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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杂论篇
生平最大快事
余生来愚笨，不谙世故，屡碰钉子，常吃苦头，自以为是，死不悔改，故而坎坷倒霉！然亦有快事，且知足常乐，是以活的还算潇洒。择生平最大快事21则如下：
1.童年在南洋当学徒，黎明即起，夜十时就寝，终日劳累，疲乏不堪，上铺倒头便睡，天天如此。一日生病休息，仰卧帐中，忽见蚊帐四角，均有一团黑物蠕动，坐而视之，乃臭虫成堆，尝闻“虱子多了不痒痒”，而今夜夜喂这许多臭虫，居然身上不痒，方信斯言不谬。心思白日辛苦，晚上还要被吸血，恨极取空铁罐头、用竹片将臭虫尽拨置罐中，加汽油点火烧之，闻嗤嗤臭味，报仇雪恨，十分痛快！
2.商店倒闭，四处流浪，在马尼拉做工卖报，当推销员，生活艰苦，但自由自在，苦中有乐，不亦快哉！
3.在马尼拉中西小学半工半读，毕业时力争第一名，因有规定，各侨校毕业班会考，第一名可免费入华侨中学，否则每学期交数十比索，实无力上中学。果然上天不负苦心人，会考时得第一名，太高兴了！
4.1936年处女作小说《饥饿的孩子》，在《华侨商报》星期刊上登出来，见报时好生得意！
5.日寇入侵东北，蒋介石卖国求荣，反诬张学良不抵抗。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活捉蒋介石，闻之心中大快！
6.“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有望，全民抗日呼声甚高。拟回国参加抗战，恨囊中羞涩，无钱买船票。适同乡想去海南岛开发，不识粤语和普通话，请我当义务翻译，为我买回国船票，好不高兴！
7.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望多年的全民抗战爆发，驱逐日寇、报仇雪恨有望，令人兴奋！
8.1938年由西安徒步去延安，行军十天，腰酸腿疼，一日下午，望见延安城墙和宝塔山，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已到，精神振奋，疲乏消除，不亦乐乎！
9.徒步十日到延安，一天一身汗，时值初冬，棉衣湿了又干，浑身汗臭味，不洗澡太难受，我们几个华侨学生，于晚饭后到延河里游泳，几个穿着棉衣的抗大同学在看热闹，笑我们这些南蛮子发疯，我们洗的痛快，自得其乐！
10.八年抗战，在敌人后方打日本鬼子，三天两夜行军作战，忍饥挨冻，生活困苦。1945年8月，忽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欢天喜地！
11.辽沈战役，有一天行军百余里，在打虎山饶阳河之间，堵住西逃的廖耀湘兵团，将他的部队打的稀巴烂！活捉几十个俘虏，竟有几个军的番号，实在有趣，也很痛快！
12.三年解放战争，消灭蒋介石军队八百万，六亿人民翻身解放，举国同欢，我也乐在其中！
1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来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全国人民欢欣若狂，我高兴的掉下眼泪！
14.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造成。我被迫下放顺义县牛拦山劳动改造，开始吃包米面窝窝头，以后缺粮，食刺儿菜玉米面大包子，初时野菜嫩尚好吃，渐渐野菜老刺儿硬拉嗓子，但不吃要挨饿。春节时宣布吃一餐大米饭，每人一杓红烧肉，全队雀跃欢呼！不亦乐乎！
15.文革期间，林彪篡军夺权，迫害老帅们及许多开国元勋。1971年9月，忽报林彪叛国外逃，摔死在外蒙古温多尔汉，真是老天有眼，恶人恶报，痛快万分！
16.十年浩劫，江青的“四人帮”横行霸道，大搞法西斯专政，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坏人当政，好人遭殃，冤狱遍神洲，怨声满天下。1976年10月，忽闻四条害虫被活捉，真是喜从天降，大快人心！忙约几位好友，举杯庆贺！
17.199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76周年纪念日，又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喜庆日子。我有幸去香港观光，看着人民解放军端坐在大卡车上冒雨进入新界，受到香港居民夹道欢迎；看到五星红旗在中英交接仪式的会展中心迎风飘扬；看到末任港督彭定康携带妻女登上军舰，灰溜溜离开他祖先强占的中国领土，心中无限痛快！
18.离家去参军，转眼十六春。1954年回闽南老家探亲，与久别的家人及儿时小朋友会晤，不亦乐乎！
19.归国四十余年，1981年访问菲律宾，与亲友团聚，和侨团联欢，不亦快哉！
20.话剧与电影《兵临城下》，被江青诬为大毒草，本人被打成“三反分子”。送西北和中南劳改。打倒“四人帮”，话剧重新上演，电影制新拷贝在全国放映，冤案得以平反，不亦快哉！
21.四十年代，某领导借整顿组织纪律，将我撤职，登通告上报纸。五十年代，整我的领导人被打成大右派，《人民日报》上登了大字标题，新华社发电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整人者人恒整之，不亦快哉！
1998年6月，北京。
（《四川文学》1999年3月号）
如何把文章写的简练
——答雨松同志的信
编辑同志：
我自己很喜欢写东西，但写了不少东西很多是退回来了，即使登出一二篇，亦是经过很多的删改。你们来信中，指出我稿子里主要的毛病是不简练，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不过我感到现在许多文章大多是有骨头而没有肉，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总想加以具体的描写。有时自己也感到写的太??嗦了，但总是写的不简练，如何才写的简练？希望给我们圆满的答复。
敬礼
雨松
雨松同志：
我们很欢喜像这样来讨论问题的，不过关于“简练”问题的答复，不一定能够圆满，只就我们所知道的写出来，并把它公布，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补充。
我们说“简练”并不是简单化和抽象化，今天有些文章的确是有骨无肉，但这并不是简练，而是简单化，记得以前有位同志，曾经把青口战役的十八勇士的英勇故事，写的非常简单，他只是用“不屈不挠”“伟大气节”“党军的本色”之类的字眼来写，在整个故事，他仅说明了一个大概，至于如何不屈不挠的抵抗，如何在敌人的威胁引诱酷刑下，表现出他们的伟大气节都没有写出来，自然使人看到只感到有骨无肉。
如何把文章写的简练呢？
一、首先要看材料（内容）的多少，来决定你写文章的长短。比如在你那篇描写一个群众大会的文中，你用了很多的篇幅描写会场的环境，又用很大的篇幅描写几个人讲话的内容，他们讲话的姿势，声音的高低都写上来了，最后是用一连串的口号来结束。像这样仅仅是个以军民合作为内容的群众会，没有特殊生动的材料，用千多字来写未免有点浪费篇幅，我们只好把它改成简讯登出来，我们要求有多少内容写多少，才能显出“简练”，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主张宁可把写成报告文学的材料，写成故事也不要把一个小故事拉成报告文学。宁可把可以写通讯的材料写成新闻，不要把一个新闻吹成“文艺通讯”。
二、在一篇文章中，不要平均的描写。而要集中力量去描写最主要的部分。比如你那篇战斗速写内，本来有几个英勇的故事，但描写他们时，比描写“炸弹轰轰轰”“机枪哒哒哒”的枪炮声还少。同时在战前那一段行军的描写和战斗前的动员，也可以省去，即使要的话，也只须用三言两语写它就对了，否则看不出中心内容，反而把好的中心内容被这些过多的附带内容拖累，变成一般的别人不喜欢看的东西了。
三、要会利用读者一般的常识，把不必要的段、句词、字删去。如你也说明现在是春天，你只须说“桃花开了”就不必写成“桃花开了，春天来了。”你在描写敌寇的暴行这样写道：“鬼子来了以后，把一个大姑娘剥的精光，奸淫了后，满足的兽欲，又把那个大姑娘刺死，血从大姑娘的胸口流到地下，于是鬼子就得意地走出了房子，这位大姑娘死的真是凄惨呀！鬼子走后，母亲赶快跑回家，她的母亲看出大姑娘光着身子，躺在血泊的地上，不禁大哭起来……。”这就不如以下的简练：“鬼子走出房子以后，母亲赶快跑回家，看见她的女儿光着身子躺在血泊里，不禁大声的哭起来。”
有时候描写一个极其粗鲁的人，也可以写成“他的个性真像李逵”因为水浒中的李逵是为一般人所熟知，这样就可节省很多的描写。（当然不能用的过多）
四、写完以后，自己要多看多抄几遍，自己抄几遍；这都可以使你发现许多不必要的字句和段，但我们现在收到稿子之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没有经过抄几遍的。里面有许多错字、草字、白字、掉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忘了，自然就不易简练，编者就不得不加以修改，个别同志常因此而不高兴，这是不好的，因为他们不会把握为什么被修改，来做下次写作的经验。
望你从这些问题上多加注意，慢慢就会写的简练了。
此复 并致
敬礼
编 者??
（1951年《战士文艺》）
体验生活，改造思想
编辑同志要我写点体验生活的东西，说起来惭愧，在部队中十几年，对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战士的思想感情了解的很不深，对战场生活体验的很不够，对战术思想和军事知识懂的太少！实在谈不上什么经验。在这里，仅仅把我在连队工作中，深刻感到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文艺工作方针既然主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如果不熟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怎么能够创造出工农兵的典型形象呢？由于客观条件所造成，我们绝大部分文艺工作者，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写出或演出的工农兵，就可能或多或少是穿着工农兵外衣的小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
对于我们来说，体验生活和改造思想，两者不能分开。在体验生活当中，常常是改造自己思想的好机会，不但应该这样做，而且应该有意识的去做。
在下连队工作以前，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编战士报，虽然每次战役，差不多都到前方，看到了指挥员指挥作战，看到了战斗员冲锋肉搏，并且在战后进行采访。但今天想起来，这种观光式的体验生活，对一个新闻记者已经不大够，何况对一个文艺工作者！许多有生活基础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尚且不大主张自己这样做，何况我们都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呢？
有人把这种采访，比成人家种好树结好果子，我们伸手去采摘，至于果子的甜汁里包含了多少血汗，包含了多少苦心，是怎样培植出来的，则体验的很不深。这个比方固然有些苛刻，也有它充分的道理，因为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很不容易熟悉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我在参军以前，搞过两三年文艺工作，因此在编报的时候，就希望将来有机会写点战争的东西，但想到自己参军四五年，没有亲身和敌人打过一次仗，将来怎样写战争呢？一九四二年，我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当我读到：“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即创作的过程。”深深的感到：毛主席对专家尚且如此要求，何况自己是个初学写作的人。
战争是火热斗争中最火热的斗争，这和其他的火热斗争本质上一样，但形式更紧张，内容更丰富。想写一部有价值的战争作品，不仅要付出同样的心血，而且要随时付出自己的鲜血。每个人都有恋爱经验，却不一定都有战争经验。想把战争生活再现出来，要比再现其他社会生活困难的多，战争中许多问题，对于部队以外的人，永远是一个“秘密”，要揭开这个“秘密”，如果自己没有深刻的体会，怎么能给别人以正确地说明呢？
在这种思想的主使下，我曾经请求组织让我下连工作，因为工作一时无人代替未被准许。整风当中，发现自己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很好的改造，于是为将来创作下连体验生活的思想，转为迫不及待的希望下连锻炼，正好不久报纸停刊，我的请求被批准，分配到战斗连队当副指导员。
我们的连队的前身是中央红军，同志们常常以井冈山下来的连队而自豪，是全团的主力连之一，正副连长都是长征的干部，指导员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从战士班长上升的，他们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行军作战和日常的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忘我的精神，而班排干部和战士们，也是一个个亲切可爱。
同志们的高贵品质，战火的锻炼，不但使我初步的熟悉了战士们的思想感情，体验了一些战斗生活，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更主要的使我的思想，起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
我们的一排副张文祥，是全团有名的“夜老虎”，山东军区十三个甲等战斗英雄之一，负过十三次伤，身上四十几处伤疤，一条小腿的骨头打碎了，医生前后给他的残废证有三张，是个二等残废，但他仍坚决留在前方。每一次负伤，非万不得已是不住医院，而常常是伤没有全好就要求回前方。在战英会上我对他说：“同志们都觉得你的功劳大。”他谦虚地说：“没有党的培养，没有上级的领导，没有同志们的帮助，像我这样的穷小子，那能当上英雄？功劳是党的，是毛主席，是大家同志的。”有一次我和他在一块作战，一颗迫击炮弹落在我们附近，他的腮上血淋淋的往下滴，他好像被蚊子咬着一样，一气不吭的指挥作战，反而问我负伤了没有，当时给我很大的感动。有一次作战后，他问我：“副指导员，你打仗时怕不怕？”虚荣心使我回答他：“我们一块打了几次仗，你看我是不是那种人？”他回答的使我惊奇，他说：“我有点害怕。”当时我以为他负伤太多了，也怀疑他和我开玩笑。但他却严肃地说：“谁不愿意活着？打日本也是为着老百姓的安全。”停了一下他又说：“一想到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一想起人类解放，就觉得浑身都是勇气，为着革命胜利，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这就是他勇敢的源泉。想起自己作战时虽然不懦怯，不能否认也有像他的想法，而考虑的更多的却是：自己是高级机关下来的，不要给政治机关丢人，不要给别人留下笑柄。甚至曾经一度想过，最好是不打死，而在不关紧要的地方负一点伤，留下作为打仗的纪念。多么卑劣的个人主义呀！
八班长郑德胜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英雄人物，每一次作战都很勇敢，有一次打伪据点，我跑到鹿砦跟下打手榴弹，刚打了一个，他就跑到我身边，抢去我手中的两个手榴弹，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副指导员，快下去，这里不是你的位置。”当时我很不高兴，后来一想，对呀，我好孬是一个指挥员，应该留在连指挥所，而且深深感到他爱护干部的诚心。后来他负伤了锯去一条胳膊，我到医院里去慰问他，我怕他情绪不好鼓励他，他坚决地说：“放心吧，副指导员，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有一只手，还能为党工作！”多么崇高的意志啊！
副连长唐林根，是一个不计较自己得失的朴实人物，一天到晚不说话，作战工作却非常认真。行过军他一定要督促战士们洗脚，但他的眼睛病的通红，却不关紧要的推着工作忙不去治。不论平时战时睡觉的时候，他从来不解绑带。在敌占区活动了两个月，总是穿着鞋子挂着驳壳枪睡觉，而我呢？绑带可以不解，鞋子总是要脱，挂包和驳壳枪不拿下来总是睡不好，今天想起来，这决不单是一个生活习惯问题，也是有一定的思想问题。打仗的时候，他总是简单的喊着：“冲呀！”或是“给我冲！”开始我总觉得他太简单了，有次和他带一个排单独在敌占区活动，一天清晨忽然听见轰轰的炮声，我估计是敌人包围我们的营主力，主张去策应一下，但他说：“不行，时间太早了，周围都是日伪据点，我们只有一个排，大白天暴露了自己，不但策应不了，还可能受到损失，还是先派两个侦察员去侦察一下情况，要策应也得等到黄昏以前再去。”他考虑的多周到啊！
像这样高贵品质的同志还多的很，我想这几个就足以说明了。
由于我童年时代就独立生活，当过学徒，卖过报纸，做过小贩，又在报馆里做过事，念书完全是靠自己。参军以后又是一帆风顺，在高级机关负责较重要的工作，因此在思想上，造成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整风的时候，虽然从理论上认识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害处，而真正认识了自己，还是下连队工作以后。
下连第三天，就和连长带二排去破坏一个未修成的伪据点，我的任务是带四十几个民工，准备拆毁炮楼，在出发以前，我把民工编成四个班，派半个班掌握他们，进到伪据点的山下，我跟连长上山看地形的时候，二排长没有通知我，就把半个班收回去。我们看好地形，叫通讯员把部队带上山，结果连民工也跟上来，离据点只有几十米远，机关枪手榴弹一响，民工呼噜一阵风往下跑，当时我没有想过这是自己的过失，没有尽到自己掌握民工的责任，不应让他们在战斗时上山，反而在心里怪二排长把半个班收回去，直到战后才知道是自己不对，而二排长却做的正确，因为他一共只有三个班的兵力，在战斗中怎么可以减去半个班。
有一晚上我化装成敌人的便衣，带一个排假称是伪军，捉到一个坚决反对我们的伪保长，又命令他去叫开一个伪乡公所的寨门，进圩寨以后，伪保卫团发觉是八路军四散跑了，我们的任务是捉伪乡长，我叫伪保长在前面带路，一到乡公所，我用力把不牢固的大门踢倒一扇，一个班冲进了院子，战士们全紧贴着大门的两旁，我却愚笨地对着堂屋的门站着，一个战士把我拉到墙边说：“危险！”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的无知，如果敌人有抵抗，早就被打死了。而拉我一把的那个战士，正是平时被大家叫做“傻子”的李步高。如果他是个“傻子”，我实在比“傻子”还要傻。
最严重的一次血的教训，是我和副连长带一个排在碉堡林立的敌占区活动，当时正值日寇扫荡，遭到一百多日寇和两百多伪军的突然袭击，伤亡了十几个人。主要原因是自己思想上过度紧张而有些惊慌失措，一晚上转移了两个宿营地，由于对地形的调查研究不够，第二次转移的庄子，正在通县城的大道旁，当时只片面地考虑到粮食困难（在那个庄子我们存有二百斤小米），只考虑到庄北三里有一溜大山，万一发生情况可以拉上山顶抵抗。到了驻地以后看完地形、发觉地形不好，主要的警戒方向离庄子二里路有一条岭，哨兵看不出去，又没有及时派出便衣哨到岭上警戒，只叫武工队派侦察员去侦察，武工队没有及时派侦察员，发觉敌情以后，敌人已经占领岭上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抗击了一阵以后，我带两个班和武工队撤向北山，又没有组织轮番掩护，以致乱了队形，失去了战斗力。
这一些，在编报阅读军事稿件的时候，都是一些起码的常识，自以为懂得很多，但在实践中，都忘的干干净净！
战后情绪上坏透了，由自尊变为自卑，差不多有一星期像失了魂，每天痛苦地想着那些牺牲的同志，懊悔自己的无能造成严重的损失，后悔没有展开火力给敌人杀伤。后来经过江拥辉营长和黄玉昆教导员的几次谈话教育，才重新振作起来。
另一次严重的教训，是连长张国全（这是后来的一个连长）的牺牲，张国全也是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在战士剧社当过分队长，打仗很猛，就是和我同一个毛病，个人勇敢！结果把二十多个重要的土匪包围在房子里，因为他的个人勇敢牺牲了，使一个有十足把握的胜仗，变成败仗！
打过了一次败仗以后，才把开始用了一点小聪明，搞了一点小胜利而自满的心理打垮，才知道个人英雄主义的危害，才知道自己不是英雄，而只是比战士文化程度高一点的一个军事上的新兵！
在战斗中，深深的体会了集体主义的伟大，哪一次战斗的组成，都像一部机器的有机联系，没有爆破组的开路，没有架桥组的架桥，没有突击队的突击，没有火力的掩护，没有主攻佯攻的配合，没有打援部队，没有后勤工作的保证，任何三头六臂的“英雄”，也难单独完成一个战斗任务。
在连队工作中学习的东西，是我一生中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肯定地说，没有这一段，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是写不成的，没有打过仗学过战术动作，许多战场动作一定不敢展开的写，而在连队中一块生活的那些英雄人物，都不断成为我的作品中主人公，“糖衣炮弹”中的孙刚，“铁脚团长”中的团长，“生死一条心”中的马二虎，都有张文祥的影子。“小铁腿长征记”中的梁志坚，“小周也要当英雄”中的周元顺，都像我们另一个英雄五班长李保兴的性格，“目标正前方”中曾兴旺，是照着副连长唐林根创造的。
重复地说一句，从我切身的体验中，体验生活与改造思想两者不可分开！采访式的体验生活，对我们文艺工作者，只是极次要的方式！
一九五一年写于汉口
《战士文艺》
关于作家“职业化”问题
作协创联部：
作家的职称和待遇，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作家就是职称，其社会地位及生活待遇，应和作品联在一起，写出好作品，待遇自然高，反之就低。但目前我国现行的体制及种种作法，却不是这样。
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作家都是穷困的，也许这符合“文穷而后工”的老话吧？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作家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上有大锅饭可吃，不至于挨饿。但由于长期“左”的思潮，把知识分子当成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加上传统性的偏见，除少数做“官”的作家以外，一般作家的政治待遇及生活待遇却不大好。
现行的一套做法，是鼓励作家当“官”，而不鼓励深入生活和创作。当官就有权，政治地位高，住房小车全有，出国访问带头去，写了东西优先发表等等。一般作家即便写出好作品，政治和生活待遇也不好解决。
目前全国掀起改革浪潮，作协机构和作家工作，也该进行改革。作协要成为作家之家，为繁荣创作而工作，为全体作家服务。作家工作的彻底改革，是取消大锅饭，实行按劳取酬，不拿工薪，靠稿费收入。好处是：
一、作家既拿工资又拿稿费，其他行业认为不合理，单拿稿酬，可消除这种意见。
二、促使作家多写作，出好作品。
三、促使少数长期不写作的挂名作家积极投入生活和写作，或改行。
四、缓和作家与行政、编辑人员间的矛盾。多数作家不愿做行政和编辑工作，而行政编辑人员，有的原来就是作家，有的也能写作，却苦于没有时间。实行作家职业化，双方可按经济规律和写作能力互相调整。
但是现行的各种体制，如不进行改革，实行不了作家职业化和创作社会化。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五十年代，中国作协号召作家职业化，并设有创作基金，供作家贷款，每月贷一百元，有能力即还，无能力就不还。据我知道，只有极少数人响应，有的按月去贷款。我当时年轻气盛，不自量力，当了“职业作家”，不拿工资，不要贷款，出差旅费自理，除了住公家的房子及公费医疗外，不拿国家一分钱。坚持了五年。1959年单位改变了办法，拿了半薪（约八十元）。1960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被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不能写作，写了也无处发表，戏被停演，书不能再版，三年中没有稿费或其他补助，一切待遇和市民一样，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1955—1960年，我四次深入生活：去山东抗日根据地农村三个月，去京西农村参加高级社工作三个月，两次去福建前线参加炮击金门的战争共九个月。参加两次政治运动（反胡风和反右）的半年。为了节省旅费，来往厦门和山东，均乘硬座火车（原待遇是软卧），住部队招待所（免费）。去京西和抗日根据地，则骑自行车。
五年中，我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诗歌和短篇小说，出了三本短篇小说集，一本诗集，重写、再版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写了话剧《白鹭》、《踏遍青山》和《兵临城下》等。五年中的稿费和上完税收入，平均每月约一百余元，约合原工薪的一半（原在部队每月工薪二百五十元），如果扣除旅费及出差补助，则不足一百元。
从搞职业化写作的实践中，我有几点体会：
一、由于不拿工资，不必奉命写作，创作比较自由，想到那里生活，想写什么，可以自由选择。因此写出的东西，成活率较高。
二、有了经济压力，必须勤奋写作。许多短小的作品，几乎全是在生活访问中，挤时间写出来的。这五年，是我创作的旺盛时期，写的作品最多。
三、生活、创作过于紧张，没有充沛的精力和艰苦的创作劳动，是不可能的。当时我正年富力强，思想比较活跃，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创作经验，加上创作热情，每天可以写几千字，一夜可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当然写作前还有酝酿和打腹稿的时间）。我写《白鹭》只用了七天，《兵临城下》两稿写了一个月。不过这两个戏，写作前的酝酿准备工作更长。
四、由于稿酬太低，作家要维持再生产，必须多写快出，作品不能精雕细刻，难免失于粗糙。
五、深入生活和写作，都要有充裕的时间，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是浪费作家的青春，随意整人，更是扼杀作家的创作生命。
从以上个人的体会看来，我认为要繁荣创作，产生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作品，产生新中国的曹雪芹和关汉卿，必须打破大锅饭，有步骤的实现作家职业化、创作社会化，但不能重复五十年代那种简单做法，也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做，要采取种种措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党中央保证作家创作自由，是繁荣创作的有力措施。为了给作家职业化、创作社会化创造条件，还必须提高稿酬，实行版税，制订出版法，改进书籍的发行工作。听说有些作协分会，已经进行改革，订出一些办法。去年夏天部队作家代表团访问哈尔滨，黑龙江作协给我们介绍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和创作的办法，我觉得不错。建议中国作协，将各地分会制定的措施，集中起来研究，订出一套可行的办法，供各地分会参考试行。
上面写了一大篇答非所问的“题外话”，可能全是废话，不过是当年少数试行作家职业化中个人的切身体会，如果作协要彻底改革作家工作，或许可作参考。
下面回答问题。
1.由于我在部队工作，职称和待遇问题，可能与地方上不同。共同点是政治待遇与生活待遇，均不如同级的行政干部。二十年来，我一直住在爱人单位的宿舍，住房拥挤，创作很受影响。现已离休，按规定可以分到房子，能有个较安静的环境可以工作。
2.从当前情况看，作家似应有职称，以利工作。但评定职称确很复杂，可能在作家中产生新的矛盾。职称高的作家，不一定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评职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待遇问题，除全面考虑作家的资历、贡献、能力外，应注意作家的工作条件及生活困难。
3.职称关系待遇的高低，特别今后工资改革，职务工资大为提高，关系更大。由于我对地方上的职称与待遇情况不了解，很难提出具体的建议。如果能制定一项办法，保证作家有较好的工作条件（特别是解决住房中有写作室），家庭生活不发生困难，职称可评可不评。
此致
敬礼
白 刃 1985年3月28日
古塘里的阴风
“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时，在矿山贴出大标语：“少生产一吨炭，等于射向帝修反一颗炮弹！”矿工们气愤地说：“这是古塘里刮出来的阴风，要顶住！”
古塘，也叫老塘，是挖过煤炭的废坑。
因为在很深的地底下，里面的风，阴森森，凉飕飕，就像旧小说里描写鬼魂出现时那样。
近来文艺界出现了一些怪论。有人说是春天里的一股冷风，我看更像古塘里的阴风。说它古，因为不是什么新鲜的玩艺儿；说它阴，因为“四人帮”的阴魂未散。尽管它打着“高举”旗号，标榜“为工农兵服务”，喊着“坚持党性原则”，但是剥开皮一看，原来是从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的《纪要》中拾来的破烂。
有篇评论叫《‘歌德’与‘缺德’》，就是这种样板。已经有不少批驳的文章，我不重复。另外还流传着一些论调，表面上不那么张牙舞爪，没有漫骂和挖苦，骨子里却更加阴毒。他们把谈艺术民主、反对“长官意志”，说成“实质是夺权”。把“写作家熟悉的”，说成“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把写教师和知识分子、写爱情和“伤痕”一类的作品，说成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更荒谬的是，居然提出宣传领袖人物，要按顺序进行，否则就会造成混乱。而且胡说什么“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混乱，文艺界有的人起了带头羊的作用的”等等。
瞧！又是扣帽子，又是打棍子，又是设禁区，又是划框框，这不是重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陈词滥调是什么？
粉碎“四人帮”，被践踏了十年、满目荒凉的文艺园地得以复兴，老树开放新花，新苗破土而出。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碎精神镣铐，大胆创作和演出，产生了许多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新作者。亿万人民为此高兴，也有少数人大皱眉头，认为“糟得很！”惊叫“偏了！右了！”大声嚷嚷：“如中央不及时抓一下，不要多久就会出现一九五六年那种情况。”这里的潜台词是：“可不得了呀！右派又要翻天了！”这些人对改正冤、错案这样熟视无睹，对落实党的政策这样无动于衷，却又那样热衷于重新抓“右派”！
短短的两年多，“文艺黑线专政”论能够借尸还魂，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警惕，不值得仔细想一想吗？原因很不简单！这不光是文艺界某些人极左思想的大暴露，而且是政治理论上一股极左寒流的反映，一种老病复发！“四人帮”统治了文艺界，控制了宣传机器，长达十年之久。他们贩卖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特别是其中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曾经毒害了不少人。铲除了“四害”之后，肃清流毒的工作做得很不彻底，尤其是对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的《纪要》，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深入的批判，有些人怕犯忌讳，长期不敢提《纪要》，有些地方批判一下，也是走走过场。
往远处看，建国以后，文艺界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全是“反右”、“斗资”、“批修”，没有触动过左倾路线一根毫毛。而每次运动，都是棍棒交加，帽子乱飞。于是一批“左拐子”批评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到别人用右手写字或拿筷子，都要斥之为“右派”，“右倾”。还有一种论调：“左倾是方法问题，右倾是立场问题。”当然是“左比右好”啦！不少人死抱着“宁左勿右”不放，把左倾的东西当成革命路线，奉若神明，看成正宗的马列主义，越左越好！林彪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不就是在这种土壤和气候中生长出来而恶性发展的吗？
不深挖极左路线的老根，不彻底肃清林彪和“四人帮”的流毒，无法解放思想，繁荣不了文艺创作，“四化”建设也会受到影响。
把揭露林彪和“四人帮”罪恶的作品，看成“暴露文学”、“伤痕文学”，怀疑是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歌德派”和“左拐子”先生们一颗新造的炮弹，是当前文艺创作的拦路虎！这些先生们揣着“两个凡是”的法宝，抓住党中央提出“四个坚持”的时机，重新挂起“钢铁厂”和“帽子店”的招牌，想否定当前一些好作品，这是办不到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十年来，我国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亿万人民受到空前的浩劫！你说是好还是坏？是解放生产力还是破坏生产力？当然，你会说这是林彪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结果。对啊！那么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为什么不能暴露之？为什么要给这类作品，戴上“暴露文学”的帽子呢？
党的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我党实事求是的作风，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多年来的沉冤错案平反，这是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表现。文学艺术既然要作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那么，对林彪和“四人帮”这伙凶恶的敌人，要不要狠狠的打击？要不要通过作品，揭露这帮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所以能够登台作恶的根源，从中找出惨痛的教训？要不要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警惕再让党奸国贼重新登台作恶，防止这种史无前例的大悲剧重演？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现在出现的所谓“暴露文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写特写，往深处写，往高处写！
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歌德派”和“左拐子”们，该不会忘了这条教导吧？你们不是口口声声喊着要把作家赶下去吗？请问，在“四害”横行的十年中，除了极少数“四人帮”的宠儿，有几个作家不被赶下去？文艺界绝大多数的同志被赶进牢房和劳改场，难道你们不清楚吗？的确，那里没有像你们所说的“红地毯”，也没有“舞会”和“盛宴”，却有铁窗和镣铐，“喷气式”和黑牌子，拳打和脚踢，还有古今中外和新发明的各式各样骇人听闻的酷刑！被赶下去的同志，有几个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手上有油污、脚上有牛粪”呢？有几个身上没有血斑、心中没有“伤痕”呢？又有谁在喊“苦也”，喊“虚度年华”呢？不！作家们忍受着十年的耻辱和痛苦，目睹亿万人受到摧残和迫害，决不会忘记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决不会忘记这些亲身体验的血淋淋、火辣辣的斗争生活。并且一定要用自己的笔，揭露这种中世纪的丑恶行径，使子孙后代珍惜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永远杜绝封建法西斯专政！
“歌德派”和“左拐子”先生们对当前写爱情、写教师、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很有看法，企图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来扼杀多样化的作品。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恋爱结婚是男女青年必经的阶段。作品中描写正当的爱情，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恋爱观，这是文艺创作的任务之一，道理很普通。难道像“四人帮”那样，长期在文学艺术上大搞“禁欲主义”，致使有些青少年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误入歧途，甚至作案犯罪就好吗？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在作怪，一写到知识分子，就说是歌颂小资产阶级，是作者的自我表现。因而在作品中、在舞台和银幕上出现的知识分子，不是中间人物，就是反面人物；出现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是崇洋，就是保守，反正都是被改造的对象！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决非生活的真实。当前，广大的知识分子正投身于“四化”的建设，已经出现了许多先进人物，为什么不能当主人公来写？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把写知识分子、写爱情与写工农兵对立起来，拿“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来吓唬人，是枉费心机的愚蠢作法。
“歌德派”和“左拐子”先生们大喊写工农兵英雄，说穿了，是要设置新禁区，反对作家写熟悉的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这显然是江记“根本任务”论的翻版。谁说我们不要写英雄？我们的作品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战争年代有董存瑞、黄继光式的英雄，建设时期有雷锋、欧阳海式的英雄，文化大革命中有张志新式和天安门广场的英雄。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模范，更是我们大力歌颂的对象。我们并不反对塑造英雄人物，但是反对以写英雄为名而强加在创作上的紧箍咒。在五十年代，“左拐子”先生们评论一篇作品，总用这样三条：是否以工农兵英雄为主人公？是否写了乐观主义？是否写了党的领导？是就吹捧之，否就批判之。我当时给编了两句顺口溜：“创作三件宝，英雄、乐观、党领导。”我并不反对写英雄、写乐观和写党的领导，而是反对他们拿“三件宝”来束缚作家手脚。“四人帮”的“三突出”是“三件宝”的恶性膨胀。我们创造英雄人物，必须根据现实生活加以提炼，创造出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学得了的英雄典型。那种站在最高处、手拿红宝书、满口豪言壮语的英雄，那种天生的“高大全”的理想人物，是苍白无力的。那些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作品，只能败坏胃口，给人以反感。
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对于从古塘里刮出来的阴风，一定要消毒，要顶住！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对于极左路线，一定要挖根，要斗争！对于林彪和“四人帮”炮制的《纪要》，一定认真批判，彻底肃清流毒！
1979年夏于北京??
（原载1979年9月号《剧本》）
今天，更须要《讲话》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四十五周年
纪念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重新学习、坚持和发展《讲话》的精神，在今天更是必要。当年《讲话》针对从上海和大后方到延安的文艺家的创作思想，解决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今天文坛的思想，比当年更为混乱！各种奇谈怪论，五花八门的作品，莫明其妙的诗，拉小圈子，不恰当的吹捧……都以改革、探索为名出现。
回顾以往，看看现在，接受经验教训，坚持发展毛泽东文艺方向，创造出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好作品，是大家的责任。
一九三七年，我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战，三八年去延安，三九年到山东敌后，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参谋，不久调到政治部编《战士报》。当时报社只有几个人，打仗时上前方采访，写新闻、通讯，也写点文艺作品。
一九四一年夏天，山东举行文艺汇演，七个剧团在离敌伪据点十里的地方，演出《雷雨》、《李秀成亡死》等戏，汽灯通宵照亮，引起日伪军出来“扫荡”。冬天，五万敌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青山突围中，机关损失惨重，德国记者希伯牺牲。战后《战士报》发表社论，文中有“平时歌舞升平、战时则狼狈不堪”之句，就是对不顾敌后战争环境、太平麻痹演大戏的批评。社论是政治委员罗荣桓授意并亲自改写的。
一九四二年夏天，《讲话》通过电台发到山东。中共山东分局、战工会和一一五师的宣传、文艺工作者开会学习，对照检查，特别检讨小资产阶级思想，强调深入生活和改造世界观。地方上的同志分散到各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运动，部队宣传队打仗时到前方，抬担架、救护伤员，做战时鼓励工作。本来身在敌后农村，每日接触工农兵，似乎不存在深入生活的问题。其实不然，如果不和工农兵同吃、同住，一块劳动，一块打仗，仍然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不了解工农兵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改造不了自己的世界观，无法写出好作品。
经过深入生活，同时在延安大秧歌运动的影响下，山东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许多为战争服务、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
一九四三年，经组织批准，我实现了下连队锻炼的愿望，到十三团二连当指导员，和战士一同生活训练，亲自拿枪打过鬼子，这和过去随军观战大不一样。虽然时间不到一年，但无论对战争的体会，对士兵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熟悉，或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比任何时候收获都大。
一九四八年在哈尔滨，我争取到前方部队当记者，跟着四野六纵队，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亲眼看见廖耀湘兵团十几万“王牌军”，在辽西战场上覆灭！亲眼跟尖刀师打进天津，看到天津解放和人民的狂欢。北平解放及又被派到傅作义起义的骑兵师调查，了解起义官兵的情况。
这两次深入生活，成为我后来写战争、写部队的重要源泉，是在《讲话》指引下得到的。
《白毛女》和《血泪仇》，是《讲话》后创造出来的硕果，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成千上万俘虏兵，在解放营中受短期训练，看了这两出戏，认识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争先参加解放军，回头去打老蒋，成千上万新参军的农民，看了这两出戏，进行诉苦运动，提高阶级觉悟，认识天下穷人是一家，纷纷表决心，坚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建国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火热斗争中，创作出大批优秀作品。也有那么一些人，自命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却挥舞着“左”的棍子，批《武训传》、批《关连长》、反胡风、反右……给创造英雄人物定下许多框框；反对写人物从落后到转变，反对“中间人物论”等等。历次政治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刀，伤害大批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十年动乱，发展到登峰造极，林彪和江青一伙，打着高举《讲话》的大旗，到处乱砍乱杀！三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全是黑线，除了鲁迅，几乎所有作家都是反动的！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以为《讲话》就是“左”的根子，就是“紧箍咒”，于是不加分区，把《讲话》和“四人帮”连在一起，喊着“《讲话》过时了！”“新时期文艺要探索新的道路！”
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获得可喜的成就，出现了大批中青年作家和优秀作品，也出现一些不好的倾向。
否定延安传统、五四传统，甚至连民族传统也不要！捡外国人的破布当旗帜，现代派、抽象派、颓废派……一概当新潮接受、鼓吹。中国的文学艺术有丰富的传统，极高的成就。外国有哪部小说比得上《红楼梦》？哪个诗人超过屈原、李白、杜甫？“五一”节菲律宾来了一个征航文艺社。十个青年作家写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字优美、通俗易懂，既不朦胧，也不矫揉造作。他们生长在国外，却没有某些国内青年那股“洋气”。他们的口号是回祖国寻根，向中国作家学习，让他们学习什么呢？
无为论，主体论，写自我。作品不为人民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表现自己和小圈子的人和事，何必深入生活，更不用到火热斗争中去！
非英雄化，雷锋是假的，英雄是假的。美国有人写文章论中国文学，只提三十年代和近十年的作品，认为《讲话》后和建国十七年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政治图解，国内有些评论文章，也有类似的看法。
在无为论和非英雄化影响下，产生一大批所谓的“文化小说”。阴阳先生、和尚尼姑、寡妇懒汉、三寸金莲、阿猫阿狗、陈年旧事、吃喝一辈子的二流子……都成为描写的对象，成为书中的主角，成为学习的榜样。不为反映时代风貌，不加批判，而是赞美玩赏，甚至着意宣传封建迷信，一律捧为佳作。
写老干部、党支书，不是僵化保守，就是卑鄙小人，而国民党将军，却是民族英雄，甚至对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大军阀张作霖，也寄予同情，看了影片《血战台儿庄》，我认为艺术上是成功的。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台儿庄战役，对争取台湾回归能起一定作用。但影片中除了韩复渠，从蒋介石到士兵全是英雄，作为艺术片，值得商榷。不了解抗战历史的人看了会问：“不是说蒋介石不抗战，胜利后方下山摘桃子吗？”该怎么回答？
淡化主题、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朦胧诗、朦胧小说、朦胧戏。莫明其妙的诗句，莫明其妙的题目（如《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几百字一段不断句，故意打乱结构，生编硬凑拚造新词……让你猜谜，猜不懂活该，百年后自有人看懂！
走向世界，投外国人所好，把诺贝尔奖当最高标准，作品在国外得奖，成为创作方向。作家和演员也“走向世界”，遇罗锦跑到西德避难，受德国人的鄙视；有个女明星为了几十万美金，在美国影片《大班》中大卖色相，引起美国华人的愤怒；某明星干脆找个洋丈夫出了国……
描写性爱是大突破，名作家带头写，青年作者跟着来。听广播，姚雪垠同志在政协说，三十年代鸳鸯蝴蝶派不肯写，却由共产党员来写，我感到害臊。三年前我去菲律宾探亲，菲华文艺界举行文艺讲座，有人递条子问我：“当代文学写性爱是新潮，港台作家都写，大陆作家不写性爱，岂不落后了吗？”问题提的怪，不大好回答。忽然想起《金瓶梅》，我高兴地说：“如果写性爱是新潮、是先进，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就很新潮、最先进的了。四百年前，山东兰陵笑笑生，写了一部《金瓶梅》，可以说是写性爱的老祖宗，比起卜迦丘的《十日谈》、左拉的《娜娜》，写的更加露骨。说写性爱是新潮，其实是旧潮，或者叫回潮。成年人有经验看了无益，对青少年却有害。各国风气不同，中国人还有点封建，社会主义作家，当然不赶这个新潮啦！”说来惭愧！当时我还不知道国内有些作家，已经热衷于写性爱，因此在国外“老王卖瓜”。
文艺界形形色色，还可以举些例子，不多谈了。
我年老离休，孤陋寡闻，还想抽时间写作，无瑕多阅读，偶尔翻翻报刊，看看电视，听听议论，有点担忧。可能是思想僵化，赶不上时代。资产阶级文艺家，尚且提倡“真善美”，社会主义文艺家，难道不该给人民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粮？
中国革命，我军打了二十多年的仗，大小战役数不清，至今写的不多，拍成电影更少。早在台儿庄战役前，八路军一一五师大战平型关，是中国抗战第一次大胜利，威震世界振奋民心，至今还没有好好写。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也没有好好写，更没有在银幕上再现。罗荣桓元帅生前说：“我们四野待作家不薄！”我听了惭愧，因为我一直在一一五师和四野工作。但我并不偷懒，一九五零年即写了反映山东抗战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出版后即被围攻。五八年修改后再版，又受批判，七八年第三次出版，至今未见动静。解放战争，我除了即时写了许多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还写了四部多幕话剧，其中三部（《糖衣炮弹》、《白鹭》、《兵临城下》）全国都有十几个以上的剧团演出数百场、千余场，也不讨好。《兵临城下》被林彪、江青在《纪要》上点名，当成“大毒草”批判，文革中三次发动全国性大围攻，单是《辽宁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就有二百多篇。
为了写作，我两度被开除党籍送去劳动改造，每次作品挨批，都重新学习《讲话》，想从中找到自我批判的武器，但学习后感到冤枉，觉得没有违背《讲话》的精神，可又不得不作违心的检讨。检讨后不服气再写，写了又挨批，批了又写，因为觉得没错。你要打倒我，我偏要爬起来。我讲这些不是诉苦，而是希望接受教训，不要再来个“矫枉必须过正”、“反右必左”，吓的大家不敢动笔，不敢讲真话。要真正掌握《讲话》的精神，提倡实事求是，贯彻“双百方针”。创作自由不能收，否则出不了好作品，创作自由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千百万先烈为着实现这个理想付出了生命。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国策。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良心的作家，有责任创作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鼓舞广大民众为四化贡献力量，教育年青一代要有远大理想，为实现社会主义奋斗终生。文艺作品对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当年许多华侨青年走向革命，大多是读了进步书刊，受革命文艺的影响。我就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再会吧！南洋》，回国参加革命的。我现在是离而不休，每天坚持写作，每年自费出门跑跑，吸取新鲜养料。假我天年，我还准备写几部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文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纪念《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的会上发言整理的。）
含泪看《出路》
满怀悲痛参加了孔方同志的追悼会，又含泪观看了沈阳话剧团新创作排演的《出路》，不禁感慨万千，悲喜交集，余恨未已！
孔方同志是我三十多年的老战友了。我们一起工作、战斗过，特别在一九六二年他导演《兵临城下》的时候，朝夕相处，促膝交谈，他对剧本边演边改，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又在导演的处理上，花了很大心血，使演出得到广泛的欢迎。
也就是因为《兵临城下》，我们共同受了林彪和“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孔方同志过早离开人世，是被迫害成痼疾而亡。以他健壮的体格，英姿勃勃、精力充沛的年华，倘若不受迫害与摧残，还可以为党工作几十年！他比我小七岁，却比我先死！想着写着，怎不令人捶胸顿足、悲痛、惋惜，激起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死党的仇恨！
孔方同志在医院中，仍时刻关怀的《出路》，成功地在沈阳上演了。孔方同志的小儿子孔志军，在剧中扮演何晓光这一重要角色，也演得相当成功。我抱过这孩子，给他买过玩具，如今看他在舞台上演出，而且就在他父亲逝世时候，能化悲痛为力量，认真表演，仿佛当年舞台上的孔方同志。我一次一次擦着眼泪，真是悲喜交集，感到后继有人，可以告慰地下的故人矣！
更可喜的是《出路》这一剧，自始至终激动人心，把观众引到几年前那个使人痛心、迷惘、憎恨的大悲剧的时代！戏剧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揭开所有正直的人的伤疤，使你感到余痛犹在。余恨未已，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愿望：绝不能让这种惨痛的、丑恶的历史重演！
《出路》的主题，比我看过类似的戏深刻。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不仅是青年人、老干部感到没有出路；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感到没有出路，国家民族也没有出路！如果任凭那一小撮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特务、叛徒以及他们的死党、亲信再统治下去，就要亡党亡国，就要更进一步的大倒退！
《出路》的艺术结构也是可喜的。完全粉碎帮规帮气，活生生的人物，严密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使你看完戏还不愿离开剧场。
剧作者不用讲道理、喊口号，暗示了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搞四个现代化，才是我们今天的出路。作者通过北京天安门事件，两位青年的出走，正面人物的斗争，和一个结束的情节，展现了“四人帮”的横行不会太久，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就在头！??
听说作者陈欲航同志很年青，这次匆匆见了一面；另一个作者陈列同志是老演员、老同志，年纪也不大，在他们努力下，写出这样好戏，也是令人兴奋的事。
看戏当中，天安门诗抄中一句诗：“碧血已开胜利花”，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用在这里，恰如其分。
《出路》不是没有缺点，如最后一场松了一些，有些人物的语言，还可以更精炼、更准确些。表导演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使它精益求精。
我写这一短文，不是剧评，只是参加完孔方同志的追悼会，接着看了《出路》，匆匆写出的一点感想而已！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
（1979年3月17日《北京晚报》）
华侨史上光辉的篇章
——《华侨抗日支队》读后感
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好几个夜晚，伴着大海的涛声，我读着《华侨抗日支队》的清样。书中的描写，把我带回吕宋岛，带回马尼拉，仿佛看到华侨志士与菲律宾人民，并肩抗击当年日本侵略军，在炮火中涌现出一个个英雄人物。
我盼着这本书能早日出版，我相信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华侨和祖国人民也会喜欢它。
过完新年，接到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的《华侨抗日支队》，再次翻阅，心情依然激动，忍不住要写下一点感想。
这本书的作者梁上苑和蔡建华，是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华侨支队（以下简称华支）的战士，他们将亲身经历，用报告的形式，以朴素的文笔，忠实记录太平洋战争中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华支”的战史。作者通过日军在马尼拉的暴行，菲律宾人民的觉醒，华侨青年奔赴中吕宋参战，在丛林中建立营地，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在中吕宋和南吕宋展开游击战争，在日军统治下的马尼拉，建立抗日反奸的群众组织，铲除汉奸败类……书中还通过“华支”的长途行军，艰苦的生活，英勇的作战，最后配合美军攻下马尼拉，消灭了日本侵略者，完成抗日战争的神圣使命。
《华侨抗日支队》一书，纪录了真人的行动，描绘了真实的生活，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幅画卷，看起来感到亲切。它是海外华侨史上光辉的篇章，也是华侨的光荣！
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人有两千万，以东南亚为最多。几百年来，华侨披荆斩棘，流血流汗，对居住地各国做出巨大的贡献，与当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经出现过许多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惜留下的文字记载太少，特别由华侨自己书写的更少。因此，《华侨抗日支队》的出版，格外值得欢迎与重视。
早在三十年代，菲律宾华侨对日军占领东北，入侵华北，都感到无比的愤怒，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敌后援会。当时我在马尼拉参加救亡活动，认识了“华支”的领导人许敬诚（许立）和许志猛等。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我回国参加抗战，很可能成为“华支”的战士。不过“华支”在菲律宾打击日军那些年月，我也在祖国山东敌人后方，随八路军与日军作战！两地相距数千里，为了一个目标，艰苦生活又如此相似，怎不引起对往昔的回忆？当年尽管海洋阻隔，音讯断绝，但是在行军作战和工作之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免不了要思念海外的亲友，想着共同作救亡运动的同志。偶尔从新闻电讯中，知道菲律宾人民和华侨志士英勇杀敌的消息，都感到非常的快慰！
书中揭露日军在马尼拉，杀害我国外交官和华侨志士，读后不胜义愤，使我想起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更加痛恨不义的侵略战争。爱好和平的人士们啊！决不能让这悲惨的历史重演！日军残杀的华侨烈士中，有我在中西小学念书时的颜文初校长；有我在《华侨商报》工作时的于以同总编辑；有我在青年德育社演戏时的吴九如先生。当年我在马尼拉，他们都帮助过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被捕后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军合作，终于英勇就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他们的英名，将和“华支”的烈士，以及所有抗日的殉难者，永垂不朽！永远活在中菲人民心中！
一九八一年元月于北京
编者按：本文作者即《兵临城下》的剧作者，现在北京。
（香港文汇报）
满目青山夕照明
——喜读《未完的征程》有感
读着《未完的征程》，我兴奋激动，感叹不已。真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六月风波以前，难得听见人们谈革命理论，谈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报刊上也很少见到。似乎这些都已过时，而提倡高消费，讲究商品经济，一切向钱看，才是新潮！
去年春天我写过一篇通讯，提到在北大荒农场，还能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发表时被删掉了，大概编者认为不合时宜，认为我太保守。
我承认在这方面，自己是“保守”了。我想中国革命，千百万先烈流血牺牲，好容易打出一个新中国，树立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怎能不“保”着它呀？
为人民服务和为钞票服务，是两种世界观，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水岭。
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科技，为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有些人却把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一概照搬，甚至主张全盘西化。
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西方有句格言，叫做“金钱万能”，中国也有句谚语，叫做“人无横财不富”。全民经商，大小公司热，还立下新理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些人见利忘义，投机倒把，贪污受贿，走私漏税，坑蒙拐骗……以至六害横行。把西方腐臭的东西当成新潮，污染着神州大地，引起广大群众不满，特别是为革命流过血汗的老同志，更是深恶痛绝！
《未完的征程》书中，72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坚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以艰苦奋斗的坚毅精神，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从工作岗位上下来，继续走革命之路。他们奉献的不是余热，而是能够融化冰雪的火焰。他们像煤炭一样，燃烧自己，温暖人间，直至化成灰烬。
“离不离是组织上的事，休不休是自己的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不干事那就等于活着的死！”
本书开卷第一篇中的王遐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一次车祸中，王遐方死里逃生，落了个二等残废，右眼失明，左眼视力0.4，双腿一长一短。17年来，他自费跑遍全国27个省市，给300多所学校当校外辅导员，同170多个有特殊情况的青少年保持联系，对他们帮助教育。他说：“当今帮好一个孩子，不比当年攻一座碉堡意义小。”
《皓首公仆》文中，84岁的老将军孙毅，一生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公家给他用的小汽车，不准儿女们坐，却送街坊的孕妇病人上医院。他住的家属院，地震时成了邻居的避难所，节假日作为菜站和副食店的临时仓库。18年来，他每月花百多元给青少年买书刊，每年给学生们做几十场报告，成了北京内外20多所学校的政治辅导员和名誉教授。
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国内多年不提倡。电视屏幕上每天播放着外国侦探片，主人公个个是英雄，而我们有些文艺家，却在提倡非英雄化和淡化政治、淡化生活，真是咄咄怪事！
《战神背后》中的刘斌，在云南边陲守卫了30多年，当他从司令员的岗位上离休后，把大儿子送去参加自卫反击战，大儿子牺牲了，又将二儿子送上前线。二儿子战死了，再送女婿去作战。没有伟大胸怀和献身精神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位英雄父亲的高尚情操的。
农村没有城市舒适方便，有人想方设法往城里挤。《情洒故土》记述的南疆军区副政委陈春林，离休后不愿留在城市享清福，却回到井冈山下田垄村务农。当他看到村里1/3人家，吃不饱、穿不暖、住破房子，和40年前出去当红军时差不多，他心里淌血，不顾年高体弱，带头改变家乡面貌。他天不亮出门拾粪，一大早就下地，激起群众的劳动热情。为端掉大锅饭，1978年率先搞起责任田，顶住上面的批评，当年摘掉吃返销粮的帽子，向国家卖粮一万多斤。接着，陈春林率领群众向穷山恶水开战，苦战3个冬春，修了水库，养了鱼，办起小水电站，建立加工厂和养殖场，使坊楼乡成为莲花县里第一个富裕乡。
《未完的征程》上下两部，文笔朴实、内容丰富，篇篇都有不同的感人肺腑的故事。更可喜的是全书七十几位撰稿人，大多是新作家和业余作者。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国内外敌对分子搞和平演变，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开展学雷锋、学赖宁的今天，《未完的征程》是一部活教材，这些“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老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的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
我想起古词中“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更喜欢叶帅《八十感怀》中的两句诗：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199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魂系中华
——读颜元叔先生文章有感
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先生《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原载台湾《海峡评论》1991年第二期），文章充满火焰般的热情，读后心情激动，感人至深，禁不住想说几句话。
颜教授说，他读了何新先生的大文，泫然泪下：“我是不会为‘凄凄惨惨’流泪的，更不会为‘星星心心’流泪——父母八十六高龄寿终正寝，我亦流泪不多——唯独为中国的命运，为中国近代史，为中国当前的挣扎、奋斗与成就，我有流不完的悲痛泪，流不完的兴奋泪！信不信，我为亚运183块金牌，也情不已地流泪——无他，别无他因，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的成就！”
颜教授说，四十年来的中国，虽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除非是汉奸，除非是洋奴，除非是鲜廉寡耻的“烂香蕉”（这包括那众多心灵被西方殖民的华人知识分子在内），才会说大陆四十年还在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说长江变成黄河，说黄河变成“黄黄河”，说漓江变成一条泥水沟。颜教授痛斥一位已入美籍的高中老同学说这番话：“老兄，你依在美人篱下睁开瞎眼说瞎话，完全盲目于真相（他那里都没去过，只去过昆明）！地球只有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颜教授说：“我当即把这个来访的老同学——老汉奸！——赶出我家！真的赶出去。我家不容洋奴为座上宾！”
说的好，道的痛快！仿佛把我几年来压抑在胸前的话倒出来，怪不得我读着这恨慨的陈词会掉下眼泪。想一想前些年有些人数典忘祖，把老祖宗骂得一钱不值！长城不好，黄河不好，黄土地不好，黄种人的文化不好，黄皮肤也不好，恨自己投错胎，没有投到白种女人肚子里，似乎中国一无是处。这些人，不正是颜教授痛恨的汉奸、洋奴、鲜廉寡耻的“烂香蕉”吗？
颜元叔先生说：“中国的前途不在台湾（什么‘台湾经验’？可笑！），中国的前途不在港澳（殖民地岂是民族复兴基地……），不在海外华人，不在舔洋人后跟的学运民运小丑，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十一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十二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而要爱中国，不再只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绪，而是要像大陆四十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设起来——这才是爱中国！”
说的多么好呀！每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引起我回忆往事：小时候在菲律宾，时常受外国人欺侮，原因是祖国衰弱，日本兵侵入东北，蒋介石不抵抗。1937年我回国参加抗战，去延安当八路军，到山东敌后打鬼子，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又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于是又参加了解放战争。两次战争打了十一年，直打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可谓“苦尽甘来”！
建国后，风风雨雨四十年，走着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吃了不少苦，中国知识分子受了更多灾难，本人也是“在劫难逃”！可是中国强盛了，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人民翻身了，生活也得到改善，谁也不能否认。如果光看到苦难，只想到自己的委屈，八十年代初我去香港住了一年多，以后又去菲律宾探亲，就不会再回来。正因为看到新中国了不起的成就，才想把离休后的晚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尽点微力。同样的，许多吃过苦头的知识分子，也都不计个人得失，勤勤恳恳为中国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埋头苦干，为建设现代化中国而拚命工作。
正如颜教授说的：“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颜教授引何新先生的话说：“四十年前中国落后西方百年，四十年后还落后十年二十年（基础科学若干部门与西方并肩，甚至超前！）。”颜教授说：“四十年前中国参加奥运会总是扛个零蛋回，四十年后中国在奥运会虽未称霸世界，却已称霸亚洲，谁敢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过去四十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只有这种精神，这种体制，才能团结一切的人，团结一切的意志，一切的力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处处攻关，力成大业。”
单看四十年的苦难，看不见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是昧着良心说瞎话！
从旧中国过来的人都清楚记得，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是什么样子：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在各大城市设立租界，外国军舰在内河游弋，鬼子兵到处横冲直撞，上海租界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军阀混战，水旱蝗灾，哀鸿遍野，饿殍满地，老百姓四处逃荒……那样的世道不改变行吗？
再说洪水，洪水是自古以来最大的灾害。新中国成立前，史书记载的大水灾就有一千多次。1931年特大洪水，十六个省份受灾，死达370万人。黄河历史上曾决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平均每三年决口一次，每百年大改道一次。1933年黄河决口62处。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河南花园口大堤，没有挡住日本侵略军，倒使一千多万人民受灾！
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年，只有1954年发生一次全国性大水灾，今年江淮流域连降暴雨，百年罕见，十八个省市遭受洪灾，到处一片汪洋！但据目前统计，死亡不过三千，没有饿死人，没有灾民四处逃荒。这些并非是老天爷特别关照，而是建国后大兴水利建设，遭灾后百万军民奋不顾身，日夜与洪水搏斗的结果。
解放初期，我参加修筑荆江分洪区，参加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以后又访问了官厅水库，对兴修水利，有过亲身的体会。
长江中游荆江段，曲曲弯弯，江面沙洲无数，两岸悬堤高出平原，人在沙市街上，可以看到“水在天上流、船从屋顶过”的奇景。1931年荆江决堤，江汉平原尽成泽国，坐在荆州城头可以洗脚，汉口街上可以行船。人民政府于1952年春天，动员30万军民（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去修建荆江分洪区，70天里筑起数十里长的围坝，在南岸虎渡河边修了进洪闸，抢在长江上游桃花汛到来之前。
在水利工地上参加劳动，看到广大群众和人民政府同心同德、为了百年大业的冲天干劲，使我深受感动。正如颜教授说的，是苦干、实干、硬干！“再造中华，必须是每个人捐弃一己之见，乃至捐弃一己之身，为的是中国这大堤之建成。”
颜元叔先生生活在台湾，对中国的事比生活在大陆的许多人，看的更加透彻，令人钦佩！颜先生熟悉中国历史，考察过中国现状，熟悉外国历史，了解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以治学的眼光看待问题。最要紧的是他有颗炽热的中国心，魂系中华！
1991年8月写于北京??
（《海内与海外》1991年第2、3期合刊）
序《多梦的岁月》
最近读了王玉树同志的散文集《多梦的岁月》，像饮了一杯碧绿双清的茶，感到温馨醒神，留下印象，唤起回忆，唤起生命旅程中许多联想。也许是同乡，都是闽南石狮人，又都少小离家当了解放军，文艺工作的同行，经历差不多。只是我虚长了十几岁，多参加两次战争，但解放后他到过的不少地方，我也曾去过，因此读了玉树的散文集，好些篇章描绘的记游情景，使我重温旧梦，回首往事。
书中吟咏的“青春旧梦”，描绘的故乡风物，古城泉州，石狮永宁，那是我的家乡，是我的出生地。儿时海边拾贝，爬姑嫂塔采香萸；青年时代在集美中学读书，敬佩陈嘉庚先生；鹭江泛舟，日光岩观潮；建国后多次游鼓山，拜访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纪念馆；定居北京，邻近金鱼胡同，时常到那里看望歌剧院的诗人和音乐家。八十年代以后去了几趟香港，游太平山，逛女人街，酒楼饮茶会见文艺界朋友……和玉树书中记述的人情世事，描写的地方景物，多么相似，怎能不引起回忆与感慨！
我佩服玉树的细心与勤奋，洞察入微，情感丰富。他写了那些我也曾到过、甚至到过多次的地方，我不是无动于衷，可留下的文字甚少，尤其是利用散文这一形式，抒发胸中的情感，感到困惑乏力，很少着笔，出于写作习惯，着眼点不同，也是粗心怠惰之故。
真善美，作家的良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些大名鼎鼎的“作家”，为了追求金钱，不惜昧了良心，投小市民之爱好，投洋人的口味，炮制出一部部诲淫诲盗凶杀无聊的作品，而且广为吹捧，大行其道。
玉树的作品我读的不多，就这本散文集看来，都是恪守真善美的原则。他的文章朴实无华，读后亲切，留有余香。通过一篇篇文字，我们看到作者的爱心，他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他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以高度热情歌颂真善美，以诚挚的爱心感染读者，洗涤受金钱社会污染的灵魂。
我也写散文，为数不少，大多是战争时期的战地通讯、特写、故事之类。至今未敢结集出书，一来是目前出书难，二来是战时“急救篇”，文词粗糙，情感一般，缺乏激动人心的东西。读了《多梦的岁月》，觉得在当前建设精神文明这一伟大工程中，很需要这样的声音，而且一年四季都让它响起来！
1998年6月于北京
（石狮《消息报》）
《童婴诗集》序
很抱歉，《童婴诗集》放了这么长时间，近日才读完。年岁大了，精力不继，只想休息，所以迟到现在，才读了一遍。
我年青时也写了诗，且出了诗集。老来学写格律诗，不大讲平仄。总的来说，我对诗缺乏研究，不在行。我喜欢中国古诗词，喜欢民歌。
童婴的诗，是中国传统的诗，通俗易懂。他的勤奋、努力，见什么均可入诗，这比我强多了。我写诗前，都是有所感动，才动笔。这本诗集，溶入作者的感情，读完后令人有所思，应该说，每篇都有诗意，总的说，是部好诗，是作者几十年的经历和观察事物的心声，收获的成果。第一部“准星上的诗”，读起来更亲切，可能是当过兵的原故。这部分也比较美，诗的意境、韵律较强。“行为系列”含哲理，且均为向上鼓舞人的。其它各部分，如写“春”写“旅游”写“山水花木”等，读后也有余味。
美中不足的是篇幅繁多，不要求李白的气魄与杜甫的“语不惊人誓不休”，但还可提炼精简。使它更美，音韵更强。
这是作者几十年的心血，望早日出版印行。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
也向出租车开一炮
读了骆宾基同志的《谈谈出租汽车》很有同感，觉得也有话要说。
三十年代我在马尼拉和香港，都坐过出租汽车（的士）。前年去香港，的士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满街兜客，招手即停，车内安有计程表，乘客上车，司机落下表上的小旗，表上出现四元港币的起价，走相当长一段路后，表上开始跳字，每跳一次，增加五角。乘客下车，车费多少，一看便知。香港有的士一万二千辆，日夜二十四小时在街上都能找到，标志明显，很好辨认。
十年浩劫前，北京出租汽车也很方便，那时出差，前一天打电话去订车，每次都准时到来，有时候临时叫车，也能很快来。可惜好景不长，“文革”中把这种便民措施革掉了，代之以一套新兴的“关系学”。叫出租汽车，若没有关系，打十次电话，也要不到。
“文革”后，海外和香港的亲友到北京，常要来家里坐坐。他们住在中高级饭店，来家时要出租汽车较方便，回去时可就麻烦了。
南洋老同学李先生，在家乡捐了二百万人民币办学。八一年带着夫人和女儿来北京，想留女儿在国内读书。有天下午到我家里来，吃过晚饭谈到九点钟，我打电话给他们住的旅社要车，回答没有，又打电话给出租汽车公司和几家大饭店的出租站，都说没有，最后只得给某旅社一位熟人打电话，声明给双程车费，托他的情，才派车来接回客人。
去年四月间，菲律宾华新联公会青年访问团，应邀来京访问演出，我的堂弟是剧团长。有天下午在政协礼堂表演完歌舞，堂弟要来我家看看，我打电话给访问团住的饭店、出租汽车公司和几家大饭店的出租站，足足花了一小时，都不肯派车。只好再托某旅社那位熟人，答应给双程车费，托他要来车，从政协到广渠门外家里，不到十公里，要了九元钱，晚上堂弟回去，仍然要不到车，只得让儿子用摩托车送他回了饭店。
去年夏天，三位海外的亲友来京旅游，要去同仁堂买中药，让我当向导。我们坐出租汽车到前门，司机说前面不通车，要我们下车。我告诉司机，买药用不了一小时，请他候车，付候车费，司机坚决不干，指着箭楼西南的出租站，要我们回去时向那里要车。从大栅栏买完药，回到前门出租站，已有几个人排队候车，说等了两小时了，看情形轮到我们，非天黑不可。没奈何带着亲友们乘地铁，在崇文门下车，走进新侨饭店，在小卖部喝了汽水，然后向门口出租站要了车，还好，他们把我们当成新侨的旅客，没有什么为难。
像这样的例子还多着啦！专供外宾租用、收外汇券的汽车，尚且如此难要，供内宾的出租汽车，可想而知。
现在的出租车，比“文革”前多了几倍。但大都闲着没人开，司机哪里去了？据说司机每天有定额，跑一趟飞机场就能完成任务。我问过一个司机：超额载客有没有奖金？回答有，但少得可怜，与其每天多拿两三毛钱，不如回家干点别的。我问过另一位司机：广州早有招手即停的出租汽车，司机每天收入很可观，北京为什么不学？回答：“怕我们发财！怕人家说搞资本主义！”
一语道破了！原来是留恋大锅饭和铁饭碗，不肯搞承包责任制，不愿搞按劳取酬！归根结蒂，还是左的思想加上官僚主义在作怪。
一九八三年夏天，北京。
《北京晚报》
北京电话，难难难！
现在大家都重视“信息”，电话是传达信息的重要工具，北京的电话信息怎么样？
“落后！”一位香港朋友不客气地说。他住在建国饭店，往北京饭店打电话，从上午八点打到九点半，没打通，只好叫出租汽车跑一趟，把话说了。
作为一个北京人，听了后感到脸红。如果不是前年去过香港，如果不是长期打电话难，安电话更难，也许要向他提出抗议。
和香港比较，北京的电报电话信息，的确落后于时代，如不更新设备，改革官商作风，改善服务态度，势必影响四化建设！
在香港，对外贸易的大小公司，几乎都有电传发报机，直接发给国外的收报人，比一般电报、电话快捷方便。在北京，我只知道几家大饭店有此设备，其他部门不得而知。
目前香港人口五百万，电话机一百万部，几乎家家有电话，连木屋区人家也安电话，机子大多数是新型的，有些可以直拨国外号码。香港很少公用电话，但大商店、银行、饭店、旅馆……均有免费专供顾客使用的电话机，随便哪家商店，从不拒绝外借电话，巡警身上都带着小型报话机，出租汽车里也装有报话机。
我不知道现在北京有多少部电话，只晓得国家和集体单位以外，负一定责任的人的家中，由公费给安电话。至于私人自费的电话，恐怕很少。一来太贵，二来没有门路也不给安。
香港电话公司，欢迎用户多装电话。申请一下，几天就来装好，连租机子带安装费，只收四百港币（约合人民币一百三十元）。北京电话局，限制大家装电话，收费昂贵，公家的收一千多元，私人的四百以上。公用电话太少，而且很难打，有时候一个上午，只能打通一两个电话，不如写信来得方便。
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年，跑了三十年的公用电话。三十年前年轻力壮，每天跑十趟八趟不成问题。现在老了，跑起来吃力，也费时间。近年来，海外亲友不断来北京，有时候从国外来长途电话，半夜打到邻居家里，麻烦邻居，心中不安，决心自费安个电话。于是请单位写介绍信，托人去登记，登了三年，催了若干次，还是不见影子，据说是“没有号码”。
今年住地新设一个电话分局，管理公用电话的同志说分局有号码，叫我快去办手续。我跑到西单营业所，一位小伙子说，管手续的一位女同志不在，下午再来办。我在街上遛到十二点钟，肚子饿了，到商场旁边饮食店，吃了三两加上变质榨菜的面条，等到下午一时，进了对面的营业所，问一个女同志：“您是×同志吗？”她反问：“有什么事？”我把来意说了，强调五月初国外要来亲戚。她冷冷地说：“没有号。”我说：“登记了三年多，住地新设一个分局，怎会没有号？”她还是冷冷地说：“没有号嘛！”我问：“什么时候可以给安？”她双眼朝天，回答：“等有号就安。”
跑了大半天，等了三小时，被几句话赶出门，憋了一肚子气。
设备落后有种种原因，更新换代要花钱和时间，但是改革落后的管理制度，改变官商作风，提高服务水平，可不能一拖再拖，说“没有号”呀！
一九八三年夏天，北京。
《北京晚报》
列车上
今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在广州火车站的软席候车室里，我和老伴等候乘列车回北京。21点多钟，门外涌进一群旅客。两个穿夹克衫西服裤的老人，提着小包拖着大包走到对面沙发，几个衣着新潮的青年跟着推拉行李，像是送客的，奇怪的是老人们坐下后，还抓紧自己的东西，似乎怕丢失。
两个老人，一个头戴黄卡叽布帽，一个露着灰白短发，一个胖，一个瘦，都是古稀之年的高个子。不像海外华侨，不似港澳同胞，八成是来自台湾的国民党老兵。
服务员招呼上车，旅客们拥向站台。我和老伴跟在后面，上了软卧车厢，找到包房睡铺。对面卧铺上，坐着那个戴帽的老人，身旁一个小伙子，一口北京腔，缠着老人要换外币。
“换给一点吧！多少换一点吧！”
“我去年回过一趟家，今年没带多少钱。”老人操着河南口音，不断重复这两句话。
两人拉锯般地相持着。老者愁眉苦脸，为难加害怕；少的口气紧迫，不到手不罢休。
我实在看不下去，厌恶地对那青年说：
“别丢人啦！人家离开几十年回大陆探亲，干吗逼着他呢？”
“丢什么人？”小痞子看我这老头儿，居然敢管闲事，破了他的财路，气汹汹地朝我嚷道：“我用高价给他换，你管得着吗？”
“你这是套汇！犯法的！谁都可以管！”我大声喝道：“你再不走！我喊乘警啦！”
小痞子做贼心虚，吃软不吃硬，果然站起来，恶狠狠瞪我一眼，灰溜溜走了。不一会儿，和他一个哥儿们，站在车窗外，向我挥着拳头，不干不净地喊着：
“老家伙！你敢下来吗？”
“我怕你呀？你这小子干了坏事，还撒野！”我也不示弱地吼着。
包房门口走过一个穿红衬衫的青年，朝我们丢下两句话，我认出是小痞子的同伙。
“别吵了！都是自家人嘛！”
瘦高个老兵拖着行李回来，听说红衬衫挟他到另一包房，死缠着要换外币，没法子只得给他20块钱，怪不得刚才他那得意的样子。
“可别说呀！”瘦老兵心有余悸地吩咐。
我问怎么给他们缠上，胖老兵说道：
“刚到车站，他们围上来，说是帮助老年人拿行李，我们不放心，不敢松手，他们硬跟着上车。”
交谈中，胖老兵说他姓曹，河南辉县人，瘦老兵姓梁，河北保定人。两人都是原国民党空军地勤人员，四十年前随军逃到台湾，退伍后住在高雄乡间，靠养老金生活，没有再成家，孤独一身在异乡，日夜思念妻儿老少。台湾开禁，曹先生去年回来探亲，和双目失明的老妻及儿孙团圆。今年他鼓励旧同事梁先生结伴回来，白天从香港到广州，晚上就遇上这扫兴的窝囊事，弄得两人很不痛快。
火车开了，车轮轰隆响，我的心潮跟着翻腾：开放以后，海外来了大量游客，去年几十万台胞回大陆探亲，海关、民航、火车、宾馆和出租汽车，全是国家的窗口，奈何有些管理偏偏不好，让人家带着坏印象出境，飞机晚点，“的士”敲竹杠，还有火车上盗窃、抢劫、行凶等恶性事件！既然铁道部规定买软卧车票，内地人限定级别，上车时检验证件，为什么几个小痞子可以随便上车？是责任心不强？是怕他们报复？还是另有文章？小痞子们上软卧车厢敲诈旅客，我想决非首次吧？
想到这里，我不由走到列车员休息室。室内坐着一个男列车员和一个乘警，我告诉他们刚才的事，他们说不知道。
“既然这列车发生过恶性案件，规定乘软卧级别，上车时看证件，怎么随便让些不三不四的人上车？”我严肃地问。
“他们不一定从正门上来，两头车厢都通着啦。”列车员说。
“旅客上车时，为什么不把两头车门锁上？”
“锁上他们也能开呀！”列车员不耐烦地瞧我一眼，反问道：“你是哪里的？什么单位？”
我说：“任何人碰到这种事都该管。旅客上了车，你们有责任保护他们。”
正说着，后面车厢跑来一个女列车员，对乘警说道：
“那边打架了，快去！”
“真要命！”乘警站起来走了，我回到包房里。瘦老兵梁先生在上铺躺下休息，胖老兵曹先生坐在下铺抽烟，递来一支香烟，说是台湾出的，我推辞不过，接着点了起来。
“今晚上多亏您先生帮忙，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好啦！”曹先生感叹地说。
“二位难得回来一趟，本不该发生这种事呀！”我不无歉意地说。
曹先生忙换个话题：“现在回大陆太麻烦！每次都要申请，限期回去，还要绕道到香港，要能自由来去，从台北直飞过来，该省多少时间和金钱呀！都是中国人嘛！”
“那敢情好！”我赞同地说，“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曹先生躺下睡着了。我默默抽着烟，沉重地想着，目前的社会风气……
1989年8月初写于北京。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
闲话“正统”
主人：混蛋！你祖父就给我们干活，我家养活你们几辈子，你们有恩不报，反而提出什么改善待遇，从你祖父父亲就是吃这样饭，干这样活！
仆人：是……是，我并不要求怎样改善，只要求早睡一会觉，每晚侍候打牌，到下一两点，真受不了！包米面里希望少掺一点发霉的，恶苦，大热的天，实在吃不下。
主人：混蛋！不准胡说八道，快滚！
仆人：是，老爷。
地主：（拍着桌子）！这简直没有王法！你想翻天吗？你们祖宗八代就靠种我们的地过活，要几车包米骨子烧炉子是瞧的起你们，别说五车六车，就是都给我送来也应当，真好大胆子！硬敢违背我的话。
佃户：三爷，不是我大胆，违反你老的命令，今年实在收成太不好，除去交租没剩下什么，全指望这点包米骨子换几个钱度命，你老恩典吧。
地主：你那一年都说苦，谁信你这鬼话，明天快给我送来，若是办不到，哼！……
佃户：是是是……
先生，你明白吗？这就是许多站在老百姓头上拉屎的大人先生们，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是“正统”，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靠着喝老百姓血汗的人要拚命喊自己是“正统”！??
汉高祖刘邦，本来是一个“乡约地保”的胥吏，他当上皇帝，就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是统治中国人的“正统”。于是全国人民都是他的奴才，全国的土地，都成了他的江山，他对老百姓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其实，哪一朝代的皇帝不是如此？这倒也罢了，奇怪的是连蒙古人推翻宋朝，也说自己是“真龙天子”；满清入关，也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说是中国的“正统”。??
你真是个大傻瓜，何必大惊小怪呢？日本在过去不也拚命喊着“同文同种”吗？占了东北以后，你不是也曾每天清晨向天皇行鞠躬礼吗？这不也是默认日本人是中国的“正统”吗？??
先生，让我告诉你一个道理，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一听见“蒋委员长”“蒋主席”“最高领袖”这些个名词，就得“立正”呢？不管他曾经屠杀过中国千百万人民，不管他曾经出卖过国土，不管他曾经准备过投降日寇，不管他到现在还在屠杀东北人民，而还得像敬菩萨似的崇敬他呢？因为假如你不立正，那些特务将会叫你去尝尝铁窗风味。另外其所以你要那样崇拜，因为他是“正统”的“领袖”呀！
其实，这与向天皇鞠躬，又有什么差别？所差别者：中日不同也。然而当国民党“正统”老爷们成批投敌之时，连这个不同也看不到，所看到者：“同文同种”也。??
“正统”本来是好东西，不信请看“正牌”子的国民党“统下”的地区好处的总标题吧：“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具体的好处是：
1 广西一千三百万人在挨饿，其中三百万人已奄奄待毙！
2 仅湖南一省饿死者达三百二十万人。
3 湖南零陵县有争食死尸演成流血惨剧。
4 四川西康二十万人民被国民党军屠杀。
5 北平近日查禁七十七种书报。
6 上海北平学日本法西斯办法，实行“警管区制”，各要隘设立“查门哨”。
7 上海娼妓十万人，汉口每十个妇女中就有一个被迫当妓女，广州卖淫的市价仅二百元，还不及一枝名贵香烟的价钱。
好了，中国人素来以“隐恶扬善”为美德，我认为应改着“扬善亦扬恶”，才是真正的美德。??
那位十四年前曾出卖过东北的“最高领袖”，而现在却大声在喊着：“东北是我们的生命线”，真的好像东北就是他的“生命”，没有东北就要死掉，怪不得要亲自飞到长春沈阳，来争取他的“生命”。
但是日寇统治了东北十四年，这位“革命领袖”却不来争生命线，也许你以为他早死掉了，然而不，他却安然无事，在南京重庆天天吃鸡子，喝香油。（作者注：作者曾遇到一位农人，他说要是他当了蒋介石，他一定天天吃鸡子喝香油。）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的古训：“宁赠友邦，勿予家奴！”就是如此！
甲：国民党是正统，中央军是真正的国军，八路军是杂牌，中央军有美国的帮助，八路军很快就被消灭完，中央军不久就到了安东，你现在替共产党做事，将来中央军来了，够你瞧的！
乙：哪怎样办呢？
甲：现在赶快填表，参加CC或MM团或三青团，一方面宣传中央军快来了，叫大家消极怠工，另一方面打听那些解放区来的人，听他们说什么话开什么会。
乙：那我不成特务了吗？
甲：特务怕什么，我们是正统，将来中央军来了，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乙：可是……
甲：就这样做下去，不要犹豫！??
特务们散布“正统”思想，造谣欺骗，固然是他们的天职，只可怜一些纯洁的青年，也因此被骗，参加了特务组织，而另一些人却盲目地跟着唱起“正统论”，做了可怜的应声虫。
让我们说一句良心话吧！国家是建筑在全国人民身上，因此全国人民才是中国的正统，同样地东北人民才是东北的正统！任何反动派想用“正统”的招牌来奴役东北人民，东北人民就应该起来反对！一齐抬起腿来，把这块血腥的招牌踢开，让他滚出东北去！
一九四六年于安东
富贵梦
（民间故事）
早先有个懒汉，名叫谭右南，生性好吃懒做，别人都叫他“贪又懒”。他有一个油嘴巴，两只豆腐手，成天嘴动手闲，不到几年，把爹娘留下的家产，吃的一干二净，只好端着破碗，拿着打狗棍，挨门挨户要饭。
这一年到处闹春荒，家家户户缺粮，谁有闲饭给他。只有财主家粮多米足，可恨那红漆大门关的紧，看门恶狗咬的凶，谭右南要了几次没要着，反被恶狗撕破了裤腿儿。
有天黄昏，天气很冷，谭右南走进一座破庙避风，庙里四壁空空，墙边有把破镢头。他蹲在墙脚下打颤战，冷风像刀子一般的吹到身上，肚里饿的咕咕乱叫。无意中抬头一看，墙上画着一张八仙过海图，谭右南饿的没法，不禁对着图上的李铁拐发牢骚，说着：“李铁拐呀李铁拐，你原来也是个要饭的，你怎么不保佑要饭的呀？”说罢肚子一阵饿，低下头来，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不一会，看见李铁拐站在眼前，问道：“谭右南呀！你要我怎样保佑你呀？”谭右南说：“保佑我不挨饿受冻就成。”铁拐说：“这个容易。”说完取下葫芦，塞子一拔，冲出一股黑烟，一会烟散了，眼前出现一座草房。铁拐指着草房说：“这是你的家，门口是你的地，只要你勤劳，这辈子可不愁吃穿了。往后你想要什么，只要闭着眼睛，在心里叫三声‘铁拐’，就能如你的愿。”铁拐说完，身体一晃不见了。
谭右南住着草房，有吃有穿，懒劲又来了，他嫌自己种地太辛苦，想要一头牛，他记住铁拐的话，闭着眼睛，在心里叫了三声“铁拐”，睁眼一看，门口一条大黄牛，有牛做活，他省了很大力气。后来看见邻居雇了两个长工，自己不用做活。谭右南想：他过的多舒坦呀！他记起铁拐的话，闭着眼睛叫了三声“铁拐”，睁眼一看，眼前站着两个大汉，他们对谭右南说：“你是我们的主人，往后你不用做活了。”谭右南很欢喜，从此他的身上再不出汗了。
有一天他看见一个财主，住着深宅大院，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心里好生羡慕，于是他闭上眼睛，以心里叫了三声“铁拐”，睁眼一看，自己住在大院套里，屋里大箱小柜，装着金银细软，院里骡马成群，丫头奴仆一二十个。
老财的日子过了不久，谭右南吃玩厌了，觉得乡下没有味道。有一天县太爷忽然坐着八抬大轿下乡，一路鸣锣开道，好不威风。谭右南很想当个县太爷，他闭上眼睛，心里叫了三声“铁拐”，睁眼一看，自己坐在县衙门里。
县太爷是一县之主，固然威风十足；可是官还不大，油水不多，天天还得坐公堂。他正想当个油水多差事轻的官，正好朝廷里派来个钦差大臣，满城文武官员，忙的屁滚尿流，这个送礼，那个宴请。谭右南看了眼馋，很想当个钦差大臣，在心里叫了三声“铁拐”，果然变成个钦差大臣。
钦差大臣回到京城，先要到相府请安。谭右南到了相府，满眼灯彩辉煌，门口车水马龙，家里金银珠宝，真是荣华富贵。他满心要当个宰相，照样喊了三声，果然变成了宰相。
宰相天天要向皇帝叩头山呼！谭右南觉得很麻烦，心里想当皇帝，照样喊了三声，果然变成皇帝。
皇帝住的是红砖琉璃瓦的宫殿，吃的是龙髓凤脑，穿的是金袍玉带，宫女成千，太监成群，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帝王家。”谭右南享尽人间富贵，心满意足，就是一点不如意，每天天不亮，正是“有钱难买黎明觉”的时候，他不得不强打精神，爬起来去上朝。
有一天退朝回宫，浑身疲乏，他一个人到御花园散步，这时候正是三春时节，百花盛开。谭右南正玩的高兴，忽听见脚底下沙沙响，低头一看，一条长虫向他爬来，吓的他拚命奔跑，一路上摔了好几个跤。回到宫里，他想长虫一天无事，还比皇帝厉害，倒不如变做长虫好些。他在心里叫了三声“铁拐”，立刻变成一条长虫。
长虫在野外逍遥自在！好多小虫见他都要躲避。有一天正在游玩，忽然遇上一个要饭的，拿起拐棍朝他身上就打，打的谭右南浑身疼，幸亏赶快爬走，才没有丧命。他想要饭的比长虫厉害，心里喊了三声“铁拐”，立刻变成一个要饭的。
要饭的端着破碗到处求乞，常常挨饿受冻。过了不久，不想要饭了，他闭上眼睛，心里叫了三声“铁拐”，睁眼一看，李铁拐站在眼前。谭右南说：“铁拐呀，我不想要饭了。”铁拐问：“你想干什么？”他想了半天，还是当皇帝好，于是他说：“我想当皇帝。”“不成！”“当宰相呢？”“也不成了。”谭右南一级一级往下降，铁拐都说不成。末了，他请求的：“让我变个有吃有穿有住的吧！”
李铁拐板着脸孔，严厉地说：“往日听人家叫你‘贪又懒’，心里不大相信，今天看来，果然是个贪心不足懒惰成性的人，我再也不能帮你变了。我给你一件吃穿不完的宝贝，想变样子，全靠自己两只手。”说完，从葫芦里取出一把破镢头，丢下就走。谭右南连忙拉着他的衣角，苦苦哀求，李铁拐拿起铁拐，大声喝道：“再不放手，打断你的懒骨头！”谭右南吓了一跳，跌了一跤，睁开眼来，仍旧在破庙里，天已经亮了，原来是一场富贵梦。
谭右南望着墙上画的李铁拐，想了半天，觉得他的话有理。“不错！想变样子，全靠自己两只手。”当他下决心要劳动，忽然看见墙边有一把破镢头，他扔下破碗，拾起镢头，一气跑到山里开荒种地。
不到几年，谭右南成为一个有吃有穿、有家有室的人，再没有人叫他“贪又懒”了。
一九五零年五月写于北京??
（天津《进步日报》五月十四日）
创作生涯漫谈
开场白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洋念中学，一位基督教的老小姐，偶然在一次集会上，听到我的演讲，说我口才不错，劝我信奉耶稣，将来可以当个传教师，还送我一本《天国近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印象还很深刻。我这一生干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事，最后耍起笔杆子，就是没有当过传教师，有负老小姐的期望。如今人老了，的确感到，“天国近了”，或者说离火葬场不远了，倒不奢望将来上天堂，也没有伤感情绪，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嘛！
年过花甲，不能说自己年青。有些朋友见面，客气地称我为“老作家”，有些青年作者，说我是“老前辈”，个别读者来信，喊我“老爷爷”。可见我已和“老”分不开，从精力和健康情况看，也不能不服老了。
许多著名的文学前辈，比我大十好几岁，还在勤奋地写作。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个小学生，着实不敢言老。只有不断地勉励自己，努力向他们学习，将这风风雨雨的时代，通过文艺作品，真实地告诉读者，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为祖国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人老了，总想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我没有财产，只有一支秃笔，写了十几本书，编了几个戏。因为这一些，常常有报刊的编者，要我写点创作经验的文章，也引起一些青年作者，提出如何写小说、如何编剧本之类的问题。近几年来，这方面来信多了起来，似乎不写点什么，太对不起朋友了。
说来惭愧，我这个人当上作家，可能是历史的误会。因为我没有上过文学系，也没有读过文学入门或写作ABC之类的书。我的学历很浅，小时候在乡下，念了两三年私塾，背诵子曰诗云一些老古董；后来又上了三、四年洋学堂，如此而已。
因此，尽管写了几十年，却不觉得有什么“窍门”，可以传授给青年作者，也总结不出什么好经验，所以从来不敢写这类文章，也不敢做这类报告，以免“误人子弟”。只有一种情况，哪个剧团排演我的剧本，要我去说戏，推辞不过，去谈谈写作经过和素材来源，分析剧本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讲讲时代背景，回答演员们的问题，也不是经验之谈。
记得一九六二年，话剧《兵临城下》在北京上演，首都各报发表了赞扬的评介文章，《光明日报》一个女编辑，约我写篇文章，谈写这个戏的经验，我告诉她写不出什么经验。她不信，几次跑来催稿，我觉得盛情难却，憋了两晚上，将对剧团谈的写了一通交稿，编辑提出意见，要我增加新内容，这可难住了。恰巧长春电影制片厂来电报，催我马上去长春改编电影，我乘机给报社打电话，说带到东北去改，结果没有改成。后来在剧场里碰到那位编辑，她把头一扭不理我。
我不愿意写这类文章，还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我认为好的文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都留下丰富的文艺遗产。不论什么时代和什么社会，都是闪闪发光的宝库。李白、杜甫的诗，王实甫、关汉卿的戏，曹雪芹、施耐庵的小说，封建朝代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好的。想写东西，与其去看写作经验的文章，不如多读古今中外的名著。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已经订了明确的方针。如改造世界观，为工农兵服务（现在叫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深入火热斗争中去，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等等。自己没有什么新发现，何必重复众所周知的道理。第三，三十年来，“左”的文艺思潮，不断干扰文艺创作，动不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自己虽有不同看法，在当时是有理说不清，不如通过作品去表达。第四，我总觉得学写东西，跟学游泳差不多，在岸上学好游泳方法，下到水中也浮不起来，只有下到水中去练习。游泳要有水，写作要有生活，有了生活，必须勤写苦练，摸索出自己的写作路子，回头再去读点文艺理论，对照一下自己的作品，也许更有帮助。我不反对学理论，不轻视理论指导实践的意义，只是对于初学写作者，先实践一段再学，更容易理解。如果谈我的经验，这也算一条吧！
人生的道路坎坷，创作生涯也不平坦。我这一生倒了几次大霉，都和写作有关系，不能说没有一些经验教训。教训也叫“反面经验”，作品受批判，总要检讨一番教训，不过都是从政治上发出，而且多半是人云亦云的违心话，不值得一提。我所要提的，是怎样走上写作的道路，在这条不平的路上，怎样受障碍被打倒，怎样按住伤口爬起来，以及当时的感想和对过去与现在的一些看法，谈点心理话，想啥说啥，不成系统，所以叫做“创作生涯漫谈”，以此回答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
以上谈的这些，是为开场白。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于香港
有心栽花花不发
创作生涯漫谈②
子承父业，理所当然。我出生在华侨商人家中，父母和家里的人，都盼着我以后成为一个有钱的“番客”，小时候我也这样向往，好像命运注定的事。
父亲没有念过书，斗大的字认识不到一箩筐。他常说，做生意不必有高深的学问，能记记账写写信就足够了。他还认为洋学堂成天出操、唱歌、打球，学不了什么东西。因此，我八岁才上私塾，学描“上大人，孔乙己”的红贴，念“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读“人手足刀尺”的教科书，以后又读了《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和“诗云子曰”的一些老古董。断断续续读了几年，就飘洋过海，被带到菲律宾中部，在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准备学好生意做商人。
谁知“有心栽花花不发”，我长大了并没有做买卖，而是去当兵打仗，编报纸写文章，尾后专搞文学创作，一干几十年，想丢也丢不掉。家人对我的期望落空了，连我自己也是预料不到的事。
人生的道路，往往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常常受客观环境所支配。当了两年学徒，看到生意场中投机取巧，你骗我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厌恶情绪，觉得自己不是做商人的材料，开始脱离学徒生活，辗转到了几个岛上，在菲律宾人家中生活了半年多，后来想到自己才十几岁，应该继续读书求学，以便日后做点别的事情，于是跑到马尼拉，当了卖报童，同时在中西小学读书。
一九三六年考上华侨中学，还是半工半读，这时正是国难当头，日寇占领东北又侵入华北，侨中师生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我参加了救亡运动，成为《救亡月刊》的编辑。开始学习写作，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后到华侨商报工作，不断写点东西，这是我走上创作生涯的第一步。
细想起来，我走上创作这条路，跟我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和读书生活，有莫大关系。
我的祖父是个农民，家中有几块薄地，他一边种地瓜、花生，一边为木偶班子挑戏箱。祖母生了七个孩子，只活了三个。由于家境贫寒，祖母生孩子第三天，就得下地做活。生活劳累，经常啼哭死去的儿女，以致五十多岁双目失明。父亲十几岁去菲律宾当苦力，后来做小生意。二叔父也到吕宋谋生，跟父亲在一起。
大叔父是个吹鼓手，在布袋戏（掌中木偶）班里吹唢呐和筲笛。遇到红白喜事或是家庙祭祖，也去吹打一番。我从小喜欢看戏，常常跟随大叔父去看布袋戏。我的家乡是个繁华的大镇，三家两户都有个海外华侨，周围村庄也有许多“番客”，每月从南洋寄回很多侨汇。镇上大小庙宇十几座，平日香火不断。菩萨生日更是热闹。关帝、城隍、观音都是大庙，要唱七天连台大戏，土地公生日也要唱一天一夜布袋戏。每年阴历七月盂兰盛会，家家户户普渡阴光，各村轮流唱一个月戏，每天都有几十台戏在演出。大梨园，小梨园，高（戈）甲戏，傀儡戏（提线木偶），布袋戏，和尚戏，道士戏……有钱人家到福州请来京剧团，有的跑到浙江请温州班子，风雅人家请弦馆清唱南曲。这一个月我最高兴，差不多每天跟大人出去做客看戏。
生在戏剧之乡，从小脑子里灌进那么多戏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对我日后编剧写戏，有很大影响。因为我没有上过戏校，没有读过如何编戏的书，没有在剧团工作过，没有当过正式的演员。
我的第一个私塾先生抽大烟，他每天清晨叫学生背书，经常是倒在床上听。上午教完课，让同学们自己高声朗读，他躺在烟灯旁吞云吐雾，过完鸦片瘾，他在课室里转了转，布置写大字或做作文，便上楼看他的书，或出去办他的事。这时候，一位年纪大的同学，从抽屉里取出《封神演义》，讲起神仙斗法的故事，塾馆里十几个学童，都围起来听说书。这是我最初接触的小说，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当时还以为真有其事呢！
我自己阅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那是念了两年私塾以后，书上很多生字，连看带猜，实在看不懂就跳过去。我深深被那些神怪的故事吸引着，有空就找书看。什么《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彭公案》、《施公案》、《精忠说岳》、《粉庄楼》……都是一些石印本子，凡是能找到的书，都想法借来看。私塾先生三日打鱼两天晒网，有时候不知上哪儿去？学馆关门几个月。我每天帮家里挑几担水，拾点柴草，农忙时下地做活，大部分空闲时间，一头钻进那些奇里古怪的小说里。
读了许多旧小说，脑壳里装了封建迷信、神奇怪诞、侠义大胆和游方僧的思想，影响我童年时代的游荡生活。我的中文程度，起先来自私塾里背诵的经书，后来得到提高，却该感谢那些旧小说。
到了南洋，读了《红楼梦》和《水浒传》，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以及外国作家的新小说，联系自己艰苦的生活，埋下了反叛旧社会的种子。
小时候的生活和遭遇，为我准备了写作条件，促成我日后走上创作生涯的重要因素。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于香港
我怎样写第一篇小说
创作生涯漫谈③
诗言志。小说言什么？其他文艺作品呢？
依我的愚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戏剧、音乐、美术、舞蹈……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言志，都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流传下来的好作品，是时代的脉搏，反映了社会生活和多数人的愿望。
一部好小说，每个字都经过作者的思考，凝结着作者的心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思想感情，看出作者的影子。我们从《红楼梦》中认识曹雪芹，从《安娜卡列妮娜》和《战争与和平》中认识老托尔斯泰，从《人间喜剧》中认识巴尔扎克，从《呐喊》中认识鲁迅。
为艺术而艺术，无病呻吟，文字游戏，违心的奉命文学，反现实的神奇怪诞作品……古往今来，到处都有。作为商品的文学艺术，在今天更是比比皆是，分析起来，太复杂了。不过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生命力，其中较好的也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但它们同样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闲话少说，还是谈我怎样写第一篇小说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叫做“饥饿的孩子”，大约三千多字，发表在一九三六年的华侨商报周刊上。那时我还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小说当然很幼稚，但它是有所感而作的。
有一天黄昏，我路过马尼拉街头，一群人围在面包店门口，在观看老板拷打一个偷面包的孩子。那孩子衣衫破碎，瘦骨嶙峋，一边用小手阻挡劈来的巨掌，一边哭叫着诉说父亲失业，母亲卧病，家里还有个妹妹，他饿得受不了，才伸手去拿面包，哀求老板饶了他。
这件事给我很大刺激，当天晚上躺在长板凳上（那是我的床），眼前不断出现那可怜的孩子，耳边恍惚听见他的哭声。我尝过挨饿的滋味，也曾站在食品店门外，对着黄油油的面包咽过口水。寻思这社会太不公道，有钱者花天酒地，穷苦人饥饿难当！心里激动的睡不着，索性爬起来扭开电灯，爬在板凳上写文章。一气写了两小时，如实记录了白天所看到的事。写了那凶狠狠的老板，描画那可怜孩子的模样，文中有对话，有观众的议论，有自己的感想，实际上还不是小说，而是一篇日记，也没有标上题目。
第二天下午，我站在王彬街电影院门口卖报纸，半天没有人光顾，不由自己看报。报上登着德国希特勒排犹运动，杀害犹太人，许多犹太儿童被赶出家园，在街头上流浪。我心里一动，觉得昨晚上写的那篇东西，要是改成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岂不有意思。
当时年青胆大，牛犊子不识虎，凭着一股热情，回到住处，从头改写起来。故事大意是这样：严寒的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柏林街头一片白茫茫，黄昏时分，一个衣衫褴褛的犹太儿童，饥寒交迫地在马路上游荡。他的父母被希特勒的冲锋队抓走，房子被查封，他无家可归，饿得拖不动脚步。他走到一间食品店门口，看见刚出炉的面包，热烘烘香喷喷，肚子里饿火燃烧，忍不住咽着口水，伸手去偷一个面包，不幸被老板抓住。老板将他打的死去活来，最后交给一个巡警。
写完以后，标上“饥饿的孩子”作题目。原先没有勇气向报纸投稿，因为我想在报上写文章，都是有学问的人，编辑先生哪能看上一个学生的稿子？我的级任老师董冰如先生，每次出作文题，都在黑板上写上七八道，最后一道是自由题，学生可以自己出题目做作文，所以我把它当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董老师看过，说写的不错，指出小说中的缺点，叫我修改一下，给《华侨商报》投稿。
《饥饿的孩子》在商报周刊上登出来，给我很大的鼓舞，提高了写作的信心，后来又给报社寄了几篇东西，也都被采用，这篇初试笔头的小说，回国时曾带在身边。一九三八年我去北方抗日，连同其它一些文稿，寄在香港亲戚家里，日军占领香港时，全都丢弃了。最近我写《南洋流浪儿》，还将这一情节写进去。
《饥饿的孩子》当然是篇幼稚的作品，是我大胆的尝试，不足为训。我不厌其烦地叙述写作经过，只想说明一点自己的体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源于社会生活，创作的灵感，离不开客观实际。这个道理可能早就有人说过，或者早已写进文学概论之类的书中。然而在当时，我一点也不懂，完全是巧合，是“蒙”上的。它影响我一生的创作思想，以后几十年，无论是写小说、写剧本、写诗歌，都是循着这条路子走。我的作品，几乎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而写的。其中有想象，有虚构，有综合概括，都没有脱离生活实际和客观可能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的作品几次受到有组织的围攻，报刊上点名批判，大会小会斗争，然后送去劳动改造。我对自己的创作道路，产生过动摇，怀疑是否走错了？思考的结果，觉得没有错。于是我行我素，死不改悔，照着老路写下去，并且得到读者和观众的承认。
最可笑的是有些批评家，成天喊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当你写了真实的生活，他却说你歪曲了生活，歪曲了人物形象，责问“难道生活是这样吗？”据说你的作品虽然“源于生活”，却没有“高于生活”，于是大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于是鼓励出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留待以后再慢慢谈吧！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四日于香港
不是诗人谈诗
创作生涯漫谈④
我喜欢诗，也学写诗，四十年来不断，先后出了几本诗集，但始终不敢自命为诗人。
最近我将历年发表的诗，选编一个集子，交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诗集的名字颇费思索，无以名之，最后定为《野草集》，并且在扉页里写上这样几句话：
“诗坛上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争奇斗艳。南国有种植物，看来像一丛花，其实是株野草。”
不是诗人写的诗，难登诗的花坛，自称为似花的野草，着实不是故作谦虚。
我最初接触的是旧体诗，读的第一首诗叫“春眠不觉晓”，过了半个世纪，至今还能背诵。旧私塾里还读了《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长大了又读了一些古诗词和戏曲，好看的就看，喜欢的背下来，都不作研究。
我接触新体诗，是进入洋学堂不久，有个同学给我看一本新诗集，据说是名诗人的作品，每首诗都不长，七八句、十来句不等，可是读了以后，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不知所云。还记得其中一首，原句忘掉了，大意是这样：天上下着雨，地下很潮湿，一只小蜗牛，爬到墙上去。读来读去，不懂什么意思，可能我的欣赏水平太低，也许那就是诗人想表达的感情。
我无意贬低新诗的价值，也不是一概而论，因为后来我读了不少好的新体诗。
有人说，教你看的似懂非懂，才有诗意，如像书法家写的草书，不敢妄加评论，但觉得既然写了诗，而且印出来了，目的是给读者看，应该让人家看懂，否则买了诗集，岂不花了冤枉钱？所谓诗意，应该给人以美感。一只小蜗牛，爬到潮湿的墙上去，看来并不美。
比较起来，我更喜欢旧诗词，尤其喜欢民歌。旧诗词存在几千年，经过不断淘汰，经过后人选择，能流传下来都是较好的。而民歌来自民间，唱出人民大众的声音，其中难免有文人加上，但通俗易懂，言之有物。一首好的民歌，听来悦耳，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发人深思。
尽管我喜欢旧诗词，但是我几十年来写的诗，绝大部分是自由诗。原因很简单：写诗为了抒发自己的感情，激起读者的共鸣。旧诗词框框多，要受严格的韵律和格调所限制，写起来很受拘束，没有学过古文的人看起来费劲，普通读者不容易接受。
我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叫《灵魂的呻吟》，也是登在《华侨商报》周刊上，不过我已经到报馆工作了。写这首诗的情况，和写第一篇小说差不多。有一天凌晨，我从报馆回家，遇上大风雨，浑身湿淋淋。路经菜市场的时候，看见屋檐下，躺着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身上盖着破报纸和烂麻袋。附近的跳舞厅里，传出流行歌曲的乐声，窗上闪过对对双双舞伴的影子，当时心里很不平静。
回到寓所，一夜工作的劳累消失了，我开始写这首诗，起头两句是：“我也是人，也是十个月胎生的”，诗中写同样是人，为什么过两种不同的生活？责问上天不公平，喊出旧社会太黑暗！这首诗编进《野草集》，读者也许有机会能看到，不在这里絮叨了。
我学写诗，学写小说，却不曾幻想日后当文学家。当时在马尼拉发表文章，一律不给稿酬，想当文学家，家中得有恒产，我一无所有，怎敢抱这种幻想？
专事文学创作之前，我写的文艺作品，都不是事先有什么计划，而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碰着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听见什么有趣的故事，感动了我，引起了我的兴趣，才动笔写作。至于写成什么形式的作品，我没有成见，也不偏爱，要看掌握了的生活素材，适合于写什么，对读者和观众更有益处，更容易为人们接受。以后专业搞创作，还是这个老办法。如果摆开自己所写的书，很像个杂货摊子：有长篇和短篇小说，有诗和散文，有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有话剧、歌剧和电影剧本，还有通俗故事和大鼓唱词……多而不精，杂而不专，是我创作生涯的大毛病。可是习惯成自然，想改也改不掉，只好继续干下去。如果说有所谓“万金油干部”，我该是个“万金油作家”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自慰，我写的作品都不是“闭门造车”，不是硬挤出来的。我有条歪道理：自己不受感动的东西，何以能感动别人？我写诗的时候，通常是比较激动，有些诗句已经在心里跳动，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长时间做过报纸的编辑，接读过大量新诗，多数出于青年人之手。青年人感情丰富，喜欢写诗是正常的现象，其中不乏好诗。但有不少诗，却是散文的分行，看不到诗中的意境，闻不到音韵的节奏，感不到作者内心的热情。而有些诗，简直是政治口号的堆砌。
记得十年前在海南岛，有个朋友看到我在写诗，开玩笑说：
“听说诗的稿费是按行计的，一行一块钱，‘啊！’一下算一行，可以拿到一块钱，你写诗时不妨多‘啊！’几次，可以多拿几块钱，这真是个好买卖！”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于香港
无意插柳……
创作生涯漫谈⑤
读中国旧小说，常看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对子，用来比喻想干的事干不成，不想干的事反而发达兴旺。
我的第二篇《漫谈》，借用上联作题目，这篇借用了下联的上半句为题，以“……”代替“柳成荫”，着实不是故作谦虚。因为三十多年来，我虽然写了一些书，但是并无名篇巨著，而且形式芜杂，有长短篇小说，有话剧歌剧，有诗歌鼓词，有通讯报告，有政治故事。既非清一色的“柳”，更谈不到“成荫”，一小片杂木而已。其中《战斗到明天》和《兵临城下》，还被当成大毒草反复批判。如果说有点名气，那是挨批批出来的，常有朋友为我介绍，冠以《兵临城下》作者，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哭笑不得。
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有个广东同志，知道我在南洋写过文艺作品，业余演过戏，鼓励我上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当时我一心想拿枪打日本，报名进入抗大，到了甘肃庆阳一分校。后来随一分校到了山西，被分配到特科营化学队，学的是防毒瓦斯。三九年六月间，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和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开展宣传月活动。各支队组织宣传队。我因为在表格上填了过去的经历，被支队发掘出来，从化学兵当了临时的文艺兵。为了赶节目，又摇起笔杆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大胆地将列昂诺夫《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章节，编了个大型活报剧，名叫《天堂地狱》，介绍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与苏联的工人生活，在“七一”全校庆祝大会上演出。
七月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抗大一分校上了太行山，支队宣传队在平顺、壶关一带山村，进行宣传活动。我们一面提着石灰桶，到处写反日救国的抗战标语，一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自编的小节目，动员群众起来参加粉碎日军围攻。九月间，抗大五期毕业晚会上，我以红军长征为题材，写了诗剧《雪山草地》参加演出。
抗大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化学参谋，主要工作是对部队进行防毒气的常识教育。也因为表格上的经历，又一次被发掘出来，调到师政治部编《时事通讯》，以后又主编《鲁南时报》、《战士报》及《民兵报》。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到解放战争胜利，我一直和新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未曾想到要当专业作家。
战争期间，报社编辑部很简单，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既是编辑，又是记者，晚上还要站岗、查哨，作战前下部队随军行动，打完仗采访写文章，遇到日寇大“扫荡”，有时要分散做群众工作，有时要当侦察员。
抗日战争年代，我除了编报纸，还写了大量的新闻通讯，也写点诗歌和报告文学。一九四四年六月间，我根据一件真事，加工成短篇小说《辛排长之死》，发表在七月份的《民兵报》上。大概因为我写惯通讯，山东通讯社误认为是篇文艺通讯，用电报发到延安，延安《解放日报》刊载了，抗大文工团根据小说的故事，改编成歌剧演出，后来又改编成电影《钢铁战士》。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前，我担任新华社前线记者，在完成了新闻工作任务之后，利用战争空隙，开始将前方的生活，有计划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在《东北日报》副刊上发表。冬天，东北解放大军入关，准备平津战役，我跟随的第六纵队，在天津以北待命。闲来无事，我酝酿着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将一些熟悉的人物和情节，陆续写在一个本子上，记下了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生活，写下了一些章节。围攻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忙于写新闻报导和特写，直至第二年初夏，南下到了武汉，不再当新闻记者，才腾出更多时间，断续写完长篇小说，这便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战斗到明天》。
一九五0年夏天，中南军区举行文艺会演，我为军区文工团写了话剧《糖衣炮弹》，得了优秀剧奖。剧本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内容是揭露美蒋特务，利用“糖弹”，妄图阻止我军解放广州，无意中却合了当时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被部队和地方上许多剧团选用，在全国各地演出。这是建国后试写的第一个戏，得到了广泛上演，无疑地对作者很大的鼓励，后来遇到适当的题材，我又写了几个戏。
这期间，我负责编辑两种丛书，长篇小说和话剧，是在业余时间写出的。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全国刮起了第一次文艺“左风”，刚出版的《战斗到明天》，受到有组织的围攻。一九五二年我摆脱行政工作，开始专业从事文艺写作，一直干了三十年。
讲了一大堆话，无非想说明全国解放以前，我虽然业余写了一些东西，却无意当专业作家，这给我后来专业搞创作，带来很大好处。文艺理论家奉为经典的一句话，叫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领导经常号召作家“深入生活”。如何深入？有两种方法：一是“走马看花”，到下面进行短期的参观访问；二是“下马看花”，到基层担任某种工作，熟悉那一方面的生活。两者都是抱着写作目的，下去“体验生活”的，这对创作当然很重要。多数作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后召号写工农兵，也就是要写不熟悉的人，不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自然不容易写好。即便是来自工人农民的作家，生活也有一定的局限，必须进行补充，吸收新鲜东西，丰富自己的生活，才容易把作品写好。
专业创作以后，我对两种体验生活的方法都采用过，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但比较起来，不如业余写作时候的生活踏实。战争年代，我编报纸，当记者、做行政工作、当过参谋和连队指导员，一心想把当前的工作做好，却无意中熟悉许多生活。了解各式各样的人。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抗日战争的敌后生活，我写不出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没有解放战争的东北生活，写不出剧本《兵临城下》。同样地，没有在南洋飘泊生活，我不可能写出长篇小说《南洋流浪儿》。
如果谈经验，这也算一条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五日于香港
学写长篇碰的头破血流
创作生涯漫谈⑥
小时候上私塾，背过古诗，读过旧小说，看过家乡戏曲，我一概喜欢，稀里糊涂都接受了。开始学习写作，对各种文学形式，我没有偏爱，碰到适合用什么形式表现的题材，就写什么东西，反正都是新的尝试。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随东北大军入关，眼看战争行将结束，新中国的曙光在望。想起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敌后军民英勇顽强与日寇作战，产生了无数英雄人物，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自己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理应写部长篇小说，记录下这段斗争的史实，让人们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新中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应该同心同德爱护她、捍卫她、建设她！并以此来悼念牺牲的战友。
有了战争生活和创作热情，不一定能写好战争小说。人人都有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对这方面的作品容易理解。战争是种特殊的生活，即便是战争期间，也只是少数人参加打仗。因此写好战争的小说，要比写好一般社会生活的小说，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果表现力不强，不能引人入胜，不容易为读者接受。
初次尝试写长篇小说，没有经验怎么办？我一向认为，学写作和学游泳差不多，在岸上背会游泳要领的人，下水后照样浮不起来，只有到水中去练习，才能逐渐懂得游泳的要领。学写作也一样，熟读“写作入门”和“文学教程”之类的书籍，不一定能写好作品。只有多动笔练习写作，经过一番创作实践，再去读文艺理论，才容易理解和掌握。我的土办法是：学习写一种东西，多看同类的作品。学写戏，多看戏，多读各种各样的剧本；学写长篇，广泛阅读一些古今中外名著，无形中能受到启发，吸收某些有益的东西。
古今中外的大部头很多，不可能先读完再动笔，更不可能先作一番研究再写——也许对别人可能。我学习写长篇小说以前，找来一些有关战争的长篇，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战争与和平》以及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有的是初看，有的是重读。由于写长篇费时日，可以利用休息时间阅读。读别人的作品，最感兴趣或受感动的章节，便是自己要学习的部分，汲取过来加以消化，可以变成自己的东西。
文学是人学，中心是写人物。短篇小说通常描写一个主要人物的生活片断，三两个次要人物围着他转，故事情节比较简单。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通常不只一个。次要人物则一大群。故事情节比较复杂，反映的社会生活比较宽广。如果作者脑子里没有许多熟悉的人物形象，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想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刻画出深刻的时代风貌，不大可能。写作有如打仗，作者好比指挥员，写短篇是个小战斗，指挥一个班或一个连，比较容易掌握。写长篇是一次大战役，要指挥几个团或几个师，必须面面俱到，困难就多了。
我尝试写长篇，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多年的战争生活，凭着创作激情和干劲，原先想写八路军一个支队，在敌后战场上抗击日寇斗争过程，写成三部曲。人物有支队领导，有中下级干部和战士，有知识分子，有人民群众，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提纲上开了几十人的名单。由于志大才疏，以指挥一个班的能力去指挥几个团，自然要顾此失彼，感到十分吃力。
平津解放，几万知识青年涌入部队，随着解放大军南下。想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问题，想到创作上一句老话：“写最熟悉的东西”，出于功利主义，把描写的范围缩小了，以一小群参军的知识分子作为主要人物，以自我改造作为主题思想，写起来当然容易多了。这便是一九五一年初版本《战斗到明天》的样子。
小说刚出版，遇上批判电影《武训传》，全国刮起一阵文艺“左风”，《战斗到明天》碰到厄运，受到有组织的围攻，初生的婴儿被勒死在摇篮里，作者跟着倒了霉！
初次写出来的长篇小说，各方面都不成熟，自然是部幼稚的作品，个别章节也有错误。但批评者一致说是歌颂小资产阶级，说是歪曲工农兵形象，加以全面否定，就有点使人想不通。在“宁左勿右”的坏风气下，批评家可以随便给作家扣帽子，作家只有检讨的义务，没有辩解的权利，加上行政上的压力，不按别人指出的错误检讨过不了关。只得引经据典，用动机与效果一致论，检讨灵魂深处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的板凳上等违心话，将自己骂了一通。
茅盾同志为《战斗到明天》写了序言，受了连累，也公开作了检讨。但认为小说有教育意义，要作者鼓起百倍勇气改好。
批评文章中有恶意的攻击，也有善意的建议，多数是受了当时“左风”的影响，随波逐流的评论。但是无论如何，都有参考价值。
一九五四年，我进文学讲习所学习，听了文学前辈讲课，特别是读了许多书，看了几十部文艺著作，脑子里有些开窍，明白《战斗到明天》的主要问题，不是什么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什么歪曲工农兵形象，而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写的不够丰满，刻画的不细腻，关于他们的自我改造，尚有些说教。其次，将自己熟悉的敌后生活，耳闻目睹的生动故事，堆砌在一部书里。把原来可以写两部或三部长篇的素材，压缩在一部书里，故事情节没有展开描写，不仅浪费了材料，而且像一堆萝卜干，看起来干巴巴，嚼起来没有味道。
看清了作品的主要缺点，一九五六年重写《战斗到明天》，我恢复了最初的想法，将长篇小说写成三部曲，第一部写一次反“扫荡”，时间是一个月，人物仍照最初的设计，写了五十多个，从支队干部、中下级军官写到战士和人民群众，几个知识分子仍占着相当的篇幅，通过战争的锻炼和军民英勇斗争的影响，他们进行了自我改造。
重写长篇小说，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进行的，改作尚未完成，国内掀起了暴风急雨般的反右运动，许多知名的作家、文艺工作者被划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曾经因这部小说受了一次围攻的作者，被这股猛烈的“左风”，刮得蒙头转向，不得不痛定思痛，停下笔来考虑：是屈服于歪曲，放弃写作？还是按照艺术规律和认为正确的作法，继续干下去呢？经过犹豫和动摇，最后决定豁出来，顶着逆风干下！并在出版前写了简单的《再版后记》。
改写本的小说，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到一年，国内又刮起一次“反右倾”的“左风”，从彭德怀元帅起，无数革命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劫难逃！作品又一次受到围攻，作者被打成“漏网右派”，送去劳改！
十年浩劫中，《战斗到明天》再一次受批判。不过当时，我的《兵临城下》被江青一次次点名批判，十年中受了三次大规模的挞伐！《战斗到明天》只是捎带的打了一顿罢了，所以并不显眼。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认为这部小说，无论政治上或艺术上的倾向还是对的，作了小地方的修改补充，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三次出版。
尝试写长篇小说，碰的头破血流，三十年遭了三次围攻，一次一次修改出版，在我认为是欠了人民一笔债，因为后面还有续篇未完成。在别人或许要骂我“死不悔改”，说我是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笑骂由它去，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留待后人做结论吧！
附记：《创作生活漫谈》原拟以自己的体会写若干篇，后因故未写下去。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写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