十二月下旬，柴湾兴华接连三日，大白天从高楼上，掷下三个用完的石油汽罐和一些铁枝，砸伤一个货车司机，一辆货车、一辆警车和两辆巴士受损。警察到两座高楼调查，毫无结果，只得在那两个屋的走廊上，层层贴上“行人小心高空掷物”的告示。今年一月中旬，兴华又有人从高楼上掷下两支长角铁，戳穿了一辆双层巴士。五月间，华富街和书局街，也发生白天从高楼上掷下石块和玻璃，击伤了两个行人。
报上认为兴华高空掷物的恶作剧，是向警察挑战，因为掷下的东西，就在派出所门外。有人画漫画，讽刺这种行为，画着街上行人戴钢盔，以防被玻璃瓶子击伤。现在掷下重三十磅的石油汽罐，戴钢盔也难免遭殃！
损人利己，形形色色的骗局，在香港层出不穷！
金融市场的波动，股票的起落，掌握在某些大财团手中，他们利用政治气候兴风作浪。去年我国提出收复香港主权，有些人大造舆论，蛊惑人心，造成股票落价，港币贬值，他们从中捞取财富。
伪造千元和百元的港币，手工精细，可以乱真，非经银行鉴定，分不出真假，使很多人上当。
用猪皮制成假燕窝，用乌贼造假鲍鱼，冬虫草内心加铜丝，冒牌的中西成药、录音带，名贵手表、名牌服装……凡是抢手货，很快就出现仿制品和冒牌货。
春节期间，车船票紧张，便出现了假船票。有间百佳旅行社，利用春节回内地探亲机会，在报上大登广告，收了旅客的定金三万七千余元后，宣布解散旅行团，却不发还定金。
假护照、假身份证、假信用卡……凡是能捞钱的票据，都有伪造品。
有些蛇头（引渡犯）与内地坏人勾结，用汽船运载人蛇（偷渡犯）到香港，每人收取数千至一万港元。有些偷渡的少女到香港，被迫卖淫当妓女。还有些蛇头偷运小人蛇，将儿童打针麻醉，藏在蔬菜篮或其他货物里载运入境，有的小孩被窒息致死。警方估计，去年偷运儿童入境达三千名。
骗局太多，举不胜举，用两桩大的，来结束这篇见闻吧！
总店设在九龙弥敦道的谢利源金铺，下面有几间分店，花了大量广告费。长期在电视台请影星宣传，花样甚多，以招徕顾客。该店卖金器珠宝，还售黄金券，供应“炒金”的客户。客户按牌价交现款，购买若干两黄金券。炒金犹如赌博，金价涨，赚了钱；金价落，蚀了本，炒金者相信电视广告，认为谢利源是“百年老铺”，“信誉卓著”，纷纷到该店买“纸金”。不料去年秋天，该店老板谢志超跑到台湾，谢利源突然宣告停业。拥有价值千万港元黄金券的数百名客户，手中“纸金”变成废纸，都叫苦不迭。破产管理处封存现货，清理产业，以八至六折出售钻石珠宝和金器，一时北角分店排长龙，弥敦道总店人头攒动，争相抢购。但因该店欠银行大笔债款，卖出的钱能还给客户多少，不得而知。
总行设在中区环球大厅的行通集团，下设财务公司和六家分公司，经营期货黄金和存款业务。在财务公司存款，利息比银行高，但必须大宗存款。贪便宜者多将钱存入财务公司。行通集团的主席兼董事长张朗中，执行董事及股本持有人潘少芬（看报上登载的照片，年岁都不过四十，警方相信他们是夫妻），今年二月二日，这对“夫妻”躲了起来，公司宣告停业，三百多个黄金客户及存款人，损失一千七百万港元，个个叫苦连天，纷纷上诉。
无独有偶，行通集团在停业前，也和谢利源一样，在报上登大幅广告，在电视上宣传，引诱更多人上钩。
香港广告花样百出，大多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许多相信广告者，常常吃了哑巴亏！
香港诸禁
前年在北京，听一位朋友说，他在香港丢了两次烟头，每次罚六十五元。去年在香港，听说一个外派干部，在街上吐了一口痰，被罚二百元，还得上法院去备案，幸好带着身份证，否则罚得更多。香港规定，市民上街要带身份证，外国游客要带旅游证件，否则查出来要罚款。
香港把乱丢垃圾的人，叫做“垃圾虫”。大街上每隔几十米，有个垃圾箱，箱边附着一个供丢烟头的铁筒。电车站、轮渡码头和一些公共场所，都有垃圾箱。乱丢垃圾要被罚款，从汽车上向外丢东西，要罚四千元。新近宣传吸烟有害健康，戏院里、轮渡上、巴士里、电车下层、电梯里……都有禁止吸烟的招贴。
外国人、华侨和港澳同胞，到中国旅游后，在文章里和言谈中，对我国的美丽河山、文物古迹、名胜风光，齐声赞扬。但对旅馆、餐厅的服务态度和卫生设备，很有意见。特别是对机场、乱丢垃圾，非常反感。
应该承认，香港的清洁卫生做的比我们好，居民养成良好习惯，也出于怕罚款，很少看见随地吐痰，但还有乱丢垃圾的现象。去年官方公布，单是新界地方，被罚款的“垃圾虫”，就有百多人。
香港并不是一个洁净的城市，由于地方小，人口密度高，工厂林立、汽车太多，空气污染及噪音污染，都十分严重。生产力中心顾问连灿明宣称，因空气污染破坏而造成财物损失，每年估计达二亿元，还不算因空气污染引起疾病失掉时间、增加医疗及生产力降低的损失。我在香港住过四个地方，到处都被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吵得不得安生！成天在有轨电车、大小汽车、巨大的抽风机、打桩机的汽锤的响声包围下，仿佛生活在铁工厂里。特别是那汽锤重击声，每敲一下都像打在心头上。香港神经病人特多，除了社会原因，我想噪音也会将人闹疯的。
香港诸禁中，对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违犯交通规则、对妇女非礼……只要被督察人员发现，都能严格执行。但对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的管制，却很不得力。民间研究空气污染的长春社主席温石麟说，马路空气中一氧化碳和一氧化硫，已经超过危害人体健康的污染标准三倍。目前日本东京有人上街，要背着氧气筒，有人买自富士山顶的罐头压缩空气。有朝一日，香港人想呼吸新鲜纯空气，恐怕非花钱不可了。
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某些禁例中，有意无意留下空隙，以禁止赌博和卖淫最为明显。
法律上禁止赌博，报上常登有警察抓赌的消息。可是逢节假日，到处都可见打麻将的响声，街上有许多公开的麻雀馆。夜总会、联谊会和大餐厅，天天有雀局。据说“禁赌”是禁止开赌场做赌东，却不禁止租场所给客人赌博。香港最大的公开赌场，是英皇御准的赛马会。每星期两次赛马，每次都是人山人海。去年上半年统计，投注的赌钱达一百一十亿元。另一种官办的赌博是“六合彩”，几天一博，在电视上播映摇珠号码，想发横财的人回回买彩票，每次不下数十万人。
澳门是世界有名赌城之一，每逢星期六下午，成千上万人拥到澳门赌博，因此来往港澳的水翼船和澳门旅店，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加价。澳门娱乐公司每年收入十亿元。许多人在赌场中倾家荡产，但是赌王何鸿?觯?却成了香港有名的亿万富翁。何鸿?龃右痪帕?一年承办澳门的赌权，他的娱乐公司，十五年中获得纯利三十亿元。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律上禁止卖淫，而操淫业为生的“捞女，估计有十几万人。
单是泰国妇女在港澳沦为娼妓，就有一万人，这是泰国内政部公布的材料。香港有各国的妓女，公开在报上登“征婚启事”。黄色报纸《今夜报》上，整版的套色大字广告中，有英国金丝猫、意大利鬼妹、美国小鬼妹、日本妹、韩国妹、菲律宾妹、葡国妹、新加坡妹、斯里兰卡小姐、巴西小姐、台湾妹、港岛混血儿、苏洲靓女……更多是妓女的名字，名字旁边，写明地址、相睇时间、“纯粹征婚，不涉其它”，有的还加上“宗旨正当”。
禁止卖淫和禁止赌博一样，只是禁止公开开妓院，不发给操淫业的执照，至于用别的名义，便可以合法营业。香港有数不清的夜总会和酒吧间，里面的舞娘和女招待，不少兼做皮肉生意。此外还有五花八门的黄色架步：按摩院、理疗院、芬兰浴室、蒸气指压、女子发厅、伴游公司……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准妓院。
两个以上的妓女，在一层楼卖淫是非法的，“一楼一风”则是合法。上述那些广告，均属“一楼一凤”。每个“凤姐”的楼房外，挂有霓虹灯招牌，五光十色，多不胜数，而且从“红灯区”发展到居民楼。湾仔金冠大厅，二十二层楼，每层楼两个单位（元），四十四家住客中，有二十个“凤姐”，楼下挂着十几个大招牌。旺角钵兰街一座万新大厅，竟有三十七个色情架步，不但有“一楼一凤”，而且有“娱乐中心”、“指压中心”……“凤姐”和居民混住一栋大厅，嫖客和良家妇女共用一个电梯，进进出出，十分难堪，引起居民的愤怒，联合向当局投诉，在报上提出抗议。警方被迫出动人马，拆掉色情招牌，但“凤姐”仍在窝里，照样可以营业。
近三四年来的色情行业中，出现了种“鱼蛋档”（中式夜总会），共有三百多间。用年轻小姐招徕寻欢客。“鱼蛋妹”中有不少是被诱骗的女学生，因此引起家长的强烈反对。记者公开揭露“鱼蛋档”的肮脏勾当，公开舆论予以抨击。但这种色情场所，都有合法的营业执照，警方亦无可奈何，有家电影公司，乘机拍了一部《鱼蛋妹》的影片，借此发了财。
严禁贩运、制造毒品和吸毒，当局确实不遗余力，成立了一个禁毒处。海关经常破获价值百万元的大宗海洛因，警方亦不断搜捕制造毒品的罪犯。政府还设立专门戒毒的门诊所，以美沙酮为吸毒者治疗。然而毒品还是通过各种渠道运入香港。国际禁毒局在维也纳发表一份报告，指出香港是贩毒集团在东南亚的毒品散集中心。香港禁毒处发表声明，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尽管如此，运入香港的毒品却是越来越多，价格因“金三角”鸦片丰收，降至六年来最低点。去年六月至八月，三号海洛因的批发价，每千克为二万八千六百元。于是戒毒减少，吸毒者增加。禁毒处资料表明，去年上半年的新吸毒者，十五岁至二十四岁的青少年男女，占百分之四十一，比前几年逐年上升。新吸毒的女性比男性增长率高，她们的吸毒，大部分与色情行业有关，很多少女是在“鱼蛋档”里学会的。
人才外流
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祖籍福建，出生在印度尼西亚，一九六零年，她辞别了双亲，从侨居地回到向往多年的祖国。当她踏过罗湖桥，看到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听到广播喇叭里播出：“同志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她兴奋地滚下泪珠，拉着一位边防战士哭了起来。
她回到祖国的首都，考进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钢琴，当她升上大学本科三年级的时候，中国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她被送去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十五年后——一九七五年，小姑娘变成少妇，她怀着悲痛的心情，跟随丈夫，抱着女儿，离开了祖国。当她重新踏上罗湖桥，回忆当年的情景，不禁又流下眼泪。
这不是一个人的心情，而是成千上万外流到香港归侨共同的感受。
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升起，新中国诞生的时候，一向被视为“海外孤儿”的千百万华侨，为祖国的强大而欢欣鼓舞，纷纷送子女回到母亲怀抱。许多华侨青年进华侨补校，上中专，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各条战线，为社会主义事业，把青春献给祖国。
一九五七年，一些敢于说真话的归侨，被打成右派。十年动乱，回到祖国的“海外孤儿”，几乎全部变成“海内孤儿”，成了“臭老九”加“臭老十”的双料货，被冠以种种罪名，受迫害，遭侮辱。许多人伤心透了，不得不申请离开祖国。
粉碎“四人帮”以后，侨务政策没有彻底落实，加上心有余悸等原因，继续有归侨外流。
十年来出走的归侨，大约有四五万人，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体育冠军、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年富力强，有水平、有经验，正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近年来，我国花了宝贵的外汇，请了外国专家来讲学，这是必要的。但是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有些并不比请来的专家差，却不能团结、不肯重用，而给走掉了，多么可惜！多么令人痛心啊！
举个例子：有个归侨医生，在国内被歧视，外流到了香港，生活上很困难。他从报上看到荷兰招聘针灸医生，临时学了一阵去应试，结果被请到荷兰行医，不几年成了荷兰的博士。回到中国讲学，大受欢迎。这位博士对接待人员说，他有个同学比他高明，还在农场劳动。不久那位同学便被调回原来的城市当医生。这叫做“外来和尚好念经”。
外流归侨回不了原来侨居地，几乎全部滞留在香港。少数人转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东南亚其它国家。
我在香港访问了几十个外流人才，了解他们工作、生活和思想。我还在报刊上读到外流人才在香港的有关文章。
除了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仍干本行工作外，大多数都改了行。少数改行做生意，多数到工厂或建筑工地当打工仔。
香港尺土寸金，房租十分昂贵，住屋是外流归侨最困难的问题，要占他们辛苦收入的一半。我认识一对从内地去香港的夫妇，男的在他堂兄的公司里做事，女的在一家服装店修改衣服，二人每月收入两千多元，租了一间房子，去了一个人的工资。他们出走前将孩子留给岳母照顾，否则无法生活。有个工程师带一个幼女到香港，他在工厂打工，孩子送托儿所，每月交八百元，收入不够支出，只得每夜到餐厅擦地板。带着未成年的儿女出去最辛苦，不到十六岁不能做工，上学每人每月要花数百元。北京有个邻居，两夫妇和一个上小学的孩子，前几年全家去香港，最近又把孩子送回来，大概在香港混得不大好吧！
外流到香港的归侨，约有三分之一住在木屋区和安置区，房间拥挤，交通不便，卫生条件极差，他们时刻提心吊胆，怕火灾、风灾，怕暴雨冲泻山泥，将木屋毁掉，造成家破人亡！他们大部分租一间小房或一两个铺位，混得较好的人，租一个单元楼房，又分租一间给别人住。小部分得到海外亲友的支援，买了分期付款的房子，但必须搏命挣钱和节衣缩食，筹足每月应付的房钱。到港时间较长、或者做生意发了财，一次买下楼房的人，为数不多。
外流到香港的数万归侨，疲于奔命。生活上还过得去，但精神并不舒畅，内心十分复杂。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年人，少数已接近老年，有家口之累，担心儿女不能成材，甚至变坏了；担心生病或工伤，失掉工作能力；担心老了没有依靠，因为香港没有养老金制度。
香港是个自由社会，冒险家的乐园。有办法的人，认为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但是数万外流的归侨，受过高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大多是安分守己的人。他们最痛心是浪费了多年时间，最难过的是当年回国的理想毁灭了，现在又流落到香港当了二等公民。
我访问一个改行做生意的大学教授、两个干了其他职业的讲师，他们异口同声说，一个人活着，除了物质享受，总该有点理想。来到香港，失掉了做学问、搞研究的乐趣。没有可读的书，电影、电视都是那一套，人情淡如水，有朋友也不大来往，精神十分苦闷。
我曾对他们说，广东省领导人公开谈话，欢迎外流在香港的人才回内地参加建设，可以回原单位，保留原职原薪。他们听了苦笑地说：“光有原则号召，没有具体措施，恐怕回不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十年动乱的创伤太深了，有人想回来，心里顾虑重重：申请出去时，排了两三年队，现在政策好了，将来变了怎么办？再搞政治运动，审查起来更是说不清。有的说，再回去会被当成无能之辈，单位领导未必欢迎。
有个医生带着妻子孩子去香港，夫妻两人都当了打工仔。医生年纪大、身体弱，打工吃不消，回到内地原单位工作，周围对他很冷淡。他写信给留在香港的妻子说，他很苦恼，只希望能调到广州，好离她近一些，以便她能时常回来看他。
有个医生当了修鞋匠，生活很不好。我对他说：“不如回去？”他摇摇头回答：“好马不吃回头草！”
归侨“用武之地”
廖承志同志在逝世前的一次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最感痛心的是，不尊重、不信任他们，没有用武之地……有的人在国内长期不能有所作为，出国后就成为有成就的人才。”
几十年来，作为一个归国华侨，我深有同感。在战争年月，对归侨一视同仁。那时候日子艰难，同甘共苦，许多归侨在战场流血牺牲了。可是建国以来，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归侨被歧视、受打击！十年动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拨乱反正之初，流毒仍未肃清，于是归侨一批批外流了。
外流归侨和侨眷在香港，多数人不得意，少数人发挥了聪明才干，找到了“用武之地”。许多文艺人才，成了香港一些文艺团体的骨干，正用心血和汗水，灌溉这块“文化沙漠”。
原北京中央歌剧院女高音歌唱家罗忻祖，曾在《望夫云》、《阿依古丽》、《货郎与小姐》等剧中担任主角。到香港后，在市政局主办的泛亚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演唱了六首歌曲，获得了成功。
原北京芭蕾舞学院教师吴湘霞，任教二十多年，《天鹅湖》中主角白淑湘，是她教过的第一批学员。一九七二年随丈夫去香港，现任香港芭蕾舞学院导师，培养训练专业演员，曾编排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芭蕾舞片段，参加香港艺术节的演出。
印尼归侨黄东涛，五十年代回国，在集美中学和华侨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当中学教员，“文革”开始下工厂做钳工。一九七二年去香港，当过玩具厂装配工、夜总会清洁工、印染厂印花工，多次被“炒鱿鱼”（辞退）。他原是学文科的，在失业时以东瑞笔名试写文章，结果被采用，尽管稿费少得可怜，他还是继续以此为生，十年中出版了十几本书，去年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香港一角》。
印尼侨生陶然，一九六0年回国进华侨补校读书，又到北师大语言文学系学习。一九七三年去香港，先后在报馆和出版社任记者、编辑，常在香港各大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已出版了几本书。
印尼侨生梅子，五十年代回国，福建师范学院毕业后当教员。一九七二年去香港，曾在一家塑胶厂当工人，当时经济不景气，工厂不能天天开工，收入微薄，无法维持生活。后来到一家出版社当售货员，经过一段辛酸曲折过程，为该社主编《中国现代文选丛书》四十七种，《海外文丛》七种。
多数外流人才粤语讲不好，黎萱却是个例外。黎萱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黎民伟是香港第一家电影公司的创办人，母亲林楚楚是中国最早的女明星。黎萱原在香港做电影演员，一九五一年到北京学习表演艺术，分配到广东省话剧团工作，一九七九年去香港，当了电视演员。由于她艺术素养精深，表演技巧高明，已经拍了好多部连续片集。每天打开电视机，都可以看见她在荧光屏上的形象。
马来亚侨生骆拓，是槟城侨领骆清泉的儿子。骆清泉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好朋友。一九四六年骆清泉接到徐悲鸿的信，要骆拓回国学画。第二年，骆拓到北平艺专，在吴作人班上学习。解放后艺专并入中央美术学院。一九五七年，骆拓毕业后，他父亲和徐悲鸿，都要他去巴黎深造，但骆拓满怀爱国热情，坚决留下参加建设祖国，为此差点和家庭决裂。
一九五七年，骆拓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被定为叛国分子，“文革”后期又被戴上加拿大特务的帽子。一九七六年骆拓去香港，开设“悲鸿艺苑”教学生，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课程任教。一九八一年他去吉隆坡开画展，其中最大的一张画，画了九层山和六十八匹各种不同姿势的马，把徐派的马引入山水画，获得空前的成功，星马各大报刊纷纷发表赞扬的文章。
活跃在香港舞台上，还有一大批外流的侨眷的音乐家和舞蹈家。香港市政局中乐团的团长、指挥和大部分演奏骨干，都是从内地去的。如该团团长黄安源，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担任铁路文工团首席二胡演奏，一九七七年去香港。
原新影乐团二胡演奏家汤良德，曾为北京几个电影制片厂一百多部影片配乐。到香港后，受聘香港音乐事务处当训练主任，训练出一批音乐人才。他曾带着青年中乐团去英、法、以色列及塞浦路斯演出。
原中央歌舞团演员孙辛未，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舞蹈演员，曾参加过《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出，并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演出。去港后在圣约翰书院教舞蹈，培养出一批学生，每年在香港演出得奖。
原中央民族歌舞团指挥任策，有三十年指挥经验，现担任香港几个乐团的指挥。
许多外流的科技和医务人员，在香港建设中发挥了他们的才能，举两个例子：
印尼侨生李文华，十七岁回国，考上铁道医学院，又在北大进修电生理学，对新针灸疗法很有研究。十年动乱，他在郑州铁道医院工作时，下乡“接受再教育”。一九七二年去香港，刚到两个月，碰巧一场台风，刮倒了一栋大厦，死伤很多人，其中有个英皇御准大律师、英人烈显伦被压成瘫痪。香港玛丽医院请他用针灸配合治疗，两个月治好了烈显伦的瘫痪，引起了医学界的注意。该院请他合作研究用针灸治支气管炎，并写成论文在英国一家杂志上发表。以后他又写了有关针灸的论文，登在美国医学杂志上，成了国际医学界知名人士。香港大学及日本、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尼、印度等国，纷纷请他去讲学，欧、美、澳、亚的一些国家都有人来香港向他学针灸，十年来他教了一千多人，真正是桃李满天下。
印尼侨生江荫琴，一九六三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一九七二年去香港，参加地铁建设，成绩优异，升为助理工程师。香港加士居道和呈祥道两座天桥，是她独力设计的。一九七八年一次事故，她不幸死于地铁工地上。
归侨外流的体育人才为数更多，其中有世界冠军和全国冠军，有的已经回来，但多数仍留在香港，这里就不细说了。
外流医生的遭遇
十年来，从全国各地外流到香港的医生，大约有四千多人。北京原有归侨医生七百人，现在走剩下一百多。
外流医务人员中，有医学博士、大学教授、讲师、各科专家、主任大夫、医生、护士、研究人员……除了极少数的老医生，几乎全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有过十年以上的临床经验，有过一定成就。
香港只承认英联邦的毕业证书，不承认中国的学历。中医可以注册开业，西医一律要重新考试。试题十分刁难，要过三大关。一是英文关，一百二十道大题，六百道小题，包括内、外、儿、妇、骨和神经六科。每道大题不到两分钟，没有时间考虑。答错了要扣分，有一科不及格即被淘汰。百分之九十的考生，在中文关被刷掉，二是英文关，考英文程度，用英文回答试题。内地的医生，大多数英文水平不高，到香港日夜为生活奔忙，没有时间温习，即使过了第一关，此关也难通过。三是口试关，用英语回答各种医学上的专门知识。内地医生长期和外界隔离，国际医学上年年有新东西，都不大知道，这一关也不好过。
侥幸闯过三关，像中状元似的被同行羡慕。但这些“状元”，要像医学系刚毕业的学生，到公立医院实习十八个月，才能注册行医。实习期间跟看护员一样，端屎倒尿干杂活，受护士小姐驱使。由于粤语不好，经常受吆喝责斥，必须低声下气。据说有个大学教授考上了在实习期间，偌大年纪被年青人欺负，他咽不下这口气，宁可不当医生，跑到街头摆小摊。
香港每年只考取百十个内地来的医生，全部四千人要都能考上，需要四十年！
是不是香港医院多、医生多呢？绝对不是！香港有五百万人口，公立医院屈指可数，私家医院寥寥无几。港岛东区五十万人口，没有一家医院。东区议员呼吁了几年，港府也嚷嚷要修建医院，但见雷声，不落雨点。
元朗区三十万居民，只有一家博爱医院，包括院长在内。共六个医生，夜班一个医生要管二百多病床。近来该院又有两个医生辞职不干。香港严重缺乏牙医，平均八千人只有一个牙科医生。新近建立了一所菲腊牙医学院，闹了贪污丑闻。该院要到一九八五年，才有首批毕业生投入社会。
香港私家医院和诊所，收费十分昂贵，拔一颗牙收一两百元；看一次专科，非三百来元不可；住一次医院，没有两三万元出不了院。我有个堂侄媳住私家医院生孩子，十天花了两万多元。我的外甥女患急性盲肠炎，做个手术花了五千元。
百分之八十的市民，负担不了私家医院的费用，有病只好到公立医院，但要看一次专科，往往要排队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万一病发送去急诊，有时只给一点止痛药。能留院就医，碰到好的医生、护士，还算幸运；但多数医护人员马马虎虎，有的态度十分恶劣，因为你是穷病人！有钱人害病全上私家医院，特别是做手术，怕在公立医院当试验品。我的表妹被汽车撞伤，大腿淤血结成瘤子，走路一瘸一拐，想到公立医院开刀，怕被那帮实习生乱割；想进私家医院，估计非五万元不可，后来我请她到广州做手术，住院十八天，取出碗口大的血瘤，连吃饭带医疗费，总共只花了九十六元人民币。
有不少香港病人，跑到广州治病。近来广州和深圳的一些医院，设有专门为华侨和港澳同胞看病的业务，可以体检、治疗和住院。
既然香港缺医院少医生，为什么排斥内地医生呢？是为了保护英联邦和本港医学系毕业生的金饭碗。无论是在公立医院或私家医院当医生，还是自己开诊所行医，每月入息都很可观（五千到一万元）。如果让数千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大陆医生开业行医，金饭碗可能变成铜饭碗。至于广大市民看病困难，当局视而不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
面临这种情况，数千外流医生怎么办？
香港有亲人、有房子，或是南洋家庭富裕，英文程度较好的，总想能考上当正式医生，每月可拿五千元以上的薪金，自己开业收入还要多一些。
除了少数“幸运儿”，大多数人知难而退。有的改行做生意，有的到工厂和工地做工，有的为有执照的私家医生打工，每天给病人看病，按月拿微薄的工资（两千元左右）。还有一大部分人当了“黑医生”。
“黑医生”有两种，一种是略懂中医医道，注册开中医诊所，但主要是做西医。另一种是无牌医生。这两种医生为了维持生活，要冒极大的风险。香港政府规定，无牌医生或中医做西医，不但要罚巨款，还得坐牢。“黑医生”都在家里看病，病人必需是朋友或熟人介绍来的，生人一律不敢接待。屋里不能有大的医疗器械，小的器具如听诊器、血压计、打针用具和西药，也要藏好，以防被查出来。因此他们只能看一些头痛脑热和生疮碰伤等小病。看“黑医生”收费便宜，随到随看，服务态度好，疗效也快，因此许多打工仔，都愿找他们看病。
当医生不可能只有少数固定的病人，熟病人介绍生病人，久而久之，黑社会知道了，会派流氓来敲诈，便衣警探知道了，也来威胁勒索。
香港没有公立的牙科医院，牙医很少。有位无牌女牙医，在家里给病人治牙。治牙不能没有器械，因此经常被流氓和警探敲诈。她原是北京某大医院的牙科医生，她告诉我，因为怕敲诈，经常要搬家。
几乎所有的“黑医生”，都被黑社会的流氓敲诈过，通常一次三百来元可以打发走，但也有例外。
有位心血管专家，是我的同乡朋友。他的外科手术高明，是某省一把好刀子。“文革”中去香港，爱人上工厂做工，孩子读书。他年近半百，文质彬彬，当不了打工仔。念书时学的是俄文，根本不想去考试，只好在家里当“黑医生”，给老乡们和一些打工仔看点小病。辛苦了几年，生活还算不错。我在香港闹了几次病，都是他给免费治疗。我很为他的大材小用而惋惜。
去年秋天某日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要我给他在报馆找个差事。问他为什么？他说黑社会找上门，将他打一顿，敲了一笔竹杠，不想再当“黑医生”了。
原来前一天，四个流氓装着看病，进门后指出他无牌行医，威胁要报警，向他勒索三万元。他拿不出这笔大数目，流氓们边揍他，边讨价还价，最后说好一万二千元，家里没有现钱，银行存折上只有六千元。两个流氓押着他到银行取钱回来，又迫他写了一张六千元的欠条，约定某日来取。
一般医生碰到敲诈，总是吃哑巴亏了事。他还欠着六千元，为此很发愁，希望免付欠钱了结，又怕流氓们不干。朋友们劝他去报警，他怕报警后更麻烦。后来一个有势力的朋友支持他去秘密报警。流氓们来取钱的那天，便衣警探埋伏在银行外面，当他付完钱取回欠条，警探扑上去，捉了两个流氓，两个逃跑了。
黑社会的头子很感意外，当然不肯罢休。了解医生背后有势力支持，不敢轻举妄动。但不甘败的太惨，花了二万元请了个大律师，为敲诈犯们辩护。在法庭上，律师千方百计责问原告，想诱他供出西医的证据。我的朋友很机警，一口咬定只看中医，没有上当。
官司是打赢了，两个敲诈犯判了刑。他挨了一顿打，丢了六千元。现在还是提心吊胆，盼着日后有机会，能回到深圳医院工作，发挥所学的才干，摆脱黑社会的威胁。
现代化与信鬼神
现代化与信鬼神，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香港，却是水乳交融，合二而一。许多香港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脑子里可充满着迷信。
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开拍，要选择黄道吉日，备烧猪焚香拜神，求菩萨保佑摄制顺利成功。电影上映前，还要敬神一番，求财神爷降临，保佑场场“爆棚”（满座）。
看来滑稽可笑，却是千真万确。最有趣是西方“猛兽马戏团”到香港海洋公园演出，也来个“入境随俗”，演出前全体艺员及猛兽，都浇了圣水，女艺员学着烧香上供，祈求平安吉利。报上登着一幅“洋妹上香”的照片，一个白种靓女，头戴皇冠，裸体上戴着乳罩、穿着三角裤，双手拿着香，虔诚地站在香案前拜神。她不懂中国菩萨不喜欢她这样打扮，很难说会赐福保佑。
我到香港恰逢农历新年，恍惚回到儿时的故乡。街上商店和居民楼房，到处贴上春联，有的还加上门神、财神、土地的神位。门口香炉里点着香，铁桶里烧着冥钞，小桌上供着果品。出门给亲友拜年，口袋里要装着红包，准备送给亲友的孩子。除夕晚上吃过年饭，家长要给晚辈压岁钱……
年前花市生意兴隆，空地上都摆着盆盆的桃花和金桔。许多高级酒家和大公司，要摆上大株的桃花，每株价值数千元。中等人家图吉利，也要买上一两盆金桔。年三十花市最热闹，午夜前一小株桃花数百元，一盆金桔一两百元。午夜后大贱卖，只卖原价十分之一、二。到了大年初一，就无人问津了，似乎过时的花，好意头也消失了。
香港有许多庙宇，香火十分旺盛。据说黄大仙最灵，香火日夜不断，善男信女心中有事，前去求签问卜，有求必应。庙里庙外，人山人海，争着签筒。去年五月，我的弟妇从菲律宾来香港，她要去拜黄大仙，我奉陪看热闹。不巧天下大雨，庙里拥拥挤挤，走廊上跪着一排排善男信女，膝下垫着塑料袋，旁边摆着鸡鸭鱼肉等供品，脑壳不断往地上碰，口中念念有词，手里摇着签筒，希望能摇出一支上上签。
电脑也为迷信行业服务，有些庙门口放着抽签机，放进一元硬币，吐出一张签条。
香港除了洋教以外，中国的三教九流，色样齐全。在大街上、巴士和电车里，常常看到和尚尼姑。星算占卜相士，人数众多，生意兴旺。有天朋友驾车带我们去游览新界，看了几座大庙，庙外都摆着一长列算命、卜卦、测字和相面的摊桌。
有些相士在报上登广告，相命一次，索价百元。我的远房侄女与一个“铁笔神算”合租一个单元的楼房，每次去侄女家，都看到厅里排队等候算命的男女。做生意、炒黄金、买股票、出远门、求配偶、下赌注……甚至内地出去的医生要考试，也求他算一算。这位铁笔神算是个单身汉，每日收入数百元。据说他算得很准，可是每次赛马下赌注都输了。有次我打趣问他，赛马下注之前，为什么不先算个卦？他笑而不答。
有位林先生，经常在报上发表文艺评论。某日《文汇报》白先生给我来电话，说林先生要请我吃饭。我因为素昧生平，不好叨扰。白先生说，林先生年青时，读过我写的书，这次聚会，还约了香港一些作家见面。我欣然从命，届时往荔香村酒家赴会。林先生年约五十，身体发福，性情豪放，学识渊博，十分健谈。席间他忽然给我相面，看了我的掌纹，并在一张纸上，将我的过去分成若干阶段，某年到某年顺利，某年到某年倒霉……大体上说对了。我奇怪地问他：“是不是从我写的书上，了解我过去的遭遇？”他笑着回答：“相术也是一门科学，否则我不能在电视台讲了十年。”
在座的朋友们说，林先生是香港著名的相学家，每周在亚洲（原丽的）电视台讲一次相学。印尼苏哈托总统请他看过风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请他相过命。香港人求林先生相命，要排队挂号，已经排到一九八五年了。他每天只接待两个顾客，每次收费五百元。
今年春节间一个下午，我在电视上看见林先生推算猪年（今年是农历猪年）香港经济复苏的前景。我对经济是门外汉，前景如何？有待事实证明。
美国有位华人，研究中国的《易经》，成了哲学博士，很受推崇。我对相学一窍不通，到底是科学还是迷信？只好存疑。然而相信神仙保估，相信命运支配，无疑是愚昧的迷信。
洋人信上帝，华人信菩萨，在香港很普遍。
前几年缺水，天不下雨，听说香港的洋官员，带头领着市民向老天爷求雨。最令我惊异的是，有些在新中国成长、受了社会主义教育的侨眷，在内地当了多年干部，到香港混的不错，也认为是菩萨庇佑，家中供了观音神像，点了长明灯。
“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两句旧中国的谚语，如今成了资本主义的信条。香港的资本家发了财，除了靠资本获利，还靠敏捷的脑瓜，锐利的眼光，灵活的手腕。多数人还是相信机会。炒楼、炒黄金股票，下赛马赌注，有人发财，有人破产，好像冥冥中有命运之神在支配。普通人也想发财，不过一缺资金，二不懂生意经，他们炒点黄金、买点股票、下赛马赌注、买六合彩，常常是跟着别人走，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因此更相信命运不济，更希望财神爷降临。
香港拾零
零可以写成“○”，可以读音“圈”，也可以说是完了。
我的《香港见闻》拾完零，也该结束了。
后门走不通
目前在内地，几乎事无大小，都要走后门，熟人好办事，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托人情，送礼物，交换条件，假公肥私……形成一门新学问——关系学。
“文革”有个口号是“破旧立新”，结果破了老的优良作风，毁了旧的光荣传统，却立起这种新的关系学，真可悲！关系学并非新玩艺儿，而是旧社会的沉渣泛起，它象白蚂蚁蛀蚀着社会主义的大厦。
闲话少说。去年我到香港，急于和海外亲人见面，想提前办好出国手续。有个朋友来看我，他是一家大国货公司的老板，广东省人民代表，他告诉我：“现在香港没有后门走。”我心里怀疑，因为我印象中的香港，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但碰了几次软钉子之后，不得不相信。
我用的是正当理由，托的是知名人士，帮的也非无名之辈，自然不能花钱送礼。有的当面吩咐下属给办，有的叫人送来表格。开头给了很大希望，慢慢拖延下来，承办人员提出困难，甚至坦率说是怕廉政公署怀疑他们得了什么好处，结果是一场空欢喜。
原来的香港也是贪污成风，贿赂盛行。前任港督麦理浩，成立一个廉政公署，专门检举贪赃枉法的公务员，办的颇为认真，既打苍蝇也打老虎，报上常载有公务员被控诉，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另一方面，香港的公务员都是高工薪、铁饭碗，生活安定舒适，一旦犯法被控，丢了乌纱帽，终身不再被任用，得自谋生路，谁也不肯冒风险，何况我托的是空口人情，后门更是走不通。
香港政府推行法治，一般公务员奉公守法，普通居民尊重法律，谁也不肯以身试法。黑社会和不法之徒当然是例外，但他们也利用法律空隙，如经营“一楼一凤”和“鱼蛋档”等淫业，开办麻雀馆等赌业，就是钻了法律的空子。有些亡命之徒敢于抢劫杀人，因为法律上废除死刑。依法和官衙门打交道，一般的都能迅速办好，如果不合条例规定，当场就给你退回。很难得到特殊照顾，也没有“研究研究”等拖拉现象。一般公务员工作讲究效率，服务态度也是好的。
港督薪俸比英首相高
上面说的公务员薪金高，高到什么程度？
香港总督尤德爵士的月薪六万元，不用缴纳入息税，从这个会计年度开始，他的月薪加了一千三百元，他的月薪比英国首相高出近两万元。撒切尔夫人的年薪是四万六千六百六十英镑，约合港币五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元。
每月还有一万八千多元交际费，可供港督开支。在港督任内，可以使用总督府、粉岭小筑和一艘游艇、一辆高级卧车。单是粉岭小筑每年的费用，要花五百八十多万元，其中四百二十四万支付那里的职工工资。
香港高级政务官员，一九八二年共一百九十四人，其中本地人占百分之四十五，月薪据说都在两万元以上。中下级公务人员十七万三千多人，一九八三年到八四年财政年度，薪俸为八十二亿元，平均每名公务员，每年可得四万七千多元。
尤德的薪俸，约等于最低公务员的工资三十倍，等于最低工人的工资六十倍。
我有个亲戚的儿子，刚从香港大学毕业，在公营企业当技术员，月薪四千五百元。他正努力自习，如果能考上工程师，月薪八千多，加上房贴，当在万元左右。
老人·安全感·公屋
香港人缺乏安全感，富翁们怕抢劫、绑票，普通人怕老了流落街头。
据报载，目前香港流浪老人一千多。
香港没有社会保险，劳动中发生伤亡事故，雇主给一笔抚恤金了事。死者无话可说，最可怜的是失去劳动力的伤者，往后的日子就惨了。
香港原是华人社会，但长期受了洋人的影响，加上居住困难和生活紧张，许多儿女不愿抚养老人，有些甚至弃养。
按照老人服务计划规定，凡是一般人口达二十五万的地区，均可设立一间多元化服务中心。目前香港政府办了一些（有些是资助的）安老院，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近来购买了若干住宅，安置孤苦老人过集体生活，也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
老人最怕寂寞，有儿孙者不能团聚，无子女者更是凄凉。住在美孚新?的郭溢根夫妇，因为年老多病，膝下没有子女，发生厌世思想，写下遗书给外甥女，关紧门开了煤气，老两口抱在一起自杀。
香港尺土寸金，房租昂贵。没有自己住宅的居民，都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奋斗目标是“供楼”。私人建筑商的楼房，市内两房一厅约四十平方米的单位（元），卖价三十多万元，大多数劳动者无力购买。前任港督麦理浩，曾有十年修建公屋计划，也盖了一些廉租屋。三口之家，每月收入不超过三千七百元者，可以申请，每人可获四平方米居住面积。可惜公屋建的很少，申请者太多，只好排队轮候，有的要排数年。排到了还要抽签，中签的幸运者，方能住进廉租屋。今年房屋委员会推出“居者有其屋”的楼房出售，楼价只合私楼三分之二，地点都在市外，购楼者很踊跃，供不应求，仍然要排队抽签。
我有个堂嫂在九龙官塘，有位朋友在九龙荃湾，住的都是廉价的公屋。面积二十多平方米，有蹲式的厕所和简单的厨房，月租连管理费四百多元，只合私家楼房租金四分之一。两处我都去看望过，堂嫂家有七口人，朋友夫妇带两个孩子，他们都感到很满意。
许多劳动者盼着能住进这种廉租公屋，可惜僧多粥少，只能长期抱着希望，或许有一天能如愿以偿。
1983年夏天写于北京
后 记
春三月，我从香港归来，想把一年多的见闻，从生活角度，告诉内地的读者，一口气写了二十篇《香港见闻》，陆续在《华声报》上发表。
我不想写成抒情散文式游记，想直截了当让事实来说话。因此，必须依靠大量客观资料，除了目睹耳闻、访问时记在本子上的，还剪了大量的港报，买了一些参考书刊带回来。
原以为用通讯报告形式，比较方便迅速，没想到长期写文艺作品，对这类文章生疏了，汇集、整理、归纳和运用材料，比结构小说故事、描绘人物形象还费劲。所谓“一口气”，足足写了三个月，比我随后写的五幕话剧《啊！香港》，花了更长的时间。不过也有好处，写《见闻》时候，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些话剧中的人物和情节，为话剧准备了素材。
中英谈判香港前途，举世瞩目，港人议论纷纷，各阶层人士，各种政治色彩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见仁见智，众说不一。但对收回香港主权，却是一致拥护，即使是在右派报刊，也不敢公开反对。可见人心所向，谁也不肯背不爱祖国的黑锅。
起先，我在《见闻》的提纲里，就拟了一个港人谈收回主权的题目。后来，考虑到双方秘密谈判，发表这类文章不合时宜，也就作罢。现在，英国政府仍然要坚持“条约有效论”，玩弄“民意牌”和“经济牌”，想用“主权换治权”，妄图继续统治香港。最近英国领导人，公开说什么“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指责为殖民主义”；说什么“英国从未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只是“关心香港居民的利益”；还说“如果不是香港地位特殊……那它若干年前已经独立了，就成为另一个新加坡了”。
看了这些欺世之谈，我不禁把原先抽掉的题目，在这篇《后记》叙说叙说，补充一番。
世人皆知，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秦汉时属番禺地和博罗县管辖，以后历代归宝安县和东莞县。直到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大炮胁迫下，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才被英国占领。一百年来英国一直把香港当成殖民地，这不叫殖民主义叫什么？
英国统治香港百多年，通过香港获得的钱财，简直无法计算，目前，香港是英国货物输到亚洲的第二个大市场，英商每年从香港捞取大量美金。英国工商界利用其特殊地位，在承办香港的海底隧道、地铁等工程中，获得巨额的利润。香港股票市场上，英国投资达十数亿英镑，成交占五分之一，利润非常可观！香港港币的秘密储备金（据说是两百亿），全部放在英国，这对稳定英国的财政金融，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英国从未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的真相。
再看看英国怎样“关心香港居民的利益”吧！
去年初我到香港，就听说港府计划在离岛，修筑新的国际机场，计划把地铁路线延长到沙田，计划建设横跨维多利亚海峡、连接香港和九龙之间的鲤鱼门大桥，计划修筑港岛东区走廊（天桥）……自从我国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复香港主权之后，港府使用种种借口，把这些有利于香港居民生活的计划，一个个削掉了！
我在香港一年多，经常看到报上加价加税的消息。加价加税风从公用事业开始：铁道、地铁、轮渡、的士、电灯、电话、煤气……于是带动各行各业加价，促使百物飞涨，最突出的是烟酒加税，一盒香烟加税两港元，一瓶洋酒加税数十元，消息传出之后，一夜之间，所有超级市场满台满柜的香烟和洋酒，被抢购一空！
加风之下，港府放任投机财团，在金融和股票市场上兴风作浪，造成美金猛涨，港币暴跌，股票狂泻！去年夏天，一美元换五元七角港币，今年九月，一度跌到九元六角换一块美钞。港元大幅度贬值，物价飞快上升，五百万香港居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不安！许多居民怕港币变成草纸，纷纷上超级市场，抢购大米和罐头等食物。英国政府却将自己一手造成的这种局面，说成“问题在香港前景不明朗”，企图把责任嫁祸给中国政府。这就是英国谈判的一张王牌——“经济牌”。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竟拿新加坡独立的例子，挑拨香港同胞对祖国的感情，暗示香港可以“独立”或“高度自治”。
我在香港时候，就听到许多奇谈怪论，总括起来，说我国缺乏现代化管理人才与经验，港人也不能治港，收回主权以后，必须让港督原班人马管理下去，或者订新租约，或者聘任英人主管，否则资本家们带着资金跑掉，工厂和商店关门大吉，香港将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留下许多高楼大厦和几百万劳动者，将成为中国的包袱……
这些以“主权换治权”的论调，叫的最响，而且通过报刊，成了英国谈判的另一张王牌——“民意牌”。英国打出这两张王牌，无非想阻碍香港回归祖国。尽管高唱对香港负“道义的责任”、“关心香港居民的利益”，结果是适得其反，即损害了香港五百万人的利益，挡不住中国收回主权的历史潮流，港英当局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香港的居民百分之九十八是中国人，香港的繁荣是五百万香港同胞，用智慧和血汗辛勤创造的成果。中英谈判的目的，是要保持香港繁荣与稳定。英国当局果真尊重香港的民意，就应拿出诚意来。
1983年10月10日夜于北京
附记：《香港见闻》写的是8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香港社会作者的见闻。如今香港回归了，但还有个“五十年不变”。为了尊重历史，原文未作删改。
作 者 2002年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