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到明天——记白刃先生

贝  奇

一

    一个作家当过战士，也当过将军，这是令人羡慕的。中国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白刃先生所写的文章大都是他自己从战士到将军的血与火的、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回首往事，白刃认为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是亲身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走了日本鬼子，打倒了蒋介石反动统治，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白刃说：“一个人的一生，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如果他能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用生命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即使粉身碎骨，他那崇高的理想与美丽灵魂，将和南山的松树一样，万古长青。”是什么力量陶冶了白刃坚定的性格，锤炼了他铮铮的铁骨，使他从一名普通的战士到一位将军，从一名战士、记者到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呢？

二

    如今已年届八十高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职老作家白先生，走过的是一条漫漫坎坷路，奉献的是一颗耿耿赤子心。白刃先生姓王，名寄生，白刃是他的笔名。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白刃生于今石狮市永宁镇一个华侨小商人家。8岁对读过私塾，描过红，读过三字经、四书、幼学琼林。白刃说，当时私塾先生不讲课，只要求死记硬背，背不好打手心。虽然方法笨，但现在时隔70多年却还能记。
    1932年，年仅14岁的白刃从厦门乘英国船去菲律宾谋生。当时大字馆(现称旅行杜)替他做大字写的名字是李智。1934年他到马尼拉半工半读，翌年入华侨中学，做工卖报，任《华侨商报》译员，并参加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民族武装自卫会等救亡团体，参与编辑《救亡月刊》，开始学习写作诗歌、小说和散文，同时推销共产国际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1937年3月，白刃回国准备参加抗日救国。因人地两生，他只得暂入厦门集美中学念书。1938年他与原菲律宾侨中老师董冰如 (又名董锄平，老共产党员，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取得联系，于1938年10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秋毕业后，参加中共，被分配到山东八路军115师任化学参谋。后调任新闻干事、《战士报》主编、《鲁南时报》总编辑、十三团二连指导员、《民兵报》总统辑、《山东画报》副主编。
    1940年，山东白彦。八路军l15师在这里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白刃当时正是随军的新闻干事，地也参加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肉博战。战斗结束后，他写了一篇通讯《在观察所》，发表在《时事通讯》上，署名白刃。从此，白刃这个名字被沿用下来，成了当今中国文坛上一位独具特色的部队作家富有战斗性、传奇性的笔名。
    1945年，白刃在东北安东(丹东)任广播电台台长，后任西满军区宣传科长兼《反攻报》主编，东北后勤教育科长兼《后勤报》主编，新华社前线分社记者，并参加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新中国建立后，白刃任第四野战军编辑科长、总政治部创作员、长沙警备区顾问等职。
    1979年白刃调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 1985年离体。白刃先生是个老红军，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0年9月26日，毛泽东主席的国庆请柬被白刃先生珍藏至今。该请柬专为毛泽东主席国庆前夕宴请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白刃先生曾经扛过枪、打过仗，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是一名驰骋疆场的儒将。但他人生最辉煌的主要还是从事文学创作。白刃先生半个多世纪来笔耕辛勤不辍？他于1936年开始写作，战争期间写了大量新闻通讯、诗歌和小说。建国后从事专业文艺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南洋漂流记》、《龙真人别传》；短篇小说集《白刃小说选》、《平常人的故事》、《激流》；戏剧《白刃剧作选》、《糖衣炮弹》、《白鹭》、《兵临城下》、《战火纷飞》、《乌金城》、《香港之梦》、《莲花湾》；诗歌《铁脚团长》、《前进的回声》、《野草集》；散文通讯《无敌英雄》、《香港见闻》、《永不凋谢的花》；传记文学《罗荣桓元帅记事》；电影文学剧本《兵临城下》；长篇唱词《沉冤记》等30余种书籍，计400多万字。目前，白刃先生正创作长篇回忆录《归国六十年》。
    白刃先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剧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南音学会顾问，中国电影基金会顾问，中国归侨文协顾问，菲律宾菲华文联顾问，澳门福建同乡总会名誉顾问，全国侨联宣传委员等职。

三

    1997年6月2日下午，我在石狮市委组织部何子晖先生等人的陪同下前往石狮市永宁镇千宗楼访问了回乡探亲的白刃先生。白刃先生年届八十高龄，看上去却顶多六十余岁。尽管须发已白，但仍然红光满面，身骨硬朗，言谈举止仍保留着儒将风度。我对白刃先生说我正在写《石狮百人》，经文艺评论家王玉树先生热心推荐，今特意前来拜访他这位赫赫有名的石狮人。
    白刃先生深度地表示感谢。他很健谈，记忆力非凡，几乎可以毫不加以思索地就回忆起了当年在石狮乡间永宁村他的许多童年往事和离乡赴菲律宾谋生的许多陈年旧事。
    白刃先生说，他于1932年离乡赴菲。1937年回国，曾在家乡组织永宁青年抗日救国会。1938年去延安参加八路军。1954年回家乡永宁探亲，已经是离乡十余年了。1957年，他曾与名作家海默来闽。1958年炮击金门时他又回乡半年多，骑着自行车往返前线，写通讯报道。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号召作家到熟悉的地方去，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乡福建。“谈到家乡心情很复杂”，白刃先生说。“人越老越想家。最近这些年常回到家乡石狮来走走。此次是应朋友的邀请赴香港观看香港回归，特意先回家乡一趟。”白刃先生谈到这儿，起身进屋去拿来一本厚厚的书《战斗到明天》，他说这是要带去香港赠送友人，因为没有多带，所以他回到北京后会另寄一本给我。我随手翻开书，知道这是白刃先生的成名作《战斗到明天》续集。
    《战斗到明天》1951年由中南军区政治部初版；1958年作家出版社再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1997年电影出版社出版《战斗到明天》续集。
    白刃先生的创作之路是十分艰难曲折的。这正如同他的名字从“寄生。到“白刃”，概括了他的一个成长过程，标志着他从一个归侨青年逐渐变成了一名自觉的战士，一个真正的作家。据白刃先生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大量的作品是通讯和报告文学，也有些短篇小说和诗。这些都是在动荡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斗争工作之中写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时间精雕细刻，没有在词藻上下功夫，只有真实的感情和朴素的语言。“它记录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记录了创作的历程”。中国著名作家丁玲说，“白刃对那些连长、班长、指导员、小司专员、通讯员、卫生员，对土地改革后的翻身农民，对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都非常熟悉，写得逼真，写得自然，写得感人。”应该说，这个时期，他已经是一位训练有素、颇有成就的作家了。
    一九四八年，在大军进关之前的战斗间隙之中，他开始写长篇小说。完稿后就在解放初期的《人民文学》和《长江日报》等报刊陆续发表出来，书中一段还被日本《中国文坛》译成日文，以《救出》为题刊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冒昧地将这部长篇寄给了大作家茅盾先生。1950年国庆节，白刃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北京见到了茅盾先生。茅公对他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一九五一年，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正式出版了，茅盾为书作了序言。可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开始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运动中，这部作品就同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故的》、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等一道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战斗到明天》是写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改造过程。今日看来，基本倾向是好的，是建国以来较早地涉及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一主题的。作品较成功地反映了在解放军这革命大熔炉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而成长为自觉的人民战士的过程。当时某些批评家对书中写了部队里的知识分子的弱点，就说是歪曲了解放军，而写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又说是歌颂知识分子，真叫人左右为难。当然，由于作者初写长篇，拘泥于真实生活，剪裁提炼不够，有些地方也难免有些粗糙。茅盾为此作品，也被迫作了检讨，但他最后还是鼓励作者：“鼓起最大勇气把小说改好。”白刃集中精力，先后对作品修改了一年。仍然是写了知识分子，但战士、群众更多了一些。一九五八年中国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白刃写了个后记，可因为后记里对当年的批判，作了些辩解，结果书出来了，而人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又继续挨整，下放到农村锻炼改造去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作品平反昭雪了，白刃才可能重新整理旧稿，附上当年的序和后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出版。
    《战斗到明天》挨批以后，白刃下到农村水利建设工地。地先在湖北荆江，参加了荆江分洪，后转到京郊官厅水库和佛子岭水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还去过北京农村。此间，写了不少特写、小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注意。这因为一方面，他未敢大胆放手地写，另一方面，他的兴趣逐渐专注于戏剧创作上去了。值得指出的是，十几年的战争生活，形成了白刃的一种本能的创作习惯：无条件服务战争需要，紧密配合部队宣传教育任务。在这当时，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部队的每次战役，英雄人物，英勇事迹，还有什么新式整军运动，诉苦运动，改造俘虏……写作就围绕着这些。纪念“八一”，他写长征故事；学社会发展史，他编社会发展史故事。战时就是这样，建设时期，那就完全可以把题材范围扩得更大些，社会生活反映得更深刻些，人物形象塑造得更丰富多彩些。建国以后，他正是朝这方面开拓着自己的创作道路。《战斗到明天》就是一次可贵的尝试。但是道路并没有闯开，而本能的习惯，仍在执著地走着以往的老路。这也足见他在创作上也同日常生活上一样，是位忠厚、本分的老实人。一九五五年，号召专业作家放弃工资，以稿费为生。他带头响应，脱了军装，放弃了每月二百五十元的高薪，靠投稿赚稿费维持生活。可因为几次挨批判，发表的作品少了，写出的检查多了。而写检查是没有稿费的，所以生活就拮据起来。特别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后，他被诬陷为漏网右派，下放到北京顺义县农村，与著名作家海默等同志一起，参加劳动，改造思想。这时，他的生活就全无着落了。
    然而白刃并不气馁，他知道这是暂时的现象，那时他正孕育着几个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准备向党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呢。一九六三年广州会议以后，他的冤案平反昭雪，他的话剧《兵临城下》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时，先后，在全国许多城市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莫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九六三年白刃重新穿上了军装，调回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恢复了工资。这个时期，正是他创作极旺盛的时期。《兵临城下》改编电影，还有话剧、小说、特写、通讯、诗歌、甚至大鼓词，他什么都写。可就在他蕴酿着新的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巨作时，《兵临城下》又被江青等人点名批判了。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就被下放到甘肃天水去了。北京武斗之风吹过玉门关，拷打、逼供、坐喷气式飞机等花样也就降落到他的身上。他与画家黄胄、作家王愿坚、黄宗江等数十人，不甘受欺凌，在总政派去的队长的策划下，连夜逃回北京，被留在总政大院劳动改造，一九六九年到红山口参如“学习班”一九七○年林彪发出一号通令，他被下放到湖南攸县农村当农民，一年喂猪，二年种茶，后借调到湖南军区搞文艺会演，打打杂。一九七四年又调到长沙警备区任顾问。“四人帮”垮台后，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回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
    白刃抱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热情，又开始奋发地写作起来。他为罗荣桓元帅写传记，还编写了罗帅的故事集。同时，他又利用闲余，写了一批忆南洋的动人作品。著名作家丁玲这样评价白刃说：“他尽管遭受过曲折，但仍孜孜于写作，写出了成绩，他不愧是我们党、我们解放军培养出来的一个坚强的、值得爱护和尊敬的文艺战士。”

四

    在白刃先生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戏剧创作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人说，“白刃先生所经历的创作道路已为他立下了一座丰碑，那么，通讯报导、小说特写就是它的基石，而戏剧才是这座丰碑，这丰碑凝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总理对他亲切关怀的深情和辛勤培育的血汗。”白刃先生怎么会忘记呢？
    白刃还记得，少年时每年逢阴历七月至八月，在泉州南门外要搭戏台，演一个月的戏，叫孟兰会。当然在旧社会是夹杂封建迷信色彩，什么鬼节，点灯烧纸，普渡众生。有大梨园小梨园，有戈甲戏(谐音成高甲戏)，有提线木偶戏。戈甲戏这种南曲属隋唐音乐，相传比江西戈阳腔还早。他叔父会吹唢呐，常参加演出，他也就爱跟着去看戏。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中国传统戏剧的熏陶影响，热爱戏剧，而且特别喜爱那种情节较强的中国传统的戏剧。
    早在南洋，他就参加过业余剧团，演文明戏，如田汉、星海的《回春之曲》。回国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一次纪念党的生日，他所在的化学队组织宣传队，他为宣传队写了个《天堂地狱》的剧本，将苏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编成戏上演。后来还写了诗剧《过雪山草地》。
    白刃正式写剧本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因有感于我们这支革命队伍不要在胜利的糖弹前打败仗，提笔写了剧本《糖衣炮弹》。剧本一出就受到党和部队首长的关怀和重视，公安部宣传队、广东战士剧团等立即排练上演，《人民文学》及时发表了剧本，在中南军区的文艺会演上荣获了优秀奖。作家丁玲将剧本带到苏联，苏联作家柳芭还很有兴趣地翻译成了俄文。今日看来，这剧本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因其有较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剧情发展的安排，仍是很有可取之处的。特别是对广大干部和人民，起了极好的教育作用。可以说，这是他在戏剧创作上的第一次成功。
    白刃到水利建设工程工地以后，一面劳动，一面写了歌剧《荆江风浪》(《莲花湾》)，虽很有些激情，但比较粗糙。到官厅、佛子岭以后，他写了话剧《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五七年，他没工资了，自费乘硬座到厦门，并先后下到沿海岛屿体验生活，写出了话剧《白鹭》。青艺演出了几百场，很受欢迎。东北和山西等地十来个剧团也演了这个戏；接着，上海越剧团袁雪芬将其改编为《党的女儿》上演。
    一九五九年，沈阳军区政委周桓同志看了《白鹭》后，即写信给白刃，约他写东北解放战争题材的戏。于是白刃写了长春起义的本子——《兵临城下》，作家老舍看完后，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会上说，有人说打仗的题材不能在话剧舞台上表观，“兵临城下”没有炮火硝烟，是“武戏文唱”。解放战争中，在我军强大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压力之下，政策攻心，瓦解敌人也是三大政治工作之一，而且在不少战役中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于是，他与洛汀、李树楷同志到处去搜集了两个月的材料。最后由他一人执笔，写了两星期，改了两个星期，话剧《兵临城下》的剧本就出来了。在创作过程中，政委周桓同志十分关心，他是写一场看一场，剧团排一场他又看一场。他对戏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所以说《兵临城下》的创作也包含了周桓的一分心血。
    可是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后，这戏不能公演，白刃也被下放农村劳动去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以后，《兵临城下》才获得演出的机会。首先在东北上演，引起东北人民群众的热烈反映，哄动一时。中央即调进关内，在首都公演，又获得极大的成功，誉满京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剧本》等全国各大报纸和刊物都相继发表文章，新华社发了电讯，热情赞扬此戏。全国二、三十个剧团争相上演，电影厂也决定要改拍成电影。
    就在此时，周总理来了。他先后看了三次戏，热情肯定了这戏。同时在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曾将白刃接到中南海，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周总理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举了许多例子，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现代的一些电影和话剧、总理针对《兵临城下》里过分追求戏剧性、惊险情节和无批判地采用一些旧的艺术手法造成的缺点，对白刃进行了反复耐心的教育。对于我地下女工作者杨玉芳的戏，总理认为处理不好，倒象国民党的女特务。这在中国很少，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女的也不多，他们也知道我们共产党不吃这一套，总理严肃指出：不要让后代人以为当年阿姨，妈妈们搞革命，是采取这种手段。这不是事实。
    周总理还对我方姜部长进励志社的戏提出了意见。认为太冒险。总理回顾过去上海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说那是幼稚的，没有被捕是极偶然的。总理说，革命不排除冒险，但要是值得冒险的地方。
    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电影《兵临城下》拍成了。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几大城市放映，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然而，就在这时，一些别有用心、心怀叵测的人却在一旁略施诡计。林彪首先不让部队放映此片。不久，康生、陈伯达一伙就勒令全国停映，剧团也不让演出此戏。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江青策划的反革命文艺纲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委》出笼，公开点名批判《兵临城下》。他仍把影片说成是美化敌人，宣扬和平主义、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的大毒草。一九六六年五月，大张旗鼓掀起了一场批判《兵临城下》的高潮，《人民日报》点名，全国报刊群起围攻！。
    一九六九年底，林彪、“四人帮”又再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兵临城下》的高潮，两报一刊发表了文章，广播电台日夜播放江青在北京军区一次高干会上，歇斯底里的狂叫：“白刃是什么人？白俄！”。一九七五年初，“四人帮”企图抢班夺权，一面去湖南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一面又企图发动一次批判《兵临城下》的运动。各报已接到通知，作好准备，只是因他们诬告未成，这阴谋才告破产。
    关于电影《兵临城下》当年再三遭到砍杀一事，白刃先生说，那是“四人帮”迫害周恩来总理的阴谋手段之一种。他说：“每当我们想起周总理的教导，都心潮起伏，万分激动；想起‘四人帮’再三借着批判《兵临城下》，实是迫害周总理的种种罪行的阴谋手段之一，都感到无比的愤怒。”《兵临城下》给白刃献上了盛誉，也给他招来了厄运。白刃在盛誉面首没有踞傲躺下，在厄运之中也没有畏缩不前。对党的信念，他始终如一对周总理的教导，他永记心间。他曾下放到甘肃、湖南长达十年时间，尽管有迫害、有干扰，但他没有搁下手中的笔，先是写了一部《洞庭新歌》，继而写了《天云山》。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时，他又写了话剧《乌金城》，歌颂周总理。此剧直到周总理逝世，“四人帮”垮台以后，煤炭文工团才得以演出。一九七八年，他又将一九六四年所写东北解放战争的剧本《战火纷飞》重新修改上演了。

五

    白刃先生回忆起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创作之路，感慨地说：“1952年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受到，‘左’的不公正批判，虽有委屈情绪，并没有停笔，当年到荆江分洪工地生活，写了歌剧《荆江风浪》在庆功会上演出，次年到淮河佛子岭水库工地代职任教导员，与两千民工共劳动，写了《激流》短篇小说集。不久修改了长篇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1958年炮击金门，到厦门前线部队生活，写了数十篇前线诗歌及人物特写，还写了话剧《白鹭》，歌颂厦门地下党的斗争。1959年到东北访问，与洛汀、李树楷集体讨论，由我执笔写了话剧《兵临城下》，话剧由全国十多个剧团演出千余场后，改为电影剧本摄制后放殃，在国内外均有影响。印尼华侨还在雅加达排演了此剧。“文革”开始，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纪委》上，点名批判了《兵临城下》。十年中发动了三次全国性大围攻(第三次只有辽宁和上海响应)。我很不理解，因为话剧演出时，周总理看了三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拍电影前，周总理又在中南海召见，谈了两小时，为什么《兵临城下》会成为‘反对武装斗争、宣扬和平主义为蒋介石树碑立传’的大毒草？难道林彪和江青比周总理高明？直到1974年周总理病重，“四人帮”发动第三次大批判，才明白‘四人帮’醉翁之意，矛头是对准周总理。因此对江青等四位小丑更加厌恨。1975年到唐山和大同煤矿生活，即着手写了歌颂周总理和老工人的话剧《乌金城》，1977年由煤矿文工团在全国煤矿工人群英会上演出。”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时间而加紧写作，几乎每年出版了一本书。1984年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后，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阴云弥漫全国，写革命战争和英雄人物的作品大受排斥。1987年总政文化部在军艺召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45周年，我以《现在更需要毛主席的讲活》为题发言，反对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指出某些人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是‘把别人丢下的破布捡来当旗帜’。不久又在南京华东工学院作了类似的讲话。之后和魏公村干休所编委会的老同志编写并主编了《元帅的故事》。秋后整理写作长篇纪事文学《罗荣桓元帅纪事》。并在《代序—历史在召唤》上，号召写革命战争、发扬民族传统和延安传统，反对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
   “1982年我去菲律宾探亲，在香港滞留一年多，为了生活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在《文汇报》上连载。有人造谣说我不回来了，并向总政写了匿名信，说我在香港卖文为生影响不好，引起台湾注意等等，总政通过香港新华社调查，香港朋友劝我留港工作，计以高薪。我到了菲律宾，亲人为我盖了房子、买了汽车，留我在菲定居，均被我婉言辞谢。在出国热影响下，许多干部子弟盲目出国，我在南洋欧美均有亲友，而我至今未送一个子女出国。”
    “1989年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和香港新闻媒介大肆造谣，煽起香港百万人游行示威，掀起全球反华大合唱，我在深圳看了香港的电视，忍无可忍，以“蓝默”笔名，写了《如此新闻道德—西方和香港新闻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加以反击。文章登在七月一日《人民日报》二版。香港《明报》于次日登了文章狡辩，香港两家电视台也公开讲话，其它报纸亦有反响。后来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对我说：‘你的文章把他们打疼了’。”

六

    白刃先生的长篇著作《战斗到明天》迄今已是第三版出版发行。谈到《战斗到明天》续集的出版，白刃先生说：“写完《战斗到明天》续集，我像一个肩负重担的登山者，终于爬到山顶，长长舒了一口气。一九八○年我在本书第一部《三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部长篇小说，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波，作了重写和修改，从青年写到老年，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在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件怪事。'十年浩劫，夺去我的精力和时间，期望着向四化进军之时，能保持安定团结，使我在见马克思之前，能写完小说的续集，还了一件心愿。我庆幸十五年后能还了这件心愿，写完了续集，没有开空头支票，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告慰茅盾先生在天之灵。”
    白刃先生谈到这儿，仰望着天空，似乎正在为茅盾先生在天之灵祈祷着什么，过一会儿，他说：“当年茅公的公开检讨使我十分惭愧与不安，我很后悔不该为了出名而请大作家写序。如果不是茅盾先生公开鼓励我把小说改好，我可能放弃了。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是靠左边走，文艺当然也不例外，不按‘左’视眼批评家们的意见修改，还得挨棍子！后来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听了茅盾、丁玲等文学大师的报告，同时在古今中外文学、戏剧的书海中游泳，阅读了一百多部名著，尽管是囫囵吞枣，可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文学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不能跟‘左’视眼的指挥棒走。”
    听了白刃先生一席话，我这个晚辈在对文学前辈的崇敬中更增加了一些鞭策的力量，在文学界，最终决定一个人在自己的事业上能否走得远，能否走进他自己应有的辉煌，靠的是作家自身的人格力量，白刃先生身上投射出的人格的光辉和坚韧的力量，极大的启迪温暖和鼓舞着我。

七

    一个人可能当过战士或者当过将军，但他却不一定能完成那个向往——当一位作家。真正的作家天生应该是一个战士，而且他还应该是一个将军。他手中握着的不仅只是一支笔，而是大千世界、电闪雷鸣、云涌风起、万马千军……
    白刃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名勇士，一位将军。他从旧时代走来，历经炮火硝烟，烟瘴弥漫，却始终一身正气，磊磊落落，宁折不弯，一派儒将风度。白刃先生年届八十高龄，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一样漫长。漫漫长路中，有时还有风风雨雨。但他从不气馁，一直以他犀利的笔谱写着革命的颂歌，讴歌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白刃先生献身的事业是不朽的。无论是革命事业还是创作事业，都需要像白刃这样无畏的勇士，这样笔下千钧的将军。慎重而公正的看待历史，是一个后来者应该做的。
    我今天写白刃先生，怀着崇敬和庄严。谨此献给白刃—“战斗到明天”的战士和将军！是为记。

《石狮百人》1997．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