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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思念篇（下）
南昌起义时的老帅们
今年八月一日，是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这天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工农红军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的前身。因此，今年“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六十大寿。
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亲自建议、策动和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位元帅，有七位直接或间接参加起义的工作。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和叶剑英。
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叶挺、郭沫若、谭平山、恽代英、吴玉章、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徐特立、蔡廷锴以及各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
本文主要讲老帅们的故事，而且着重谈其中四位。今天称他们“老帅”，昔日都是中青年。年长者是朱德，四十一岁，聂荣臻二十八岁，林彪最小，才二十六岁。
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武汉。按照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先在部队见习三个月，才能担任正式职务，林彪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南昌起义时是个下级军官，参加了一般战斗。可是“文革”中林彪的吹鼓手，把他吹成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是对历史无耻的篡改。
陈毅在起义前，从四川到武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人不认识他，叫他到叶挺独立团当兵。他在街上碰到中央军委的颜昌颐，颜昌颐回来告诉在军委工作的聂荣臻，聂荣臻把陈毅请来，分配他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党委书记。后来他和几位同事赶赴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他在南征途中追上队伍，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
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军长是张发奎，军部驻在九江。四军中有许多中共党员。起义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从武汉坐船到九江，原想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军，到九江便被张发奎缴械，叶剑英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四军教导团，叶剑英任团长，这个部队才保存下来。当时学员们的思想很混乱，恐怕张发奎搞“清党”，大部分人准备逃亡，叶剑英对他们进行教育，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学员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后来到广州，叶剑英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教导团成了起义中一支重要力量。
谈南昌起义，必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出席代表大会一百多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二十三人。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主席团成员，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了大会。大会发表反帝反封建的宣言，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国外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压迫，国内军阀割据混战，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广东革命政府，组织十万大军，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分三路北伐。北伐的直接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这三个反革命集团拥兵七十万，统治大半个中国，吴佩孚会同云、贵、川地方军阀，妄图进攻广东，孙传芳盘踞东南各省，蠢蠢欲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击败了吴佩孚南犯的军队，揭开了北伐的序幕。叶挺独立团是西路军的先遣队，占领长沙、岳州后，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的战役中，歼灭吴佩孚的主力。十月间，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先后消灭吴佩孚十余万人，吴佩孚逃到河南郑州。
中路北伐军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一军一师，在南昌附近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师长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只身逃脱，几乎当了俘虏，不得不向武汉求援。武汉派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挥戈东下，占领南昌。
东路北伐军于十二月占领福建。年底，北伐军先后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和浙江，打垮吴佩孚的主力，歼灭孙传芳部十余万人。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进入江苏，直迫上海和南京。贵州、四川和山西等地方军阀，宣布归顺国民政府。冯玉祥的西北军，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的帮助下，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占领陕甘两省。革命烽火烧遍了祖国河山，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受到沉重的打击。
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八十万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歼敌五千人，占领大上海。三月底，蒋介石由南昌到上海，立即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结，四月十二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和进步人士，六月间，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秘密勾结，联合唐生智和冯玉祥，进行反共活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国共分裂已难避免。七月中旬，中共中央排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组成了五人的临时政治局，确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周恩来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并组织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聂荣臻当时在武汉中央军委工作，周恩来给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叫他和颜昌颐先头到九江，通知各军中的共产党员。当时中央在九江、南昌一带的部队，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二方面军中的二十五师，朱德的教育团。聂荣臻、颜昌颐抵九江，住在叶挺的司令部。七月二十日召开会议，叶挺、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和邓中夏等人参加。
聂荣臻传达起义的通知后，李立三迫不及待地说：
“要起义，就马上行动！”
“不行，必须等待中央的命令，”聂荣臻说。
“还等什么？”李立三不耐烦了，“既然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不那么简单！”聂荣臻严肃地说，“我们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工作，准备工作很重要！”
与会的几个中央委员，也主张马上行动，李立三盛气凌人的指责聂荣臻：
“你胆子小，奴隶主义！”
聂荣臻平静地回答：“我们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不能自由行动！”
李立三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
聂荣臻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的啊？”
争论的结果，多数人同意等待中央命令。
起义的计划非常秘密，只能向各部队的负责人传达，要求他们做好一切准备，接到中央命令，立即行动。
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庐山，要聂荣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张太雷任翻译。鲍罗廷听完介绍，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因为他即将回国，了解情况为了回去后好交代。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专程上庐山，找到刘少奇养病的地方，告诉他起义的决定，要他有所准备，注意安全。
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由武汉到达九江，了解传达起义决定的情况，问了大家的情绪和决心，然后对聂荣臻和贺昌颐说道：
“究竟哪天起义，还不能最后决定，等我到南昌和大家研究后再说。你们要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不好办。下面七十三团，原是叶挺的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这个团不成问题。七十四团工作基础较差，团长不是我们的人，这个团恐怕拉不动，可争取部分参加起义。七十五团是新编的，团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这个同志不错，多做工作，可以全团拉走。”
“起义开始怎样联系？”聂荣臻问。
“这倒是个问题。我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靠不住……”周恩来沉吟一下：“这样吧，南昌一发难，立刻开一列火车到马?h岭，你们把辎重装车，部队跟着到南昌。”
末了，周恩来叫聂荣臻到马?岭，争取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又吩咐颜昌颐：
“你留在九江，接应从武汉赶来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让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
七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和陈赓来到南昌，住在花园角四号朱德的寓所。
朱德从国外学习归来，到四川万县杨森部队做统战工作。杨森跟随蒋介石反共，朱德便到南昌。南昌的滇军总指挥兼江西省长朱培德，跟朱德在云南讲武堂是同班同学，他让朱德任第五路军总参议兼公安局长，以后又兼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教育团设在原江西讲武堂旧址花园角，朱德住在教育团，在学员中传播革命思想，培养军事人才。
七月下旬，刘伯承也到了南昌，参加组织起义的领导工作。刘伯承在这方面有经验，一月间他在四川，领导泸州和顺庆起义，成立了总指挥部，起义军经过他的教育整顿，迅速发展，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支持，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委任刘伯承为军长；蒋介石反共，四川军阀刘湘拼凑川黔反革命联军十万人，分兵围攻泸州。由于寡不敌众，加上内部分歧，起义军失败，刘伯承带少数人撤离泸州，出川北经陕南，辗转到了武汉，立即又投入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
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先后开进南昌。朱德与江西党组织联系，发动广大工农和市民，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朱德还组织军官教育团，进行两次野外演习，察看了南昌周围的地形地物，熟悉市内的主要街道。
各路大军云集南昌，由朱德出面租了江西大旅社，作为指挥起义的大本营。周恩来到达南昌，当天即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决定七月三十日举行起义。会议决定设立军事参谋团，为南昌起义最高决策机关，负责制定军事计划和实施指挥。参谋团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等人，刘伯承为参谋长。
由于贺龙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参加会议。第二天，周恩来亲自到二十军指挥部，向贺龙谈了起义的计划，并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然后征求他的意见。
“很好！”贺龙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着，作为参谋长的刘伯承，深知这次起义对中国革命前途的重要性，更感到肩上担子的重量，他不顾吃喝，日夜协助周恩来、贺龙、叶挺，审查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对每一个细节，都反复考虑。
南昌城里热闹极了，三万多起义军磨刀擦枪，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纷纷进城。市郊农民自卫队，城里工人纠察队，各群众团体，都在中共党组织下进行准备，南昌城像一座就要爆炸的活火山。
七月二十九日，张国焘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号赶到九江，接连给前敌委员会，发来两通阻挠起义的密电。三十日清晨，张国焘匆匆进入南昌，在前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寻找种种理由，拼命阻挠起义，妄想使暴动流产！
张国焘说：“二十六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问暴动有没有把握？有把握就进行，没有把握就不要进行！”
周恩来说：“当然有把握啦！南昌的敌人只有一万多，起义的部队有三万，而且都是北伐中能征惯战的将士，各方面情况都对我们有利，现在是暴动最好的时机！”
张国焘说：“起义必须征求张发奎的同意，否则就不要搞！”
周恩来说：“我们搞暴动，为什么要征求张发奎的同意？我们依靠的是工农群众和革命官兵，不能依靠张发奎！”
张国焘还重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老调，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军队，交出军权。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反驳他说：“陈独秀已经把我们害得好苦！再按他的主张搞下去，就要亡党！退出军队，交出军权，只能是对革命的背叛！此次南昌暴动，我党应当站在独立领导地位，绝不可依靠任何军阀！我们必须立即行动，暴动不可推迟，更不能停止，要坚决干下去！”
周恩来义正词严，得到朱德、恽代英、彭湃等前委一致赞成，粉碎了张国焘妄图取消起义的阴谋，坚持了正确决定。起义时间改为八月一日凌晨四点钟。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五时，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分头出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前委关于起义的决定，宣布起义命令和规定，明确各部队的战斗任务。
散会后，二十军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向朱培德告密，被一个忠诚的战士发觉，向贺龙报告。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做出果断的决定，起义提前两小时举行。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指挥部发布起义的密令，九时开始行动，十时全城戒严。口令是“山河统一”，起义部队左臂缠白巾作标志，手电筒上贴红十字作记号，各部队埋伏在预定地点，等候攻击的信号。
这天晚上，朱德借南昌市长的豪华客厅大摆酒席，宴请第三军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萧日文，还有一位姓蒋的副团长；当时南昌敌军一万多人，这两个团是朱培德滇军的主力。这两个团失去指挥，丧失战斗力，将大大有利起义军夺取胜利。朱德是滇军十一军的副军长，在滇军中威望很高。这几个团长听到朱将军宴请，真是受宠若惊，急忙赶来赴宴。
朱德满脸春风地迎接客人入席，从容地应酬，边吃边聊天叙旧，席上笑语风生，欢声不断，朱德不断举杯敬酒，团长们一个个回敬。
时值三伏天，南昌像个大火炉，客厅里的电风扇吹不走酷热的暑气。朱德看到客人不断喊热，说一声“请大家宽衣”，自己先脱下绸长衫，几个团长也解下佩带手枪的皮带，脱去军上衣。朱德的卫士把衣帽挂起来，将手枪悄悄拿走。
从黄昏吃到二更天，朱德看了看手表，笑笑地说了句双关语：
“时候还早啦！才九点钟，来几圈麻将！”
“好！好！好！”几位团长高兴地喊着。
朱德的卫士们撤下酒席，摆上竹阵。三位团长一心和牌，哪管外面天塌下来。
在外屋，三个团长带来的护兵，早已被朱德的卫士灌醉，东倒西歪地睡着。
竹战打到深夜，外面进来一个卫士，递给朱德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山河统一”四个字。朱德知道时候到了，故意离开麻将桌，走出客厅。事先埋伏在院外的十几个士兵，飞快冲进厅内，三位牌友脑子里还考虑着和牌，稀里胡涂被抓起来，连同带来的护兵，一块当了俘虏。
凌晨两点钟，三声枪响击破了静夜，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埋伏好的起义军看到发起攻击的信号，迅速冲向预定的目标！冲锋号声此起彼落，枪声杀声响成一片。
贺龙和刘伯承的指挥所设在西大街，和朱培德的总部只隔一条街。起义军进攻敌人的总部，受到顽强的抵抗。敌人是朱培德精锐的警备团，由于叛徒告密，作了充分的准备。敌人固守的院外，有座十几米高的鼓楼，楼上架着机关枪，攻进敌人总部，必须通过鼓楼的门洞，敌人用强大火力封锁这条通道，起义军几次冲锋都被火力阻拦，伤亡了不少人。
双方对峙激战，进攻受到挫折。在松柏巷附近学校里的周恩来，站在敌我态势地图前面，掌握战斗的全局。他不断给贺龙指挥所打电话，知道了情况，心里非常焦急。
一向沉着的刘伯承，这时也沉不住气，他知道拂晓前攻不下，天亮后更不好打，南昌周围的敌人向城里扑来，起义军会腹背受敌。刘伯承踱了一会步，急躁地对贺龙说道：
“这样打下去不行！必须想法拔掉这个大钉子！总指挥，我到前面看一下。”
“好！我们一块去。这地方是个关键，一定要尽快拿下来！”说着，转向一个参谋：“注意和周恩来、叶挺联络，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贺龙和刘伯承走出指挥部，踏上青石台阶，二百米外敌人的子弹不断飞，在石头上迸出火星，他们毫不在意，快步走到前沿阵地，详细观察敌人的火力点。两个指挥员研究过后，重新调整进攻方向：采取正面压制，两侧迂?h，对敌人展开新的猛烈进攻。
前沿阵地上的官兵，看到总指挥和参谋长亲临指挥，受到很大鼓舞，军心振奋，士气旺盛。正面出击的战士，在强大火力掩护下，一个个如龙似虎，冒着敌人的炮火，很快地架起云梯，爬上民房，跃到鼓楼上，消灭楼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射击，把其余的敌人驱赶到大院里。
从侧面迂?h的起义军，翻过大院的高墙，跳进院子里，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逐屋争夺，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无处逃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敌人全部被压迫在总指挥部的后院里，战士们乘胜追杀，将顽抗的敌人消灭，剩下的全部缴械投降。
在投降的敌军中，发现那个向敌人告密的赵副营长，起义军将叛徒揪出来，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别的阵地上的起义军，打的比较顺利。叶挺指挥攻击松柏巷天主堂里的敌人。敌人大门紧闭，在钟楼上架着机关枪，封锁我军进攻的道路，主攻部队在狭窄的巷道前进不得，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挺身而出，组成冲锋队，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勇猛地冲锋，冲到院墙下，砸开天主堂的大门，敌人在“铁军”的冲杀下，纷纷举手投降。
经过四小时的战斗，歼灭南昌城里的敌人一万多人。战斗胜利结束，东方现出曙光，江西大旅社总指挥部的楼上，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
按照约定，周恩来在打响后，派出一列火车北上，向马?岭前进。八月一日下午，火车抵达马?h岭。聂荣臻和周士第知道南昌起义了，心里非常高兴，立刻叫部队把辎重装上火车，命令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上火车，七十五团和师部驻在一起，行动不便，确定不带被包、行李和伙食担子，以打野外为名，只带武器弹药，把部队拉出来。七十四团的侦察连长是共产党员，他带着侦察连参加起义军。
七十五团刚走了一半，铁桥北面传来火车的声音。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站在车门口，高声喊叫。
“你们要干什么？停止行动！停止行动！”
这时候，聂荣臻和张发奎只隔一座铁桥，双方看的清清楚楚，他寻思南昌正在行动，不能放张发奎过去！他对身边的李排长说：
“快叫他们开车回去，不然就打枪！”
李排长喊了一阵子，张发奎的火车停着不动。
“鸣枪！”聂荣臻向李排长下命令。
乒乒乓乓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吓的慌忙跳下火车，参谋长叶剑英站在车上，目睹他们狼狈逃跑。
张发奎丢下他的卫队和物品，全部被我们俘获，火车开到德安，张发奎派一个参谋，带着一封信，要求把望远镜还给他，聂荣臻看了信，对下面的人说道：
“把总指挥的望远镜和其他东西，还有他的卫队，统通还给他。”
聂荣臻和周士第，带着二十五师起义的两个团，八月二日抵达南昌，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高兴地说：
“你们的行动很成功！原来没想到会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起义军三万多人，编为三个军：贺龙任二十军军长兼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任十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聂荣臻任十一军党代表。
南昌起义后，南京和武汉当局调集大军向南昌进攻。起义军于八月五日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准备以广东为基地，进行第二次北伐。
一九八七年七月廿二日写于北京
（香港《大公报》连载，八月一日至六日）
永远年青的将军
——和肖华同志相处的日子
在我心目中，肖华同志永远活着！永远是一位年轻的将军！
四十八年前，我们初次见面，他才二十三岁，已经是一位能征惯战的八路军将领，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抗日司令员。
三年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年近古稀，脱下军装，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还是那样精干、热情、和蔼，动作敏捷，步履健壮，朝气蓬勃，还是一位年轻的将军！
他比我大两岁，无论什么时候，我总觉得他比我年轻。他是什么材料制成的？是什么把他造成这样一个人？
在东北，我们唱着一首歌：“革命的人永远年轻，他好比那松树冬夏常青……
是历史，是革命，是共产党把他造就这样一个人；是他那颗火红的心，向往共产主义的壮志，把自己锻炼成一位永远年轻的将军！
一九八五年八月，我正在厦门鼓浪屿，写罗荣桓元帅的文学传记。有天清晨在海边散步，听到北京中央台播出肖华同志逝世的消息，突然的噩耗，使我感到意外震惊！双脚像铅块钉在沙滩上，眼泪涌泉般滚出目眶。海浪奏起哀乐，九龙江低声呜咽，在旭日东升的海面上，出现一位年轻的将军，慢慢向我走来，脸带微笑，不断地向我挥手……
啊！那不是肖华同志吗？是的！是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的神情呀！
八四年有天晚上，我去政协礼堂看沈阳话剧团演出，幕间到休息厅里，看到肖华同志，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把我介绍给钱昌照副主席，关心地问我最近在写什么？问我老伴和孩子们的情况，约我有空上他家去玩。我答应了，可没有去，由于怕影响他的工作，由于想到他身体健康，以后总有机会去聆听他的教诲，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我感到十分懊悔！
我本是闽南海隅一个村野顽童，在乡间念了两三年私塾。后来去南洋谋生，当学徒做工卖报，半工半读。读了几年洋学堂，这是我的全部学历。
我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到延安抗大学习，该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董锄平（冰如）同志。他是一九二一年的中共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到南洋开展革命工作，是他引导我参加救亡运动，树立革命的理想。
我被分配到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敌后艰苦斗争中，能够坚持下来，是党的培养教育、广大指战员英雄行为的鼓舞。而影响最深的是罗荣桓政委和肖华主任，是他们的崇高理想、顽强斗志和模范行为，感动了我，对我潜移默化，使我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不断克服缺点与错误思想，逐渐成长起来。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肖华主任接触比较多，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
一九三九年冬天，严寒笼罩着鲁西抗日根据地。我们山东营的毕业同学，跟随东迁的抗大一分校，从高山峻岭的太行山上下来，踏过华北大平原，通过日寇一道道封锁沟和封锁线，来到鲁西军区所在地，鲁西军区在村外广场召开欢迎大会，两三千人坐在背包上，听着一个年青首长讲话。周纯全校长介绍的时候，因为人多坐的远，没听清这位首长的名字。只听他嗓音洪亮，一口江西话，讲着山东抗战的形势，有力的手势配合生动的语言，充满了打败日本鬼子的胜利信心，给听众很大的鼓舞。我问身边的同志，才知道他是鲁西军区的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同志。年方二十三岁，这样年青就担负重任，不由产生敬佩的心情。
我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化学队学习的时候，听老红军讲述十年内战中央苏区反对蒋介石五次“围剿”的斗争，讲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听说肖华同志十四岁担任兴国县共青团书记，十六岁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十七岁当红军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十八岁担任长征中一军团前卫师的政委……当时听了感到惊奇、羡慕，觉得他像个神童。现在亲眼见到肖华同志，亲耳听他那富有魅力的演讲，领略这位青年将领的风采，觉得十分荣幸。
几个月后，组织部找我谈话，调我到政治部新闻股任干事，编辑《时事通讯》。师政治部出版两张报纸，一是对部队的《战士报》，一是对地方的《时事通讯》。一九四零年五月反“扫荡”以后，鲁南区党委南下天保山区，《时事通讯》改名《鲁南时报》，罗荣桓同志亲自题写报名，师部派我带着报纸交给区党委，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同志把我留下，任报社总编辑。
八一建军节，师部在陶峪召开政工会议，当晚举行庆祝大会，区党委住地离陶峪几里路，我们都去参加。
会前，一一五师宣传部长赖可可同志对我说，肖华调来师政治部当主任，并领我去见他。肖华同志穿着草绿色单军衣，戴着没有帽花的军帽，打着绑腿，踏着布草鞋，短小精悍，神采奕奕，笑容可掬。他热情洋溢地握着我的手，问我报社的工作情况，有什么困难？我告诉他人手少，工作紧张，自己水平低，难于胜任，他鼓励我在工作中学习，还要我注意身体。本来我见他时还有些紧张，看他毫无首长架子，平易可亲，好像见到久别的老朋友，可以无拘无束敞开心扉畅谈。
四零年冬天，师部驻在费县西北十八村，师政治部调我回部队，任《战士报》副主编，以后数年，直接或间接地在罗荣桓、肖华和赖可可等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很多的教益。
在敌后抗战的艰苦日子里，八路军官兵平等，从总司令到炊事员，每人每月三元津贴费，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
有一次，从地方上来了一个新同志，开饭时拿着带壳子的糁子煎饼，望着瓦盘里漂着油花的萝卜汤，皱着眉头咽不下。别人告诉他首长们也吃这样饭，他不相信，轮到他到伙房打饭，他悄悄跟着肖主任的警卫员，看到打着一样的饭菜，才感叹地说：“果真官兵平等。”
农忙季节，帮助群众耕种收割，成为八路军的老习惯。一九四一年夏天，骄阳似火，师政治部的干部战士，帮助驻地和附近的农民收割小麦。头一天上午，因为赶写一篇文章，我请了一小时假，赶到地里，同志们已经割了一大片，我找了一块地方蹲下开镰，想弥补迟到误工，尽力往前赶，左手抓拢一大把麦秆，右手使劲挥动镰刀，地里一片沙沙声，汗水湿透了衬衫。
并排的右前方有个同志，手脚灵快，动作敏捷，离我十几步远，从后背看不清是谁。我拼命往前赶，越赶距离越大。只见他弓着身不停前进，麦子一片一片倒下来，却不见他站起来直直腰擦擦汗。心想定是个新参军的农民，才能这样熟练。割了一阵子，觉得腰酸腿疼，我不由站起直直腰。这时候，那个同志割到地头，回转身向旁边另一片麦子开刀。我定神一看，原来是肖华主任，我感到惊讶，想不到一个高级首长，工作那么忙，也来帮助农民割麦，而且是个好把式。我本想后天《战士报》要发稿，明天下午请半天假，看到肖主任挥汗割麦，心里有点惭愧，不由打消原来的想法，决定加加夜班，不睡觉也不再请假。
一九四一年冬，五万日伪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十一月五日黄昏，一一五师、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千多机关人员，在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肖华主任、陈士榘参谋长的指挥下，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铁壁合围”，从留田村跳到临沂西北的蒙山脚下。鬼子扑空以后，便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烧杀奸淫掠夺，十分猖狂。为了打击日寇的“清剿”，疏散部分非战斗人员，指挥机关带着特务营，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杀回沂蒙山区。
十三日清晨，侦察员报告说，青驼寺的日本宣抚班和汉奸队，每天到南北龙口，召集群众开会，建立伪组织。早上八点出来，下午三点回去。
罗政委决定杀杀敌人的威风，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准备首先捡软的吃，打击这个日伪宣抚班。他和师部几位领导商量，大家一致赞成。
“罗政委，这个任务交给我吧？”肖华说。“好的，你去吧！”罗荣桓点点头，指着地图说：“你带两个连，下了朝山向东走，拂晓前埋伏在龙口周围，留下东南这条路，让鬼子汉奸进村。”接着又嘱咐道：“这是咱们打回沂蒙山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下半夜，肖华主任带着部队出发，按照作战方案埋伏好。第二天上午，一百多日伪军掩护着宣抚班，照往日的老样子，大模大样从青驼寺向西北行进，十几里路走了两小时。
进入龙口村，鬼子和汉奸队，挨家挨户把老乡赶到村当中打谷场上，趁机抢东西、抓小鸡、糟蹋妇女……
肖华隐蔽在村北高地上，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一个鬼子官和一个汉奸翻译，站在八仙桌上，鬼子叽哩呱啦，汉奸嘀里咕噜，听不清说些什么。
打谷场上的老乡们听的清，汉奸翻译把主子的话译出来。洋洋得意叫嚷：
“沂蒙山的八路，统通给皇军消灭了！皇军要把沂蒙山区，建设成王道乐土，各村各庄都要成立维持会……”
叭叭叭……突然响起一阵清脆的歪把子机枪声。子弹从村北面嗖嗖地飞来！还没有翻完话的汉奸脑袋开了花，他身旁的鬼子官胸口冒出鲜血，两人同时从桌上滚下来，像两条死狗歪躺在地上，手脚还在抽搐。
老乡们一哄而散，鬼子和伪军四处乱窜。正在老百姓家里干坏事的敌人，开头以为是“皇军”在开枪示威，末后听见杀声连天，一个个慌了爪子，扔掉手中的“战利品”，撒腿往外跑。
冲进村里的八路军战士，端着仇恨的刺刀，捅进敌人的前胸后背。老乡们也拿起锄头和镰刀，朝仇人的身上砍去。
日伪军死的死，伤的伤，好些人双手举枪，跪在地上求饶命。一部分敌人丧魂落魄地朝原路往回跑。
“追呀！”肖华举起手枪喊着，指挥部队追击逃跑的敌人。
肖华率领部队追过两个村庄，追了十几里地，越过临沂到新泰的公路，发现青驼寺大队日军出来接应，连忙下令停止追赶，边打边撤退。
龙口一带的乡亲们，亲眼看见这场追击战，兴奋地说道：
“八路军回来了！老百姓的救星到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勾结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阻挡山东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组成五路大军，向济南、青岛、烟台、徐州和连云港进兵。肖华被任命为鲁中第一路大军和渤海第四路大军的总指挥，进攻胶济铁路西段和津浦铁路兖州到沧州段，会师济南，肖华同志飞骑奔赴前线，指挥鲁中和渤海部队，向胶济路中段发起攻击，迅速解放博山、淄川、周村、邹平等十几个县城，逼向济南！
八月下旬，有一天上午，领导上通知，说肖主任要我迅速赶到博山前线，当时我在《山东画报》社工作，立即打好背包，挎上照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发。从滨海区到博山县，要翻过沂蒙区许多岭，徒步行军得走五、六天，半机械化到底比双腿跑的快，第三天黄昏就赶到目的地。
进入博山城，看见工厂的大烟囱和卷扬机，心里很兴奋，找到指挥部肖主任的住处，警卫员领我走入一间大房子，屋里摆着沙发写字台，灯光明亮，肖主任正在看文件，听我喊了“报告”，抬头看我给他行军礼，马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带着惊讶的神气，笑着问道：
“你来了！怎么跑的这样快？”
“骑着自行车来的。”我回答。
“骑自行车？”他感到奇怪，“一路翻山越岭，道上净是石头，车子怎么骑？”
“根据地老百姓修了公路。上山我扛着车，下山骑着跑。”我说。
“好，好！”肖主任高兴地叫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说：“大反攻以来，解放了许多县城，要好好报导一下。下一期画报，要出专刊，登大反攻胜利的照片……”
肖主任简要谈了山东大反攻的形势，叫我到攻城部队采访，拍摄城市和工厂的照片。末了吩咐警卫员，叫管理科在附近给我号一间住房。
访问攻城部队，参观工厂，补拍一些照片，忙了两三天。这天清晨，警卫员找我说，首长叫我吃过早饭，带着照相机跟他出发。我赶忙到伙房，提前用了早餐，来到肖主任的住处，只见门外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肖主任穿着整齐的黄军装，扎着皮带，打着绑腿，神采奕奕，从大门里走出来，背后跟着两个挎着驳壳枪的警卫员。
肖主任问我：“吃过早饭了吗？”
我回答：“吃过了。”
“这里的工作干得怎样了？”
“按照首长的指示，差不多了。”
“好！今天一块到渤海军区去，顺路到淄川、周村看看，上车吧！”
这是辆新缴获的小轿车，司机也是原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老乡。肖华主任坐在前坐，我和两个警卫在后座。出发时候，一辆敞蓬卡车在前面开路，车上载着警卫班。小车跟在后面驶出博山城，顺着公路向淄川前进。
汽车到了淄川城，开到县政府门口停下，肖主任下车走向县政府的大门，我拍下一张照片。接管县城的鲁中部队领导，向肖主任汇报解放后县里的情况，又领我们在大街上巡视一番。我们继续乘车向周村进发，周村是胶济铁路上一个繁华市镇。商店已开门营业，工厂机器也在转动，老区来了许多骡马大车，正在面粉厂外广场上装车，我跟着肖主任参观，随手拍了几幅照片。
在街上转了一阵，已是晌午天，周村驻军招待吃了午饭，特意为首长多炒了两个荤菜。肖主任叫我去请两位司机来同桌吃饭，那两司机长年为敌伪开车，刚解放了半个月，心里胆怯，已经和警卫班在吃大锅饭，不敢和首长一块吃饭，我向他们解释，肖主任说他们开车辛苦，一定得过去，他们勉强跟我过去，心里忐忑不安。肖主任热情请他们坐下，又替他们夹菜，两位司机知道肖主任是个大官，心里感动得不得了。
吃罢午饭，继续出发，汽车横过胶济铁路，我看见钢轨下的枕木全是铁做的，心里有点纳罕。过了胶济路，是渤海平原，一路上村庄稠密，在日寇铁蹄下生活八年的老百姓，看见我们的汽车，站在道旁欢迎，儿童们还跟在汽车后面追赶欢叫。
太阳偏西，汽车开进邹平县城，到了渤海军区司令部，杨国夫司令员、刘其人政委和一些领导人，迎接肖主任。肖华同志不顾旅途疲乏，喝了茶寒喧几句，立刻和军区领导同志谈工作。杨司令员和刘政委汇报大反攻后渤海区的军事形势，新解放区的情况。肖主任询问拒绝向我军缴械投降的敌伪动态，了解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情况，我充当临时秘书，做了记录。
晚上，刚安顿好住处，肖主任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他说明天上午要给渤海军区直属队做形势报告，叫我帮他整理一份材料，他口述我记录，我写出文字稿，他一再修改，一直工作到深夜。
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印象淡了，幸好当年拍的几张照片尚未丢失，帮助我的记忆。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肖华同志指挥鲁中和渤海两路大军逼近济南，突然接到山东军区电令，要他火速回滨海区，不几天，他奉命奔赴东北，指挥从海陆两路先头到达南满的山东部队。
一个月以后，我和一批干部，从临沂出发到胶东，从龙口乘汽船渡海到庄河乘汽车抵安东（今丹东）。肖华同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联十月革命节后的一日，他接见新从山东来的干部，给我们介绍了东北和安东的斗争形势。当时安东和鸭绿江对岸，驻着苏联红军，安东市里有国民党地下军，市外有小股日伪军，晚上经常听见枪声。日本人留下的军用仓库，都被苏军接管。我们部队到东北，重武器全留在山东，急需补充。碍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不便公开将军火交给我们。十月革命节那天，后勤部派了一些大卡车，载着好酒好菜和香烟水果，到各仓库与看守的红军战士联欢，当他们酒足饭饱半醉的时候，打开仓库的大门，让我们的卡车开进去，装满武器弹药和被服，等卡车开离仓库，苏军故意打一阵枪，以示仓库被“抢劫”。
肖华同志讲的这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不几天，我奉命去接管安东广播电台，带着保安部队一个班，拿着市人民政府的委任当台长。副台长以下全是伪满留用人员，他们中有国民党员，表面上应付我们，内心里盼着中央军。我军进入安东，他们分散隐蔽电台器材和主要零件，谎称机器坏了。广播事业对我们是新鲜事物，我既不懂技术又缺乏经验，只好做做工人和下级职员的工作，挖出隐藏的机件，请电话局山东来的田指导员帮助，动员留用的日本技师，费劲修好机器开始播音。
一九四五年除夕之夜，肖司令员到电台来，向辽东人民广播新年祝辞，刚讲了几句话，突然屋外轰隆一声，播音中断，电灯熄灭。我急忙叫警卫员站好岗，不许任何人进入播音室，好好保护首长。又吩咐警卫班，在电台周围布置警戒。肖司令员看我有些慌张，冷静地叫我乘他的小车出去查看。我和田指导员坐车出门，只见六道沟一带全部停电，变电所依然无恙，原来是一处高压线遭到破坏。后来我接受教训，在附近保安司令部安了一条专线，首长广播不必到电台来。这一事件当时没有查清，解放后肃反运动，电台伪满留用人员交代，是安东国民党地下军所为。他们还计划乘机刺杀肖司令员和我，看到警卫森严未敢动手。
我在安东广播电台工作期间，肖司令员和夫人王新兰同志很关心，两次亲自到电台看我们。一九四六年春末，辽东军区迁到本溪。四月初旬，接到上级通知，肖司令员要我带着广播乐队到本溪，为迎接军调部三人小组组织晚会。广播乐队是年初为了传播解放区音乐歌曲成立的。队员中有三位日本音乐家，是乐队的台柱，演出节目中有他们的独奏，考虑到三人小组中有美方及国民党代表，还有美英法等国记者，节目单上都改用中国姓名，如钢琴家高田哲夫，改名高哲夫。报幕时要用中英文，临时找不到英文译员，我只好“滥竽充数”。
我带着乐队到本溪，才知道蒋军进攻本溪，肖司令员指挥南满部队，消灭蒋军四千人，三人小组中的美蒋代表，向来是蒋军进攻时装聋作哑，失败时跑来调停。我到司令部，肖华同志刚从前方风尘仆仆回来，脚上穿着破布鞋。他简单问我节目准备的情况，便对我说：
“三人小组马上就到，把你脚上的皮鞋脱下，借我穿两天。”
我脱下皮鞋，换了他的破布鞋。肖司令员走了。我想晚会上要当司仪，总不能身上西服脚下破布鞋上台，便跑到文工团，从道具中挑了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鞋头塞了一块棉花换上。
当天晚会上，美蒋双方主要代表两个将军借故不出席，只叫次要的代表参加，四个外国记者全来了。肖司令员致欢迎词时，说明此次蒋军进攻本溪的真象，揭露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广播乐队演奏了解放区歌曲、广东音乐和世界名曲。
以后多年，很少见到肖华同志。一九五四年，我从广州军区到北京，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我因为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在部队中挨了整，毕业时，要求转业到地方。肖华同志当时是总政副主任，他让干部部的同志劝我留在部队，到军报去编副刊，我仍然请求转业，经批准到北京市文联。
我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当了所谓的“职业作家”，一无编制，二无工薪，出差旅费自理，完全靠稿费生活养家。挨整意味着不能写作，写了也无处发表，将近三年不能发表作品，没有收入，又正是“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困难可想而知。我向党委和市委写了多次申诉，均不予理睬，真是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只得硬着头皮向肖华同志写信求援。肖主任很快让我到西直门招待所，参加写山东战史的会议，要我参加这项工作，又叫秘书给北京市委宣传部某领导人打电话，请他们迅速处理我的问题。
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北京市委为我平反。三年前由我执笔写的话剧《兵临城下》，开始在沈阳演出。国庆期间，《兵》剧来北京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的关怀和支持。周恩来为话剧改编电影，找我到中南海谈话，给了很多宝贵的指示，罗总长当面要我回部队。我考虑到长期在部队工作，比较熟悉部队和战争生活，到地方上八年，还是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为主，回部队对今后写作比较方便，正好总政要成立创作组，经过肖主任的批准，我又穿上军装。
十年动乱，是非颠倒，将文艺作品的性能夸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它是推翻一个政权制造舆论的工具。我的《兵临城下》被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上点了名，“文革”一开始就拿它开刀，我当然成为最先被打倒的“黑线人物”之一了。
起初着实不理解，以为真的错了。不久看到敬爱的首长肖华主任被揪斗，总政被说成“阎王殿”，有些开国元勋的老帅和将军们也挨整，心里产生怀疑。到七四年看到“四人帮”反复批判《兵临城下》，才醒悟原来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是为了整周恩来总理。
一九六九年在军事学院一次批斗大会上，看到肖主任穿着没有红领章的军衣，被押到台上，心里难过极了！见他被折磨了三年，身体没有消瘦，从容站在台上，心想他到底胸怀豁达，感觉有点安慰。会上听见一个曾经在他领导培养下的高级干部，言不由衷地念着批判稿，不敢面对肖华同志，我不由暗中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到底搞什么名堂？”
以后在大街上，看到对肖华同志造谣诬蔑的大标语，不禁嗤之以鼻，更增添我的怀疑与忧虑。
大约是七四年国庆节前后，听说肖华同志出狱，住在帅府园一座小楼，我高兴地跑到帅府园，那里有几幢小楼，不知他住在哪一幢？看见临街门口有个姑娘，酷似王新兰同志，跑过去一问，果然是肖华的女儿。她领我上楼，肖华同志客气地请我坐下，递上一支烟，还划了火柴，我急忙接过火柴，寻思他在狱中几年，不知怎么折腾他？以致把一个老部下当成上宾，心里不是滋味，但看到他身体健壮，又感到欣慰。
“肖主任身体怎样？”我问。“看你比以前胖了。”
“在监狱里吃窝窝头吃胖的，”新兰打趣地代他回答。
肖华同志正二八经地说：“我总想有一天要出来，出来还得工作，我每天跑步锻炼身体。”
当时还是“四人帮”当权，只能谈谈家常和一般情况，看来他对外面情形十分生 疏。他告诉我这次出狱，是毛主席、周总理让他参加国庆十五周年。
陆续来了一些客人，都是来探望老首长的，屋小人多，我只好起身告辞。
一九七八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写罗荣桓元帅的故事，尽管我对罗帅比较熟悉，也只是抗战时在山东的情况，要从罗帅的生平选出若干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必须广泛收集材料。罗帅去世十多年，只能从他的亲属、老战友和老部下口中，发掘一些材料。
在北京，我访问了十几个老将军，接着到山东、成都访问。肖华同志长期在罗帅领导下工作，是我访问的主要对象，当时他在兰州军区当政委。九月初，我在成都给他打了电话，他高兴地接受我的请求。
从成都坐火车到兰州，肖政委派一位同志到车站接我，安顿在军区宾馆。听说肖政委刚从新疆视察部队回来，想过一天再去打扰。恰巧第二天上午，宾馆组织参观刘家峡水电站，约我一同去。下午回宾馆，服务员说，上午肖政委和王新兰同志来宾馆看我，吩咐返来后给打电话。我感到很抱歉，让首长先来看我，而且扑了空，心里不安，立即给王新兰同志打电话，她说肖政委等我呢！马上派车来接我。
我到肖政委家，看到他和夫人身体健康，心里很高兴！经过十年浩劫，都已进入花甲之年，能有个好身体，可以继续为党工作，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呢？在北京时，我听说肖政委常下部队，跑遍了黄土高原和祁连山南北，担心他吃不消，如今看起来，倒比在京结实多了，讲话时还是那样和蔼，嗓音清亮，仍然和鲁西初次见面时一样，还是一位年轻的将军！
谈了家常，谈了北京一些老同志的情况，对罗瑞卿同志的不幸去世，都感到痛心。我提到此行的目的，肖政委说罗帅是他的良师战友，一定满足我的愿望，要准备一下再谈。
说今忆旧，不觉天黑了，肖政委留我吃晚饭，特地让厨师做了几样西北风味菜，还有一瓶茅台酒，王新兰同志劝酒，肖政委为我夹菜。十几年没有和老首长同桌吃饭了，革命的友情胜过丰盛的酒肴，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晚饭后到小礼堂看电影，见到韩先楚司令员，还意外地碰上蓝文兆副政委，使我想起抗战时许多往事。
在军务繁忙中，肖政委抽空和我谈罗帅，从一九三0年说起。他当时十五岁，被派到红四年当青年委员，罗荣桓政委手把手教他做工作，教他军事常识，教他打草鞋……讲到反“围剿”中教他打仗，讲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在总政治部工作，罗帅无微不至地关心他，呕心沥血地培养他，肖政委心情激动，意味深长，使我感到肖华同志的成长，一生的光辉业绩，渗透着罗荣桓同志的心血，也使我想起自己在部队中，深受罗、肖首长的关心和教诲，心弦同样震动，这就是革命者的传统呀！
访问结束，肖政委劝我参观敦煌石窟，这是个好机会。不巧接到电报，菲律宾一位分别四十年的朋友，专程到北京来看我，只得作罢。离开兰州以前，肖政委知道我写罗帅故事的出差旅费无处报销，特地请陈宗奉同志给我送来回北京的机票，并且为我报销去兰州的火车票，不但免收宾馆的房钱，甚至连餐费也免了。事情虽小，却令我感到无限的温暖！这就是早被一些人忘却的阶级友爱呀！
肖华同志为革命战斗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他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必将载入新中国的史册，我这里只记述一些琐事，作为纪念肖华同志逝世的两周年祭。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北京
（《特区文学》1988年4月）
将军之死
——悼念肖向荣同志逝世十一周年
又是一个春天，已经是第十一个春天了。
春天是美好的，然而想起了肖向荣的死，我的心中却感到压抑！悲痛！因为他是不该死而死的啊！
肖向荣同志被迫致死，整整十一年了！
十一年来我时常想起这位胸怀坦荡，肝胆照人的解放军中将，想起了他热爱革命事业，关心爱护同志，想起和他相处的日子，想起他对我的教诲与帮助……。
肖向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肖向荣同志的死，是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一九一0年九月，肖向荣生于广东梅县石扇新田村。父亲是个贫农，后来去印尼爪哇做工。肖向荣读完初中，十六岁投身革命，那时正是白色恐怖时代，他在闽、粤、赣边各县做革命工作，参加游击队。一九三二年调到中央苏区，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长、十五兵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建国以后，他当了国防部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尽千辛万苦，战胜狂风恶浪、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五十年。
在五十年的战斗生涯中，他没有死于白色恐怖，没有死于蒋介石的“围剿”，没有死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却死于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中的一小撮阴谋家和野心家手里，怎不教人悲愤顿脚、仰天呼唤！
一条毒蛇到处游动
六十年代开始，林彪当了国防部长，今天喊高举红旗，明天叫“突出政治”，挖空心思，创造了许多口诀，什么“最活最活”啦，“顶峰”啦，“活学活用”啦，“天天读”啦，“老三篇”啦……。林彪这一套创造发明，迷惑了许多人，骗取了领导的信任，他的地位无形中高了起来，野心也跟着不断膨胀。
当时的老帅们、将军们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不无看法，罗荣桓元帅曾在会议上提出异议，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也对他的“顶峰论”提出意见。罗荣桓于一九六三年去世了，罗瑞卿成了林彪的眼中钉！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对罗瑞卿软硬兼施，一个打一个拉。罗瑞卿光明正大，刚直不阿，既不怕打，又拉不动，对林彪一些无原则的做法，继续抵制。
林彪恼火极了，决心拔除眼中钉！
叶群像一条毒蛇到处游动，首先游到肖向荣家里。一九六三年有一天，她到了肖家，看了各个房间，伪装关心地对肖说：“怪不得打电话找不到你，原来你家没有装上红机子。”第二天，她派人给装上红电话机。另一次，叶群对肖传达林彪的话：“你什么时候想到林那里，就什么时候去。”
肖向荣开始思索：“林彪曾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他有病，遇风出汗，见水拉稀，叫少去人，要罗总长替他挡驾，为什么对我格外关照呢？”
疑问解开了。有一天，林彪把肖向荣叫到家里，要他汇报罗瑞卿的情况。肖向荣当时是中央军委的副秘书长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经常和罗瑞卿一同办公。他看出林彪的用意，冷冷地回答说：“罗总长身体很好，工作也不错嘛！”
两句话顶得林彪拉长了脸，秃头冒烟，他决心先拿肖向荣开刀，暗中搜集攻击他的“炮弹。”
一九六四年，叶群“四清”回来，写了一篇东西，林彪要印发给全军。罗瑞卿和肖向荣看了，都认为林彪要公开吹捧老婆，是我党历史上开了最坏的先例。肖向荣坚决反对印发，林彪火上加油。
一九六五年，叶群到部队转了一趟，回来以后，耸人听闻地叫嚷，说她发现了“军事冲击政治的严重问题”，要给机关作报告。肖向荣知道，叶群指的是罗瑞卿提倡的“大比武”，不同意叶群作报告。后来，林彪坚决支持老婆作报告，肖向荣拒绝去听。林彪在他所谓“突出政治”的“前言”里，写下叶群这一发现，要印发给部队，肖向荣支持罗瑞卿的意见，对林彪的“指示”作了修改，又一次触怒了林彪。
对林彪那一套“高举”，肖向荣说，只强调“突出政治”，而不管工作做的好不好，是空头政治家；他说，八小时工作是个制度，不能放下工作去“天天读”，他说，“老三篇”是ABC，我们要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他赞成罗瑞卿提出学习三十本经典著作的计划……
林彪对这些大发雷霆！但光凭这点材料，还不能置人于死地，于是那条毒蛇又到处游动。
有一天，叶群跑到军委办公厅，对王兴刚副主任说：“我经常看不到材料，不了解部队的情况。”王兴刚听了后，说：“你来当个副主任，看材料就方便了。”叶群看他不明白自己的意图，暗示地说：“我近来眼瞎耳聋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着。”王兴刚笑笑地回答：“听说枸杞子可以明目，你多吃点枸杞子；耳朵聋嘛，可以治一治，搞个助听器。”
叶群碰了个软钉子，气的咬牙切齿地跑了。但她不死心，依然到处游动，想在鸡蛋里找骨头。
肖向荣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叶群找不到攻击他的“炮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自古一切坏蛋陷害好人，都采取这种手段，林彪一伙也不例外。于是一场围攻肖向荣的丑剧，在紧锣密鼓下开场了！
坚决和林彪作斗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间，林彪亲自指挥，经过精心策划，对肖向荣搞突然袭击！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捏造罪证。会越开越凶，帽子越扣越大。起先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彭黄漏网分子”（一九五九年中央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黄克诚大将等同志被诬为反党集团。）……不久，林彪又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肖向荣被诬为“罗瑞卿集团的重要成员。”文革开始，又加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搞大国沙文主义”、“里通外国”等等罪名。专政也逐渐升级，监督劳动变为秘密关禁，家里被抄了一遍又一遍，不知道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肖向荣被揪斗围攻的情况，家里人无法知道，局外人更不清楚。我们只能从他当时写下的简单日记和札记里，看出被迫害的一斑。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不可能详细记录，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在封建法西斯专政下，忍受着折磨，坚持不屈的斗争。
下面是肖向荣日记和札记的摘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通知我有严重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开始三天大批判……硬是诬陷我是“彭黄漏网分子。”因此，罗瑞卿同志到会上讲了话，说我不是什么“漏网分子”，当晚，这个情况汇报给林彪。林彪立即指示：停会三天，要重新部署。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传达林彪二十五日的“指示”，“把肖向荣的问题揭发出来，有重大意义。不然，让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的人，盘据在部队重要岗位上，将来会造成严重的恶果，要彻底揭发，要杀鸡给猴看。”
十二月初通知我说，罗瑞卿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要我与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问题。
十二月二十日，大会宣布：对我实行专案审查。自从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会议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大搞“逼、供、信！”林彪这样搞，其险恶用心，虽然不甚清楚，但总感到不那么简单。果然，不到一个月，就对罗瑞卿下了毒手。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下午，问我：“这几天，对揭发自己的罪行，思想上有什么考虑？你若不老实，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你要抗拒，我们就要从严了！”
三十一日下午，训话：“不要只从说你是卖国贼，民族败类上去想。这样，就越想越不通。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自己的罪行。”
四月一日，学习《为人民服务》后，写了交待自己“罪行”的检讨。写好了交上去。
四月二日，训话（因昨日的检讨）：“全篇都是放毒、表功、推脱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从反面把自己描写成了英雄……再执迷不悟，站在什么立场，就要得到什么结果。”
四月三日，思想汇报后，又给训了话：“群众对你的犯罪是气愤的，死不坦白，更为气愤……群众要知道你死不悔改，是要来打死你的……”
这一阵紧一阵，一声高一声的呵叱，比敌人的刺刀，深深刺痛自己的心还要痛苦……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革命意志是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呀！从少年时代，自己思想上有了改造贫苦落后旧中国的愿望起，到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一直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征途。在若干时刻，如“四一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后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秘密工作，游击生活，红军艰苦的反“围剿”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跟上来了。现在，是不是掉队了呢？不会，绝对不会！这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
六月十一日上午十时。两个人来谈话：“我们代表党向你正式宣布：现在已经查明彭、罗、陆（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一个案件，是一个反党集团。你是这个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你和大小‘三家村’有关系，但是你灵魂深处，没有向党交心。”，我当即申明，“我不反党，我不是反党集团的成员，更不知道有什么反党集团。”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帽子从天上飞来，危言耸听！完全是歪曲捏造的卑劣手法。不如此，怎能把人置之于死地呢？何其毒辣！古今罕闻！
他们在五月二十八日，背着我写了个“关于肖向荣同志错误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上报前，也没有给我看过。印发了一个多月，因为要降级发薪，才把文件给看了一下。我大吃一惊！整个报告都是用刀笔吏的手法写成的。满篇歪曲，捏造，莫须有的“张冠李戴”，硬扣帽子，枉加罪名……实在令人痛心。还有什么“你过去没有想到有今天吧？”“要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样刺伤人心灵的恶意讽刺，实在难于入耳。我坚定相信党的政策总有一天会落实……对于危害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我是至死也不会承认的。就是为此含恨而死，我也在所不惜。我要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要我老实交待与罗瑞卿同志如何勾结在一起反党。我说：“我不反党，也不知道罗瑞卿有反党的问题。”
从这以后将近两年，肖向荣的日记中断了，札记不见了，是被抄去还是散失了？恐怕都不是。一九六七年——六八年，祖国大地上阴云密布，恶浪翻天，肖向荣不断被拉出去陪斗和游街，不论白天黑夜，拉着就走，自然也免不了戴高帽、挂黑牌……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他只能打掉门牙连血咽，把痛苦、仇恨往肚里吞。如果把真情实况记录下来，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林彪的爪牙们，提供新的“炮弹”。还有，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起，肖向荣被当成阶级敌人，关到秘密的地方，当然也不会有纸笔，想记也无法记。
一九七三年，林彪自我爆炸后一年多，肖向荣释放回家，他绝口不谈被摧残和受侮辱的情况。看来，他不愿当家人揭开这令人伤心和愤怒的疮疤，而增加家人的痛苦。然而我们还可以从他被关禁前的纸片上，看出他被迫害的情景：“这种做法，比我们对待俘虏的敌人还要过分的多，有何政策可言，这种对人精神上、心灵上的摧残，比鞭笞更为残酷！”
老战士的英雄本色
林彪和“四人帮”把“五七干校”，变为迫害干部的劳改场和集中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林彪发布“林副统帅一号命令”，以疏散为名，强迫大批老干部去干校，他们设下了骗局，告诉肖向荣党的关系带去了，到干校可以过组织生活，可是一到干校就宣布他是专政对象，继续监督劳动。
多年的监督与迫害，摧残他的身体。他衰弱不堪，而且得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症。他已是花甲之年，却叫他干重体力劳动。被抄家抄剩下几本书，也让他登记上交，只准留下《语录》和《毛选》。他对这一切，气愤地写道：“又是一个圈套，远出河南，名为疏散，实为囚徒。”
囚徒的劳改生活。沉重的劳动，摧残和折磨，没有把他压扁，相反地更加坚强！他依然“红心朝北斗”，坚信黑夜不会长久，总有“红旗高举黑旗摧”的一天。于是他“决心苦战练思想，立志长期受折磨”，“胸中红日唯嫌少，身上泥巴那怕多”，他每天“披星戴月气激昂”，冒着春风料峭，冷月寒光照”，挺着腰板和大众飞舞镐头，“汗如雨下透衣裳，修成渠道超千米”他在清明阴天下水田，“脚入淤泥手打颤”，和大家一起撒种育秧。他在雨中和小伙子们共推架子车，“拖泥带水滚深洼，前拉后撑走些些，那怕路长风带雨，只求步稳正无斜……”
上面引用的肖向荣的诗句，是他当年劳动生活的写照。下面抄录他一九七零年前后写的三首词，可以看出他在凄风苦雨，阴森森的环境中，依然红心向党，革命意志坚定，保持老战士的英雄本色。
南乡子 （自励）
且喜乘东风，导向还归大众中。
下定决心重锻炼，加工。争取“沙场”获两丰。
惭愧白头翁，手足无能气力穷。
唯有埋头堪体现，初衷。贯彻平生一点红。
浣溪沙 （但愿）
镐铲锄挖汗如雨，口咸喉涩手麻痹，遥看葵朵又斜西。
但愿晨昏都向日，何妨时刻且重枝，年年花果永如斯。
清平乐 （言志）
钟声报晓，人比钟声早。一任斑斑不服老，独自思量“三好”。
抬头仰望高峰，惊回险落沧溟，但愿余生热血，盎然重现青葱。
宁可站着死去
林彪“折戟沉沙”，肖向荣将军的愿望实现了。他以“余生热血”和“重现青葱”的生命，和“四人帮”斗到最后一口气！
老将不减当年勇，残酷斗争无所畏。一九七五年，他就任国防科委副政治委员，立刻动手扫除林彪和“四人帮”破坏干扰遗留下的垃圾堆。他一丝不苟地建立工作秩序，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整顿机关部队，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单位的问题，他连续工作两个昼夜。
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吹得神乎其神。肖向荣闻出一股妄图打倒老干部的血腥味，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对干部们说：“我们学理论，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这是经典著作，标准的政治课本，其它任何人的文章和学习参考材料，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有人问他针对什么文章说的？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怀疑张春桥的文章，犯了反经验主义的错误。”
八月三日叶剑英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作报告，肖向荣反复向机关干部传达，特别强调这样一段话：“有的人，有了小洋房、小汽车还不满意，还要到处出风头。有的人不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就在军队中开展群众运动，今后要坚持顶住！”
有人问他听到关于《红都女皇》的传闻没有？他说有，详细情况日后会清楚的。
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骤，掀起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一时乌云滚滚，杀气腾腾，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拿国防科委开刀，阴谋把张爱萍主任打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干将”、“永不认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批判会上，肖向荣挺身而出，主持正义地说：“张爱萍同志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他对革命同志的评价，却遭到“四人帮”打手们的恶毒攻击！他们当面向王洪文告状。王洪文恶狠狠地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搞右倾翻案风是主要的！”
江青一伙在国防科委的帮派势力，按照主子的旨意，经过精心策划，带头点名批判，极力煽动群众集中火力对准肖向荣，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而迫害张爱萍、聂荣臻、邓小平和叶剑英。肖向荣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他们诬蔑说是“三分病，七分装”，“患的是政治病”。他们不断进医院迫害病人，用质问、提问题、传达“群众意见”等手段，逼着肖向荣表态拥护“反击右倾翻案风”，逼他出院向大会交待问题。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含沙射影叫嚷要打倒邓小平。他们又上医院逼他表态。他说：“报纸文章不能代表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指示，我也不能表态。”他们诬陷他对抗毛主席，扬言要把他抬到会场进行批斗。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肖向荣终于被迫出院。出院时心绞痛不断发作，医生在出院证上写着“有随时发作心肌梗塞的危险，全休一个月，继续门诊治疗，防止发生意外。”
然而那帮权迷心窍，毫无人性的小丑们，看了出院证，不仅不安排他休息和治疗，反而积极策划对他的批斗。出院当天的早晨，就打电话通知他去参加“两委扩大会。”肖向荣在党委会上表示：“重要的会议来一下，其余的时间按照医生的要求在家里休息。”但会议主持人，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要他先参加半天会，再考虑全日参加。
对这种横蛮的决定，肖向荣回到家里气愤地说：“叫我参加就参加，怕什么？”
从二月二十七日起，他被大会围攻，小会追逼，大搞车轮战、疲劳战。三月三日，“四人帮”的亲信亲自上阵指挥，帮派骨干蜂拥而上，大喊大叫，大轰大嗡，造谣诬蔑，恶毒的人身攻击，从上午到深夜，围绕着张春桥的文章《红都女皇》的问题和叶帅批评“四人帮”那段话，要他交代，说他造谣攻击中央首长，特别追问那段话的来源。
肖向荣自己承担责任，就是不说那句话是叶帅的报告。那帮人死揪住不放，恶言污语，攻击咒骂，机枪炮弹，暴风雨般地打来，肖向荣像高山上的青松，屹立不动。在批斗过程中，他的心绞痛多次发作，靠吃药和毅力支持，为了把他往死里整，他们故意拖延时间，刺激病人，在深夜散会的时候，一个头头大吼一声“肖向荣半年不交党费，要他交代！”又是一阵围攻，完全是造谣中伤！另一个头头接着说：“今天大会开的很好，他顶着不说心里话，我建议明天继续开大会！”
以后半个月，继续大会攻、小会轰！无休止的迫害。肖向荣白天参加开会，夜里还得准备第二天的“交代发言”，心绞痛经常发作，病情一天天恶化，然而围攻越来越凶！有时他回家，连楼梯也上不了，靠司机扶着上楼。有次他的夫人余慎同志问他，他气愤地说：“没有真理！”
三月十七日夜里，为了赶写第二天大会的发言，他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写到下半夜。他痛苦极了，老泪纵横地对余慎说：“这样屈辱地活着，不如站着死去。”
十八日上午他赶去开会，会场空无一人，他没有接到延期的通知。九点钟心绞痛发作，十一点回家，连续发作两次。到了下午，请来大夫作心电图。他们硬说情况还好，不够急诊条件，不让住进医院。
十九日，病情已经很危险，可是还来电话叫他去开会接受批判。上午，三0一医院的内科主任前来出诊，认为病情十分严重，需要立刻住院。但是太晚了，送到医院他已经奄奄一息，抢救无效！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肖向荣将军在残酷的迫害下，含冤怀恨离开我们了。
一九八七年春写于北京
（《虎门》1988年6期）
大海唱起挽歌
——哀悼敬爱的罗瑞卿同志
客地惊闻将星坠，
烈火中烧泪花飞；
浪涛声声忆旧恨，
海风阵阵添新悲。
犹记榕城骂国贼，
岂忘燕京斥四虺？
长思教诲铭五内，
定继遗愿志不移。
八月八日晚上，我这一生当中，又添了一个不眠之夜。收音机里传来噩耗，敬爱的罗瑞卿同志逝世了！我的脑袋像遭到雷轰，胸中似烈火焚烧，霎时天旋地转，心里悲痛万分，眼泪夺眶而出。
几天来，青岛的气候异常闷热，这突然到来的坏消息，更使胸口堵的难受。我身不由主地走下楼梯，步出旅舍，迎着海风，来到岩石兀突的海边。
空中昏昏沉沉，天边闪着电光，响起隆隆的雷声。我站在岩石上，望着迷茫的海面，听着浪打礁石的涛声，心潮胜似海潮，怎么也无法平静。
真没有想到，前些日子在北京，我曾约请罗瑞卿同志，抽空和我谈谈罗荣桓同志的事迹。我知道，一九二九年他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和罗帅在一个部队工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粉碎白匪军几次“围剿”中，他们并肩作战，成了亲密的战友，对我军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建设，都作了杰出的贡献。解放以后，他又和罗帅在北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军的革命化和现代化，日夜不懈的工作着。林彪大搞假左真右，反对学习马列主义，阉割毛主席著作，搞的那套“顶峰论”和“三十字经”，他和罗帅都跟林彪作过斗争。罗帅光辉的一生他很熟悉，如果能聆听他的谈话，对我正在写罗帅的故事，定能增添新的生动的篇章，如何写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能得到宝贵的指示。
罗瑞卿同志答应我的请求，但由于他每天要处理许多军中大事，总是抽不出时间。秘书同志告诉我，罗秘书长住在医院里，每天都要办公，最近实在太忙，等稍为空闲一些，再通知我去谈。
七月下旬，我来山东以前，罗秘书长要去治病。我曾默祝早日看到他健步行走，期望返京以后，尽快和他见面，聆听他的教诲。谁曾料到竟永远见不到他了！教我怎能不痛惜难过呢？
罗瑞卿同志以七十二岁高龄，挺着病残的身体，焕发革命青春，迈上新的长征路程。正为恢复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拨乱反正，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战斗不息的时候，万恶的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遭受多大的损失啊！教人怎能不捶胸顿足、悲痛不已呢？
海风吹着蒙蒙的细雨，我呆头呆脑地站在雨中，心神恍惚地向着大海。大海正为革命英雄的长眠而悲伤，波涛正为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逝世而哭泣，雨水正为亿万人民失去优秀领导者而洒下泪花。
不知什么时候了，我感到身上冰凉，摸了一下淋湿的军衣，缓步走回旅舍。
窗外闪着电光，滚着雷声，哗哗的大雨落在凉台上，更加重我胸中的悲痛。我躺在床上，听着风雨雷鸣，辗转反侧不能入梦。罗瑞卿同志的容貌声音，不断在我的眼前出现，在我的耳边响着。……
那是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抗大在甘肃庆阳的学员，走了十几天。来到陕北甘泉县，和陕北公学、青训班合并，编成抗大一分校，准备东渡黄河去山西。有一天上午，三千多同学，集合在一个广场上，场当中台子上，站着一个细高条的首长，用四川口音讲话。当时没有扩音器，我坐在讲台较远的背包上，听的不很真切。约略记得他讲完抗日战争形势，号召我们到敌人后方去，去向工农群众学习，去向战斗部队学习，在抗日战争的大熔炉里，把自己锻炼成坚强的革命战士。他还说，日本强盗打进中国，国民党军队闻风逃跑，日本鬼子到处奸淫烧杀，沦陷区人民正蒙受苦难，需要我们八路军去解救，去帮他们组织起来，发动广大人民的游击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鸭绿江。
他讲话的鼓动力很强，我们听了，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敌人后方，去和日本侵略者战斗！
由于没有听清对他的介绍，我问身旁的队长：
“这个讲话的同志是什么人？”
队长是个老红军。他说：“咱们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同志。”
漫长的战争岁月过去了。十几年后，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才第二次见到罗瑞卿同志。他身体壮实多了，配上长高个，显得格外魁伟。
以后见到罗瑞卿同志，多半是在公共场所，有时是听他作报告，有时是在晚会上。
一九六二年国庆节，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兵临城下》，国防部办公厅为驻京三军团以上干部，在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专场演出。罗瑞卿同志也来看戏，当时他是总参谋长。幕间休息时，看我穿着便衣，他用剧中人的语言，玩笑地问我为什么“解甲归田”？并且说：
“你是部队培养长大的，还是回部队来吧。”
演出结束，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摄影留念。他还向周总理介绍这个戏。周总理接连看了三次演出，每次都作宝贵的指示。
敬爱的周总理和敬爱的罗总长，对话剧与电影《兵临城下》，一直都很关心、爱护与扶持的。罗总长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推荐这个戏，要部队文工团演出。总政话剧团曾两次要排演，但被当时负责管文工团的一个副部长压制阻挠，始终没有排成。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在海南岛南面一个小岛上，听说林彪整了罗瑞卿同志，罪名是搞大比武、军事冲击政治和搞什么“折中主义”。当时，我心里很不平静。在小岛上工作生活了九个多月，我看到守岛部队整天忙着“突出政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干部整年为“四好”“五好”而操心，战士成天耍嘴皮、学“讲用”，就是不搞军事训练。许多战士的军事技术，不如岛上的老民兵熟练。炮兵海上实弹射击，不如女民兵“八姊妹炮班”优秀。在岛上，几乎每天看到美国的潜艇和军舰，一旦爆发战争，干部战士不懂军事技术，光打“政治仗”行吗？部队同志有时也流露出这种情绪。然而搞大比武，搞军事训练，已成了罗瑞卿同志的罪状，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林彪、陈伯达伙同江青和张春桥，进一步迫害罗瑞卿同志。林彪勾结江青炮制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座谈纪要》上，不但拿《兵临城下》开刀，而且公开点了罗瑞卿同志的名字。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和“四人帮”对罗瑞卿同志和他爱人郝治平同志，从精神到肉体，进行了百般的摧残，把他一家人搞的四分五散。其手段之毒辣，行为的残暴，真是令人发指！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到了福州，听说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治疗腿病，设法跑到他的住处。见面时，他双臂支着两条伤兵用的拐杖，从卧室里艰难地走出来，旁边还有人扶持。身体瘦弱，面容憔悴。十年不见，他那壮实魁伟的身材，居然被折磨到这般地步。我心里难过极了，眼睛潮乎乎，好容易才控制住眼泪。
“我这家人能够活着见面，都是毛主席给的。”这是罗瑞卿同志开头对我说的话。话里充满了对毛主席的感情，充满了对林彪一伙的仇恨。
我问到他病残的双腿，罗瑞卿同志说：
“林彪和邱会作想把我整死，叫总医院里爪牙，故意把骨头给锯去一块。”
罗瑞卿同志告诉我，现在给他治腿的是个老中医，有经验，他希望能把双腿治好，起码先治好一条，好继续为党工作。
看他这样大的岁数，身体被摧残成这个样子，还念念不忘要继续为党工作。听了以后，心里十分感动。从他身上，处处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贵品质，是我们后辈学习的好榜样。而那些整他的野心家阴谋家，只知道争权位谋私利，比较起来，真是天上地下，粪土不如！
谈到《兵临城下》，罗瑞卿同志说：
“那是我的一条罪状呀！”
我告诉他，离开北京前得到通知，准备第三次批判《兵临城下》。
他奇怪地问：“怎么又要批判？”
我说：“听说要结合林彪六条战术原则来批，用几个连队的名义写文章。”
他沉吟了一下，用鄙视的语气说：“醉翁之意。……”
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一九六九年，第二次批判《兵临城下》，我就模模糊糊地感到，不全是对作品和作者来的。批林批孔时候，报刊上发表大量露骨影射的文章，稍为用心阅读的人，都懂得这是“项庄舞剑”——“意在周公”。这时敬爱的周总理正病重住在医院，拿和林彪战术原则毫不相干的《兵临城下》再来批判，不是更明显了吗？
罗瑞卿同志关心地问我，这几年都到过哪些地方生活？写过什么东西？我向他汇报到过几个省份，写过小说、报告文学和电影剧本，可全都是白费力气。
“为啥子呢？”
“大概因为我写过大毒草《兵临城下》，人家对我的作品，不能不慎重考虑。再说，我又不愿意写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
罗瑞卿同志苦笑了一下，对我指示道：
“不发表不要紧，还要写，按毛主席的指示写，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嘛！为工农兵服务嘛！只要是好东西，总不会永远埋在地下。”
本来，我对“四人帮”统治的文艺园地，搞的百花凋零，已经有点心灰意懒，觉得没有出路。他这一指示，使我在茫茫黑夜里看到曙光，不仅在文艺上，而且在政治上。
罗瑞卿同志很关心各地的情况，我把一些亲眼看到的和他谈。我说批林批孔以后，好些地方又乱起来了。闹停产，打派仗，争席位。特别是福建的晋江地区，几乎全面复辟了。拿石狮公社为例，有些生产队分田到户（或兄弟队）。自由市场泛滥，投机倒把横行。百货公司空空的，商品来了，前门进后门出，都跑到市场上卖高价，买一盒火柴要花四分钱。公家的菜市场，被私商摊贩占踞，鱼肉蔬菜，应有尽有，全是高价。公家盖房子，要向私商买石头。什么电机大王呀，石头大王呀，手表大王呀，都出笼了。大跃进砸掉的菩萨重修金身，香火不绝。神姐巫婆，卖卜算命，赌场暗娼全有了。
“共产党的领导呢？”他插话问。
“党倒有一个，可谁知道是什么党呢？”我说。
听完我的介绍，罗瑞卿同志久久不能平静，脸上露出愤怒和忧虑的神色。他一言不发，最后长叹一声。
我知道他恨的是什么？忧的是什么？叹的又是什么？当时四害横行，他还没有分配工作，只能把这些埋在心中。难怪他出来工作以后，不顾年高身残，日以继夜地为拨乱反正而拚命干活！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林彪和“四人帮”假借批判《兵临城下》，实为阴谋迫害周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写了一份材料，附上周总理的谈话记录，分送中央首长和有关单位，请求为《兵临城下》平反。同时放映这部电影，请一些首长和同志审查。罗瑞卿同志审查影片前一天，仔细看过我们写的材料。看完电影，他仍然认为是部宣扬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好片子。他痛斥“四人帮”不读毛主席的书，专搞阴谋诡计！他们阉割、歪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说什么否定武装斗争、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全是欲加之罪，胡说八道！
今年三月，辽宁省委为话剧《兵临城下》平反，话剧重新在沈阳上演。罗瑞卿同志关心电影的重新放映，有次张平化同志对罗瑞卿同志说，他带着问题去看这部电影，却找不出什么问题。罗瑞卿同志很快托人转告我。
今年“八一”建军节，正当影片《兵临城下》重新在全国放映，而自始至终关怀《兵临城下》的罗瑞卿同志——我们敬爱的老首长，竟然和我们永别了！……
往事如潮水，一齐涌上心头。罗瑞卿同志的光辉形象，光明磊落的一生，五十年的英雄事业，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回旋荡漾。
夜深了，风息雨停了，雷声不响了。窗外传来一阵阵有节奏的低音：呼噜噜，呼噜噜，……这是什么声音？
啊！我明白了，为了哀悼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心中敬爱的罗瑞卿同志，是潮水在哭泣，波浪奏着哀乐，大海唱起挽歌。
1978年秋写于青岛
（《北京文艺》1978年10月）
将星璀璨耀神州
——《开国将星》画册读后感
《开国将星》——一部沉甸甸的画册，连日阅读，思绪万千，欢喜兴奋之余，生起淡淡哀思。许多老首长、老领导和老战友的容貌，一张张在眼前晃过，历次战争中的场景，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想起那些为人民解放而牺牲的战友、想起那些为建设祖国而鞠躬尽瘁的同志，我的心情逐渐似画册一样沉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为了庆祝这个伟大节日，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在艰难条件下，编辑出版这部《开国将星》，使开国功臣们名垂青史，让子孙后代知道新中国如何从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明白今日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千万不能忘记！永远继承先辈的遗志，努力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开国将帅们授勋授衔。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809位少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开国将星》只收入仍健在的部分将军165位，在编印过程中，又有13位不幸去世。元帅和将军们的照片虽然印在前面，但缺乏生平事迹。这一遗憾，希望不久的将来，得以弥补。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老帅和将军们率领部队几十年的英勇战斗，也不会有新中国。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敌人。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十年苏维埃革命反对蒋介石五次“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连绵二十多年的战争，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军官士兵从战争中学会战争，得到火与血的锻炼，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指挥艺术，成长为将军元帅。这些将帅除了少数经过正规军校和部分受过短期训练外，大部分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点。
我本是闽南海隅一村野顽童，念了两年私塾。1932年去南洋谋生，当过学徒店员，做工卖报，半工半读，在老共产党员革命教师的培育下，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后回祖国参加抗战，到延安当了八路军，至今六十多年，仍然是一个老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到战火的锻炼，得到领导的培育和同志的帮助，特别是每次战斗，看到指战员们英勇顽强，无私无畏，常使我自愧不如，只好努力学习，紧跟着前进。如果说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那是党和部队培养的结果。
将帅们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罗荣桓元帅和肖华上将。
抗战开始，八路军115师首战平型关，歼灭日寇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三千余人，转战晋西又打了午城、井沟和汾离公路三战三捷，歼灭大量日伪军。1938年奉军委命令，部队分散向冀鲁苏皖四省的敌人后方进军。黄克诚率344旅挺进苏北，彭志明率343旅685团奔向鲁西南和皖东北，肖华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冀鲁边与先头到达的曾国华部汇合。师长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去会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被国民党卫兵误伤，回延安疗养。副师长（政治委员）聂荣臻留在晋察冀边区开辟工作。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师直属队和686团，改编为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军。1939年春天到达鲁西，打下樊坝，在陆房突破日军重围，在梁山战斗歼灭日军300余人，转入沂蒙山区。
115师政治部出版两份报纸，《战士报》和《时事通讯》（后交地方改名《鲁南时报》）。我在抗大一分校化学队毕业后，分配到师参谋处任防化参谋。由于我在菲律宾《华侨商报》的历史被发现，不久被调到报社工作。罗荣桓同志已升任政治委员，仍住在政治部。他对党报十分重视，每期必看，重要社论亲自执笔，经常和报社同志谈话。1940年夏天，肖华同志调师政治部当主任，领导报社的工作，但罗政委仍很关心，不时作指示。罗荣桓当年不满40岁，几乎是全师年龄最高的人。他外表严肃，内里温和，不但是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平易近人，爱护干部战士；他生活朴素，与部队同甘苦，处处是模范。肖华年青活泼，年仅24岁，就已经是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只比我大两岁，而且长时间是领导我们的首长，直接对我帮助教育，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除了上面两位首长，对我直接帮助教育的还有罗瑞卿和谭政大将。我写话剧《兵临城下》，周桓上将不但多次参加讨论，而且写一场看一场，提出修改意见。“文革”中他为此剧受连累。肖向荣中将在我挨整困难时，给的关怀勉励，令人难忘。1943年《战士报》停刊，我下放到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江拥辉少将是当时的营长，他率领我们在诸城、高密和胶县敌占区打游击，放手让我带一排人单独活动，与大队的日伪军遭遇，由于指挥失当打了败仗，他对我宽容安慰多于批评，使我接受教训铭感于心。我们成了好朋友，来往数十年，直到他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请我吃一次饭，成了最后的诀别。
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星，我较熟悉的和有来往的100多位，可惜多半不幸已经逝世，其中有些年龄比我小也先我而去，令人感叹！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的时代，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都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但在文学艺术上反映的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受了西方思潮和腐朽封建文化的影响，居然喊出“告别革命”、“反对崇高”、“淡化政治”等奇谈怪论，这无疑是对革命先烈和开国英雄的亵渎！
因此，《开国将星》画册的出版，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
（1999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