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入胜的《兵临城下》

陈  刚

    沈阳市话剧团最近在首都公演的《兵临城下》(白刃、洛汀、李树楷集体创作,白刃执笔,孔方导演),描写了一九四七年我国解放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在我解放大军围困东北某一工业城市之际,为了使这座城市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城市建设不受损失,减少解放这座城市的阻力,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利用蒋介石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地方军之间的矛盾,争取和策动非嫡系部队起义,迫使嫡系军队投降。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七年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蒋军由进攻转入防御。特别是在东北战场上,经过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战争形势的变化尤为明显。敌军已经一天天地趋于分崩离析,日暮途穷。针对着这种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壮大自己威力的同时,根据党的政策,运用革命的政治工作去瓦解敌军,促使敌军进一步分化,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顽固的反动派。这对于加速敌军的崩溃,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兵临城下》正是通过敌军内部矛盾的发展与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段特定的历史生活,这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话剧创作,必须坚定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应当大力提倡话剧的题材、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剧作家和艺术家去做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像《兵临城下》这样的题材,在我们的话剧—创作中还是不多见的,所以,它首先就给人以新鲜的感觉。自然,一部作品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题材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个剧本的艺术描写也比较真实生动;作者善于安排戏剧情节,在戏剧情节和矛盾冲突的充分展开中去表现人物,因而使整个戏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应该说,这是近两年来话剧舞台上的好戏之一;和白刃同志过去的话剧作品相比较,这也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革命文学艺术作品的任务,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人民,它不但要教人勇敢,而且要教人智慧。像兰光同志的《最后一幕》,杜宣同志的《无名英雄》一样,白刃同志的《兵临城下》也是侧重于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生活片段中,去反映我们的地下工作者在和敌人斗争中的灵活机智,英勇无畏;同时也展示出其他各种各样人物的精神面貌。这样的戏不仅能够增长我们的历史生活知识,帮助我们的青年一代了解过去生活的复杂性和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并且可以使我们今天的观众从中得到精神上的鼓舞。

    在这个剧本中,作者以主要的篇幅表现了敌军内部的矛盾:除了少数我军干部和地下党员外,作者着力描写的是反动军队内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者没有把这些人物简单地加以丑化或漫画化,而力求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将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具体地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按照人物各自的生活逻辑,揭示了他们独特的思想、感情和性格,因而是真实可信的。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敌军内部的郑汉臣、赵崇武、钱孝正、蒋家训,和我地下党员李忠民等,都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即使是作者用笔不多的敌军的小个子兵、勤务兵和连长董彪等,也写得比较生动。
    我以为,这个剧本里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郑汉臣和赵崇武。能不能把这两个人物写好,是决定这个戏的成功与失败的关键:这是因为他们在戏剧的矛盾冲突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对于揭示主题有重大影响。郑汉臣是敌军非嫡系的一个团长,他在序幕里出现,正是他的部队被我军击溃,他在混乱时化装为商人被我军俘虏。我军联络部姜部长已经知道了他的底细但在审问他时他有疑虑和畏惧,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是团长。等他的太太被送来相见,他的身分已经暴露,姜部长晓以大义,劝他投降,他不答应,并表示“我不谈政治”。但是,当他知道我军决定释放他和他的太太回去,确是以诚相待之后,才深受感动地说:“姜部长,我郑汉臣虽然是行伍出身,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将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您。”这里只用了疏淡的几笔就把这个大兵出身、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但却有明显是非感的、耿直爽快的人物性格表现出来。到了第一幕庆祝赵师长五十寿辰的宴会上,钱孝正对郑汉臣发生了怀疑;郑汉臣为了指责嫡系部队没有协同作战而和嫡系的牛师长发生口角,作者通过这些事件,把这个非嫡系的团长处处受嫡系排挤、歧视的尴尬境遇和他的心理面貌,进一步表现出来了。小个子兵前来报告郑太太在被释放的路上遭到嫡系部队的扣押并受到侮辱,这段戏是精彩的一笔;“使郑汉臣这个人物在尖锐的戏剧冲突中,闪耀出性格的火花。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利害的冲突,使郑汉臣和嫡系部队的矛盾步步加深,终于在我军围困的严重关头,敌军内部相互倾轧趋于尖锐化的时刻,郑汉臣在我地下党员李忠民和范国良的启发和帮助下,觉察到山穷水尽,只有寻找新的出路,于个人、于部队才有前途,便决心起义。他一决定起义,立刻就有明确的行动,力劝他的师长赵崇武带领全师起义,师长还有些犹豫,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只好对不起师长,先走一步了。”最后,他断然撕破情面,用双枪威逼马军长和牛师长下令嫡系部队投降,这个人物形象就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从序幕里对解放军怀疑,经过感恩图报,处于夹击,受到教育,直至提高政治认识决心起义,这个人物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作者赋予他一连串的行动,人物思想感情发展的脉络在戏剧冲突中清楚地呈现出来,因而他的转变是令人信服的。
    郑汉臣这个形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在一定程一度上也依赖于演员王虹同志的成功创造。王虹是位好演员,他在《双婚记》中扮演的鲁万春,曾在全国话剧会演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次扮演郑汉臣,演得朴素、真实,人物性格发展的贯串线相当清楚,人物对于不同的对象的态度,都掌握了适度的分寸。最后郑汉臣跳上桌子用枪迫使马军长和牛师长投降。这个动作给人物形象的创造增添了画龙点睛的一笔。
    蒋军非嫡系的师长赵崇武,握有军事实力,是敌我双方争取的中心人物。他老练、深沉、胸有成竹,他的转变自然要比郑汉臣更困难一些,心理活动也复杂得多。因此,要写好这个人物,演好这个人物,确实是个艰巨的创造任务。作者在写赵崇武时,使用了细致的笔法,更多地通过他同各种人物的微妙关系,来展示他的精神面貌。
    赵崇武一出场,就遇到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解放大军压境;自己手下的郑汉臣的部队受到严重损失;牛师长飞扬跋扈、损人利已的行为受到马军长的庇护;郑太太受辱,嫡系和非嫡系之间的矛盾加深;特务电台尾随;钱孝正企图争权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他作为非嫡系部队的首脑,自然要首当其冲,他既无法回避,也不能率直暴发,真是有苦难言。赵崇武在第一幕里有一句话:“真不痛快啊!”正是他内心活动的真实写照。他所谓关心几千家乡青年的前途,实际上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这里面有矛盾的时候。也有统一的时候。随着戏剧的发展,—摆在他面前只有两个前途,一个是继续走反革命的道路;另一个是弃暗投明,他愿意两方面都试探,以便寻找到对于自己最有和的前途。一方面他采纳了副官处长李忠民的建议和解放军方面建立了联系,但又若即若离。另一方面。代表“蒋委座”的胡高参的到来,宣布提升他为中将副军长,并不剥夺他的军权时,他又不免有些喜出望外。把原定和姜部长的谈判虽然取消。左右摇摆,犹疑不定,赵崇武的这个复杂的性格特点,在一系列的情节和场面中间,被明确地表现出来。我想,可不可以这么说,人物性格的最本质的特征,已经被作者捕捉到了,这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核心,就把握不住人物的动向。这个特征;也就是赵崇武既不同于《东进序曲》里的刘大麻子,也不问于影片《战上海》中的刘义的特点。后来赵崇武的起义,就是受了上述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与影响。这里需要说一下人物转变的契机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胡高参向蒋介石密告“赵崇武心怀不轨……宜速剪除”的电报,并不足以促使赵崇武决心起义,因此觉得这个细节不够充分有力。我觉得;单单靠一封电报自然是不够的。但是,如果不把这一点孤立起来,而从在解放军围城这个条件下其他人物和赵崇武的关系来看,也许就更适当一些。赵崇武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是和他有生死之交的主力团团长郑汉臣,一个是掌管经济大权的副官处长李忠民,还有一个参谋长钱孝正。在看电报之前,郑汉臣已经明确表示决心起义;李忠民也一再敦促他率部起义;钱孝正虽然极力要使赵投靠“中央”,但钱企图夺取兵权的野心,赵也是明白的。所以,逼上梁山的形势已经造成,密电的出现,不过是打破赵崇武的幻想、推动他起义的一个因素而已。因此,从总的方面看来,赵的起义还是势所必然,合乎情理的。当然,如果作者能够把与赵崇武有关的某些事件中的细节描写进一步加以提炼,从而更有力地揭示人物内心的真实话动,那么,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就有可能被塑造得更深刻,更圆满。
    扮演赵崇武是相当吃力的,如上所述,作者对这个人物写的还不很充分,行动和内心活动也有些不够具体。可是,王庶同志演的赵崇武,却使我们比较满意。人物的老练、沉稳。在和不同人的接触中所保持的态度,都被演员体现得比较好:这位演员在听人家讲话和自己讲话时,都仿佛有一个具体的思考过程,因而,他的台词的真实感就更强一些。我还觉得,这位演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生活于角色中,在一些细微的地方,人物对事件的反应,情绪的变化,都体现得比较细致、真实,这也就多多少少地弥补了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所忽略的一些细微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敌方的师参谋长钱孝正,原来也是赵的老部下,但在庐山受训以后,却变成为国民党在这个师里的特务头目,他利用爪牙搞监视;刺探,进行种种秘密的活动。他听到郑汉臣被我军俘虏又跑了回来,就想方设法要抓住郑汉臣的把柄,以便加以排斥;他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向胡高参献媚,企图排挤掉赵崇武取而代之。他的阴险、卑鄙的性格;被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蒋家训虽然受到钱孝正的大力栽培,但不学无术,只能搞点监视、摩擦、倾轧的活动,办事又很愚蠢,往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种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丑恶形象,也被表现的比较生动。作为我方地下工作人员的李忠民,机智、沉着,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借机扩大和加深这些矛盾,因势利导,进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他几次对赵崇武进行争取工作,都抓住了很好的时机,作者这种安排是很好的,有利于从行动中去突出这个人物。在炸不炸水电站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施展了缓兵之计,是作者刻画李忠民的富有光彩的一笔。可惜他在工作方式上有时被描写得简单生硬,不太符合这个人物所处的规定情景和性格逻辑,以致使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和深刻性都略有损失。此外,共产党员燕明和范国良,在敌军中进行着艰苦的工作,最后都英勇地牺牲,戏虽不多,也都给观众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认真推敲起来,可以发现,剧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虽然比较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但是人物形象都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艺术创造也还不曾达到饱和点上,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还没有被揭示得淋漓尽致。对比之下,小个子兵、勤务兵和连长董彪这些小人物,却更有血有肉,比较丰满。
    总的说来,这个剧本的生活气息是浓厚的,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特定历史生活的真实图景,许多人物富有历史的;时代的特点;他们是一群生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的人物,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这些人物不是作家思想的“传声筒”,而首先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打着各种阶级烙印的人,因而,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就显得真实可信。其次,作者着力去写人物在规定情境中怎样地活动,舞台上更多地出现的是他们思想感情的变化的过程,把人物做了什么,和怎么样去做的,都具体、细致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舞台上矛盾复杂,冲突尖锐,让好戏当场出彩。至于这些人物在这段历史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么,让观众从人物的行为中去作一个正确的评价。《兵临城下》通过这一群人物,特别是敌军将领赵崇武、郑汉臣的变化,相当生动地反映出那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特征:我国革命浪潮的高涨,人民力量的壮大,反动力量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旧的社会力量在崩溃,新的社会力量再兴起、所有的这些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作者从这一群人物。这一小小角落的变化中生动地予以反映出来。没有革命的压力,那么,转变的不会转变,进步的也不一定会进步。革命的风暴冲击着这一群人,必须有所抉择,弃暗投明就可以找到光明的前途,而坚持与人民为敌则得到可耻的下场。历史是无情的,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将在这场历史的暴风雨中经受严酷的考验。我以为,这一个主题在戏里是很明显的。
    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够高,原因是它没有正面表现人民革命的力量。我觉得这种提法未必是妥当的。如果说这剧本以绝大的篇幅写了发生于敌军内部的事情,这确是事实;而如果说剧本没有体现出革命的力量,就缺少根据。这个戏正是表现了革命的浪潮撼动和冲刷着旧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表现了我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犹如泰山压顶,使敌人分崩离析,作者从一个角落去点染出这一个历史的总趋势,不是也很好吗?我看,就这一段历史而言,既可以从现在《兵临城下》所选择的角度,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写,角度不同,殊途同归,同样地都可以“从一滴露水里反映了一坐花园”。我们的观众当然希望知道当时我军的情景,但也希望知道敌军里的种种情景。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敌军内部分崩离析、逐渐瓦解的过程,看到这些人物走向分化的具体情景,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解放大军的浩荡声威;可以感受到人民的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事物的矛盾双方、生活现象的多样,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了解的更全面,认识的更深刻。
    要评论一个剧本的思想性,不但要看作者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从什么样的观点理解生活;和他是怎么样写的。这也就是说,作家必须早有正确的思想观点,而这种思想观点同时又是寓于形象的创造之中的,离开了人物形象,就不能存在赤裸裸的思想。一部作品的思想性的高低,要看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深刻程度如何。由此可见,反映革命斗争生活,从正面去描写,可以出现思想性相当高的作品;从某一个侧面去描写,也同样可以写出思想性相当高的作品。我认为,从前面对这部作品的人物分析中,可以看出,《兵临城下》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它的思想性不是不高,而是比较高的。

    戏剧情节的曲折、紧张、引人入胜,构成了《兵临城下》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大家都知道,作家要表现人物的性格,要展示生活,都有赖于情节的巧妙安排。而同时,情节的安排也要服从于表现人物、表现生活的需要,要受到一定的思想内容的制约。离开了这种制约关系,在剧本里单纯地玩弄情节,脱离生活地去追求情节的离奇曲折,固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剧场效果,但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必将导致形式主义的歧途。在这里强调一下情节要服从于生活内容的需要,并没有贬低情节的意思,相反地,我认为,戏剧如果离开了生动的情节,就会变得平铺直叙,枯燥无味。
    《兵临城下》的作者善于抓住情节这一根链条,通过曲折复杂的矛盾,展示出生活的面貌。第一幕里小个子兵的上场就是出人意料的一笔,作者通过郑汉臣和钱孝正的口角。郑汉臣和牛师长的争执,把嫡系和非嫡系部队之间和非嫡系内部的矛盾轻轻地揭示出来。但是,这场矛盾没有进入白热化就被老奸巨滑的马军长调解开了;赵崇武也只好忍气吞声。恰巧在这时,小个子兵被我军释放回来,进来报告:郑汉臣太太在回来的路上被嫡系的一二三师的巡逻队扣押,郑太太和几位官太太还受到巡逻队连长的侮辱,这一下子使双方潜伏的矛盾顿时趋于激化,揪起这一幕戏的情绪的波澜。
    情节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历史。这二场戏的矛盾尖锐化,首先是小个子兵造成的。在序幕里曾经交代过,小个子兵曾两次被俘,他因为家在关里,弟弟在师部当卫士,“怕当了八路,家里人和弟弟吃亏”,所以被释。这一次基于同样的理由,又被释放回来。这个交代很有力。同时,郑太太因为要寻找孩子的下落,没有和郑汉臣同行。这两点都是事先埋伏好的,凑在一起,构成了这一个情节。因此,小个子兵虽是偶然闯入,并不叫人感到唐突。这个“报告”直接地冲激了郑汉臣,他的粗犷、直率的性格马上就暴发起来,这也为后面郑汉臣刺杀牛师长部下的连长借以报复,以及后来暗示可以去抢嫡系空投的粮食等等行为,立下了根据。郑的性格和行为,又推动了以后的戏剧情节。小个子兵在此时此地当众揭丑,于是,立即引出了人物与人物之间关系的“连锁反应”:在郑汉臣暴发以后,平素趾高气扬的牛师长也不甘示弱;马军长在这种情况下极力伪装公正;赵崇武处境困难,只好劝郑汉臣忍耐等等,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各人有各人的态度,这样就使人物性格鲜明起来,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呈现得更为明晰,把嫡系和非嫡系部队之间的斗争进一步深化了。这样的情节就自然地推动着剧情波澜起伏地向高潮进展。试想一下,如果小个子兵是在彼时彼地,在完全的另—种情况下出现,那么,就可能造不成这样紧张的戏剧情势,也达不到这样的艺术效果。
    还有,在我们极力争取赵崇武、郑汉臣的同时,敌人并没有休息,他们也企图把赵崇武拉过去,以为拉住了赵崇武,就可以抓住军队。为了这个目的,不仅钱孝正和蒋家训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而且还从上面派来了一位高级将领——“侍从室”的胡高参。敌方投入的本钱越来越大,这给我们的争取工作造成的困难也越来越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戏剧冲突的浪头越卷越高。胡高参的出现,虽是半途插入的,但对后半部剧情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反面力量在他周围集中,形成了剧中强大的反动势力。他毕竟比钱孝正这类人有更丰富的反革命的经验。他宣布晋升赵崇武为中将,对于赵就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赵崇武自言自语:“蒋委座毕竟还没有忘记我赵崇武。”这就使剧情的进展来了个回旋,更加曲折。胡高参还越俎代庖,在军事上自行指挥,在大吹他的“闪击战”如何高明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遭到惨败;那封密电也发挥完全相反的作用。这些变化多端的事件,使得戏剧情节跌宕丛生,令人莫测。
    燕明的被捕,引起了人们对一系列事件的密切关注,这个肩负着重大使命的共产党员被敌人抓去,受到非刑拷打。电台怎么样了?赵崇武托带的信有没有销毁?其他地下工作者是否会因此而暴露等等,这些事件都直接地影响到起义这个中心事件。成败安危。系于一身。特别是胡高参、钱孝正要燕明和我地下党员范副团长当面对质,借以观察郑汉臣、李忠民的态度。以便一网打尽,这一手是相当狠毒的。这里作者把人物关系,矛盾线索交织在一起推向顶点,立即造成一个紧张的戏剧悬念。反动派高兴得过早了,燕明的坚定的立场和从容不迫的态度,使他们什么也没有捞到,却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作者把不少的生活片断,经过戏剧情节的串连,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情节在这里好像是能工巧匠手下的丝线,能够把生活片断的散金碎玉连成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品。在这紧张的戏剧情节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席卷进这场斗争之中,人物在冲突的爆发点上行动,因而大多给观众留下了比较鲜明的印象。
    《兵临城下》在艺术上的另一长处,是它的语言朴素、生动、鲜明,具有性格化的特点,而且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像郑汉臣的语言,就是比较精炼而又相当生动的,这个人物性格之所以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除了他富有行动性以外,也常常依靠了他的不一般化的语言,如序幕里姜部长劝他投诚,他说:“投降是军人的耻辱,我是个老兵,脑袋可以掉,就是不能投降!”又说:“我是军人,不谈政治。”在我军决定释放他回去,他表示自己“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话虽不多;但却明确;有力地表现了他的生活态度和脾气火爆、头脑不会转弯的性格特点。又如第二幕里他的士兵因受困断炊要去抢老百姓的粮食,他下令制止,连长董彪问他:“那弟兄们吃什么?”郑汉臣答:“董彪!你是个死脑筋啊!就地下有粮食啊,”这也是精彩的语言。这句话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它既含有双关的意思,又能体现出人物的处境和心情,董彪很快就领会到:“地下……哦……我明白了。天上也有!空投!”郑汉臣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不会去抢空投的大米吗?”大米是空投给嫡系部队的,他自然不便直说,免得留下口实。因此,这话还包含着许多不满的心情。一句话就透露出丰富的意义,这就是戏剧语言的特点。这种富有特点的语言,在剧中其他人物身上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如李忠民和赵崇武谈到钱孝正时所说的:“钱参谋长的抱负很大”“白布送进染房(指钱曾到庐山受训),不可能保持原来的颜色”,这样的语言,也都是符合环境和人物关系的。赵崇武以为钱是自己的老部下,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没有觉察,所以,李忠民对赵不能不给予提醒,两人是上下级关系,所以又不便直说,只能说得极婉转含蓄,赵崇武也就明白了。说的是件严重的事情但双方都不动声色,在平静的语言下面两个人物都带着紧张而矛盾的心情,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这些语言给予演员的艺术创造留有余地,使他们能够挖掘出丰富的潜台词,可以更具体地掌握人物的性格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舞台上就不会“照本宣科”,而变得有戏可做。我想,演员们是多么地希望作家们多写些好台词呵!
    此外,如小个子兵的语言也是很有光彩的,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把他的性格表现的非常鲜明。小个子兵是个老兵,有正义感,但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认识。蒋家训追问他是否看见郑汉臣被俘虏过,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拐弯抹角。绕了一个大圈子,这里体现出两点:一点是小个子兵对郑汉臣是爱护的,他多年随着郑汉臣当兵,对这个上司有着浓厚的感情。所以虽然他亲眼看见郑被俘虏,也决不说出真情来;另一点,蒋家训是顶头上司,又不能不敷衍,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滑”采。这种滑正是他多年的生活经历在他身上刻下的印记。然而,最有意思的,是连长董彪在战壕里和他的一段对话:
    小个子兵  董连长,咱们是一个村子的,打您当少尉排长起,我就在您手下当兵,跟您快十年了,我眼眉毛有多少根。您都数的清楚。您待我的好处,我心里明白。
    董  彪  你提这些干啥子?
    小个子兵  董连长,我被八路军俘去三次,每次我都回来了,一来是怕连累我兄弟,二来是忘不了您待我的好处;可是现在,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董  彪  你想干什么?             
    小个子兵  俗话说得好:当兵,吃粮;吃粮,当兵。当兵不为着吃粮,哪个傻瓜出来卖命?
    董  彪  饿的受不了啦?
    小个子兵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的慌!这些日子,每天吃半斤高粱米,够塞牙缝呀? 
    董  彪  不还有酒糟吗?          
    小个子兵  那是人吃的东西吗?为什么他们中央军不吃酒糟,每天吃大米饭呢?
    董  彪  咱们是后娘养的。
    小个子兵  一样当兵两样待遇!真他妈的不公平!
    董  彪  你少说两句。
    小个子兵  他们吃好穿好,拿着好枪好炮,可是打起仗来,老叫咱们顶头阵!
    董  彪:你到底想干什么?
    小个子兵  我不想为他们卖命!
    董  彪  你想开小差?
    小个子兵  咱明人不做暗事,要走也得说清楚再走。这个月来,每天晚上都有成批成批的跑过去。我说董连长啊!留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呀!
    这一段台词不但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生动、具体地揭示了他们当时生活的具体情境——吃不饱,受歧视,不愿意卖命,对前途无望;在真实的生活氛围中,通过小个子兵的独特命运,相当概括地表现出当时不少敌军士兵的共同的命运,这种描写无异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对话中,董彪的心情也被清楚地展示出来,最后,他只好说:“你实在受不了,我不留下你挨饿,不过枪支武器别带走,什么时候走,通知我一声。”我以为,这些对话,非常有力地刻画出当时蒋军下级官兵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浓厚的景况。在我解放大军围困当中,反动军队里的士气涣散,军心动摇,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的动摇是这支军队的根本动摇,犹如釜底抽薪,即使上层人物如郑汉臣、赵崇武还不悬崖勒马,及早转变,那么,这支反人民的军队也不可避免覆灭的命运。总之,这个剧本里的不少语言,经得起咀嚼,透过语言的表面可以发掘出比较丰富而深厚的东西。语言的成就,也给这个剧本添加了不少光彩。
    感谢沈阳市话剧团的同志们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戏,他们的演出,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从一九五六年全国话剧会演到这次演出《兵临城下》,剧团的艺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的整齐的演出阵容给首都的话剧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是值得称赞的。

此文原载一九六二年第九期《戏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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