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兵临城下》重新公演
胡世宗
曾被“四人帮”扼杀的话剧《兵临城下》,最近在沈阳又和广大观众见面了。在杨柳吐绿的大好春光里,这种久别重逢,不禁引起人们许多激动的回忆和深思。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文艺黑线专政”论密谋炮制过程中,搬上银幕的《兵临城下》,首当其冲地被污蔑为“坏片子”,“四人帮”把“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它。随后,作者、导演和—部分演员被打成了“黑帮”、“反革命”。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闭幕不久,“四人帮”又—次刮起“批判”《兵临城下》的邪风。到了一九七五年春,“四人帮”阴谋组阁破了产,他们气急败坏,趁周总理病重之机,第三次策划对《兵临城下》进行所谓“批判”。
一部话剧和影片,“四人帮”为什么在十年时间里,三次大张挞伐?原来,这下作品是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党政军许多负责同志亲切关怀和支持过的。《兵临城下》的作者白刃、洛汀、李树楷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写出话剧本;一九六二年国庆节,由沈阳话剧团演出,周总理在李先念、聂荣臻和邓颖超同志陪同下看了这出戏,并指出剧中几个具体情节不妥当,需要修改。十月十五日,周总理事前没有跟剧团和有关人员打招呼,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第二次看了这出戏。演出过程中,总理派人到后台传话,不要太紧张,台词可以慢一点。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四日,周总理又看了煤炭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再次对剧本的修改和演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沈阳话剧团根据总理的指示,边演边改,巡回演出了四百余场。全国有一、二十个专业剧团排演了这个戏。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同志,分别看了话剧和电影。郭沫若同志也看了这个戏。罗荣桓同志抱病分三次看完了这个戏的电视实况转播。这几位领导同志对《兵临城下》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指出这个作品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周总理得知这个戏要改编成电影的消息后,便邀作者到中南海办公室谈话。谈话中,总理问及了这个戏人物相情节的生活依据,谈到创作和表演的许多问题,从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谈到当时我国舞台上的剧目;从批判地继承旧的艺术形式,谈到如何坚持“双革”的创作方法;从作品的产生,谈到作者世界观的改造。总理说,我看了《兵临城下》,首先是喜欢。这样一部周总理和广大观众称赞的好作品,“四人帮”硬要诬它为“大毒草”他们扼杀《兵临城下》,明明是“意在沛公”,矛头是指向周总理和一些党政军负责同志的。
毛主席早在抗战之初,就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列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原则。他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主席还制定了我们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主席说:“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毛主席还说:“对待帝国主义亦然。”毛主席这一光辉的策略思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革命威力。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三大战役时曾指出:“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总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以我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前提,正确运用瓦解敌军的策略。迫使敌人投降或起义,从而和平解放城镇村庄的例子,为数不少。这种斗争方式,从另一个侧面验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同样显示了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的强大。’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本身是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既然史册上记载了这样生动的篇页,文艺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去表现呢?《兵临城下》的作者们熟知国民起义部队的许多故事,并做过大量的采访。他们有多年部队生活的积累,依靠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导,经过艺术概括,终于写成了这部作品。
《兵临城下》描写了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历史时刻,发生在东北战场上的一场特殊的斗争。话剧改编的影片开首,还画龙点睛般地描写了我军胜利挺进的雄姿,刻画了敌军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困守孤城,朝夕难保的处境。
这就表明了我军的政治攻势是在军事攻势的配合下,并以军事攻势为前提进行和奏效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否定武装斗争”呢!戏中写到在我军的沉重打击和严密包围下,某城守敌三六九师受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排挤,内外交困,矛盾激化,走投无路的状态。在我强敌弱的情势下,我军坚决贯彻毛主席制定的策略原则,联络部姜部长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秘密入城,亲自做争取敌三六九师起义的工作。敌师长赵崇武摇来摆去,直到戏接近尾声时,他还幻想突围,只因军事受挫,加上得知蒋介石密令要“剪除”他,这才迫于无奈,答应起义。姜部长等我军人员机智灵活,英勇果敢,步步制动敌人,及对扭转局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部话剧和影片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歌颂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它本来是以瓦解敌军为题材和中心情节的,怎么能要求他通篇战火纷飞,大炮轰鸣呢?“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猖獗地搞形而上学,他们给《兵临城下》罗织的一系列罪名,完全居于这类歪理谬论!
今天重看话剧《兵临城下》,觉得它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对于我们进一步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文艺领域里颠倒黑白、扼杀百花的罪行;对于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服务;对于我们做解放台湾的工作,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孤立和打击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总之,对于我们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旗帜,正确地开展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是有益的。因而,重新公演《兵临城下》,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解放军报》197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