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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战争篇（往事）
井冈山会师
同志，当你正用双手建设美丽的祖国，两脚大步奔向社会主义大道的时候；当你高高兴兴庆祝着党的生日，或者看到强大陆海空军的队伍；你一定想知道一些革命的历史，想听听领袖们的故事，是不是？
你看过一幅“井冈山会师”的画吗？那上面画着两支部队在山头上会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正在亲热地握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过去了快30年，提起来还是这样的新鲜。1927年春天北伐大军打到黄河两岸，革命群众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北方军阀吓毛了！帝国主义骇怕了！在北伐军占领南京以后，英、美、日、法、意5国的军舰，于3月24日向南京开炮。国民党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和军阀妥协，掉转枪口对着共产党；首先于4月12日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动反革命的政变；接着又唆使湖南军阀许克祥和何健，在5月21日制造“马日事变”，包围了长沙的工会和农民协会，摧残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南昌城里沸腾了！
那时候，黑暗笼罩了全中国，乌云弥漫着扬子江。可是国民党的野蛮屠杀，残酷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是的，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他们挺身出来，重新举起革命的大旗。8月1日，像黑暗中的一线曙光，南昌城里沸腾了！3万多参加过北伐的军队，在朱德、周恩来、贺龙和叶挺等同志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8月5日，起义大军浩浩荡荡南下，挺进到广东福建的边境，和反动军阀钱大钧、陈济棠、徐景堂等部队，打了好几仗。终于寡不敌众，在三河坝之线战事失利以后，朱德同志率领余部，退到江西南部的天心镇改编，只剩下1千多人。朱德同志带着这支精干而顽强的部队，在江西、湖南和广东3省的边界打游击，和地方党委的领袖们，共同准备在旧历年关，发起革命的大暴动。
在南昌起义的同时，驻在武昌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了党中央的命令，在团长卢德铭同志的率领下，从武昌江边，坐船东下，准备开到南昌参加起义。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直属各部门也在卢德铭同志率领下参加了起义。想不到船到黄石港中途，得到南昌部队已经起义的消息。九江有张发奎的军队把守，卢德铭同志敏捷机断地立即改道由大冶附近的黄颡口登陆。登陆部队采取战备姿态，向阳新、武宁、靖安、奉新一线前进，企图渡过赣江，同起义部队会师。后来探听到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赣江两岸又有反动军阀朱培德的3个军严密防守，抢渡很困难。部队中的党做了决议，一面派卢德铭同志到武汉，向党中央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一面命令部队折回江西西北部的修水、铜鼓之线休整待命。部队到了修水西南的马又、查津一带，卢德铭同志从武汉回来，奉党中央的命令，组织秋收暴动指挥部，卢德铭同志任总指挥，整编附近的工农地方武装，成立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武昌警卫团编为第一团，鄂南邱国轩的部队编为第二团，浏阳、平江苏仙俊、余贲民领导的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三团，安源、醴陵王新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编为第四团。
部队里来了毛委员
国民党的叛变，引起了局势的动荡，由于各处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革命的红旗高高飘扬。这支英雄的部队向湖南边境的浏阳、平江挺进。于是湘赣边境的战斗开始了。正当斗争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奉党中央的命令，来领导秋收起义，奔走于湘赣战区。有一天，走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被反动民团扣留，民团的头子们不知道他就是毛泽东同志，当时因为工农革命逼近文家市，民团头子慌里慌张的要逃跑，派了两个团丁，把毛泽东同志捆着，连夜押送到浏阳县。走到半路上，一个团丁在前面，一个团丁挨着他。毛泽东同志临大难而不畏，以极镇静的态度，耐心地对后面的一个团丁说：“你是个农民，我也是个农家子，你送我到城里，受折磨，受冤枉，对你有什么好处？”毛泽东同志继续用许多道理启发那个团丁，终于那个团丁同情了他，悄悄地解开绳子，放他跑了。毛泽东同志翻山越岭，走了一通宵，草鞋破了，脚上起了泡，路上得到农民的帮助，终于走到了工农革命军的驻地。
战士们看见部队里来了一个中年人，身材很魁梧，脸色被太阳晒的黝黑，头上戴着草帽，脚下穿着草鞋，满面笑容，对人很和蔼，见了同志们问长问短，很关心大家的生活，大家都叫他毛委员。
毛委员直接领导着工农革命军，举行秋收起义，向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县进攻，准备胜利后总攻长沙。想不到攻打平江的时候，在鄂南收编的一部分部队叛变，平江没有攻下，进攻浏阳的部队，又遭到敌人的伏击，很多同志英勇牺牲，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正确的战略退却的方针，准备隐兵井冈山，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他率领部队，退到莲花东南永新境内，在三湾进行改编，部队经过战斗伤亡和走散，只编了两个营，干部、战士的情绪很不好，觉得革命的前途茫茫。卢德铭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新任团长介绍毛泽东同志向部队讲话。毛泽东同志那天穿了一件老百姓的旧衣服，头上蓄着长头发，小腿打着绑带，脚上踏着草鞋。他精神饱满，脸带笑容的对大家说：
“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他们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10个，10个可以当他100。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革命很重要，人少了不要紧，以后可以慢慢发展。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井冈山的地形很好，山那边很富，我们可以打土豪，可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毛泽东同志的话，稳定了大家的情绪，给同志们很大的鼓舞，战士们用热烈的掌声回答他。
上井冈山
10月间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位置在江西的莲花、宁岗、永新、遂川和湖南的茶陵、炎陵（酃县）等县之间，地形险峻，古森林参天，真有一夫当关，万众莫敌之势。山上有上、中、下、大、小5个井（村），盛产着茶叶和竹笋，周围的稻米及农产品也很丰富，只是工业品的供给很困难。部队上山以后，天气一天天寒冷，战士们每人只带来一条棉军毡，单衣短裤破烂了，棉衣棉被没有着落。白天冻的没有法子，跑到避风的地方晒太阳，黑夜房里烧着火烤，身上盖着稻草睡觉。山上只有南瓜、红米和冬笋，粮食要下山去挑。附近的土豪打光了，筹款筹不到，每人每天只吃3个铜板的伙食。能够吃上一顿油豆腐，等于会了一次餐。山上的医药很困难，好多同志打摆子、烂腿子，没有法治。生活虽然这样困难，同志们的斗争信心依旧很高，因为有毛泽东同志在领导。
不久，合编了王佐和袁文才的地方武装，又经过了一些战斗和群众工作，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几个月后，已经发展成两个团了。
旧历年关，湖南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宜章、郴州、永兴、资兴和耒阳5县的农民，举行了大暴动，打倒了土豪劣绅，铲除了反动统治，组织起广大的农民自卫军。朱德同志率领部队，在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坪石，消灭了“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的独立旅。革命群众人人拍手称快，反动头子个个惊慌失措。蒋介石调动了广东和湖南的白军5个师，围攻湖南的工农武装和革命群众。
1928年春天，为了接应湖南的起义队伍，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酃县的水口誓师，毛泽东同志任师长，亲自率领三十一团，命令何长工同志率领三十二团，两路向南挺进，直奔郴州、韶关一线，截断湘粤大道，侧击和阻止范石生的白军。广东白军有了遭受侧击的顾虑，不敢大胆北犯。这样，朱德同志就乘机率领工农武装及地方干部1万多人，向资兴、永兴、耒阳、安仁和茶陵进兵，声势浩大，伪装向北进攻。驻在衡阳的湖南军阀何健，见革命武装大有进攻长沙之势，犹豫徘徊，企图保存实力，不敢向南猛进。两省白军，围攻湖南革命武装及起义群众的阴谋，就这样宣告失败。
两支工农武装会了师
4月底，朱德同志带着起义队伍经过茶陵，来到井冈山下，毛泽东同志也率领工农革命军返回根据地。两个革命领袖见了面，两支工农武装会了师。5月4日，是个多么有意义的日子啊！在这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和掀起新文化高潮的纪念日，部队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一天，太阳照着井冈山，雄伟的山峰显得格外的庄严秀丽，参天的古树越发青翠可爱。初夏的风，摆动竹林的枝叶，仿佛一片片绿云飘过青山。百鸟在山林中婉转啼唱，瀑布像白练似的悬在崖头。溪水从山涧中潺潺的流入梯田，稻秧像一块块的绿毡。……一切的一切，都为着庆祝这伟大的日子，替红色根据地穿上了壮丽的盛装。井冈山的东麓，宁岗县北的砻市，这一天空前的热闹。市外小河旁的广场上，搭起了庆祝大会的台子，周围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红旗在山野田间迎风飘扬，部队从附近一二十里内的村庄，四面八方地向会场走来。
一万多队伍，陆续地进入会场。有一部分，穿着整齐的灰军装，戴着八角帽子，踏着草鞋，这是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部队。另一部分，穿着杂色的军衣，这是刚从湘南来的，这里有南昌起义的部队，有湖南的农民武装。这两部分队伍，是北伐失败后留下的革命种子，半年多来，各自走过一段艰苦的路程，单独向反革命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今天，两股革命的洪流在井冈山下汇合，战友们亲切地见面，老同志们重新聚首，都感到从此以后，不再是孤军作战了。怎能不兴高采烈？怎能不欢欣鼓舞呢？部队中有些军官，是广东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在广州一同誓师北伐以后，分别了三年多，今天重新见面，大家畅谈起大革命时的战斗生活，回忆着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斗争，都感到万分的亲切。
10点钟，庆祝大会开始了，主席宣布开会意义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向部队讲话，他们勉励两支部队亲密地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们号召大家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做好群众工作，扩大红色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大会上，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同志任军长，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会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欢迎红四军的诞生。
会后，指战员们响应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号召，发扬了革命的阶级友爱，新来的部队武器弹药比较多，他们把一部分枪枝子弹，送给原来的部队。两军互相学习军事技术和政治工作经验。南昌起义的部队，军官大部分是黄浦军校的学生，经过北伐中的许多战争，军事经验很丰富，战士们体力强身体好，操场上动作熟练，战场上勇敢沉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干部中很多是群众领袖，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培养教育，有着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中有了严格的群众纪律，战士们学会筹粮筹款和群众工作。以后两部分干部互相学习，红四军逐渐壮大成一支战斗力强、阶级觉悟高的部队。
井冈山会师，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了，革命内部更加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下的红军，成为各地工农红军的榜样，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成为人心向往的地方。
1956年5月写于北京
《工人生活》
作者附记：此文是根据何长工同志最近的谈话，并参照谭政、陈赓和刘型等同志的文章写成的。
血与火的岁月
时光的流水，冲淡了人生旅程中多少记忆。然而战争年月那些血与火的斗争，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却像摩崖石刻，任凭风吹雨打，永远洗刷不掉。
1939年秋天，我随军下了太行山，在日寇的占领区和封锁线中穿插行军，踏过冀鲁大平原，跨过平汉、津浦铁路，到鲁南抱犊崮山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围攻我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部队南下苏北支援新四军。师部亦从费县西北进到滨海区南部。从此到日本投降四年多，我一直跟着部队在滨海区活动，大部分时间在莒南县，吃着莒南的高粱、棒子煎饼和地瓜干，与莒南人民同甘苦同战斗，当时我对莒南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比对我的故乡还熟悉，留下难忘的印象。
师部南下不久，于3月间发动青口战役，陈光师长亲自到前线指挥，攻克海头、兴庄等日伪据点，打进青口市。新浦日军出动快速部队，带着坦克、大炮增援青口，向我侧后猛攻。我军迅速撤出战斗，六八六团两个班失掉联络，在一排长的指挥下，固守一个大院，18勇士对600多鬼子，从拂晓到黄昏，打退日寇十几次进攻，子弹打光了，8个同志牺牲了。一排长命令将武器砸烂，用最后的一颗子弹自杀，二班长也拉响了手榴弹牺牲了。剩下原飞友、孟兆阁、马培真、李会元、孙玉昆、孙鸿泰、何北生和张秀格8个人，被敌人俘去。
鬼子将他们押到新浦，威胁利诱、严刑拷打，勇士们宁死不屈。鬼子没有法子，将他们捆在杀人院的两颗木桩上，准备第二天用火焚烧。机枪班长原飞友、战士孟兆阁、李会元和马培真，被绑在一棵木桩上，他们在夜半挣脱手脚上的铁丝，乘鬼子的哨兵疏忽，逃出了刑场，在敌占区老百姓的帮助下，先后回到根据地。
我到野战医院访问了孟兆阁，又了解其他同志的情况，在教二旅旅部蛟龙湾，写了《十八勇士》的通讯。回师部的路上，遇到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向阮若姗等同志介绍十八勇士的英雄事迹，文工团写了话剧，在慰问部队时演出。
1941年8月，师政治部在蛟龙湾召开全军政工会议，肖华主任在报告中，号召部队以《十八勇士》作教材，学习他们英勇顽强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解放战争中，渤海区党委将《十八勇士》印成小册子，作为气节教育的材料。1944年8月，山东军区在坪上召开群英大会，我看见十八勇士之一的李会元同志在主席台上，引起回忆，又写了长诗《敬礼！亲爱的勇士》，重新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
顺便提一下，1942年抗战五周年，在延安的丁玲同志，应朱总司令的要求，据十八勇士的材料，写了短篇小说《十八个》，收在《到前线去》集子里，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这本书。
1941年夏天，在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的倡议下，举行了文艺会演，8个剧团参加演出。记得一一五师战士剧社演出《雷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演出《李秀成之死》，山东纵队宣传大队演出《亲家母顶嘴》，滨海二旅突进剧社演出《归队》……每天夜里，在离敌据点10里的地方，燃起汽灯，响着锣鼓，引起日寇的注意，出动部队进行骚扰。当时我作为《战士报》的记者参加了会演的工作。
秋天，师政治部来了一位国际友人，是名叫希伯的波兰人，他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加入德国共产党。他关心中国革命，1927年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是个著名记者，太平洋学会会员。“皖南事变”前，他和史沫特莱到过新四军。为了报导敌后军民反法西斯战争，5月间他二次到新四军，从苏北转来山东。因为是同行，肖华主任叫我和康矛召同志参加会见，可惜我的英文程度不高，只能应付日常生活的用语，不能和他进行深谈。
希伯同志是位顽强的国际主义战士，他年过四旬，身体肥胖，行军走路不方便，又不会骑马，只好请民工用独轮车推着他。1941年冬天，5万敌伪军“扫荡”沂蒙山区，环境十分险恶，但他坚决随军行动。留田突围的晚上，我军一枪不响，跳出日寇严密的3道合击圈，他十分钦佩我军指挥员的游击战术，写了《无声的战斗》的战地通讯。反“扫荡”后期，希伯同志不幸在大青山突围中牺牲，他的鲜血洒在中国土地上。山东军民在滨海区马鞍山顶，为他竖立了纪念碑。
50天的沂蒙山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回到滨海区。1942年初夏，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肖华主任召集宣传部的同志，布置出版一本反映一一五师在抗战中战绩的书，用文艺通讯的形式，要我负责编辑。大家分头采访写作，成书之后，罗荣桓政委作了序言，朱瑞同志起了书名：《血战敌后的一一五师》。记得书中写了平型关大捷、广阳合击歼灭战、汾离公路三战三捷、午城井沟战斗、樊坝战斗、草桥阅兵、陆房突围、梁山歼灭战……作者有肖华、赖可可、康矛召、张秋桥等同志。我写了广阳战斗和沂蒙区反“扫荡”，后一篇题目很长——《坚持沂蒙山区反五万日寇大“扫荡”战记》，文章也很长，写了1万多字，将反“扫荡”中的经过和主要战斗都讲了，题目是师参谋长陈士榘同志拟的。
同年，为庆祝“八一”建军节，对部队进行传统教育，肖华主任召集我们，谈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过，读了他在长征中写的日记，要求《战士报》出一期特刊。我们根据肖华同志提供的资料，用比较形象的文笔，分头写了《巧夺金沙江》、《占领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攻占铁索桥》、《爬雪山过草地》、《通过大凉山》、《腊子口战斗》等篇。《腊子口战斗》一文，是肖华同志亲自撰写的，我写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战士报》出了特刊，又印成小册子。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东北和关内有些出版社，翻印了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
1943年1月，一一五师教二旅两个团，以奔袭战术，攻克日军的强大据点郯城，歼灭日伪军600余人，我在马陵山下一个小村庄，连夜访问了陈光师长三四个小时。陈师长首先指着日本多田指挥官的一个相本说：“你看，多田是多么想念老婆孩子呀！他已经得到回国的批准，可他当了我们的俘虏了。”陈光将军接着谈到发动郯城战役的经过：日军占领醋大庄，大肆杀人放火，火光照红了半个天空，黑烟弥漫了半个临沭县。陈光将军亲自到沭河沿岸慰问难民，在难民的哭声中，他下了打郯城的决心。他组织几千民兵配合一部分主力，围攻醋大庄，而指挥大部分主力悄悄地奔袭郯城。1月19日晚上我军占领南关，20日马头的鬼子赶来增援，黄昏时又缩回老窝，只留下一个小队固守城中的大炮楼。20日晚上，陈师长下令：“今夜坚决攻下郯城！”
六八六团贺东生团长身先士卒，指挥八连架上云梯爬上城墙，消灭守南门的伪军。各门的攻城部队，相继打进城内。天亮以后，马头和附近各据点的日伪军赶紧增援，被我打援的六八四团阻止在城外。城内我军的工兵，连续用炸药轰塌敌人的大炮楼，将一小队日军全部歼灭，活捉了7个日本鬼子，守城的伪军和伪组织人员纷纷投降，战斗胜利结束，我军只伤亡3个人。
我在前方写了一篇《陈光将军访问记》，回到师部，送给刚从鲁中回来的罗荣桓政委审阅。罗政委看完文章，谈了很久，主要是从战略战术上进行分析。罗政委说，仗打得很漂亮，以小部分主力配合众多民兵包围醋大庄，造成声势迷惑敌人，用大部分主力急行军，从18里外奔袭郯城，迅速攻进城里歼灭敌人，指战员英勇果敢，创造了在敌人后方攻城的范例。但是从整个敌后战争的形势看，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攻打城市时间早了一些，打下来也站不住，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敌人会进行报复“扫荡”。不管怎样，攻克郯城是我军在山东敌后打下的第一个县城。果然不出罗荣桓政委预料，日寇重新占领郯城之后，调动数千日伪军，对我滨海区进行大“扫荡”。
1943年春天，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罗荣桓同志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并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陈光和朱瑞同志调延安党校学习，罗荣桓又兼任山东分局书记。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于学忠的东北军撤离山东，我军击退李仙洲入鲁的部队，控制了山东战略要地沂鲁山区。各军区部队实行“翻边战术”，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避强就弱，不断摧毁日伪据点，扩大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各条战线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
1944年“八一”建军节，山东军区在莒南坪上召开群英大会。我访问了一些战斗英雄，写了《出生入死的英雄——张文祥》等文。1943年《战士报》停刊，我要求下连队锻炼，分配到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张文祥是二连的一排长，我们一块打过几仗，我了解他的历史。他的家在微山湖边，曾经在7个不同的游杂部队干过，到处看到的是官压兵、兵欺负老百姓，最后他领了一个班，带着4把盒子枪和4支手提式，跑到八路军东进支队，找到真正抗日的革命队伍。他在十三团，是著名的“夜老虎”，每次攻坚战，团长梁兴初都朝他喊：“张文祥！给我拿下来！”他带着突击队爬上云梯，很快地就能攻占碉堡。他多次负伤，脱光身子让我数，大小伤疤47处，医生前后发给他3个残废证，他一直不离开战斗部队。在几百人的群英会上，张文祥是17个一等战斗英雄之一。日本投降以后，我军进军东北，张文祥同志在秀水河子战斗中英勇牺牲。我写了《英雄活着》，悼念这位战友。
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根据一个真实故事，写了短篇小说《辛排长之死》：排长辛壮文，带一排人护送干部，被日寇包围，辛排长指挥一班长堵住敌人，掩护部队突围，负伤被捕。敌人软硬兼施，又从家乡将他老婆孩子寻来，辛壮文坚贞不屈，英勇殉难。小说只有数千字，在滨海军区《民兵报》上发表。
解放战争时在东北，我看了歌剧《钢骨铁筋》，内容与我那篇小说很相似。后来看过改编的电影《钢铁战士》，我问了编剧，说是看了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的故事编的，我翻阅《解放日报》合订本，发现报上登了《辛排长之死》，从刊载的日期看，想是山东新华分社用电报发给延安的。
1944年11月，莒县伪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莫正民率部反正。我军里应外合，向城里的日军中队猛烈攻击，给敌人重大杀伤。残敌在援兵接应下逃出莒城。我军克复日伪据点16处，莒县境内全部解放。这次战役，肖华主任亲自到前线指挥，我参加战地记者团随军入城，在激烈的战斗中，记者团的曹秉衡、宋文礼、王黎明3同志光荣牺牲，那沙、郑坚同志负伤。战役胜利结束，我和文菲、郝世宝同志，合写了《莒城起义》，此文经新华社山东分社用电报发到延安，转发给各根据地。
1945年初夏，3万日军对我鲁中、滨海根据地，举行全区性的大“扫荡”，我和记者王建华同志换便衣到六八六团，路上碰到几个日伪军，我们和民兵在一起，跟敌人打“麻雀战”。
5月2日拂晓前，占领坪上的1500个鬼子悄悄地向北面的山地村进犯。山地有我军一个后方医院，六八六团贺东生团长，带着二连两个排住在山地。游动哨发现日军进犯，立即向敌人开火，贺团长命令部队拦击敌人，掩护医院人员和老百姓撤上大山，部队随后撤到山上。
大山山高险峻，地形复杂，到处是沟壑洞窟，伤病员和老百姓分散躲藏。鬼子开始搜山，二连80多个战士守住山顶，与1500个鬼子血战一天，打垮敌人无数次进攻，敌人出动飞机助战，始终没有攻上山顶。我军战士十分英勇，有的打光子弹自尽。部队一直坚持打到天黑，才突围转移。
战斗以后，我赶到六八六团，访问了贺团长和突围出来的英雄们，写了《八十勇士对一千五百兽兵》。
军事上节节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经过减租减息的山东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拥军运动，妇救会和识字班，给子弟兵缝军衣、送军鞋、赠慰问袋、动员丈夫儿子参加八路军。光荣入伍的青年，骑大马戴红花，识字班的姑娘们给牵马。有的新战士坐花轿，县长抬轿走在前头。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场面热闹感人。我曾写了《刘县长抬轿》、《郑秀兰》、《弟弟的眼泪》等诗篇，歌颂莒南人民拥军的故事。
最难忘却的是良店杨桂珍大娘，她是村妇救会长，共产党员。早年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有个外甥女，常来看望。杨桂珍工作做得很出色，样样走在前面，她虽然缠着小脚，还和大娘大嫂们扭秧歌，我曾为他们拍过照片。我们报社住在她家里，每天帮她挑水扫院子，她待我们像亲生儿女。反“扫荡”时寄存她家的东西，从来没有丢过。我们出差路过良店，她都要设法给我们包顿饺子。
1956年，为了修改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我和廖休同志骑自行车访问鲁南和滨海区，特地在临沂剪了1丈黑布，到良店探望杨大娘。当我出现在她的院子里，杨桂珍一眼认出了我，眼泪汪汪地喊着：“大老王啊！你来啦！”分别十年，我们像母子一样地谈着往事。她告诉我，日本投降以后，她领了一个儿子，后来在国民党进攻山东时去支援前线，在战场上“瞎了”（牺牲了）！我们要赶路和她告别，她像往常一样的让我们吃顿饺子再走。在抗战期间，我见过许多好妈妈，但是杨桂珍的模样，一直印在我的心坎上。
1994年春写于北京
（《山东党史》4月号）
回忆五莲山二三事
一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八路军115师与山东纵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下设滨海、鲁中、鲁南、胶东和渤海五个军区。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师长兼政委。
局面大了，115师出版的《战士报》，原主要发给滨海和鲁南的部队，现在需要发行全山东各军区。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据点和封锁线的分割下，路程遥远，交通不便，报纸要发行渤海和胶东，新闻成了旧闻。于是《战士报》奉命停刊，改出理论性的《战士》月刊，报社编辑部及印刷厂，移交给滨海军区出版《民兵》报，报名是罗司令员起的，那“民兵”二字的报头也是他题写的。
报社的同志们都走了，留下我主编《战士》月刊，工作清闲多了。我向肖华主任提出，要求下战斗连队锻炼，得到组织批准，被分配到滨北军分区十三团二连任副指导员。十三团团长梁兴初兼滨北军分区司令员，团政委刘西元兼分区政委。一营长江拥辉，教导员黄玉昆。二连长张洪生，副连长唐林根，指导员忘其名。二连是老部队，正副连长还有几个战士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团部在洪凝镇，二连住大楼村。
我们连部住在丁家大院，砖墙瓦屋。房东丁先生夫妇原在青岛工作，日寇入侵山东，举家搬回故乡。
丁家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名叫小兑，喜欢听打鬼子的故事，跟我们学唱抗日歌曲。她送我一张小照，经过两次战争和风风雨雨几十年，一直带在身边。粉碎四人帮以后，忽然接到青岛来信，署名丁洁，就是当年的小兑，不知她怎么打听到我，因为在二连工作时我另有名字。读完她的信，我高兴地将她的小照奉还。以后书信来往，请她来京在家中住了一阵子，我和老伴也去青岛看望她们。小兑原名丁原兑，擅长篆刻艺术，和她的爱人倪虹、儿子汉婴，同是山东知名的金石篆刻和书法家。
二
1943年秋天，一营奉命向诸城、胶县和高密的边界挺进，从五莲山直捣障日山，像一把尖刀插入汉奸李永平的心房，当夜打下大洼和近枝子，接着又收复插旗崖，李伪军的老窝泊儿镇和诸城的日伪军大为震惊。
诸胶边界碉堡林立，相隔十里八里即有日伪据点，回旋余地很小，部队多了转不开。一连返五莲山区整训，营部带二三连开辟新区。留下的部队又一分为二，二连一排在障日山区活动，二三排随营部和三连南下迫近泊儿镇，威胁李永平的老窝。
我和唐副连长奉命带领一排，胶东有个武工队跟随我们活动，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敌人在这里施行保甲制，规定各村每天要给附近据点送报告。我们在日伪据点网眼之间活动，每天要转移两次，拂晓前到一个村子，立即封锁消息，各路口站岗放哨，只准外人进村，不许村里人外出，黄昏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有天上午我正在向村民讲话，忽听见南面传来一阵枪炮声，我和唐林根跑到岭头上?t望，只听到枪声炮响，不见人影，估计二十里外我军与敌人发生了战斗。我问副连长要不要接应一下，唐林根说，大白天情况不明，小部队行动，暴露了容易受敌伪军袭击。
下午枪声沉寂，天黑后我们转移到障日山腰一个名叫月阳的小山村，山上有个寺庙，山顶是方圆十余里的制高点。一夜无事，拂晓前按预定目标，转移到西南方的窝洛子。晚上九点多钟，我正要去和老乡们开会，忽听见东南岭传来三声枪响，这是哨兵发现敌情的紧急信号。副连长和一排长带着一班和机枪组，跑步上东南岭。值星班长吹紧急集合哨，这时东南岭枪声大作，夹着掷弹筒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我按看地形时和副连长预订的方案，领着队伍抢上北山。
窝洛子北面一溜山岭连接障日山，村北有条大沟非常隐蔽，队伍顺大沟往山上跑，敌人看不见。出了大沟上坡，队伍暴露了，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朝我们射击，队伍开始慌乱，身强的向山上猛跑，体弱的掉在后面。这时我才想起组织火力轮番掩护，可已经晚了。我看见二班长在身边，命令二班停下掩护，二班停在半山腰，向追击的几个日骑兵射击，日骑兵掉转马头往回跑，但机枪大炮更加猛烈。直到唐副连长带着一班和机枪组，从另一条路撤到山顶，组织火力还击，才掩护坡上的人员上山。
这股几百人的日伪军，是由诸城出来给李永平壮胆的。昨天在南面与我营主力打了一天，今晨撤回诸城，途经窝洛子与我们遭遇，没有向山上进攻，打道回城去了。我们在山上等到天黑，埋葬了几个牺牲的同志，抬着两个伤员上障日山，在寺庙里住了半宿，营部派侦察员找来，领我们归还建制。
这一仗的教训十分深刻，使我永生难忘。在编报时也曾帮指挥员写过一些总结，知道撤退时要组织轮番掩护，可都是纸上谈兵，临战时不知所措，没在紧急集合时布置掩护，以致几位同志伤亡，心里十分悔恨，久久不能忘怀。
三
一排归还建制，队伍转移到胶县边的法家庄。连长张洪生调走了；新连长张国全是山西人，原在师部战士剧社当分队长，精兵时下连队打了几仗，作战勇敢，很快提升。有一天，营长江拥辉喊我们去接受任务，说有股悍匪三十余人，号称白铁大队，残害乡民，作恶多端。土匪的住地老乡来报信，要求八路军为民除害。营部摸清匪情，夜间吃喝赌钱不放哨。江营长让二连去消灭土匪，打个便宜仗提高士气。张国全和指导员率领二三排，由报信的老乡当向导，黄昏出发，午夜包围土匪集中住的一个大院，由于轻敌疏忽，张连长被门缝里射出的子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战士们沉不住气散开后退，土匪乘机打开大门，扔出两颗手榴弹，在爆炸声中冲出堂屋逃跑。
天亮时，我在庄前迎接抬着连长的遗体，心里难过极了。午后举行葬礼，埋在法家庄外。晚上我以《连长的葬礼》为题，写了一首悼诗，1944年1月在报上发表。为了纪念死去的战友，建国后收在《前进的回声》和《野草集》的诗集里。
连长的牺牲使二连战士的情绪受到影响，直到回五莲山区休整完，打下四山子等伪据点，士气才逐渐恢复。不久我被调回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1944年夏天，我军发起“讨李战役”，我以战地记者身份随军行动。李永平原是日照一带的老土匪，抗战后挂起抗日招牌扩大队伍，成了国民党保安十二团的头子，1941年投敌，改称滨海警备军，李逆当司令，下属三个团三千六百余人，盘踞泊儿镇一带，控制障日山、藏马山和铁镢山区，凶恶镇压抗日人民，李伪军外出时抬着铡刀，随意屠杀老百姓。我曾根据在二连时的见闻，写了《苦难的诸胶边》，揭露李逆的罪行，登在山东《大众日报》上。战役开始，我军从东北起的王台（胶南）、西南至两城（日照）七十余里的战线上，于7月23日晚发起总攻，以胜水为重点，激战四日，接连攻下胜水、旺山、肖家洼、攒牛场、务理关和后村等据点，迫使李伪军龟缩于泊儿镇附近。诸城、胶县和日照的日伪军，为了挽救李永平的灭亡，不断派出援兵向我进犯，一次次被我击退，死伤惨重。讨李战役结束，打死打伤日本鬼子一百三十余名、伪军二百五十余人。俘虏伪军三百余人，活捉鬼子三名，攻克据点四十余处。
战役开始，我随老六团贺东生团长，看他指挥攻打胜水，并拍下迫击炮平射轰击胜水的镜头，还拍下一营长刘善福等营指挥员研究地图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仍保存在身边。
1997年10月北京
（1998年4月24日《联合日报》）
回忆抗战中的《战士报》
今年是广州军区《战士报》创刊60周年。早在红军时期的1930年，《战士报》已在中央苏区诞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战士报》仍在出刊。抗战时在山东，我们还保存红军时几份《战士报》，其中一期头版登载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记述长征的文章，二版是大幅的长征路线图。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战士报》由一一五师继续出版，至1943年停刊。
1939年冬天，我由晋东北至山东，分配在一一五师司令部任参谋，不久调政治部当新闻干事，编辑《时事通讯》。1940年夏天，《时事通讯》交中共鲁南区党委，更名《鲁南时报》，我被派去负责《鲁南时报》编辑部的工作。是年冬天，又调回师政治部主编《战士报》，直至1943年停刊。
当年《战士报》的报头，只有“战士”二字，下有“朱德”题字的签名。报纸是八开油印，每星期出两版。1941年在罗荣桓政委的关怀下，从微山湖西运来一部手摇铅印机，《战士报》改成铅印，每周出四版。第一版登社论、政令、战报及国内外重要消息；第二版载部队新闻、通讯及地方新闻；第三版刊总结性文章；第四版是副刊，发表战斗故事、文艺通讯、诗歌、战士习作、谜语等等。
报社编辑通常只有三至五人，一人负责通联工作，处理部队来稿，其余的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兼校对。战时除留个别人员出“号外”，大家分头下部队，随军作战采访，及时写回新闻通讯和战斗故事。
敌后战争频繁，不断行军转移，驻扎在山沟小村里。我们编报写稿，利用老乡的锅台、碾盘和矮桌，能借到一张破八仙桌和几把高凳，挤在一间草屋工作，是最好的办公室了。战争生活艰苦，部队每人每天只吃三钱油，我们打夜班，从伙房领回一点花生油，尽量将灯芯搓细，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罗荣桓政委知道了，把管理员找去，叫他给报社多发点灯油，别把大家的眼睛搞坏了。
罗政委十分关心报社的工作，经常指示编辑方针，自己撰写社论，修改送审的文章。每期报纸出版，从头到尾看一遍，对文章内容或用词不当以至错用标点符号，都给指出来。部队召开重要会议，都叫报社负责人参加。
敌后经费困难，纸张奇缺。有次纸张用完，印刷厂的同志向供给部领不到钱买纸，只好找罗政委汇报。罗政委立刻带着他们，骑马到供给部，问部长为何不给钱，说：“不要轻视报纸工作，有时候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无论如何困难，也要保证报纸按期出版。”
1941年秋天，在山东滨海区召开庆祝《战士报》出版五百期，罗政委到会讲话，他称赞报上刊登工农干部和战士的文章，照登错句错字，而在括弧里注上正句正字，有助于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鼓舞大家写作信心。他说聘请部队干部战士当通讯员的做法很好，他们拿了聘书，就觉得有责任写稿。报社收到大量稿件，把不用的提了意见退回，并给改了错别字，这样做大家辛苦一点，但对部队有好处。罗政委指出报上发表总结经验的文章不多，他说工农干部经验丰富，由于文化水平低写不出来，要报社派人去帮助写作。他还指出报上有些提法不当，有篇动员群众打狗的文章，强调我军夜间行动，狗叫了等于给敌人报信，就不全面。要说鬼子夜间出来“扫荡”，听到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鬼子进村老百姓要遭殃，从群众利害来宣传，就更有力。又如有次报上登了部队打胜仗，用“雷公打豆腐”作标题，就不妥当。当前还是敌强我弱，我军不是雷公，日寇也不是豆腐，如果敌人是豆腐，打败他算什么英雄？这种提法容易引起轻敌情绪。
1942的夏天，为了庆祝建军十五周年，肖华主任根据他的长征日记，向我们细说红军长征中的动人故事。大家分工各写了一篇故事，肖华亲自写了《腊子口战斗》。八月一日的《战士报》上刊出巧夺金沙江、抢占泸定桥、强渡大渡河、通过大凉山、爬雪山过草地和腊子口战斗等故事。以后又以《长征故事》为题印成小册子发行。《长征故事》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传统教育，起了一定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均有书店翻印。
1943年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山东实行一元化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合编，成立新山东军区，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原先《战士报》主要发给滨海和鲁南军区的部队，由于日寇封锁分割，报纸不能及时发到渤海和胶东军区，山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战士报》停刊，改出《战士》月刊，各军区自己出版小报。
时隔半个世纪，许多印象已经模糊，仅就记忆所及，写了这篇回忆，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衷心祝贺《战士报》创刊六十周年，希望继续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为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共同奋斗！
1990年6月写于深圳
（《战士报60年》1990年）
快乐的家庭
长篇报告文学连载
写在前面
是一个秋末，山庄的小路上，到处飘着落叶。
我蛰居在一间小房里，写着“快乐的家庭”。
“快乐的家庭”给我以快乐的心情，短短一个月时间，我写了又改，改了又抄，心里还想再改再抄，因为自己看来看去，总是不满意。
忽然上面来了命令，我便背上背包，爬过高山，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连队里。
战斗，行军，打据点，不但时间不允许我，不知不觉把我变成写作的懒汉，拿起笔来真是有点比枪还重。
没有改，一直没有改，到现在。
“快乐的家庭”，仅仅是一篇报告，它报告一九四三年，山东解放区一个村庄的故事。
几年来，山东解放区已经又变了样子，就是这一个村庄变了样子，变的更好，生动的故事更多，比起来，“快乐的家庭”故事，倒是极普遍极平常了。
虽然这在解放区平常的故事，在安东和东北看来，却又是新鲜的，在这故事里，也许对读者有点益处。
因此管不了许多，就把它献于大家。
将来，也许有可能，再把这几年来的故事，写出来还账吧！
白 刃 一九四六年八月于安东
（一）
太阳刚从东山上爬出来，梨花岭庄外新有的场上，都铺着黄金色的谷穗，农民们正忙着晒粮食，准备打场。
“奶奶的下了一天雨，又连阴了两三天，粮食都长芽了”！孙勇露出他粗黑的胸膛，来回的把谷穗耙匀，自言自语的埋怨着老天，但当他一抬头，望着东山上的红日，便舒了一口气地说：“幸亏晴天了，奶奶的。”
十五岁的小猴，也学着父亲的样子，来回的耙着，这个孙勇惟一的孩子，可说在哪方面都很像他爸爸，一样的团脸，扁鼻子，黑眉毛，上额突出，宽肩膀，就是个子比爸爸矮一尺。
“小猴，回去叫你娘早点送饭来！”当爸爸的命令着，小猴不敢怠慢的走了。
“喂！停会来时把枪捎来。”
“枪？”小猴停住转过身来：“是那棵打兔子的吗？”小猴想起昨天爸爸打了五只兔子，昨晚上的兔子肉那样香，可惜只吃到一碗，他想今天爸爸最好再打兔子。
“奶奶的！要那棵钢枪，床头底下那两排火，别忘了捎来！”
小猴奇怪的走了，钢枪做什么用呢？打兔子用不着钢枪，白天又不站岗，在严厉的爸爸面前，他是不敢多问。
要钢枪有什么用呢？当爸爸的是明白的，昨天李大贵告诉他，说不定汉奸队会来抢粮，这里离伪据点只有二十多里。“要是汉奸队出来了，咱游击小组谁也不充孬种，咱五个人也能挡一下，再说庄里头老是看不起咱游击小组，说咱不起作用，这个时候该露一手给大家看看……”大贵的话在孙勇看来，是完全对的。
“汉奸队过河了！”消息像瘟疫一样的可怕，立刻传遍了打谷场，男人们紧张的把谷穗耙在一堆，女人们慌忙着收拾东西和找小孩，整个梨花岭立刻陷于混乱骚扰的状态中，刚才喜欢出太阳的心情，已丢到九霄云外。
“日他奶奶的，狗汉奸真来了！”孙勇也紧张的收拾粮食，心里却暗暗地佩服大贵的有眼光。
小猴跑着步走向场来，肩膀上两根枪把他压弯了腰，他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钢枪，他连那根打兔子枪也扛来了，孙大嫂跟在小猴背后，她的小脚使他跑起来感到困难，跄踉的身体，费了很大的劲，还赶不上她的儿子。
“小猴！慢点跑！”
“汉奸队快来了打仗要紧！”小猴见了父亲像老鼠见猫，而对母亲却满不在乎。
离场虽然不到半里地，已经把母子俩个跑累了，到了场上，上气接不着下气的喘着。
“乒！”枪声不过二里路远，虽然汉奸队已到了东庄，东庄的老百姓牵着驴和牛，挑着东西，乱七八糟的向北山上跑。
孙勇接过了钢枪和那两排子弹，看见小猴拿着土枪，二个牛角系在腰带上，一个装着火药，一个装着铁珠。
“怎么连土枪也拿来？”
“怕给汉奸队抢去！”小猴干脆的回答。
当爸爸的抓住枪就走，当妈妈的急忙追上去喊：“小猴他爸，上那里去？家不要了？”
当爸爸的只回一下头，丢下几句话：“小猴，跟你娘上北岗躲一躲，要是乱跑，奶奶的，当心你的小骨头！”
枪声越近了，农民们来不及收拾场上的粮食，都急着上北岗上跑。
小猴和他娘跑上北岗，他娘一钻进石洞，小猴就想溜掉，孙大嫂急忙翻过身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小猴使劲一挣，便挣脱了。
“小猴、小猴，外面乱慌慌的，上那里去，当心你爸爸打断你的骨头！”
“打汉奸队去”！小猴扛着枪，头也不回的跑了。
“小猴，你这死鬼呵！长的还没有萝卜大，就跟他爸一个鬼样！”孙大嫂追不上，看着那又疼又恨的儿子跑远了，才凄凉的回到石洞中，心里一阵酸味，眼泪不禁掉下来，但她仍然暗中祈求老天爷保佑他父子平安无事。
小猴高兴的向前跑，下了一个坡，又上了一个坡，才回头望那回到石洞前的母亲的背影，心里觉得有点难受，但一想到肩上的枪，便又高兴的向前跑。
往那里去，他不自主的站住，忽然发现四五百步远东南角那小山腰上，有五六个扛枪的，正走上山，他仔细一看，有个是他爸爸，有个是大贵叔，他明白，这是游击小组，当然老鼠是不敢向猫儿那边走去，于是他顺着沟，偷偷的爬上右前面这个小山，从这个小山上，模糊的可以望见东南那小山上游击小组的动作，他在石头后面，从牛角里倒出火药和铁珠，用手装进土枪里，又使劲的在枪身上拍几下，然后扳开机头，放下引帽，他爬在石头边，眼睛忽而望望东岭的路上，忽而望望南边的小山，心老是扑通扑通的跳着，然而他两只手是紧紧握着土枪，他是放过枪的，他曾经两次偷拿这根枪，去打野鸽和兔子，虽然没有打着。
…………
东岭上慢慢出现了二十多个黄色的兵，后面跟着一群夫子，夫子后面又有二个兵监视着，他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在东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刚才的枪声，是他们用来示威的，他们在东庄牵到了牲口，抢到一袋袋的谷穗，他们的头目还不满足，又派这二十多到梨花岭来抢粮。
游击小组伏在山上，几乎屏住气息，眼睛盯住这群慢慢走近的敌人。
“裂了吧？”（注：本地土话：打了吧！）有一个忍不住了。
“慌什么？那么远怎打的准？”孙勇连忙阻住地。“等走到山脚下，我喊一二三，打！咱们五个人一齐放，准揍死他两个。”
越来越近，先头到小山下了。
有两个已经走到小山
“一！二！三！奶奶的！”五条枪一齐响，民夫一听枪声就往后跑，山脚下倒下一条黄狗，其余的马上散开，十几个向这小山冲，七八个绕到西北边那个小山，想控制那个小山，来夹击这山上的游击小组。
向游击小组这个山上冲的十几个人，又被他们一排子弹打下来了。
孙勇最担心是西北边那个山，要是叫汉奸队占了，这个山上就站不住足，眼看那七八个汉奸已经上到半山腰了，这边又不能抽过枪来往那里打，要是他们占了那个山，这边只好退却，那么庄里的粮食就完了。
忽然西北那山响了一声土枪，那七八个汉奸马上趴下，但是没有掩蔽的地方，一会山上又响了一枪，汉奸们便向后退了。
这边山上的游击小组们惊喜起来了，他们心里猜不透是谁在那山上打的枪，李大贵猜的是可能是小学教员玉林，孙勇却以为玉林胆小，不会来打仗，即使来了，也不会单独守那一个山。
两个小山下的汉奸，又重新组织起来向上冲，这边山上又打了一排子弹，那边山上也打了一枪，这回汉奸队却不后退，他们分成两半，轮番掩护的前进，一步一步往上迫。
这边山上李大贵向大家说，“沉着点，不要乱放枪看准了再打”！
那边山上小猴，看见汉奸队来势凶，他觉得有点怕：不要给捉活的去，他正想爬起来溜跑。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突然东庄那边响起一阵急烈的机枪声，两个小山的汉奸队，都不约而同的向后转跑下去。
“格格格格格……”清脆又急促的歪把子机枪声，使汉奸们发抖，他们明白自己是没有机枪的，也不会是皇军的，那一定是八路军的，了不得，八路围上来了，心里一慌，拖着一条死尸，没命的向东南飞去。
（待续）
一九四六年秋发表于安东《民主青年》六期
本文因战争转移，只发了一期，余稿毁于1947年春火车相撞。
红炮长
同志，你问我们班长为什么外号叫“红炮长”？第一，他觉悟高，政治强，又红又专；第二，他这一次炮战打的好，立了二等功；第三，哈！第三可有意思啦，两言三语说不完。
同志，这些日子，你在我们阵地上，看到一些穿花衣服的炮手，这是村里的大姑娘小嫂子，自动跑来参战的；你没有看到，前些时候，我们阵地上，也有些穿花衣服的炮手，那却是道地的炮兵。
我们奉命开来前线的时候，为了轻装，只带了两套军衣，连被子也撂在后方。
刚到前沿，老天爷捣蛋，暴风雨连下十几天！我们在风雨中修工事，什么都湿透了。白天穿湿衣服干活，夜晚穿湿衣服睡觉。好多同志脚肿腿粗，不少同志伤风感冒。
真愁人！怎么办呢？有天夜里，连里正想召开支部会研究对策，这时候，妇女主任何大娘，带着几个姑娘嫂子，抱着一包包衣服进来了。
真是雪中送炭！大家都很感激，可是怎好意思收下呢？
指导员对何大娘说：“老乡们帮我们修工事，也是干一身湿一身的，拿回去给老乡们替换吧。”何大娘说：“现今不比往前，谁个没有三套五套衣服？快留下吧！”
指导员又说：“我们同志身体强……”话说了半拉，给何大娘打断：“还吹啦！不是着凉就是脚肿，有什么强的？瞧我们的脚！（她抬起拖泥带水的大光脚）泡了几天，一点也不走样，瞧瞧你们的！”
“一点小病不要紧，”连长刚开口，又被何大娘堵回去：“同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要紧？都病倒了，叫谁打炮呀？”
何大娘的嘴，比指导员还会说，三说五说，把连长、指导员给说服了。可是打开包袱一看，问题又来了，在那些五颜六色的衣服里，有一小半是妇女的棉上衣！
大家主张把女衣服退回去，何大娘又批评开了：“你们是封建脑瓜？还是瞧不起妇女？这种时候，身体要紧还是脸皮要紧？”
大帽子把大家压得不再吭声。结果我们班分了八套衣服，有三套女的，其中两件花上衣和一件红袄，分给谁谁不要。
这种事班长不好下命令，有人提意见抓阄，抓就抓吧！哈！真巧！那条红袄叫班长给抓去了。大家都说班长运气，班长可不乐意穿。
“不行！不行！”抓到白花上衣的说，“你不起模范作用，我们也不穿！”抓到蓝花上衣的，和抓到老大娘的青褂子的同志，也攻了一阵，班长只得换上那件崭新的红袄。
脱下湿军装，换了干衣服，身上暖和舒坦多了。彼此互相一看，忍不住笑起来。心里可都感念着何大娘和嫂子们的好意。
笑声被熄灯号吹停了，躺在软软的草铺上，我们很快就呼呼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发觉身上都盖着被子，怪不得夜里睡得那样香！都猜出是老乡怕我们不要，偷偷给盖上的。
起床一看，晒在绳子上的军衣全干了。这可有点古怪！外面还下着大雨，衣服怎么能干得这样快？跟着，我们发现隔壁墙角有一大堆木炭灰，心里全明白了。
就这样，白天穿军装在雨中修工事，黑夜换便衣在草铺上睡觉。那些穿花衣服的同志，开头谁也不出门，过两天习惯了，也跑出去打打饭，摊摊公差。有的大摇大摆的上了炮床，也没有人笑话。
只有我们班长磨不开，不到睡觉不换上红袄。越是这样，大家越跟他开玩笑，起先喊他“穿红袄的炮长”，后来简称“红袄炮长”，直到他名字上了红榜第一名，大家才改喊他“红炮长”。
一九五八年九月于厦门
《人民日报》
心 事
炮声刚停止，阿东钻出伙房的地洞，爬到坡顶一望，隔着一条海水的金门岛上，一股烟柱直冲云霄，他知道又是蒋军的火药库中弹，心里暗暗高兴；转身一瞧，西天边一片火红，太阳要落山了，时候不早了，阿东连跑带跳的进入地洞，挑起盛好饭菜的大水桶，顺着前沿阵地走去。秋天的下午，海岛上还是暖洋洋，沟里不大通风，汗珠从额角冒出来，军衣也慢慢的湿透了。阿东的双腿，吧吱吧吱的走着快步，一点也不肯放松。
走了多半路，一阵轰隆隆，几颗炮弹在沟顶爆炸了，翻起的沙土落到沟里，撒到了阿东的头上和身上，他还好像没有什么事似的急赶着路。一会儿，半空中又打起“响雷”，头顶上嗖的一声，背后嘎哒一下，震得阿东颠了颠，差点栽个跟头！他站住回头一看，糟！木桶盖砸碎了，白米饭里，添了一些碎木片，还有块拳头大的炮弹皮。
“鬼东西！”阿东骂了一句，放下饭挑，捡掉木块和弹片，想道：“沟顶再落下炮弹，饭里岂不要掺沙土？不落炮弹，同志们也得吃凉饭。”寻思了一下，他脱下军衣，捡干净的地方，蒙在桶上绑好，挑起来继续前进。
一路上，炮弹断续地爆炸，沙土照样地往下落，阿东庆幸蒙着军衣，不然同志们要磕坏牙齿。
到了二连的阵地，阿东挨着次序，给连部和一二三炮送了饭菜，轮到末了的四炮，饭菜已经不多，肩膀轻松了，心头却很沉重，脚步也慢下来。
不是阿东累了，是里面有一段故事。
阿东的家在厦门岛上的前沿村庄，一九五四年“九三”炮战，金门蒋军的大炮弹，把他的母亲炸死了，阿东眼泪汪汪的对着尸体，发誓要替母亲报仇。不久，他参加了解放军的炮兵，在二线训练了三个月，在训练期间，他努力学习打炮的技术，得到优秀的成绩，一心盼着上前线，立刻投入战斗，想不到调到前线以后，一过两年，始终没有大规模的炮战，有时候零星打了几阵炮，也轮不到他们连。去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军炮击金门岛，恰好阿东害了一场病，在后方医院休养，失掉了复仇的机会，他非常懊悔，为什么偏在这时候生病！今年春天，阿东服役期满了，上级要他复员，他再三要求留队，营部正缺炊事员，便把他留在伙房工作。离开二连四炮那一天，他像失掉一件宝贝，在本子上写下四句诗：“离开加榴炮，心中好懊恼，母亲冤仇恨，何日才能报？”……
想着，想着，阿东走到四炮的炮床。
“阿东送饭来了！”四炮长喊着，迎上来抢挑子。
“不用，不用，”阿东护住扁担，挑进炮床说：“来来来，快吃吧！白米饭，猪肉槟榔芋。”
同志们拿着碗筷围过来。阿东把喷香的肉菜舀到铁盆里，炮手们高高兴兴的准备吃晚饭。
忽然间，电话铃响了，指挥所发下战斗的命令。炮手们各就各位，炮长发出口令：
“004号地段，八发急促射装填！”
一炮手瞄着炮镜，转动炮身，订好表尺的高低；二炮手打开开闭器，三炮手抱着炮弹装进炮筒，喊了一声“装填好！”炮长拉动铁链，轰的一声！炮弹飞出炮口，越过海峡，落在大金门爆炸。
围头、莲河、大小登、角屿、厦门、浯屿和青屿的解放军炮兵，同时从四方八面轰击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的敌人。密集的炮弹在敌阵地爆炸，响声像一阵风暴，敌人占领的岛屿上黑烟滚滚。
敌人开始还击，炮弹啾啾地飞过天空，落在后面庄稼地上。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呀！阿东，手指头痒痒的，他想参加战斗，可是炮兵们各守岗位，无法插手，只好把饭菜挪到一旁盖好，帮助搬运炮弹。
这门加榴炮，连续打了二十多发，三炮手一不小心，右手被开闭器卡伤，沉重的炮弹，妨碍他急速装填。阿东发现了，立刻下去代替三炮手，他双手捧着大炮弹，把弹头装进炮筒，左手托住，右手反过来一推，还和从前操作时一样的熟练敏捷。
炮弹一发发填好，弹头带着仇恨，一个个落在敌人的阵地上炸开，钻进敌人的工事里爆炸。阿东越装越有劲，一气装了五六十发。三炮手看他满头大汗，军衣湿透，便对他说：
“阿东！你歇息！我来！”
阿东推开他，不声不响的继续装填，直到指挥所发下停放的命令，才把一发捧着准备装填的炮弹，轻轻的放下，用手巾擦着头上的汗珠。
指挥所来电话，表扬四炮打的最多最快，命中率高，同志们都很高兴，夸奖阿东装的好。炮长向他祝贺，说：
“阿东，你今天给我们很大的支援，我代表四炮的同志谢谢你。”
“怎么？我离开不到半年，就把我当外人了？”
“不不不，”炮长连声说，“一定给你请功。”
“什么功不功，快吃饭吧！凉了！”
炮兵们重新端碗筷舀饭。炮长吃了一口饭菜，说：
“还热乎乎的，”接着问一炮手：“副班长，三国里有一出戏，演关公杀了一个大将，回来酒还热，那出戏叫什么名？”
“叫‘关公温酒斩华雄’，”二炮手抢着回答。
“那咱今天这出戏，该叫阿东热饭打老蒋了。”
炮长说的大家都乐了。阿东听了，像吃了一块糖，心里甜丝丝的，他望着金门岛上空的黑烟，觉得母亲的冤仇报了，多年的心事解了，他转过头来，对嘻嘻笑的炮兵们说：
“当心！别咽着！”
1958年10月写于厦门
12月改于北京《北方文学》
新鲜的任务
这次打仗，炮兵最得劲，天天开炮，打的蒋军头破血流；空军好威风，一上天，敌机冒烟的冒烟，坠海的坠海；海军更神气，鱼雷快艇一出动，蒋军的登陆舰就进水晶宫；独独我们步兵最憋气，火器打不着敌人，又等不到渡海作战的命令，只好跟民工一起当运输队。
什么不是革命工作啊！只要有活干，就不闷的慌。可是别班运的是炮弹、木料和石头，我们班运的却是老妈妈、老公公和小娃娃。指导员还说：“这也是战斗任务。”
真是个新鲜的战斗任务！一打炮，我们班上的人，立刻冲出地洞，飞快的往村里跑，有的背老人，有的抱孩子，迅速跑到村后面，把他们安置在防炮洞里，等打完炮，又把他们送回家。
分配给我保护的对象，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姓邱名叫乌再，今年六十一岁，只有一个儿子，在运输船上当船工，整天离不开船。头一次我背邱妈妈去防炮，邱妈妈很感动，说我比她的亲儿还好。打完炮，我要背她回家，邱妈妈坚决不肯，我只好扶她往回走。一进家门，邱妈妈定要煮红薯给我吃，我推说班里有事，转身就走。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邱妈妈跟在后面问。
“我叫路文兴。”我转过头来回答。
“哪一连的？”邱妈妈又问。
“二连。”我说完就跑回班里去了。
第二天，刚起床洗脸，连部通讯员跑到地洞口，说：
“路文兴！指导员喊你。”
“什么事？”我放下手巾问。
“有个大姑娘找你。”通讯员俏皮地说着，向我做个怪脸。
“去你的吧，开什么玩笑！”我不高兴的责备他。
“谁跟你开玩笑！”通讯员板着脸孔说，“指导员叫你快去。”
我心里疑惑，就急急忙忙跟着通讯员上连部。
到了连部的地洞外，果然有个穿花衣服的大姑娘，和指导员一前一后站着，左手还提了个小筐子，指导员指着我对她说：
“他就是路文兴。”
“路文兴同志。”大姑娘迎上两步，伸出右手来，我不好意思的和她拉拉手。她把小筐子递过来说：“三婶婆送给你吃的鸡蛋。”
我愣了，双眼望着小筐里四个大鸡子，白蛋壳上箍着红纸条，我心里纳闷：“这是干啥的？谁是三婶婆？”
大姑娘好像看出我在怀疑，就向我解释：
“快拿去吧！三婶婆说，昨天她要煮红薯给你吃，你跑了。今早天不明，她上我家，叫我送鸡蛋来。她说她走不动，要不就亲自送来了。”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邱妈妈叫她送来的。
“拿回去吧！大姐，给我谢谢老妈妈。”
“收下吧，不然三婶婆要怪我了。”
“不行，说啥也不能收。”
“你不收，我就不走！”大姐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筐子往我手中一塞，就放开手。我想不接，又怕筐子落地，把鸡蛋打了，只得提着往前送。
大姐像卸下重担，伸手抓着竖在洞的扁担绳子，扭过身子，走了。
“大姐！大姐！”我赶上两步喊着，不好意思追上去。大姐头也不回，影子在转弯的交通沟里消失了。
“怎么办呢？”我问站在旁边的指导员。
“给老妈妈送回去吧。”指导员笑了笑说。
对呀！到邱妈妈那里跑一趟吧！我离开了指导员，回到班里向班长请过假，顺着交通沟走到村里，进了邱妈妈的家门。
邱妈妈以为我是送筐子来的，有说有笑的接过筐子，一看到鸡蛋原封不动，登时恼了：
“你这孩子！真是的！嫌鸡蛋少是不是？”
“不不，”我连忙解释：“邱妈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我们解放军的规矩。”
“什么规矩啊？”邱妈妈生气地说：“入乡随俗，我们岛上的规矩：送东西不兴往回退！”
这一下抓家伙了！我哪知道岛上会有这样的规矩？要是违犯了当地风俗习惯，影响也不好啊！我猜想也许是邱妈妈故意这样说说的，便解释说：
“军民是一家人，帮助邱妈妈是应该的，这点小事……”
邱妈妈不等我说完，抢着责问我：
“慰劳你几个鸡蛋就不应该啦？快拿去！要不收下，再打炮别来背我！”
“邱妈妈，那是我的任务啊！”
“我不管！你不吃我慰劳的鸡蛋，我叫儿子回家守着，省得你们老是来背我了！”
看来，再不收她的鸡蛋，真会使邱妈妈生气，我就转了个弯，把鸡蛋包在手绢里：
“好吧！我就代你送到医务所，慰问伤病员吧！”
“这才像一家人！”邱妈妈见我收了鸡蛋，脸上立刻露出笑容。
以后，又背了几次邱妈妈，执行了几次“战斗的任务”，可是大家心里还是闷的慌。因为，敌人一打炮，就忙一阵，敌人不打炮，我们也就闲着没事了！起先，大家蹲在地洞里学学文化，一面预防敌人炮火袭击，一面准备迎接任务，但一看到别班的同志们，天天累的满头大汗，实在忍不住了！怎么办呢？班里开了个会讨论，大家想了个法子：敌人不打炮，在附近找活干，炮声一响，就跑到村里执行“任务”。连部很快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这一来好了，我们每天都在附近干活，筑炮床、修工事、挖壕沟、扛木料、抬石头、挑沙土……干的真欢！一听见打炮，大家撩下活儿，赶快跑到村里去搞“运输”，真是劳动战斗两不误。
有一天下午，我们班正在村西的后坡上，和炮兵同志们一起挖交通沟。坡下面一群男女民工，忙着给103高地运木料。我刚到坡下去倒土，看见旁边走过两个女民工，扛着一根大杉木，前头的不小心跌了一跤，木头落下地，砸伤了她的腿。我知道103高地上，正给加榴炮筑炮床，缺少木料。所以我放下土箕子，扛起百多斤的粗杉木，帮她们送上山，让后面那个女民工扶着她上救护站。
我朝高地走去，一里多路不一会就到了。我卸下木料，擦了擦汗，刚要往回走，忽见一阵轰隆声，我们的炮兵又向金门开炮了！我估计敌人也会还几炮，连忙跑开步，跑了不到半里地，头上嗖嗖叫，耳边咚咚响，村前庄稼地上，滚起一团团黑烟。往村里去的大道，被敌人的炮火封锁住了。
我跳进交通站，边跑边寻思：照直路到村里，不过一里多；绕交通沟走，足足三里地。一想起邱妈妈的安全，一想起自己的任务，我恨不得长翅膀飞到村里。宁可自己挨炮弹，也不能让老人家受惊啊！我爬出交通沟，跳上开阔地，朝村子猛插。村里落下几颗炮弹，有座房子着了火，烟柱突突的升上天。敌人的炮弹喀玲哐啷在爆炸，弹片到处乱飞。我身上像火烧，心头似针刺，不管敌人打的多么凶，豁出这条命，也要把邱妈妈安全地背出村子！我用全身的力气，朝着村里飞奔。跑到村头，突然空咚一声！耳朵震的好厉害，气浪把我掀倒，肩膀像挨了一棒子！我管不了这些，爬起来冲进村。村里一片烟火，我看见有些石墙上也冒着火苗，知道敌人打的是磷烧弹，不由骂了一句：“他妈的！等会儿连炮加工事一起掀掉你！”
跑到邱妈妈的门外，糟！房顶着火了！黑烟从门洞往外卷。我穿进门，喉咙呛的难受，眼睛熏出泪水，脚下绊了一跤，差点没有摔倒。擦了眼睛一看，邱妈妈扑倒在地上，我心里又急又难过，连忙蹲下去，摇着她的身子喊道：
“邱妈妈！邱妈妈！”
邱妈妈没有回答，我不管她是死是活，背起邱妈妈跨出门槛，大步跑到村后面，钻进防炮洞，把邱妈妈放在草上，才喘过气来。这时候，我们炮弹轰隆轰隆漫天盖地的压过去，敌人的炮口都变了哑巴，再也不说话了。
炮兵同志真是给我出了一口气！防炮洞里很阴暗，许多老乡见我背着人进洞，都围了上来，有个大婶摸摸邱妈妈的胸口，说：
“没有受伤，不要紧，缓过气就好了。”
“邱妈妈！邱妈妈！”我坐在她身边叫着。
邱妈妈轻轻地哼了哼，慢慢地睁开眼睛。
“邱妈妈！你哪里不舒服，我请医生去。”
邱妈妈微微地摇着头，伸出手来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胳膊和肩膀，我觉得膀头上一阵疼，哆嗦了一下。邱妈妈缩回手，看着手上沾着的鲜血，有气无力地说：
“孩子，你……”
“不要紧，邱妈妈，不要紧。”我安慰她。
我看见邱妈妈干枯的眼窝里，冒出了眼泪来……
谢天谢地，邱妈妈平安无事了。
从此以后一提起这件事，我就觉得惭愧。没想到评功会上，同志们竟然要给我报功，我没有同意：
“那天因为我走远了，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害得邱妈妈受惊，还报什么功啊？”
可是同志们偏偏要给我报功，我有什么办法呢？
1958年10月25日写于厦门
《解放军文艺》
英雄的大小登
如今武松有六亿，
可惜老虎是纸的；
纸虎若敢来找死，
别怪武松不客气。
这首诗，是从炮兵阵地抄下的。在福建前线，到处可以发现这种豪迈而幽默的诗句，看到这种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的性格。这是战士的性格，也是中国人民的性格。
10月的一个黑夜，帆船把我们从厦门送到大登岛，走过了一大段漆黑的交通沟，下了七八级土阶进入地洞，洞里很潮湿，墙窟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冲锋枪。我躺在战士的铺板上，想起这些可爱的人，为着保卫祖国的建设，长期住在这里，心里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入睡。
以海岛为家 以艰苦为荣
第二天清晨，我发现这地洞叫“和平洞”，左邻右舍是“胜利洞”、“东风洞”……洞前的交通壕，插着一个木牌，写着“北京街”。战士们用红花和纸蝴蝶装饰着洞口，把地洞打扮得像新房。洞口都贴着红对联，有的写着“以海岛为家，以艰苦为荣”。
顺着交通沟往前走，沟沿上长着一溜龙舌兰和相思树。这大多是战士们亲手种的。有个战士正在浇花。几种不同的花，开着雪白紫红和金黄的花朵。浇花人告诉我，这些花是大陆上少先队寄来的种子，在岛上已经过了几个秋冬。
我顺着纵横交错的壕沟，走向前沿阵地。一路上，许多密密麻麻的弹坑，好些没有爆炸的炮弹，钻进土地里，留下一个个小孔。沿途许多村庄，被敌人打的稀烂。土厝村只有21户，就挨了600多发炮弹；阳塘村100多座房屋，几乎全被打毁。带路的无线电兵，指着阳塘村边被劈碎的大榕树，愤怒地说：“敌人被我们打急了，像疯狗似的乱咬，找不到我们的炮位，专拿老百姓的房子和庄稼出气！”
舍身救人
到了英雄的炮一连，营长崔大伟和副政委孙子高，在炮床上接待我们。这个炮兵连在战斗中，表现出无比的英勇顽强，狠狠的打击了敌人，获得光辉的战果，全连立了集体二等功，个人立功的占四分之三。崔营长说：“评起功来太难了，因为大家都很好。”是的，英雄事迹太多了，想详细介绍更难，让我简单讲一个英雄的战斗故事吧！
8月23日以后，金门的敌人被我炮兵打的鬼哭狼嗥！炮群一座座被我摧毁，军舰一条条被我击沉，阵地被打塌了，弹药库着了火。据说金门司令胡琏，欢迎伪国防部长俞大维的鸡尾酒会，也被我炮弹打散，几个将军未曾喝到香槟酒，倒先吃了“铁西瓜”。胡琏恼羞成怒，就集中轰击大小登。一连阵地是敌人的眼中钉，落下的炮弹最多。
27日下午，阵地上落下几百发炮弹。三炮的炮床中了磷烧弹。木料燃烧着，指导员何松林率领战士们，冒着炮火去抢救。工兵连和民工们也赶来抢救。他们用沙土堵塞了炮床，扑灭了火焰。
这时候，发现新战士李士谷没有出来。工兵连正设法抢救。指导员王邦德对大家说：“赶快挖！无论如何要把炮兵同志救出来！”工兵们在弹药库上挖了一个洞，王邦德用手电一照，发现李士谷倒在弹药库里。三班长汤耀明立刻下去，被里面的一氧化碳熏倒。上等兵管在贤自告奋勇跳下去，刚托起汤耀明给洞口的人救上去，自己身不由自主地又躺下了。上等兵钟伯添下洞救管在贤，不到10分钟，也中毒倒地。指导员王邦德急坏了。他扔掉手电往下跳，在毒气的攻击下，用全身的力气，接连托上管在贤和钟伯添，自己却软软地歪倒了。等到别人设法把他拖上来，已经无法救活了。王邦德同志这种舍身救人的高贵品德，深深的感动了前线的官兵，大家决心学习他的共产主义精神，立誓为他报仇！
可歌可泣的故事
四天之后的深夜，我乘着帆船到了小登岛。小登很小，岛上只有两个村庄，前保村的房屋被打的七歪八倒，后保村的居民也全迁走了。乡指导员洪顺利带我环岛走了一趟，告诉我许多生动的故事。
小登岛也有个英雄的炮一连，这个连在战斗中，70%的人受了奖励。3个立了二等功，19个立了三等功。
8月29日，炮战正剧烈，一颗榴弹炮弹落在观察所外面炸开，一块弹片从观察孔飞进去，落在连长梅廷汉的头上，梅连长一声不吭，用指头抠掉弹片，不管满脸流着鲜血，继续指挥作战。这时候观察所和指挥所的电话线被打断，无线电兵李碧周，自动的跑出去查线。当他找到断线，正高兴地要把它接上，忽然轰隆一声，一颗炮弹在他附近爆炸，把他埋在土中。他扒开泥土爬出来，手中的铁钳、胶布和电线，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李碧周恐怕耽误时间，马上用牙齿把线皮咬掉，用手指接好断线头。新战士刘仁安是个三炮手，从来没有装填过迫击炮，他每次作战时注意二炮手的动作，有天晚上，他要求当二炮手，班长答应他。重迫击炮夜间连续射击，由于炮弹重，炮筒烫和炮口的火光耀眼，一般熟练的二炮手，连装二、三十发就不简单。可是刘仁安初次装填，却一气装了五十多发，创造了夜间装填的最高纪录。
在大小登，我还会见许多英雄人物，听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在这篇短短的通讯中，不能一一叙述。当我们白天的船帆，鼓着七级的海风，像一支箭似的穿过波涛，离开小登岛的时候，我不断地回顾这两个英雄的海岛，想念着那些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8年10月26日深夜于厦门
（新华社特稿，1958年11月18日上海《文汇报》）
在大小登岛
秋风不吹大小登，
海岛遍地绿葱葱；
绿树上面开红花，
红花摘来送英雄。
在大小登的日子，我心中天天跳动着这样的诗句。有人说，大小登落下的炮弹最多，打毁了不少村庄。可是我在这两个岛上，听见的英雄故事，比看到的弹坑还多。
在大小登，你看不出哪是前线哪是后方，你分不清谁是战士谁是老百姓，因为到处都是阵地，住的都是地洞。人人都在参战。在炮火激烈的时候，假如你到炮阵地，你会发现炮兵当中，有许多穿便衣的民兵和穿花衣裳的妇女，他们不只在抬担架救护伤员，而且在搬送炮弹，擦炮弹，上信管，装填，以至开炮。这许多不穿军服的男女“炮兵”，除了不会瞄准以外，炮兵的技术统通学会了。在大小登岛上，除了几岁的孩子以外，哪个人听的炮声不比战士们多啊？许多儿童是在炮声隆隆中诞生的，许多青年是在炮火下面长大的。
这回炮战开始，大小登人民，提出“部队要什么有什么”的口号。他们为了给炮兵修工事，拆掉房屋、院墙、猪圈、厕所和石埕，献出木料和石料。阳塘村有个张安镇，他把准备九年要盖新房的木料都献出来了。他说：“金门台湾收复了，要盖什么房子没有啊？”双泸村六十多岁的老太太郑当，献出一个石磨说：“我老了，孙儿年幼，媳妇眼睛要瞎，都不能参加支前，就让这个石磨，替我们出点力吧！”
每天夜里，你看吧，海岛上像开了锅一样，成千的男女民工，忙着搬炮弹、运木石、挖战壕、修工事。……五十多岁的王立老大娘，整夜和年青人一起修工事，八岁的孩子许路廉，也用小手去抬木头。大登乡李爱花组织个铁甲突击队，比男人们干的还欢。有天夜里，李爱花扛石头跌进水坑，衣服头发全湿了，别人劝她回家，她说：“为了消灭敌人，苦一点不算什么。”一直坚持到天亮。
大登乡的女乡长张韭菜，组织了两百七十二个妇女的洗衣队，每天冒着炮火，到各阵地上收脏衣服来洗。有次她在炮床上，看见炮兵们的擦炮弹布太油了，战士们撕掉自己的衣服去擦。她马上号召大家洗炮布，油腻太厚洗不掉，她想法子用煮饭的大锅加上碱去煮，把一大堆炮布，洗的干干净净。
小登乡的女乡长洪秀丛，几次带动妇女们，跳下没到胸前的海中，抢救被海水漂出去的木料，搬运从大陆来的炮弹。在战斗中，她还跑到炮床里，朝大金门开了两炮。
大小登的男人们，多半是渔民和船工，他们担负着战时交通运输的重要任务。有一部分组成担架队和民工队。他们在炮火中抢救伤员，为炮兵们输送弹药，有四十四个民兵，还直接的参加炮战。小登的民兵们，还想出许多妙法，向蒋军进行政治攻势，他们一共放出二百多个风筝，带着四万多份宣传品和安全证，散到蒋军的阵地上。前不久，他们用小船把宣传的大木牌，送到大金门的海面。每个木牌一个大字，写着“反对美帝霸占台湾”。这种大标语，竖立在敌人阵地对面的海上，比二十门八英寸的大炮还有力，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它也像母亲的手，在召唤陷入泥坑的儿子归来。
1958年10月于厦门
（新华社发稿）
前线小景
我们“前线”社的社主任，姓刘名叫科义，是个三十有余四十不足的中年人。他长的个子不高，胳膊可挺有劲。村里给他编了四句快板，说他是：“劳动劲头大，办事热心肠，鸡叫他先起，半夜不上床。”就是有一条毛病，碰到紧要的事，他总不敢拿主意，不是说“先请示一下上级”，就是讲“等我考虑考虑”。我们闽南话“刘科义”和“老考虑”发音相近，大家开玩笑地喊他“老考虑”。
我们村在海岛的前沿，南望着大金门，只隔着一条海水，乘着船顺风顺潮，不用半点钟。咱们岛上的炮兵，经常打击挑衅的蒋军，所以敌人把这个海岛，看成他的眼中钉肉中刺。炮战以后，为了加修工事，需要大批石头和木料，可是岛上一无森林二无石山，上级一面从大陆上运材料，一面号召各村就地捐献。
这一天上午，大金门上的敌人，刚朝我们打了一阵炮，就被咱们强大的炮兵，压的不敢做声。我们大家从防炮洞里钻出来，回到各人的家门，拆猪圈，刨石庭，挖地基，推破墙，搬的搬石头，扛的扛木料，四处闹腾腾，一片热烘烘。
我们社主任刘科义东跑西颠的，一会帮这家拆破房，一会帮那户扛石头；一会叫大家当心安全，一会喊众人注意防炮；忙的他浑身灰土，累的他满头大汗。忽然有人说：区里来电话找他，连忙三步并做两步走，朝着办公处赶去。
刚走到大榕树下面，刘科义看见大门口的石阶上，有个人坐着抽旱烟，仔细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长许自强。
“阿强有事吗？”刘科义边走边问。
“有点小事，”许自强叩掉烟灰站起来说，“到处找不到你。”
“什么事？”刘科义站住问，抹掉额头的汗珠。
“我把家具物件搬到地洞，想迁进洞里住。”
“敌人像疯狗乱咬，搬进洞也好，保险点。”刘主任说着，一条腿跨进大门。
许自强听了皱着眉梢说：“慢点走，主任！”
“你搬去就是了，我还有急事呢！”
“我想把房子拆了！”
“什么？”刘科义缩回腿，惊奇地望着他：“你拆什么房子？”
“拆我那三间房子啊！”
“拆你那三间房子？”刘科义想起1954年“九三”炮战，敌人把许自强那三间房子打塌，前年费好大劲才修起来，于是加问一句：“谁叫你拆的？”
“我自己要拆的。我那三间屋，石块大，木头粗，修工事正合用。”
“上级有指示，好房子不准拆！”刘主任坚决地说。
“横直我看定了，我那几间房子在后坡上，早晚是敌人的目标，昨天转圈落了七发炮弹，等着让敌人打毁，不如拆给部队修炮床。”
“回头再说吧，我先去听电话。”
“什么时候答复我？”
“等我考虑考虑。”刘科义说完，刚要走进大门，忽听见背后张平安在喊他：
“刘主任！我这些不用考虑的，放在哪里呀？”
刘科义转过身来，看见一列扛木料的“运输队”，从榕树下走过来：张平安大叔扛着一棵大杉杆，张大婶扛着一棵短点的桉木，大儿子、二闺女、三小子、四丫头，每人肩上都有一根木头，十岁的五姑娘和八岁的小钉子，两人抬着一根椽子，摇摇晃晃的跟在后边。
“卸在墙边吧！”刘科义笑着说，“我来帮你。”
“你闪开点，”张平安说着蹲下去，把大杉杆卸在墙角。
张大婶和四个大孩子的木料，挨着卸下肩。
“都献出来了？”刘科义感动地问。他知道张平安家人口多，解放后零零星星买下这些木料，准备盖新房用的。
“全到齐了，大梁，中柱，小柱……”
“还有一棵椽子，”小钉子和姐姐走过来说。
刘科义双手提起椽子，问：“小钉子，你不盖新房了？”
“怎么不盖？阿爸说，现在打仗，盖起来也保不住，等金门台湾解放了，我们要跟番客（华侨）一样，盖大洋楼！”小钉子双手比量着说。
“好！好！将来盖大洋楼！”刘科义放下椽子，抱起小钉子，“盖的比大榕树高。”
刘科义放下小钉子，看见七十多岁的郑老太太，拄着拐杖，磕磕绊绊地从榕树下走来。
“刘主任啊！刘主任！”郑老太太边走边喊。
“什么事呀？”刘科义迎上去问。
“阿义，”郑老太太拉着他说，“上我家去一趟。”
“不行啊，老太太，这阵子正忙，有话说吧。”
“是这样，刘主任，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媳妇又生病，都不能去挖战壕修工事；家里没有石头杉木，只有一盘石磨，你派两个小伙子去扛吧，让石磨替我出点力。”
“好好的石磨……”刘主任有点可惜。
“废物一个，”郑老太太抢着说，“现今吃食堂，没有什么用处。你不是说，往后磨什么，都要用机器。”
“是啊。”
“这就得了，快跟我扛去！”郑老太太拉着他要走。
“等等，让我考虑考虑。”
“你真是个老考虑，走吧！”
刘科义正摆脱不了郑老太太的纠缠，瞧着一群孩子围着看热闹，便转移目标，故意板着面孔喝道：
“去去去去！都给我走开！看什么热闹呀？”
“我们不是看热闹的。”十三岁的莲花说着，把一条小辫甩到红领巾后面。
“我们是来上决心书的。”和她年龄仿佛的秤锤接着说。
“什么决心书啊？”刘科义弯下腰，瞪着大眼睛问。
“拿出来，”秤锤对莲花说。
“快拿出来！”“快给他！”“快呀！”……孩子们嚷着。莲花不好意思的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条，递给刘主任。刘科义皱着眉头，看清纸上歪歪扭扭的字：
“……我们不愿意到大陆后方去，我们愿意留在岛上参加支前工作……”底下是一群孩子的签名。刘科义没有细看，就说：
“什么愿意不愿意？小娃娃，能干什么啊？”
“反对轻视儿童！”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喊。
“喝！喊开口号了！跟谁学的呀？”刘科义装个怪脸责问他：“你说，你要搞支前，你能搬动石头？能扛杉木？能修公路挖战壕？能吗？?А?
孩子被他问的哑口无言，秤锤马上对他回答：
“我能，我能帮助电话兵叔叔接电线！”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小铁钳说。
“我能帮助解放军叔叔洗衣服！”莲花跟着说。
“我会擦炮弹装药包！”
“我会捡炮弹壳子！”
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喊着。刘主任摊开双手阻止他们说：
“打仗不像做游戏，不是好玩的，还没炮弹大，就想当炮手？一开炮，光那股响声，也能把你们震倒！”
“别吓唬人啦！”那个喊口号的孩子说，“妈说我出世那天，就赶上解放，金门的大炮打，天上飞机炸，我哭都没有哭！”
“我们不怕大炮响！”
“我们听惯了！”
“我们懂得怎样防炮弹！”
正吵着，大门里出来一个人，张大嗓门叫道：
“刘主任！刘主任！电话！”
“就来！”刘科义大声回答，转对孩子们说：“叫你们吵的电话都忘了打！”说罢，抽身就走。
“批准我们留下了？”秤锤跟着他身边问。
“让我把房子拆了吧？”许自强也赶上两步问。
“阿义！快派人去扛石磨！快！？”老太太费劲的喊着。
“都别急！”刘科义回过头说，“等我们考虑考虑……”他的话还没说完，南面传来闷雷般的响声，他马上喊道：“金门敌人打炮了！快防炮去！许自强！你扶郑老太太进洞！”
人群轰的散开。一阵炮弹落在村前村后爆炸，接近炮阵地的后坡上，落的炮弹最多，许自强那三房间子，中了两颗炮弹，屋顶开了个大天窗，南墙塌了一大段。
我们的大炮怒吼了！暴雨般的炮弹飞过海峡，大金门滚起一团团的黑烟，黑烟被风吹散，变成一片阴云，笼罩着那苦难的海岛。
双方射击了一个多钟头。
敌人的大炮被压的不敢喘气，我们的炮声也慢慢停下来。村里人纷纷钻出防炮洞，拍着身上的灰土，又回去拆石头，搬木料。
许自强在办公处找到刘科义，说：
“这下好了，敌人给决定了，房子非拆不可，不用你再考虑了！”
郑老太太叫两个小伙子，把石磨抬进院子，说：
“阿义，石磨抬来了，不必考虑了！”
秤锤和莲花也找来问他：
“刘主任，我们的决心书批准了吧？”
“你们孩子的事，我还得考虑考虑！”刘科义无可奈何地说。
两个红领巾互相瞪着眼说：
“还要考虑！”
1958年10月26日于厦门前线
《解放军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