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战士·作家——访白刃

公  仲

    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一位老作家谈起白刃同志。自此，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访问白刃同志。可是，我四处打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有说仍在湖南，有说到江西井冈山去了，还有说已回未了，正躲在什么地方写东西呢。我委实感到失望。今春在京，认识了一位姓王的青年人。没有想到这年轻人就是白刃的孩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当即放下手边其他一次工作，到西直门总政招待所去访问了白刃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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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刃已经六十开外，可看去只五十左右。中等的身材，敦厚、结实的架式，方圆的脸庞，丰硕、细嫩的皮肤，须发微白，浓眉大眼，一身笔挺的军装，落落大方。可以想见，当年是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美男他是华侨，一九一八年出生在著名的侨乡福建泉州市的石狮乡下。父亲做小商贩，家境贫苦，生活没有保证。在他不满十四岁时，为了求生存，全家东凑西借，筹集了一笔路费，在一九三二年子春，一个寒风呼啸的清晨，他穿着一身白洋布夹衣，黑单裤子，踏着一双新胶鞋，提着简单的行李，含泪挥别了亲人，随叔父走出家门，飘洋过海，来到一个波涛环抱、风景绚丽的千岛之国—菲律宾。
    出洋谋生的“番客”，生活并不好过。干苦力活的学徒生涯，流落街头的卖报日子，艰辛劳累，外加失业、疾病，各种意外的折磨，更是难以忍受。一次江边失脚，几乎淹死。幸好遇上两位菲律宾姐妹，将他救起，并且留在家里精心照料着。菲律宾人民无私的情谊使他深为感动。他差点被招为过门女婿，变成“番仔”，这时他才十五岁呢。然而，立志求学，自力更生，寻找出路的强烈愿望，使他毅然决然离开了善良好心的菲律宾姐妹一家，走上了人生的征途。
    在马尼拉，找到半工半读的机会，进了中西小学读书。一九三五年秋，考进华侨中学。靠考试第一，取得免学费资格，而书费则靠卖卖报做工。在学校，开始接触到大量书籍。有红楼、封神、西游等旧小说，也有鲁迅的《呐喊》等作品，还有孙中山丛书、黄花岗烈士事迹介绍等。当时，对鲁迅的作品，还看不太懂，而中山丛书及那些革命志士仁人的事迹却深深感动了他。特别是一位语文教师，叫董冰如，是一九二二年的中共党员，参加过八一起义。后流亡到缅甸、菲律宾办报、教书。董老师给他灌输了不少抗日救国的思想，对他一篇作文《一个婢女的生活》，能反映出旧社会婢女的悲惨命运，给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还有，因为卖报，能看到中共主办的《救国时报》等进步报刊。自此，他开始参加学生的救亡运动，加入了华侨中学的“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办了一个刊物《救亡月刊》。这时他也就开始写东西。
    他第一篇小说，叫《饥饿的孩子》，发表在《华侨商报》。写柏林希特勒杀害因饥饿而偷吃面包的犹太人儿童的故事。这根据他自己亲身体验的饥饿中的情景联想而写的。他还在《新中国报》上发表了一篇《一个失业工人》的小说，写工人无钱缴房租之事。他又写诗，发表的《灵魂的呻吟》是写深夜路过菜场，目睹无家可归的人在风雨中淋漓而对面酒楼的舞会正酣时的感触。
    他热爱菲津宾他的第二故乡。那椰林蕉树海滨的美丽景色，那穿着纱笼的菲律宾姐妹的动人身姿，那异国风味的尤加里琴的悠扬悦耳的琴声，令人陶醉、留恋、难忘。然而，在菲律宾，也使他认识到了社会的复杂，金钱的罪恶，人生的坎坷不平。特别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祖国正在风雨中飘摇，东三省被出卖，日寇正侵略华北，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正奋起抗日救国，走上斗争的前线。
    他热爱菲律宾这第二故乡，他更热爱自己伟大而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不愿在海外再当孤儿，他下定决心离开南洋，离开第二故乡，辞别自己的亲友和同学。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祖国，投入苦难的母亲的怀抱。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回到祖国海南岛。想到南京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团，人家不要，说没铺保。回福建，投考空军，又不取，说身体条件不合格。只好在集美侨校栖身，因那里读书不要钱。一九三八年春，他以“王爽”化名给汉口写了一只文章，题为《国难严重下的泉州军政》，无情揭露国民党旅长钱大钧的侄子腐败卖国的丑行，竟在《全民周刊》发表出来，引起福建上下震动，该旅长到处搜寻这个“王爽”。他难以安身，就试探着给已回国在汉口参加抗战工作的董老师写去一信，要求到北方抗日。不久，董老师就回信来了，要他到延安去。
    延安是他久已向往的地方，虽然那还只是一种赤忱的爱国热情，对共产党还并不十分了解。但他明白，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抗日爱国。此时，福建正禁止壮丁出口，青年男子汉外出控制很严。他乔装打扮，穿一身白衣裤，戴着有白圈的黑帽子，登上外航的轮船。他不进船舱而在船头甲板上眺望。检查老爷在船舱里检查，而把他当作水手放过去了。船到汕头，他下来，换乘汽车到深圳，再转香港找他姐姐筹集路费。得到姐姐的资助，他约了四人同行，经过多日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他们终于未到了日夜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本准备分配到鲁艺去搞文艺，可他偏要求学军事，一心想上前线打仗。于是组织分配他到抗大学军事化学。学完即分配到一一五师任军事化学参谋。在一一五师报到填表，知他读过中学，写过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当时部队文化低，知识分子奇缺。不久，一一五师《战士报》就把他调去了。此时，他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知道服从组织分配。这样，他还是来到了文化战线。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一名文化战士，他一直在部队办报写文章。一九四三年，《战士报》停刊。他曾下过连队，任指导员，与战士们共同战斗过。后又调滨海军区，任《民兵报》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军出关到东北。先后在北满、西满、东北野战军哈尔滨总部工作。担任过电台台长。一九四八年，以新华社随军记者身份，随六纵入关南下，从松花江畔直到南海边，迎未来了全中国的解放。他原名叫王寄生。一九四○年随军入山东，打白彦，与敌人来回争夺好几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战士们无比英勇，拼刺刀肉搏。随即他写了篇通讯《在观察所》，记叙这次战斗，在《时事通讯》上发表了。因在白彦这地方，又是白刃战，就署名叫“白刃”。此后，白刃这名字就传开了，而本名反而不大为人所知。从“寄生”到“白刃”，概括了他的一个成长过程，标志着一位华侨变成了一名自觉的战士、作家。

(二)

    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一条艰难曲折之路。白刃同志在文学创作上所走这的道路，是一条漫长辛苦的道路。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大量的作品是通讯和报告文学，也有些短篇小说和诗。这些都是在动荡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斗争工作之中写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时间精雕细刻，没有在词藻上下功夫，只有真实的感情和朴素的语言。”“它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记录了创作的历程”。丁玲同志说，“他对那些连长、班长、指导员、小司号员、通讯员、卫生员，对土地改革后的翻身农民，对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都非常熟悉，写得逼真，写得自然，写得感人。”应该说，这个时期，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颇有成就的作家了。
    一九四八年，在大军进关之前的战斗间隙之中，他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完稿后就在解放初期的长江日报陆续发表出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冒昧地将这长篇寄给了茅盾同志看。不久，茅盾同志就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很细致地对作品提出了不少具体修改意见。一九五一年，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正式出版了，茅盾同志为书作了序言。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运动中，这部作品就同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等一道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战斗到明天》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改造过程。今日看来，基本倾向是好的，是建国以来较早地涉及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一主题的。作品较成功地反映了在解放军这革命大熔炉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而成长为自觉地人民战士的过程。当时某些人认为，写了部队里的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是歪曲了解放军，而写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又是歌颂了知识分子，真叫人左右为难。当然，由于作者初写长篇，拘泥于真实生活，剪裁提炼不够，有些地方也难免有些粗糙。茅公为此作品，也被迫作了检讨，但他最后还是鼓励作者：“鼓起最大勇气把小说改好。”作者集中精力，先后对作品修改了一年。修改后的作品，人物、故事更集中、精炼了。仍然是写了知识分子，但战士、群众更多了一些。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作者写了个后记，可因为后记里对当年的批判，作了些辩解，结果书是出未了，没让广泛发行，而人又继续挨整，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去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作品平反昭雪了，作者才能可能重新整理、旧稿，附上当年的序和后记，再次出版。
    《战斗到明天》挨批以后，白刃下到农村水利建设工地。他先在湖北荆江，参加了荆江分洪，后转到京郊官厅水库和佛子岭水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还去过北京农村。此间，写了不少特写、小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这因为一方面，他成了惊弓之鸟，余悸是有的，未放大胆放手地写；另一方面，他的兴趣逐渐专注于戏剧创作上去了。值得指出的是，十几年的战争生活，形成了他的一种本能的创作习惯：无条件服务战争需要，紧密配合部队宣传教育任务。在这当时，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部队的每次战役，英雄人物，英勇字迹，还有什么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改造俘虏，一条心运…。写作就围绕着这些。纪念“八一”，他写长征故事；学社会发展史，他编社会发展史故事。战时就是这样，建设时期，那就完全可以把题材范围扩得更大些，社会生活反映得更深刻些，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丰富多彩些。建国以后，他正是朝这方面开拓着自己的创作道路。《战斗到明天》就是一次可贵的尝试。但是道路并没有闯开，而本能的习惯，仍在执着地走着以往的老路。这也足见他在创作上也是位忠厚、本分的老实人。一九五五年，号召专业作家放弃工资，以稿费为生。他带头响应，脱了军装，放弃了每月二百五十元的高薪，靠投稿赚稿费维持生活。可因为几次挨批判，发表的作品少了，写出的检查多了。而检查书是没有稿费的，所以生活就拮据起来。特别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后，他被下放到顺义县农村，与海默等同志一起，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他生活就全无着落了。
    然而他并不气馁，他知道这是暂时的现象，他正孕育着几个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向党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呢。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他被召回从事创作了，他的《兵临城下》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时，先后在全国许多城市公演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莫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九六三年他重新穿上了军装，调回了总政，恢复了工资。这个时期，正是他创作极旺盛的时期，《兵临城下》的改编电影，还有话剧、小说、特写、通讯、诗歌、甚至大鼓词，他什么都写。可就在他蕴酿着新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巨作时，《兵临城下》又被江青等人点名批判了。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不久就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去了。北京武斗之风吹过玉门关，拷打、逼供、坐喷气式飞机等花样也就降落到他们身上。他与画家黄胄等数人，不甘欺凌，连夜逃回北京，被留在总政大院劳动改造。六九年到红山口办学习班，七○年一号通令，被下放到湖南攸县农村当农民。一年喂猪，二年种茶，后借调到湖南军区搞搞文艺会演，打打杂。一九七四年又调到长沙警备区帮闲。“四人帮”垮台后，他还是被东借调西借调，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算回到了总政。可工作一直未能落实，人至今仍住着招待所。然而，他仍是不顾这一切，他抱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情，
    又开始奋发地写作起来。他在为罗荣桓写传记，还编写了罗帅的故事集。同时，他又利用闲余，写了一批忆南洋的动人作品。他还计划写山东革命战争和东北战役的长篇小说呢，还有剧本、电影……现在，他又像踏上了一个新战场，开始了一场新的白刃战。我不禁又想起丁玲的话：“他尽管遭受过曲折，但仍孜孜于写作，写出了成绩，他不愧是我们党、我们解放军培养出来的一个坚强的、值得爱护和尊敬的文艺战士。”

(三)

    在白刃同志四十多年创作生涯中，戏剧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他所经历的创作道路已为他立下了一座丰碑，那么，通讯报导、小说特写就是它的基石，而戏剧才是这丰碑。这丰碑凝聚了党和周总理对他亲切关怀的深情和辛勤培育的血汗。白刃的家乡戏剧最盛。每年逢阳历七月至八月，在泉州南门外要搭戏台，演一个月的戏。叫盂兰会。当然在旧社会是夹杂封建迷信色彩，什么鬼节，点灯烧纸，普渡阳光。有大梨园小梨园，有戈甲戏(话音成高甲戏)，有提线木偶戏。戈甲戏这种南曲属隋唐音乐，相传比江西弋阳腔还早。他叔父会吹唢呐，常参加演戏，他也就爱跟着去看戏。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戏剧的熏陶影响，热爱戏剧，而且特别喜爱那种情节较强的中国传统的戏剧。早在南洋，他就参加过业余剧团，演文明戏，如田汉、星海的梅娘曲。到延安抗大后，一次纪念党的生日，他所在的化学队组织宣传队，他为宣传队写了个《天堂地狱》的剧本演出。后还曾写诗剧、歌剧、将苏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编成戏演。他正式写剧本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他有感于我们这支革命队伍不要在胜利的糖弹面前打败仗，提笔写了剧本《糖衣炮弹》。剧本一出就受到党和部队首长的关怀和重视，公安部宣传队，广东战士剧团等立即排练上演，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剧本，在全国性的文艺会演上荣获了优秀奖。丁玲同志带到苏联，苏联作家柳芭还很有兴趣翻译成了俄文向苏联人民介绍。今日看来，这剧本显然是为了当时配合政治任务的，因其有较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剧情发展的安排，仍是很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对广大干部和人民，起了极好的教育作用。这可以说，是他在戏剧创作上的第一次成功。他到水利建设工程工地以后，一面劳动，一面也写了几个戏。在荆江，有两个歌剧《荆江风浪》、《莲花湾》，虽很有些激情，但比较粗糙。到官厅、佛于岭以后，他写了话剧《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五七年，他没工资了，自费乘硬座到厦门，并先后下到沿海岛屿体验生活，写出了话剧《白鹭》。青艺演出了几百场，很受欢迎。接着，他又着手为上海沪剧袁雪芬同志改编《党的女儿》。一九五九年，沈阳军区政委周桓同志看了《白鹭》后，即写信给他，约他来写东北解放战争题材的戏。当时已有个写长春起义的本子，但受京戏影响重，不很理想。他考虑，能不能别开生面，老舍同志一篇文章所说，“武戏文唱”。事实上，解放战手中，在我军强大的军事优势，政治压力之下，政策攻心，瓦解敌人也是三大政治工作之一，而且在不少战役中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是，大家沿着这条戏路子，开展了充分地讨论，并与洛汀、李树楷同志到处去搜集了两个月的材料。最后由他一人执笔，写了两星期，改了两个星期，话剧《兵临城下》的剧本就出来了。在创作过程中，政委周桓同志十分关心。他是写一场看一场，剧团排一场他又看一场。他对戏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所以说《兵临城下》的创作也包含了他的一份心血。
    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后，这戏不能演，  白刃也被下放农村劳动去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兵临城下》才获得演出的机会。首先在东北上演，引起东北人民群众的热烈反响，哄动一时。中央即调进关内，在首都公演，又获得极大的成功，誉满京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戏剧》等全国各大报纸都相继发表文章，热情赞扬此戏。全国二、三十个剧团争相上演，电影厂也决定要改拍成电影。
    就在这时，周总理来了。他先后看了三次戏，热情肯定了这戏。同时在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并将白刃同志接到中南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总理对改编电影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周总理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举了许多例子，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现代的一些电影和话剧。总理针对《兵临城下》里过分追求戏剧性、惊险情节和无批判地采用一些旧的艺术手法造成的缺点，对白刃同志进行了反复耐心的教育。对于我地下女工作者杨玉芳的戏，总理认为处理不好，倒像国民党的女特务。这在中国很少，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女的也不多。他们也知道我们共产堂不吃这一套。总理严肃指出：不要让后代人以为当年阿姨，妈妈们搞革命，是采取这种手段。总理回顾过去上海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说那是幼稚的，没有被捕是极偶然的。总理说，革命不排除冒险，但要是值得冒险的地方。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电影《兵临城下》拍成了。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几大城市放映，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然而，就在这时，一些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人却在一旁暗施诡计。林彪首先不让部队放映此片。不久，陈伯达一伙就勒令全国停映。剧团也不让演出此戏。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江青策划的反革命文艺纲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公开点名批判《兵临城下》。他们把影片说成是美化敌人，宣扬和平主义，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的大毒草。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围剿《兵临城下》的高潮。其罪恶用心已经在影射周总理了。
    一九六九年底，林彪、“四人帮”又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兵临城下》的高潮，其矛头更是指向周总理了。一九七五年初，“四人帮”企图抢班夺权，一面去湖南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一面又企图发动一次批判《兵临城下》的运动。各报已接到通知，作好准备，只是国他们诬告未成，这阴谋才告破产。
    应该说《兵临城下》是建国以来反映革命战争军事题材中的一部杰出的代表剧作。作品以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曲折传奇的戏剧情节，富于性格化的台词语言，从侧面反映了解放战争一段特定的历史生活。它描写敌人的分化，有的顽固至死，有为觉醒起义，这不仅没有美化故人，而且正说明敌人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趋于灭亡。这也充分表现了我军对敌斗争的灵活机智，英勇无畏。作品史说不上反对武装斗争，宣扬和平主义。兵临城下的形势，敌人投诚、起义、失败。江青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竟扣上如此莫须有的帽子，用心良苦也。
    《兵临城下》给白刃奉献上了盛誉，也给他招引来了厄运。他，在盛誉面前没有踞傲躺下，在厄运之中没有畏缩不前。对党的信念，他始终如一，对周总理的教导，他永记心间。他下放在甘肃、湖南先后十年，尽管有迫害、有干扰，但他没有搁下笔来，他先是写了一部《洞庭新歌》，继而写了《天云山》。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时，他又写了话剧《乌金城》，歌颂周总理。此剧直到周总理逝世，“四人帮”垮台以后，煤炭文工团才得以演出。一九七八年，他又将六四年所写东北解放战争的剧本《战火纷飞》重新修改上演了。
    白刃同志现在是一只手的小说散文，一只手的戏剧创作，左右开弓，得心应手。近来，他的歌颂老一辈的传记文学，忆南洋青少年时代的小说散文，已经大放异彩，在当代文学的文坛上，又奠下了一片坚实的基石。我们期待着他的戏剧新作也将能进一步突破《兵临城下》的水平，在这片新的基石上又立下一座可贵的丰碑。

(四)

    在我对白刃同志的访问结束后，他送给了我一张近照。我望看他那两鬓染上的一层薄霜，那浓眉下隐藏的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默默地想着：他虽半边六十，但就其身体条件、创作状况来看，仍属一名中年作家，现在正是他最成熟、最旺盛的创作年华。他虽在三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写作，但就其所经历的创作道路及在文学之上的影响而言，主要仍算是一名当代作家。这位当代作家所走过的漫长的人生长征，概括起来就是：从爱国的华侨，到革命的战士，到人民的作家。

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