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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香港的雾

    香港,这个奇里古怪的闹市,真叫人眼花缭乱,对于未曾到过的人,像一团迷雾。
    我两次到香港,相隔四十年,都遇着大雾。
    四十年前那场大雾,我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听一个台湾少女诉说一段不幸的遭遇,故事讲到令人揪心的地方,她在雾中消失了,想不到四十年后,她又在雾中出现,故事得以连续下去,真是无巧不成书!

    飞机不断拔高,穿过云层,上升到万米高空。窗外白云滚滚,好似棉絮般的海洋,遮盖了锦绣江山。
    一百多位旅客,分坐在前后舱。我穿着西服,持着出国护照,被安排在前舱里。前后左右,男男女女,全是洋装异服,男人们衣冠楚楚,妇女们花枝招展。从肤色看,有西洋人,东洋客、非洲人,还有华侨和港澳同胞。
    左前方一排三位乘客,看样子像一家人。挨着窗户的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身着深色西装,没有结领带,黝黑的脸上满布皱纹,活似个日晒风吹的乡下老儿,他一上飞机坐下,就眯着眼睛打盹。中间坐着一个妇人,米黄色外套、天蓝色裙子,端庄的脸上戴着淡色眼镜,烫着波纹的短发,露出几缕银丝。外边坐着一个俊秀的姑娘,白绸子连衣裙,罩着粉红薄毛衣,身材苗条匀称,皮肤洁白细嫩,乌黑的长发垂到肩上,好似国画中的美人儿。从侧面看,很像中间那位妇人。
    本来同机飞行,短暂的旅伴,谁有心思去研究别人的相貌和衣着?只因为呆在座位上,两眼老是望着前方,难免要转动脖子,靠近的总是看得清楚一些。那位漂亮姑娘的侧影,在我的视界以内,引起我一些模模糊糊的记忆。
    机上的女服务员给旅客送茶,茶盘端到那姑娘身旁。姑娘拿起一杯给邻座的妇人,又拿一杯给里面瞌睡的老头儿,轻声唤道:
    “外公,外公,喝茶。”
    啊!说的是闽南话,大约是南洋的华侨吧?我离家日久,也是海外归来人,偶尔听见乡音,自然感到亲切。
    一会儿,女服务员过来收茶杯。那姑娘把三只杯子放在盘上,转过身来向服务员微笑点头,用生硬的普通话,说了声“谢谢”。
    看清了她那秀丽的脸容,我不禁吃了一惊:“这样面熟!是在哪里见过?”她转过身去,我陷入沉思。
    思路随着耳边的隆隆声摸索前进,记忆时断时续,飞了一个多小时,大概越过万里长江,进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上空了。我站起来舒舒腰背,朝机窗外面一瞥,云海变了颜色,团团的棉絮发了霉,灰一块白一块,翻腾的更加厉害。
    我想:“地面下雨了,广州的气候不知怎么样?能不能赶上香港的班机?”
    担心下一个旅程,打断了闲心事。我闭着眼睛养神,想睡一会儿,不知怎么搞的,那姑娘的容貌,又在眼前晃动,迫着我继续思索。
    由近而远,从现在想到过去,从北京想到外地……想呀想,还是想不起来。“咳!瞎操心!管她是谁?想他做啥?”刚要放弃思索,飞机剧烈地摆动着。我恍惚置身于大洋的轮船上,静听一个台湾少女,诉说着不幸的遭遇。“哎呀!是她!是黄阿秀!”刚想到这里,立时觉得荒唐:“四十年了,黄阿秀怎会不变样?何况当时报上登过她跳海自尽呢!”我睁开眼睛,不由望那姑娘一眼,从侧面看也像黄阿秀,真像黄阿秀再世!

    一九三七年春天……
    天大亮了,船上到处还开着电灯,顶层甲板上依然是灯火辉煌。这艘环球航行的美国邮船,从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横渡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沿途在各大港口靠岸,昨晚上来到香港,遇到漫天浓雾,在港湾外面抛锚,等候大雾消散。
    我是前天下午在M城上的船。同行的夏先生,买的是双人房间的三等票。我是四等舱,住在有十几张帆布床的小统舱里,舱里只有我一个乘客。
    邮船不能靠岸,使我心里焦急;舱里没有旅伴,令人感到孤独。早餐后心里烦闷,我走到底层的甲板上散步,海上迷迷茫茫,混混沌沌,浓雾遮住视线,十米外就看不清,波涛浪花隐没了,只听见海水在呻吟叹息。
    香港像蒙上层层轻纱,太平山腰和岸边高楼上的灯光,宛如荒郊坟场的鬼火,忽闪忽闪地一明一灭。港湾里不时响起叮叮当当的钟声,拉着呜呜的汽笛,发出危险的警报,防止轮船相撞。
    酒吧间里的留声机,播送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美妙的乐声,在寂静的雾海中飘荡。有钱的白种人正在跳舞赌钱,消遣无聊的时光。三三两两的洋绅士和贵妇人,在顶层甲板上走来走去。一对对年青的伴侣,倚着栏杆低声细语。几个白人的孩子,嬉嬉哈哈地互相追逐着。
    我在底层的甲板上,很想踏上舷梯,到三等舱去看望夏先生。夏先生是四川人,年龄不到四十,身体已经发胖。他曾经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跑到南洋教书,现在是一家华文报纸的编辑。他平日不修边幅,衣着随便。这次上船,头发梳的整齐,胡子刮的精光,穿着银灰色条纹西服,结着黑色领带,显得年青了许多。昨天我和他在上面餐厅里共进午餐,现在想上去找他,又觉得有些不便。夏先生教过我语文,师道尊严还有些界限,他有空总抱着书本,怕影响他看书。
    正在踌躇不前,忽见夏先生走到上面栏杆边向我招手,身后跟着一个妙龄少女,脸上白里透红,黑眉下一双美丽的眼睛,一个端正的鼻子,一张甜甜的小嘴。她的长发披到双肩,苗条的身材上,穿着白绸子束袖连衣裙,踏着半高跟白皮鞋,婷婷玉立地站在上面,海风飘动她的衣裙,恍惚从云端里下降。我忽然想起一幅脚踩祥云、手拿杨枝的观音画像。可是观音没有她年轻,她比观音更加妩媚动人。
    我爬上舷梯。夏先生用四川腔的普通话,介绍说:“这是黄小姐。”
    黄小姐伸出纤细的右手,指甲上涂着蔻丹。她用闽南话微笑地说:“黄阿秀。”
    “我叫阿宋。”我也用家乡话回答,腼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看到自己穿着白短袖衬衫,黄咔叽短裤,一双网球鞋,感到有点寒窘。
    我们并排走向客厅。夏先生告诉我,黄小姐也是三等舱的旅客,单身出门,没有陪伴。他们昨天在餐厅里认识的,因为语言不通,要我当翻译。
    走进客厅坐下,夏先生开始发问,由我翻译。
    “黄小姐今年多大了?”
    “十七岁。”
    “黄小姐的家住在M城吗?”
    “是的。”
    “你们家做什么生意?”
    “经营土产,买卖椰干、蔗糖和亚麻。”
    “黄小姐在哪个学校念书?”
    “圣公会女中。”
    “黄小姐就到香港,还是准备上别的地方去?”
    “我是来香港看望母亲的,不到别处去了。”
    夏先生像个书呆子,一个劲发问,还问了一些别的事。问的黄阿秀很尴尬。有几次,我发现她吱吱唔唔,面上有点红晕。夏先生似乎也感到不大礼貌,转变口气,随便说说笑笑,摆了一会龙门阵。
    黄阿秀说她身上不舒服,要回房间休息,站起来用英语说了一声“Goodbye”,转身走出客厅。
    我和夏先生闲聊,谈了大雾何时消散,到香港以后的行踪。谈了我到北方参加救亡活动,万一去不了,再回广州求学。夏先生立刻向侍役要了信笺信封,给广州一所中学的校长,写了一封介绍信。
    我回到统舱,将介绍信放进小提箱,顺手取出鲁迅的《呐喊》,准备消磨这难熬的时光,看了几页书,黄阿秀那张好似观音的面容,忽然在脑海里浮现,刚才一大堆疑问又涌上来:她说在圣公会女中念书,为什么不懂普通话?我曾经插话问她校长的名字,怎么答不上来?她说家里做土产生意,问她什么宝号,怎么先说“利源”后说“利华”?为什么吱吱唔唔面红?显然是在撒谎!这样年轻漂亮的小姐,怎么学会撒谎?这样平常的事,为什么要撒谎……
    安不下心看书,索性收起《呐喊》,走出舱房。海上的浓雾还没有消散,心头的迷雾越来越重,我压抑地靠着栏杆,望着雾海发呆,盼着太阳出来,驱散海上和心中的迷雾。
    我闭上眼睛沉思,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听见背后传来低声的家乡话:
    “阿宋先生!”
    我转过身,看见黄阿秀带着羞愧的神情,露着忧郁的目光,心事重重地朝我走来。
    “黄小姐,找我有事吗?”
    “阿宋,请原谅,我不称呼您先生,您也别再叫我小姐好吧?咱们的年纪差不多,是吧?”
    刚见了一次面,听到这样的提议,我感到有些突然。但看她诚恳的表情,只好点头同意。
    “阿宋,我看你很诚实,想告诉你一件心事,请你帮个忙,”她满脸希望地说。“不过有个请求,千万别告诉夏先生。”
    我怀着疑问和好奇的心情,又点了头。
    “这里不是说话的所在。”她环顾了周围,望着统舱后面:“走!到那边去。”
    我跟她沿着栏杆走着,来到邮船尾部的敞廊上。这里确是个僻静的地方,听不见酒吧间的音乐,板墙挡住大海,遮住别人的视线,而且有几把藤椅。我们坐在椅子上,黄阿秀开始诉说她的心事。

    “真对不住,对你们扯了谎!”黄阿秀不好意思开了头。”我没有在圣公会女中读过书,怎么答得校长的名字?我住在女子中学邻近的小楼上,每天看见女学生们,从那座校门进进出出,听见上下课的钟声,我多么想也能进去念书啊!我真羡慕她们,像小鸟似的自由自在,我不比她们大多少,却被关在笼子里,因为熟悉这个学校,所以夏先生问我在哪里念书?我顺口说了,没想到被你识破,当时我感到脸上发烧,话说不出来。夏先生没完没了的问,我心里慌了,嘴上就乱说,过后想起来,真羞死人了!”
    她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唉!我的命苦啊!我生在台湾海边一个小渔村里,阿爸和哥哥下海讨鱼,阿妈和姐姐织渔网,弟弟妹妹都很小。我那年刚九岁,在家里帮阿妈做家务活,照看弟弟妹妹,上山拾柴草。有一天天气炎热,阿爸和哥哥出门讨海,我到后山林子里割杂草,捡枯树枝,快到晌午头,忽然变了天。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林子里刮起一阵大风,像浪涛似的吼叫!我心里害怕,赶紧捆好柴草,背着往外跑。刚出树林,雨哗哗直下。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霹雷一个接一个在头上轰鸣!我心慌意乱,脚步沉重,背上的湿柴草,压的喘不过气,又舍不得扔掉。下山的路滑,我摔了一跤,爬起来瞎走一气,走到老虎滩龟将军庙前面,才发觉走错路。刚要往回走,小庙里窜出两个人,一个留着小胡的矮胖子披着雨衣,一个瘦猴子打着雨伞。两人拦着道,那瘦猴子呲着大黄牙对我说:
    “小阿妹,下这样大雨,往哪里去呀?
    看他是个鸦片鬼,我吓得要命,只想夺路跑。瘦猴子抓住我的手,假惺惺地说:
    “小阿妹,衣服全湿了,还往哪里跑?到庙里歇息吧!
    “小胡子叽里咕噜说了几句日本话,鸦片鬼变了脸,恶眉瞪眼地抢去我手中的镰刀,掀掉我背上的柴草。小胡子扑过来,用雨衣蒙住我的头,裹着我的身子,捆住我的手脚。两人把我抬到老虎滩,扔到一条帆船里。帆船在海上漂了两天,到了高雄港上岸,把我关在一个日本女人的家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条日本浪人和台湾呆狗的贼船。
    “开头几天我又哭又闹,哭着要回家,闹着要阿爸阿妈,日本鬼婆用藤条抽我,用火钳烫我,不给我吃喝。那时候台湾被日本小鬼霸占,是东洋强盗的天下,我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有什么办法呢?真是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又怕打又怕饿,只好顺从他们。
    “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日本婆给我换上一套新衣裳,小胡子和鸦片鬼来了,带着我上了一条轮船。轮船开到厦门,他们领我到一个肥婆子家里,鸦片鬼叫我喊她黄阿妈。黄阿妈穿着一身香云纱衣裤,踏着皮拖鞋,梳着牛屎发髻,镶着满嘴金牙。四十多岁了,头上还插了两朵花,胖脸上擦了水粉,画了黑眉。鸦片鬼说,黄阿妈是个吃斋念佛的好心人,膝下没有儿女,要收我当亲女儿。鸦片鬼还说,跟着黄阿妈,往后要享福了。我明知他们将我卖了,可待在中国人家里,总比落在日本鬼手中好一些吧?黄阿秀这名字,是当时黄阿妈给起的。
    “黄阿妈家里还有两个大姐姐。大的叫阿香,二十二岁,长得不大好看;小的叫阿玉,十八岁,生得水灵灵。她们白天睡觉,一到天黑就擦粉抹胭脂,穿上旗袍高跟鞋,打扮的妖里狐气,整夜出门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黄阿妈很厉害,阿香和阿玉都很怕她。有几次阿香天不亮回家,不知为什么,被黄阿妈打个半死。我小心侍候,也少不了挨打受骂。
    “头三年,我做粗活,烧火煮饭,挑水洗衣服,扫地涮马桶……十二岁那年,黄阿妈忽然对我另眼看待,送我到一家私塾读书,还请一个瞎子先生教我弹琵琶唱南曲。家里的粗活,一多半叫阿香做了,从那以后,阿香晚间不大出门了。
    “我一天天长大,慢慢懂点事,常听左邻右舍谈长论短,知道黄阿妈做的什么生意了。我在私塾里念书,教书老先生对我倒不错,常夸我聪明伶俐,长的俊秀,可是同学们都对我冷淡,特别是女同学们,像怕蛇似的躲着我,有时还风言风语,说什么‘烟花女也想中状元’。
    “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阿香因为饭煮糊了,挨了一顿打,把一肚子怨气都出在我的身上。她恶狠狠对我吼叫:
    “‘哼!阿秀,你别美!你当老婊子疼你,给你上学,让你有出头之日?做梦!老婊子看你长得漂亮,叫你读书识字,弹琴唱曲,将来好赚大钱。她想把你当杜十娘,做花魁女,早晚也得陪野汉子!’
    “我知道掉进火坑,只怨自己命苦,偷偷流眼泪。真像阿香说的,黄阿妈下了本钱,是想抬高我的身价。我十五岁,她不让我念书了,只叫学琵琶唱南曲。这一年,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来看我,和黄阿妈嘀嘀咕咕。我猜想是在讨价还价,怕得要死!去年中秋节,黄阿妈带我到香港,住在客栈里。当天晚上,有个南洋番客来看我们,黄阿妈说他是M城一家大公司的杨经理。杨经理又高又瘦,背有点驼,身上的老式西服,像搭在衣架上,看来有五十多岁了。他说着一口闽南话,样子满和气。他喝了一杯茶,问了我一阵子,和黄阿妈出门去了。
    “过了两个钟头,黄阿妈笑嘻嘻进了门,胖脸上通红,嘴里喷出酒气,大声喊道:
    “‘恭喜你啦!阿秀!你交好运了,杨经理相中你了!杨经理是个大富翁,百万家财,往后你享大福,可别忘了你黄阿妈啊!’
    “整日提心吊胆,坏运气终于来临了。把我卖给那样一个糟老头子,实在不甘心!黄阿妈看见我锁着眉头一声不响,又说道:
    “‘阿秀,怎么不说话?这是个好主啊!打着灯笼往哪儿去找呀?是你八字好,才遇上这个大财主。’看我还噘着嘴不理会,她变了一副脸孔,叹着气说:‘阿秀啊!虽说你不是阿妈生的,阿妈却把你当亲女儿,你来我家七年了,阿妈疼你爱你,让你上学念书,给你花了多少钱呀?阿妈看你聪明伶俐,生成一枝花,没有让你像阿香阿玉那样接客。好花不能插在牛粪上,阿妈心肠软,总想让你清清白白嫁个有钱人,好有个出头之日,现今给你找到这个有钱的番客,你该高兴才对,不要人心不足蛇吞象!’
    “平日我对黄阿妈百依百顺,现在既要卖掉我,不再听她的花言巧语,直截了当问她:‘阿妈!你将我卖了多少钱?’
    “‘阿秀,可别这样说,阿妈是嫁女儿,杨经理给的是聘金。’
    “我追了她一句:‘你要了他多少钱?’
    “‘这,这……’她吞吞吐吐不肯说。
    “‘你不说实话,我不嫁人!不是要分你的钱,我想知道我值多少钱?好!你不说,我要问杨经理。’
    “肥婆子转了转小眼珠,只得说实话,她要了五千多港币,合六千块银元,钱还没有到手。我琢磨她不干脆把我卖掉,而说嫁女儿,准是想拉住这个财主,还想在我身上捞油水,于是我问她:
    “‘杨经理家里有几个老婆?’
    “‘杨经理是正派的生意人,家里只有一个原配,去年得病死了。娶你是续弦,你过去就是经理太太。他原配不生育,你给他生个胖儿子,将来百万家财都归你啦!’
    “‘你骗我!’
    “‘我要骗你,不得好死!’
    “‘不用赌咒!既然你是嫁女儿,一定要明媒正娶。要他在报上登结婚启事,要举行结婚典礼,这两条办不到,我宁死也不嫁!’
    “黄阿妈憋了半天不说话,末尾说得跟杨经理商量。第二天她一早出门,中午回来说,杨经理同意办结婚酒席,写结婚证书。但是登报有困难,怕几个亲兄弟和宗亲反对,因为他们看他没有儿女,谋算日后分他的财产,不如先结婚,生米做成熟饭,别人想反对,也来不及了。黄阿妈又甜言蜜语劝说一阵,话里带刺,说好心得不到好报,白白疼我一场!‘阿秀!阿妈为你好,给你找到这份好主,你不能没有良心,过了这村就没有那店!你再不答应,将来回厦门,得跟阿香阿玉一个样,接客挣钱,给千人抱,陪万人睡!到时候别怪你阿妈了,阿妈不能白白养活你一辈子!’
    “听了她的话,我身上打着哆嗦。想起阿香阿玉的苦命,不管刮风下雨,暑天寒夜,都得出门站街头,陪臭男人睡觉。我心里像刀绞!这是命中注定的吧?前生作了孽,今世受报应!嫁一个糟老头,总比陪许多野汉子好些,谁叫我八字不好啊!
    “就这样,我给卖了。酒席倒办了一桌,还请了两个证婚人,其实是卖身契上画押的中人。杨经理待我还算好,他在九龙租了一套阔气的住宅,过了一个月,带我回M城去。

    “回到M城,杨经理在一幢小楼上,租了三间房子,雇一个老番婆,照顾我的生活。老番婆会说点咱们家乡话。杨经理生意忙,每礼拜来一两次。每次来住宿,都和老番婆哇啦哇啦说番仔话,准是询问我的行动。他吩咐不让我一人上街。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哪里我也不想去。有时出门买东西,都是老番婆带路。每天闲着无事,靠读古书看小说消遣,再不就是在阳台上看女学生们,我真羡慕她们啊!
    “我们楼下住着几个单身汉,都是家乡人。有的在银行当职员,有的在市场摆货摊,有的在学校教书。他们早出晚归,很少和我说话。只有个姓李的,说是什么公司的推销员,却不大出门。这人三十多岁,尖嘴厚唇,眼小鼻梁高,好似木偶戏里的三花脸。他看我在阳台上,开头站在楼下和我说闲话,慢慢熟了,上楼向我借书,有时也带来几本美国电影杂志,帮我买几次东西。有天下午,老番婆上街买菜,姓李的喝得醉醺醺,闯进我的房子,嬉皮笑脸地用俏言花语挑逗我,还想动手动脚。我板着脸孔,生气地赶他下楼。从那以后,再也不理他,吩咐老番婆不准他上楼。他恼羞成怒,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杨经理有老婆,是只母老虎。他敲竹杠,要借两百块钱,不借就要告诉那母老虎。我不买他的账,他果真把我告了。
    “上个月十五日,楼下上来两个女人,一个黄脸婆,一个粗丫头,不问三七二十一,动手砸烂锅碗,敲碎穿衣镜,打翻桌椅。她们揪我的头发,撕毁我的衣裙,抓破我的脸,将我打翻在地用脚踩。幸亏老番婆护着,才拣了一条命……”
    黄阿秀难过地讲着,不断擦着眼泪,谈到被毒打,呜呜咽咽说不成声。她卷起灯笼袖,右胳膊一道伤痕;又撩开长头发,左鬓边一块伤疤。
    “真可恶!”我气愤地说。
    “阿宋,你说我该怎么办?”她用哀求的声调问我。
    这可难住我了。这种事只在小说上见过,尽管满怀同情,十分怜悯,可我毫无社会经验,能给她出什么好主意呢?我反问道:
    “你到香港有什么打算?”
    “杨经理偷偷送我上船,黄阿妈在香港码头上等着,我还捏在他们手中,能有什么打算?”
    我想不出帮她逃脱厄运的办法,又不想使她太失望。根据自己个人奋斗的体会,安慰她说:“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太软弱,不要相信命运,不当依赖别人的寄生虫,要自己奋斗!靠自己的双手吃饭,眼下不要惊动他们,慢慢设法逃走,找个地方做工,能半工半读更好。有了学问,不怕没有出路。”
    我说得轻巧,其实不容易。在这乌烟瘴气的社会,一个漂亮的少女,想逃出魔掌去做工读书,比登天还难。她似乎意识到这点,摇了摇头说:
    “阿宋,普通话我说不好,也能听懂一多半。刚才我又见到夏先生了。夏先生说你胸有大志,诚实善良,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夏先生还说,你要到广州上学,所以我冒昧请求,设法带我一起走吧!”
    我的天呀!真吓我一跳!夏先生对我印象不错,也不会胡夸。想必是黄阿秀旧小说看多了,把古书上形容英雄好汉的大帽子,都给我戴上。我这次回祖国,一心想到北方做点救亡工作,其次才是求学。黄阿秀的要求,我的能力办不到,也有点害怕。为了不伤她的心,我没有立刻说出来。
    “阿宋,只要能帮我跳出火坑,我不会拖累你,”她进一步说。“杨经理给我两千美金,加上我的金首饰、钻石戒子,够我们读几年书……”
    “呜——”邮船上突然响起一阵汽笛声,打断黄阿秀的话,解除我的困惑。我走到船尾一看,空中浓雾消散了,海上碧波荡漾,太平山在阳光照耀下,海岸边的楼房历历在望。我回来对她说:
    “阿秀,雾散了,邮船进码头了,回去准备一下吧!”
    黄阿秀呆呆地站起来,走到板墙旁边,望了望天空,回头对着我,一双美丽的眼睛,含着无穷的哀怨,恍惚两把利剑,刺痛我的心。我感到惭愧,只好求她原谅:
    “阿秀,很抱歉!我很想帮你,可是力不从心,环境也不许可,我到香港,马上要去北方做事,万一找不到事做,再回广州上学。希望你能坚强起来……”
    她没有听我说完,双眼闪着泪花,说了声“对不起”,悻悻地转身走了。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到甲板上,望着她摇摇晃晃地爬上舷梯,消失在上层走廊里。
    我像做了一场噩梦,直到邮船靠近码头,鸣起刺耳的汽笛声,才从梦中惊醒。
    邮船靠着码头,一部扶梯搭在船舷上。一二等舱的旅客先下,三四等舱的旅客尚未放行。我看到码头上接客的人群里,一个胖胖的女人,仰着头喊着“阿秀”!黄阿秀扒在栏杆上,高兴地向她摆手,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开始放人了。黄阿秀满面笑容地走到夏先生和我跟前,和夏先生握手,用英语告别:
    “Goodbye!Mister夏!”
    “再见!黄小姐!”夏先生说。
    “阿宋,再见!”她用闽南话对我说。“祝你前途无量!”
    “谢谢!”我握着她的手,心里很不平静。“再见啦!阿秀,要坚强啊!”
    她深情地点点头,提着小箱子,快步走下扶梯,像小鸟一样地飞了。

    飞机开始下降,机身连续轻微地震动,驾驶室门外,出现一行荧光字:“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飞机即将着陆,往事跟着消失,我从回忆中醒来。
    飞机着陆了,白云机场上细雨纷霏,旅客们匆匆走进候机室。我立刻到问讯处,打听下午去香港的班机。问讯处外面围着一群人,那位穿米黄色外套的妇人,操着娴熟的广东话,也在询问去香港的飞机。服务员告诉大家,香港下了大雾,午后的班机取消了。
    我赶忙打电话给旅行社,托老傅买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老傅是我多年的朋友,旅行社的副经理。他性情坦率,平易近人,手下的干部喊起“傅副经理”觉得绕口,都喊他“老傅”,他认为这样称呼,听起来更舒服。他听到我的电话,高兴地嚷叫着,一定要我在广州住两天。我告诉他,同行们在香港等得不耐烦,今晚上非赶到不可。他玩笑地骂我一顿,答应设法给我买到火车票。
    肚子有点饿了,信步进入餐厅,里面快满座了,屋角还剩下两张空桌子,我走过去坐下,要了一份快餐。过了一会儿,那位穿米黄色外套的妇人,领着一老一少进来,围着另一张空桌子坐下。面对面看得清楚,老头儿精神困顿,眯着深凹的眼睛。姑娘正和那妇人谈话,面上带着愁容,更像当年的黄阿秀。那妇人的轮廓也像,可是阿秀要是活着,也快六十岁了,怎会这样年青?这时候,她摘下淡色眼镜擦着,左眼角鬓边一块明显的伤疤。
    啊!果然是她!我差点冲过去和她相认。刚要站起来,转想不能莽撞,人家是外宾,万一认错了有失礼貌。恰好那姑娘嫌热,脱掉粉红色的薄毛衣。那妇人也脱掉米黄外套,右臂上露出一道伤痕。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心脏扑扑乱跳,理智却要我冷静。我点起一支香烟,慢慢抽着,缓和自己的情绪,抽了半截,把烟头弄灭站起来,走近邻桌,向着那妇人,用闽南话说道:
    “请原谅我冒昧,向您打听一个人,您认得黄阿秀小姐吗?”
    她像被马蜂螫了一下,头部微微颤动,脸色有点紧张。但很快地冷静下来,用普通话回答:
    “对不起,先生,我不认得。”
    透过淡色眼镜片,我看到她的眼神,恍惚当年说在圣公会女中读书一个样。本来应该立即告退,可是控制不住舌头,又问了两句:
    “请问太太,您贵姓?”
    “免贵,姓林。”她睁大眼睛望着我,若有所思。
    我向她点了点头,表示歉意。回到餐桌,饭菜送来了,我边吃边想:明明是黄阿秀,为何不承认?是不愿揭开早年的疮疤?还是有难言的苦衷?是没有认出我来?还是护照用别的名字,怕出境发生麻烦?莫非是我认错了人……
    闷着头吃饭,感到有点懊悔,真是多此一举!即便她承认是黄阿秀,非亲非故,仅仅是一面之交,又能怎样?顶多为了满足好奇心,了解那悲痛的故事有个结局,或者可以向她道歉,了却一桩心事。两次萍水相逢,转眼各自东西,何苦增添新的烦恼……想到这些,我心地平静,埋头吃我的饭。
    不料邻桌的姑娘忽然走过来,用家乡话说道:
    “叔叔,打扰您了,请问尊姓大名?”
    我想是那妇人叫她来问的,心里死灰复燃,用闽南话回答:“我叫阿宋。”
    “谢谢啦!”
    姑娘回去说了。那妇人睁大眼睛,望了我一阵,低声对姑娘说了话,那姑娘又过来,问道:“叔叔,我妈妈问,您肯赏光和我们一同吃午餐吗?”
    这突然的邀请,使我有些紧张,想过去叙旧,又不愿轻率从事,只好婉转回答:
    “小姐您看,我快吃完了,谢谢你们!”
    看到我不肯离座,她妈妈亲自过来,用闽南话说:“阿宋先生,您好!多年不见了!”
    “您好!”我站起来,握着她的手。“太太,我该怎样称呼您呀?”
    “我原先姓林,叫林阿秀,现在叫林秀梅。”她答过,抱歉地说:“阿宋先生,请您包涵,刚才没有认出是您,太突然了!”
    “是啊,太巧了!”我说。“不过在飞机上,我就认出您了。”
    “您的眼力真好。”
    “不!我是从令媛脸上认出您的,她跟您当年长得一模一样。”
    “时间过得真快,咱们都老了。”
    “四十年了!哪能不老啊?”
    这时候,女服务员给他们送来丰盛的菜肴。林秀梅对我说:“阿宋先生,过来一块坐坐,好说话。”
    我不再推辞。林秀梅吩咐女服务员加一份餐具,添几样菜,还要了一瓶红葡萄酒。然后介绍她父亲和女儿。父亲叫林木,渔家人图个吉利,木头在海里不会沉没。女儿叫许爱华。林秀梅说,她是小女儿,今年十九岁,家里还有两个哥哥。大哥许振华,在美国当工程师;二哥许兴华,跟父亲在旧金山做生意。她说大儿子生在中国,二儿子和小女儿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都认得中文,会讲汉语,我从她儿女的名字,看出她热爱祖国,希望振兴中华,心里感到快慰。
    女服务员送来红酒,林秀梅斟满四杯,说道:“阿宋,为咱们久别重逢,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请干杯!”
    “也为你们全家的健康幸福!”我和他们碰杯,一饮而尽。
    酒席间,我很想听听四十年前,她到香港以后的情况,特别是报上登她投海自尽的消息。可是她不提这些往事,我也不好唐突发问,怕在一老一少面前,引起她的不愉快。她一个劲问我分别后的情况,我简单地作了介绍。
    “阿宋先生,您也去香港吗?”林秀梅问。
    “是的,”我点点头。
    “真不凑巧,香港大雾,下午飞机不开了,你准备怎么走?”
    “我已经打电话给旅行社,托他们买下午的火车票。”
    “妈妈,”许爱华插话,“咱们也坐火车吧?免得在广州耽搁时间。”
    “怕车票不好买,”母亲对女儿说,“听说要提前两天订票。”
    “妈妈,好不好托叔叔帮帮忙?”许爱华问。
    林秀梅没有回话,用希望的目光看着我。
    我问:“你们的行李多吗?”
    姑娘抢着回答:“行李都在北京机场托运香港了,手边只有这两件小提包。”
    “那好,我马上给旅行社打电话,请他们想想办法。”
    我到服务台,给老傅挂电话。他说我的火车票已经订好了,临时增加三张票,得问问客运科,他要我别放下话筒。等了几分钟,老傅在电话里说:
    “老伙计,你的运气不错,刚好有三张退票。你在机场等着,一个钟头以后,我来送你们上火车。”
    “怎好劳你的大驾?”我不好意思地说。
    “咳!老家伙,你客气什么?就这样办!一会儿见!”
    我回到餐桌说了,一家人都很高兴,于是我们又为能继续结伴同行而干杯。
    吃罢午餐,刚回到休息厅,老傅坐着小车来了。两年多不见,他消瘦多了,头发也白了。十年动乱,他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在牛棚和监狱里受尽折磨!他是个乐天派,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在监牢里每天打太极拳,恢复了健康。一九七五年给他平反,调到旅行社当副经理。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外的旅客突然增加了几倍,他是个积极负责的热心家,凡事要求做得妥贴周到,整天忙的不可开交,熬瘦了。
    “哈哈哈……老伙计,看你这身打扮,真像个老番客!”他一见面,乐呵呵的拉着我,先打了我两拳,又开起玩笑来:“要出国讲学?好呀!小心!这可是里通外国!怎么?嫂子放心让你出去?她身体好吗?孩子考上大学了吧?咳!我那小子不争气,大学没有考上,他怪‘四人帮’,我怪他不好好补课,送他到黄浦港当码头工人,边锻炼边学习,有本事再上大学,没本事当一辈子工人,靠力气吃饭,不也很好吗?我常跟他说,你阿宋伯伯没有念过几年书,全靠自学,学会几国语言,成了知名的学者。可他有一肚子歪道道,说时代不同,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哎呀!扯这个干吗?北京天气怎样?广州像夏天了,今天不下点雨,你这条领带可结不住了。你这个老家伙!不声不响地跑来,不是香港下雾,恐怕把我忘了……”
    他一个劲地问,不等回答又说开了,叫你无法插嘴。我只得打断他说:
    “你真是本性难移呀!”
    “干么要移呢?我觉得同志之间,应该实实在在,爽爽快快,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哈哈哈……”
    “你这顽固分子,将来还要吃亏!”
    “我就是顽固到底,准备吃一辈子亏!”
    我怕他乱放炮,给他介绍林秀梅。
    “太感谢了,副经理先生,”林秀梅说,“您可帮大忙了!”
    “哪里,哪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老傅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为旅客服务,现在做得还很不够,欢迎您多多批评。”
    “您太谦虚了,副经理先生。我们这次回到祖国,到处遇着像您这样热心肠的好人,受到热情的接待,使我们的旅行过得十分愉快,而且大开眼界,看到许多文物古迹,祖国的江山真美啊!”
    “欢迎你们多回来看看。祖国历史悠久,地方很大,文物古迹很多,一次两次看不完。现在广州正是春暖花开,你们能不能缓走两天,我可以尽点地主之谊,陪你们和我的老朋友阿宋,到各处玩玩。”
    “谢谢!我们上个月路过,简单地游览了,以后有机会再来。”
    看来我这位老朋友,很好掌握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他对待外宾,像换了一个人:礼貌周到,诚恳热情,言谈得体。博得了林秀梅的好感和信任,她居然许了愿,今年秋天一定再回祖国观光,而且要动员丈夫和儿子一同回来。
    副经理看了一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请大家上车。
    林秀梅一家人乘出租汽车。我同老傅坐旅行社的车,这一下他又自由了,跟我谈工作,聊家常,回忆过去,开开玩笑,还是他唱独脚戏。快到火车站,他突然问道:
    “老伙计,出国回来,准备给我带点什么东西?”
    “你需要什么?我一定照办。彩色电视机?两用录音机?电冰箱?洗衣机?你要哪样?”
    “一样也不要!”
    “家里都装备上了?”
    “家里一样也没有。”
    “那给你带两盒古巴雪茄回来?”
    “咱们的旱烟更有劲。”
    “带点非洲咖啡?”
    “家乡茶味道更香。”
    “不跟你猜谜了!你到底要什么?”
    “吃的用的全不要。你要到几个国家,到处得住旅馆,请留心一下,人家的旅馆是怎么营业的,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内部设备,详详细细记下来,回来和我好好聊聊,这就是给我的最好礼物!”
    到了火车站,旅行社的同志拿着车票等着,我们付了钱,老傅送我们上车,一切顺利。
    列车开动了,林秀梅站在车厢门口,依依不舍地挥着手,眼睛里闪着泪花。

    我们被安排在最后一节车厢里。这是一节专车,里面有个外国代表团,十几个人集中在车厢的前半部。我和林秀梅一家人,在车厢后面,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列车开出市区,三位旅伴一直望着窗外,花蕊满树的荔枝林,绿茵茵的稻田,纵横交错的水网,河中一群群鸭子,岸上一座座农舍……不断从窗外一晃而过。林秀梅一家人,尽情欣赏着这田园景色,似乎想在远离祖国之前,多带去一些故土的风光。三个人都流露出眷恋的神情,好似即将离开母亲的儿女,充满着分别的愁思。老林木一双深凹的眼眶里,垂下两滴泪珠,母女俩的脸上,也像车窗外面的天空,阴沉沉布着愁云。
    我在想和林秀梅分手之前,利用这短暂时光,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弄清她当年投海自尽那桩公案。可是看她这般情绪,只好默默坐着,听着哐哐隆隆的行车声。
    列车经过一个小站,机车徐徐行进。车站上播送着广东音乐,乐声优雅悠扬。林秀梅忽然回头问我:
    “阿宋先生,您喜欢广东音乐吗?”
    “喜欢,”我回答。
    “我更喜欢家乡的南曲,感情丰富,音调动人,”林秀梅说。“南曲很古老,听说是隋唐朝代的音乐,流传上千年了。”
    “原先是宫音乐,南宋时候传到福建,在闽南生了根,慢慢乡土化了。现在家乡农村里,人人都会哼几句。”
    “阿宋先生,您也会唱吗?”
    “小时候学过,早忘了。现今人老了,有时候也随便哼哼,北方同志听不懂,说我在念经。”
    “哈哈,”林秀梅笑了笑,转向她女儿:“爱华,你把录音机取出来,放给叔叔听听。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那边的先生们。”
    姑娘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录音机放在桌上。她按动钮子,立刻听到一阵轻轻的琵琶声,伴着悠扬的洞箫,响起情意缠绵的乡音。唱的是《陈三五娘》中的戏文,一段《元宵十五》,一段《我为你》。曲声婉转动听,令人陶醉,我恍惚回到故里,看到家乡的风物……
    听完以后,想起当年的黄阿秀学过南曲,不由问道:
    “唱得真美,许太太,是您唱的吗?”
    “是爱华唱的,”林秀梅说。
    “小姐,您唱的真好听!”我向她祝贺。
    “唱得不好,”许爱华羞怯地说。“妈妈唱的才好听呢!她是我的老师。”
    我望着林秀梅:“许太太,有您的录音吗?”
    林秀梅摇摇头:“老了,唱不动了。爱华从小喜欢音乐,我让她学钢琴,她却迷上中国民间音乐,吵着要回祖国学习。”
    “想得不错,让她到北京学习吧?”我建议。
    “原先我不大放心,北京无亲无故。现在好了,有您在北京,我一百个放心!”林秀梅说。“阿宋先生,您不见怪吧?咱们只见过两面,我把你当老朋友了。”
    “四十年的老朋友,”我补充一句。“人生难得有几个知己,有些人长年在一起,不能以诚相见,永远成不了朋友。咱们两次见面,都很不平常,当年您倾吐心事,就没有把我当外人,所以我也没有把您忘记。假如您不嫌弃,令媛到北京学音乐的事,包在我身上好了。”
    “谢谢叔叔!”坐在一旁听话的许爱华,立刻高兴地站起来,朝我鞠个躬。转对她母亲说:“妈妈,秋天你和爸爸回来,带我到北京上学好吧?”
    “好,好!”林秀梅笑笑地点头。
    我们更像老朋友,无拘束的谈着话。她不喊我先生,我也不称她太太。我们从民间音乐,谈到东南亚华侨的南音社,谈到台湾和香港的弦馆,又提到香港的雾。我想引发她讲讲当年那桩投海自尽的公案,她却有意避开,叙述起台湾的家事:
    “我被日本浪人绑走,一家人都很难过。阿妈日夜啼哭,眼睛哭坏了。她本来有肺病,不到一年就过身了。那时候我的兄弟姊妹都很小,哥哥最大,才十七岁。阿爸又当爹又当娘,过得很苦。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哥哥被征去当兵,一去不回来,大约死在南洋了。
    “日本投降那一年,我从美国回台湾寻找亲人,可是我只记家乡的村名,不知到什么县,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找到家里的人。大姐已经出嫁了,姐夫也是个讨海的,穷得有上顿没有下顿。阿爸带着弟弟妹妹,日子更难熬,一天两顿红薯稀粥,房子破得到处开天窗,刮风下雨没法住人。我带回一点钱,只够马马虎虎修好房子,欠人家的债都没有还。后来回美国,逐渐寄钱还清。
    “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又回了一趟台湾。家里的日子好过一些。阿爸常念着要回一趟福建老家,看亲人,祭祖先,扫坟墓。我家祖上住在泉州南门外,靠打渔为生。阿公兄弟五人,满清年间,出了人命官司,官府要捉阿公,他单身逃到台湾。阿公临死前对阿爸说,要他日子好过些,设法回一趟泉州,看望伯伯叔叔们,到祠堂里磕个头,替阿公尽点孝道。这成了阿爸一大心事。可是,那时台湾当局敌视祖国,炮击金门刚过了不久,台湾对出入境控制很严,偷偷回一趟祖国再返台湾,叫警察局知道了,会被抓去坐牢。这一次,我带着阿爸回到美国去,直到今年春天,我们才从美国动身回来,看看祖国。
    “从广州先到潮州,到我丈夫的老家住了几天,我的干爹和公婆都过身了,爱华她大伯一家人住在泰国,乡里只有一些干亲和堂兄弟,潮州这地方我住了三年多,对我这一生太重要了,在那里我认识许志成,在那里和他结的婚。
    “回泉州老家住了十几天,伯公叔公早去世了,只有两个堂叔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阿爸太兴奋了,每晚上和乡亲聊到深夜,天不亮就起床,四处走,满地看,渔村就那么大,可他怎样也看不够。他在美国上下楼梯,都要爱华扶着。一到泉州不知哪来的力气,爬山坡下海边,不用人帮助。我和爱华每天陪着,疲乏得不行,他却说不累。他说在美国十几年,像关笼子里的老鹰,飞不动了;回到老家,像鱼儿得水,游动自如。有一天,阿爸异想天开,要跟渔船出海,大家劝说不住,只得让他上船。他帮着掌舵拉网,乡亲们说他干起活来,还像个青年人。
    “阿爸这次回来,见什么都喜欢,只有两件事不如意。一是平整土地的时候,祖坟被迁到山坡上,他说风水破坏了。另一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家庙里的神主给烧了,‘林氏宗祠’的匾额换成渔业生产队队部的牌子。他只好请村里一位老先生,把祖宗三代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祖厝厅堂上当牌位,供上鸡鸭鱼肉,点上三柱香,烧了一炉纸,放了两串鞭炮,他恭恭敬敬地跪在石阶上,磕了三个响头,还叫我和爱华跟着下跪叩头。这一天,我们办了几桌酒席,请了本家的长辈和村里的老人。办完这件事,阿爸才心满意足对我说:
    ‘阿梅,我将来可以去见你阿公和祖先了。’
    “祭祖宗这件事,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祖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向反对封建迷信。办吧?怕不合适,怕触犯什么规矩,惹出麻烦;不办吧?这是阿爸几十年的心愿,不办肯定要伤他的心。我头一次回国。不了解国内的情况,曾悄悄对阿爸说,心到了就成,不要办什么仪式,免得惹事生非。
    “阿爸听了生气说:‘水有源,木有本,谁人不是爹娘养的?祭祖宗又不犯法,能惹什么事?生什么非?忘了祖宗才是大逆不道!你吃了牛奶面包,忘了红薯稀粥!你学了洋规矩,可我还是个中国人呢!’
    “我拗不过他,去向村干部请教。干部们很开明,他们说,老人家是台湾人,现在又是美国华侨,他爱祖国,爱家乡,不忘祖宗是好事,八十多岁的人了,要一下改变老脑筋不容易。既然是他几十年的心事,不让他办就不好。不过要办得简单些,不要铺张。
    “我把干部们的意见跟阿爸说了,他翘起大拇指头,称赞干部们通情达理。”说到这里,林秀梅指着后座上的父亲,说道,“阿宋,你看,我阿爸现在无牵无挂了,不管上飞机,乘火车,坐汽车,都能睡得着。这和回国时候全不一样,像是两个人。”
    我瞧了那老人一眼,他歪着脑袋呼呼入睡,安详的脸上浮着笑影。
    “林阿伯睡得真香啊!”我说。“不忘祖先,爱家乡,爱祖国,是咱们中国人的美德。台湾和大陆山水相望,骨肉相连,像林阿伯这样思念故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呢!”
    “是啊!我的弟弟、姐姐、妹妹和许多亲友,都想回来看看,可惜回不来呀!”林秀梅感叹地说。“从厦门到台湾,乘飞机用不了一小时,坐船顶多一天,可现在像隔着万水千山,两边的亲人不能相见,这种人为的隔阂,何时才能结束呢?”
    一阵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进深圳车站。我们只得站起来,拿着行李下车。

    我们的行李都很简单,海关人员只检查了护照,便放行过境。林秀梅扶着老父亲,我帮许爱华拎了一只提包,跟着一群外宾,过了深圳桥,来到罗湖车站。
    罗湖上空飘着薄雾,老天恍惚有意把边界分清。林秀梅三人拿着美国护照,我跟着沾光,很快办了签证手续,买车票上了火车。
    车厢里坐满人,除了几处低声细语,乘客们默默等着发车。我和林秀梅一家坐在一起,挨着林阿伯的座位,面对着母女俩。老人闭目养神,姑娘望着窗外,母亲若有所思。我心里想,很快到香港了,她当年在香港那桩公案,比车窗外的迷雾更浓了。我像读着一本书,当中缺了精的几页,感到很遗憾,总想把它找到。这几页书藏在面前一个女人心中,怎么打开她的心扉取出补上呢?刚才周围没有外人,她避而不谈;现在邻近这许多陌生脸孔,更不便冒昧发问,恐怕也不会讲,那就让它永远缺着吧!
    火车开动了,列车在雾中慢慢爬行,不断鸣着汽笛。走了一会儿,林秀梅忽然对我说:
    “阿宋,到餐车喝杯咖啡好吗?”
    “好的。”我高兴地回答,觉得是打开她心扉的机会。
    “爱华,你照顾一下外公,看好行李。”她对女儿说过,站起来朝前面走去。
    我跟在后面,穿过两个车厢,到了餐车上。餐车上没有几个人,她选好了座位,向侍者要了两杯咖啡。
    侍者送来咖啡,外加牛奶和方糖。我端起奶罐想给她加奶,她用手阻挡,取了一块方糖,放进杯里搅拌。笑笑地问我:
    “阿宋,你急了吧?我知道你想什么。我不想谈,不是怕你知道,而是不愿提起那段伤心事,特别不想让女儿晓得她妈妈曾经是个下贱的女人,给她纯洁的心灵留下污点。”说到这里,她啜了一口咖啡。“阿宋,咱们很快要分手了,也许秋天还能见面,也许不能,形势总在变化,命运好捉弄人!让你心上长期存在一个疙瘩,对我也是负担,不如早点解开,何况我那段经历,和你也有关系。”
    “和我有关系?”我喃喃地说,瞪着眼睛望着她。
    “别急,阿宋,慢慢你会明白的。”她说着,摘下淡色眼镜擦着,露出鬓角的伤疤,还是四十年前那样的眼神。“说真的,当我走下美国邮船,看见黄阿妈,我心里充满了怨恨,恨她把姐妹们当摇钱树,恨自己命运不好,怨你不肯帮忙。”
    “很对不住!”我终于找到道歉的机会,“当时实在无能为力。”
    “是啊!想来可笑,当时我太幼稚,在那个时候,别说你还是个大孩子,就是比你强的大人,也救不了我脱离苦海。”林秀梅说到这里自嘲地笑了:“我看旧小说看入迷了,希望能碰到侠客义士,看你年轻漂亮,一表人材,把你看成心中的义士了,真可笑幸亏你比我理智,没有学堂吉诃德做出蠢事,不然闹出乱子来,怎么收场呀?”
    “秀梅,我当时太软弱,太自私,光考虑自己的前途,”我进一步表示歉意。“每次想起来,都感到内疚!”
    “阿宋,当时你做得对,要是照我那幼稚的想法蛮干,肯定要倒霉!出了事,我顶多吃点苦头,你可能要断送前途。我一到香港便没有自由,除那肥婆子,还有个黑大汉监视。这人四十多岁,黑脸上有道刀砍的伤疤,大家都喊他黑牛。黑牛看起来很凶,心肠倒不太坏。听说他三十多岁才成亲,家里有两个孩子。黄阿妈在香港租了两间楼房,我住里间,她在外屋。黑牛清早来,晚上去。我每次上街,都是黑牛陪着,开头他跟得寸步不离,后来熟了,才松了一些。我有时给他一点钱,有时给他孩子买点东西,他也慢慢对我好起来。
    “起先,黄阿妈尽用好话哄我,说杨经理太疼我,所以花钱请她到香港侍候我,还雇了个保镖。她说杨经理要跟大老婆离婚,不久会接我回M城,我成了正房,百万家财归我了。她成天喊我杨太太,好女儿,不让我做事。我闲来无事,拿书本解闷。先头还是看旧小说,慢慢也买些新小说。阿宋,你还记得吧?你曾经鼓励我,要我坚强起来,不迷信命运,不当寄生虫!要我找机会逃跑。读了几本新小说,才理会你这些话的意义。你的话给我勇气,我常常想念你,想着你的话。”
    “惭愧!”我插了一句。
    “是啊,不能再软弱下去,不能再任人家摆布!要反抗命运,只有一条路——逃跑!跑哪儿去?最好能跑回台湾家里,找到爹妈和兄弟姐妹,可是我被绑架的时候,年纪太小了,只记得渔村的名字,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厦门地方熟悉,跑回去岂不自投罗网?广州最近,我想你可能在广州,能跑到广州找到你,一块上学读书,该多好呀!那只是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可不容易啊!在那个黑暗世界,周围都是荆棘陷阱,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没有个诚实可靠的人保护,真是寸步难行。我见过许多男人,不论老的少的,没有几个不打我的主意,不想占我的便宜,像你这样的正人君子,还是头一次遇到,所以那段时间,我格外地想念你。我很懊悔,没有向你要个通讯地址。
    “在香港住了几个月,中日战争爆发了,从广州逃来许多难民,多半是有钱人家害怕打仗。我想广州去不了了,只得在香港熬日子。我每天买张报纸,看看战事发展,也想从报上寻找可以脱身的机会。报上登的船期广告,我都仔细的阅读,特别对去汕头的船期,更有兴趣。梨园戏《陈三五娘》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潮州吗?潮州话和闽南话差不多,要是逃到那边乡下躲起来,他们是追不到的。有了这个打算,我的行动格外小心,尽量不上街少出门。
    “黄阿妈和黑牛都不识字,对我成天关门读书看报,不但不干涉,反而高兴,乐得多打几场牌,少跟着我跑腿。他们每天找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外屋打牌喝酒,常常闹到深更半夜,有时打个通宵。我就闩上里屋的门,寻思脱身的计算,做好各种准备。
    “战事发生一个多月,黄阿妈的脸孔慢慢变了,不再杨太太长好女儿短的喊我,而叫我阿秀了。她常当着我埋怨杨经理,说他好久不寄钱了,房租交不起了,伙食开不了啦!为了安她的心,我把手上带的一副包金手镯,一个金戒指交给她,她才露出笑脸,又喊我几天杨太太、好女儿。可恨老鸨母贪心不足,过了半个月,又逼着我要钱,说杨经理来信说,从M城来时交给我多少私房,要我将钱交给她。我知道老妖婆扯谎哄诈,一口咬定没有钱。我把那两千美钞藏好,准备逃走时好用,在那个鬼地方,没有钱走不了路。她还不敢搜查我的房间,只是吵吵闹闹,哄骗吓诈。有一回,她吵得很厉害,我也板起脸对她说:‘你再逼我,我就给杨经理写信告你!别忘了,我现在还是杨太太!’果然灵验,她换了笑脸,求我可怜她,说欠了人家的赌账,还不了要吃官司。我打定主意,任凭她说得天花乱坠,我只当耳旁风。她看我软硬不吃,又想了鬼花招。
    “有天晚上下着雨,那个叫元头的广东佬,带着他的吊死鬼老婆来了,胖老鸨和黑牛跟他们推完牌九,已经下半夜了,四个人又喝酒吃夜宵。我早早地熄灯,闩着房门上床,心里有事,翻来去睡不好,听着外间吱吱喳喳说着广东话,好像在议论我。这时节,我能听懂八成广东话,便轻悄悄地下床,光着脚走到门边,听见元头的声音:
    “‘老板看了相片,好满意,好喜欢。黄阿妈!你要发财了!哈哈哈……’
    “吊死鬼打断他,嘘了一声说:‘小声点!当心她听见!’
    “黑牛说:‘她不懂广东话。’
    “黄阿妈走到门边,喊着:‘阿秀,阿秀!’
    “我屏住气息,不敢出声。黄阿妈又喊了两喊‘阿秀’,过一会儿,走回去说:‘她睡死了。’
    “他们放低嗓音,像老鼠偷吃东西,叽喳了一阵,忽然元头提高声音:
    “‘黄阿婆,你好大胃口!你要五千港纸,我们食海风呀?’
    “黄妖婆也亮起嗓子:‘少五千不行,人是我的!’
    “元头说:‘哼!你的?卖过一次了!还算你的?开过封条了,能值这多钱!?’
    “吊死鬼说:‘别吵,别吵!’
    “黑牛说‘别伤和气,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吊死鬼说:‘不要敲罗打鼓!当心隔墙有耳朵!’
    “果然声音小了,只能听清一两句。这群坏蛋,想把我卖了!分赃不均吵起来,现在小声讨价还价,过了一阵,那广东佬说:
    “‘饮酒,饮酒,一言为定!’
    “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概商量好了。黄妖婆忽然问道:
    “‘南洋向我要人怎么办?’
    “元头说:‘嘿!现今打仗了,兵荒马乱,你卷铺盖回老家就完了。’
    “黄妖婆说:‘那不行!我在厦门有家有业,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元头说:‘你放心,早替你想好了,人上了船,老板带她到广州湾,你到报馆花点钱,登条新闻,说她跳海自尽,万事大吉!’
    “黄妖婆说:‘报馆里没有熟人,要花多少钱呀?’
    “元头说:‘这事包在我身上,那帮新闻记者,像苍蝇找臭肉,这消息能卖钱,你再花二十元港纸就够了。’
    “他们吃喝完了,黑牛开门送客,吊死鬼说了一句‘明天见!’广东佬说声‘明天准时在家等着!’接着听到关门声,老鸨母和黑牛收拾杯盏碗筷声,黑牛也开门走了。肥婆子上床,大概酒喝多了,很快打起呼噜。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我头昏眼花,软软地坐在地下,好久才清醒过来。真没想到,老妖婆的心那样毒!要不落在自己头上,不信天下有这样的恶人!我读小说,看到书中有些坏人,也不过如此,可见小说不是瞎编的。一副手铐还没有挣脱,又要加上一条脚链,吓得我浑身哆嗦!真像书上写的:‘屋漏偏遇连夜雨,船破又逢顶头风’!眼看大祸临头,挨到明天就得下地狱!原先想找个机会,乘去汕头的船跑潮州。这一来不能等了,也没有时间考虑,得马上飞出这个笼子!我挣扎站起来,心脏扑扑乱跳,怕惊醒那条毒蛇,不敢打开电灯,摸黑穿着衣服,双手颤抖的厉害,将裤子当上衣,连衣裙穿反了。我意识到这样慌张不行,坐在床沿歇一会儿,让心神安静一些,重新整好衣服,从床底下取出准备好的小提包,拿着藏好的两条绳子,轻轻走到窗口,刚打开一扇窗户,一阵风吹开窗门,发出卡卡的响声,雨水打到脸上。我赶忙挂好风钩,走到门边听着,外屋没有动静。我顺手取下挂在墙上的风雨衣,拿着梳妆台上的手表,回到窗口绑好绳索,将小提包的长带斜挎在肩上,穿好风雨衣。抓住绳索的时候,忽然踌躇一下:一个月来,每天站在这二楼的窗口上,望着下面平房的屋脊,设想溜到下面,再抱着墙角排水的管道,滑到地面上。可是没有试过,万一绳索拴不牢,或者水管出毛病,摔坏了不打紧,逃跑就失败了。想到这里,我将绳子加个死扣,立即爬上窗台,抓住绳子溜下去。踩到屋顶上,我小心挪到墙角,双手抱着水管,两脚悬定往下滑,滑了一多半,忽听见噼里啪啦响声,连人带管子落到地上。原来那管道是洋铁皮做的,外面涂着油漆,里边已经腐朽,经不起身体的重量。幸亏离地只有两米高,地面净是泥巴,下身先落地,没有伤筋动骨。我忍着臀部的痛疼,爬起来往小巷里跑……”

    餐车里进来几个香港客,坐在我们旁边,林秀梅收住话头,呷了一口咖啡。我急着要听下文,有点责怪这些新来者,空空的一节餐车,偏偏要靠近我们!正想搬个座位,看见秀梅激动的神情,不愿扰乱她的思路,便忍下来。幸好后面又进来两个旅客,招呼先来的人到另一边去,秀梅才接上被打断的话。
    “刚跑进小巷,一只大手抓住我的胳膊,我吓了一跳,寻思坏了!天上下着雨,小巷里黑洞洞的,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面部被雨衣帽遮住,不知是什么人,挣扎不脱,不敢喊叫,又怕又急。那大汉抓住我,连拉带跑把我拖出小巷,避过路灯的亮光,拐了个弯,躲开巡警常走的街道,到了偏僻的海堤上,他放掉我,慢慢地走着。
    “我吓得要命,气喘喘地跟着,不知这怪人是谁?不像是抢劫绑架,为何要拉我跑到海边?他到底想干什么?走了一段路,他才开口问道:
    “‘杨太太,为什么要逃跑?’
    “呀!是黑牛的声音,原来是他!真倒霉,还没有逃出他们的魔掌!黑牛到底是熟人,总比落到别的流氓手上好些,看他并无恶意,我回答道:
    “‘你们商量要把我卖掉,我能不跑吗?’
    “‘元头和黄阿妈说的话,你听到了?’
    “‘是的。’
    “他默默地走着。雨小了,我忍不住发问:‘阿牛,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上要跑?’
    “‘杨太太,我是杨经理花钱雇的保镖,我的责任是保护你,监视你,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你到书店买书,每天叫我买报纸,我知道为了消遣解闷。那天我陪你到书店,你买了一本地理图,说是要了解仗打到哪里,我也不在乎;后来你支使我去买烧鹅白鸡,自己却到隔壁店里买了绳子,匆匆忙忙装进手提包,慌慌张张回书店去,我在街对面柱子后面,全看到了,马上起了疑心:干么要背着我买绳子?做什么用?近来你心神不安,每天站在窗口,有时还探头出去。我猜你可能有什么打算,每晚上站在小巷口望着你的窗口。今晚上广东佬和吊死鬼来打牌喝酒,商量把你卖了。你下床走到门口,他们在争吵没有注意,可瞒不了我的耳朵,这是我干这行的本能。吊死鬼叫他们小声点,我知道你在偷听,故意说你不懂广东话。因为我陪你上街,听你说着流利的广东话。我猜想你听到了,准会有行动,所以我一下楼,就跑到小巷口等着。香港坏人多,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深更半夜单身上街,很危险!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我责问他:‘那你为什么跟他们合伙坑害我?’
    “他说:‘元头是黑社会的头目,得罪不得。我要在这码头混下去,不应付不行。再说我不合伙,怎知道他们的计谋?怎么保护你?’
    “‘你保护我,想把我交给杨经理?’
    “‘杨经理得了重病,快死了,所以黄阿妈敢起这份毒心。’
    “听说杨经理快死,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他可怜。我问黑牛:‘阿牛,你带我上哪里去?’
    “‘你逃出来,有什么打算?’
    “我想了一下问道:‘他们卖掉我,准备给你多少钱?’
    “‘答应给我一千港纸。’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装在小盒里的钻石戒子,递过去说:‘阿牛,这枚钻石戒子值一千五百港币,给你。’“黑牛不肯收,他说:‘你留着吧!没有钱寸步难行啊!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吧!’
    “‘你不收下,我不说。’
    “‘那,那谢谢杨太太了。’
    “他收下戒子。我说:‘阿牛,你帮我买一张去汕头的船票。’
    “‘哪一天的船?’
    “‘后天’。
    “‘后天太晚了,’
    黑牛摇摇头说。‘天亮以后,发觉你跑了,他们会派人四处找,各个码头,开外埠去的船班,都会派人守着,恐怕走不了。’
    “我心里焦急,忙问:‘哪怎么办?’
    “黑牛没有回答,引我走到海边,眼前是高低不平的岩石,港湾里泊着十几条帆船。雨停止了,天空星星亮了,海上闪着渔火。黑牛望着港湾里的木船,说道:
    “‘杨太太,你坐在石头上歇息,千万不要走动,我想想办法去。’
    “黑牛踏着高高低低的岩石往下走,消失在黑暗中。我脱下风雨衣,铺在石头上坐下,阵阵海风吹来,身上起鸡皮疙瘩,心里却似火烧,盼着黑牛早点回来,不知他有什么好办法,能使我逃过这场灾难,寻思自己短短的一生,受尽人间的折磨,原先以为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只好逆来顺受。如今不信天意,不信鬼神,晓得是社会黑暗,世道不平。可是要与恶势力抗争,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又是这样艰难。今晚上幸亏遇到好人,不然恐怕是白费心机,逃不出罗网。想不到黑牛外表丑陋,心地善良。也许他想改邪归正,为儿女积点阴德。看来他对我一片好心,但不知能不能找到逃出虎口的路子?
    “等待是最烦人的事,尤其在这生死关头,一分钟比一年还长!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忍不住看了看手表,微弱的星光看不清表针,只听到嘀嗒的响声。现在是昼夜平分,该是四更天了,离天亮一个时辰,万一天亮了黑牛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呢?等得焦躁,不由胡思乱想:‘黑牛叫我不要走动,会不会是他骗我,自己跑去报信,让我等在这里束手就擒。’想到这里,浑身打着冷颤,恐慌地站起来四处了望。岸上没有什么动静,海中波浪击着礁石,天空大星星亮了,港里帆船上点起几盏灯火。心里平静一些,转想自己太荒唐,黑牛要是存坏心,在小巷口就可以将我捉回去,何必带我到这里来?不由埋怨自己有眼无珠,错怪好人!
    “望着黑牛走下的地方,正等的十分难受,忽听见背后一阵脚步声,我恐怖地转过身,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快步朝我走来。啊!原来是我盼望的恩人,他从另一边上岸。黑牛气吁吁地站在我面前,高兴地说道:
    “‘好了!你的运气真不错!有一条潮州的小帆船,前两天运山货来香港,昨天起了货,等着载货拉脚回去。船家是两位五十来岁的公婆,还有个二十岁的大姑娘,看来是个好人家。我说你是从广州逃难来的,有急事要去潮州,买不到船票,要等半个月,你等不及,愿意出大价钱包船。船家答应马上开船,他说只要顺风顺水,两天两夜就能到,不过要价太高了,要一百港纸,你有这许多钱吗?’
    “我决定逃走以后,把藏着的那两千美钞,拿出一千元,悄悄换成港币。所以我一口答应说:“我有钱,快走吧!’
    “我跟着黑牛,急急忙忙走下海滩。临上船的时候,黑牛忽然从衣袋里掏出那个装钻石戒子的小盒,递给我说道:‘杨太太,您还是把这个带上吧!往后您一个单身女人,日子不好过,带上吧!日后有用处。’
    “黑牛说得很诚恳,我被他的行为感动得流下眼泪,要不是怕被船家看出破绽,真想跪下给他磕头。阿宋,你还记得吧?在美国邮船上,要你带我去读书,也曾提到那两千美金和钻石戒子,你毫不动心,可见世上人不全是爱财。当然,你和黑牛不同,不该拿你们相比,可是你们都有颗善良的心,比金子还亮!
    “我怕黑牛再推让,如实对他说:‘阿牛叔,你尽管收下吧!你是我的再生父母,这点东西报答不了你的恩情。我身上还有两千美金,够我生活几年,再说我还有一双手,日后要靠自己挣钱吃饭。你的日子艰苦,你太太病了,你的两个儿女还小,将钻石戒子卖了,给太太治病,让孩子们上学,长大了做个有用的人,算我一点心意吧!’
    “经我这番话,黑牛才把小盒装起来。天蒙蒙亮,老艄公下船起锚,黑牛扶我走上跳板。老艄公上船,大姑娘拉上跳板,用竹篙撑动船身,黑牛双脚站在海水里,激动地对我说:
    “‘请多多保重!一路平安!’双眼闪着泪花。
    “‘再见吧!阿牛叔!我永远忘不了你!’我说着,泪水像涌泉往下流。
    “船走了好远,我还看见阿牛叔站在海边,用衣袖擦着眼泪。我认识他将近半年,没有见过他掉过眼泪。这条硬汉子,居然为我哭泣,这印象太深了,我永生也忘不了那情景。日本投降以后,我回过几次香港,每次都到湾仔打听黑牛一家人,有人说全家被日本飞机炸了,有人说他一家人迁回福建,也有人说他到东江参加游击队,到底上哪儿去,一直没有找到。不管他是死是活,他永远是我心里的上帝!因为那次逃走,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是帮助主宰自己命运的大恩人,教我怎能忘记?”
    林秀梅说着,两颗泪珠从眼镜后面滚下来。她摘下淡色眼镜,用手绢擦着眼睛。然后端起杯子,慢慢啜着咖啡。
    我忍不住开口:“秀梅,我在广州看到香港报上,登着你投海自尽的消息,那是怎么回事?”
    秀梅摇摇头说:“我没有见到报纸,不知道。”
    我说:“先见到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还登了你的照片。过几天看了一条社会新闻,说你在那个经常有人跳海的崖头投海自尽,在崖头上留下一件雨衣。”
    “雨衣?”秀梅回忆一下说。“哦!记起来了,阿牛叔扶我上船的时候,帮我拿着风雨衣。后来把一件雨衣扔到船上,当时一点也不在意。开船以后,我发现雨衣换错了,不当一回事,原来阿牛叔故意弄错,亏他用了一番心计。”
    我问:“这么说,黑牛把你的雨衣放在崖头上,让那帮坏蛋当你投海自尽?”
    秀梅说:“大概阿牛叔将计就计,这样做了。”
    “登报是怕南洋向他们要人?”
    “我想是的。”
    “秀梅,”我换了话题问道:“你去潮州,一路顺利吗?”
    “也顺利,也不顺利,”秀梅说:“船从香港启航,白天顺风顺流。半夜刮了大风,一个浪头几尺高。那是一条单桅杆的小帆船,竹篾编织的大篷席,围成拱形的船舱。木船禁不住风吹浪打,在大海里颠簸动荡。老艄公放下风帆,大姑娘掌稳舵把,我躺在舱板上,有几次以为要翻船了。我虽说生在渔家,从没有跟船出海,哪经得起风浪翻腾?我吐了又吐,五脏六腑像要翻出来。第二天风平浪静,心里舒服一些,勉强喝碗稀饭。那个摇橹的大姐,不断用大眼睛瞟着我,脸上露出狐疑的神气。休息时候,她找我闲谈,用话盘问,问我去潮州找什么亲戚?亲戚住在哪个地方?为什么不从广州乘汽车?为什么要花大钱包船……起先我随便搪塞几句,后来她越盘越多,我瞎编一气,前言不对后语,差点没哭出来。她瞪着美丽的大眼珠,严厉地对我说:
    “‘小妹,看你长地像一枝花,却满口说瞎话!你瞒不了人,有什么心事,对我实说吧!’
    “船上两个老公婆都很和善,老艄公张帆掌舵,不大吭声;阿婆给我送茶送饭,清理我晕船呕吐的脏东西,嘴里念叨着‘可怜,可怜’!这大姐也不是坏人,为何爱管闲事,偏要问个水落石出?人在船上,四围海水茫茫,身不由己,小命捏在她的手心,不对她说实话,打消她的疑心,万一船靠码头,她跑去向军警报告,说我是个不明不白的人,岂不糟糕?我在香港读报纸,看见登着日本派了许多汉奸、间谍到内地刺探军情。汕头潮州是海防线,军事重地,我又是个台湾人,给我弄个汉奸嫌疑犯,够我受的!想到这些,不吐真情不行。又想这番逃出来,重新做人,讲了那些下贱的事,会被人瞧不起,往后生活就艰难了。人心隔肚皮,这大姐到底安的什么心,都说了合适吗?
    “船家大姐看我犹犹豫豫,和颜悦色地劝道:‘说了吧!我不会害你的。’
    “记得书上写着:‘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决定说一半留一半,看她有什么反应再说。我告诉她出生在台湾渔民家里,九岁那年上山拾柴草,被日本浪人和台湾呆狗绑架,卖到厦门给黄阿婆当养女,其实是做丫环,每天累死累活,经常挨打挨骂。后来长大了,黄阿婆见我长得好看,送我读了几年私塾。我当她一片好心,谁知道她是菩萨面孔鬼心肠,今春把我带到香港来,前几天向一个老头子要了大价钱,把我卖给他做小老婆,说明昨天送我去。我不甘心,乘着前晚上大风雨,半夜里偷了黄阿婆的钱,跳窗户逃出来。说到伤心处,我流了许多眼泪。我的不幸感动了大姐,她同情地问道:
    “‘送你上船那个黑大汉,是你的什么人?’
    “‘是个好心的邻居,他很同情我,多亏他的帮助,我才逃得出来。’
    “‘你在潮州有什么亲戚?你来过了吗?’
    “‘我在潮州无亲无故,也没有来过。’
    “‘那你为什么要逃到潮州去?’
    “‘我走投无路啊!台湾有家,可是回不得,我怕那边的日本人。现在中国跟日本打仗,更回不去。我被绑走的时候,年纪太小,回去也找不到家。厦门地方熟悉,我也不敢回去,黄阿婆他们知道了,还能饶了我?潮汕这地方和福建隔着省份,语言听得懂,所以我想先逃到那里躲躲再说。’
    “‘真可怜!’大姐说。‘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我想能上学最好,不能读书,做工种田都可以。’
    “她想了一下问道:‘读书要花钱的,你有钱吗?’
    “‘我有点钱,够读两年书的。’我说着,看她一片好意,满怀希望的求她:‘好大姐,到了码头,我人生地疏,无亲无故,你能帮帮我吧?’
    “大姐叹了一口气:‘唉!咱们都是受苦人,你放心好了,我一定设法帮助你。谁叫我爱管闲事啊?’。
    “大姐过去和父母嘀咕了一阵,进舱里对我说:‘我是个急性人,心里搁不住一点事。有法子了,我有个舅舅,住在潮阳城外,一家四口人。舅舅老了,表哥和表嫂种田,还有个小外甥。舅舅挺喜欢我,常叹惜没有个女儿,你就给舅舅当个干女儿吧!住他家里最稳当,要上学,要种田,随你的便。’
    “我高兴地抓住大姐的双手,眼泪不住往下滴,一肚子感激话,不知该怎么说,只喊了声‘好姐姐’,就哽咽得说不下去。她将我搂在怀里,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说:
    “‘别哭了,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妹妹了。’
    “我哭得更厉害。自从离开父母,八九年了,没有人真心疼我,想不到在落难时节,遇到这样直性子的好心人,教我怎能不动感情呢?”
    林秀梅说着,又一次动了感情。她用手绢擦着眼睛,擤了鼻子。我默默地望着她,等着她说下去。

    “阿宋,”她平静下来说,“我在厦门和南洋的时候,总觉得社会太黑暗,世上坏人多好人少,活着没有意思。从香港逃出来以后,才感到还是好人多,穷苦人多数是善良的。船上这家人,真是难得的大好人。
    “这家人姓洪,陆地上没有厝宅田园,小木船是他们的家。两公婆好脾气软心肠,不爱说话,凡事随和。独生女儿名叫洪英,年刚二十岁,身材匀称结实,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一头黑油油的头发,梳着一条扎着红绒绳的大粗辫子,穿着小红花大襟短上衣,蓝布裤子,打着赤脚。洪英姐性格豪放,热情爽直,看人时目光好像闪电,能透视你的心胸,说话时宛如敲击银钟,尖锐动听。我见了她以后,常常想起旧小说上的江湖女侠。
    “帆船在大海里走了三天,这三天是我一生中喜庆的节日。我觉得自己新生了,满腹忧愁消散了,恢复了失去的童年,欢乐的像个小孩子。
    “船到汕头,洪英姐对我说:‘你这身打扮像个小姐太太,怎好上学念书?乡下人见了要皱眉头!’说完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动手将我的头发剪短。又领我上街买了一件白洋布衬衫,一件藕荷色上衣,一条蓝华丝葛裙子,一条墨绿色唐装裤,一双布鞋,一双胶鞋,一双拖鞋。买的时候她说:‘别看这些衣服土里土气,乡下人喜欢。’接着又替我买了一只小皮箱,一条线毯和一些日用品。回到船上,她立即给我打扮起来,换上白衬衫和蓝裙子,穿着胶鞋。她满意地说:‘这样才象个女学生呢!’
    “帆船在汕头港里停了一宿。天刚亮,洪阿伯和洪英姐摇着橹,将船驶到港湾对岸的潮阳。上岸以前,我拿出五百港币,对洪阿伯说:
    “‘这点钱请阿伯收下。’洪阿伯说,已经收了船费,怎么也不肯收。我对洪英说:‘英姐,你们待我的恩情,不是金钱可以报答的,我看到船帮破了,布篷补了又补,总该修理修理,留下用吧!’
    “洪英皱了一下眉头,痛快地接过钱,说:‘不是姐姐爱财,暂且替你保存,日后有用,你再来拿。’
    “洪英领着我到潮阳城外,到她舅舅家里。舅舅六十多岁了,瘸着一条腿,见了外甥女送来一个干女儿,高兴得不得了。干爹原来和我一个姓,我就恢复早先林阿梅的名字,后来上中学,改叫林秀梅。干爹待我像亲女儿,我侍候他像亲爹爹,一家人过着和好的日子。
    “人生坎坷不平,道路曲折崎岖。如果相信命运,好像时来运转了。谁能料到,一个流落烟花受过侮辱的弱女子,居然在外省他乡,找到自己的家,过着人的生活。
    “我住的村庄,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有小山,有流水。因为离海边不远,每年都刮台风,住宅都是石墙瓦屋,也有几幢华侨盖的洋楼。离村子二里地有个大镇,华侨捐款在镇里办了一所中学,许多华侨子弟在里面念书。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兵舰经常在附近海面游弋,华侨子弟纷纷出国,学生走了一多半。我念初中一年级,语文一点不难,音乐图画也应付得了,历史、地理比较好学,代数最要命,简直一窍不通!数学老师知道我没有上过洋学堂。叫我补习算术,从加减乘除学起。他亲自给我补课,还指定一个叫许志成的高中同学辅导。
    “许志成比我大两岁,和我住在一个村子。他父亲和大哥在泰国曼谷做小生意,伯父在美国旧金山开餐馆,家里只有个老母亲。许志成身材瘦长,比我高一个头,相貌平常,小时候出过天花,鼻头上留着几粒不大明显的麻子。他为人厚道,做事认真,性情温和,学习成绩优异,数学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是全校的高才生。同学们给他起了几个外号,有人称呼他‘数学博士’,有人叫他‘竹竿子’,有人当面喊他‘许麻子’,他听了哈哈一笑,满不在乎。
    “我换了一个新环境,好比从地狱里爬出来,觉得眼前一片光明。进入中学读书,发现世界很大,自己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什么都想学。许志成每晚到我家里,在煤油灯下教我数学,也给我讲别门功课。我像沙漠中的旅客发现甘泉,贪婪地喝着知识的甜水。多亏他热心帮助,学期考试平均七十五分,代数勉强及格。
    “我在学校里,引起师生们的注意,特别是女生和高年级的男生。潮州话和闽南语的腔调不同,听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的当面盘长问短,多嘴的背后说三道四。他们开始给我起外号,叫我‘水观音’,‘白娘子’;有的女同学开玩笑说要选我当校花;有的男同学看我和许志成接近,忌妒地挖苦讥笑,说我们是新时代的《陈三五娘》,不过黄五娘找的不是陈三哥,而是林大麻子;有人怀疑我来路不清,恶意播弄是非……流言蜚语慢慢传进我的耳朵,给我追求新生活的热情泼了凉水。我开始觉得学校也不是世外桃源,旧时留在心里的创伤隐隐发作,只得加倍小心。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有天下午放学,许志成有事,我一个人回村。走到半路小溪边,石桥上站着一个青年,走近一看,原来是高中的一位同学。这人长的眉清目秀,在球场上很出风头,经常拿眼睛盯着我。他拦路递给我一封信,我吓坏了,不敢去接,他将信塞在我的手中,转身跑了。想把信扔进水里,又怕让别人拣去生出闲话,只得放进书包带回家。
    “吃过晚饭,许志成没有来。我取出那封信,想在煤油灯上烧掉,刚点着一个角,好奇心使我缩回手。撕开信皮,心里像揣个小兔。我的天!写些什么呀?满纸情话蜜语,全是陈词滥调,不知从哪本言情小说上抄来的?他说我如何聪明美丽,像天上的仙女;说他如何多情爱我,家里富比陶朱,信后署名‘何维俊’。信写得真肉麻,加上许多错别字,看来是个面粉袋里装稻草。
    “我烧了信,心里很不平静。我活了十八岁,嫁过一个老头子,却不懂什么叫爱情,更没有接过一封情书,这封信使人讨厌,可对我并无恶意,而且是第一个用书信对我表示爱情的人,总不能对他太冷淡。
    “这一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好。我的心像一潭死水,被投进一块石头,将沉渣翻腾起来,搞得乱七八糟。想起在厦门,没有像阿香、阿玉那样,总算侥幸。想到在M城的生活,叫人恶心!自己不小了,日后该有个归宿,想到这里,心中惘然若失。
    “从那以后,何维俊又给我送了两封信,我都没有回信。在学校里他想和我接近,我也没有理他。另外还接到两个男同学和体育教员对我表示好感的信,我觉得有趣,没有回信,也没有烧掉,和何维俊的信一块保存起来。
    “洪英姐每隔一个月,总来看看我们。有一次,阿婆和她来走亲戚,带来了新鲜的鱼虾,大家欢欢喜喜吃一顿,晚上洪英姐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她告诉我香港和外面的新鲜事,问我学习的情形,学校的新闻。听到我学业有进步,她高兴地说:
    “‘阿梅,我们洪林两家几代人,没有个识字的,如今出了个女秀才,大家都跟你沾光了。’
    “我说:‘英姐,多亏你和阿爹成全我,培养我,我真感激你们啊!’
    “她问:‘那个姓许的还常来帮你温习功课吗?’
    “我说:‘你是说志成吗?这学期不大来了。’
    “‘他对你怎样?’
    “‘对我很好。他是个老实人,一本正经。’
    “‘你喜欢他吗?’
    “‘怎么说呢?我很尊敬他,他是全校的高才生。’
    “‘为什么大家喊他许大麻子?’
    “‘他是有几粒麻子。’
    “‘我见过他一面,哪有麻子?’
    “‘他鼻子上有几个小点,不太显眼。你那次是晚上见的,油灯不亮,所以看不清。’
    “停了一会,洪英姐郑重地说:‘阿梅,咱们女人迟早得出嫁,现今兴自由恋爱,挑男人只要人好心好就行,不一定要挑个白面书生。你说对吗?’
    “我嗔怪她道:‘英姐,你都说些什么呀?我就是不出嫁!’
    “她笑着说:‘傻妹子,尽说傻话!不是要你现在出嫁,现在你还小,好好念书,读完初中再说。’过了几秒钟,她捏着我的手,说:‘阿梅,你长得多俊呵!我要是个男人,一定讨你当老婆。’
    “我挣开手打了她一下,故作恼火地说:“英姐,放正经点!不许你占便宜!’
    “英姐将我搂在怀里。我很想告诉她有人追求,给我写情书,又怕她责备我不用心读书,招蜂引蝶,浪费光阴,话到嘴边又吞下去了。
    “对追求者的情书,我一概不答复。我不想给人家留下把柄,哪怕是拒绝的信,可能引起对方的妄想。别人倒也罢了,何维俊却死皮赖脸缠着不放,他一面写信,一面托一个女同学来劝说。为了让他死心,我故意对那女同学说:
    “‘请转告维俊同学,我已经有爱人了,请他别枉费心机。’
    “随便撒了个谎,惹起了一场风波。学校里风言风语,说我和许志成恋爱了,过后又说我们订婚了。还说什么‘五娘抛下手帕荔枝’,‘一朵香花插在牛屎上’……最气人的是,有一天上午我走进课堂,听到一片轰笑声夹着怪叫,我莫名其妙。抬头一看,黑板上画着一幅漫画,一对大脑袋小身子的青年男女,手牵手从石桥上走来,那两个男女的形状,仿着我和许志成的模样,那男的脸上,画了许多麻子。旁边写着一行字:‘林女士石桥会’。同学们窃窃私语,好些人斜着眼睛瞧我。我又羞又恼,不由淌下眼泪。幸亏老师进来上课,擦掉漫画,严厉训斥了一顿,结束了这场恶作剧。
    “我伤心地熬过四十五分钟,老师讲些什么,一句也没有听进耳朵。下课铃刚响,我提着书包低头离开课堂,出了校门,大步朝家里跑,跑到村前放慢脚步,看见阿爹担着两桶水,一瘸一拐地走进宅边园子里浇菜。怕惊动他老人家,我悄悄溜进家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扑在床上放声哭起来。阿嫂正在厨房里准备中午饭,听见哭声走过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只顾呜呜咽咽,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伤心难过,夜里失眠,白天吃不下饭,终于病倒了。阿爹请来看病先生,阿兄到城里买药,阿嫂煎药送水,一家人为我忙碌。我到这里一年了,没有什么孝敬阿爹,很少帮助兄嫂做事,倒给家人添了许多麻烦,心里更加难过。病中想得很多,想我生来从没有损害过别人,为什么总是受别人侮辱欺负?想我生在这个社会,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无法安生度日,看来还是灾星苦命,心里长出的希望嫩芽,一下子被掐断了。无法抗拒的命运呀!
    “洪英姐赶来看我,一见面,我不由泪珠涟涟。洪英姐刨根寻底找原因,我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了。她听完气得直跺脚,倒竖娥眉,瞪着大眼睛,嚷道:
    “‘太欺负人了!我找校长理论去!’
    “‘英姐,别生气,都是我不好,’我求她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有什么不好?咱们坐得端,走得正!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洪英姐越说越气。‘不能太软弱,不能叫人家软土深挖!哼!这班少爷小姐,专欺负咱穷人。咱人穷志不短,我找他们算账去!’
    “洪英姐说着就要上学校,这时天快黑了,我说:‘英姐,天黑了,明天再去吧?’
    “‘不行!你忍得住,我憋不了!这口肮脏气不吐出来,今晚上得把我气死!’
    “洪英姐一阵风似地走了。一家人都没有吃晚饭,坐在我房里等候。阿爹一袋一袋的吸着水烟;阿兄望着玻璃罩里的灯光发愣;小侄儿吃完奶,在阿嫂怀里睡着了;我心神不安,躺在床上看着手表,一秒钟一秒钟的算着时间,生怕英姐和学校闹翻了,惹出新的是非。
    “八点多钟,刚听见推门声,洪英姐一阵风似地进房来。她告诉大家,老校长还蒙在鼓里,听了也很生气,答应主持公道,要处罚那个画画的同学,警告何维俊不许再胡闹,还说要转告他家里,请家长严加管教。
    “心里的石头落地了,大家松了一口气。我感激洪英姐,佩服她有胆有识,但想到再进那校门,又胆怯了。我说道:‘英姐,阿爹,我不想念书了,往后我跟阿兄作田,帮阿爹种菜,免得……’
    “洪英姐听了生气,抢着说:‘干么不念书?咱们一样交学费,一样考试及格。好妹妹,不用害怕,甜糕不吃,蒸(争)一口气!等初中毕业,穷人家得出一个秀才,气死老财们!’
    “一场风波过去了,我继续念完第二学期的课程。寒假中有一天,我进城为一家老小剪布,准备做冬衣过旧历新年。遇上许志成也上街买东西,我们一块往回走。自从漫画事件以后,我们彼此都有意避人耳目,很少在一起。走到城外那株老榕树下,树干后面钻出两个人,何维俊和那个画漫画的矮子同学。看他们恶眉瞪眼,浪荡模样,定是早等在这里准备挑衅。
    “‘陈三五娘上街做什么?’画漫画的放出一支冷箭。
    “‘元宵十五赏花灯!’何维俊放出另一支。
    “我们不理会,继续往前走。何维俊拦住许志成,摆出要打架的姿势,说:‘许麻子,你欺人太甚!’
    “画漫画的矮子也挡着我:‘林女士,你告的好状,害得我好苦啊!’
    “我又气又怕,不敢开口。许志成理直气壮地说:‘维俊同学,说话要讲理,我欺负你什么?’
    “何维俊恬不知耻地说:‘你明知我爱秀梅,你从中破坏,抢走我的爱人,不是欺人太甚么?’
    “我气得要命,忍不住冲着何维俊说:‘你怎么不害臊!谁是你的爱人?谁爱过你啦?’
    “何维俊转过来问我:‘你不爱我,爱哪个?’
    “我也不示弱,说:‘我爱谁有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何维俊酸溜溜地逼着问:‘你是不是爱许麻子?’
    “我赌气地回答:‘我就是爱他,爱他!爱他!!’
    “何维俊咬牙切齿,从牙缝里崩出一声‘好啊’!乘许志成不防备,打了他一个耳光。许志成被打火了,握住拳头击中何维俊的下巴,打得他四脚朝天;矮子上去帮忙,被许志成一脚踢翻在地。两人爬起来,嘴里骂着脏话,一齐向许志成进攻!许志成身体瘦长,像个文弱书生,平日老实的像头牛,打起来却有股牛劲。何维俊球场上很出风头,原来是个草包。矮子虚张声势,不敢靠近。许志成双手左右开弓,两脚连踢带扫,又把两个家伙打倒了。他们爬起来,又跳又骂,张牙舞爪扑上来,许成志刚抬步迎上去,两人胆怯往后退,向后逃跑了。
    “我吓坏了!哆哆嗦嗦靠在榕树上,丧魂失魄地望着他们打架,直到何维俊和矮子走了,我还站着发呆。许志成过来喊我走,才糊里糊涂地跟着回到村里。
    “进入自己的房间,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我没有哭,不断想着刚才的事。我居然当何维俊的面,喊出‘我爱他’!当时怎么喊得出口呀?我真爱他吗?他人品高,学问强,心肠好。我尊敬他,喜欢他,可是相貌太不理想了。小说上写的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才子总不会是丑郎君。我和他站在一起,相貌一美一丑,个子一高一低,多么不相称呀!洪英姐说,挑男人只要人好心好就行,相貌是次要的。说得有理,可是……转想到自己家境贫寒,出身低贱,还嫁过人。他家里虽说不是富户。也是小康之家,他本人清清白白。门不当户不对,万一知道我曾经是个烟花女,嫁过一个老头子……想到这些,我身上恍惚触了电,心里像一团乱麻。
    “晚上九点多钟,写完一篇日记,正准备上床,突然听见敲门声。阿爹和兄嫂一天劳累,为了节省灯油,早就睡着了。我出去开门,门口站着许志成。我心里着慌:他好久不来了,过去都是七点多钟来,九点以前走,这么晚了,跑来干什么?
    “许志成紧张地开了口:‘秀梅,惊动你了!’接着可怜巴巴地问:‘可以进来吗?’
    “想有什么急事,不忍拒之门外,请他进屋。他望着我动了动嘴唇,又低下头不言声。
    “我催着他:‘志成,有话就说吧!’
    “他仍然低着头,羞怯地说:‘秀梅,我在你们屋前屋后转了两个小时,没有勇气敲门。后来实在憋不住,才打扰你,不见怪吧?’见我点点头,又说下去:‘我阿爸从泰国来信,说日本飞机成天轰炸广州,汕头沿海很快会变成战场。阿爸要我去泰国,你我说该怎么办?’
    “我能说什么呢?反问一句:‘你去泰国吗?’
    “‘阿爸叫我去,我不敢不去。可是我……’他吞吞吐吐问:‘你,你说,你说爱我,是真的吗?’
    “我的妈呀!这怎么回答呢?我羞得腮帮发热,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许志成看我默然不语,忍不住说:‘我真心爱你一年了,我知道自己不配,人家笑我像竹竿子,可你是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竹竿子怎好配玫瑰花?所以我一直把感情埋在心底,不敢有丝毫的流露,仿佛怕污泥沾在香花上一样。今天听你说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兴奋极了!我能打败他们,全是你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我觉得有责任保护你,保护你的名誉不受玷污,保护你给我的幸福!秀梅,告诉我吧?我的幸福是真的吗?’
    “不恰当的赞美使我羞愧,无法判断对他的感情,不愿欺骗自己,也不愿使他难过,我只得保持缄默。
    “‘秀梅,现在是我一生的关头,要是你不爱我,我立刻遵从父命,到泰国去;如果你真心爱我,我要写信给阿爸,准许我们结婚后一同出国。秀梅,我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中,你裁判吧!’
    “天啊!我几时变成别人命运的主宰者?他的话使我感到震惊,感到严重,够难回答!而且提到‘结婚’,我对这两个字,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更不好答复。我心里充满了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要是洪英姐在身边该多好啊!她会给我拿主意……
    “许志成见我迟迟不开口,垂头丧气地站起来,痛苦使他的声音变调,差点没有哭出来。他正二八经地向我鞠了个躬,说道:
    “‘秀梅,实在对不住!请原谅我一时冲动,就当我什么也没有说,再见了!’
    “他转身跨出房门,我有点措手不及,跟着他走到大门口。打开大门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怜,自己也不好受。看他迈出门槛,恍惚要失去什么宝贵的东西,忍不住喊住他。
    “‘等等!志成,’我走到他跟前。‘一年来你给我很大帮助,我心里感激。今晚上你太突然,问题看得太简单,好像给我下最后通牒,教我怎么回答?恋爱结婚是终身大事,我得跟阿爹和洪英姐商量,你也仔细考虑考虑,不要草率从事。’
    “‘谢谢你!秀梅,谢谢!’他抓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的话像一把火,温暖了我的心,照亮了我的路。我早考虑好了,只等你给我好消息。祝你晚安!’
    “他使劲握一下我的手,乐得像个孩子,蹦蹦跳跳走了。我望着那细长的影子消失了,自己却一动不动地站着,站了许久,许久……
    “第二天我去海港,想找洪英姐商量,走遍码头看不到那条小帆船。听船家说,他们去香港了,三五天回不来。我在回家的路上想了又想,决定把什么全告诉他,让他好好琢磨,做出选择。不然即使结了婚,我的心永远也不会安静,万一他发觉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回到村子,我直接到许志成家里,他正伏在桌上写信,看见我来了,高兴地说:
    “‘秀梅,我知道你会给我好消息。你看!我已经给阿爸写信,要他同意我们结婚,结婚后一块去曼谷。’
    “我冷静地对他说:‘志成,你太性急了。你对我还不了解,怎可以给你阿爸写这样的信!’
    “‘不了解?哈哈!人家叫你水观音,我说你是水晶做的天仙,比玉女还纯洁透明,一眼全看清了。’
    “‘你不了解我的历史。’
    “‘我爱的是现在的秀梅。’
    “‘假如你知道我历史上有污点,曾经嫁过人,你也会爱我吗?’
    “‘什么?你说什么?’他惊讶地叫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不要折磨我了!’
    “‘我说的是真的!’我严肃地说。‘你安静坐下,听我从头说起。’
    “于是我把台湾老家的情况及嫁给杨经理的经过都一五一十地详细对他说了。“他认真听着,有时惊讶地瞪着眼睛,有时露出同情的神气,有时怒容满脸,有时着急担心,有时唉声叹气……听完以后,他痛苦地皱着眉头,使脸孔变得更难看。
    “我的经历震动他的灵魂,看出他内心在交战。我吐出心中块垒,平静得像一潭清水,等候他的反应。大约过了十分钟,听到他激动的声音:
    “‘秀梅,你的不幸是这万恶社会造成的。你坦率地说出来,证明你不但外表美丽,内心也是纯洁的,使我更加爱你,我还是请求你和我结婚。’
    “我听出他语音里不那样坚决,没有昨晚上那种狂热的愿望。便对他说道:
    “‘志成,别忙决定!在你不知道我的历史之前,你可能真心爱我,现在却是怜悯和同情。怜悯不等于爱情,日后你会后悔。这关系你一生的幸福,应该三思而后行。’
    “我站起来告别,临走又对他说:‘如果你拿不定主意,最好和你阿爸阿妈说清楚,他们是爱你的,会为你的前途着想,作出正确的判断。不过有个请求,我嫁人的事,阿爹、洪英姐都不知道,在我告诉他们以前,希望你,也希望你的父母,暂时为我保密。’
    “我回到家里,本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消除心中的烦恼,但是没有眼泪,哭不出来。只觉得胸头郁结,喉咙堵塞,脑海迷茫,眼前昏暗。我惊讶自己的心变硬了,血变冷了。只盼着洪英姐早点回来,向她坦白,求她原谅。然后等待一场新的风暴,也许得离开这个可爱的家庭,离开善良的阿爹和兄嫂,离开逗人喜欢的小侄儿。
    “过了两天,许志成高高兴兴跑来,一见面就说:‘秀梅,经过三思五虑,决定好了!我要和你生活在一起,爱你一辈子,你要是再拒绝,我只有一条路——当和尚去!’
    “他的声调坚定,态度诚恳,好似一团热火,烘暖冰凉的房间,烧掉阴天的寒气,振奋我的精神。可是一颗受过创伤的心,对于未来的幸福,不敢过分奢望。我冷静地瞧着他,只听他继续说道:
    “‘怎么啦?秀梅!你还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难道要我赌咒发誓吗?’停了一下,他放低嗓音:‘我内心不是没有交战,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我要做新时代的斗士,不能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我问过自己:是爱情还是怜悯?回答是:爱情是基础,怜悯是对黑暗社会的憎恨,使基础更加牢固。秀梅,这是我灵魂深处的声音,你该放心了吧!’
    “我依然不大放心,不是对许志成,而是对他的家庭,对他的宗亲。在当时乡村里,宗族势力很大,封建礼教很严,我看到前面还有许多障碍,于是问他:
    “‘和你阿妈商量过了?’
    “‘我对她说了,阿妈很喜欢你,一口答应。我也给阿爸写信了,他也会答应的。’
    “‘你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了吗?’
    “‘为什么要把一切告诉他们?完全没有必要!既然你的许多事,连洪英姐都不知道,那就让它永远埋藏在咱们两人心底,将来有孩子,也不必告诉他们。’
    “阿宋,我请你到这里来谈,不让女儿听到,还是为了尊重她父亲当年的主意呢!”
    林秀梅回到现实中来,我等着听她怎样办的婚事。突然听见轰隆一声巨响,车身发生剧烈震动。我的脑袋撞在座位的上部,以为发生什么事故。餐车侍者说,这是紧急刹车。林秀梅看着手表,惊呼手表坏了,跑得太快了!我和她对了表,表针都指着同样时刻。按照列车的时间表,火车该在一小时前,到达九龙终点站,为什么晚点这样长时间?问了侍者,原来因为雾大,列车为了安全,减速缓行。我望着车窗,窗外雾气腾腾。我忽然想到,多亏这场雾,不然秀梅的故事早该中断了。
    “阿宋,火车快到九龙,咱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林秀梅笑笑地说:“咱们也来个‘有话则长,无话即短’,后面平淡无奇,用不着细说了。我和志成结婚,不是一帆风顺,先是他父亲不同意马上结婚,说他年纪还小,用了‘学未成未有家室之累,德未修未有妻子之劳’的古训,要他先去曼谷,日后再成亲。志成给阿爸写信,提出不让结婚,他就去当兵打日本鬼子,他父亲妥协了,要他结过婚马上出国,但不许带我走,这是家乡的规矩,也为了节省外面的开支,志成只好遵从父命。刚选好结婚的日子,族长出面干涉,说我的来历不清,玷污祖先门庭,日后我死了,木主牌位不准进家庙。为这事,洪英姐去跟族长理论,和他吵了一架。尽管好事多磨,我们终于胜利了。
    “结婚后一个月,志成去泰国谋生,我留在家中侍候婆母。志成有个伯父,在旧金山开餐馆,他年老多病,膝下没有儿子。他要求公爹将志成过继给他,到美国接管生意。太平洋战争以前,志成回了一趟家,带着我和三岁的儿子去旧金山。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大团圆的结局。我和志成感情一直很好,在美国又生了一男一女,生意也做大了。我找到台湾的家,接阿爸到美国定居。这次回国探亲,我在潮州、汕头看了亲朋故旧,洪英姐也是儿孙满堂了。老阿爹回泉州祭了祖先,满足了平生的愿望。美中不足的是,台湾的兄弟姊妹们,和祖国的亲戚朋友,还不能自由来往,还不是十五的月亮。不过我相信,这一天总归会来到。
    “阿宋,你是研究文学的教授,喜欢形象描绘,所以我不厌其烦,讲了许多私生活的细节。好在咱们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又是当了奶奶的老婆子,说起来不怕难为情。不过有个要求,日后你若是将我的这段经历,写成文艺作品,请你千万不要用真名真姓,还是那个理由,不能违背当年和丈夫约定的默契,现在我不但有三个儿女,而且有一大群孙子。”(作者顺此声明:为了尊重老朋友的感情,这篇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真名真姓。小说中的地名,大的保留或更改,小的一律隐去)
    火车到达终点站,旅客们纷纷下车。我和林秀梅回到原车厢,拿了行李,扶着老人,跟着下车,出了车站。
    林秀梅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上车前握紧我的手,说:“再见吧!阿宋,有机会到美国,欢迎来旧金山我家里做客。”
    “谢谢!”我说。“再见了!希望你们经常回祖国探亲。”
    我和老林木告别,扶他走进小汽车。小姑娘许爱华向我要了北京的通信地址,说:
    “阿宋叔叔,秋天见!”
    “秋天见!欢迎你到北京学音乐。”
    小车开动,很快在雾中消失了。
    我重新来到香港,急着想看看四十年后变化的市容。香港隐没在烟雾中,只有那高楼大厦上的灯火,透出了微弱的亮光。

1981年夏写于北京    
(1982年《海峡》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