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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自传篇
到延安的前前后后
在菲律宾，向往延安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像一块大磁石，吸引着海内外青年，投进革命的洪炉里，锻炼成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在菲律宾，我就向往延安，像游子怀念母亲，希望早日投入她的怀抱！
1935年，我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是个矮矮胖胖的湖北人。（解放后重逢，我才知道他原名董锄平，1921年的中共党员，曾参加大革命和南昌起义。）董老师在华侨中学，领导进步师生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老师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救国会的常委，参加编辑《救亡月刊》。1936年，董老师知道我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卖报，就把每期200份《救国时报》交给我推销，并嘱咐我不能像卖《华侨商报》和《前驱日报》那样沿街叫卖，只能半公开推销，卖不掉的可以送给进步的同学、工人或店员。
《救国时报》是在巴黎出版的，报上登了许多抗日反蒋的文章，也有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报上经常刊载王明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里印着陈绍禹。当时我不知道王明是何人，只对他同时用两个名字感到奇怪。到延安后才听说，这报纸是共产国际在巴黎办的，据说主编是吴玉章同志。
每期《救国时报》来了，我都贪婪地阅读，像吸水的海绵，汲取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这些理论变成《救亡月刊》的灵魂，我们常用它的观点，撰写自己的论文。
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董冰如老师乘年假去香港，回来后对我们说：“国共又要合作了，今后要宣传全国一致抗日，不再反蒋了，要团结蒋介石的军队共同打日本。”
1937年1月号《救亡月刊》，我们发表了一篇《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的社论，我还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西安事变后，汪匆忙从德国归来，曾路过马尼拉）勾结日寇和何应钦，阴谋进攻西安，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文章，登在同期的《救亡月刊》上。这一期，还用了一幅绥远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抗战的照片作封面，照片上两个士兵在阵地上握着机关枪向日寇射击。《救亡月刊》是16开铅印本，经费来源靠刊登广告和爱国华侨捐助。
不久，听说中共中央和中国红军总部移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的红都，成为抗日救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到延安去！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我的心中萌芽。怎么去？不知道，因为道路遥远，如何筹备回国旅费，回国后如何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到陕北，都没有把握，何况当时还有个对我很好的女同学，怎舍得断然离开！
这时候，我已经到了《华侨商报》编辑部当学徒。总编辑是江西人来远甫、福建人于以同（这两位先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马尼拉后被日军杀害）。每天晚上，我学习翻译合众社、路透社、哈瓦斯社……的英文电讯，有时和记者到警察局采访社会新闻，或到火灾、抢劫现场采访调查。从外电里，读到日寇得寸进尺，不但占领了东北四省，伪化了冀东，而且在北平城外丰台、廊坊进行军事演习，践踏祖国的土地，摧毁农民的庄稼。译电讯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义愤填膺，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恰好有一天，叔父和两位同乡来到马尼拉，他们响应宋子文开发海南岛的号召，集资组织一个民生公司，想到那里种植热带作物。叔父说，他们不懂国语，不会说广东话，想叫我当翻译，旅费由公司负担。
我正愁着没有回国的旅费，便高兴地答应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董冰如先生，他很赞成，并给海南岛的专员黄强写了一封介绍信。黄强原是十九路军的参谋长，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董老师曾代表侨领许友超，到福建参加会议，和黄强有交情。
1937年3月初，学期考试完毕。一天下午，我提着小藤箱，乘马车到巴石河码头。为了不耽搁师友和同学们度暑假，我只在电话里向他们告别，没有说明开船时间，自然不会有人来送行。邮船缓缓离开码头，船上的乐队奏起《一路平安》的乐曲，旅客和送别的亲友，互相抛掷着彩色的纸带，双方各拉着一端依依告别，喊着“再见”。孑然一身的我，对此情景，不由感到无限的惆怅！
轮船开出马尼拉湾，时近黄昏，晚霞映着海水，海鸥绕着白帆，风光绚丽，景色迷人。我站在甲板上，任凭晚风吹拂，最后一次欣赏马尼拉湾的落日。望着越来越远的仑礼沓公园，想到今生恐怕不会再到这异国来，禁不住伤感地哼起了《告别南洋》这首歌（《告别南洋》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抗日歌曲。歌词是：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再会吧，南洋！你椰子肥，豆蔻香，你受着自然的丰富的供养。但在帝国主义的剥削下，千百万被压迫者都闹着饥荒。再会吧，南洋！你不见尸横着长白山，血流着黑龙江。这是中华民族的存亡！再会吧，南洋！再会吧，南洋！我们要去争取一线光明的希望。）。
第二天上午风平浪静，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我意外地发现董冰如老师站在上层甲板上，依着栏杆望着海洋。我高兴地跑上去。董老师说，他要回湖北，是临时决定的，想不到竟在同一船上。
船到香港，和董老师分手时，我问他今后如何联系，他给我写下汉口永安堂药房的通信地址。上岸后，我找到叔父住的客栈。几天后，乘船去海口。由于有黄强专员的介绍，我们来到澹县那大镇，花了几千银元买了一片荒山野林。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没有派人去开垦，那片山林也就扔了。
到南京，救国无门
在海南岛前后耽搁了两个月，5月间，经香港乘船到厦门，遇到3个从马尼拉回国的青年，其中一个姓陈的同学，正在南京五卅中学读书，另外两个是店员。他们准备去南京，邀我同行。我当时充满了青年人的幻想，寻思去延安没有门路，不如先到南京碰碰运气，也许有机会转到陕北去，便答应了。
我回福建晋江县永宁老家筹备旅费。父亲原是旅菲华侨，十几岁到吕宋当苦力，后来在怡朗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小杂货铺。1933年小店倒闭，父亲心灰意懒，回家务农。他给我筹备了几十块钱，我返厦门和3个同伙搭船到上海，转乘火车去南京。
我们在南京丹凤街租了一间简陋的小楼房。陈同学回五卅中学念书，两个店员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报考航空学校，体格检查时就被淘汰下来了。我想找个学校半工半读，但学校都是全日制，而且人地生疏，没有这个可能。我们3人像雾海中的孤舟，找不到航向，又不愿匆匆离开，便在这个国民党的首都“搁浅”了。南京真是个大火炉，才6月中旬，一清早就满身大汗。我们每天在南京街头游逛，到玄武湖躺在树下看书，消磨时光，等待奇迹。
奇迹出现了！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祖国大地，唤醒了被压迫的民族，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兴奋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希望投身到战地去。我们注意报上的广告，有个同伴想投考陆军士官学校，另一个动摇犹豫，我则坚决反对。末了，看到一则招收战地服务团的启事，一致同意去报名。报名处设在一座大庙里，门前冷冷清清，花名册上只有一个人名，担保栏上写着孔祥熙。我们要报名，管事的要殷实商家担保。我对他说，我们为了打日本，从海外回来，南京无亲无故，哪儿去找铺保？我们出示了南洋的证件，管事的还是不同意，并且冷冷地说，现在汉奸到处活动，没有铺保不行。真是岂有此理！居然怀疑我们是汉奸！我们怀着满腔愤慨，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连日来，从北方到了许多难民，南京居民也惴惴不安。大街上经常出现一串串漂亮的小轿车，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开什么会议。两个同伴看到救国无门，一肚子牢骚，动了返南洋的念头。我每天注意看报纸，读着北方的战况，希望能找个机会去陕北；也想乘长江船到武汉找董冰如老师，但又怕去了扑空。刚到南京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却如石沉大海。我忽然感到回到祖国不如在南洋好混，在菲律宾，我14岁就从这个岛到那个岛，只要有华侨的地方，只要肯卖力气，不怕没有饭吃。我还在菲律宾人家中住了半年，受到很好的款待。这些经历，养成了我盲目自信和冒险的精神。但是在南京一个月，到处碰到冷冰冰的脸孔，离开钞票寸步难行，而身上的钱又快光了。一般学校每学期学杂费几十元，加上膳宿费得100多块，家里肯定供给不起。想做工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想救国没有门路……炎热的气候增加了心里的烦闷。
8月初的一天，陈同学忽然跑来说，南京很快要打仗了，他们学校要疏散，他决定回南洋，问我们怎么办？同屋的两位都主张回去。南京不是久留之地，我也同意一块回厦门，再做打算。
就这样，我们离开南京到上海。上次经过上海没有歇脚，这次都想看看这个大都会。我们在北站一家旅店住了几天，逛了南京路，游了外滩，进了“大世界”，饱览了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临走前一天，我们到蓬莱大戏院观看话剧《卢沟桥之战》，记得演员里有崔嵬、舒绣文和田冲等。
8月12日上午，我们从外滩坐舢板到浦东，登上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船上人山人海，甲板上、帆布棚顶挤满了人。黄浦江边，中国士兵正在修工事；黄浦江里，停泊着几十艘日本军舰。战火快烧到上海滩了！果然，我们船行到浙江海面，听无线电广播：“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了！
望延安，路途遥远
回到厦门，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集美中学是陈嘉庚先生办的，学生大部分是南洋的侨生，不要学费，每月只收4元膳费。我想上完初中不成问题，总比无所事事好些，搞张初中毕业文凭，也许日后有用。
开学不久，日寇空袭厦门，威胁到隔海的集美。学校迁到安溪县文庙里，许多侨生纷纷回南洋，我跟着到安溪。福建地处海隅，与内地交通不便，消息不灵；安溪在群山之中，更是闭塞，只能从无线电广播里听到北方抗战的新闻。偶尔接到香港的刊物，看到八路军打鬼子的消息，同学们争着传阅。有一天，吴其进同学收到一本《群众》杂志，有一篇延安抗大生活的通讯，还登着招生简章。读过后，我的心立刻飞向延安，决定初中毕业，无论如何也要到陕北去。
我试着寄封信到汉口给董冰如老师，不敢公然提到延安去，只说毕业后要上北方参加抗战。真令人高兴，居然收到复信，大信封上印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行红字，复信中叫我到陕北去。反复读了信，更坚定了去延安的决心。解放后我才知道，董老师当时在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
那时，福建泉州驻军旅长钱东亮，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儿。钱东亮在泉州各县横征暴敛，鱼肉乡民，抽壮丁，敲竹杠，老百姓叫苦连天。1937年寒假，我回到家乡，将见闻写了一篇《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的通讯，寄给汉口《全民周刊》。1938年5月，文章登出来，我还没有见到。
有一天，李法西同学悄悄问我：“汉口杂志登了一篇骂钱东亮的文章，是你写的吧？”李法西原是菲律宾侨中的同学，我用的笔名“王爽”，又是在菲律宾用过的，只得点头承认。他说：“钱东亮正在暗中查访，你要当心！”
我写文章时出于义愤，有点“牛犊子不识老虎”，经他提醒，真有些后怕。想起厦门某报记者曾尤先生，发表一篇《暴风急雨话泉州》，被迫逃往香港，我把钱东亮骂得狗血淋头，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怎肯与我干休？不禁暗中捏了一把汗。
暑期毕业考试结束，我匆忙回故乡。路过泉州，到生活书店，问有没有新到的《全民周刊》？售货员端详了我一阵，从柜台下取出1本说：“总共只来了5本，这是最后1本了，要好好保存！”我付了款，感谢他的好意。
回到家里，匆忙阅读3月前寄出的文章，心情十分激动。同乡一位女教师来了，她曾在泉州参加过妇女军训，文章的部分材料是她提供的。她说钱东亮大发脾气，命令追查谁写的文章，让他查到就要命！她叫我赶快离开福建。
福建禁止壮丁出境，我当时19岁，正是被禁之列。形势不容久留，又不好明言，我只告诉父亲要去汉口找老师，对其余的人说要回南洋。父亲手头拮据，拿不出多少钱来，嫂子拿出一只金耳坠助我作旅费。临行那天早晨，父亲亲手给做了一碗面线，送我到汽车站。我觉得父亲太好了，此番出门，不知何日再见，汽车开动时，止不住流下眼泪。没想到这次分开，竟成了生离死别。
这时厦门已被日军占领，要去香港只能在泉州湾乘英国船。由于逃港的难民太多，港英当局规定，只许乘头等、二等舱的旅客上岸。我只好买去汕头的统舱票，到汕头再想法去香港。我姐姐一家在九龙避难，必须找姐姐资助，否则去不了陕北。
船到汕头，我在潮阳过夜。第二天乘长途汽车到惠阳，第三天到樟木头，转乘火车到九龙。在姐姐家中住了几天，筹足了旅费起程。在广州遇到集美同学林有声，他和陈耕国、李金发两位同学，在文德南路租了一间楼房，邀我搬去同住。他们也想去延安，因为陈耕国得急病住进中山医院，把旅费花光了，正等南洋的汇款。前几天李金发接到汇款，已经先头出发了。
广州经过日寇大轰炸，有钱人纷纷逃往香港。人去楼空，房租很便宜。我们住的二层楼，每月只花几元的租金，其实是给房东看房子，所以有时就赖着不付钱，而且唱起电影《十字街头》中的插曲：“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做个怪模样，郎里格郎……”
同楼住着一个青年救国团体，经常邀我们一块上街做宣传工作，我们闲来无事，当然乐意。大家用广东话唱着《武装保卫大广东》、《民众起来打倒日本仔》等歌曲，向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的大道理，有时还演街头剧。
两位同学写信向家里要钱，说要回南洋，家里似乎也发现了什么，迟迟不汇款，一直等到9月下旬，才把钱寄来。我们急忙到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一张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介绍信，立刻动身去汉口。日寇正在包围大武汉，敌机每天来空袭，听到警报，市民们成群拥往租界。我们在广州司空见惯，对敌机满不在乎。我找到永安堂药房，想会见董冰如老师，太不凑巧，他去广州了，真让人失望！
我们往西安进发，火车开到河南明港，忽然停下不走，传来日本骑兵到了驻马店的消息，大家都很焦急，幸好敌人很快撤走了。后来听说，敌军第二天便切断平汉线，我们是最后一班客车。沿平汉线各车站，都有小贩卖食品，烧鸡每只1毛钱，我们贪便宜，拿烧鸡当饭吃，把肚子都吃坏了。火车从郑州往西开，上来很多大兵。车厢里有3位湖北姑娘，挨近我们的座位，看到几个兵痞挑逗她们，其中有个姑娘叫钟国权，有意把我们当卫士，不断和我们说话，一来二往，慢慢熟悉起来。我们义不容辞，一路照护她们。到了西安车站，钟国权给了一张纸条，写着她们的住址和电话，邀我们去做客。
出站以前，几个“丘八”查完行李，拼命盘问我们。我们藏起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异口同声说是到西北联合大学读书，没有露出破绽，才让我们出站。
次日上午，我们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要我们等候编队，还说从西安到延安，没有汽车，要徒步行军，叫我们尽量轻装。
在旅社等候通知，闲来无聊，给钟国权打电话，3位姑娘一阵风似地来了，坐了一会，热情地请我们去做客。她们住在亲戚家，西北实业公司的后院，一座阔气的楼房。女佣人倒茶时，呼三姊妹“小姐”，称我们“少爷”。我第一次听到这种称呼，感到很刺耳。玩了一阵，起身告辞，钟国权和两位堂姊妹，坚决留我们吃中饭，说是为了答谢一路的照顾。萍水相逢，盛情难却，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下午她们又请去看电影，片名《王老五》，是部低级趣味的片子，由韩兰根和蓝苹（江青）主演。
以后几天，三姐妹天天到旅社来玩，有时出去逛马路，看电影，下小馆。从钟国权口中，我知道她父亲叫钟相毓，是国民党洛川专员。我告诉她要去延安抗大上学，她表示有机会也想去陕北。临走那天，三姐妹来送行，钟国权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到洛川亲自交给她父亲。
第一课：八百里行军
从西安到延安，徒步行军800华里，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
编队那天上午，八路军办事处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的棉军装，一顶带护耳的棉帽，一个八路军学兵队的符号，一个青天白日帽徽，听说这些都是国民政府发下的。阳历10月初旬，天气还很热，我们几个华侨青年，生来未穿过棉袄，穿上棉衣棉裤，顿时汗水淋漓，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脱下长袖衬衫，留着背心裤衩，套上空心棉衣，仍止不住冒汗。我把不急用的东西、衣服、西药、几本厚书，都“轻装”了，干脆连两件长袖衬衫，也塞进小藤箱里，一古脑送给办事处。
我们这队学兵30多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一个东北军的军官年纪最大，也不过30岁。临时指定的队长，身材魁伟，相貌堂堂，是个东北流亡学生，满口关东腔，喊起口令很在行。队里几个女兵，有四川人、广东人、也有娇滴滴的上海姑娘。大家来自祖国各地，说着不同口音，但是心情一样：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准备和日寇血战到底！
编队、换衣服、轻装、买上路用的物品，搞了一个上午。下午出发，大家穿着新军装，头一天当上八路军，成为革命战士，心里都格外高兴。队伍向城外开拔，踏着整齐的步伐，唱着救亡歌曲，一个个劲头十足。只是谁也不会打背包，手里提包袱，有点不大相称。
西北是大陆性气候，早晚凉爽，午后燥热。出了西安古城，人人汗流浃背，个个喘着粗气。队伍开始乱了套，有的掉队拉距离，有的敞开上衣，有的摘掉军帽，有的脱下棉裤，穿着杂色的长裤……我的身上像开了河，汗水从额头流到脚上，棉衣裤的里子全湿了，贴在身上，又厚又沉，像戴着枷锁，恨不得扒掉棉军装，穿着背心裤衩走路，又怕不雅观。后来看到有的女同学，把棉裤搭在肩膀上，只穿条红裤衩，也就走到路旁，脱下棉裤，穿上一条打球穿的红条条的灯笼裤。不由庆幸这条长裤没有“轻装”掉，暗暗懊悔送掉了长袖衬衫，责怪自己是个傻瓜蛋！
看着这群吊儿郎当、稀稀拉拉、像打了败仗的队伍，队长急得喊来喊去，谁也不听他嚷嚷。开始他还憋着一身汗，连风纪扣也不解开，慢慢地也脱下棉帽，敞开衣襟，棉裤始终穿着，看来他比大家有锻炼。
大约走了30里，天已黄昏，前面是草滩镇，去延安的第一站。队长宣布休息，要求大家整好军容。我们列队进入街市，费了很大工夫，找到了旅店，包饭住宿。
第二天清晨，刚集合队伍，突然来了十几个国民党兵，为首的军官宣布要检查。队长不同意，说都是抗日军，现在国共合作，应该团结抗战。那军官坚持要检查，说是上面的命令。我们都很气愤，认为中央军有意刁难，制造磨擦。可是人家有枪，只好忍气吞声。一个士兵拿走我的南洋护照，交给那军官，那军官看到护照上的外文姓名与胸前八路军学兵符号上的不一致，便大做文章，要将我扣留。我再三解释，许多华侨都有两个名字，又对他讲了团结抗战的道理，说我们千里迢迢回到祖国，为着打日本鬼子，应该得到同情帮助才对。那军官似乎有所感动，还给我护照。
以后几天都很顺利，到了耀县又遇到麻烦。那天轮到我打前站，我挑着行李来到耀县南门，两个哨兵检查行李，翻出一本红皮书《在西班牙》，问我是什么书？我说是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书。两个不识字的大兵，哪知道地球上有个西班牙？只认为红皮书一定是宣传赤化的危险书，把我带到县政府，交给一个什么科长。那科长衣冠楚楚，翻了翻《在西班牙》，客气地请我坐下，盘问完我的来历，说道：
“你是华侨学生，打起仗来为什么不回南洋？”
我说：“自从‘九·一八’日本强盗占领东三省，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华侨在海外很受气。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现在全面抗战了，怎能跑回去当逃兵？”
他问：“想打日本，到处都有军队，为什么不参加中央军？”
我说：“八路军打鬼子打得漂亮，平型关一仗歼灭鬼子一个旅团，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我要当八路军。”
他不高兴地反问：“中央军保卫大上海，徐州会战，不也打得很漂亮吗？八路军打胜仗是他们宣传的，其实是游而不击。”
我反驳说：“平型关打胜仗，阳明堡烧日本飞机，都登在政府的报纸上了，怎能说游而不击？”
他语塞了，强词夺理地问：“你是共产党吧？”
我说：“我是个爱祖国的华侨青年。”
他问：“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非到延安去？”
我道：“蒋委员长说过，抗战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现在是国共合作，我愿意去延安，你们不应阻拦！”
他说：“不是阻拦，是忠告！延安很苦，连小米饭都吃不饱，你们华侨吃不了那样的苦。”
我说：“我回国抗战，决心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呢？”
他装出一副笑脸说：“钦佩，钦佩！精神可嘉！不过我还是劝你到中央军好，像你这样有志的青年，到中央军，一定大有作为。附近就有中央军，你愿意去，我可以推荐。”
我也客气地说：“谢谢！我已经当了八路军的学兵，不能半路开小差。”
当时国共磨擦刚开始，国民党还不敢那样放肆。那科长看到我铁了心去延安，只好作罢。后来听说，许多去延安的革命青年，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扣留，送到集体营受反共训练。我算幸运，没有落入他们的魔掌。
从耀县北行，经铜川、过宜君、到黄陵，站在传说中的黄帝陵墓前面，我不由想到：四万万黄帝子孙，正为捍卫祖先开拓的土地，赶走日本侵略者而战斗！假如黄帝有灵，应在九泉含笑。
行军到洛川，进入陕甘宁边区。城里住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住着国民党的专员公署。想起钟国权的嘱托，我拿着她的家书，走到专员公署。站岗的国民党兵不让我进衙门，我对哨兵说，我是给钟专员捎家书来的。哨兵不敢怠慢，立刻领我到传达室。传达室的老头看了信皮，满脸笑容，请我坐下，连忙到里面通报，不一会儿出来说：“专员有请！”我随他穿过大堂，进入后院。只见一个50多岁的胖子，穿着咖啡色哔叽的中山装，微笑着从里屋走出来，老头说他就是钟专员。
钟相毓抬起右手说了声“请”，把我让进客厅坐下，亲自倒上一杯茶，又递过来一支烟。
“谢谢，”我说，“不会抽烟。”
“请喝茶。”他说着，自己点上香烟。
我端起茶杯啜了一口，显得很拘束。钟相毓客气地说道：
“小女们一路多蒙照顾，实在感激。”接着咬文嚼字地问：“府上哪里？”“令尊令堂健康否？”“贵庚几何？”……我一一回答过。他又问：“不知老弟到延安后作何打算？”
我说：“到抗大求学，毕业后上前方打鬼子。”
“难得，难得！”他恭维过，脸上笑容消失了。沉默片刻才开口：“到延安看看也好，他们宣传得厉害。”停了一下又说：“老弟人才出众，前途不可限量，日后当能鹏程万里，奋翼高飞。老弟到延安后如不合尊意，欢迎到敝处来。小女信里说，你对她很好呢！”
听了后面一句，我的脸有点发烧。由于一向讨厌国民党官员，尽管他是钟国权的父亲，对我客客气气，给我戴了高帽子，好像在为我的前途着想，也排除不了我的戒备心。从他的恭维话里，我听出了弦外之音，觉得气味不对，寒暄几句，起身告辞。
他挽留我说：“天快黑了，请用点便饭再走吧。”
我推托说：“队里有纪律，不好随便在外面就餐，谢谢了。”
钟相毓送我到衙门口，那个哨兵有点惊奇，慌忙举起右手放在步枪筒上，向我行一个军礼。
到延安以后，我曾给钟国权写信，希望她能来陕北求学。由于我们很快转到陇东，未能收到回信。1940年，我在山东敌后编报，收到一则新华社的电讯说，洛川人民将顽固专员钟相毓驱逐出境。
离延安，西出陇东
走了十几天，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早晨，队长宣布最后一天行军，要求大家注意军风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同学，突然欢呼起来：
“宝塔山！”“延安到了！”“胜利了！”……
我走到公路的高处，眺望着延河东岸的宝塔山，西岸的延安城墙，心里激动万分，盼望一年多的目的地到达了！平生第一次长途行军胜利了！辛苦和汗水化为欢乐，止不住眼里闪着泪花，内心里呼喊着：“延安！我的母亲，远方的游子来到你的身边了！”
休息10分钟，同学们擦干脸上的汗水，打掉身上的灰尘，整理服装站好队。队长喊着“齐步走”，队伍里唱着《抗大校歌》，走进古老的城门：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延安城里十分热闹，街道两旁摆着一处处货摊，羊肉汤锅里发出诱人的香味，行人熙熙攘攘，小贩们喊着招揽生意。我们兴奋地走着，好奇地东张西望。天刚黄昏，有几处小摊点亮了电石灯，夜市开始了。
晚上，我们被安置在几间空店房里，没有门窗，没有被褥，铺板上只有一点谷草。我们3个侨生，每人在汉口做了一件夹大衣，一路上用它当被子。行军时嫌累赘的棉军服，夜晚成为挡风御寒的宝贝。
翌日上午到校部报名填表，表格两旁印着对联式的口号，原词记不住了，大意是：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要如实填写自己历史；是抗日救国革命青年，不隐瞒家庭出身成份。办完入校手续，我们3人游览了古城。城圈不大，街道不长。用石灰水刷写的抗日标语，随处可见；雄壮的救亡歌声，响彻云天。一队队八路军健儿，踏着整齐的步伐；一群群爱国青年，露出欢乐的笑脸……到处热气腾腾，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古城变年轻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城外那些从黄土山边开出的窑洞，听说里面冬暖夏凉，许多抗大同学都住在窑洞里，大约我们也可以进这种别致的宿舍里享受一番。
初到延安，吃不惯小米饭，咽不下干馒头，口袋中还有余钱，可以下馆子吃蛋炒饭，上街头喝羊杂碎汤。最难受的是没有地方洗澡。行军十几天，每天一身汗水，衣服湿了又干，身上一股酸臭味。找不到澡堂，只好到延河里洗身。这天晚饭后，我们3个“南蛮子”，跳进冰冷的延河中游泳。穿着棉袄、披着大衣到延河边散步的男女同学，围在岸上观看，互相议论着，大概说我们是疯子。我们只顾洗得痛快，哪管别人说三道四。
外地青年陆续到延安。有一天，通知我们开会，200多新生坐在大院里，一个中年人给我们讲话。他身材细长，上身穿着单军装，外面套着敞开衣襟的棉袄，下身穿着马裤，头戴一顶红军帽，脚踏一双布条编的草鞋，走路一瘸一拐。司仪介绍，他是何长工同志，法国留学生，井冈山时代的老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他的跛腿就是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负伤的。现在是我们的大队长。同学们听了，都不禁肃然起敬。
何长工同志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编为抗大第五大队。由于延安地方小，抗大四大队在洛川，五大队要到甘肃庆阳建校。陇东比延安好，牛羊猪肉很便宜，白面馍馍吃不完。他讲话很风趣，煽动力强。他还当场用法语唱了《马赛曲》，同学们听了都很兴奋。
200多新生编成两个队。我编在第一队，被选为副班长，林有声和陈耕国编入第二队。去陇东的前一天，队里有个从马来亚回来的广东同学，知道我在南洋演过戏，写过诗歌、小说，劝我转到鲁迅艺术学院。他说已经和沙可夫院长谈好，假如我愿意，可以和他留在鲁艺学习。我当时想：到延安是为着学习军事，到前方打日本，不想搞文艺工作。我婉言说了，他感到惋惜。
11月初，开始600华里的新路程。从原路南下甘泉、富县，转向西走。在黑水寺意外吃了一顿大米饭，往后全是荒山小道，人烟稀少，几十里路才有一个村庄，村民们很多是从山东逃荒来的。到了直罗镇，看到好些残垣断壁，原来这是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到陕北后，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国民党一个师的著名地方，现在还留下战火的痕迹。
初冬的西北，气候严寒。路上下过一场大雪，乐坏了我们几个南洋客，生来第一次看到雪花翻飞，觉得十分有趣。不料兴奋之后带来了苦恼，我穿的是胶鞋，脚后跟冻裂了，走起路来疼得要命，只好每天晚上用热水烫脚，往裂口里塞雪花膏，也没有多大效用。
在冰天雪地里行军，清早呵气变成白雾，白天走了一身汗，休息时冷风一吹，身上凉飕飕。夜里睡在凉炕上，个个当“团长”，只好两人通腿睡觉，彼此抱着对方的脚丫子取暖。
出发前每班发下一个半截的洋油桶，两边拴着铁丝，早晨当洗脸盆，值日生从伙房里打来热水。10块手巾往里蘸着洗脸；晚上当洗脚盆，10双脚轮流放进去洗；开饭时当菜盆，10双筷子在里边夹菜吃。头两天觉得恶心，不想吃菜，慢慢也习惯了。从西安一同到延安的那个东北军军官，用一个特殊方法洗脸，舀一缸子热水，含了一口喷出来，双手接着搓脸，再用干毛巾擦。同学批评他特殊，不能和大家同甘共苦。
12天走了600里地，来到黄土高原上的古城庆阳。二队住进一座大庙，一队分了一片破烂的军营，立即投入修建营房的劳动。每天挑土和泥，搬砖垒墙，忙得不亦乐乎。队里没有炊事员，各班轮流做饭，每班轮一个星期。我们是二班，很快轮上了，班上6个洋学生，1个东北军的军官，1个西北军的排长老胡，1个越南归国的店员余自克。副班长分工管生活，做饭要我负责。我在菲律宾当过学徒，会烧大米饭、炒家常菜，对面食却一窍不通，给养偏偏是白面，顿顿馒头小米稀粥。老胡是陕西人，懂得做面饭，也是见得多做得少，特别是每餐要蒸百十人的馍馍，有些胆怯。其余8位都没下过厨房，只能洗洗菜，烧烧火，打打下手，干点杂活。赶着鸭子上架，我这个伙头军司令，请老胡当军师，硬着头皮上阵，头一顿蒸了死面馒头，同学们拿它当“手榴弹”；二一顿面发过头，大家说酸掉大牙；第三顿碱大了，大伙儿说是“鸡蛋糕”。听了讽刺挖苦，我们毫不灰心。“吃一堑，长一智”，拜师傅，请顾问。我们很快学会了蒸馒头、做花卷、擀面条、包包子、烙单饼。看来吃饭简单，做好了不容易。
每餐每人发4个大馒头，足足半斤重，我顶多能咽下两个，剩下的全给老胡，他个子高饭量大。晚上饿了，我和余自克悄悄出去买烧鸡。庆阳烧鸡都在夜间叫卖，分鸡头、鸡腿、鸡身、鸡翅膀零卖，味道鲜美，价钱便宜。这里还用清代的大铜钱，每个当10铜板，两个大铜钱能买1只烧鸡。
新同学源源从延安转来，一个月到了1000多，其中有不少是平津流亡的学生。这时，广州失守，武汉陷落，南方青年来的很少，辗转到了西安的，大多被国民党扣留，送去集中营受训，侥幸能逃过特务魔爪，实是凤毛麟角了。
营房修缮完毕，刚要正式开课，忽然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敌人后方去。
渡黄河，到敌人后方去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雄壮的歌声在荒山古道上空飘扬，革命热情溶化着严冬冰雪。一个月前的来路上景物依旧，只是高山披上银装，流水冻成翠玉。经过一个多月的劳动与学习，汗水洗涤了灵魂里的污泥，马列主义武装了思想，1000多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到敌后晋东南去，准备在抗日前线学习、工作和战斗！
我们几个来自热带的青年，从小打惯赤脚，穿惯木屐和胶鞋，到陕北以后，看到那些穿肥棉鞋、厚毡靴、大草?E的人，觉得很可笑，简直不知他们怎样举步。宁愿双脚挨冻，不肯买双棉鞋或布鞋，因此吃了苦头。天气越来越冷，双脚生了冻疮，经同学们善意劝导，才换上布鞋、布袜，还学会打包脚布，这次行军，不但两脚不吃亏，思想上亦有收获。
回到甘泉，洛川的抗大四大队，以及旬邑（以前叫?障兀┑纳卤惫?学和安吴堡青训班的大批同学，也先后到达。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专程赶来给3000多名同学讲话，宣布成立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校址设在晋东南。罗瑞卿同志号召大家到敌人后方办学，学好杀敌本领，和广大人民团结一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总会有点留恋……”抗大一分校刚宣布成立，我们就唱着《毕业歌》向黄河边前进。我的心中的确有点留恋：在延安呆的时间太短了，不知何时再能回来？原听说毛泽东主席和一些中央首长，还有艾思奇、何干之等知名人士，要亲自到抗大讲课，往后听不到了。
这些遗憾，很快被黄河的激流冲淡了。行军到了延长，离黄河还有20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黄河怒吼的轰隆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恍惚置身于波涛汹涌的船上，连床铺也好像在摇晃。
次日到了黄河边，两岸全是?f岩陡崖，宛如铜墙铁壁。咆哮的黄河水，好似万马奔腾，在峡谷中响起巨大的回声。队伍分批渡河，每条木船只能载几十个人。木船离开河岸，随着急流往下冲，像脱缰的野马猛烈奔驰。船工巧妙地转动舵柄，船头斜着向对岸驶去。船身在波涛中起伏，水声像滚动的霹雳，听起来惊心动魄，看起来头晕目眩！领队的不断叫大家坐稳抓牢。同学们提心吊胆，随着木船七上八下，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想看又不敢看。我生长在海边，小时候跟渔船出海打鱼，长大了漂洋过海，在各岛屿间来往，经过狂风大浪，但都没有这般惊险。
黄河东是山西地方。队伍翻山越岭，踏着崎岖的小道，进到同蒲路附近，休息了一天，准备过封锁线，上面号召大家轻装。本来每天行军，身上一个小背包，走了几十里地，累得肩酸腿疼，好像挑着百斤重担，能减的东西早扔掉了。除了身上穿的，我的全部“私有财产”：一件夹大衣，两条内衣裤，一套洗脸刷牙用具，一本《政治经济学》，一支派克钢笔，一瓶墨水，一个日记本。那支钢笔是回国时姐夫送的，是“贵重物品”，分量很轻，当然不用考虑。日记本记了一半，舍不得丢。减掉墨水，日记就记不成。只好把那本《政治经济学》割爱了。
通过封锁线那天，提前吃晚饭，天黑下山，半夜过同蒲路，铁路的两边都有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队掩护。离铁路几里地，前面部队开始跑步，后面的跟着跑。跑到路轨上面，指挥员挥着红白小旗，喊着“快跑！”“快跟上！”大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心情更加紧张，跑不动的同学，便把背包扔在路旁。过了铁路，所有三岔路口和转弯的地方，都有石灰洒成的路标，以防迷失方向。路旁不断看见有掉队的同学，有的干脆坐下喘气，一直跑到上山的时候，前面放慢脚步，后面才跟上队伍。
拂晓前到了静升镇。这里的白面很便宜，烧饼5分钱1斤。队伍大休息，发烧饼当早餐。天亮后继续出发，向大绵山挺进。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没有扔炸弹。绵山山高岭大，上下90里。我们拖着疲乏的双腿，一步步往上爬，身上汗水淋淋，喉咙干得冒烟，幸亏到处有积雪，随时可以抓一把往口里塞。爬到山顶，红日西下，我累得不行，躺在山坡上休息，不料那瓶墨水，悄悄地从挂包里滚掉，自动帮我轻装。从此以后，直到抗战胜利，我那支宝贝钢笔，只能喝蓝颜料泡的墨汁了。
摸黑找到宿营地，已经是晚上9点钟，班里正在蒸莜麦面卷子。大家饿了一天，拚命往嘴里塞，吃起来很香，过后肚子胀得难受。第二天行军，身前身后不断听见响声。头一回吃莜麦面，领教了这东西的滋味，难怪吃的时候，房东送来一碗老陈醋，还劝大家多喝醋呢！
在沁源县境行军，沿途看到被日寇焚烧的村庄，房屋剩下四垛黑墙，从山上往下望，像一张张大嘴，在控诉日寇烧杀奸淫的罪行，呼喊为死难同胞报仇！
晋东南，学习与工作
《说岳传》里抵抗金兵的潞安州，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后方。抗大一分校在屯留县故漳一带驻下，东望太行山，地近漳河水，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真是个敌后办校的好地方。
学校成立特科营，我和林有声调到化学队，陈耕国到工兵队，此外还有个机枪队。化学队住在西沟村，40多个学员，课程是讲毒瓦斯的种类、性能、化学成份和防毒知识。当时，日寇到处使用毒气战，对一般人的精神威胁很大，必须教育部队正确认识毒气的作用和防毒的办法。
抗大三四期都是几个月毕业，我原以为第五期也长不了，没想到搬到敌后，竟能安排比较长期正规的教育计划。树林、场院是课堂，膝盖、背包当桌椅，我们按部就班地学习军事、政治和有机化学。八路军总部的首长，常来学校作大报告，朱德总司令来看过我们，还和学员们一起参加篮球比赛。
我们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每人每天5分钱菜金、3钱油、3钱盐、1斤蔬菜，好在小米饭管饱。晋东南盛产小米，比延安的好吃。那又香又脆的黄锅巴，成为每天最好的“点心”，炊事员刚端出来，同学们蜂拥上去，一抢而光。后来达成协议，各班轮流吃锅巴。我们每月发1块钱津贴费，除了补充牙刷、牙粉、毛巾和学习用的纸张，剩下的一点钱于星期日去赶集，吃上碗肉丝抻面，或是羊肉汤刀削面，或是素炸绿豆丸子，简直像“赴宴”。山西有的地方老百姓不吃鸡蛋，鸡蛋很便宜，1毛钱买十几个，煮熟了带回班里，立即有人来“打游击”。当时不分你我，谁买来好吃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打游击”。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学校号召各单位出节目。我们化学队写了一个话剧，一个大型活报剧。话剧是丁铸铁（志刚）同学写的。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是我根据《政治经济学》中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苏联部分写的。当时年轻胆大，居然把美国、苏联和非洲人搬上舞台。特科营没有女生，我们到女生队请阮若珊同学，担任话剧女主角和活报剧的解说员。这两出戏和别营编的旧瓶装新酒的京剧《连环计》，在全校庆祝“七一”的晚会上演出。
那时候，学校大批发展新党员，好多同学都入了党。我因为在南洋参加几个救亡团体，社会关系复杂，被留在党外考察，心中很烦闷。《天堂地狱》演出后，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我的马列主义学得不错，对当前政治形势有认识，要我写入党申请书。就这样，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学校搬到太行山上，我被调到支队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工作。我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里，写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拉洋片，召集群众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群众支援八路军，粉碎日寇的进攻。
9月间，我们在太行山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化学队的同学，分配到八路军3个主力师，我被分配到一一五师，编入山东营。山东营下了太行山，在河南林县合涧一带，徘徊了一个多月，过不去日寇封锁严密的平汉铁路。后来抗大总校移到太行山，一分校奉命迁往山东。我们跟着横跨平汉线，踏过华北大平原，越过津浦线进入鲁南。我被派到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81年8月1日于北京
（《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1988年1月，政协文史资料）
从故乡到延安
婴儿依恋母亲、游子思念故乡、学生缅怀母校、海外人心向祖国、古今中外，大概都有这种感情吧？
我自幼失去母亲，童年时跋涉南洋，回国后长期居住北方，对故乡风物、母校景色、感情上更加浓厚，尤其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有增无减，难怪许多华侨想落叶归根，想把尸骨埋在出生的故土上。
按理说，革命者以四海为家，不该有乡土观念。论感情，怀乡思，故亦无可厚非，即使在战争年月，夜晚持枪站岗，望着天上的明月，也难免要想起儿时的故乡。
一九五四年，我回到久别的故乡，见景生情，想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不由仿着写了首小诗：
离家去参军，
转眼十六春；
梧桐落叶走他乡，
龙眼结果返家门。
青山格外青，
流水分外明；
青山流水没有变，
土地田园换了主人。
村外庄稼好，
庄里一片新；
炮楼围寨不见了，
男女老少喜盈盈。
孩子们做游戏，
站岗查行人；
村头拦住要路条。
问我是哪来的解放军？
以后每隔几年，我回一次故乡，为了写作，也为了寻找儿时失去的梦，每次还乡总要拜访乡亲师友，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
我原是乡野海隅一个顽童，没有念过几年书，腹中缺乏文墨，后来居然当起作家，是环境促成，也是历史的误会。
在故乡，我断断续续上了两三年私塾，到南洋，半工半读，念了两年多洋学堂，回祖国，在集美中学读了一年书，拿到初中的毕业文凭。全部学历，如此而已。
本来，我在南洋就参加救亡运动，加入了民族武装自卫会，编了《救亡月刊》，一九三七年春天回到厦门，一心想打日本，和几个华侨青年跑到南京。当时，日寇铁蹄踏破长城，坦克辗碎华北庄稼，鬼子兵到处横冲直撞，平津上空战云弥漫。满以为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立刻能荷枪上前线，没想到人地生疏、多方奔走，却是救国无门。我们几个热血青年，被泼了一盆盆冷水，待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口袋里的钱快花光了，只得经上海乘船回厦门。
回到厦门，几个同伴灰心丧气回到南洋去了。我不愿违背回国时的愿望，不想再出去当海外孤儿，可在厦门，依然寻不到救国的途径，只好回石狮老家啃地瓜干。
北国烽火连天，蛰居在海隅无所事事，心里多么难过啊！不甘荒废时光，我联络家乡一帮爱国青年，组织起“永宁青年抗日救国会”。每日去宣传抗日救国，唱救亡歌曲，演自编的小戏。我们这个小小的救亡团体，受到晋江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引起家长们的不安。宣传抗日活动受了挫折，我感到恼火和苦闷，恰好报上登了集美中学的招生广告，便跑到集美，投考初中三年级，录取后编入四十六组。
初到集美学村，我心情十分舒畅。学校不收学杂费，每月只需付饭钱，由家里供应，我不必像在南洋那样，每天要去做工卖报，挣钱来维持上学和生活，经济上没有压力。
集美环境幽静、山明水秀，风光宜人，校园宽敞、师资水平高，科学馆仪器齐全，图书室藏书丰富……清晨，和讲着南洋土语，拖着木屐的同学，跑到海边去游泳；白天，在明窗净几的教室里听课；晚饭后，到大操场上打球；晚上，在宿舍里自习；这是我学习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开课不久，日军占领金门，敌机不时在厦门上空盘旋，打机枪，投炸弹，警报一响，师生们逃出教室，分散防空隐蔽，学校被迫搬到安溪，借文庙作临时校址。
安溪是个小县城，群山怀抱，闻不到炮声，看不见敌机，然而全体师生的眼睛，都望着全国的战争。
厦门失守，日寇封锁海上交通，安溪小城更加闭塞了。同学们通过香港的亲友，寄来一些进步杂志，借此了解一些抗战的消息。我读过几篇北方的战地通讯，也看了一篇描写延安抗大学生生活的文章，再也不忍躲在山沟里读死书。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汉口董冰如（锄平）先生，谈到准备北上参加抗战的愿望。董先生是我在南洋的中学老师，正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厅长手下工作，他很快给我回信，鼓励我到陕北去。
一九三七年寒假回家，熟悉泉州国民党内幕的王爱珠小姐，告诉我泉州国民党驻军旅长钱东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子）及其部下，在泉州地区鱼肉乡民，胡作非为的很多劣迹，我听了很气愤，写了长篇通讯，揭露他们的罪行，寄给汉口《全民周刊》，主编是柳??同志，后在延安边区政府任教育厅长；很快登了出来。王爱珠小姐担忧地对我说：
“你不该把我说的写成文章，寄到大地方去发表。现在惹了大祸！钱东亮旅长看了文章，暴跳如雷！派人暗中调查是谁写的，给他抓去就没命，你赶快离开福建吧！”
本来接到董如冰老师的复信，我就打算去延安，现在看来，故乡不能久留。我对老父亲说了，他为我筹备了一点旅费，含泪送我上泉州的汽车，没想到竟是生离死别！到了广州，无意中碰到林有声和陈耕国两位集美同学，和他们一起的李金发、林步梯同学，已经先头去陕北了，他和耕国正等着南洋寄路费。十月初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开了介绍信，我们三人终于到达了仰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1991年冬于北京
（《石狮文艺》1992年1月）
抗大生活片断
一晃将近五十年，抗大生活令人怀念，有些片断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几个华侨青年，在西安编入八路军学兵队，穿着新棉军装，行军八百里，每天一身大汗，衣服湿了又干，身上一股臭酸味，在南洋我们每天冲凉，行军十几天不洗澡，比走路的劳累还要难受，到延安找不到澡堂，我们只好跑到延河里游泳。
陕北的晚秋，河水冰凉刺骨，西北风吹来，身上起鸡皮疙瘩。那天黄昏，夕阳照着宝塔山，抗大同学，男男女女在河边散步，他们穿着棉军装，有的还披着棉大衣，看到我们在河中游水，好奇地围来看热闹，说说笑笑，大概当我们是疯子。我们只顾洗的痛快，哪管别人说三道四。
我们编入抗大五大队，大队长是何长工同志，编队时他说，全国各地来了很多学生，延安城小容纳不下，许多同学自己挖窑洞居住，挖窑洞太费时间，校部决定我们开到陇东去。于是我们又南下甘泉、富县、走黑水寺，过直罗镇，西行六百里，到了甘肃的黄土高原上的庆阳古城。
出发前每班发一个半截的洋油桶，两边拴着铁丝，行军时值日生绑在背包上，早晨当洗脸盆，十块毛巾往里面沾水擦脸；晚上当洗脚盆，十双脚轮流在里面烫洗；开饭时当菜盆，十双筷子朝桶里夹菜，开头两天我觉得恶心，不肯吃菜，慢慢地也跟着吃起来。现在看来很不卫生，可当时生活困难，为着要打日本鬼子，什么苦也能忍受。老红军队长说，这比红军过雪山草地舒服多了。
去甘肃的路上人烟稀少，几十里地只有几户人家，红军歼灭东北军两个师的直罗镇，居民也不多，小街上一处处残垣颓壁，大约是战争留下的痕迹！
寒冬降临，天上下起大雪。我们几个南洋青年，第一次看到落雪，高兴地欢呼跳跃，捏着雪球互相抛打，抓起白雪当冰糕吃，同学们说初雪不干净，我们都不相信。
有一天宿营，我发现衬衫里有白白的小虫，不由惊叫起来，同学们说那是虱子。我在南洋只见过臭虫、跳蚤，没见过这个东西。老红军队长说，虱子是“革命虫”，革命者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中，没有时间洗澡，没有衣服替换，难免要生虱子。他的话说对了，以后在抗战的敌后方，在解放战争中，我身上不断出现这种小东西。
到了庆阳，我们驻进一座破军营，大家动手修房子、砌土炕。队上没有炊事员，每周各班轮流烧饭。我被选为二班管生活的副班长，要当伙头军司令。班上的同学都没有烧过饭，我在南洋当过学徒，煮过大米饭，可是每天的给养，偏偏是白面。每餐要蒸百十口人的馍馍，真叫人发愁。同学老胡当过西北军排长，略懂做面食的方法，我请他当技术顾问，硬着头皮蒸馒头。第一顿蒸出死面馍馍，同学们说是“手榴弹”；二一顿面发过头，大家说酸掉了大牙；第三顿碱放太多，同学们说吃了“鸡蛋糕”。听了讽刺挖苦，我们没有灰心，吃一堑，长一智，拜师傅，请指导，我们很快的学会蒸馒头、擀面条、包包子，烙单饼……看来吃饭简单，做好了不容易。
刚修好营房，上头来命令，要我们开到山西敌人后方，我们又回到甘泉。洛川抗大四大队，?找厣卤惫?学、安吴堡青训班的同学们，已经先头到达。在一千多同学的动员大会上，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同志，宣布成立抗大第一分校，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任副校长，即日开赴晋东南办学。
一千多革命青年，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抗大校歌》，唱着“这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的《抗大毕业歌》，唱着“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浩浩荡荡向敌后挺进！
走到黄河边，两岸?f岩陡峭，宛如铁壁铜城，黄河汹涌澎湃，好似万马奔腾，我们乘着木船，在惊涛骇浪中渡过黄河，心里非常激动。
同蒲路沿线已被日军占领，我们在离石县的山沟里休息一天，黄昏时出发，夜半在八路军一一五师部队的掩护下，通过同蒲路封锁线。第二天清晨日机在空中盘旋，我们翻过上下九十里的大绵山，沿途看到被日寇焚毁的村庄，听见老乡们控诉鬼子奸淫烧杀，胸中燃起复仇的怒火！
一九三九年春天，抗大一分校在屯留县故漳镇一带乡间开学，我被分配到特科营化学队，除学习防毒教育以外，军事课学《论持久战》、游击战术、班进攻、连进攻……政治课学中国革命史、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八路军总部驻在晋东南，朱德总司令来校视察，还和同学们打篮球，杨尚昆、陆定一等首长也给我们做过报告。
树林、场院当课堂，背包、膝盖当桌椅；住窑洞，睡土炕，吃小米，喝菜汤；每天三钱油盐，每月一元津贴费。艰苦生活锻炼我们抗日的意志，革命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发出誓言；坚决打败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抗大的生活不足一年，抗大的教育和作风，指引着我一生的方向，几十年来，我走的是抗大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抗大五十周年，北京
（《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1994年11月）
不平常的童年
童年的生活，和故乡分不开。人人爱自己的故乡，我爱的更深沉。
我的故乡，在闽南海边。晴日，碧海蓝天，渔舟白帆，港湾秀丽；风雨天，波涛汹涌，浪拍礁石，气势磅礴！
故乡的永宁，这名字和历史有关联。明代她是海防重镇，民族英雄戚继光，曾率兵在那里抗击倭寇，至今尚有城墙遗迹。小时候，我常到南门外新营去玩。营里留有十几门数千斤重的古炮。
永宁十八宝（景），著名的两宝是“镇海石”与“姑嫂塔”都有个美丽的传说。
海滨岩盘上，有块椭圆形的巨石，如金瓜放在复盆上，刻着“镇海石”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浑，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传说当年倭寇攻打永宁城，日本贼船云集港湾，入夜风雨大作，镇海石滚到海里，将贼船一一砸碎。
姑嫂塔在永宁西北宝盖山上，原名关镇塔，南宋绍兴年间的建筑。塔分五层，高三十公尺，全是巨大的花岗石砌成。传说有家穷户，哥哥去南洋谋生，约期三年没有还乡，姑嫂二人每日到塔上?t望，望不到哥哥的归帆，姑嫂伤心绝望，双双坠塔自尽，乡里人在塔中，立下哥哥和姑嫂三尊石像。
这传说表明，永宁自古就有人去海外谋生。而现在，永宁一带是著名的侨乡，各村都有许多“番客”。
我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里，祖父原是个贫农，种着几小块薄瘠的山地，农闲时给木偶班子挑戏箱。祖母生了七胎，只养活三个孩子，贫困和劳累，使她双目失明。父亲十几岁去菲律宾当苦力，后来做小生意，家境逐渐好转。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母亲早年去世，我从小和瞎奶奶睡在一起，时常听她讲海洋的故事。八岁时，父亲从南洋回家，领我去给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磕头，上私塾读书，念《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孟子》……学描红——在“上大人孔乙己……”的红字帖上，用墨笔描画学写字。
私塾老师抽大烟，脸色焦黄，身材干瘦，穿着一件绸长衫，好像挂在衣架上。他每天上午教学生背课默字，讲解完课文，便让学生高声朗诵，自己却躺在烟塌吞云吐雾，他抽鸦片要呷热茶，叫学生轮流烧水，他怕水烧不开，故意说开了七次的水，人喝了会得麻风病，我们信以为真，拼命把水烧的滚了又滚。
老师经常有事，一年只教几个月，我们乐的三天打鱼两日晒网，有闲空到处玩耍。
家乡很多蛇：眼镜蛇、金银环、竹叶青、鸟鞘蛇、菜花大王蛇……??村里有个自号道人的农民，头上束发，脚踏芒鞋，身穿百衲衣，家里养了两条看门的大蛇。
我喜欢捉蛇玩，常把无毒的小蛇养在竹篓里。有次我钻进古墓里，拿出一具骷髅头骨，有个女同学向老师告状，害我罚站受责备。为了报复，我把一条小蛇，偷偷放进她的抽屉里，上课时她拉开抽屉，小蛇冲出来，吓的大哭大叫。恶作剧的结果，我的手心挨了一顿竹板子！
十岁那年，我开始帮家里干活。村里近海，井水多苦咸，村外山边有一口淡水井，离家二里多地，每天早晨，我担着小桶去挑两担水，下午拿着绳索和竹笆子，到山上拾柴草，农忙时和家人下地栽地瓜、种花生，浇水上肥。
我有两个叔父，二叔父下南洋，大叔父在家务农。大叔父还是个吹鼓手，会吹唢呐和横箫。碰到红白喜事，都有人请他去吹奏，布袋戏（掌中木偶）班子演出，他也参加伴奏。
晋江是戏剧之乡，城里和各大乡镇都有戏班子。剧种有大梨园、小梨园、高甲戏、傀儡戏和木偶戏。永宁和附近各村有许多庙宇，每逢菩萨生日，都要演戏庆祝，有时要演七天七夜连台戏，富人祝寿、死人做道场也演戏，有时和尚、道士也出来唱戏。特别是每年盂兰盆会（鬼节、当地叫“普度”），从阴历七月一日起，各村轮流唱一个月戏，每天演出少则十几台，多则二三十台，有时还从远地请来“正音”（京剧）和温州戏。
除了演戏，各村都有南音社（当地叫弦管）。这种被称为我国音乐瑰宝和活化石的南音，从隋唐年代传下来，在闽南保存发展，千余年不衰，成了雅俗共赏，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乐曲。每天晚上，各村都响起管弦丝竹伴着清音，唱着《陈三五娘》、《昭君出塞》、《绣鞋记》等戏段。
我是有戏必看，有南音必听，从小脑袋瓜里装了不少戏文，这和我日后写戏不无关系。看戏听南音之外，我还喜欢看闲书。《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施公案》、《包公案》、《七侠五义》……??凡是乡下能找到的闲书都借来看。这对我只念了几年私塾的村野顽童，在提高文化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故乡民性强悍，封建迷信浓厚，宗族观念很重。各大姓之间，不知哪辈子结下世仇，偶尔为点小事就要打架，进而动刀枪械斗。械斗时双方下战书，划定战场，双方出兵作战。早年的武器是大刀、梭镖，后来用火枪、钢枪。外姓的人可在中立地带观战，每逢械斗，我都跟随大人去看热闹，这比舞台上打斗好看多了。
故乡有许多怪风俗，每年冬天打石头仗（当地叫“相攻”）是一种。冬季农闲，以永宁镇为一方，梅林、港边、高厝等渔村为另一方，每天下午太阳偏西，双方的青少年聚集在城隍庙外，相距百数十公尺，彼此抛掷石子、瓦片攻击，天渐黑，人渐多，由小孩，到大人，用的不光是石子、瓦片，而是举着带把箍铁的竹根头，或用长柄木槌和墓碑，两边数百人互相攻打，进进退退，混成一团，直到天大黑，一方败阵才收兵。常有打的头破血流，偶有因伤致死，按俗规不追究。据说永宁城隍庙前一带坡地，是双方的龙脉，每年“相攻”则龙脉活，两边吉利昌盛，否则龙脉死了，都要倒霉！每年“相攻”我都积极参加，有次鬓角被石子击中，流了不少血，至今还留下一块伤疤。
一九三二年冬天，我十四岁，二叔父带我离开故乡，在厦门乘英国轮船去菲律宾，从此我的童年，染上异国的色彩，过着独立的飘泊的生活。
菲律宾是个美丽的千岛之国，被誉为东方大洋中的明珠。父亲与人合伙，在中部怡朗市那巴示社，开了一间杂货店，店名“合益”，店铺不大，货物齐全：布匹衣衫、化妆用品、粮米油盐、香烟糖果、锅碗炊具、日用杂物，应有尽有。
店中老规矩，从“唐山”中国新来的孩子，要先当学徒，学会当地语言和生意经，再升为店员，我也不能例外。学徒生活很刻板：早五时起床，晚十点睡觉。打扫店铺，擦洗玻璃，劈柴烧火，洗涮碗碟，淘米洗菜，上货物，添粮米，听差遣，倒尿壶……这些活儿忙而不重，最重是推铁磨和扛大米包。
当时小汽车不多，马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拉车的马要吃玉米?磷影楹谔牵?店中供应这种饲料，生意很不错。每天上午，我将玉米倒进漏斗，双手抓住杆推磨。当时力气小胳膊细，推起来很吃力，推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身上汗水淋淋。父亲教我慢慢推，不无心疼地说：“推磨可以锻炼身体和意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也认命，每天推两三小时，放下拉杆，只觉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双脚站立不稳。半年以后，果然双臂有力，身体结实多了。
每星期店里进两次粮米，当卡车开到门口，全店人都去搬运。每包大米五十七公斤，开头我和一个老店伙合抬一包，尾后我试着独自扛一包，尽管压的弯腰腿痛，心里却很痛快。
怡朗有间华商学校，邻近几个中国儿童，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看了很是羡慕。有一天，我硬着头皮，请求父亲让我去上学。父亲不答应，说：“我一个大字不识，不也能做买卖挣钱吗？还是好好学生意吧！”我不死心，不久又提出要求，父亲沉吟半天，说：“洋学堂里又出操，又打球，又唱歌，学不了什么，现在菲政府规定要记英文账簿，要上学去上英文夜校，白天不耽误做工，学会了将来好记账。”
真幸运！我能上学了！每天晚上背着书包，走几里路到华商学校，从ABC学起。
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刮到菲律宾，怡朗市面不景气，合益店生意萧条，原先每天能卖两三百比索（菲币一元），慢慢剩下二三十元了。
一九三三年秋天，父亲回故乡为祖母办理丧事。他在厦门有一笔存款，被益华钱庄倒掉，多年积蓄的血汗钱，一旦化为乌有，从此心灰意懒，不肯再到南洋，留在老家种地。
合益店买卖清淡，每天闲的难受，我翻出店中一些旧书，里面有《东方杂志》、《红楼梦》、《中山丛书》……看到林黛玉病故，不由掉下泪珠，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就义，心里十分激动。
合益店行将倒闭，店员自谋出路。我到邻岛西黑人省巴佬温社，寄居在巴布里加一家乡亲的小店里。
南洋气候炎热，有天中午，我到河边冲凉，站在废旧的桥板上，看着两个番姑娘在河中戏水，脚下一滑，不小心掉进深水里，喝了几口水就昏迷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身子躺在河边一座带腿的木楼上，那两个姑娘在身旁，还有一个老妈妈和一个小弟弟。原来我落水以后，两个姑娘把我救上岸，进行人工呼吸，控去肚中的水，将我背到家里。
这家人姓迪尔雅多，妈妈叫银娘，姐姐叫罗礼示，妹妹叫坤星，小弟弟叫史实多。银娘知道我失业，留我住在家里。白天，两姊妹到木厂做工，小弟弟去上小学，我帮银娘做农活。夜晚，坤星教我学英文，她还给我起了个番仔名，叫安东尼奥。
做农活，学英语，睡楼板，吃手抓饭，在善良的菲律宾妈妈家里，愉快生活了半年多。华侨社会传出流言蜚语，说我忘了祖宗，变成番仔，说银娘要招我当女婿。坤星的男朋友扶西，也对我产生误会。我当时才十五岁，受不了委屈，暗地哭了一场，决心离开巴布里加。
临走前，银娘妈妈为我缝了一套衣服，给我十个比索，坤星送我到汽车站，握紧我的手，大眼眶里滚出泪珠，我也忍不住呜咽起来。
汽车抵达黑人岛东港口，换乘轮船到宿务，宿务是菲律宾第二大商埠，有许多华侨商店，我在乡亲家里住了十几天，找不到工作，决心去马尼拉碰碰运气。
怀着朦胧的幻想，提着从唐山带来的小藤箱，搭着去马尼拉的班船，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旅途。船到首都码头，口袋里只剩下两个比索，我雇了一辆马车，在仙下其里菜市场，找到儿时的同伴王良。
王良比我大三岁，和他哥哥在市场摆摊子，贩卖福建米粉、面线和山东粉丝。王良兄弟将我安置在窄楼的走廊上，一条尺多宽的长板凳，作为我的睡床。
有了安身的地方，进一步想实现读书的梦想。王良鼓励我去求学，他说附近米骨区，有几间华侨学校，叫我去看看。
星期日那天，我换了干净的衬衫，穿着白米仁长裤，光着脚丫子要出门。王良看了说：“要当学生不能再打赤脚了！”他拿出一双白胶鞋给我穿，又帮我梳了小分头。对镜子，我俨然像个洋学生了。
踏着喜悦和忐忑的脚步，过了一道木桥，进入米骨学区，看见一座三层楼上，挂着“华侨中学”的横牌。我怯生生地走进大门，一个小同学问我做什么？我说要上学，他说礼拜天学校不办公，叫我在办公室等着，帮我请来教务主任苏先生。苏先生是湖北人，跟我讲普通话，小同学当翻译，他觉得奇怪，问我：“你怎么不懂国语，小学毕业了没有？”我回答只念了几年私塾。“小学没有毕业不能上中学！”说完他就走了。
碰了一个钉子，我没有灰心。离中学不远有排平房，写着“中西小学”。想起小学毕业才能上中学的话，我鼓起勇气走向校门。
门口没有人，我走到办公室门外，看见里面有位老先生在看报纸，胖胖的身材，穿着白纺绸长衫。他发现我在门口张望，站起来问：“你找谁呀？进来吧。”听他讲闽南话，声调和蔼，我高兴地走近他，说：“我想上学。”他说：“想上学，好啊！做篇作文我看看。”
他拿出纸笔，写了题目：“我入学的志愿”，让我在一张桌子上作文，他回原座位上看报。
我念过私塾，背会不少古文，还看了一些闲书，近年来又读了几本新书，作文的题目不难，我用半文半白的词句，写了人生在世，务必孜孜求学，有了学问，方能造福社会、服务公众、为国争光一类的话。
大约用了一小时，将那张白纸写满了。老先生看着考卷，不断点头微笑，看完叫我写上名字，说：“你被录取了，想念哪一班呀？”我说：“毕业班。”他说：“毕业班不行，已经开学两个月了，毕业时还要会考。你上高小二年级第一学期，明天就来报名。”
我太幸运了！碰上一个大好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华侨社会闻名的颜文初先生，中西小学的老校长。
第二天我去报名，庶务课要我交十几个比索的学杂费，把我难住了，幸亏颜校长说情，暂时欠账。颜校长还为我向老同学借旧课本，当天下午就领我进课堂。
上午学汉文，下午念英文。英文我有点基础，插班二年级不吃力，汉文除算术课也都不难。在私塾里学珠算，只学了加减乘除，现在教百分法，真给难住了，不得不在课外时间，请高年级的同学补习。第一次月考，各门课全及格，算术考了五十八分。学期考试算术八十多分，各科平均九十三分，得了第三名。
为了交学杂费，我写信给怡朗的哥哥求援，他汇来五十比索，信中提到生活困难，不能供我上学，第一学期勉强过去，第二学期决心自力更生，我把英文课改上夜校，下午沿街叫卖报纸，每日挣二三十个仙（分）。早晨五时起床，给王良兄弟煮好稀粥，夜晚为同楼的王荷先生记账，作为我寄居走廊的代价。
当时生活水平不高，一份夹椰酱的面包卖两个仙，一杯咖啡一个仙，香蕉木瓜更便宜，每天一角五分钱，足以对付肚皮。节余的钱，够交学杂费和零花。有时帮工打杂，还有点小收入，也可以省几个饭钱。
级任教员庄桓笙先生，是位博学爱才的好老师，他不时在课堂上，痛斥日寇侵华和蒋介石丧权辱国，激起同学们的义愤。他同情我的处境，常在星期天下午，叫我到他宿舍里，给我看一些上海出版的刊物，阅读抗日救国的文章，还留我吃晚饭。
庄老师说，华侨中学和中西等三个小学，都是中华总商会办的，为了奖励优秀学生，各小学毕业班考第一名，升华侨中学免交学费。我明白庄老师的好意，他盼望我能升上中学，也知道我交不起每学期四十比索的学费，勉励我努力考上第一名。我当时一心想升学，暗暗下定决心，争取名列前茅。
我从小学会背书，语文、历史、地理、自然、公民这几本薄薄的书，我从头到尾背熟，考试时照课文一字不拉答题，都得一百分。作文不在话下，音乐、图画、体育和品性，是按平日的成绩，也不成问题。最怕的是算术，于是我集中精力攻算术，功夫不负苦心人，毕业会考算术考了九十五分，各科平均九十八分，全班名列第一，免费升入华侨中学。
毕业典礼上，中西学校发给我一些奖品。当天晚上，庄老师请我到家里，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奖我一支钢笔和一双运动鞋。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
忆集美
“闽海之滨有吾集美乡，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我每次回故乡，总要弯到集美看看，都禁不住要哼起这支《集美校歌》。
三个月前，集美校友代表团来香港访问，在欢迎盛会上，我很高兴地看到当年的老校长陈村牧先生，会见在香港的新老校友。当会场上集体唱起“闽海之滨……”这支校歌的时候，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恍惚时光倒流，使我回忆起四十年前的往事。??
一九三七年春天，日寇的铁蹄越过长城，在华北平原横冲直撞！眼看山河破碎，祖国危在旦夕，国内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海外华侨奋起响应。我决心回国参加抗战，辞别了第二故乡，投入母亲的怀抱。途经香港回到厦门，遇到几位华侨青年，结伴北上到了南京。
当年血气方刚，天真无知，一脑子幻想，不晓得国内的复杂情况，以为到了南京，立刻可以加入抗战行列。为了能直接与日寇作战，我们幻想着“航空救国”，投考了航空学校，没有被录取。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去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也因为没有商家担保，而不为接收。??
满怀抗战热情，遇上一盆盆冰水淋头，感到救国无门，有点灰心丧气。在南京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带的旅费快要用尽，看到北方难民大批南下，长江中走着日寇军舰，京沪线上风声鹤唳，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南京，经上海乘船回厦门。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在船上听到无线电广播，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爆发了“八一三”全面抗战。??
回到厦门，几个同伴返南洋去了。我还是不死心，准备待机再行北上，于是考入集美中学，在初中四十六组念书。??
集美！正像校歌上写的，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离厦门只隔一衣带水，是校主陈嘉庚先生的故乡。村里到处是校舍，有普通中学、水产、商科、农林、师范、小学及幼稚园等学校。学校免收学宿费，家有困难的学生，还可领取助学金。绝大部分的学生，是南洋归来的华侨子弟。学校规模宏大，师资充足，设备完善。学生宿舍宽敞，生活舒适，费用廉宜，如果不为战事干扰，实在是求学的好地方。
可惜好景不长，战事日趋紧张，日寇的军舰和飞机，经常袭扰闽南海空，厦门和金门两岛，成为敌军攻击的主要目标。集美不时发出空袭警报，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开学不久，学校决定迁移到安溪县城。
华侨学生纷纷返回南洋，随校迁移的同学，约占三分之一。我们四十六组，原有学生数十人，到了安溪，只剩下十几个。学校借用安溪文庙，由于地方狭小，学生锐减，缺乏实验场所（如水产及农林），学校压缩机构，办成联合中学，以陈村牧先生为校长。学生减少，课室简陋，但是教员还是原来的老师，教学质量没有降低。由于学生少，老师负担轻，反而有所提高。??
安溪县城很小，地处崇山峻岭之间，当地盛产大红柿子，价钱十分便宜。同学们来到安溪，每日大吃柿子。城里有不少人打摆子，同学中也有人患疟疾。记得有次纪念周，黄泰楠老师号召大家少吃柿子，他引用当地民间传说，讲“一个柿子有三个摆子鬼”。后来我到了北方，路经河南林县，那里也盛产大红柿，老百姓将熟透了的柿子捣烂，掺上谷糠晒干了推成粉，再加上少数玉米面，做成饼子或窝窝头，吃起来很甜。林县也蔓延着疟疾，我不禁想起柿子与打摆子鬼的传说，但至今还不知有什么科学根据。??
学校在偏僻的山城，闻不到炮声，看不见敌机盘旋。然而全校师生的心，却跟着前方将士的脉搏在跳动！为了及时传播战事的发展，进步师生办了《血花日报》，我参加了编辑工作，每天晚上和几个同学守着收音机，听着南京电台的广播，深夜抄收记录新闻。记得有天夜里，收到八路军出师大捷，在山西平型关，歼灭了日军坂桓师团一个旅团三千余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曾经威震全球，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我们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传到各个宿舍去，全校师生都非常高兴。??
有一天，《血花日报》全体工作人员，在文庙前的石台上，合拍了一张照片，我离开安溪时，一直带在身边。四十多年来，经历两次战争的炮火，随我走了数万里的路程，居然没有遗失，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还能逃出“劫数”，算是个小小的奇迹。明年集美庆祝建校七十周年，这张照片应该会在展览馆中出现。??
抗日的怒火在师生们心中燃烧！学校不断组织宣传活动。各组学生演讲比赛，化妆游行，街头表演，戏剧晚会……我们四十六组在历史教员的指导下，演出独幕话剧《拜旗》。故事大意是：日本兵捉了一个爱国青年，用刺刀逼着他向日本国旗下拜。那青年宁死不屈，愤怒地撕毁了太阳旗。日本兵正要向他开枪，两个游击队员冲进来，杀掉日本兵，救走了青年。我演那个爱国青年，其准同学扮演日本兵。他是南洋侨生，长得又黑又矮又胖，嘴唇上粘上小胡子，活像一个日本人。有一次化妆游行，我扮成一个农村大嫂，怀里抱着孩子，向街头观众控诉日寇在中国的暴行。??
一九三七年冬，学校放寒假，组织高中同学下乡宣传。教国文的温老师，为留校的同学写了一首《送别词》，用了英国民歌《一路平安》曲调。那歌词用文言写的：“丈夫非无泪，不为别离霜，风萧萧兮水潺潺，祝君此去深入民间，弋干立志斩楼兰。”临别那一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唱着这首歌子，列队为下乡的同学送行。??
金门和厦门失守之后，日寇封锁海上交通，偏僻的安溪更加闭塞了。同学们设法请香港的亲友，寄来一些进步杂志，借此了解全国抗战的情况。我读到几篇描写北方抗日战争的战地通讯，再也忍不住躲在山沟里读死书，写了一封信给汉口的董冰如（锄平）先生，谈到准备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的愿望。董先生是我在南洋的中学教师，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他很快地给我回信，鼓励我到北方去。??
一九三八年暑假，我初中毕业，从安溪回到晋江老家，老父亲为我准备了旅费，含泪送我登上去泉州的汽车。我从泉州乘船到汕头，辗转到了香港。后来在广州遇到几位集美同学，我们结伴北上。
集美建校七十年来，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材，散布在国内外，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各地，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著名画家黄水玉校友，就是安溪时代的同学。他们正在为祖国现代化以及各所在地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明年是集美建校七十周年大庆，预祝母校今后为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优秀人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香港??
（香港《地平线》198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