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石狮人著述资料汇编
（2004年6月 其中的一部分）

永远战斗在明天

蔡友谋 蔡国锋

　　2002年2月中国著名作家白刃，在耄耋之年，将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所写的小说、剧本、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结集成煌煌七大卷《白刃文集》出版了。这些作品是20世纪历史见证。特别是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如实描绘，有很大的欣赏价值和历史参考价值。对现代青年一代有着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教育意义。洋洋近500万字七卷本《白刃文集》，铭刻着白刃同志文学功勋，使我们看到了白刃同志的战斗生涯和他那永远战斗在明天的英雄韧劲。

（一）

　　1918年，白刃出生于石狮市永宁镇（当时辖晋江县）。闽南侨乡，自古就有漂流出洋，出门打拼，谋生创业的传统。白刃那个时候的名字叫王寄生。1932年，年幼的他离开家乡，来到菲律宾。在那里，他做过学徒，卖过报。边打工边学习。在艰难的谋生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异乡漂泊的生涯激起他浓浓的乡愁，在他最早的作品里就表达了少年的他一腔思念祖国、家乡的乡思。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中华民族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的存亡关头，每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同仇敌汽，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海外华侨更加踊跃参与抗日救国。白刃在南洋，参加抗日救国会、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他开始他的创作，参与编辑《救亡月刊》，在华侨中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道理，参加各项抗日救国的活动。1937年春天，他怀着报国壮怀，毅然回国。1938年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来到了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山东敌后抗日前线，在八路军115师任参谋，报社主编，连队指导员等职。1940年，山东白彦，八路军115师在这里和日寇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白刃战，战斗空前的激烈残酷，白刃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战后，他写了一篇通讯《在观察所里》发表在《时事通讯上》，署名白刃。从此白刃这个名字随着轰鸣的民族战争的炮火胜利前进。行进在人民战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传来的捷报凯歌声中。他的笔触映射了革命胜利的礼花，他的作品鼓舞了人民解放军战士豪迈奋进的步伐。
　　白刃，战斗中成长的归侨战士，在战斗的明天里成为了新中国作家，在建国后专事文学工作。自参加工作60多年来，白刃创作了多种文学作品，在国内外各大出版社出版书籍30余种。这些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本着历史的真实，反映时代生活的创作原则，通过民族形式，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曲折动人的故事，峰回路转的情节锻造而成的。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书籍多次再版，剧本演出热烈。其中诗歌《铁脚团长》及数篇散文曾在解放初期编入小学课本。

（二）

    书里的故事绚丽璀璨，书外的白刃历尽坎坷。在数十年的人生旅途里，他三次死里逃生，两次被开除党籍，一次被解除军职，四次参军入伍，可谓传奇，白刃就是经历了这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七彩人生。而这些磨难和坎坷和白刃文学创作生涯伴随在一道，与当时时代政治背景纠缠在一起。为了文学，白刃在苦海里浸泡了三十多年之久。
　　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是一部反映敌后根据地一群知识分子在民族抗敌战争下，不断地在战斗里成长的故事。作品的酝酿，孕育于火热的战争现实。1951年初版，文学大师茅盾先生为之作序，称颂有加，在短短的千余字序言中，一连三次强调这部描绘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对读者富有教育意义。白刃在该书出版后，原拟一鼓作气，续写第二、三部的续集。但是，不幸文坛“左”风顿起，他的这部小说首当其冲，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从军内批到军外，批判这部小说歌颂小资产阶级，歪曲工农兵形象，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白刃只有检讨的份了。之后，《战斗到明天》虽然经白刃不断地修改，在1958年再版，他想再进行续集的创作计划也只有随着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而搁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纪要》上，点了白刃的《兵临城下》、《战斗到明天》，白刃又一次遭受到清算。在受批判的这段时期，正是白刃精力最充沛的岁月，这段黄金时段在“左”风猛刮之下，白刃渡过了三十余年的磨难。然而磨难没有磨灭他对文学的钟情。1997年，白刃以其韧劲，推出了长达48万字的《战斗到明天》（续集），这年已是他78岁高龄。《战斗到明天》伴随他一波三折地战斗了四十五年，白刃终于写完小说的续集，还了一件心愿。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完成是由于政治背景的原因延误跨度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这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大之“最”吧。作家从维熙说：“白刃同志如果没有受到那么多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不仅不存在《战斗到明天》的难产问题，说不定气势恢宏，描写中国革命战争的作品，早已经问世多年了！”1966年2月，林彪和江青炮制了一个《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兵临城下》，他们把影片说成是美化敌人，宣扬和平主义，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的大毒草。5月，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围剿《兵临城下》的高潮。其罪恶用心己经在影射敬爱的周总理。多年后，白刃才理解这一点。而1966年白刃随着批判《兵临城下》而“名扬天下、家喻户晓”时，遭受到残酷的围攻批判、喷气式体罚、下放劳改的对待。
　　《兵临城下》是建国以来反映革命军事题材中的一部杰出的代表剧作。作品以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曲折传奇的戏剧情节，富于性格化的台词语言，从侧面反映了解放战争一段特定的历史生活。它描写敌人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的分化，有的顽固至死，有的觉悟起义，这不仅没有美化敌人，而正说明敌人的分崩离析、众叛亲离、趋于灭亡。也充分表现了我军对敌斗争的灵活机智、英勇无畏。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哪里会是大毒草呢？
　　《兵临城下》创作于1959年，是一部反映解放战争对敌战争的戏，是按照毛主席争取瓦解敌军的军事思想来创作的。1962年国庆节由沈阳话剧团公演后，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兵》剧热。各大报刊发表了各个角度向观众推荐的评介文章，全国各地各种剧团分别移植上演，观众达百万人次以上。《兵临城下》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关怀，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连观看了三场演出。对剧情和个别情节及台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在话剧要改编电影前，周总理还特地将白刃约请到中南海，就改编的事谈了二个多小时，对《兵临城下》作了热情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在谈话中，总理不仅涉及了创作理论，话剧台词，演员表演及舞台灯光等问题。并且高屋建瓴谈到如何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从作品的产生谈到作者的世界观改造；如何批判地继承旧的艺术形式… …等。回忆这次幸福的会见，白刃深情地说：“总理这是给我们上课啊！教育我们正确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努力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艺。”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罗荣恒、徐向前、罗瑞卿、郭沫若等人都观看过《兵临城下》的演出，并予以肯定和称赞。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妄图打倒以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先后三次借批判《兵临城下》大造反革命舆论。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江青勾结林彪炮制《讲话》，挥舞“文艺黑帮专政”论的屠刀，闯进文艺园地大砍大杀。《兵临城下》首当其冲，被扣上“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和平主义和投资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等大帽子，把这个戏打成“大毒草”，把作者、导演及部分演员打成“黑帮”和“反革命”。
　　1969年，党的九大闭幕不久，四人帮又掀起一股“批判”《兵临城下》的恶浪，调门越来越高。
　　隔了六年之后的1975年春天，四人帮阴谋组阁，又故伎重施，趁周总理病重之机，第三次策划“重新批判”《兵临城下》，后组阁阴谋挨了毛主席的批评而失败，批判的闹剧才不能得逞。《兵临城下》给白刃奉献上盛誉，也给他招引来厄运。在盛誉前他没有据傲躺下，在厄运之中没有畏惧退缩，对党的忠诚信念，他始终如一，对周总理的教导，他永记在心。在那些乌云翻滚、个人命运未卜的年代，他在逆境中没有放下自己的笔，没有忘记钟爱的文学，他下放甘肃、湖南先后十年，尽管有迫害、有干扰，但有他还写了《洞庭新歌》、《天云山》、《乌金记》等作品。

（三）

　　从1978年开始，经过文革噩梦后的白刃，重新焕发他创作热情，迎来他的文学创作第二个春天。他更加倍努力工作。他参加《罗荣恒传》的编写，为少儿出版社写了《罗荣恒的故事》，完成了《战斗到明天》（续集），《南昌起义的老帅们》等。80年代，他根据他童年在菲律宾各岛的流浪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出版，在菲律宾华侨中产生很大反响。他还尝试写作武侠长篇《龙真人别传》，创作散文集《香港见闻》、《永不凋谢的花》，利用创作的空隙，整理出版了《白刃小说集》、《白刃剧作选》、诗集《野草集》等书。
　　从1936年白刃开始创作直至现在，他走过60多年文学创作路程。他恪守创作原则，是具体写历史的真实，反映时代生活。这是难得可贵的，即便在左棍猛敲之下，他反对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三突出”制造方法，而坚持写历史真实，写生活真实的创作原则，是值得学习的。
　　他现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电影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南音学会顾问，中华归侨文艺协会顾问，澳门福建同乡总会名誉顾问。曾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红军二级功勋荣誉章，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
　　白刃心系故乡，这位从镇海石雄屹的东海边走出去的著名作家，他不管是在蕉风椰雨的菲岛流浪生涯中或者在炮火纷飞、冰天雪地的东北雪原。战斗的日子里他从未忘记那撩人心弦的南音曲声，他从未忘记家乡那召唤海外游子归来的姑嫂塔影。他经常回来家乡，往上几天，叙旧观新，对家乡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翻天覆地的新气象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撰文抒发了对家乡的热爱。他关心石狮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不止一次写信题词，鼓励家乡交化团休。我们有幸得以认识白刃先生，他平易近人，不端名人架子。生活俭朴，对家乡人无比亲切。这次编委会不少同志都和这个可敬可爱的老作家接触过，都为他的风范折服。他告诉我们，虽然己经85岁高龄，他还在写作，要创作一部反映新时期的作品，我们期待着，愿它早日和读者见面。新春伊始，我们共同祝愿他健康长寿。
　　临末，我们引用香港诗人王一桃发表在菲律宾《世界日报》（2003年10月9日）一首诗作为结束语。

赠归侨作家——白刃

本是椰风蕉雨下普通一块铁
   经抗大熔炉锻冶,即能短兵相接
  闪闪的白刃又化作尖尖的蓝笔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写下光辉一页
          读你《战火纷飞》，看你《兵临城下》
             我想起了《保卫察里津》、《 日日夜夜》
  你不仅宣告与旧世界彻底决裂
      且敢顶极左逆风，白刃战更坚决！

王一桃 2004年春节  

本卷执行主编：蔡友谋，曹宝琴。  
助理编辑：郑天应，李圣椿。  
编辑顾问：蔡国锋，高积华。  

七律· 步韵奉和白刃良师

丹圣

南洋年少流浪慢，延安投奔沐煦秋。
挥洒从戎书战驰，激扬刀笔斩顽仇。
      《兵临城下》丹心献，《战斗明天》万古留。
地久天长人暂短，华章永葆遍神州。

2002 年8 月16 日草作  

附录白刃古风· 洞庭秋思

乍离潇湘生别恨，归来己是云梦秋。
北雁南飞觅旧地，西风急雨添新愁。
不为招魂吊屈子，但悲泥蛇锁江流。
何日四海波浪静？重闻歌声遍神州。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南洋漂流记》 读后感

明  澈

　　空闲的时候，总喜欢读点书，出国的时候也喜欢买书。可是书愈多，读的时间便感觉愈少，有时买下来的书，根本连一篇也没有看过。书柜里的藏书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尤其是每次出国去参加文学研讨会，文友赠送的书籍，更无法估计。
　　去年四月，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与厦门大学协办第五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亚洲华文文学基金会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菲律宾代表团参加。此次与会者有东南亚各国与国内的大学教授、作家、学者、文艺界人士计一百三十几位，人数之多。可以说是破历届厦门大学主办的会议的纪录。人多，赠送的书籍当然也就多了。我们团里的人多数是把这些书首先托运回来的，唯有白刃的文集来不及托运。白刃先生对我说：“很遗撼，本来我的文集是准备送给大会各位文友的，尤其是你们来自菲律宾的华侨，因年青时我住过菲律宾一段时期，‘南洋漂流记’就是以我在菲律宾的经历做学徒为背景而写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四岁，后来返国参加抗日战争。现在年龄大了，已退休在北京，也经常往返深圳。”白刃知道我是菲律宾华侨，所以对我特别亲切，他对我说，书如出版一定要送给我一套。他问我要寄到哪里比较方便，我想起林英仪表兄住在鼓浪屿，一定会比较方便。因此我把林英仪表兄鼓浪屿的地点写给他。他对我说：“很恰巧，我有一个侄女也住在鼓浪屿，待书出版，一定给你送去。”
　　经过一个多月，林英仪表兄真的写信告诉我，说接到白刃先生要送给你的一套文集，计七大开本，很重，要我返国时，一定要去向他拿。于去年十月，我返国到石狮探亲，才顺途到鼓浪屿向林英仪表兄拿回白刃的文集。英仪表兄指着那包书籍给我看，对我说：“这包书有七大开本，很重。”他顾虑我是否拿得动，我说这里到轮渡不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过轮渡我可雇的士去酒店。”
　　返回酒店，我摊开这七本厚厚的书籍。七本书分为七卷，第一卷，即《南洋漂流记》，第二卷，《战斗到明天》，第三卷，中篇小说，第四卷，《话剧》，第五卷，《诗歌》，第六卷，《纪事文学》，第七卷，《散文》，每卷都穿插一些作者的纪念照片和序文与后记。
　　作者愿名王寄生，笔名白刃、王爽、蓝默，1918年出生于福建石狮永宁镇，1932年十四岁时跟他的二叔父南渡菲律宾。到眠里拉寄足在舅父一间很小又狭又窄的菜仔店。
　　“这间菜仔店顶上一个小阁楼。和我差不多高，大人上楼要弯腰，不然就会碰破脑袋，或撞直屋梁上的铁钉子。小阁楼又是货栈又睡房，晚上店门关后，舅父在楼下搭铺板睡觉，我则和一个伙计睡在阁楼板的草席上，叔父告诉我说：“这里不是你久住之处，年青人应该有抱负，去闯自己的天下。”
　　“在M埠大约住了一个礼拜，叔父便和我坐上一条往南的轮船，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终于抵达L埠的一个省会。叔父在郊区一家华侨开设的杂货店，给我找了一个学徒的差事，临走的一天晚上，叔父把我叫到身边说：“阿宋，你已到了南洋，往后要学做生意，挣钱养家了，到人家店里吃头路，不比在家里，要勤劳吃苦，你的头家是个好人，凡事严格认真，你要小心谨慎，尊敬头家，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头家说的话你都要听，叫你做什么你都要做，头家喜欢你，你就有出头的日子，对店里的老伙记，也要尊重，要向他学习做生意，要和气待人，听见不顺耳的话，切不可以顶嘴，学习忍耐，逆来顺受，别人就会说你的好话，对钱物千千万万要留意，不是自己的钱，一文也不要动，扫地若捡了一仙钱也要交给头家。”
　　作者对他叔父教导的这段话，虽然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对待人接物，人生处世，学习做人，却是个大道理。现在让我们再看《南洋漂流记》的主人翁，在“亚细亚”商店做学徒的经历吧！“我们的杂货店，是间长方形二层的楼房，楼下前面有二个铺面，玻璃橱柜里，陈列着各色各样的货品，店里从丝绸、布匹、衬衣领带、化妆用品、日用杂货、粮米食品、香烟、糖果、煤油、椰油、锅碗、盆碟、玻璃器皿、马啼铁、喂马的玉米植子和黑糖… … 应有尽有，真是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店后面有木板架起一尺高的粮栈，栈边有一架铁磨，挨墙搭起一间小橱房，旁边堆着一堆烧火用的劈柴，墙边的一角架起一米多高的厕所，厕所边有一个短梯，通上阁楼。楼上有两间房。外面是货栈，内面是店内伙记的睡房，安放着四张单人的床铺，挂着四条白色变黑的蚊帐。
　　这间杂货店并不大，但字号的派头却不小。它叫做‘亚细亚商店’。这家商店的店东姓洪。名阿福，我们都称呼他洪头家。洪头家也是自小到南洋来谋生的。他当过学徒、做过苦力、摆过小摊… …后来积蓄了一点资本，才做起这问杂货店。近年来，因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生意很清淡。洪头家经常唉声叹气。洪头家也是家乡人，天气热的时候，经常卷起纱汗衫，露着凸出的大肚皮，他是与叔父一起当过苦工的，有点交情，所以才把我安插在他的店内当学徒，工作是早晨六点开店，到晚上九点关店。‘亚细亚’店里有三个伙记。一个叫李古意，一个叫陈山，一个叫林贵。林贵做火长兼看店。遵照叔父的吩咐，我对他们都称伯道叔，他们都夸赞我乖巧，说洪头家喜欢我，头一个月就给我开了十个比索，比他们当学徒的时候多了一倍，林贵每天做饭，我当他的下手，帮他劈柴、烧火、洗菜、刷碗碟、扫地… …扫地是做学徒的基本条件。一天我从钱柜下扫出两块钱币，隔了半个月，又从货柜下扫出二张十比索的钞票，当时我立即提交给洪头家，洪头家笑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好，又当着伙计的面前夸奖我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日后一定会成器。
　　有一天，我在灶间里给林贵添柴的时候，林贵正往热锅里放着椰子油的时候突然间问我：“阿宋，你近来扫地有没有再扫出钱来？"“偶然也有扫出几仙。”我回答“再也没有扫出比索了吗？”这时林贵放低嗓音，神秘似的问我：“阿宋，你知道吗？你刚来有两次扫着比索，是什么原因吗？"“不知道。”我说，“你细心想想看再说。”“应该是谁不留心丢掉的吧！" “你真是个傻孩子，钱币掉在水泥地上叮当响,谁能那么大意？两个比索，不是两仙，还有那二十比索纸币，是一个大数目。”此刻我呆头呆脑地望着林贵，想着他的答案，林贵先把二条鱼放进热油锅，炸得辟辟啪啪，他才朝着我的耳朵。小声地说：“洪头家是要试探你。”“试探我？”我奇怪地反问。“看你老实不老实？要是你把钱装进自己腰包？不要多久，洪头家就会叫你卷铺盖滚蛋。”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做一个学徒，并不那么简单。
　　南洋漂流记的价值观，就是作者身历其境，自己当试着做学徒辛酸苦辣的滋味。作者履行叔父的教导，实行了做人的道理，刻苦耐劳、勤奋、老实… …才能有出人头地的日子。《南洋漂流记》是一部三十年代的家乡文学。它不但是作者的经历，也是我们现代的一面借镜。像这种作品，现在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为它已没有那种背景可写，也没有那个角色可找。
　　“学徒的生活，把我从家乡的小天地带进大社会的舞台。在家乡因母亲染上瘟疫去世，父亲带着大哥在南洋。我和双目失明的祖母过活。我有两个叔父，大叔父在家乡种着几亩田地，二叔父在南洋当店员。带我到南洋的是二叔父，父亲和大哥是在L埠南面的一个岛屿开间小店仔。一来生意不好，二来父亲要让我在外面锻炼锻炼，叫我到别人店里当学徒。
　　我来到这个殖民地的岛国，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有趣，给我感到有点眼花缭乱，店里的生活习惯和家乡差不多，只要环境改变了，紧张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给我有点受不了，于是我开始尝试到人生的辛酸苦辣滋味。
　　学徒的生活是很刻板的，几乎每天都做同样的差事，这时我才－十四，年龄虽小，工作却很沉重，睡眠又不足，每天清早五点陈山就喊我起床，有时喊不醒，他就把我自床上拖起来，匆匆忙忙穿上衣服，光着脚下楼，跑到后院的水龙头，胡乱刷牙擦脸，然后立刻抄起大扫帚，从前门扫到后院。
　　六点左右，陈山和林贵也下楼了，陈山打开店门，放下店外那张当招牌的蓬布，林贵提着菜筐到菜市买菜，我则和陈山擦洗玻璃窗，收拾柜台，把一些熟门货摆到显目的地方去。陈山打着粮包，把粮米柜一一倒满，我则将各色各样的大米、白的、红的、黄的、绿豆和玉米植子用刮板刮成一个一个锥形的小粮山。然后我才到后院劈柴火，淘米煮稀粥，等着林贵从菜市买菜回来。
　　林贵回来，锅里的稀粥己经烧好了，他准备了几样现成的小菜，无非是酱瓜、豆鼓、酱豆腐，有时炒一盘卤菜，或炸几块臭咸鱼，最多只有四碟。这个时候我把煮好的稀粥端到后院，打开锅盖放在木墩上，用椰子壳做成的木杓，一杓一杓地搅拌，拌得又粘又稠，不至于太烫，按照家乡的习惯，早饭不吃干粮，要吃稠粥。早饭后，我照例要到粮栈旁边去推二小时的铁磨，把玉米碾碎，做成玉米的植子。这些玉米植不是给人吃的，是卖给马车夫喂马的，这里的马比唐山的马享福，吃玉米植还要拌上黑糖，因为这里的马是要拖马车载人的。
　　辗玉米的活儿原本是陈山干的，自从我来以后，洪头家让他教我推磨，陈山教我推了一个星期，就由我自己来推。陈山身强力大，推起来轮子飞着转，玉米植像流水般哗哗地往下淌，看起来很轻松。我推起来却十分费劲，推了几分钟就喘不过气，从头到脚都冒着汗，我得歇一会儿再推。为了洗衣服，我光背赤着脚，陈山只要一个小时就磨完，我却要推二三个小时。陈山有时看见我太累，只要店里的不多，便抽空进来帮我推一阵。另一项沉重的干活，是每星期一次由乡下运来的粮食，我和林贵都要参加搬运，米包分大小两种，大包一百公斤，小包五十七公斤，陈山独自找着一百公斤的大麻袋，吃快来回，我和林贵则扛着小麻袋，走起来摇摇晃晃。
　　沉重的劳动，对一个十来岁的小学徒来说，确是一件苦差的事。尽管在唐山家里，每天都要用小捅挑几担水，可算也有点锻炼，但对扛米推磨这样的工作，可难我有点吃不消。有时想起书塾先生的教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己给我尝试到‘苦中苦’的味道。可是‘人上人’这三个字要怎样解释，却给我很渺茫。”
　　作者到这里还找不到人生的真谛。他虽己尝试过人生的辛酸苦辣，和劳苦的磨练，但想到“人上人”却给他愈想愈渺茫。试问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一天要做十六小时的工作，从早上六点开始扫地，劈柴、烧饭、洗碗碟、推磨、甚至要给店内的伙记倒尿壶，拢拢统统，人家不要做的工作他却一定要做，这就是新客仔做学徒的任务，这也是我们祖先的经历，因为过去的新客仔来都要从学徒做起。这是作者在三十年代做新客仔来菲律宾的经历。也可以是给我们一下代的一面借镜。
　　《南洋漂流记》它不单是描写一个人的经历，还描写我们的祖先，他们侮一个人初到菲律宾的时候，都要从学徒做起，笔者以为《南洋漂流记》不管是旧侨或新侨都是值得一读的，因它能勾起旧侨的反思与回忆，它能给新侨的一种借镜和教示。笔者写这篇读后感，只有写作者当时十四岁时一天要做十六小时的劳作，至于整卷《南洋漂流记》实在不知要从哪里写起，这算是抛砖引玉，愿读过南洋漂流记的读者也提供一点意见。

二零零三年六月廿三日菲律宾《商报》

归侨作家白刃

高武铺

　　白刃原名王年送，又名王寄生。1918年古历九月初八日出生书晋江永宁北门。
　　他自幼失去母亲。八岁上施学良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两三年。1932年漂泊南洋，到菲律宾谋生。当过学徒，卖过报纸，做过推销员。1934年在马尼拉市半工半读。先在中西小学毕业，后在华侨中于肄业。
　　1935 年在华侨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救国会，任常委。1936年参下革命，在菲律宾推销共产国际东方局出版的《救国时报》，同年参加马尼拉出版的《救亡月刊》、《华侨商报》 等报刊的编辑玉作。并参加菲华青年抗日救国会、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等组织，从月开始了革命的文艺生涯。
　　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1937年春天，他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一毅然回到厦门，和几位华侨青年跑到南京。当时，日寇到处横二直撞，平津上空战云弥漫。他满以为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立刻芍枪上前线。没想到人地生疏，多方奔走，却是救国无门。他不得不重返厦门。可他不甘违背回国时的初衷，不想再出去当海外孤儿，却想不到在厦门依然寻不到救国的途径！只好回到故乡永宁。在家乡他联络一帮爱国青年，如黄芳秀，高雄渊，林圣雪，杨宝羡等人，组织起“水宁青年抗日救国会”。每口去四乡宣传抗门救国：唱抗日歌曲；演自编的小戏。
　　出于意外，这个小小的救亡团体，竟然受到晋江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引起家长们的不安。宣传抗日活动受到挫折，他只得跑到集美中学报考初中三年级。
　　初到集美学村，他不必像在南洋那样，每天要去做上卖报，挣钱来维持学费和生活。况且集美环境幽静！风光宜人。这是他学习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不久，日寇占领金门，敌机不时在厦门上空扫射投炸弹，学校被迫搬到安溪。他便和几位进步师生办了《血花日报》，收听南京电台广播，并参加编辑工作，及时传播前线消息。厦门失守后，他憋不住躲在山沟里读死书；于是写信给汉口董冰如（又名锄平，原菲律宾南洋中学老师），谈到准备北上参加抗战的愿望，很快得到董先生的回信，鼓励他到陕北。
　　正好这年寒假，他曾在汉口《全民周刊》上发表过长篇通讯。揭露泉州国民党驻军旅长钱东亮（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的侄儿）及其部下，在泉州地区鱼肉乡民，胡作非为的罪行。惹来了钱东亮派人暗中侦查的大祸，看来故乡不能久留。不得不向老父亲说明因由。父亲为他筹各一点旅费，含泪送他出门。
　　1938年10月间，他同林有声、陈耕国两位集美毕业的同学，由东山百子路的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到革命圣地延安，进抗大学习。
　　1939年，他到山东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历任参谋、干事、连指导员、《战士报》主编、《鲁南时报》及《民兵报》总编辑、《山东画报》副主编。
　　1945到东北，先后任安（丹）东广播电台台长，《后勤报》、《反攻报》主编，宣传科长、教育科长、新华社记者等职。
　　全国解放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在他辛勤耕耘的苑圃中，枝茂花荣，硕果累累。共出版文艺书刊约三十多种，其中主要的有：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战斗到明天》、《龙真人别传》；短篇小说集有：《白刃小说选》、《激流》、《平常人的故事》、《镇海石》等。
　　多幕话剧，《兵临城下》、《糖衣炮弹》、《白鹭》、《战火纷飞》、《乌金城》等。
　　歌剧：《莲花湾》、《探亲假》等。诗集：《野草集》、《前进的回声》等。其他：《罗荣桓的故事》、《社会发展故事》、《沉冤记》、《小铁腿长征记》、《无敌英雄》、《大时代的插曲》等等。 
　　1954年，他回到久别的故乡。为了写作，也为了寻找儿时失去的梦。家乡的巨变，他见景生情，随手写了一首诗歌。表达他对家乡的依恋和热爱：
　　离家去参军，转眼十六春；梧桐叶落走他乡，龙眼结果返家门。
　　青山格外青，庄里一片新；炮楼围寨不见了，男女老幼喜盈盈。
　　孩子们做游戏，站岗查行人；村头拦住要路条，问我从哪来的解放军？
　　白刃，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离休干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三届、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四届理事；全国侨联宣传委员；中国南音学会顾问。

一一转摘自《永宁乡土资料汇编》  
本文载于2003年7月6日菲律宾《商报》

南洋流浪儿与联想

杨振峰

　　商报的“读与写”刊登了一部白刃先生所写的长篇小说一一“南洋漂流记”，近日从晓华先生的文章中得知白刃先生离华归国后的经历及一切安好，深感欣慰！
　　正如晓华先生所写的：“我们这里文坛目前显得很热闹，许多作家（特别是专栏作家），大家都很热心出书，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绝对没有在任何这些作品中得到像在南洋漂流记里那样鲜活的反映”。菲律宾华社中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不少，特别是专栏，但反映本地生活风俗的作品不多。更奇怪的是本地华文文坛的“作家”特多；而自称文艺爱好者少！有人粗略计算了一下，近年来出了二十多本书，真是个出书热！
　　有一位菲律宾华文专栏作家说过，这几年来菲华作者结集的书太多！有很多作家送自己的作品集给他。多到他的书柜装不下，丢掉又好像不好，毕竟是作者的心血结品。不丢掉又占了他有限的居住空间。那些书他根本上不看，仅仅看了少数几本。最后他想到送给图书馆。
    笔者读了他的文章后，真的有点同情他，他的文章是笔者几乎每天都得拜读的，家中藏书众多，难怪文章写得那么好。朋友中也有人提过，他家藏书多到书架装不下堆到地上，但他不送人，至多只选些他认为好的送给同样爱书的人。而笔者有人送书更多多益善！山居小舍地方还算空旷，一、二万册图书没有问题，十万册还可容下，送到图书馆也是个好办法，那里更多爱书之人。过了不久！在报上读到那位专栏作家提到他自己又要出书！并且己是他的第四本杰作！笔者心里不禁想起他以前文章所说的：他的书又有多少人看？虽然他的笔锋尖锐，文笔流畅，但是有人会买吗？弄不好全得送人！收到赠书的人会不会也因某种原因而烦恼呢？看样子也没有几位像日前一位文坛领袖夫人，那般慷慨地买了某位女专栏作家好几本书来送人！
　　有好几位外来的朋友见到笔者书柜中有多本本地作者的专集，选集或诗集，拿出一看很惊讶地问为何出版者都不是图书出版商，而是作者私下出版的，有些是某某分会、协会或文艺社出版的，并且都没有书价！有些更注明非卖品？笔者只能报以苦笑，华文作者是不少，能结集出书的已是万幸，作者大多只能自己收集自己作品的剪报，随著岁月的流逝慢慢地湮没了。自资或集资出书是解决作品不至湮没的唯一办法。由于几乎没有市场原故；本地作者的书只能送人或送给学校等等，不敢谈价钱！二年前笔者拿了一本诗集给译者签名，他在得知诗集是笔者花钱买的时！大吃一惊。买诗集时笔者问起本地作品集好卖吗？那黄姓东主报以苦笑！或许因为互不相识，几分钟后他才说卖了儿本。问起谁的作品？他久久回答不出。
　　菲华早期用华文写作的，现今己有七、八十岁高龄了，这些可称得上菲华第一代文艺爱好者，现在还活跃而辈分最高的应该是施颖洲了。其他的还有陈扶助等。晚一点的也有五十多六十岁了，有己故的庄垂明，现今还非常活跃的施约翰，月曲了，云鹤，小四；和权等等。菲华文艺活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停顿了一段时期。八十年代初才在中兴，当时在世界日报任副刊编辑的晓华先生振臂高呼下，涌现了一批由港、台及大陆移民菲国的年青人。至令还笔耕不断的有刘一氓、萧鸿、苏荣超、弄潮儿等等。加上原来的菲华华文文艺爱好者，实实在在热闹一段日子。有些常年的文艺爱好者现转写专栏，更多的己停笔多时。固守纯文艺园地的较少！所以各华文报刊上文艺园地多缺乏稿件，而言论专栏热闹非常。现今也有许多新移民或近来才握笔的华侨，比较活跃及年青的有陈普著、竹草、小小、清风、自小等等。在现今菲华文坛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本地华文教育低落！年青人的华文程度不高。八十年代初活跃的那群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岁上下。这些新文友为菲华文艺能够流传下去的贡献很大。由于他（她）有些成年才来，在中国完成了初中或高中的学业，有些更有大学的学历。这批文革后成长的青年为菲华文坛及专栏增添了活力，他（她）们华文书写能力及技巧很好，希望他们能协助菲国华文文坛走出现今的困境。
　　菲华华文作者也许称为文艺爱好者更合适，至今还不曾有专业作家的出现！纯文艺的更多连稿费都没有，大多纯粹为兴趣而笔耕。专栏有些报刊有微薄的稿费但不足糊口，更不用说养家了。虽然都是业余，能称上真正作家的作者还是有，正式由出版商出版书籍作品的有施颖洲、施约翰、云鹤、刘一氓、泓、蓝菱等等。其他最多自资或集资花钱出书送人留念，严格上后者或许不能称为作家，作家是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人，不是仅出一本或几本送人的书就能自吹自擂！如果有人称呼这些人为作家，如果他（她）不会脸红的话，那是他自家的事。笔者奉劝还是自称文艺爱好者的好；菲华能拿到国外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何必打肿脸充胖子给人讥笑呢？！
　　笔者第一次读到白刃先生的《南洋漂流记》是在一九八三年，是南粤出版社出版，并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发行。那是同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版本。笔者在同年十一月份在菲京买到，当时笔者正好满怀乡愁每日北望，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离菲回港。在看完了这本书后，感慨良深！思索许久才渐渐地接受事实在菲扎根。
　　书中的主角阿宋在南洋的经历十分戏剧化，有着许许多多早年华侨在菲侨居的真实故事！加上作者侨居菲国时所耳闻目睹的趣事逸闻。我们海外华人读来倍感亲切！作者侨居菲国数年就回国参加革命，在年老时（一九八0年）写出这本描写南洋风光及民俗的书，而我们居住在菲国的华文文艺爱好者是否更该写这类型的作品？反映华人在菲国的生活及侨居地之逸闻趣事——反映菲人生活的作品？现今我们虽说已有人在写，如董君君，苏荣超，施约翰等等，可惜为数不多，而且散见于本地各华文报刊上，极少能走出菲国国门，更难结集出版成书。
　　早年出版论及或翻译菲国风俗的书籍，笔者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七十年代中，笔者在洪市立人小学图书馆偷看到的“菲律滨短篇小说集”，是台湾空冠出版社出版的，发行人是平鑫涛，作者是菲人作家，是施颖洲与施约翰父子翻译的。由当年到现在立人小学的图书馆都不开放给学生，只做个样子给外人看，当年笔者还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学生，时常利用打扫时看书。匆匆将近三十年了。菲华描写华社与菲国民间作品及翻译还是不多！反而有些离菲归国或又移民到其他地区的作者，有作品论及菲华社会与及菲国民间。前一段日子曾有人在言论版提出菲华专栏为何不多写本地问题，老是写台湾与中港的言论问题。笔者也有同感！可是菲国政府及政客不见得能容许外籍人士，用文字写出菲国国家及民间的病态！菲律宾华文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作家”们拿出好的作品吧！

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洪市小舍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菲律宾《商报》 ）

　　七卷本《白刃文集》出版之际，时逢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05周年，回忆起这七卷四百万字诞生的艰难，白刃怎能不感激曾给予他无限的温暖和巨大力量的周总理。他永远不会忘记当年——

周总理关注《兵临城下》

孙肖平

　　1962年，冷风嗖嗖的中国文艺界，忽然阳光普照，春意盎然，周恩来率陈毅，陶铸在广州召开了戏剧创作会议。为一大批受委屈的作家、艺术家平反，白刃也在其中。被禁锢的《兵临城下》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罗瑞卿总长看了戏后，要白刃回部队。当了八年老百姓的白刃又重新“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令白刃终生不能忘怀的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曾三次看了话剧《兵临城下》，并做出极为重要的指示，使这部有着许多缺陷的居剧本，成为珍品。
　　周恩来以他伟大的胸怀，炽热的情感和光辉的思想，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他看第一遍《兵临城下》时，发现这是一部好作品，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可也看完后并没有说多少话。看了第二、第三遍后，考虑成熟了，才请作者到中南海详谈。
　　周恩来第一次看《兵临城下》，是在1962年10月9日的政协礼堂，看好戏和大家一起照相留念，听说还有两位搞灯光的同志没来，就说，“等一等”。直到演职人员到齐才请摄影师开机，剧组同志深为感动。之前，白刃就听到许多周总理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对人民群众关爱备至的故事，这次亲自看到了。六天后，总理第二次看《兵临城下》是在地质部礼堂，事先剧团不知道。周总理到后不吭不响地请秘书去买票，大家知道后再次被感动。周总理常常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听说一次看戏，为了首长安全。保卫人员让前面空出好几排位子。总理很不高兴，亲自招呼后边的观众到前边来。周总理把作家、艺术家看成自己的好朋友，那一天、他请白刃到他办公处去谈关于《兵临城下》的修改意见时，不是指示，更不是命令，而是亲切地商量。特别让白刃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总理为改好《兵临城下》竟改变了工作日程。开始总理秘书打电话给白刃，说总理想请白刃到中南海谈谈。白刃说，总理这么忙，如果有新的指示请秘书通知我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要出差，己买好后天的火车票。秘书立即请示了总理，然后告诉白刃。总理决定把谈话的时间提前。
　　听说这个戏要拍电影，所以总理谈得就比较详细、深入。总理对剧中杨玉芳、姜部长等人物提出极为宝贵的修改意见后，还指出，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大坏蛋。这次，总理还谈到写革命故事、新人新事的问题，他说，从鸦片战争到现代革命，内容很丰富，如何把政治和艺术结合好，要打破习惯势力，要创造新的，但不要稀奇古怪。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白刃又对《兵临城下》做了较大的改动。电影《兵临城下》放映后，轰动全国。但好景不长，1964年。林彪和江青狼狈为奸，在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时炮制的《纪要》里，点了《兵临城下》的名，大张旗鼓地砍杀电影与话剧《兵临城下》。作为他们篡党夺权，迫害周总理的排炮。为此，被“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紧密配合。万炮齐轰；又是发社论，又是不惜篇幅地整版整版刊登所谓批判文章；诬蔑《兵临城下》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反对武装斗争，以及人性论等罪状。全国各地报刊也跟着鼓噪，仅当时辽宁的一家报纸就发了二三百篇批判文章。白刃再次被打成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送西北劳动改造。“四人帮”被粉碎后，白刃冤案得到平反，《兵临城下》、《战斗到明天》第一部等大量作品重见天日。这时，他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以忘寝废食的勤奋，手不离笔，足不出户，写了《战斗到明天》续集等一百多万字的新作品。想到以这些新作慰藉周恩来总理的英灵，他心里好受多了。

2003年2月刊于上海《文学报》

周总理当年关杯白刃改编
《兵临城下》是好作品

中新社电

　　目前，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召开的在京归侨座谈会的二百五十名与会者中，白刃是穿军装与会者之一。在座谈会上，他坐在主席台席位上，特别引人注目。他是在未满二十岁、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回国的。翌年，他冲破重重艰难险阻从家乡福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即到山西和山东敌人后方开展斗争。他当过参谋、连指导员，一九四八年，他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电影剧本《兵临城下》，便是他用亲身经历创作的一部作品。在这以前，白刃创作过话剧本《糖衣炮弹》和《白鹭》，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此外，还写过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集近二十本。
　　谈起电影剧本《兵临城下》，白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亲切指导。那是一九六三年的事了，白刃创作的话剧《兵临城下》公演时，周总理观看了三次戏。总理知道这戏要改编成电影剧本时，特地接见白刃向他提出了一些改编的具体意见。《兵临城下》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终于从话剧改编成电影剧本而搬上银幕。深受观众欢迎的这部电影，却受到“四人帮”的长期禁锢，被封存不得公演。剧本的作者在文化人革命一开始就被林彪勾结江青作为文艺黑作品的典型而遭到迫害。不久前白刃刚完成了一个新作话剧本《乌金城》。这是作者去年一月八日到天安门前怀念周总理时，下决心重写一度中断的《乌金城》，把它当成悼念周总理、宣传四个现代化和痛斥“四人帮”的战斗武器。这出七场话剧，是反映四届人大以后到揪出“四人帮”这一历史时期，一个煤矿的老干部、老矿工和青年工人，为了学大庆、赶开滦、煤炭生产翻一番，围绕着运输的机械化、现代化，跟“四人帮”在矿山的徐党，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它由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团于最近在北京首次演出。

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七日  

彻底揭批“四人帮”扼杀《兵临城下》的罪行

《辽宁日报》 1975年4月24日

编者按 ：
    沈阳话剧团一九六二年上演的话剧《兵临城下》（白刃、洛汀、李树楷集体创作，白刃执笔，孔方导演），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九六四年摄制的同名电影（白刃、林农改编，林农导演）,是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我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之时，困守孤城的蒋匪官兵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面前，被迫起义的故事。它形象地反映了毛主席光辉军事思想的胜利，生动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敌工人员英勇机智、沉着果敢、精明干练的革命品格，深刻地揭示了一切不愿跟着蒋介石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官兵只有归向人民才有出路的历史发展趋势，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也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一朵香花。
　　但是，叛徒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野心，竞赤膊上阵，强令批判《兵临城下》。《兵临城下》成了举世皆知的“大毒草”、“反动影片”。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辽宁日报》在“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控制和影响下，先后两次“批判”《兵临城下》，发稿七十余篇，流毒全省以至全国。在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斗争中，我们要坚决戳穿“四人帮”在文艺战线搞的一切政治阴谋，彻底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认真落实对作品的政策。为此，本报召开了部分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讨论了重新评价《兵临城下》的问题。下面发表的这组文章，就是部分同志的发言摘要。

一个罪恶阴谋——揭露“四人帮”导演的批判《 兵临城下》 的丑剧

白刃

　　最近，话剧《兵临城下》重新上演，我非常激动，非常高兴。《兵临城下》能够重见天日，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胜利，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胜利。事实说明，对《兵临城下》的批判，不是对一部作品的问题，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一个罪恶阴谋。
　　一九六二年，沈阳市话剧团在北京，演出了我和洛汀、李树楷同志合写的话剧《兵临城下》。敬爱的周总理在处理国内外大事的百忙中，三次看了《兵临城下》，每次都作了指示。当周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又特地找我到中南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对改编作了具体指示。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罗荣桓、邓颖超、郭沫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看了演出或电视转播，并肯定了这个戏。当时国防部办公厅专门组织驻京三军团以上干部在民族宫看了一场演出。军委负责人在一次全军高级军事会议上，还推荐了《兵临城下》，要部队文工团演出。电影拍成后，邓小平、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长春看后，也给了充分肯定。广大观众对《兵临城下》也是很欢迎的。沈阳话剧团在全国巡回演出了二百多场。各地还有二、三十个剧团演出了这个剧目。一九六四年国庆节，电影在国内几个大城市放映后，同样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作为作者，我们当时所受的鼓舞可真大呀！
　　敬爱的周总理三次观看话剧《兵临城下》，为改编电影又找我到中南海谈话，这个情况，林彪、江青和陈伯达是一清二楚的，《兵临城下》受到中央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的肯定，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地扼杀《兵临城下》，围攻《兵临城下》。一九六四年，林彪首先下令不准部队看这部电影，不久，陈伯达就勒令全国停映。许多影片的拷贝，还没有和观众见面，就被打人冷宫。各地正在演出话剧的剧团，也被迫停演。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和林彪勾结起来，就对《兵临城下》下毒手。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在林彪安排她召开的那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公开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阴阳怪气地叫嚷：“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很久，也没有人批评”，当场指令《解放军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林彪和江青手下的御用文人，给《兵临城下》扣上了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等大帽子。作者、导演、演员，支持创作和演出的领导，写过推荐文章的人，甚至部分支持这出戏的观众，都受到了批判，有的竟被打成“黑帮”、“反革命”。他们这是仅仅对作者和作品吗？不是。这是“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明枪暗箭地迫害周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谁都知道，周总理在建国前的几十年斗争中，大部分经历是和国民党作面对面的斗争，他在这方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宝贵的策略思想。给周总理肯定的《兵临城下》扣上“美化敌人”的罪名，实在是别有用心的攻击。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有两伙所谓的“造反派”，威逼我交出周总理对《兵临城下》的讲话，想拿去作为攻击周总理的炮弹。这就泄露了“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天机。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闭幕不久，林彪迫不及待要上台，和陈伯达、“四人帮”串通一气，企图架空毛主席，大搞“清君侧”的把戏。他们为打倒周总理，又一次把《兵临城下》做为攻击的目标。“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秉承黑主子的旨意，抛出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D评大毒草(兵临城下)》一文，挖空心思，给电影《兵临城下》捏造了数不清的罪状。这篇毒汁四溅的黑文，得到了“四人帮’的重视，立即在他们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用主要篇幅刊载和播送，流毒国内外。这次批判《兵临城下》的恶浪，比三年前更为凶狠。
　　隔了六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召开前后，周总理正在病中。“四人帮”阴谋组阁，又企图发动一次批判《兵监城下》的运动。“四人帮”在总政那个亲信透露出来，准备利用批判林彪的“六条战术原则”，盗用江青曾经送过材料和接见过的几个连队的名义，写文章批判《兵临城下》。中央一些报刊也接到通知，作好了准备，毒箭在弦，引弓待发。只因“四人帮”组阁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兵临城下》才免遭第三次被批判的命运。
    “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如果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是为打倒周总理及其他一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领同志，不是为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阴谋，为什么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兵临城下》？“四人帮”的狼子野心是昭然若揭的。他们反复在《兵临城下》上打主意，做文章，就是选择突破口。以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他们妄图借批判《兵临城下》以打倒周总理和其他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险恶用心也被彻底戳穿。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我坚决响应华主席在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的号召，以百倍努力，写出好作品，繁荣文艺创作，迎接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批判《兵临城下》用心险恶

沈阳话剧团 高援

　　话剧《兵临城下》是沈阳话剧团的首演剧目。在沈阳演出期间，受到了广大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一九六二年八月，经中宣部领导同志推荐，《兵》剧首次在北京公演，又博得了首都观众的热情赞赏。《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和评论文章。《戏剧报》在封面刊登了《兵》剧照。首都文艺界还召开了座谈会，大家都为社会主义百花园中又开放了一朵芬芳吐艳的香花而高兴。
　　我团全体演职员最难忘怀的是，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后，敬爱的周总理先后两次看了我团演出的《兵》剧。周总理第一次看完演出后，和李先念、聂荣臻、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走上舞台和演员们握手，并合影留念。周总理勉励大家说：“你们演的很好！”并和演职人员亲切地交谈了很长时间，对剧本的修改，导演的艺术处理，演员的表演，甚至台词的讲法都做了重要的指示。当剧本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修改后，总理第二次看了演出，对剧本的进一步修改又做了详尽的指示。此后，周总理又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在改编电影文学剧本时，周总理又对如何改编，同作者白刃同志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兵》剧从话剧到电影，就是这样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完成创作全过程的。
　　我们在北京演出期间，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因事没有观看《兵》剧。他对当时在北京开会的沈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欢迎剧团到广州去演出。一九六三年三月，我团到了广州，叶副主席高兴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后，还登上舞台，同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表扬大家演得很成功，并和全体同志一起照了像。
　　从一九六二年八月到一九六三年四月，沈阳话剧团先后在北京、郑州、开封、武汉、黄石、南昌、九江、长沙、广州、上海等十余个城市演出了二百多场，再加上在沈阳的演出就达四百多场。各地的电台、电视台都转播了《兵》剧的演出实况，报纸和刊物还发表了演出消息和评论文章。广大干部和工农兵观众一致赞扬《兵》剧是一出热情颂扬毛主席革命军事路线的好戏。但是，一九六六年，叛徒江青却把《兵》剧定为“大毒草”，在全国点名批判。沈阳话剧团也因首演而遭到了灭顶之灾。十年多时间里，我们心里一直别着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中央首长，和各地领导同志，以及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致肯定和喜爱的戏，突然之间就成为“大毒草”？现在我们清楚了，“四人帮”批判《兵临城下》，罪恶的矛头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以及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在深入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这个阴谋揭穿！

周总理关怀下拍成的影片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王秋颖  王守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我们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剧目组被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兵临城下》的拍摄工作。我们在影片中分别担任了角色。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很高兴的，因为这出热情歌颂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戏，是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肯定的。
    影片拍摄前，白刃同志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兵临城下》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过程，并向我介绍了敬爱的周总理对改编提出的意见：要显示出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和群众力量，杨玉芳（我党在敌军内的地下工作人员）在敌军面前活动要减少，不要让人感到像个女特务，罗曼（钱孝正的老婆、以记者身分作掩护的特务）陪胡高参视察前沿阵地的情节不真实。电影剧本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意见修改成的。影片《兵临城下》是在周总理关怀下拍成的。中央和军委许多首长看后都肯定这部影片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影片送北京审查后，文化部准备授予“三好”影片（导演好、表演好、摄影好）的称号，制片厂还准备印制大量拷贝，以便在国内外发行。谁知影片上映不久，观众的赞誉声还在回荡，一股阴风就吹了出来。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反动影片”、“大毒草”等一顶顶帽子扣到了《兵临城下》的头上。诬蔑不实之词充斥了全国报刊。以《辽宁日报》为例，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共抛出十几块版的黑文，围剿《兵》剧。什么“反毛主席军事思想”,“宣扬和平主义，取消武装斗争”,“美化敌人，丑化我军”, “宣扬人性论、阶级调和”等等，从不同角度进行肆意地攻击和诬蔑。“四人帮”如此兴师动众地对《兵临城下》进行围剿，绝不仅仅是要在艺术上论个高低，批倒几个艺术家，他们的罪恶目的是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以及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借批判《兵临城下》，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达到“改朝换代”的反革命政治目的。

歌颂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好影片

省文化局  杨砚耕

　　“四人帮”强加给影片《兵临城下》的重要罪名是：抹煞武装斗争，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这是危言耸听的诬陷，我们决不能容忍。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核心。体现和运用这个思想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天津方式，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直接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普遍规律。然而，客观事物（包括战争）也有它的特殊规律。在解放战争中的某个局部地区、某场具体战役，用非武装的，即和平的北平方式，解除敌人的武装，这同样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体现。因为这样做“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兵临城下》选择北平方式作为表现内容，以特殊反映一般，颂扬人民战争，是符合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真实的，也是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影片从生活出发，集中解放战争中北平方式的大量素材，表现用和平的方法，解除反动派的武装，正是从一个侧面歌颂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无比正确和辉煌胜利。《兵临城下》是一部歌颂毛主席革命军事思想的好影片。《兵临城下》不仅立意与选择是无可非议的，在具体描写上也是真实可信的。影片首先将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强大军事攻势展现在观众面前，告诉人们：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孤城指日可取。为使这个城市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伤，才采取围困办法，没有马上使用攻坚战术。接着，便充分表现了和平解放的客观可能性：敌军粮草将尽，援军难至，内部尔虞我诈，争权夺势。这种情势下，我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迫使和争取赵崇武起义，打击和消灭最顽固的胡高参一伙。
　　“四人帮”否定“北平方式”，不仅暴露了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也说明了他们理论上的荒谬。

推倒《兵临城下》“美化敌人”的罪名

沈阳市文联  田洪斌

　　“四人帮”为了推倒影片《兵临城下》，给它罗织了许多罪名，“美化敌人”便是其中的一个。根据是影片既然在人物表上把敌师长赵崇武“列为第一名”，就是把他“当作理想的正面人物”。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是“四人帮”搞政治诬陷的重要手段。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也应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说来，革命文艺作品，应当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做为主人公。但是，表现特定题材和主题的作品，也可以由其他人物做主人公。作者是把赵崇武作为转变人物刻画的。影片通过赵崇武从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到起义的复杂思想斗争和转变过程的描写，展现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威力，揭示了蒋帮必败，我军必胜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影片《兵临城下》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赵崇武作为国民党反动军官所具备的反动性。他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还不甘心失败，并幻想国民党能占据江南“半壁河山”；他晋升中将副司令长官后，对蒋介石感激不尽地说：“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然而，赵崇武的性格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动摇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正义感，这又构成了他起义的可能性。影片《兵临城下》成功地把大兵压境、内扰外困、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的种种矛盾集中到赵崇武身上，不断加剧他的思想斗争，使他的转变真实可信，使全剧的主题思想深刻集中，并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作者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美化，也不是简单的丑化，既有同情一面，又有鞭挞一面。这正是影片《兵临城下》区别其他作品的独特之处。
　　“四人帮”指责影片“编导者们把全部同情、赞美、希望都集中在赵崇武身上”是“根本立场和态度问题”，这是含沙射影地诬陷和攻击敬受的周总现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我们必须从政治斗争的高度看“四人帮”对《兵临城下》的批判，彻底把他们强加给《兵临城下》的罪名推倒，让《兵临城下》在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里重放光彩。

本专版载《辽宁日报》1978年4月24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