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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目标正前方

    提起曾兴旺,从冯师长到炊事员,没有哪个不翘大拇指的,冯师长说他是一面战旗,同志们说他是一只猛虎。战士们都说:“跟着曾兴旺,打仗胆就壮。”这话一点不差:打攻坚,他像一只猛虎;打防御,他是一座泰山;行起军,他有两条铁腿;他是全师有名的“钢铁排长”。
    看外表,曾兴旺哪里像钢铁?负了几次伤,长的又黄又瘦;平常人的个子,老实瓜吉的脸孔;大黄牛的脾气,老妈妈的心肠。
    平常人穿上解放军的二尺半,都有一颗坚强的心。这颗心,在战火里面烧,在革命的炉里炼,日久天长,红的透亮,热的滚烫,硬的像钢铁。
    不信,看看我们的排长吧!上级给他任务,爬刀山跳火海,一点不皱眉头。叫他去打仗,他带着队伍猛冲锋,钢骨水泥的工事挡不住。叫他去练兵,他鸡叫两遍下操场,太阳落山往家转。叫他去开荒,他扛着镢头上高山,烧野草刨树根,拉犁杖种庄稼。叫他学文化,他纸上写地下画,白日学黑夜念,识字课本翻得稀巴烂。
    曾兴旺平时不爱说话,开会不大发言。说起话,像个特等射手,不见敌人不放枪,一勾板机百发百中。他分配战士们做什么工作,一是一二是二,自己不含糊,也不许别人马虎。
    曾兴旺喊口令,嗓门不大宽,声音不很亮。独独有个口令,喊起来像敲钟。打野外的时候,你听:
    “目标!正前方!标尺五百米远,发现敌人散兵群,齐放!”
    “机枪手注意!目标!正前方!……”
    “目标!正前方!……”
    别的指挥员在战场上,都不大板板正正的喊口令。曾兴旺一喊到“目标正前方”,却是习惯成自然,叫的那样板正,那样响亮。
    平常日子,也常听见曾兴旺,说着“正前方”。
    行军走累了,他鼓动战士们,说:
    “同志们加点油,翻过正前方那个山,就快到宿营地了。”
    布置警戒的时候,他对班长们说:
    “正前方那棵独立树下,放个复哨。”接着他转过来,“在那边,正前方小坟包后面,放个单哨就行了。”
    他的名字叫曾兴旺,和“正前方”的字音恍惚。同志们常常故意开玩笑喊他“正前方”。他听了只是笑笑地咧着嘴。
    为什么曾兴旺偏偏喜欢这个口令呢?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曾兴旺家在松花江边,爷儿两辈给地主扛活。起早贪黑流血流汗,年年收成好,天天吃不饱。粮食打的多,饥荒拉的重。曾兴旺七岁当了小猪倌,十五岁就当半拉子,二十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了。冬天,冰封的松花江上,盖着半尺厚的大雪。曾兴旺丢下地主家的冷饭碗,披着烂棉袄,穿着破单裤,家都没有回去望望,就踏着松花面上吱啁的白雪,走了三十多里路,参加了关里来的老八路。
    分下班里头一天,班长周庆成脱下自己的棉裤给他穿。乍到部队啥都不懂,亏的周班长不分早晚的帮助;不会瞄准,周班长教他三点成一线;不会打手榴弹,周班长教他把小指头勾着弦;鞋子破了,周班长给他新鞋穿;行军走不动,周班长替他背大枪;病了,周班长拿残废金给他买鸡蛋。
    周班长喊起“目标正前方”的口令,像钟声一样响。周班长还常常对他说:
    “咱们革命的目标光明远大,咱们的眼睛,要像立正的时候,直盯着正前方,不要东看西瞧。”
    曾兴旺把周班长当榜样。周班长是个好党员,曾兴旺很快入了党。周班长打仗有一手,曾兴旺跟他学战术。周班长执行任务坚决,曾兴旺干什么不讲价钱。……
    有一次追击敌人,他和周班长追得太猛,两个人追到一个山坡。曾兴旺发现右边有个敌人,正要扑过去。忽听见周班长在后面大声喊:“注意正前方!注意正前方!”扭头一看,前面丛树棵里面跳出两个敌人,端着刺刀朝他穿来!好险呵!一把刺刀已经离自己不到一尺远。曾兴旺连忙拨开,周班长很快的跳起来。他们和敌人拚了十几分钟,把两个敌人刺死在山坡上。
    有一次打堵击,敌人向岭上冲锋,周班长正张开嗓子,喊着“目标!正前方!……”忽然空隆一声!一颗炮弹落下来,周班长的口令没喊完就牺牲了。
    周班长的样子,不时在面前出现。周班长最后的口令,经常在耳朵里响着。不管是战场上操场上,曾兴旺总喜欢学着周班长,喊着这个有力的口令:
    “目标!正前方!”

    特等射手忽然放空枪,不是不瞄准,就是眼睛有毛病。
    曾兴旺这几年,一双眼睛总是望着正前方。这次从后方医院归队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按照立正的姿势,有点东看西瞧。
    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天津战役,他完成了突击任务,负了重伤,在医院里待半年多。伤刚好,脸上还焦黄,就坚决要南下,他对院长说:
    “队伍早打过长江了,再不回前方,怕没有仗打了。”
    “你的身体没有复元,还是安心……”
    “不,院长,”曾兴旺没有等院长说完,抢着说,“刀枪放在仓库里会生锈,战马拴在槽头上要掉膘,像我这样的人,蹲在后方养一辈子也养不胖。”
    院长答应了。出院那一天,曾兴旺把四颗奖章挂在胸前,高高兴兴走向车站。一路上,奖章碰奖章,碰的叮当响。曾兴旺低头一看,解放天津得的那颗崭新的毛泽东奖章,正在太阳光下闪着亮。他得意的挺起胸来,大踏步往前走,让奖章响的更好听。
    到车站,火车快开了。匆匆忙忙爬上去,军用车挤的像机枪梭里的子弹,一个紧挨一个。曾兴旺看见前面一个漂亮的车厢里,闲着大半节,他提着背包过来,屁股刚落在软软的沙发上,觉得怪舒服。马上有一个穿蓝制服的,问他:
    “同志,你的票呢?”
    曾兴旺掏出车票。那人看了一下,说:
    “同志,你买的是三等车票,这里是二等客车。对不住,请到军用车上。”
    “军用车挤的满登登,这里闲着半截做什么?”曾兴旺不高兴的嘀咕着。
    “同志,这是铁路局的规定呵!要是大家都上这儿来,秩序就没法维持了。”
    这当儿,车厢里的旅客,全都望着他。曾兴旺冒火的眼睛,扫过他们的脸上:男人都穿的很阔气,女人打扮的像妖精。曾兴旺咬着下嘴唇,一骨碌站起来,走到军用车门口,憋着气坐在背包上。
    火车喀喀喳喳跑过庄稼地,电线杆一根根飞过眼前。曾兴旺一肚子窝火。他   
自己在为人民战争中,流了三次血,立过九大功,当选两次战斗英雄。几年来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头一回坐火车,就受这窝囊气。火气没处出,掏出小本子和钢笔,写上两行歪歪扭扭的字:
    “火车,火车,我为你东征西杀;如今得了天下,好车不给功臣坐,却驮了一群癞蛤蟆!”
    过了几个站,下来一些人。曾兴旺才找到一个座位。
    从津浦路转陇海,从陇海路转平汉,军用车一路不如一路。郑州往南的军用车,是一个小车厢,每个短座位上挤了三个人,双腿蹩的伸不开,胸口闷的透不过气。曾兴旺不知道这条路才通车,车厢很缺,他只怨铁路上看不起军人,故意给坏车坐。
    这天下午,火车快到目的地。曾兴旺从窗户伸出头来,看见老日头沉在江里,西天上一片火红,许多奇里古怪的云彩,都镶上了金边。城市的烟囱高楼,慢慢从眼前晃过去。
    火车噗啦噗啦地爬进车站,停在月台旁边。旅客们前拥后推的往下挤。车站上像开了锅,沸腾腾热烘烘。曾兴旺左手提着背包,右手拎着挂兜,挤在人堆里面;扁扁的脸上挂着汗球,宽宽的脊背上像开了河。乍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城市,光怕天太晚了找不到部队。心里越急,汗珠越冒;抬起右胳膊擦汗,没留神脚底下踩着一个软东西,知道不好,马上缩回腿,可是已经晚了。
    “哎唷!”身边一个女人叫了一声,看见缎鞋被踩脏了,忍不住气冲冲地转过身来,她还想再嘟囔两句出气,一看是个解放军,立刻放软了口气说,“你怎么走的?”
    曾兴旺刚要陪不是,好话说到嘴边,被她那副神气,顶回肚子里,变成一个小小的雷管,想爆炸一下;后来听她的口气软了,也就忍耐下来。他照着老脾气,板着扁脸孔咬着下嘴唇,瞪着眼珠望着那女人。
    凭良心说,那女人模样真不错;鸡蛋脸,亮眼珠;红嘴唇,尖下巴;黑头发结了两条小辫;结实的身上,穿着短袖的蓝旗袍,手上还带着一个金镏子,很像中国画上的美人,可是曾兴旺长年住在乡下,照自己的老看法,这种女人,一定不是什么好娘儿们。
    “走,走!”背后的人推他一下,曾兴旺乘机会拥挤出去。模糊地听见停下擦鞋的女人,还在嘀哩咕噜。
    走出车站,曾兴旺问好路,朝一条小街道走去。胸前的奖章叮叮当当,他生气地站下来,把奖章揣进小兜。
    “嘟嘟——”背后的汽车,老牛般的叫唤,曾兴旺躲在一旁,一辆漆亮的小轿车,慢慢从身边开过去,车里坐着一个穿灰制服的男同志,身边还有个女同志。曾兴旺看得不顺眼,朝汽车狠狠地盯了一眼,咬着嘴唇在心里嘀咕:
    “我们打天下,你们享福!”

    在团部住了一宿,天不亮被起床号吹醒,曾兴旺浑身骨头酸溜溜,想到回部队第一天,睡懒觉不像话,连忙爬起来。
    队伍跑步走了。曾兴旺顺着江边溜达。路灯还没有灭。江里几只白帆穿来驶去,一条汽船“呜”的一声,冲破平静的水面。
    凉风一阵阵吹到脸上,曾兴旺吸了两口新鲜空气,将昨晚上一肚子窝囊气,吐的干干净净。
    朝着正前方遛了一会。转回头看见一大群人,拥进团部斜对面的大门。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赶进纱厂的女工,年纪大的不少裹过小脚,年轻的都穿的很干净,有的还烫着卷头发,好些人手里提着饭盒子。
    女工们慢慢进完了,曾兴旺转身要走。一个女工匆匆忙忙走来,不小心被烂泥滑了跤。手里的饭盒子摔了五六步远,一格大米饭撒了一半,一格肉汤倒在地上,两个盐鸭蛋滚到曾兴旺脚边。
    两只黄狗跑过来抢着吃。曾兴旺拾起盐鸭蛋,踢开黄狗,正想帮她拾掇饭盒子,那女工爬起来了,四只眼睛碰在一块,呵!是她,昨晚上那个女人;不过头发没有梳亮,手上没有金溜子,换了一身褪色的蓝旗袍,穿着一双旧皮鞋。曾兴旺赶忙把盐鸭蛋放在饭盒里,不自然的站起来。
    那女工认出是他,小脸红到耳朵根。她胡乱地拾起饭盒,三步并做两步地跑进工厂。
    “她在工厂里做什么的?”曾兴旺问工厂看门的,想她八成是职员。
    “织布工人。”看门的回答。
    曾兴旺没有多问。回团部吃过早饭,找队列参谋谈工作。队列参谋被团长叫去。曾兴旺等到晌午,肚里有点饿,摸摸兜里还有两个钱,懒洋洋走出团部。
    工厂旁边有个工人食堂,女工们正吃着午饭。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曾兴旺站在窗外,闻到香喷喷的饭菜,肚里越来越饿。正想走开,忽然有双眼睛,像闪电地射出来。呵!又是她,那个女工。曾兴旺脸上发烧,像偷吃东西被人看见一样,不好意思地走开。
    在小摊上,曾兴旺买了一个油巴巴,用荷叶包着,偷偷摸摸地走到偏僻的江边,寒酸地嚼起来。
    “都说工人生活苦,苦个屁!”吃完了油巴巴,他这样想。

    吃过午饭,那个鸡蛋脸的女工,走向工人俱乐部的红楼,曾兴旺的影子,老是在她的眼前摇晃,昨晚上被他踩了一脚,今早晨在他跟前摔跤,刚才又在窗口看见。……
    “黄幼兰!”背后尖声的叫唤,赶走了曾兴旺的影子。黄幼兰回头一看,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工,嘻嘻哈哈的撵上来。
    “有什么喜事?小喇叭,看你乐的!”黄幼兰笑笑地问。
    “问你自己好了!”小喇叭俏皮地答。
    “问我?”
    “还装蒜!等会选举护厂功臣,第一名准是你!”小喇叭翘着大拇指。
    “别瞎吹了,小喇叭。”
    “瞎吹?”小喇叭做个鬼脸说,“过两天报上还要替你吹哩!一上报,全国闻名!出了名,可别忘了我呵!……”
    “说正经的,小喇叭。”黄幼兰打断她,关心的问道:“听说你爸爸回来了?”
    “嗯,昨晚上才到,从衡阳逃出来的。”
    “没有提起我爸爸?”黄幼兰着急的问。
    “说啦,他说你爸爸到了衡阳,想跑没有跑成,白匪军用枪逼着他给开火车,开到广西去了。”
    “到广西?……”黄幼兰没有问下去。她相信爸爸会照着工人阶级的良心去做,她记起妈妈每次提到“二七”(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大罢工,谈起当年爸爸在军阀刺刀下反抗,总夸奖爸爸的骨头硬。可是现在年纪大了,她不能不替老爸爸担心。
    走进红楼,黄幼兰四面一瞧,俱乐部布置得像新房,红绿标语夹着锦旗,毛主席的像上披着红绫,他老人家的眼睛望着大家,好像在向工人代表们道喜。代表们浑身冒着汗珠,吊在半空的几个电扇,拚命的转,也赶不掉闷热的空气。黄幼兰像走进车间,闻到一股蒸气的味道。
    “黄幼兰!到台上坐。”工会李主任在台上喊着。
    “下面一样坐嘛!”黄幼兰羞羞答答的不肯上去。
    “鼓掌欢迎呵!”小喇叭尖声嚷着,屋里响起一阵呱唧呱唧的掌声。黄幼兰腮上热辣辣,低着头走上讲台。
    报告护厂事迹的时候,黄幼兰第一个讲话:
    “……那晚上,解放军迫到江边,白崇禧匪军准备逃跑,街上冷清清,没有一个人,我们十几个同志,在李主任家里,商量着保护工厂。厂里面住着十几个匪军,白天已经在原动部和东西厂安好炸药。我们没有武器,心里都非常着急。忽然间,放哨的同志跑进来,说前面来了几个匪军,我们吹熄灯,不敢吭声。不一会,房门砰的一声开了,几个匪军窜进来。原来他们出来抓夫子给搬棉纱,到处抓不着人,看见我们五个男的六个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赶进工厂。
    “搬走了三汽车棉纱,剩下最后一车。厂里十几个匪军跟着汽车走了,只留下麻子副官和两个大兵,一个在前院的门口放哨,一个在监视着我们。这时间,外面到处轰隆轰隆!像夏天的霹雷,一个接一个,火光烧红了半边天。我心里想:这一车纱运走了,这个厂也要炸毁!我们七八千工人挨饿是小事,国家财产损失是大事。我偷偷的和李主任商量一下,乘着司机不注意,用刀子把前轮戳了一个窟窿。轮胎撒了气,汽车开不走,麻子副官气得蹦蹦跳,叫司机换预备胎。
    “这时间,我摸出身上的金戒指,走到麻子跟着,把戒子塞在他手里,说:‘副官,我求您一件事?’麻子拿着戒子到电灯下看了看,两只贼眼打量我一会,说:‘有话到经理室谈,’我跟着他走到前边经理室,麻子问:‘你有什么事?’我说:“副官,求你把我爸爸放了。’‘你爸爸咋回事?’‘我爸爸名叫黄昆,机车厂的工匠,今下午叫你们抓去开火车。’‘工匠怎能开火车?’‘我爸爸当过十几年司机。’‘铁路上的司机跑的跑藏的藏,火车总要人开呵!’‘我爸爸年纪大了,五十多岁,……’‘不要紧,开到衡阳就放他回来。’麻子说到这里,劝我最好一块跑,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像你这样年轻漂亮,够你受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放狗屁!’脸上不得不装着笑,我说:‘家里还有娘和小兄弟,走不得。’……
    “谈着话,麻子到我身边,不老实的动手动足。我乘他没有防备,伸手去拔他腰里的手枪,真糟!一下子没有拔出来,两个人抢开了,我死握住不放,到底他力气大,眼看快被他抢去,亏的李主任跑进来,用铁锤照他头上一敲!他哎哟一声,晕倒了。我们使劲卡他的脖子,直到他断了气才松开手。
    “死麻子拖到柜子后面,李主任叫我去骗哨兵。我走到前院的大门口,说副官请他,他跟着我走进经理室,躲在门后面的李主任,虎的钻出来,手枪顶着他的后背!他吓的扔下枪,我们把他捆起来,用破布堵着他的嘴。
    “这时间,后院响了一枪,我们拿着枪跑过去一看,同志们正跟那个匪军和司机,扭在一块打滚。我们走过去,枪口对着白匪军,两个家伙像绵羊一样给绑起来。
    “我们派人去叫工人来保护工厂,一面关好大门,一面搬走炸药。……”
    掌声像暴雨,一阵接一阵。护厂功臣们报告完,投票选举开始了。
    开票的时候,唱票人唱到黄幼兰,格外提高嗓子:黄幼兰!黄幼兰!黄幼兰!”像怕别人听不见。唱完票,他数了一下,大着声喊道:
    “五个甲等功臣,黄幼兰第一名!得全票!……”

    曾兴旺回到原部队四连当一排长,正赶上短期训练的尾巴,部队开始新的政治学习。
    这天上午,曾兴旺到连部。干部们正唧哩哇啦的争论着什么。开头他没有听明白,末了才知道在争论着新中国该谁领导?两帮人争的脸红脖子粗。连长和文书主张农民阶级领导,他们说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革命几十年来,吃农民,穿农民,当兵打仗是农民,抬担架出民工是农民。指导员和文化教员主张工人阶级领导,他们说工人阶级最苦,最大公无私,最有远见,可举不起实际例子。
    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指导员看见曾兴旺在纸上画着什么,转过来问他:
    “老曾,你看谁的意见对?”
    “我没有听报告,说不上。”
    文化教员坐在曾兴旺身边,忽然拿起他写的纸头,说:
    “曾排长有话放在肚里长毛,你看他在本子上发言。”接着,他像念快板的念道:“捞鱼的胳膊,过河的腿;绵羊尾巴的头发,猴腚的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看她能领导谁?”
    乍一听,都不知道啥意思。指导员笑笑地问道:
    “老曾,你说说啥意思。”
    “啥意思也不是,我自己胡写的。”曾兴旺说完,抢回那张纸头撕了。
    “讲讲,讲讲……”大家七嘴八舌要他讲。曾兴旺教他们催急了,咬了咬下嘴唇,讲着他碰到那女工的情形,末了像下结论的说:
    “这样的工人阶级,能领导国家吗?”
    “照你说,新中国该谁领导?”文化教员问。
    “共产党!毛主席!”曾兴旺答得很干脆。
    “工人阶级领导,是毛主席说的,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文化教员指着书本给曾兴旺看。
    这帽子不轻巧,扣在他头上,压的又疼又火,就像在炸药上安上雷管。曾兴旺咬一咬嘴唇,板着脸孔问道:
    “我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有什么不对?”
    像子弹卡了壳,争不下散不了。大家瞪着眼,正下不了台,营教导员进来了。
    营教导员解答了他们的争论,简单说明了新中国为什么是工人阶级领导。跟着他说:每个政党都代表一定的阶级,诉苦挖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最反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所以最进步。共产党、毛主席是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所以主张共产党、毛主席领导,而不同意工人阶级领导是错的,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工人阶级的领导。”末后他讲出到四连的任务,说道:
    “团部来通知,队伍明天要出发,你们好好准备准备……”
    曾兴旺觉得教导员的话有道理,只是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条,一下子搞不通。紧急任务不容许多想,他急忙忙的走出连部。

    曾兴旺回来一个星期,队伍日夜的往南开。那里有白崇禧匪军,那里就是曾兴旺的目标。
    白崇禧狡得像狐狸,滑得像泥鳅,一打就跑,怎样也抓不住。
    一个多月来,顶着火热的太阳,冒着倾盆的大雨,行军作战,作战行军。爬高山翻峻岭,趟小河过大江,身上的军装没有干过。一天两顿稀饭,头一顿太阳没有出来,二一顿月亮上了高山,肚子没有饱过。
    首长们勒紧裤腰带,战士们勒紧裤腰带,曾兴旺勒紧裤腰带。
    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曾兴旺是“钢铁排长”,他的骨头要比别人硬。他没有句怨言,只有恨!恨不得一口把白狐狸吞下肚里。
    这一天队伍在湘西,听说白狐狸想逃回老巢广西。曾兴旺这个师奉命向湘桂路猛插,要堵住白匪的退路。
    队伍一阵风的向南赶!两天两夜走了三百多里路。战士们听说要消灭白狐狸,一个个劲头十足,什么艰苦困难也不怕。
    老日刚落山,队伍进到离铁路二十里地,一师人住在一个小村庄,各排分开熬稀饭。稀饭熬好了,战士们一天没吃饭,闻到饭香,一个个争着拿勺子。曾兴旺看见一大锅稀饭,每个人喝不上两缸。他咬了咬下嘴唇,想起两个战士正在南面小坡上站岗,紧了紧黄皮带,朝着哨位走去。
    “开饭了,你们回去吃饭,”曾兴旺上了小坡,走到一棵大树下,对两个哨兵说。
    “谁来换班?”一个哨兵问。
    “我替你们站一会。你们吃完饭,叫下一班哨来换。”
    “排长吃过饭了?”
    “吃过了。”曾兴旺撒个慌,肚子一阵咕咕响。他咬着下嘴唇,掏出驳壳枪,两眼盯着正前方。
    月牙像镰刀,爬上东山顶。曾兴旺在大树后面站了一会,忽然看见一个黑影慢慢走上坡。觉得有点可疑,他不愿打草惊蛇,把身子躲在大树后边。
    黑影爬上坡顶,慢慢走近了。借着月光看的真,分明是个白匪军。曾兴旺猛的跳出来,驳壳枪顶着他的胸口,低声的喝道:
    “举起手来!哪一部分的?”
    那家伙举起双手,浑身打着哆嗦,结结巴巴地回答:
    “三……三……三团的。”
    “队伍呢?”
    “在,在,在南面那个火车站。”
    “你跑出来干什么?”
    “我的家就在这边,他们往广西开,我不愿意跟着走。”
    这时候,两个换班的哨兵来了,曾兴旺吩咐他们说道:
    “注意正前方,发现紧急情况,打两个手榴弹。”说完,他押着俘虏回到村里,送到师部。
    经过二十分钟的盘问,冯师长知道白匪一个主力师,昨晚上从衡阳向西撤退,师部和两个团坐火车先走了;三团今天下午三点钟,坐着最后一列火车,开到南面的小车站,火车忽然坏了,俘虏说是司机搞坏的,现在部队都在车站西面三里地;白匪的团长带着一群太太,正在车站上打麻将。……
    作战命令飞快的从司令部发下来,部队像几支飞箭向南穿。
    一点钟以后,六○炮、机关枪、手榴弹响成一团!没有准备的敌人,受到突然包围,都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除了死伤的以外,只有一条活路:缴枪投降!

    枪声停止了。站长室里的方桌上,麻将牌乱七八糟堆在一角,被军用地图盖着。冯师长眯一会眼睛,望一会地图,右手捏着两块麻将牌,啪啪地敲出声音。
    从白匪团长的嘴里,知道敌人师部和一个团,还停在西面城里。因为撤退的太慌乱,线路倒不开,这部分敌人要在明天上午,才能开往桂林。县城离这个小站一百二十里,刚才还来电话,冯师长叫站长向城里假报情况,说火车头正在修理。
    “如果用一个团伪装成敌人,在拂晓前坐车进城。乘敌人没有防备,一鼓消灭敌人……虽然有些冒险,把握也很大,敌人是在撤退呵!”冯师长反复考虑了以后,亲手写了一个电报,向总部请示。现在的问题是火车头坏了,司机被敌人打死,司炉完全不懂得修理。刚才站长说,一个月前,有个姓黄的老司机,搞翻了白匪一列火车,跳车逃跑,腿摔坏了,藏在他亲戚家里养伤,离车站五六里路,现在伤养的快好了,站长亲自去请他,一点多钟还没有回来。……
    门咦呀一声开了,站长领着一个老汉进来,右腿还不大得劲;冯师长高兴的站起来,看见他黝黑的老脸上,长着花白胡子,背有些驼,一眼就知道是长年累月辛苦劳动造成的。
    “贵姓?”冯师长紧握他干枯的大手。
    “我叫黄昆,黄色的黄,昆仑山的昆。”老工人像见了老朋友,痛快地答完了,说:“我先去看看机车,要是零件不缺就好办。”
    “好的,好的,全靠老大爷帮忙。”冯师长说。
    “说什么帮忙,这不是替自己干活吗?师长,从‘二七’到现在,二十六年啦,咱们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刀子下,流了多少血,受了多少气呵!……”黄昆说到这里,忽然停住:“哦,话说多了,咱们去罢。”
    冯师长和他俩出来,在站长提着的煤油灯光下,看见曾兴旺站在门外,马上对他说:
    “曾兴旺,去告诉你们连长,派一个班到火车那边听使唤。……不不,你带一个班跟我们去。”
    三里地一霎眼就到,火车静静躺在铁轨上。俘虏一群一群押出战场。火把在周围照的通亮,战士们忙着打扫战场。
    黄昆和站长爬上火车头。冯师长跟上去,转回头对曾兴旺说:
    “找找那个烧火的,请他到这里来。”
    曾兴旺在最后的车厢,找到年轻的司炉,他们一块上了机车。
    “那一部分发生故障?”黄昆用内行人的口气问司炉。
    “我不晓得。我是学擦车的,他们把我抓来,硬叫当司炉。……”
    “你说说机车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黄昆不让他耽误时间。
    “机车开出这个站,就听见锅炉里面嗤嗤地响。我问司机是不是漏水,他说不要紧,开到这里,他把闸一关,说坏了。……”
    “锅炉坏啦?”黄昆插断他的话。
    “说不定。匪军的参谋长气的蹦蹦跳,手枪比着司机的脑壳,限他一点钟修好。他把火熄了,灰卸了,锅炉烫得进不去,在外面摸索了四五个钟头;咱们队伍打过来,匪军参谋长气的一枪把司机打死。……”
    “我进去看一看。”黄昆拿着手电筒爬进锅炉,热气还没有散完,逼得喘不过气,摸索了十几分钟,满脸汗水像个黑人似的钻出来。
    “锅炉易熔塞坏了。”
    “怎么办?”冯师长不懂得什么是易熔塞,着急的问。“有什么办法?”
    “找两根铁钉子。”黄昆对站长说,站长爬下机车。黄昆向冯师长解释,易熔塞是锅炉里两个铅做的小塞子,锅炉里水烧的快干,易熔塞就化了。末了,黄昆用工人阶级的良心,肯定说道:“这点小毛病,随便那个司机都能找的出来,一定是他怕这些敌人跑掉,故意搞坏了不给修理。”
    曾兴旺的眼眶有点潮湿,他一声不吭的咬着下嘴唇。那位英勇司机的影子,仿佛就在眼前,而且越变越高大。
    站长找来了五六根铁钉,黄昆挑了两根,说:
    “准备几担水桶,准备一些干柴。”说完,往锅炉里一钻。冯师长叫曾兴旺带着人,随站长去借水桶弄干柴。
    不到一支香烟的工夫,黄昆从锅炉里爬出来说:
    “好了。”
    “好啦?”冯师长笑了。
    木柴和水桶弄来了。黄昆打开火车头上的洗罐堵。曾兴旺带着战士们挑水往里倒。冯师长亲手帮助司炉抱干柴,装进锅炉里面。
    “请师长回去休息,烧几个钟头看看有没有旁的毛病。”黄昆说。
    “好吧,请你多费心。要什么尽管告诉曾排长。”
    时间在曾兴旺的焦急中慢慢过去。蒸汽表上的针动了。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四个钟头。表针指着一公斤,两公斤,五公斤。
    “好了。”黄昆掀动汽阀。糟!怎么不来水?“水柜里有水,一定是水泵坏了。”他上去卸下两个注水器一看,里面的联合心短了。黄昆找了两根石棉做的绊根线填上,装好水泵,拉一下汽阀,听见喳——喳——的水声,他欢喜的喊着:
    “来水啦!”
    “呜呜呜——”火车头叫开了,曾兴旺兴奋的抿着嘴。

    死车头救活了。冯师长接到总部批准的回电,立刻带着一个团坐上火车。
    下两点,火车在黑暗中向西爬去。曾兴旺的一排人,坐在水柜和煤堆上,四挺轻机枪向着左右两侧,一挺重机枪朝着正前方。
    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列车在地下飞快奔跑。从喀喀喳喳的响声里,曾兴旺仿佛看见黄昆黝黑的脸孔,一粒工人阶级伟大的种子,在心里生了根,长了芽,开了花。
    路过几个小站,火车没有停下。一星期来白崇禧残部撤退的列车,都是这个样子,站上的人也不奇怪。
    火车离城二里地停下。师长布置好队伍,战士们乘着黎明前的昏暗,迅速向车站包围。
    一营像闪电,风快的消灭车站上一个团的白匪。好多俘虏裤子没穿好,胡里胡涂被赶出房子。
    二三营突进城里。四连朝着县政府猛插。曾兴旺带着一排冲在前头,撇开两侧的敌人,穿进城当央。
    利用民房透洞,接近县政府的外围,被一片开阔地隔开。县政府洋灰楼的四角,修着坚强的大碉堡,敌人的师部带着两个连,固守在里面。
    “目标!正前方!敌人大碉堡的上层窗户,猛射!”曾兴旺发现敌人重机枪的火力点,命令两挺轻机枪射击,掩护一个爆炸组冲上去。
    碉堡里的轻重机枪,像狂风刮着暴雨,封锁着开阔地。爆炸组一步不能前进,只好一个个往后撤。
    部队吃掉零星的匪军,围上县政府。冯师长看了敌人的工事,望着东山上的太阳,决定迅速解决战斗。他知道从桂林坐火车的援兵,很快就会到,如果不快消灭城里的敌人,对自己非常不利。他布置好打援部队,立刻发出攻击命令。
    东西主攻方面的部队,冲不过开阔地,伤亡了几十个。四连两个爆炸组,全部被打倒。曾兴旺火了,他咬了咬嘴唇,准备亲自出马。
    步兵炮咚咚的射开了!迫击炮轰轰地响开了!机关枪哗哗的扫开了!曾兴旺和两个爆炸手,穿入火海里。
    第一个爆炸手倒下去,第二个爆炸手扛着炸药冲上去。第二个爆炸手倒下去,曾兴旺扛着炸药,像燕子一般的穿过开阔地。六○炮弹在身边开花,子弹头在脚下吼叫,他没有停下一步。
    离开大碉堡十来步,几颗手榴弹落在身边炸开!曾兴旺扑在地下晕过去。
    过了几分钟,曾兴旺被炸弹声震醒,他变成一个血人。他咬着下嘴唇爬起来,胸部一阵疼,两腿软软的倒下去。
    “曾兴旺呀曾兴旺!你跨过多少大河,这条小沟跳不过去,你算什么英雄呀!正前方十几步,这个小小的目标都炸不开,你称得起好汉吗?”他给自己加上油,咬着牙关,虎的跳起来,冲到大碉堡下面。一手按着炸药,一手拉着导火绳。只听见啪的一声,他用全身的力气往下跑。跑了十几步,背后一声天崩地裂,他倒在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突击队乘着烟雾冲进缺口!后续部队像潮水似的涌进去,敌人很快的被歼灭。
    白匪的师长装狗熊,换了便衣藏在床底下,被战士们拖出来。
    桂林出来的援兵,在城西边被打退。
    两天后,被包围在衡阳西面四个师的白匪,大部被解放军歼灭;跑出来一些残兵败将,也在这里当了俘虏。

    战斗胜利了。曾兴旺的肋骨打断了两根,肺部穿一个窟窿,大腿中了一枪。他被转到后方医院。
    医院的软床像针垫,一个月的日子好难过。有时候疼的熬不住,曾兴旺不肯哼一声,只是使劲的咬着下嘴唇。
    这晚上,他睡的昏昏迷迷,忽然要解小手。刚一动身,一个女看护过来给他脱裤子。碰到这种光景,曾兴旺总是害臊的闭着眼。
    小便完了,睁开迷糊的眼睛向护士表示感谢。定神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不是眼花,分明是她,那个鸡蛋脸,在车站上和他瞪过眼的女工,不过穿的是白衣服。
    “曾同志,好一些吗?”她笑笑的说,像看穿他的心思。
    曾兴旺不好意思的点点头。这时候,一个伤员在叫护士,女看护走了。曾兴旺又闭上疲乏的眼睛。
    第二天晚上,没有看见她。第三天晚上,她来了,小心殷勤地喂着曾兴旺喝水。使曾兴旺对她的成见,像见了太阳的冰雪,很快地化没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曾兴旺脑子很清醒,他忍不住地问她:
    “同志,你贵姓?”
    “我姓黄,叫黄幼兰。”她答完了,不好意思地说:“曾同志,那晚上在车站真对不起,不见怪吧?”
    “我早忘了,……”曾兴旺撒谎撒得不像,赶紧问道:“黄同志,什么时候到医院工作?”
    “我还在工厂做工。”她笑笑的回答。
    “在工厂?”曾兴旺奇怪的想。
    “我白天在厂里做工,”她接下去说,“这次前方打胜仗,伤员多看护少,我们纱厂的女工,自动组织两个看护组,帮助看护伤员。前些日子我在市立医院,那天才转到这里。”
    “你们太辛苦了……”曾兴旺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晚上值一次班,一班两小时,真算不了什么。同志们为人民打仗,流血牺牲,才真正辛苦呢!……”
    一个小女看护走过来,插断黄幼兰的话,说道:
    “我们黄幼兰,反动派撤退的时候是护厂模范,生产竞赛是劳动模范,这次还想争取拥军模范呢!”
    “不许你胡说,小喇叭!”黄幼兰轻轻的打她一下。
    “谁不知道你是模范?报上登了两次。”小喇叭说到这里,问曾兴旺:“同志,你见了报没有?”
    曾兴旺摇摇头。有个伤员在喊护士,黄幼兰站起来,小喇叭拦住她说道:
    “让我去,你们好好谈谈,一个英雄,一个模范。”说完,她做个鬼脸走了。
    曾兴旺的脸有点发烧,他害臊的闭上眼睛。后悔以前不该在门缝里看人,把好人看扁了。

    两个月后,曾兴旺已经可以拄着拐杖出去散步。
    有一天晚饭后,他在江边溜达。阴暗的天空忽然下起小雨。曾兴旺一步一颠的往回走,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碰上黄幼兰从工厂下班回来。
    “曾同志,身体还不好,怎么到外面来?”黄幼兰关心的责备他。“快上我家里避避雨。”
    “不……”
    “你看你,淋出毛病不是好玩的!快来,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架着曾兴旺往家走。
    在一间茅棚跟前,黄幼兰停下脚步,推开竹子编的矮门,说:
    “到了。”
    曾兴旺差点不相信,这两垛泥巴墙两垛席子壁的小鸡窝,会是她的家。一张破床占了半间屋,一个破桌子和两张竹椅,挤的转不开身。一个大娘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弟弟,正在吃晚饭。
    “同志,请坐。”大娘站起来,端着自己坐的椅子放一边说。
    “大娘你吃饭,我站站就走。”曾兴旺说。
    黄幼兰拉他坐在破床上,摸摸茶壶里水凉了,提起来对他说:
    “你坐坐,我就来。”曾兴旺想阻止她的话没说出口,黄幼兰已经出去了。
    曾兴旺别别扭扭的坐着,他看见小弟弟正喝着糙米稀饭,就着咸萝卜,禁不住开口问。
    “大娘,你们吃几顿饭?”
    “两顿。”
    “两顿吃稀的不饿?”
    “白天短啦,不做活吃点稀的饿不着,比解放前强多了。”
    “黄同志也吃稀饭?”曾兴旺记起那早晨她摔倒,饭盒里撒出的白米干饭。
    “她一天在车间站十个钟头,吃稀的怎么成?俺家四口人,老头子刚从前方回来,在工会当什么副主任,半脱离生产啦!赚的钱刚够他自己吃饭。一家人全靠幼兰,不让她吃好点,身体坏了就难办,现在人民政府还困难,那能光靠救济过日子呵!同志,做工不比种地,做一天吃一天,病一天就得挨一天饿。工人病不起呵!……”
    黄幼兰推门进来,头发和棉衣沾着雨点。大娘心疼的说:
    “看你淋的?”接着转对曾兴旺说,“你看她瘦的像猴子。”
    黄幼兰给曾兴旺倒了一杯茶。她听见妈妈的话,知道曾兴旺和旁的同志一样,不了解工人的生活。她存心向他解释:
    “旧社会里农民苦,工人也不舒服呵!农民好坏有点地,有间房子,工人除了一双手,啥也没得。种地总有个农闲,做工除了星期日,天天要做十几小时。摊到夜班,碰到热天,那才要命。在车间里天天吃棉絮,早晚说不定要害肺病。女工来例假还得上班,天热了喝凉水,十个有八个闹妇女病……”
    雨下大了,茅棚漏了水。大娘端盆拿碗去接,到处滴滴答答。
    “这间破茅棚,每月还得给一斗半米租钱!”大娘嘀咕的说。
    听她一番话,曾兴旺提出想不开的问题:
    “你们女工家里这样苦,为什么有些人打扮的那样阔气?有人说这是城市的风俗习惯,我总觉得不大对头。”
    “城市人有城市人的穿戴,这倒不是主要的。过去在厂里做工,谁打扮的漂亮点,谁就占点便宜。厂里常常有人来参观,资本家总叫漂亮的女工在头排,头排当然比里面的舒服。再说过去的监工、指导、头佬,都有个坏思想,漂亮点的女工,麻烦就少一些,抄腰的也要客气点。……
    “解放前,工人活着一个人,死了一条命。发下工钱该花的都花了,谁也留不住。国民党的票子坑人,物价像长了翅膀,工人叫他坑怕了,一发工钱都赶快去买银元,攒上十来块,就买上个金戒指,防备着生病失业好用。”
    像大雾里透出了日光,曾兴旺的心头开朗了。他带着责备自己的口气说:
    “现在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说实话,在车站那晚上,我真把你当成小姐太太哩。”
    “那天真巧,一个朋友在乡下结婚,硬要我去当傧相。我们工人没有财产也没有靠山,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大家都会失业挨饿,碰着这种时候,全靠朋友帮助。所以不能不打扮打扮去参加。那双缎鞋是问人家借的,叫你踩脏了,当时哪能高兴?……”
    曾兴旺想起那晚上她那副神气,忍不住哈哈的笑了。

十一

    “嘀——嘀嘀——”一辆大卡车停在机车工厂大院里,休养员们高高兴兴爬下来。曾兴旺一下车,就看见一张熟悉的脸孔——黝黑的老脸上长着花白胡子,不是他是谁?曾兴旺走过去,向他立正敬个礼:
    “老大爷,还认得我吗?”
    老大爷定神一看:“哦!是你呵……曾排长。”马上伸出一只大手,紧握着曾兴旺的手。
    “老大爷记性真好,”曾兴旺说完,问道:“我还不知道老大爷贵姓?”
    “我叫黄昆,黄色的黄,昆仑山的昆。”
    “黄昆?这名字怪熟悉的,好像在医院听谁说过……”曾兴旺没有想起来,医院政委过来打断他。
    “你是黄副主任吗?”政委边问边递给他一封信。黄昆打开信一看,点点头说道:
    “市总工会昨天来电话,说医院同志要来参观,我吃过早饭就在门口等你们。”黄昆说完话,领着大家走进工厂。
    轮子,皮带;皮带,轮子。满眼是机器,满耳朵轰隆隆。曾兴旺跟着参观,走过一间一间的工房,黄昆向大家解释了机器的名称和作用,曾兴旺一点也不懂。
    走进修理火车头的厂里,工人们都有秩序在做工,凿的凿,焊的焊,抬管子,擦机器,一个个很紧张。左边地沟上十几个工人,拆卸下一台破机车;右边地沟上六七个工人,正装着一台修好的机车。
    黄昆把火车头的构造向大家介绍完了,说:“国民党时代,一年出不了五台车,解放了以后,每个月都修好四五台。……”
    曾兴旺只听懂了这个对比,那些火车头零件,一大堆洋名字,简直是擀面杖子吹火——一窍不通。他记起有次拆卸一挺轻机枪,急的满头大汗没有装好。机关枪比起火车头,那就差远了。
    参观完了,黄昆送他们上汽车。曾兴旺用敬佩的心情,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开车了,曾兴旺的耳朵还在嗡嗡响,深深感到工人不简单。
    汽车顺着江边走了一会,停在纺织厂门口。这地方,曾兴旺很熟悉,他一下车,想起黄幼兰在这前面摔了一跤,他看到工人食堂,记起自己吃油粑粑的寒酸劲,禁不住噗哧一笑。
    向导员领他们走进车间,又是机器轮带,轮带机器。曾兴旺看见工人把一包包棉花打开,装进垃圾机,去掉脏东西,自动进入松花机,又经过三道清花机,进入梳棉机,棉条机,三道粗纱机,细纱机,最后到了摇纱机,……一捆捆的棉花变成一捆捆的棉纱。曾兴旺虽然不懂这些机器的名称,可看的出纺纱的经过。
    从纺纱厂转入织布厂,看了筒子机、经纱机、浆纱和穿机。走进织布车间,一眼就看见黄幼兰在织布,她一个人看着两台织布机,黄幼兰微笑地向他打招呼,参观的人慢慢走过去,曾兴旺停下来,看见机子上来回的穿梭,向她问道:
    “你一天能织多少布?”
    “九十多码。”
    “合多少丈呀?”曾兴旺只知道米突,却不知道一码有多长。
    “二十多丈。”黄幼兰答。
    “二十多丈?”曾兴旺想,“好家伙!”他记得家里叔父织两尺宽的布,起早贪黑,一天顶多织四丈老粗布。
    同志们走远了,曾兴旺不好意思再站下,向黄幼兰点点头赶上去。走出织布车间,又看了整布、过码、打印……
    回来的路上,曾兴旺想着一头进棉花一头出布的机器,回忆到家里叔叔手工织布,那个麻烦劲,深深觉得机器不得了。
    下了汽车,收发递给他一封信,一封家信,曾兴旺急忙拆开:
    “……咱们家自从分土地以后,日子一天比一天强,你妹妹和弟弟都在上学堂,你爹娘的身体都很健康;家里喂了一匹大骡子一头小毛驴,今年收成很好。……旺儿!这二年政府开了许多工厂,城里开了个电灯厂,咱家也点上电灯,今年布匹比去年贱,去年一斗苞米只能换三尺大布,今年可换四尺半,庄户人个个喜欢,今冬一家大小都穿上新棉衣。旺儿,你出去快五年了,将来打完反动派,能请假回家看看,你就知道咱家里什么都变了样。……”
    “工厂,机器,纺纱,织布,点上电灯,布匹贱,庄户人个个喜欢。……”??这些东西在曾兴旺脑子里转圈,末后他想:“家里变成什么样?要是能请假回家看看……”

十二

    江岸上杨柳长了绿叶,曾兴旺脸上闪着红光,离开医院回东北。部队开回北满大生产,曾兴旺的目标直奔松花江。
    火车嘟嘟吐吐往北开,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长江两岸的稻秧已经长了好高,华北的麦子还没有出芽;长城外的土地刚开了冻,北满的山里还积着白雪。这一次回东北,曾兴旺从心底感到祖国的伟大,感到祖国什么都好,什么都可爱。
    一路上,曾兴旺没有咬过下嘴唇。他看到铁路上在换着永久桥梁,车站盖着新房子,城市闪着霓虹灯,农民穿着新衣服……望着这一些,他没有说什么,只是不断的抿着嘴。
    本来,曾兴旺已经带着一肚子欢喜上车,他想到很快能看老首长老同志,想到上级答应他顺路回家望望,想到出院前打通了一个糊涂思想,哪样不高兴呢?沿路看见祖国到处在建设,真是喜上加喜。
    别人一欢喜有说有笑,曾兴旺是喜在肚里,想在心头。这几天,想的事儿真不少:他想到去年坐火车一路上满肚子窝火,完全是功臣思想在作怪;想到和黄幼兰从吵架变成好朋友;想到英勇司机搞坏火车头,使他们顺利消灭敌人一个团;想到老工人黄昆修好火车,让部队迅速歼灭两千白匪。……特别是出院以前,参观了工厂,听了女工诉苦,那些情景,真像看电影,一幕一幕闪过眼前。
    突然间,他想起那天从黄幼兰家里回医院,一宿没睡好。那晚上不断的咬着嘴唇埋怨自己:“曾兴旺呵曾兴旺!你真是胡涂蛋!你打仗,你流血,你吃苦,你拚命,到底为谁呀?不是为人民?不是为工农?你在入党的时候宣誓,举着右手,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到底!现在工人刚翻身,吃好点穿好点,你就不满意,不是不满意自己的流血吗?不满意许多同志的牺牲吗?你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嘴巴!……”
    火车喀喀嚓嚓往东北开,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许多熟悉的地方,打过仗的战场,熟悉的城市,一个个从眼前晃过去。天津、山海关、塔山、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街、长春、哈尔滨……
    “火车真是千里马,七八千里地走了六七天,要是两条腿,非走半年到不了。”昨天晚上到哈尔滨,他这样想。乘着等车的闲空,他走出车站,在街上溜达,觉得这个城市,比以前美丽多了。
    现在,早晨的太阳刚爬上山顶。火车越走离家越近。曾兴旺从窗户望着山里的白雪,看见路边农民套着大马在耕地,他感到非常亲切。
    火车停在一个小站。曾兴旺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家,离开五年的家,就在这个小站后面二里地。他站起来提着背包,忽然又坐下去。“回家?团政委到医院慰劳时答应过的。……回去做什么呢?家里分了房子土地,冬天一家大小都穿上新棉衣,……回家?顶多是看看父母……几十万东北战士,哪个家里没有父母?别人都不回去,我是个干部党员,为什么要先回去呢?”于是他深感到离开部队半年多,没做一点工作,应该赶快归队参加大生产,先回到革命的大家庭。
    火车停了五分钟,呜的一声开走了。曾兴旺打开一本书,不愿多望家乡一眼。他怕情绪受影响,扰乱出院时候的决心,他的决心就是他喊惯的口令:“目标正前方!”
    下午,他回到部队。休息都不休息,立刻参加拉犁杖。十几个人拉一张犁,拉起来费老劲!
    旁边一个大农场,五架拖拉机在开荒,和他们用人拉犁比起来,真是相差几千年。
    有一天上午,曾兴旺问过拖拉机的司机,知道一架拖拉机,一天开的地,比他们一连人开的还多。下午休息时间,他对文化教员说:
    “到如今,才知道新中国为什么该工人阶级领导。”
    “可不是吗?”文化教员说。“去年争论的时候,我只认定毛主席说的没有错,哪里是真懂。现在才知道,没有工业,农业就不能机械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怎样也提不高。咱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上级首长说,中国的工业要发展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才能走进社会主义。现在只有百分之十,还差老鼻子呢!没有工业,没有机器,不靠工人阶级,靠什么走上社会主义?”

十三

    一九五○年九月底,北京城内到处张灯结彩,准备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曾兴旺被军里选为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大会的代表,他头一次到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漂亮的旅馆。每天看见大街小巷的商店门前,挂着花花绿绿的广告。电车、汽车、三轮、黄包车和自行车,从早到晚拥来挤去。曾兴旺不喜欢这些,倒喜欢故宫的红砖琉璃瓦,喜欢大前门上的箭楼和红灯,他知道,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盖起来的,他更喜欢的,是天安门上那张毛主席的大画像。
    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联合开会那一天,曾兴旺戴着满胸前的奖章,在怀仁堂听首长们作报告。忽然间,乐队奏起礼乐,全场一齐起立,掌声呱唧呱唧。曾兴旺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站起来他立正,人家鼓掌他拍手,人家两眼望着门口,他一对眼睛望着正前方。
    “毛主席!”旁边谁叫了一声,曾兴旺踮起脚尖,望着毛主席慢慢走到台上。他头一回见到毛主席,却像见到了分别多年的长辈,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他不自由主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毛主席的相片。他看见台上的毛主席,比相片上的毛主席健康了好多,他喜欢的快掉下眼泪,他拚命的鼓着掌,毛主席也鼓着掌,全会场上的人都那样狂热,那样兴奋。掌声紧一阵稀一阵,足足响了二十分钟。
    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曾兴旺一双眼睛,紧盯着敬爱的领袖。这次来开会,冯师长说能见到毛主席,他心里还不大保险,而现在呵!毛主席就在面前,离他不到十米远。
    毛主席的祝词念完了,又是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乐队吹奏开了,掌声变成拍子。向毛主席献旗开始了。曾兴旺心跳得很厉害,扑通通、扑通通。轮到自己了,心跳的更厉害,呼吸也急促了,他和一个战斗英雄提着锦旗,不自然的走上台。那旗上写着:“坚决执行你的命令,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他们把旗子献给敬爱的毛主席,毛主席一只大手向曾兴旺伸来,曾兴旺赶快用双手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是那样温暖。曾兴旺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他有许多话要说,他想问毛主席身体健康,他想向毛主席报告军里加紧建设国防军的情况,但他一句也说不出来。毛主席好像知道他的心思,笑笑地向他点头。
    休息的时候,曾兴旺发觉手掌鼓红了。他走到院子里,听到背后一声熟悉的叫唤:
    “曾兴旺同志!”
    转过身,是她!黄幼兰!曾兴旺高兴的和她握手,刚想开口说话,马上发现黄幼兰背后一个老年人,两眼正盯着自己。
    “黄老大爷,你也来了!”曾兴旺没有抽出被黄幼兰握紧的右手,把左手伸给黄昆。
    “爸爸,你认得曾同志?”
    “不但认得,还一块打过反动派呢!”黄昆笑笑的回答女儿。
    三个人的手连在一起,三个人的心连在一块,曾兴旺看见他们胸前都挂着劳动模范的代表证,乐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曾兴旺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毛主席昨天念的祝词,马上一字一字的抄在日记本上。抄到“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特别在字旁边加上圈圈。
    开了七八天会。接着是到各机关学校报告英雄事迹,参观北京的名胜,坐了飞机。真是光荣上了天,天天听见喊“英雄万岁!”到处有人围着英雄们献花,请英雄们签名。
    碰到这种时候,曾兴旺总是问问自己:“人民这样热爱我们,该用什么报答人民呢?”每次总是得到一样的回答:“建设强大的国防军!保卫祖国!保护人民的利益!努力求进步,像周班长说的,目标朝着正前方!”
    在北京,曾兴旺真是开了眼。国庆日,看见几十万军队和老百姓,走过天安门,这样整齐的队伍,这样伟大的场面,这样热闹的欢呼,真是一辈子头一回。更值得欢喜的,是看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阅兵台上站了一天,不断的向走过天安门下面的队伍摆手,不断的喊着“同志们万岁!”
    离开北京那天下午,在车站的月台上,曾兴旺和黄昆黄幼兰,都觉得开完这次会,肩膀上重了好多。他们交换意见,谈着回到工作岗位上怎么办?谈着首长的指示,曾兴旺一直不大开口。
    “你怎么不说话?曾同志。”黄幼兰责问他。
    “我看最要紧的是毛主席那句话:决不骄傲自满。”曾兴旺咬了咬下嘴唇说。“我去年就是有点骄傲自满,背了一个功臣的包袱,到头还是自己吃大亏,不进步。”
    开往东北去的火车快到点了,黄昆握着曾兴旺的手说:
    “老弟,东北是咱们中国的大仓库,要好好保住呀!”
    曾兴旺点点头。他正想着周总理的叮嘱:要好好保卫东北。
    火车快开了,黄幼兰塞给曾兴旺一条丝手绢,上面绣着“保持光荣,发扬光荣”八个字。曾兴旺不好意思要,想还给她。
    “留下吧,曾同志。这是那天我到妇联作报告。她们送的。我想你这么多奖章,将来打仗行军,总不能老挂在胸前,想送给你包奖章,没有别的意思。”
    “收下吧!收下吧!”黄昆笑嘻嘻地说,他暗暗为这对好青年感到由衷的高兴。
    开车的电铃响了。曾兴旺收下手绢,又和他们握一次手。然后立正敬个礼,喊一声“再见!”匆忙的跳上火车。火车慢慢的开动,曾兴旺向他们挥手告别。
    “再见!曾同志!给我们写信啊!”黄幼兰大声喊着。
    “老弟,好好看住咱们的大仓库啊!”黄昆挥动帽子叮咛着。
    火车嘟嘟吐吐地开出北京城,曾兴旺回头望着古老的城墙,想起毛主席,想起新中国的建设,想起北京和全国的老百姓,想起他们父女,想起美国侵略者企图爬过鸭绿江。 …… 他紧握着有力的拳头,两眼望着正前方。

一九五○年十一月写完初稿       
一九五一年一月改作于汉口       
(本文最初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作为《战士生活丛书》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