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白刃”——人与书的话题

从维熙

    应该说很早就认识白刃了。大概还是在学生时代，我就读过他发表在当时《人民文学》上的小说《血战天门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用另一只手写战争题材小说的作家。记得，在学校文艺组的成员讨论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小说时，我说过类似的话：在战火纷飞的历史岁月中，能够把小知识分子当成小说主人公的作品不多。白刃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不久，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他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受到批判的文章——当时的时间在五十年代初期。
    时至九十年代后期的1997年的夏天，我才读到白刃同志此部长篇小说的第二部，第一部与第二部的出版时间间隔，几乎半个世纪。在我赞美白刃同志坚忍不拔的意志的同时，比不禁留下许多许多感慨。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以中国古代文人“十年磨一剑”来苛求，白刃同志的长篇第二部，也不会难产到近五十个年头。今年春天，有幸与白刃同志晤面于四川五粮液酒厂，后又在长江同游三日，他的豪爽与善饮，与我个性十分近似；也许是五粮液的酒缘与长江的水缘，使我们有了许多的话缘之故，回京不久就接到了白刃寄来的赠书。
    静夜捧读，我有些忍酸不住：与其说我在读书，不如说在读人与书交织成的一部历史更为确切。一个浪迹东南亚马尼拉的少年，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灾难，毅然在1937年从东南亚回来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心其志其灵其肉，已然和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这是可想而知的。他历任过八路军参谋、报社主编、广播电台台长……在解放战争中，曾参加过辽沈和平津战役，真可谓满腹生活。试想，我们如果能给这样一位作家以充分的写作时间与空间，能写出《兵临城下》那样优秀电影剧作来的白刃，能奉给人民多少好书呵！可是从《战斗到明天》一书问世开始(此书为茅盾作序)，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沼泽，任凭你怎么检查，也没能爬出“沼泽地带”。他在长江航轮上面对滚滚长江对我说，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尽管他对《战斗到明天》已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是就像是一条割不断的尾巴；为了那部长篇，一次接一次地进行自我检查，一直到了“文革”结束。
    那天，江风很大，白刃的稀疏花白的头发，被江风吹得七零八落，强劲的五、六级大风，哽咽住了我们彼此交谈的喉咙。他随书附寄来的一张照片，就是在那天风大浪急的船舷上拍摄下来的。我在灯下久久地端详着这位有着四十年革命资历、长我一辈的作家—按年龄采计算，他今年已然八十周岁了；但他在学生涯中，究竟有多少伏案于写字台前的时间呢？《战斗到明天》第一部，把他弄得晕头胀脑；到了五十年代之尾，一场反右倾运动，他又被网在其中，头顶“漏网右派”的帽子，送往农村劳动—当然，在批判他右倾的时候，忘记不了把《战斗到明天》挂在打靶的靶牌上。在此期间，他既无工资，又无编制；他的四个孩子，都靠他妻子的微薄收入生活—一气之下，白刃从农村里回到城内。
    在长江上，白刃对我说：要是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没有六二年的广州会议，他可能成了革命了几十年无业游民了。广州会议上他得到了平反—他的话剧《兵临城下》(当时还没改编成电影)再次演出。周总理曾三次去观看演出，不但给了最高的评价，还特意约白刃去中南海。与白刃商谈将此剧改编成电影。但是好景不长，“文革”乍起之后不久，江青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纪要”之中，已然决定了白刃的又一次噩运。其罪名之大，可谓耸人听闻；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白刃再次成了“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发配到大西北劳动改造。
    夜读《战斗到明天》第二部，我的思绪十分复杂。眼前时不时浮现出白刃被长江之风吹起的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我想，我对白刃的文学才情以及他的艺术功力，无需在这里多费笔墨—他的剧作《兵临城下》，早已使我为之倾倒。记得我是在劳改队的大空场上看的这部电影，当时正是三九寒天，天冷得人伸不出手；而劳改队看电影，又必须坐在小马扎上。那天晚上，我们是把手揣进棉袄袖口，并不断跺着双脚，看完了《兵临城下》的—在那么冷的夜晚，竟然没有一个人中途溜号，在那个公式化、概念化作品成灾的年代，这是对白刃艺术才能的最有力的肯定。
    我想，白刃同志如果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不仅不存在《战斗到明天》的难产问题，说不定气势恢宏、描写中国革命战争的作品，早已然问世多年了呢！世界上的万物，都有个生存与生长的环境问题—文学是生活与精神所孕生的连体儿，则更需要一种和谐与宁静的氛围—这就是白刃兄启示我的“人与书的话题”。

《中华读书报》199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