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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董锄平——我的革命引路人
誓锄人间不平事，横眉对敌冷如冰。
一生奔波惟革命，半世传播马列经。
何来群丑兴妖雾？构成冤狱诬贤明。
幸除四害存国本，应记教训立碑铭。
欲哭无声恨满腔，犹记当年同救亡。
启我蒙童费心多，感尔恩师情义长。
年年南洋归来客，畅叙异邦桃李香。
抚今思故共悲叹，不觉热泪湿衣裳。
上面小诗两章，是1980年2月5日，中共湖北省社科院委员会，根据中央组织部和湖北省委组织部的通知，为董锄平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召开追悼会，我从广州赶到武汉，回忆四十年前在菲律宾，董老师对我培养教导，使我走上的革命道路，深夜辗转难寐，在旅店写下两首诗，交《长江文艺》发表，题名是《哭锄平吾师》。
董锄平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在上海结识李汉俊、陈独秀，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成立后，即为中共党员。董锄平一生无私无畏，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为中国革命贡献毕生力量。文革中被“四人帮”诬为叛徒，1969年被迫害致死！多年来我常想写点纪念董老师的文字，都因缺乏历史资料未成。今年读了董夫人高朗同志的遗稿《董锄平的一生》，其中有丰富的鲜为人知的中共初期史料。在出书难的今天，高著尚难和读者见面，明年是董老师逝世30周年，根据个人的接触，结合摘编节录高著中的资料，写出此文作为对董锄平老师的三十年祭。
我本是闽南海隅一村野顽童，小时候只念了几年私塾，背诵几篇“子曰诗云”的老古董。十几岁去南洋谋生，当学徒做工卖报，后来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国文老师董冰如（即董锄平）矮矮胖胖，讲着一口湖北话，每周作文在黑板上写了几道题，还有一道自由题，任同学们随意写作。董老师讲课时从不照本宣科，时常脱离课文讲国家大事，讲文学名著，从他讲课时听到高尔基和鲁迅的名字，知道他们是世界和中国的大文豪。有次上作文课，他宣布放半天假，让同学们去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看后写篇感想。这次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在笑声中懂得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事隔六十多年，我还记得当时许多情景。
那年是1935年，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后，铁蹄踏进长城。在董冰如老师的倡导下，华侨中学师生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董老师从我一篇《可怜的婢女》作文中，知道我正在半工半读，同情被压迫的弱女子，介绍我参加抗日救国会，在大会上推选我任常委，负责宣传工作。
华侨中学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在董冰如老师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反蒋救亡运动。出墙报散传单，唱救亡歌曲，开宣传大会，写诗歌散文在华文报上发表。1936年侨中抗日救国会，出版十六开铅印本《救亡月刊》，经费由女同学向爱国华侨募捐，我参加编辑工作，编完稿子送董老师审查修改。记得“西安事变”后出版1937年元月号的社论，题目是《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而封面用的是一幅长城抗战的照片。本期还登了我写的《汪精卫回国之后》，揭露汪精卫于“西安事变”后，匆匆由德国乘邮船回上海，勾结日寇阴谋扩大内战！
每逢星期日，救国会骨干分子召开一次检讨会，检查一周的救亡活动。董老师在会上讲国际形势，谈国内抗日大局，布置下周工作。“西安事变”后，正值菲律宾各校放年假，董冰如先生去香港见了廖承志同志，返马尼拉后在星期日会上，对同学们谈了西安事变的经过，讲了国共合作抗日，他说过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卖国求荣，所以我们要反蒋，现在要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有400万军队，官兵中不乏爱国人士，是抗日救国的力量，要团结他们一致对外，所以往后不提“反蒋”，而提“团结抗日”的口号。
1936年，南京国民党派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到菲律宾，考察马尼拉华侨学校。董老师召集救国会常委布置工作，准备考察团来华侨中学时，质问国民党为何不抗日？把大好河山送给日本人，让东北同胞当奴隶牛马。并让我们提问：蒋介石原系上海小K，在交易所跑腿，是上海黑社会头子杜月笙的门徒，他投机国民革命，当了委员长，提倡新生活，大讲“礼义廉耻”，可他自己怎样呢？大权独揽，专制独裁，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傀儡，是无礼也；蒋介石家有原配毛氏，又娶了宋美龄，是不义也；蒋介石当大官后，搜刮民财，吸吮民脂，在家乡奉化溪口大兴土木盖宫殿，是鲜廉也；世界上最丢脸的是丧权辱国，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寇，是寡耻也！
共产国际东方局出版的华文《救国时报》，在法国巴黎发行，每期给董冰如寄二百份。董老师见我在卖报，叫我代销，并说能卖就卖，卖不出去的就送人。我每日尽量推销，剩下的部分寄王彬街一家进步书店代销，部分送进步同学或邮寄侨界爱国人士。《救国时报》刊载中共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表抗日救国的消息。记得报上经常有王明的文章，王明名下括弧“陈绍禹”，还有胡秋源的论述，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消息，有时还夹着一些义勇军活动的小册子。每次来了《救国时报》，我都贪馋地阅读，从中吸取营养，我们出版的《救亡月刊》许多论点，大多来自该报，我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多半“偷自”该报的时局宣言。
董冰如老师知道我半工半读很辛苦，有意培养我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下半年，介绍我到《华侨商报》编辑部半学习半工作。社长于以同和总编辑来远甫，都是董老师的朋友。《华侨商报》是菲律宾华文报中的佼佼者，主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是爱国华侨及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我当时卖的报纸，除了《前驱日报》就是《华侨商报》。我每晚上到报社，来总编给我一些路透社、合众社、哈瓦斯社等英美法三国通讯社的电讯，让我译成中文。我只学了几年英文，翻译很吃力，全靠着字典。有时外国电讯不多，我也跟着记者出去采访。回国参加八路军后，做了十几年新闻工作，和当年到《华侨商报》关系很大。
由于我积极参加救亡工作，时常发表激烈言论，发表痛骂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求荣的文章，惹起训育主任黄秃子的忌讳，写信给我的代理家长庄桓笙先生，说我不遵守校规，不堪教育，要我自动退学。董冰如先生非常恼火，准备发动学生罢课，黄秃子害怕事情闹大了，只好收回成命。不久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国共合作出现了一线曙光，我无意在南洋读死书，一心回国打日本鬼子。1937年春天，有人为我买船票，回香港的船上巧遇董冰如老师，到港后他给我一个汉口的通讯处。1938年我想去陕北，和董老师通信，只说准备北上参加抗战，他复信叫我去延安，我到汉口永安堂药房（他留下的通讯处）找他，一个伙计说他去了广州，从此十多年没音讯。1951年在广州，听王雨亭先生说，董老师在北京中央劳动部工作，已恢复原名董锄平。
太平军后代，同盟会会员
“五四”运动在武汉扛大旗
董锄平又名董方城、楚屏、冰如、火如、丙丁。湖北京山县宋河村人。他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太平天国的军人。19世纪中叶太平军占领武昌，一支先锋军乘一艘大木船沿汉江北上宋河，拉纤的董老大和摇橹的董大嫂，是董锄平的爷爷和婆婆。后来董老大随石达开入川，战死在大渡河畔，董大嫂回老家务农。甲午年（1894）董锄平出世，由老婆婆接生带大，孩子六岁，婆婆领他到本村秦典元先生的私塾读书，秦老师给这个大脑袋方额头的胖小子起了学名叫“董方城”，辛亥革命前，秦典元和他的得意门生鲍庆香、董方城，都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秦先生向学生灌输兴汉灭满、驱逐洋人反科举，号召剪掉“猪尾巴”（辫子）。董方城从小喜欢念诗，刘师娘教他做诗。有次秦先生为了鼓励学生多读书，在课堂上念了宋朝王洙的诗：“满朝朱紫贵，天子重英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董方城站起来接着念：“打榨或熬糖，各人有一行，行行有状元，读书眼不盲。”接着又念：“冷水要人挑，热水要人烧，万般皆上品，岂止读书高？”秦典元连声叫好。
董方城十五岁，秦典元保送他到京山高等小学读书。他对风行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很有兴趣。辛亥革命起义前夕，秦典元叫董方城连夜把鲍庆香、郑汗青等大同学找到家里，又叫小女儿秦玉凤绣了一面“汉”字大红旗。每个男子汉互相剪掉“猪尾巴”。次日宋河逢大集，人山人海，秦典元领着学生们举着“汉”字红旗，在集上游行示威。董方城在队前敲大锣，边敲边念：“推翻皇帝一声锣，剪掉猪尾真快活！从今不怕狗老爷，男女老幼笑呵呵！”接着大声喊道：“抓狗老爷去！”赶集的人群跟着他们，冲到巡衙前，红旗插在花台上，秦典元向群众演讲：“我们要推翻皇帝，创立民国，男的首先剪掉辫子，女的要放脚……”巡衙的黄老爷逃向雨打岭，被几个叫化子围起来，用石头砸死！
武昌起义以后，秦典元当了京山县首届参议长。他立即叫董方城到武昌读书，进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学习。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次年一命呜呼，各省军阀割据一方，京山县反动县政府搜出同盟会会员名单，将董方城定为“匪首”，明令通缉。董方城当时正回家，连夜乘木船逃往武昌，改名董楚屏，考进法政学校。这时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摆着新书报和杂志。董楚屏节衣缩食买购书刊，特别喜欢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创刊号竖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提倡人权平等和反对封建及女权解放，都非常赞成。陈独秀发表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与《宪法与礼教》两篇文章，回击了当时的逆流，还有一些论述，使董楚屏精神上得到解放。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启发了董楚屏的阶级觉悟，开始向往社会主义新世界。他加入了恽代英领导的读书会，结识了董必武、陈谭秋、李求实等良师益友，并成了董必武领导下的一员革命干将，常常通宵达旦干着进步书刊、报章杂志和宣传品的编排、印刷、校对、装订、散发等杂活。
1919年春天，董楚屏读了《共产党宣言》，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巴黎开会议和，日本拒绝取消袁世凯卖国条约二十一条，拒绝将青岛归还给中国，引起中国人民无比愤怒！
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消息传到武汉，中华大学的恽代英、林育南，武昌高等师范的陈谭秋，武昌高商的李求实，湖北政法学校的董楚屏，一致起来领导学生行动，施洋、董必武在校外指导，5月8日，武汉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9日，中华、法政等18所学校的学生到中华大学开会。会后，各校宣传队到汉阳门、司门口、大东门等处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10日，十五所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到中华大学开会，讨论如何更好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董楚屏觉得好多中学特别外国教会的学校还没有发动起来，于是回青年会住所，鼓动李振凡、石灼华、陈道桢等好友，把教会学校的学生发动起来，参加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11日，两三千学生，不顾军阀的戒严令，利用官怕洋人而在文华大学开会，通电北京政府和巴黎和会，发表爱国宣言，并决定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14日，全武汉二十六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在中华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散发白话传单，激起市民爱国热情。18日清晨，董楚屏等学生代表去见督军王占元，请求准许学生游行，王占元原想禁阻学生行动，但迫于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各校学生三千多人，在阅马场集合，于下午一时举行游行，学生们举着“要求收回青岛”、“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大标语，沿途高呼口号，浩浩荡荡行经武昌路、府院街、察院街、司门口、长街，到达督军署，反帝反军阀的怒潮，弥漫了武汉三镇！
20日，王占元看见学生运动来势可怕，将中国学校的校长们叫去训斥，要他们回校禁止学生上街宣传。同学们听说王占元要动刀枪，个个义愤填膺。学生联合会几经酝酿，决定6月1日罢课抗议！
28日，湖北军、省两署不顾全省5969名学生的联合声明，下令实行戒严。各校于6月1日一律罢课。当天有军警数十人，包围武昌高等学校，用刺刀刺死出来讲理的陈开泰，刺伤十几个同学。学生们愤怒抬着尸体冲出校门游行示威！同一天，中华大学学生李鸣儒在劝业场演讲，被保安队刺伤，李愤恨投江身亡。反动军警还刺伤了法政等校学生，并逮捕百余人。
刀枪阻止不了进步青年，死亡吓不倒爱国学生。当时各地学生爱国心切，愤恨自杀几成风气！上海工人“六三”罢工，给全国学生有力支持。学生救国运动发展到罢工、罢市，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武汉学生会决定于6月6日在全市示威游行，向省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严惩肇事军警。各校校长教员苦劝阻止无效，各校同学自动摇铃撞钟，在操场集合，涌出校门，董楚屏先安排好几个中学后，跑回政法学校，在劝阻的校长和教务长的面前，向同学们鼓动地讲道：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争的为是非问题，不是利害问题，如我们认为游行示威是应该的，明知是死，我们也要去；若是不应该的，虽然是活，也不要去。同学们！我们示威游行，爱国救国，应该不应该呀？”
“应该！应该！”同学们众口一声呼应。
董楚屏拔起插在地上的大旗，大喊一声：“跟我来！”几百个同学跟着冲出校门，向东卷棚涌去，经横街头，出青龙巷，跑到司门口，没有一个掉队的。
各校学生手执小白旗，在司门口集合，午后由汉阳门到察院坡，由青龙巷斜出长街，进行示威游行。学生们唱着爱国歌，高呼惩办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等卖国贼！收回青岛！取消“廿一条”！严惩刺伤逮捕学生的凶手！释放被捕学生！……阵阵口号声如响雷滚过天空，直喊到省专署。
董必武和施洋等领导人，从汉口移至武昌，随时指挥董楚屏等学生会骨干，与反动军警进行斗争。反动当局故意置之不理，继而加以威胁，声言要用马队冲散人群，学生们巍然不动，黄昏时人越集越多，市民们送来开水、稀饭和包子，近夜又送来衣服棉被。军阀们见学生不得到答复不散，便派秘书告诉学生代表，准于次日释放被捕同学，并将请愿所提各条，电转北洋政府，学生们才答应回校。
董楚屏和学联会的领导人，怕反动政府玩弄欺骗手续，必须施加压力！便发动大专同学作罢市准备，在施洋住处、青年会和中华大学，赶印罢市传单，连夜散发大江南北各商店，第二天各街道商店罢市。反动当局只得通知各校学生会去接领被捕同学。学联会携带大量鞭炮，在被拘押的地方燃放，一时，武昌像过新年一样热闹，学生们个个欢天喜地，互相祝贺斗争胜利。
巴黎和会签字那天，中国留法学生和华侨，将议和专使住宅包围，不准中国代表前去签字，总代表陆征祥才拒绝在和约上署名。
赴苏留学未遂，满洲里被捕
李大钊在北京想方设法巧营救
夏天，董楚屏回宋河村，看望分别四年的老婆婆和父母亲。婆婆曾为他和表姐订亲，要他早日结婚，好抱重孙。董楚屏早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写信给婆婆不同意这婚事，婆婆当过太平军，性情坚强不答应。董楚屏帮助家里割完稻子，接到同学鲍庆香和孙铁人先生来信，要他到上海参加工作。孙铁人担任孙中山先生驻沪秘书，从鲍庆香口中知道董楚屏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运动”的勇敢表现，所以写信要他立即去上海。鲍庆香给他的信中说：“男儿志在四方，家里要你结婚你就结，将来再自由一个 ……”楚屏知道表姐是个缠了小脚的美人儿，深深地爱着他，如果答应结婚，恐怕耽误她的青春，不同意成亲，从小将他带大的老祖母一定要生气。正在进退两难。京山县里一个老表跑来报信，说县里派两个差役要到宋河抓他，差役已经到了街上。情况十分危急，祠堂里的胡子大伯怕跑不脱，将楚屏扮成新娘，坐在花轿里，吹吹打打抬到村外，送上火车。楚屏在花轿里诗兴大发，到旅店后给婆婆和父母寄一封信，坚决要和表姐解除婚约。还附一首诗：《花轿内吟寄表姐》：
智僧洞房眼未朦，好汉花轿岂成囚；
绝代佳人空翘首，革命男儿诗兴浓；
三从四德成枷锁，一双两好重自由；
请姊速选如意婿，互助互爱百年谋。
婆婆接到信，请人念完诗，一气抓到手里，立刻撕得粉碎！
董楚屏从武昌乘船到上海，立即去环龙路44号找孙铁人。在他的住处会见了京山同乡刘英、鲍庆香（鲍惠僧）等人，畅谈武汉“五四”运动与军阀斗争，强调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孙铁人原想留下楚屏当助手，但看到他闻到鸦片烟味皱眉头，开口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便将他介绍给留日同学李汉俊。李汉俊介绍他进社会主义青年团主办的外国语学校专攻俄文，并由团书记介绍入团，与李启汉（李森）许之桢等同志过组织生活，食住均在渔阳里六号。董楚屏改名董锄平。
由于学习成绩优秀，陈独秀吸收董锄平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选派他为中国第一批去苏俄学习的学员，他拿着校长杨明斋所开的证件，在哈尔滨与湖南的王梁、王铮、戴晓云，四川的孟知眼，张宗载等十几个学员汇合，一同去满洲里。
上苏联火车的时候，董锄平踏上车门铁梯，俄国列车员将他抱着向上拖，身后却被人抓住后腿不放。他回头看，同行的人被张作霖的军警包围，便对列车员说：“我带着他们的证件，放我下去吧！谢谢你！”列车员只好松手。董锄平和大家被解往陆军监狱。为了引起社会的注意，向组织透露一点消息，董锄平沿途大喊：“我们都是学生！想出国留学！有什么罪？犯什么法？”大家跟着呼喊。果然报上揭露“过激党”学生在满洲里被捕的消息。在北京的李守常（大钊）多方营救无效，最后花钱请张作霖驻京的参谋处长逛八大胡同（妓院），过足鸦片烟瘾，他才答应请张作霖打电报给他弟弟，董锄平们才被释放。
过了半年的监狱生活，董锄平得到锻炼。回到北京京山会馆，看到鲍惠僧来信，知道婆婆和父母亲都在去年冬天先后去世。他大哭一场，想到去年路经北京，曾经向守常先生请教过。次日一大早就上北京大学找李教授，谈了坐牢情况，含泪说道：“昨天看见同乡鲍惠僧来信，祖母和父母亲先后去世了，个人孑然一身，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守常先生拉着他的手说：“从此，中国共产党多了个好儿子，我们党多了个好同志！”李大钊先生告诉他：“北京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去年11月正式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支部。我这个书记为了你们，还逛了八大胡同呢！”锄平这才知道他们的出狱，原来是守常先生的营救。
临走时，李大钊提笔给李汉俊写了一封信，让董锄平带回上海。
筹备中共一大会议，主编《劳动周刊》
开展上海工人运动，揭露工贼嘴脸
1921年春天，董锄平回到上海，李汉俊看了李大钊的信，知道他被捕后顽强斗争，连声称赞：“好品格”！接着对锄平说：“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命名为中国共产党支部了。陈独秀去冬去广州，上海支部由我和李达同志负责，目前任务是筹备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你是党员了，你就搞搞筹备工作吧！”李汉俊还告诉锄平：“上海只有九个党员，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沈雁冰，加上你和我。原来选代表时，陈独秀去广州，你在牢里，沈雁冰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这个星期六要开个全体会议，欢迎你出狱，同时征求你和雁冰的意见，是不是赞成我和李达当一大代表？锄平当时表示同意。
董锄平在孙铁人住处，会见同乡鲍惠僧和刘英。当他知道刘英的母亲去世，孙中山要刘英借口回家治丧，组织领导驱逐湖北军阀王占元运动。便大声问道：“你们为何不在上海参加共产党？”惠僧提醒他反问：“小声点不行？牢还没有蹲够？”董锄平笑了笑，低声说：“当今的军阀哪个不是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祸国殃民？哪一个不应该铲除？可他们军火多，军队多，如果不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即使是孙中山先生，我看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也是不会成功的。”孙铁人从另一房间走过来，笑着谈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竟要拆我这办事处的柜台？”
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一大”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随即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陈独秀回上海任党中央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继任《共产党》月刊编辑出版工作，董锄平负责《劳动周刊》编辑出版工作，并兼上海海员、沪西和浦东纱厂的工运工作。
1922年新年，锄平写了一首《太平歌》，印在红色的贺年片上，歌词是：“天下要太平/劳工要团结/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贺年片另一面是：“恭贺新禧”。
那时候，帝国主义者争夺中国市场，各自扶持几个封建军阀，年年撕厮杀，农民卖儿卖女四处逃荒；工人失业，当尽卖光；刚刚抬头的民族资本家，大都被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吞噬，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有的只好跑到外厂洋行当买办。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了中外资本家、军阀官僚、封建地主和御用学者们压迫中国人民的屠场！幼年的党告诉工人弟兄，只有团结起来推翻强盗和财主，建立共产社会，才能过幸福的太平年。
农历元旦，同志们个个换上干净衣服，有的女同志还擦粉抹胭脂，有的带上孩子，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按照头一天划定的区域，向上海工人兄弟和市民拜年，散发贺年片。
锄平这个组五人，三个是朝鲜同志，担任车袋角、小沙渡路、普陀路一带，挨家挨户把贺年片从门缝里投进去。不到一个上午，两三千张贺年片散发完毕。其余各组大致相同，“大世界”和“先施乐园”两组最出色。两万多张贺年片全部送到工人和市民手中。
中共一成立，除了以工人运动的中心，还对周围的阶级敌人展开斗争。湖南的黄爱、庞人铨为了组织劳工会，被军阀赵恒惕杀害以后，就有“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的家伙，拿黄庞做资本，兜售无政府主义，在黄庞追悼会上，散发污蔑陈独秀为苏俄间谍的传单。董锄平不顾一切，迅速一张张搜集起来，当场烧掉！在上海，还有搞工商友谊的，出版《伙友》杂志，开始几期，共产党员们还写过几篇文章，不料《伙友》是搞政治投机，向资本家要津贴，提倡劳资调和。这些工人阶级身上的臭虫，开始对劳工假称神圣，末了暴露了资本家走狗的真面目，工商友谊会变成工贼的组织。
从美国回来披着神学博士外衣的简又文，在上海各报上登广告、新闻，街头上贴招贴，定期在四川路青年会讲解《圣经》，实则为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劳动人民。同时，辛博森在上海的助手朱尔登牧师和余日章，计划到上海各教堂巡回演讲，一直深入到工人区域。党对帝国主义这种阴谋，立即组织觉悟青年前往听讲，并与简又文当场辩论，把他驳的狼狈不堪，只好挂起“免战牌”，要求改日再辩。第二天敌人在报上登出新闻，说有些过激分子阻止简博士讲道，扰乱社会秩序，引起租界官厅的愤怒。党对洋奴们的恐吓进行战斗！由党员在《民国日报》“觉悟栏”进行辩驳。董锄平有几十个同路人，为李振凡他们，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对《圣经》很熟悉，并以教会实际生活，提供驳斥简又文的材料和论据。在简又文讲演的台上，不到几个回合，就把他打垮，从此，不但工人区域未见他的脚迹，在上海巡回讲道的广告、招贴、也不再出现。
然而那些工人身上的臭虫，失意官僚政客、国会议员，眼看工人阶级一天天强大，将要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巨人，纷纷假借工人名义，挂出空头工会招牌，企图引诱欺骗工人，向资本家讨账，向军阀政府要官做，向帝国主义索报酬。一时群魔乱舞，什么全国中国工业协进会、劳动联合会、国是会议等招牌，与“长三”“么二”的书寓争宠斗研，打着工会招牌出卖工会，猖狂抵制、破坏即将成立上海总工会。
为了揭穿群魔的欺骗，李启汉同志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参与他们筹备的上海各工团联席会，在每次会议上揭露他们的阴谋，指出工商友谊会为商业资本家服务；中国工业协进会没有一个工人，纯粹是工业资本家的组织，劳动联合会为政客机构。还揭露各种用全国性名义的空头工会的黑幕。同时告诉被欺骗参加筹备的行业工会，只有真正的工人团体，按产业的性质，组织成立统一上海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才能真正保护工人的权利，才不会被假借工会组织的工人贩子出卖。经过不断的斗争揭露，群魔集团逐渐消声灭迹。
深入日纱厂组织工会，首次罢工获胜利
支援香港海员大罢工，全国工运猛发展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建党初期领导全国工运的中央机构。从1921年7月起，董锄平即在这一机构中工作。《共产党》月刊第六号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上署名有张国焘、李启汉、董锄平、李嬴、张秋人……等二十六人，实际上开始只有董锄平等数人。书记部制定了工人运动斗争纲领：八小时工作制、合理工资标准、保护女工、童工等等。书记部规定工会组织原则：必须组成新式的产业工会，不能因袭旧式“行会”“帮会”，各地区联合各类型产业工会，成立一总工会，各地总工会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成立全国总工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新闸路北成都路19号。门口不挂牌子，但出版的《劳动周刊》，用的是这个通讯处，因此工人群众纷纷前来找书记部接头。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名称，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的。经费是接受共产国际支援的，每月约千余元。陈独秀从广州回来，不同意马林提出的经费预算，认为给工作人员发生活费，等于雇佣革命。张国焘则说陈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既然拥护共产国际，愿意接受指导，却又不愿要经费帮助，自己今天筹到几个钱，明日怎么办？陈独秀突然被法国巡捕房拘捕，蹲了四天后出狱，首次以书记身份召集中共会议，正式通过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只是将原来每月每人生活费降为25元为最高额，并规定同志有意外需要，如生病、被捕……党应予积极照顾。党中央经费，主要用于发展事业，除出版报刊、支援工运外，还办了一所平民女校，帮助一些反抗封建家庭逃婚出走的女青年，进平民女校读书、学习缝纫等手艺。
最初，上海工运重点是纺织、海员、邮政、铁路、电车、码头、人力车等方面。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个女青年要求援助，董锄平接见后才知道是同济附属宝隆医院的女护士，受德国医生欺辱，愤起罢工。锄平感到十分兴奋，认为中国女护士们，揭开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首页，立即同罗绮园同志商量，从同济学校内部发动援助，在上海造成社会舆论，给以压力，果然不出三天，德国医生即低头道歉，并增加了护士们的津贴，罢工取得胜利。
党在初期的工人运动，以反对外国老板残酷剥削工人为斗争中心。董锄平在日华纱厂扎根很深，他从宣传教育打开局面，开办工人子弟学校，不论男女成年工人还是童工，一律欢迎入校。锄平想起自己湖北音，上海工人不易听懂，就用童年读诗的腔调，唱自己写的几首通俗的歌子：
（一）工人纺纱又织布，衣服破了补摞补；肚子饿了心里哭，身上瘦得皮包骨！
（二）老板敲骨又吸髓，花天酒地当神仙；三妻四妾置房产，都是工人血汗钱！
（三）工人联合就是天，男女各站天半边；双手创造大世界，革命重任挑上肩！
工友们一句也没听懂，全都为他的腔调哈哈大笑，董锄平也笑了，一句一句写在黑板上讲解，既教工友们识字，又让他们懂得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和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1922年3月19日，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举行成立大会，请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和共产党中央书记陈独秀、《民国日报》编辑记者邵力子登台讲话。不久，掀起日华纱厂工人大罢工，要求日本资方承认：1工会有代表工人的合法地位；2工人代表有权对厂方进行交涉；3增加工资；4厂方负担工人子弟学校费用。厂方根本不理，罢工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在运动中把活动分子组织起来，成立罢工委员会和纠察队。厂方请警察保护，印传单宣传，收买打包间男工，破坏罢工。锄平发动青年团、平民女校，向各界募捐慰问工人，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厂方承认工人提出的要求。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公开指导工人罢工的机关，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如雨后春笋，也鼓舞了香港海员，组织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向各轮船公司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等项要求。资方不但蔑视香港海员的正当要求，反而给外籍海员增加百分十五的工资、终于爆发了1922年1月12日的海员大罢工。罢工由英船上的航海员开始，逐渐增加到166艘。上海中共中央最先支援，陈独秀要董锄平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去做上海宁波帮海员头领朱宝庭的工作，促使他和广东帮团结，采取一致行动，使香港各轮船公司，企图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海员的计划完全失败。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本是孙中山为了使香港海员能为国民革命运输军火、传递消息而组织的“海员慈善社”的基础上，于1920年改建的。罢工初期，粤军阀陈炯明想借助海员力量，打击排斥孙中山。香港英帝国主义悍然制造“沙田惨案”，英勇不屈的香港海员，在苏兆征等的领导下，坚持斗争两三个月，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而且促进全国工人的大团结，各类型的产业工会相继成立，在大的矿区也开展了工人运动，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声望日益提高。
孙中山请共产党召集全国劳代会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叫张继在上海与陈独秀商量，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召集一个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国民党愿意大力支持。陈独秀开始认为国民党只注重上层，内部复杂，国共很难合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列宁是强调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于是召开中央会议，同意国民党的建议，派李启汉和董锄平负责筹备工作。书记部向全国一百多个工会和团体发出通告，决定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劳动大会，并先通知谭平山，要他在广州主持大会。这次大会代表162人，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均派代表参加。上海几个倾向国民党的劳工会派代表去广州出席，就是董锄平亲自去约请的。
5月1日，全体代表和广州工人群众五万余人，在第一公园开了“五一节”纪念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当晚大会正式开幕，讨论的中心内容是工会组织以产业组合为原则；全国工人奋斗目标，是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尤其是反对苛虐待遇。大会通过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这次大会的召开，各党派代表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工人运动惟一领导者和组织者；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威信，该部成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信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大会。
谭平山将广州开会的情况，写信向上海汇报，董锄平将信给陈独秀看，两人都露出少有的笑容，十分高兴。
1922年7月初，上海海员要求招商局等轮船公司，执行香港海员大罢工增加工资的决定，从7月1日起增加工薪，招商局不理。党派董锄平去和上海海员工会的朱宝庭联系，又找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上海支部的正副会长林伟民和钟筱明商谈。七月下旬仍未解决，这时有轮船到沪，董锄平按党的决定，于八月五日晨宣布罢工，招商局各轮停航，可英商怡和等公司轮船客货满载。董锄平以海员全体人员名义发了宣言，号召全体海员一律罢工。于是江中各轮船都停火无声，招商局决定七月一日起增加工资，上海海员坚持21天的罢工取得胜利。
这次上海海员罢工的胜利，是由中共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正确领导取得的。斗争一开始，董锄平乔妆轮上的职工或乘客，和朱宝庭共同指挥，并发展朱宝庭入党，成为上海工人中第二个党员。
1922年夏天，党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展开劳动立法运动，拟了一个《劳动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工人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劳动保险……等19条，通电全国各地工会，一致要国会将此大纲纳入宪法。
经过《劳动》周刊广泛宣传，“劳动法”成了全国工人运动斗争的纲领。唐山铁路、矿山、纱厂等工会首先响应，组织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8月间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9月间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罢工、京奉路山海关罢工和安源煤矿的罢工，10月末爆发的五万矿工反对英国资本家虐待工人的大罢工！中国劳动组合派同志去负责指挥，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监视破坏者。
这年夏天，毛泽东到上海，找李启汉和董锄平谈了工作，又特地到他们宿舍。那天，董锄平有事要出门，和李启汉赶紧烧饭，炉子不旺，董锄平伏地吹火，弄了一脸黑。这时，穿着白夏布长衫，拿着扇子的毛泽东进门，看到董锄平的样子，幽默地说：“你向无产阶级煽风火的本领不小啊！”董锄平知道他向农民进行过调查，也笑地说：“你可不要揠苗助长呀！”李启汉接着说：“工农联合起来，向共产主义的大道前进！”三人大笑。毛泽东已担任湖南党的领导，被任为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之后，要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又派刘少奇和毛泽民到安源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11月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
李立三留法归国后，也到上海和董锄平交谈数次，他俩成了好朋友。
1922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反动军阀吴佩孚惨杀林祥谦、施洋等烈士。董锄平和陈独秀一道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指出：“这次汉口大惨案，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乃是军阀惨杀自由的人民先锋军！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取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号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奋起打倒吴佩孚、曹锟等反动军阀！
张国焘由武汉回上海，汇报“二七惨案”后，和董锄平一道写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京汉路流血宣言》，揭露了反动军阀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沿铁路镇压屠杀工人的惨状，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1922年是全国工人运动、罢工高潮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组织起工会一百多处，会员八、九十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燃起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熊熊烈火，史称：“1922年为中华劳动纪元年。”共产国际当时发表宣言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支持领导香港、上海海员及全国工人罢工，引起帝国主义仇恨与恐惧。1922年6月，逮捕了李启汉同志，经常对董锄平盯梢。9月间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劳动周刊》也被勒令停刊。但是党中央创办的《响导》周报，很快地在上海出版，公开宣布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往北京，继续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罢工浪潮更加蓬勃发展！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
陈独秀低估工人力量
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列宁领导下，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目前中国及远东各被压迫民族最大的敌人，鼓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一道革命前进。中共代表张国焘回国后，传达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意见。七月间，党在上海召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为大会草拟《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提出和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
二大代表蔡和森直言不讳指出：“这个文件没有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完全表明出来。”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建议：专门讨论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由于“二七惨案”的发生，陈独秀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说什么“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与可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独立性是鬼话”。而要共产党全面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则主张与国民党联合，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他和陈独秀是中共领导不加入国民党。因此，在“三大”会上，被免除了中央委员。而毛泽东则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独秀回上海后，引起大多数党员的不满。杨明斋认为加入国民党，无异于出卖中共。有的大知识分子愤而退出中共，沈雁冰（茅盾）也离开劳动组合书记部，去组织文学研究会。董锄平对沈雁冰认为“文学应该反映实际，对社会应有一定的责任”，十分赞同。而对陈独秀反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反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有异议。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董锄平觉得好笑，自己在念私塾时就是同盟会会员，现在应是国民党元老了。在小组会上，他还说曾经劝孙铁人、鲍庆香（惠僧）和刘英等同乡加入共产党呢！并谈了对当前国民党的看法，主张共产党员到工厂里去发展工人党员、组织工会；到农村去，像彭湃那样领导农民运动。他希望自己到印刷厂当工人。
不久，党中央派他去南洋开辟工作，离沪前，陈独秀忽然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董锄平也被巡捕盯上，他匆忙由海员工会联系好船位，由李振凡送上开往新加坡的轮船。
在南洋播下马克思主义种子
到古巴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董锄平去新加坡前，以为鲍庆香介绍他到育英女校当教员，哪想到热心肠的鲍哥，还想给育英女校长当月下老人。锄平在校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一心一意搞共产主义的宣传，忙着联系报馆编辑和学校教员，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办启明夜校，联系中国海员来上学，也就不大注意女校长对他的殷勤，引起女校长的不满，给鲍庆香去信，锄平向她解释，小时候家庭包办，将表姐许配给他，他反对这种婚事，但表姐未结婚前他绝不谈恋爱。女校长从此对他冷淡。锄平应聘到吉隆坡中华学校当校长，立刻和学校教员、《益群报》编辑等数人，办起平民夜校，并联系铁路上的华籍工人，反对英帝国的殖民政策。
这时，孙中山已在中共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吉隆坡的国民党右派袁同畴，却向英殖民政府告密，驱逐董锄平出境。彭泽民介绍他去缅甸仰光，接居正的手，任《觉民日报》总编辑。锄平利用宽大的编辑部房间，作会议室和课堂，联系记者、教员，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夜校，扩大对华侨工人及青年的影响。锄平经常写文章，抨击殖民政府虐待华侨，攻击《仰光日报》无政府主义派和华人基督教会。他的言论虽然受到鲍庆香主持的《缅甸晨报》的支持，但却受到殖民政府的敌视，受到国民党右派及教会人士的反对。鲍庆香看他工作繁忙生活紧张，便写信给吉隆坡教书的聂绀弩，请他到仰光帮助董锄平办报。锄平早在两年前，就给这位同乡老弟寄过《共产党宣言》和《劳动周刊》，绀弩认为董锄平是除李大钊、陈独秀和张国焘外的第四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因此立即辞职到仰光来。
这时，代替董锄平在吉隆坡的韩平底的革命工作受到敌人破坏，英殖民政府从中国最早的社会党魁江亢虎写的《南洋游记》中，知道董锄平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吉隆坡殖民政府行文缅甸政府，查抄了《觉民日报》，把董锄平连同鲍庆香驱逐出境，押送回国。临行前，董锄平对聂绀弩安排了工作，并把自己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杂志留给他，说：“看不看得懂马克思理论，还不大要紧，慢慢来；最重要的是共产党所由来的思想，尤其是我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这套《新青年》合订本好懂，看懂了就要干！要行动！战斗！一管笔就是我们的刀枪！要对准敌人射击！”
这位后来成了著名诗人的聂绀弩，接替了董锄平办《觉民日报》，不断与殖民主义、封建主义斗争。他和董锄平革命的战斗友谊，一直到晚年始终心心相印。
董锄平和鲍惠僧（庆香）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船行至槟城，拘留了个把月，押至新加坡，关进监牢数月，末了押到香港。共产党派彭湃，国民党派宋子文，拿着孙中山的亲笔信，将他们接回广州。这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任农民部长，共产党员彭湃当秘书长，董锄平安排在国民党农民部当干事。鲍惠僧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
不久，古巴《民声日报》向国民党中央，要求介绍一个总编辑去古巴。当时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谭平山，认为派董锄平最合适。董锄平到上海，就向邓中夏反映，希望仍干工人运动。陈独秀为了照顾和国民党的关系，仍要锄平去古巴，对他说：“这是党的决定。既不是谭平山个人说行就行，也不是我个人想你去帮国民党左派的忙！”锄平只好服从。
1925年春天，锄平从上海乘船到美国西雅图，换轮船赴古巴，住在中华会馆，立即以《民声日报》为武器，对国民党胡汉民派在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保皇派的《世界日报》和致公党在古巴的《华商日报》展开论战，以维护华侨利益。同时，不断对北洋军阀政府派驻美洲的使领进行攻击，尤以对驻古公使刁作谦作激烈的斗争。并与古巴进步报纸联系，支持古巴海员罢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董锄平联合古巴各报，广为宣传，掀起反英怒潮！接到李立三的电报后，董锄平募捐了两万余元、加上个人的工资，汇往广州支援省港大罢工。
锄平在古巴开展革命工作，和广大华侨尤其是工人交朋友，不断在报上揭露刁作谦只作洋奴公使，对华侨受欺侮压迫视而不见，引起刁作谦的仇恨，买通暴徒到中华会馆刺杀董锄平，幸被华侨工人发觉，将他转移至工人家中，暴徒到中华会馆扑空，捣毁几扇门窗。华侨工人闻风赶来，暴徒抱头鼠窜！
1925年7月12日，北京《京报》第五版报导了刁作谦“暗使暴徒，手携武器，闯入中华会馆行凶肇事”的消息。鲁迅于7月1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提到刁作谦这一“伟绩”。这时，刁作谦联合顾维钓，向美、古政府交涉，指董锄平为共产党，被南洋英政府永远驱逐，要求美、古巴政府驱逐他，古巴政府即下驱逐令。
董锄平离古巴前，古巴进步报社的编辑、记者、侨胞、工人，纷纷举行欢送会，并赠送金牌、挂表及大钢笔等纪念品。经过数十年的坎坷生活，大钢笔至今仍存在。
组织工人武装纠察队
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
北伐军从广州出师，中共湖北省委在董必武、陈谭秋领导下，在武汉各行业工人中动员，组织敢死队，准备迎接支援北伐军。1926年10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党中央调董锄平任武汉店员总工会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住在汉口尚德里五号。
北伐军先锋队叶挺独立团卫戍武汉。董锄平找好朋友叶挺要枪支，准备组织店员工人武装纠察队。叶挺送给他枪支，并派人帮助军训。店员工会成立武装纠察队之后，其他工会亦纷纷成立武装纠察队，武汉工人运动空前发展，工会两三百个，会员三十余万人。
1926年冬天，武汉成立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张国焘、陈谭秋和董锄平等同志任教员。董锄平搜集资料，编写英国侵略中国的简史讲义，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着重说明汉口和九江英租界，是我国心脏的毒瘤。详细讲述英帝强占两处租界的罪恶史实，引起工友们极大愤怒！
1927年1月1日，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届工人代表大会。董锄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为了祝贺北伐军的胜利和省总工会的召开，武汉三镇各界联席会，连续召开三天庆祝大会。每天会后都进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元月三日，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奉系军阀的示威运动大会，十余万群众通过四项决议：
1?狈炊苑罹?南下；
2?狈炊杂⒄?府秘密借款给奉系军阀；
3?笔敌卸杂⒕?济绝交；
4?狈炊院嚎谟⒆饨缥薰逝杀?登陆。
会后示威群众游行到毗连英租界的江汉关，英国水兵跃出租界，用刺刀驱逐示威群众，英领事又调来军舰上的陆战队，用铁甲车冲入华界向人群开枪，当场死伤十余人。工人群众悲愤抵抗，空手夺英军手中的武器，用竹竿、扁担、木棍痛打敌人，英水兵惊慌退入租界。
当时，省总工会正在汉口新世界开代表大会，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与英帝展开斗争！以工人武装力量，将英帝赶出武汉。由向忠发和董锄平任正副指挥，带领各行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迅速占领江汉关，冲入英租界，进到汇丰银行，涌向英国领事馆。
向忠发和董锄平传下命令，叫各分会工人武装就近插入英租界。一时英租界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口号声此起彼落，响彻云空！
英国领事馆关紧大门，打电话向国民政府求救，要求派军队进租界镇压群众。卫戍武汉和训练工人的部队，都是叶挺指挥的革命军人，决不听从英帝的调遣。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加以拒绝，后来怕事态闹大了，向各方打恭作揖，贴出紧急公告：“希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
董锄平看到群众的革命激情，心想是收回租界的时候了！他对向忠发说：“老向，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中央派来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奴才，我们要对革命负责，要担当先锋队的责任，严密监视敌人，决不能后退一步！”
董锄平斩钉截铁的话音，坚定了向忠发的决心，他立即同意不撤退。英国领事向国民政府求救无效，深怕发生灭顶之灾，开始命令英水兵撤回军舰。英领事和他的海陆军、义勇队和行政人员、工部局英籍职员，也纷纷跟着逃进长江中的军舰，有的商船连夜升火逃往上海。
董锄平领导工人纠察队，在收回的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每人发一条白毛巾作标志，在各街道上巡逻站岗，租界内灯火照耀。巡捕房、工部局、领事馆……所有建筑物上的米字旗全部降落，换上国旗。挂起工会办事处的牌子。各高楼大厦的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
武汉工人用鲜血勇猛收回英国租界，震撼了中国和世界。是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开始的转折点，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支持，受到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1月6日，九江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响应并仿效武汉工人，英勇夺回九江英租界。
责问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
主张武装斗争参加南昌起义
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鼓舞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6月29日《国民日报》登出一则新闻：“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为杜绝反动派造谣，所有枪弹交存政府，仍请派兵保护工会。”
董锄平读了报纸，气的脸红脖子粗，跑到陈独秀书房里，将报纸往桌上一拍，大声责问道：“你怎么不先开个会，就下令自动缴枪投降？”总书记也不示弱：“你几时平心静气开过会？你当过兵打过仗吗？你只是不怕死带着工人纠察队冲入英租界，就以为自己有天大本事！你住过军事学校没有？学过军事科目没有？你只有鲁智深、武松、李逵的脾性，却没有他们的本领！何况今天也不是水泊梁山聚义称雄的时代！”董锄平反驳说：“列宁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但他把无产阶级的头脑武装起来，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你是党的总书记，为什么放弃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咱们党员中也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打过胜仗的，现在警备司令叶挺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吗？到过苏联的同志，都听过斯大林的教导：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对军队工作予以特别注意。恩来、立三同志写信给党中央，要求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为什么不提到议事日程？”问的陈独秀哑口无言，不欢而散。董锄平指挥工人武装纠察队夺回汉口英租界之后，深感枪杆子的重要，他曾向党提出建立人民武装计划，想把工人武装纠察队带回自己的家乡，夺取京山、安陆、襄樊，在大别山一带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他和董必武同志商量得到赞同，又找李振凡和鲍佛田两位同乡好友商量，李振凡忙着结婚，佛田为妻儿所累，想到海外谋生。总书记说这是临渴掘井，不是未雨绸缪，劝他不要刚愎自用。一句话，没有得到党的批准。
董锄平这个计划，是看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的启发，想和李立三商量，到湖南去看看。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和李维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在汪精卫叛变前夕，将工会党员骨干调离武汉，锄平认为被调离的数十名同志，大都有社会基础，可转入地下继续斗争。刘少奇说：“不行！太露骨了，必须保存党的力量。”锄平向立三提出去湖南看看，立三将长沙和庐山党的联络地址告诉他，再三嘱咐：“找不到毛泽东，马上去庐山。”
董锄平到了湖南，毛泽东地址已经变更，只得回武汉乘船到九江，和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人，讨论在武汉制定的土地政策。
南昌起义以后，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下设总政治部和若干委员会。董锄平、彭湃和郭亮三人任农工委员会常委，锄平兼秘书长，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行军途中，起草了土地革命政纲，在经过的农村进行调整，不断讨论修改。董锄平还写了一首《八一赞歌》：
《八一赞歌》
天不平，风扫乌云见光明；
地不平，高山流水最多情；
唯有人间不平需锄平；
“八一”红旗万万年！
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战斗失利，疏散非战斗人员。董锄平从汕尾乘船到香港，奉命去上海工作，这时，上海党已转入地下。项英任江苏省委书记，许白昊为上海总工会书记，锄平被任命为上海总工会常委、沪西特派员，并被选为省委候补执委。
1928年，上海总工会和交通机关同时被破坏。锄平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他遇到平民女校教员范志超，两人一同去奉贤找县委书记李主一，不料一进门就被坐探抓住，两人一口咬定是来租房的。幸亏李主一至死不承认认识他们，关了三日始被释放。
董锄平在上海找不到组织关系，终日彷徨无依，心里万分焦急。他想起在南洋工作，想通过兄弟党找中共的关系。于是给“五四”运动相识的朋友陈道桢写信，陈介绍他到菲律宾华侨中学任教。
在菲律宾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到福建参加人民革命政府工作
1929年元旦，董锄平到了菲律宾，改名董冰如。因气候差异，菲律宾暑假与国内不同，董冰如到马尼拉，本学期还在上课，要等到下学期才能进华侨中学教书。
冰如首先找了曾在国内担任鲍罗延翻译李炳祥，又找了在上海一同干过工运的王亚璋夫妇，见面开口就要和菲律宾共产党联系，找中国共产党，谈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他找了个临时工作，为庄希泉经营的中菲电影院写广告，并当了《民号报》和《华侨商报》的副刊编辑，直到华侨中学开学，才正式到侨中当教员。
当时菲律宾还是美国的殖民地，非常注意普及教育，现有小学二千几百所，而华侨中只有35所小学，两所中学。陈道桢告诉他，一定要多培养能教小学的师资，否则华人后代将变成土人。
董冰如在侨中教中一的国文、作文；教中三和中四两班，除国文、作文外，还教文字学、文学史。董老师教的国文，除课本以外，时常选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和爱国主义的文章，让同学们阅读，并鼓励大家多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读鲁迅和高尔基的小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对日寇屈膝妥协，对红军疯狂“围剿”，国民党已经朽腐透顶，董冰如愤恨将其党歌改为：“杀民主义，狗党所宗，以祸民国，以阻大同……”暗把改的歌词放在学生书桌里，在每星期做国民党的纪念周时，有的同学就这样唱起来。他又通过学生会提出：“侨中不是国民党办的，不应该作纪念周！”此后，除国民党王泉笙主持的普智小学外，其他侨校都停止纪念周的会议。
国难当头，董冰如在侨中发动救国运动，组织“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出版《救亡月刊》，在华侨社会中宣传抵制日货。同时，他念念不忘找党组织，他听说侨中第一届毕业生蒋江玉、许青虹为菲律宾共产党负责人，先后找他们谈自己的组织问题，没有结果。寒假开始，他回上海寻找党组织，不料1932年1月28日，日寇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董冰如在战争中奔忙，仍然接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又回菲律宾教书。
1932年冬天，他想起在武汉出席泛太平洋会议，曾和美共负责人白劳德交谈过几次，便想去美国通过美共找中共组织，恰好庄希泉、陈道桢合购《上海之战》和《东北抗日义勇军》两部电影，准备去美国华侨社会放映，庄希泉让冰如和道桢去。到了纽约，他上中华会馆找到美共华人部负责人何畏，没谈出结果。何畏告诉他美共办事处的地址（美共在美是合法的组织），还给他一份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董冰如在美共办事处，徐瑛同志（解放后任巴基斯坦公使馆代办）告诉他，白劳德去芝加哥，何时回来不知道。冰如提出留在美国找党。另一个同志说，你没有居留证，被美国政府发现会坐牢。徐瑛劝冰如还是回国找党为好。他只好与陈道桢回上海。
1933年初，日寇入侵察哈尔，共产党员吉鸿昌联合冯玉祥西北军旧部，在长城抗日。在福建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陈铭枢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曾经聘任董冰如为自己国文教师的许友超，是菲华商会会长、爱国侨领。他热情捐款支援东北及淞沪抗战。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就请他到厦门当市长。许友超约董冰如到厦门，不久一同到福州。陈公培请董任侨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委员。后经梅龚彬介绍与共产党驻福州代表张云逸见面，冰如要求到江西苏区去打游击，云逸说苏区需要是工程技术人员，要去只能是代表福建人民政府去。后来梅龚彬又介绍他见到另一位党代表潘汉年，要求解决组织问题，潘说现在不是时候。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董又找潘谈组织问题，潘汉年说到香港再说，可到香港以后就找不到潘汉年，只得仍回菲律宾教书。
回菲律宾后，董冰如听说《新闽日报》的总编辑高承烈，是菲律宾共产党的负责人，立即和他联系，高承烈支吾其辞，对冰如要求他领导抗日反蒋运动、表示拒绝。
找不到党，董冰如只好按《救国时报》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把侨中的抗日救国会，扩大到其他侨校和社会中去。极力鼓励许友超以他在中华商会的地位，在菲律宾各地掀起抗日反蒋高潮。并以王雨亭、庄希泉主办的《前驱日报》作武器，撰写了《讨白匪蒋介石》等文章，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董冰如通过《救国时报》给李立三写信，要求为自己接上党的关系。不见李立三回信，却收到王明来函，说“中国党转入地下，无从介绍，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菲律宾建党。”冰如不知王明是什么人，晓得菲共已成立，不应另建新组织，但自己的活动，即按党报的方针政策去干。
1937年，国民党菲律宾总支部负责人王泉笙，勾结侨中校长黄琬，开除董冰如在侨中的教职，又利用蒋政权向菲政府要求，驱逐许友超、薜芬士，并要求将王雨亭和董冰如引渡给蒋政府时，国内爆发了卢沟桥抗日战争，报载中国共产党代表已到了南京，董冰如心花怒放，第二天就和蔡廷锴回国。
回国抗战任军委政治部设计委员
筹建香港华侨联络处被陈诚取消
董冰如回国后，赶忙赴南京中共办事处，找到项英和董必武。他和项英谈了一宿，天亮前才睡了一会儿。董老开玩笑说：“办事处要树立学校的规矩，熄灯后不准谈话。”
董冰如向项英要求回党内工作，项英认为他当时的社会地位，留在党外为党工作影响较大，将来归队不成问题。于是他尽量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几位抗日将领接触，并随他们到沪宁和沪杭前线慰问部队。
1938年冬天，董冰如在武汉见到老朋友叶希夷（挺）和项英，提出去新四军工作。项英仍劝他在外面作些社会活动，叫他放胆工作，实在走不通再到新四军去，保证不成问题。
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设立政治部，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为副部长。聘请共产党邓颖超、冯乃超等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知名人士百余人为设计委员，在邓颖超同志的关怀下，董冰如亦被聘为设计委员。
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蒋介石却严密设防，严禁将武器、医药及棉粮等物资运进根据地。董冰如联合闫宝航，在邓颖超同志领导下，与政治部二厅厅长及其秘书进行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冰如与第三厅杜国庠同志及孩子剧团转移到湖南衡山，他看到孩子们衣服破烂没有鞋穿，便拿全部积蓄，交负责总务的同志，给缺衣少鞋的孩子买衣物，其他几位设计委员亦纷纷解囊。冰如在衡山与庄明远、王亚南住在一处，王将自己翻译的《资本论》赠给他，冰如用心阅读，受益不浅。
1939年董冰如到重庆，年前提出在香港设立华侨抗战联络处的提议，被陈诚压了一年，现在得到批准，政治部派他和一位姓詹的设计委员到香港，冰如找到廖承志，问华侨如有捐赠，如何直接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廖告诉他，何香凝办了一个被服厂，援助我军的钱物，可送到被服厂。不久许友超到香港，冰如即请他捐助一千港元。
被陈诚派到香港作情报工作的张某，反为日本人收买。张向陈诚告密，陈诚立即电令撤消筹备设立的“华侨抗战联系处”，令董冰如回重庆政治部。董冰如乘船到海防转桂林到重庆，立即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汇报了香港的情况，要求党对他个人的思想、言论、行动，都进行具体的领导，给自己戴上“紧箍咒”。董老笑着说：“谁也不愿当你骂的那个‘菩萨妖精’啊！”大家都笑了起来，从此，冰如凡事都在周公和董老的领导下工作。
办《新湖北日报》与陈诚斗争
见高启杰情投意合喜结良缘
董冰如按照党的指示搞统战工作，同湖北三老进行多次倾谈。严立三先生明确说，他死也不同陈诚见面。张难先先生说：“我坚决闭门不出，除非共产党掌握天下！”冰如知道严立三家境困难，贫病交迫，书物典当无门，告诉他参议会想组织一个互助会支援他，但严先生说：“我的几本古书，可卖好价钱。”他坚决要到宣恩去教书，不料在旅途中病逝，冰如悲痛不已，写了一首悼亡的五言诗，在参议会中传阅，莫不热泪盈眶，唏嘘不已。
石瑛、李振凡和参议会中的友好，见冰如行李过于简单，一垫一盖，一个破旧的小藤箱，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都想抢着当红娘。而冰如觉得“日寇未灭，何以家为？”总是摇首微笑致谢。
1940年冬，湖北省政府任命董冰如为《新湖北日报》筹备主任。冰如立刻写信给郭沫若，请他和名作家写稿。又写信给利川乡师校长高启圭，聘请杰弟当副刊主编。杰弟名高启杰，在利川中学教国文、历史、地理，一心想去延安，正等机会，来到恩施，冰如一看傻了眼，他聘请的杰弟，竟是一个女教师，身体瘦弱，衣着朴素，在北师大求学时被呼为高老夫子，却勇敢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她到恩施是希望这个同乡，介绍自己去延安参加八路军。冰如引启杰到报社报到时，在山回路转人烟稀少的道上，两人像亲兄妹一样倾心谈吐。
启杰说出自己去延安的愿望。冰如说自己名义上是筹备主任，实权全掌在陈诚及其秘书长和派到报社的副主任手中。社论必须先送给陈诚检查，以转载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言论、记载为主。出版第一天，冰如就反对他们一帮家伙题词。有次要刊登数十名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冰如提出反对，后来改成广告。冰如说：“你来恩施之前，他们早派来一个副刊编辑。好在你来此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冰如对“高老夫子”一见倾心，而抱独身主义的启杰，也觉得男女之间未尝不可高山流水一曲成知音。
启杰对编报一窍不通，冰如就像在仰光教聂绀弩一样教会她版面设计和编排技术，特别要注意思想内容。当她编好一期副刊，冰如请夏秋樵为他在参议会请了一次客，对她说是“接风”，同时请了李振凡夫妇等男女客人。启杰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从没有参加社交活动。饭后同姐姐回寓所，觉得“接风”这一套太庸俗。姐姐说是她示意冰如，将启杰介绍给其他女士们见面，巧妙地谢绝好友对冰如终身大事的关怀。
陈诚调政治部设计委员任某到报社任总编辑，又调谢某为社长。冰如在报社斗争，一天比一天紧张。自己想利用敌人的阵地，敌人反而利用自己作工具，欺骗湖北人，他当即要求登载卸除《新湖北日报》筹备主任启事，他们压着不登。这时发生了“皖南事变”，陈诚命令董冰如写社论，冰如一口拒绝，却提笔写了《挡道的豺狼》：
“挡道的豺狼/你不要横想/宁愿国家亡/不给共产党/挡道的豺狼/你不要梦想/阴谋耍花枪/把红军扫荡/挡道的豺狼/你不要狂妄/呲牙露凶相/红军非驯羊/挡道的豺狼/给你当头棒/新四军坚强/人民中生长/人民武装/人民力量/海潮一样/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冰如写诗时，不知背后站着校对王小姐，他刚一放笔，王小姐说：“您这诗要拿去排印吧？”顺手把诗拿起装进口袋。冰如生气地吼道：“你要做什么？”王小姐低声说：“陈诚已经带人马来了！”说后转身就走。不一会，陈诚率领湖北省党部书记一帮人，来报馆查抄冰如办公室，一无所获。冰如这才深深感到，在紧急关头，群众对自己的维护。
几天后，冰如从李凡一那里，知道陈毅任新四军军长的消息，情绪才逐渐振作起来。他帮启杰辞退副刊工作，去省立高级护士学校当教员。
1942年春，湖北省参议会开幕，秘书长提议向蒋主席致敬电，董冰如利用会议形式，大声吼道：“这是参议会，不是奴才会！奴才方要向主子致敬！”秘书长还是一声“蒋主席”一个“立正！”“全场起立！”冰如抓起墨水瓶向主席台掷去！大骂“奴才！可耻！”秘书长下台了，全体议员轰然散会。第一天会议开不成，秘书长向陈诚告状。议长石瑛找冰如到家中谈话，要他提高警惕。
董冰如向陈诚提出辞去“咨议”和“参议”的职务，通知高启杰作好去重庆到延安的准备。陈诚开始对董冰如和高启杰下毒手，特务搜查了启杰的家，说是查违禁书籍，并把她带到城里，启杰的老师段奇璋大姐和几个参议员，仗义出面质询，事情才了结。
冰如至护校，帮启杰搬到方家坝，一间空庙里住着。凤仪忽然送来一对花枕头，还拿出一张《新湖北日报》，刊登董冰如和高启杰结婚启事，证明人、介绍人，高启杰一个也不认识，是她姐夫李延禧找的。并排刊登的是：“高启杰思想荒谬，行为乖异，高仁佛率子高启圭、高启理、高启恒与高启杰脱离父女兄妹关系”的启事。启杰看了莫明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对他们通风报信。当天晚上，陈诚派兵包围方家坝，要捉拿董冰如和高启杰。石瑛议长深夜打电话给陈诚，请他不要轻信别人对董高二人的控告，更不要干涉他们的婚姻自由，陈诚才解除军警的包围。天还没亮，参议会的友好把他俩送上长途汽车。夏秋樵总管指着车上一个包裹对冰如说：“这是你来恩施后剩下的全部工资，给你买了几匹布，你们到重庆找熟朋友，一匹匹卖掉，好买饭吃。”
不坐官僚机关痛骂陈仪打处长
毛泽东重庆召见笑谈愚公移山
董冰如和高启杰离开恩施前，李凡一给他在重庆国民党党政考核委员会当秘书长的亲兄弟李子宽写信，介绍冰如当侨委组组员，冰如不想当官，一到重庆就去曾家岩“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和董必武详细汇报在恩施的工作情况，恩来说：“好！共产党的春雷，惊醒了冬眠的鄂西了！”董老说：“暴风骤雨，也可以滋润干枯的幼苗！”二位领导知道冰如喜欢写几句诗，所以用诗一般的语言安慰他，并郑重约定时间，请冰如夫妻到餐馆吃饭。周公举杯祝贺：“这是党请的结婚喜酒！”董老也举杯说：“结婚就是永远互相团结，增加革命力量！”
启杰又开始吐血，她认为这是在恩施被国民党气的，她恨国民党的大后方，想到延安去，冰如和她去找董老要求。董老说：“一个革命者随时随地都可以干革命工作，正如同一颗坚强的革命种子，随时随地生根、发芽、成长！我现在不也在重庆吗？”他当时就给郭沫若写信，介绍启杰到文化委员会工作。这时冰如拿出李凡一的介绍信，董老看了说：“很好！我们就要从各方面打进国民党机关里去！”
党政考核委员会，名义上是专业机关，实际上是官僚机构。冰如经常向周公反映一些情况，但总觉得从在官僚的所谓办公室，无聊透顶，白白浪费光阴。于是他和同事们一个个聊天，了解大家的生活、思想情绪，同事成了知音，谈笑声越来越响亮。机关头子陈仪走出小办公室，来到大办公室巡察。冰如看到陈仪走到那一组，职员们连忙起来，像老鼠见猫一样，洗耳恭听训斥！有次陈仪为了杀鸡教猴，竟无故对一组职工痛责一顿，转身回去。冰如愤恨不平，追到陈仪办公室门口叫骂，用意是搞臭国民党，杀杀陈仪的淫威，结果被开除。
冰如向董老要求回京山，到李先念那里打游击。董老说：“敌人的封锁线，你通不过去，还是留在外面活动的好。”于是让他参加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的社会活动。
1944年春天，在周公馆会餐，董老把冰如穿了一二十年的大衣破里子扯下一条，笑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过几天，邵力子忽然热心介绍董冰如到国民党海外部去当专门委员。冰如心想，过去骂陈仪，灭国民党威风，替别人打抱不平，实在是不愿做国民党的官。现在不甘心又跑到国民党机关里去。他立即到周公馆请示，恩来说：“当然可以进去，不过遇事要留有余地，不要突出自己。”冰如说：“海外部是国民党机关，它会要你入党的，那怎么行？”董老说：“怕什么，我将来可为你向党证明。”就这样，董冰如进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当了专门委员。这是一个安置国民党要人、闲人的地方，并无具体工作，可以不上班。冰如为了给党做工作，硬是天天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他团结了几位海外归来的爱国人士，经常要启杰往周公馆送信。在时局紧张时，则叫她把信交冯乃超代转。
有一天，冰如浑身淋湿到家，衣服都不换，坐下写了一首诗：《赴海外部见公园路旁金菊有感》：
满途泥泞行路难，那堪风雨几摧残！
天生一对傲霜骨，移向人间作笑颜。
不久，傲霜金菊，面对暴风雨怒放了！海外部年终评奖会议上，该部组织处处长，要给海外一个顽固反共分子发奖，冰如和他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时，心头火起，猛地一拳打得他血流牙落。于是，他又被海外部开除。
1945年春，董冰如参加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与郭沫若、杜国庠为常务理事。郭负总责，实际上是冯乃超同志工作。乃超负责组织，杜老负责宣传，冰如管财务。8月间日本投降了，冰如很少笑过的脸上开了花。28日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董冰如被单独召见，亲切交谈。冰如扼要地谈找党和党外斗争及游子思归的心情。毛主席当即问徐冰同志：“怎么搞的，锄平同志还留在外面？”徐冰说：“冰如同志一切都是通过党的领导。”毛主席又对锄平说：“锄平就是愚公移山，就是在为党工作。党开头第一书记，不就是陈独秀吗？哈哈哈……”锄平说：“假和平的真面目看清了吧？解放区要全民皆兵！”毛泽东幽默地问道：“你又在想念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了吧？”
冰如高兴地告诉启杰：“叶希夷（叶挺）同志到重庆来。今晚上开欢迎会。”他们老早就到会场，坐在第一排，看到叶挺、王若飞等同志进场，全场掌声雷动。冰如和希夷两个老朋友，台上台下相视而笑。第二天冰如夫妇去旅馆看望叶将军和他的夫人和小女儿。接连几天，冰如和叶希夷天天叙谈，还没有谈够，不料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4月8日飞延安的专机失事，叶挺和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以及王若飞、博古等同志全部蒙难。
反内战传捷报向海外送佳音
失关系心彷徨黑夜里盼天明
1946年夏天，董冰如夫妻奉命回上海，在冯乃超和杜国庠领导下工作，与陈乃昌、许涤新、勇龙桂等人筹办了现代经济通讯社，出版《经济通讯》，同时在冯乃超、杜国庠领导下，发起组织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冯乃超知道董冰如在南洋和古巴的革命斗争，要他筹办华侨通讯社，并任总编辑。杜国庠为副总编，高启杰和庄严陵为编辑。华侨通讯社根据我党的方针政策，撰写时事论述，每周向海外报纸无酬供稿，很受侨界欢迎。
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之后，冯乃超要董冰如夫妇在上海找一社会职业作掩护。冰如到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教书，启杰进上海档案局任归档员。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全国50多万学生罢课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由于蒋介石扩大内战，造成民不聊生，各地爆发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运动，冰如参加大小型座谈会，并与陈铭枢、马寅初、周建人、周新民等民主人士时有联系。
内战升级、物价暴涨、生活紧张，冯乃超调往香港，把董冰如的关系交给杜国庠，不久杜国庠紧急撤离上海，没有将董冰如和党的关系交给下手。冰如夫妇的生活日益困难。廖梦醒大姐从香港来信，要他们到宋庆龄夫人和何香凝老人那里去，李济深和民革几位领导人，也约他们去香港。董冰如觉得冯乃超和杜国庠都没有叫他去香港，自己怎好随便离开？于是他坚持在上海工作，除了到工人、学生和各民主团体开会，他日夜为《经济日报》写稿，这是他在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主要任务。
解放前夕，董冰如夫妇失去和党的联系，觉得彷徨不安，没有依靠，他们时常到胡风和梅志夫妇家里去，借阅我党出版的书报杂志和鲁迅的著作。后来，胡风与梅志亦转道香港北上，冰如和启杰更感苦闷。茫茫黑夜仍有一线亮光，《时代日报》仍在出版，他们常写稿投寄。有次总编辑姜椿芳还亲自送几块银元稿费到安乐村董冰如的寓所，并小声告诉冰如：“《时代》门口狗多了，要当心。”
周恩来调令北上，锄平高朗喜归队
胡风案受牵连，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宿炮响声声好，守岁通宵盼断肠。
子夜龙华行影少，大军门外梦甜香。
欢呼解放浪潮涌，锣鼓喧天乐无疆。
忽得恩来北上函，山山水水喜洋洋。
上海解放了，董冰如夫妇黎明前到龙华街头，看见解放大军纪律严明，不进民宅，睡在马路两旁。天刚亮，上海人民载歌载舞，打锣敲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大军，董冰如回家写了前面六句。连日到新成立的市政府找副市长潘汉年，都没有见到人，忽然有一天，蔡英平同志拿着周恩来总理的信，要他们北上进京。董冰如高兴万分，又添了后面两句，成了一首律诗。高启杰乐的掉眼泪，也写下一首诗：
忽接周公令北上，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夫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他们即时打点行装，临上火车作家周而复到车站送行。到了北平，李立三同志到招待所看望董锄平（他恢复原名）和高朗（她起了新名）两位老友紧握双手，畅会叙别情。立三告诉锄平：“党中央建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委员，李立三为副主任，刘宁一当秘书长。联委会在总工会办公，现在正筹备亚澳工会会议，审阅中联部写的东南亚各国革命史。他叫锄平参加这两项工作，高朗负责整理材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董锄平被邀上观礼台，高朗在广场上，他们听了毛主席讲话，顿时有了新生的感觉。晚上，他们在广场上，观赏万民齐欢的烟火。
亚澳工会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成立，锄平和高朗调到劳动部工作。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郭腾之，找董锄平谈他的党组织问题，提出计算党龄的办法：1恢复党籍，要有两人的证明；2只计算在党内工作时间；3重新入党。董锄平想劳动部刚成立，许多事情要做，自己被迫失掉关系后，哪一天不在找党？哪一天不是为党工作？周恩来和董必武是可以为自己证明的，可目前他们该多么忙啊！怎能为个人问题去打扰他们呢？自己也不能丢下工作任务来写自传。若是搬着指头计算个人的党龄，哪还算是一个无产阶级共产党员？锄平把当时的思想对郭同志一摆，最后说：“为了教育未来同志加强组织观念，应以重新入党为宜。中组部批准他重新入党，免除后补期。没过多久，党中央实事求是地恢复了董锄平被迫脱党时期的党籍。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劳动部劳动政策研究室主任。
1950年过完春节，董锄平和高朗即投入紧张工作，和研究室的同志们，研究制定工会法和劳动法令，劳动部有苏联专家，但他们不生搬硬套苏联那一套。土改运动时，董锄平夫妇报名参加，到湖南参加土地改革。返北京后，董锄平提出出版《劳动》杂志，毛主席知道后，说：“劳动部不是统战部，你们要他领导工人阶级，我可不要！《劳动》杂志，不要办成《劳动周刊》，光鼓吹罢工啊！”说完哈哈大笑。锄平明白，这是指他当年在上海办《劳动周刊》的情况。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董锄平全身地投入办好《劳动》刊物之时，1954年胡风向党中央上了《三十万言书》，被诬为反革命集团，董锄平、胡风是同乡、老朋友，也遭牵连审查，隔离反省达三百天，直到1955年5月，才审查完毕，恢复自由，重新工作。拖了三年，1958年经过周恩来和董必武签字证明，做出了审干结论，证明他历史上没有问题。劳动部毛副部长向董锄平道歉说：“你不在平反范围，是属于审干，系内部问题，我们搞错了。”
1940年，陈诚窃踞湖北省主席职位，与本省的知名民主爱国人士张难先、严立三和石瑛三老发生矛盾。陈诚为笼络湖北人，提出“湖北人之湖北”的口号，将政治部的鄂籍设计委员调回湖北。冰如立即到周公馆，向周公和董老反映情况，周恩来同意他回湖北，要他找李凡一联系。董老要他搞好石瑛的关系，搞民主运动，开展民盟的组织。
湖北省政府在鄂西的恩施。冰如到了恩施，找到李凡一，把董老让他带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会章》、《统一建国民主会信约》、《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文件，交与李凡一，即到龙洞参议会拜访石瑛，一下子碰到李振凡和石灼华。石瑛是石灼华的哥哥，便以老大哥的身份，叫冰如把行李搬到龙洞参议会，并请省政府聘请董冰如为参议员。
1959年初，湖北省委宣传部，请董锄平任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达是名誉所长。董锄平不计个人得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号召全所同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中华民族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中共的历史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百年史。
1966年春天，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共党内出现十年悲剧！一心一意忠于党，忠于革命和人民的董锄平被“四人帮”在湖北的爪牙诬为叛徒，1968年寒冬被捕入狱，在狱中惨遭迫害，1969年3月22日病逝于武汉第二医院。
1998年8月22日，北京。
（《纵横》2000年2、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