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说白刃

《集美校友》本刊 辑

    白刃校友，1918年出生于晋江永宁镇，1932年往菲律宾，1937年回国。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北京集美校友会副理事长。
    本文根据白刃的《白刃全集·自序》、《忆集美》、《故乡·母校》等文剪辑而成。小标题是编辑加的。

就读于血花中的集美学校

    1937年春天，日寇的铁蹄越过长城，在华北平原横冲直撞，眼看山河破碎，祖国危在旦夕，国内人民掀起了抗日怒潮，海外华侨奋起响应。我决心回国参加抗战，辞别了第二故乡，投入母亲的怀抱。途经香港回到厦门，遇到几位华侨青年，结伴北上到了南京。
    当年血气方刚，天真无知，一脑子幻想，不晓得国家的复杂情况，以为到了南京，立刻可以加入抗战行列。为了能直接与日寇作战，我们幻想着“航空救国”，投考了航空学校，没有被录取。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去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团，也因为没有商家担保，而不为接收。
    回到厦门，几个同伴返南洋去了。我还是不死心，准备待机再行北上，于是考入集美中学，在初中四十六组念书。
    集美！正像校歌上写的，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离厦门只隔一衣带水，是校主陈嘉庚先生的故乡。村里到处是校舍，有普通中学、水产、商科、农林、师范、小学及幼稚园等学校。学校免收学宿费，家有困难的学生，还可领取助学金。绝大部分的学生，是南洋归来的华侨子弟。学校规模宏大，师资充足，设备完善。学生宿舍宽敞，生活舒适。费用廉宜，如果不为战事干扰，实在是求学的好地方。可惜好景不长，战事日趋紧张，日寇的军舰和飞机，经常袭扰闽南海空，厦门和金门两岛，成为敌军攻击的主要目标。集美不时发出空袭警报，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开学不久，学校决定迁移到安溪县城。
    学校在偏僻的山城，闻不到炮声，看不见敌机盘旋。然而全校师生的心，却跟着前方将土的脉搏在跳动！为了及时传播战事的发展，进步师生办了《血花日报》，我参加了编辑工作，每天晚上和几个同学守着收音机，听着南京电台的广播，深夜抄收记录新闻。记得有天夜里，收到，八路军出师大捷，在山西平型关歼灭了日军坂桓师团一个旅团三千余人，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曾经威震全球，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我们听到消息，欢呼雀跃，立即传到各个宿舍去，全校师生都非常高兴。抗日的怒火在师生们心中燃烧，学校不断组织宣传活动。各组学生演讲比赛，化妆游行，街头表演，戏剧晚会……我们四十六组在历史教员的指导下，演出独幕话剧《拜旗》。故事大意是：日本兵捉了一个爱国青年，用刺刀逼着他向日本国旗下拜。那青年宁死不屈，愤怒地撕毁了太阳旗。日本兵正要向他开枪，两个游击队员冲进来，杀掉日本兵，救走了青年。我演那个爱国青年，其他同学扮演日本兵。他是南洋侨生，长得又黑又矮又胖，嘴唇上粘上小胡子，活像个日本人。有一次化妆游行，我扮成一个农村大嫂，怀里抱着孩子，向街头观众控诉日寇在中国的暴行。
    1937年冬，学校放寒假，组织高中同学下乡宣传。教国文的温老师，为留校的同学写一首《送别词》，用了英国民歌《一路平安》曲调。那歌词用文言写的：“丈夫非无泪，不为别离霜，风萧萧兮水潺潺，祝君此去深入民间，弋干立志斩楼兰。“临别那一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唱着这首歌子，列队为下乡的同学送行。
    金门和厦门失守之后，日寇封锁海上交通，偏僻的安溪更加闭塞了。同学们设法请香港的亲友，寄来一些进步杂志，借此了解全国抗战的情况。我读到几篇描写北方抗日战争的战地通讯，再也忍不住躲在山沟里读死书，写了一封信给汉口的董冰如（锄平）先生，谈到准备北上参加抗日战争的愿望。董先生是我在南洋的中学教师，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郭沫若先生领导下的第三厅工作，他很快地给我回信，鼓励我到北方去。
     1937年寒假回家，熟悉泉州国民党内幕的王爱珠小姐，告诉我泉州国民党驻军旅长钱东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子）及其部下，在泉州地区鱼肉乡民、胡作非为的许多劣迹，我听了很气愤，写了长篇通讯，揭露他们的罪行，寄给汉口《全民周刊》（主编柳??同志，后在延安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很快登了出来。初中毕业后，回到晋江永宁，王爱珠小姐担忧地对我说：“你不该把我说的写成文章，寄到大地方去发表。现在惹了大祸：钱东亮旅长看了文章，暴跳如雷；派人暗中调查是谁写的，给他抓去就没有命，你赶快离开福建吧！”
     本来，接到董冰如老师的复信，我就打算去延安，现在看来，故乡不能久留。我对父亲说了，他为我筹备了一点旅费，含泪送我上泉州的汽车，没想到竟是生离死别：到了广州，无意中碰到林有声和陈耕国两位集美同学，和他们一起的李金发、林步梯同学，已经先头去陕北了，他和耕国正等着南洋寄路费。十月初。东山百子路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开了介绍信，我们三人终于到达了仰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战地记者到职业作家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去延安当了八路军，在抗大学的是防毒化学。分配到山东一一五师司令部当参谋：没想到组织上从表格里，发现我在《华侨商报》当过员工，写过文章，把我从司令部调到政治部，当记者作主编，打仗时下部队，写新闻通讯，报导指战员英雄事迹，报导敌后老百姓支援八路军，深受感动，产生了写文艺作品的冲动，即所谓的“灵感”，不断写点小诗、特写、故事，偶尔也写短篇小说。
    1943年，“精兵简政”，《战士报》停刊，我给肖华主任打报告要求下连队锻炼，理由是当了五年八路军，没有亲自拿枪和日本鬼子作战。申请得到批准，下战斗连当指导员，和日伪军打了几仗，不到一年，又被调任滨海军区主编《民兵报》，不久，调回山东军区编《山东画报》。日本投降，随军到东北，奉命接管安东（今丹东）日伪放送局，当了广播电台台长。以后又担任西满军区和东北后勤部宣传科长兼报社主编。在哈尔滨，看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和小说。深感中国共产党自1925年大革命，参加北伐战争以后，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现在又进行解放战争，产生过无数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很少通过文学艺术反映出来。那时我刚到而立之年，年青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觉得自己经历十年战争生活，亲自打过仗，可以试试。于是访问了俘虏营的“解决战士”以后，一晚上写了一万字的短篇小说《谁是敌人》，寄给严文井同志，很快地在《东北日报》刊登，接着又发表了《桥》和《小周也要当英雄》等小说。
    小说见报，颇受欢迎，增加了信心，有了“本钱”，要求到前方部队当记者。结果碰了钉子，直接领导人就是不放，还给我封官许愿。我坚持去前方。这位领导人甚为恼火，借中央整顿组织纪律之机，给我加上“无组织无纪律”的罪名，行政上撤职处分，而且发通告，登了报。
    东政宣传部肖向荣部长同意我上前方，调我到六纵队当记者。为了证明自己“能写”，我争分夺秒深入连队，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在战斗的间隙时创作，不断在《东北日报》上发表小说。辽沈平律两大战役，我部随野战部队行动，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战地通讯，也写诗歌和短篇小说，并构思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
    北平和平解放，我和杨朔同志一起，他把我在东北写的短篇小说，交给周扬同志审查，不久以《生死一条心》作书名，由新华书店出版。这是我进关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虽然在东北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印行我的《三秃的冤仇》、《敬礼！亲爱的勇士》和《小周也要当英雄》，那只是三个薄薄的小本子。
    四野部队南下武汉，经过前委书记谭政同志的关怀，对我被处分的申诉进行调查，做出平反的决定，由政治部主任陶铸同志当众宣布撤销处分，背了两年的黑锅，总算卸下了。
    十年内战时，红四军出版的《战士报》，抗战后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继续出版，当时报头只有“战士”二字，是朱德同志题写的，1943年停刊。中南军区要复刊，要我这个抗战时当过主编的出来筹备。这时我在战士生活社当编辑，编写战士读物，闲时为地方报刊写文章“突然要我负责报社的工作，深感力不从心，也怕没时间写作，找了借口推掉。但上级仍要我当官，宣布我为编辑科科长，既然宣布了就不好违令，刚撤销处分，不好再讲价钱。
    编辑科负责编选《部队文艺丛书》和《战士生活丛书》。人员比较多，除了几个新参军的北平大学生，要帮助他们学习业务，还要为一个作家组服务，其中有著名作家蒋牧良、刘白羽、陈荒煤和西虹等六七人。任务不轻，工作量大，只好把写作放在业余时间。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第一部刚写完，接着写话剧《糖衣炮弹》。
    话剧由中南军区文工团排演，参加中南汇演，得了优秀奖。《人民文学》发表后，军内外许多文工团相继演出。京剧、淮剧移植，上海评弹团改编演出。长篇小说命运不佳，出版后《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日报》著文批判，其他报刊也跟着围攻。说我歌颂小资产阶级，歪曲工农兵形象，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正值“三反”“五反”运动，我成了批判的对象。说是写了坏书，既毒害了青年，又浪费国家财产。我只有检讨的份儿。还好，没给我戴什么帽子，没给什么处分，只是科长当不成了，改任创作员。
    因祸得福，正合吾意。从此当了几十年的创作员。除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在长沙警备区挂了个顾问，1963年回部队授了个上校军衔以外，便向“官”字告别，一心一意从事文学创作。
    1955年转业到北京市文联，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当了一名没有编制、不拿工资、出差旅费全部自理的所谓职业化作家。为了养家糊口，我得拼命工作。八年职业化，扣去三年反右倾挨整，五年实践，我改写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和话剧《糖衣炮弹》(更名《后方的前线》)，我还为青年艺术剧院写话剧《白鹭》，为沈阳话剧团写《兵临城下》和《战火纷飞》，为辽宁人艺写《踏遍青山》。此外还写了歌剧《莲花湾》。这些作品均陆续由作家、春风、中国戏剧等出版社出版。这期间，我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平常人的故事》(上海文艺)、《镇海石》(上海文艺)，诗集《前进的回声》(作家)等书。话剧《兵临城下》，后来和导演林农同志合作改编，拍成电影。
    1958年炮击金门，我两次到厦门前线，深入与金门隔水相望的语屿岛生活，到大小嶝和角屿访问，写了诗歌、特写和战地通讯数十篇，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
    职业化这几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我刚到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有点经验，加上不断到工地、下部队、上前线生活访问，促使创作冲动，似乎有写不完的素材，用不尽的干劲。

《兵临城下》起风波

    1962年广州戏剧创作会议以后，我的冤案得到平反，被搁置了三年的话剧《兵临城下》，在沈阳演出后进京上演，得到好评。周恩来总理看了三遍。每次看完都提出修改意见，改编电影前还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两小时。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江青勾结林彪在上海和张春桥等人，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了《兵临城下》。 4月间全军创作会议上，当成大毒草批判，作为发动“文化革命”的开场锣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解放军报》整版刊登部队作家的发言，电台广播，新华社发消息，全国大小报刊群起围攻。特别是在电影片头加上批判词，组织各单位集体观看声讨。一时间，白刃的名字家喻户晓，远扬海外。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年和1974年又重复批判了《兵临城下》。粉碎“四人帮”后，曾演出《兵临城下》的剧团，又重新排演，影片拷贝重新放映，人们为了解个中隐情，踊跃购票。1978年夏天，我在济南，看到报上登出放映广告，从清晨放到深夜，场场爆满。
    我常想名人成名，大概有三种途径：一是个人勤奋，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二是媒体炒作，花样包装，胡吹乱捧；三是为了批倒批臭，发动“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我这个被人批出来的“著名作家”，该感谢那位“红都女皇”。

夺回失去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为了夺回失去的十年时间，我不得不加倍努力工作。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罗荣桓故事》，又参加《罗荣桓传》的编写，还出版了《罗荣桓元帅记事》。八十年代初，去菲律宾探亲，因办手续滞留香港，为了生活我写了《南洋漂流记》和《龙真人出山》两部长篇小说，先由香港报刊连载，后结集出书。从香港和菲律宾回京，写了《香港见闻》和《永不凋谢的花》两部散文集。
    改革开放，香港和海外亲友不断回国探亲旅游，我亦经常来往于香港、深圳，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镜报》和《地平线》等报刊写文章，还写了《好梦难圆》和《蓝色的海湾》两部电视剧。
    九十年代初，为了还愿，集中精力创作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续集，并于1996年出版。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女作家卓如同志找我，说福建人民出版社计划编印闽藉作家文丛，列名冰心、许地山、郑振铎、胡也频、林语堂等一批作家，来人请她编辑马宁和我的文集。我将数十年来出版的书籍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全部交给卓如同志。后来听说只出了几位同志的选集。1996年，天津文学研究所王玉树同志来信，谈到家乡石狮市拟出版我的文集，我又将近二十年写的百万多字的作品，悉数交给卓如同志。从来好事多磨，文集又因故未能付印。文集编好了，我也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每日还干半天活，但岁数不饶人，精力衰退，力不从心，似乎应该服老，彻底离休，给创作生活划上句号。
    扪心自问，从1936年在马尼拉发表习作开始，六十多年写的作品，尽管水平不高，而且屡被左棍子打击，但多是来源于革命生涯，写的是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斗争，反映了时代的脉搏。因此经过战友和同志们的鼓励，在亲友的帮助下，我还是把文集付印，不求起多大作用，但愿后代能知道革命前辈的事迹。即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也算尽点绵薄之力。

《集美校友》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