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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四卷 剧 本
兵临城下
四版前言
这个戏是一九五九年写成的。一九六二年五月，沈阳话剧团演出后，辽宁《文艺红旗》发表剧本。同年八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印了第一版。敬爱的周总理两次看了沈阳话剧团的演出，作了指示。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修改，于同年十二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
一九六三年三月，周总理又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演出。四月初，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特地找我到中南海办公室，谈了将近两小时，进一步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并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列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对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一九六三年四月和八月，遵照总理的指示和各方面的意见，先后作了两次修改。同年十一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印了第三版。
一九六六年初，卖国贼林彪勾结大叛徒江青、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和反共老手陈伯达，伙同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反对了毛主席的《讲话》和“双百”方针，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革命文艺，进而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全面否定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林彪和“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肆虐下，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的典型，指令《解放军报》写文章批判。主子一声令下，奴才纷起响应。高炬（高炬是江青授意下的一个批判组。）首先罗织编造种种罪状，放了围攻《兵临城下》的信号枪，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和党羽亲信便纷起响应，一齐挥动屠刀，大肆砍杀！一时群魔乱舞，杀声震天，对作者、导演、演员、评论者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进行了残酷迫害！
林彪和“四人帮”绞杀《兵临城下》，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是对着作品和作者，实际上是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从文艺上打开缺口，以此影射诬陷敬爱的周总理。十年中他们发动了三次批判《兵临城下》的运动，无一次不是为了“清君侧”、作为迫害周总理的卑鄙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感谢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兵临城下》，得以重见天日。
为了使读者和观众识破“四人帮”的阴谋手段，把我在辽宁省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林彪勾结江青再三砍杀〈兵临城下〉的罪恶目的》附在剧本后面。同时附录一九六二年《戏剧报》上登载陈刚同志的评论文章——《引人入胜的〈兵临城下〉》，以供大家参考。
此次再版，是根据一九六三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版本，于付印前作了校改，并此说明。
作 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于沈阳
后 记
不少观众问到，这个戏写的东北某城市，是不是“长春起义”？我们说，这个戏主要取材于长春起义，同时吸取海城和营口起义以及关内敌军起义的一些材料写成的。剧中的地下工作者，大多有模特儿，而起义的官兵和敌方人员，则是根据各种类型的人物集中创造的。
因此，这不是一出真人真事的戏。
这个戏是一九五九年写成的。去年五月间，沈阳市话剧团首排时，和导演孔方同志商量后，作了一些修改。剧本发表、印书和在沈阳、北京演出后，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春风文艺出版社重排之前，又进行了一次修改。最近有机会看到几个剧团演出，发现剧中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乘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之时，重新作了一番修改。
这个戏在收集材料时，在写作过程中，在演出和出版以后，得到许多负责同志、朋友和同志的热情帮助，得到许多观众和读者的宝贵意见，特别是长春起义部队中官兵和地下工作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在这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虽然作了几次修改，但剧中的缺点仍然很多，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帮助和指教。
作 者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于大连
附注：由于剧本作过多次修改，希望各地剧团上演时，以此本为准。
作 者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于沈阳
《兵临城下》风风雨雨二十年
香港《镜报》主笔要我写篇有关《兵临城下》的文章。听说港澳同胞和海外友人，对《兵临城下》的命运颇为关心，想知道个中情况。盛意难却，抽空还了笔债，并借此机会向关心这部戏的朋友们致谢。
《兵临城下》从写作、演出、被打成大毒草到恢复名誉又变为香花，屈指算来已近二十年了。二十年中，作者跟作品同甘共苦，尝尽了酸甜苦辣。如今想起来，真可谓百感交集，余恨未已！
谁能料到，一出小小的话剧，一部普通的影片，居然成为林彪和“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第一个靶子，文化大革命发动之时，首先拿它开刀！十年中发动了三次全国性的大围剿，攻击诬蔑它的文章不下数百篇，受迫害和被株连的人员何止千百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兵临城下》是怎样诞生的？
说来话长，还是从头谈起吧！
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到了沈阳，辽宁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沈阳军区话剧团李树楷，都约我给他们的团体写话剧。洛汀跟我谈了许多国民党六十军在长春起义的故事，引起我的兴趣。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参加接待过伪军官兵起义；一九四九年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我到傅部骑兵师做过短期的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内部情况，有了些第一手的材料。如果能历史地、客观地通过艺术创造反映出来，对广大观众不无益处。其次，话剧舞台的限制，表现现代战争比较困难，但可以武戏文唱，热闹好看。考虑到这些，我便邀请洛汀和李树楷二位共同创作，由我执笔来写。
在动笔之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访问了几十个有关的人员，其中有长春起义的曾泽生军长及六十军的官兵……我们阅读许多材料，才开笔写作。
经过了几个月访问和阅读资料和十四个日日夜夜的劳动，写下了初稿。征求各方意见之后，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了第二稿，话剧基本上完成了。
道路并不平坦，政治风云常常影响了文艺作品。
话剧《兵临城下》搁置了两年多，才于一九六二年五月间，由孔方导演，沈阳市话剧团演出。当时文化部周扬部长来到沈阳，看了这个戏。他肯定了这个戏和演出的成功。
一九六二年国庆节前，沈阳市话剧团来北京演出《兵临城下》，受到了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北京各大报及戏剧刊物，均发表了推荐和评介文章。
周总理看了三次
周恩来总理于十月九日，在政协礼堂观看演出。演出时，周总理看到演员有些紧张，台词念快了，听不大清楚，便派人到后台，叫演员们不要紧张，台词念慢一点。演出后，周总理到台上和演员一一握手。照相前，周总理问剧团的人员是不是到齐了？当他知道两个舞台工作者还在高架上，一定要等他们下来，和他们握完手，一同合影。
六天后，剧团在地质部礼堂上演。那里街道窄，剧场小。开幕之前，场内响起一片掌声，观众们起立观望。原来是周总理第二次来看《兵临城下》。他事先未通知演出单位，到剧场后叫秘书去买戏票，又告诉剧团导演，叫演员表演时不要紧张。
周总理日理万机，日夜忙着国家大事，在一周中两次看了《兵临城下》，决非单纯为着休息娱乐，必然有个原因。
几天后，谜底揭开了。原来周总理初次观剧，对剧中个别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安排，觉得不大妥当，但他不肯轻下断语，于是再去看戏，才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周总理第三次看了中国煤矿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陪同他看戏的有著名剧作家曹禺，名演员蓝马。周总理看完戏，当场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除了进一步指出剧本的缺点外，对演员的表演、舞台灯光的运用，谈了不少的意见。
三月底，沈阳市话剧团在广州演出《兵临城下》时，应广州市曾生市长的邀请，我和电影导演林农来到广州。当时我们正合作改编电影。有天晚上，我们陪着叶剑英元帅看《兵临城下》。看完戏，叶帅和我们谈了一小时，他肯定了这个戏。
周总理接见了我们
我接到北京来信，说总理办公室的许秘书，打电话找我，说周总理听到话剧即将改编电影，要找我谈一次话。我想周总理的工作太忙，他对话剧的几次指示，我们已经边演边改，不愿再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因此返京后，我给许秘书打电话时，谈了这层意思，如果总理有新指示，请秘书转告，并告诉她，我已买了后天去长春的火车票。许秘书叫我别放下电话，她跑去请示。不一会儿，她在电话中说：
“总理请你明天下午五点半钟，到中南海办公室来。”
真糟糕！本来我是不愿耽误周总理的工作才告诉他后天要走，没想到周总理反而在时间上迁就了我，约我第二天去见他。这件事至今想起来，心里还很不安。
第二天是四月四日，下午五点钟，我到了中南海，同来的有当时的电影局长陈荒煤、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林杉。许秘书领我们进周总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简单，只有几套朴素的旧沙发，总理经常在这里会客。五点半钟，周总理在门口出现了，他还是穿着那一套派礼斯灰色制服，他举手和我们打招呼，说道：
“对不起，临时要接见一位外宾，请等候半小时。”
六时正，周总理回来了，和我们握过手，首先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老家在福建，抗战时从南洋回国。总理又问我《兵临城下》根据哪些素材写的？剧中主要人物的模特儿是谁？什么时候写成的？我一一回答过后，总理开始说道：
“看了三遍话剧，每次看时都很喜欢，也感到有些不安，”周总理开门见山的说。“剧中杨玉芳，很像当年重庆演出《白玫瑰》中的女特务。过了几十年，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戏还在演出，我们的后代，会以为妈妈和阿姨们当年干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怎么行呢？”
总理认为对杨玉芳这个人物的描写，是采用了旧的艺术手法，所以他说：
“旧的艺术形式，旧的艺术手法，能否很好的表现新的内容，我感到怀疑。”
总理还认为剧中的惊险情节太多，胡高参这个人物有些脸谱化，最初的剧本中胡高参让范国良枪毙燕明。……都是受了旧的艺术手法的影响。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问题，他谈到剧中某些处理不当的情节，举了他年青时在上海工作的例子，谈了抗战开始上庐山，见到两个国民党女特务的情况。他列举古今中外的戏剧艺术，从莎士比亚和易卜生，说到中国的戏曲，说到近年来上演的话剧和电影。从演员念台词谈到基本功的训练，从舞台灯光，谈到乐队的大小。……用很多实例加以说明。
周总理一口气谈了将近两小时。我才逐渐明白，总理特地找我到中南海，除了关心话剧改编电影的问题，主要是针对剧本中的缺点，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如何运用艺术手法，表现新的内容。
多数人喜欢
沈阳市话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兵临城下》，达到四百多场，平均每场以千人计算，就有四十多万观众。全国各地还有二、三十个剧团演了《兵临城下》，观众加在一起，恐怕要大大超过百万人吧？可见广大群众欢迎这个戏。
多数人喜欢，也有一小撮人不高兴。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一伙人，对于《兵临城下》，像挖掉他们祖坟一般的仇恨。他们先是加以扼杀，后来又借此大做文章！
电影放映不久，陈伯达一伙就勒令停映。一九六六年春天，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一个所谓的部队文艺座谈会，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指定报纸写文章批判。
文化大革命刚发动，首先拿《兵临城下》开刀！
当时我百思莫解：难道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和李先念副总理、郭沫若等，都不如林彪、江青、陈伯达高明？难道百多万观众的眼睛，不如一小撮人明亮？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他们大肆砍杀《兵临城下》，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
林彪和“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领导人，是他们最大的障碍。他们砍杀《兵临城下》，是诬陷和迫害周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林彪、“四人帮”的毒手
再看看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兵临城下》的罪状：一曰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二曰宣扬投降主义，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三曰鼓吹和平主义，反对武装斗争；四曰提倡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宣扬人性论。……等等，等等。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给周总理喜欢与扶持的《兵临城下》，栽了这样一些罪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影射攻击的是什么人！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林彪急不可耐要上台，又勾结“四人帮”，耍起“清君侧”的把戏，对《兵临城下》发动了第二次的大围剿！
在“四人帮”的老窝上海，一小撮黑笔杆子抛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捏造了数不清的罪状！被他们控制的“两报一刊”竞相转载。
一九七四年冬天，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四人帮”阴谋组阁，又没有忘记《兵临城下》！江青在一次会议上说《兵临城下》的作者白刃，是什么“白俄”，要批判！
文章准备好了，通知发下去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四人帮”第三次围剿《兵临城下》的罪恶企图，才没有得逞。只在辽宁地区呐喊了一阵，便夹起尾巴偃旗息鼓。
历史是无情的！
历史是无情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大阴谋家妄想以螳臂挡车，只会被辗得粉身碎骨，落个可耻的下场！林彪和“四人帮”做了一枕黄粱梦！
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大陆舞台上百花齐放，春色满园。今年风和日丽的三月天，话剧《兵临城下》重新上演。八月间，电影《兵临城下》在全国各地重新放映。一部作品，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经历了惊涛骇浪，终于再次出现在千百万观众面前，叫作者怎能不悲喜交集，感慨万端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本文最初刊于一九七九年香港《镜报》三月号。小标题是编辑加的。）
林彪勾结江青再三砍杀《兵临城下》的罪恶目的
一九五九年，在沈阳军区前政委周桓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我和洛汀、李树楷两同志，合写了话剧《兵临城下》。一九六二年五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由孔方同志导演，沈阳话剧团在沈阳首次上演。同年国庆节前后，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兵临城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很喜欢这个戏，在处理国内外大事的百忙中，三次看了《兵临城下》，每次都作指示，并和我们摄影留念。当周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又特地找我到中南海，谈了将近两小时，对改编电影作了具体指示，并从艺术和政治相结合等问题，从理论到实际，从古今中外的戏剧，举了许多例子，给我以深刻的教育。
这出戏从话剧到拍成电影，也受到了其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赞许。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聂荣臻、罗荣桓以及邓颖超、郭沫若、罗瑞卿等领导同志都先后看了话剧或电影，都曾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肯定，指出这出戏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出戏在赴京演出期间，曾专门为驻京三军团以上干部作了演出，罗瑞卿同志还在全军高级军事会议上，推荐了《兵临城下》，要部队文工团演这出戏。
话剧在北京上演时，受到舆论界的重视，首都各大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戏剧报》、《剧本月刊》……都发了评介文章，从各个角度向观众推荐。《解放军报》的文章，认为这个戏体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新华社为《兵临城下》的演出，向国内外发了消息。全国各地有不少剧团，也相继上演。有的京剧团和地方戏，还移植演出。
电影《兵临城下》于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国内几个大城市放映，深受各界和工农兵的欢迎。但是，潜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托派和反共老手们对这出戏却极端的仇视。这一小撮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暗中串通一气。林彪首先不让部队看这部电影。康生和陈伯达一伙不久就勒令全国停映。许多影片的拷贝，还没有和观众见面，就被封存，打入冷宫。（后来又被林彪和“四人帮”加了种种罪状，当成毒草影片，在全国放映批判）各地还在演出话剧的剧团，因为不知什么原因，也纷纷停演。
原因太复杂了！不是一部小小话剧的好坏，而是一场在两个阶级生死搏斗中，被野心家阴谋家们当成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进攻的一个靶子！
一九六六年初春，第九次路线斗争面临决战的前夜。卖国贼林彪，大叛徒江青，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反共老手陈伯达和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认为时机成熟，有空可钻，再也按捺不住，于是手拿红旗，身披“左派”外衣，满口“革命”词句，相继跳将出来。林彪授权委托江青召开一个所谓的部队座谈会，其实只有几个人躲在上海阴暗的角落里，听着江青喋喋不休的独白，然后按照她的旨意，炮制出一个反对毛主席《讲话》、反对双百方针、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十七年文艺成就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在我面前放着以“文艺黑线专政”论形成的“学习文件”，（注）只有十九页的大字薄本，林彪的名字出现了十二次，江青的名字出现了十八次，从这数字上，可以看出他们野心勃勃，大露“峥嵘”。再看看他们互相的吹捧吧！
林彪吹捧“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还吹捧江青“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林彪要部队在文艺方面的问题，按江青的指示办。江青则故作谦虚，再三表示她“对毛主席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可是文件的炮制者笔头一转，用部队的口气，又对江青唱起颂歌，说江青“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验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够了！这出双簧戏唱的多么肉麻！多么无耻！不管炮制者怎么挖空心思，卖弄聪明，但它给人们留下的，却是林彪和江青勾结的罪证。
就在林彪认为这个“很好的文件”上，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的典型。说“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很久，也没有人批评”，并下令要《解放军报》写文章批评。这是公开煽动进攻！难怪一九六六年五月间，到处一片杀声！《兵临城下》成了众矢之的！林彪、江青和陈伯达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挥舞屠刀，砍杀《兵临城下》！全国各地，也是枪林弹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林彪和江青手下的御用文人，给《兵临城下》扣上“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等等大帽子。把作者、导演、演员、支持创作和演出的领导、电影制片人和发行者、写过推荐文章的人，甚至部分认为是好戏的观众，打成“反革命”、“黑帮”，受到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全国各地演出《兵临城下》有二、三十个剧团，包括被迫害的家属，何止千百人！
这是多么大的冤狱啊！
当时我百思莫解，《兵临城下》是一部反映解放战争中对敌斗争的戏，是按照毛主席争取瓦解敌军的军事思想写的。伟大领袖把瓦解敌军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主席还说：“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论政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主席指出用这种方法，“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
毛主席说的多么清楚。我们在写作时，尽量通过艺术来表现这一主题思想。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剧本中可能有不少缺点，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些，但决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及其仆从们所诬蔑的种种罪状！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参加两次接待起义伪军的工作。北平敌军起义后，我被派到傅作义部队骑兵师，做了短期的工作。一九五一年，我到广西访问了湖南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临城下》写作之前，我们访问了曾泽生军长和起义的官兵，访问十几个在起义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又参考了海城、营口和各次敌军起义的材料。
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综合各次敌伪军起义的生活素材，创造出几方面的人物，写了在我大军压境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部分敌军起义，迫使一部分敌军投降，怎么会是“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怎么会成了“反对武装斗争、宣传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黑作品呢？真是想不通！
不通也得通！因为“文艺黑线专政”论上说是大毒草，你就得低头认罪！
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敬爱的周总理一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助手；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四位老帅；邓小平、李先念两位副主席和罗瑞卿同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军事家、老革命家，难道不如一个战时贪生怕死、平时躲在阴暗角落里窥测方向的林彪高明？难道不如一个长期不做工作、只会吃喝玩乐和作威作福的江青高明？真是想不通！
不通也得通！因为宣传机器掌握在林彪、江青和他们的喽罗们手里，他们不但有诡辩术，善于指鹿为马、造谣诽谤，而且开了帽子工厂和钢铁工厂，可以随便给你戴帽子和无限上纲！
话剧《兵临城下》，单是沈阳话剧团在全国巡回，就演了四百多场，平均每场以千人计，就有四十万观众。各地还有二、三十个剧团演出，包括电影观众，恐怕不下百万人吧？难道百万人的见解，不如林彪和江青一小撮人的看法高明？真是想不通！
不通也得通，因为林彪是“太上皇”江青是“老佛爷”。他们把群众当“阿斗”，当“群氓”。他们的话就是圣旨，金口玉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是一套法西斯专政啊！
剧烈的路线斗争，残酷的阶级斗争，无情的现实生活，不断教育了我，使我逐渐开窍，慢慢想通了。
原来林彪勾结江青大肆砍杀《兵临城下》的背后，蕴藏着肮脏的东西，有着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林彪和江青一伙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既然如此，必然要通过作品、演出和评论来专政。《兵临城下》曾经轰动全国，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同志，都认为是好戏，受了全国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得到文艺界的好评。点了《兵临城下》，把它打成大毒草的典型，拿它开刀，以此类推，其他作品当然也是黑的啦！
“四人帮”统治文艺界十年的罪恶活动，不是铁的事实吗？
君不见舞台上，除了他们剽窃别人的成果、加以修修补补，打上“江记”的所谓“样板戏”和按照“三突出”模子翻造出来的少数剧目外，古今中外的好戏，不都一律禁演了吗？
君不见书店里，除了鲁迅的著作他们不敢碰，文艺书架上，除了少数他们宠儿的作品和按照“三突出”、“抓走资派”千篇一律的新作品外，古今中外的好作品，除极其个别的，不都列为禁书了吗？
君不见银幕上，除了他们偷来的“样板戏”拍成电影和江青特许的“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一些按照江青的模式摄制的影片（少数几部例外）以及后来江青授命拍的“抓走资派”的阴谋电影，再就是新闻简报和为外事活动放映一两部友好国家的片子外，建国以后拍的几百部影片，都被打成毒草禁映！外国进步的影片，也一律封存。另一方面，“四人帮”却以大量国家的外汇派专人到国外搜罗大批黄色的、凶杀的间谍影片，从中吸取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和特务活动的手段，并以此来毒害他们统治下的青年演员。
君不见绝大部分老作家、老导演和老演员，都被打成“黑帮”？部分新作者、新导演和新演员，也遭到迫害。江青在“文艺黑线专政”论那本文件上，宣布要“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原来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改朝换代”。她要的是于会泳、张铁生、翁森鹤式的死党亲信和个别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组成帮派体系的队伍，为他们篡党夺权冲锋陷阵！革命群众编了个顺口溜，其中有“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舞；过雪山草地，不如唱个戏”。这是对“四人帮”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的抗议！于会泳当了文化部长以后，他公开宣布，“旧文化部的桌椅板凳一概不要”，人员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和“四人帮”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占领宣传文化阵地，控制舆论机关，继续向纵深发展，扩大打击面。把教育、体育、科技、卫生、公安以及农工商业各条战线，都说成“黑线专政”，把建国以后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描写的一团漆黑。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资产阶级专政。后来又发明了一个新公式：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都要打倒！妄图把跟随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南征北战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打成反革命，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敬爱的周总理三次看了话剧《兵临城下》，为改编电影找我到中南海谈话。这个情况，林彪、江青、康生和陈伯达一伙，是十分清楚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上，点了《兵临城下》，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就拿《兵临城下》开刀，大张旗鼓，在全国发动砍杀的狂潮！表面上是对着作品和作者，实际上是影射诬陷敬爱的周总理。谁都知道，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总理都是做国民党区的统战工作，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当过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的副部长，“西安事变”后参加了释放蒋介石的谈判，参加过军调部三人小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国民党作面对面的斗争，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策略思想。“四人帮”给总理肯定的《兵临城下》，扣上“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投降主义”等等罪名，是别有用心的恶毒诬蔑和无耻的诽谤！
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引导中国革命航程中的左右臂。从遵义会议以后，历次路线斗争，都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康生、陈伯达和江青一伙，窃取了文革的大权，拚命喊着“乱的不够”，不断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妄图把水搅混，好混水摸鱼，乱中夺权。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日以继夜不辞劳苦的工作着，不断排除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因此，这伙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把周总理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面暗中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一面寻找各种机会，明枪暗箭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文革初期，就有两伙所谓的“造反派”，威胁我交出周总理对《兵临城下》的讲话，想拿去作为进攻周总理的炮弹，被我坚决拒绝。
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闭幕不久，毛主席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卖国贼林彪，迫不及待要上台，又和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串通一气，企图架空毛主席，大搞“清君侧”的把戏，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兵城临下》又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秉承黑主子的旨意，露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抛出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挖空心思，给《兵临城下》捏造了数不清的罪状，挥舞屠刀，再次大肆砍杀！其卑鄙手段和诡辩术，可以和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倍尔比美。上海这篇毒液四溅的黑评论，得到“四人帮”的重视，立即在他们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用主要篇幅刊载和播送，流毒国内外，这次掀起的恶浪，比三年前更为凶猛！
隔了六年之后的一九七五年初，周总理身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四人帮”阴谋组阁，一面派政治流氓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一面又企图发动一次批判《兵临城下》的运动。“四人帮”在总政那个亲信透露出来，准备利用批判林彪的“六条战术原则”，盗用江青曾经送过材料和接见过的几个连队的名义，写文章批判《兵临城下》，各报接到通知作好准备，毒箭在弦，引弓待发。只因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诬告不成，受了伟大领袖的痛斥，大叛徒江青也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四人帮”阴谋组阁失败，这群凶恶的豺狼，只得退到阴暗的洞中舔伤口，暂时偃旗息鼓，继续窥测方向，第三次阴谋掀起攻击《兵临城下》的罪恶活动，才没有得逞。
说来既可恨又可笑，这伙无恶不作的“四人帮”，为了迫害敬爱的周总理，真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本来他们和林彪是一丘之貉，最初林彪和他们勾结一起，围攻了《兵临城下》。林彪“折戟沉沙”，江青拚命自我表白，说她如何遭受林彪的迫害，还说有次搞了车祸要害死她。批林批孔的时候，江青俨然以运动领导者自居，派心腹特使到处送材料，私自召开万人大会，大搞三箭齐发。但他们既不批林又不批孔，却指示手下那帮打手，伪造历史，大批宰相、大批当代大儒、大批周公。矛头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军委领导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战术原则”，“四人帮”觉得有机可乘，又接过口号，施用故伎，要批与林彪战术原则毫无关系的《兵临城下》，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真没有想到，写了一部宣传毛主席争取瓦解敌军思想的《兵临城下》，居然在两次路线斗争中，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利用来做为影射攻击周总理的靶子，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兵临城下》得以重见天日，再次和观众见面，而“四人帮”及其死党、党羽、亲信，一个个现了原形，在八亿人民的铁拳下发抖！
穷寇要猛追！落水狗要痛打！让我们百倍努力，举起笔来做投枪，深入开展大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整顿好文艺，写出好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战斗！以此来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八十诞辰，以此来庆祝五届人大的胜利闭幕！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于沈阳
（本文最初刊于1978年《辽宁文艺》第四期）
注：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围绕《兵临城下》展开的一场路线斗争
一九五九年，在沈阳军区前政委周桓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我和洛汀、李树楷两同志，合写了话剧《兵临城下》。一九六二年五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由孔方同志导演，沈阳话剧团在沈阳首次上演。同年国庆节前后，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兵临城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三次看了《兵临城下》，每次都作了具体指示。
总理第一次看《兵临城下》，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那天总理看戏时，演员有些紧张，总理特别派人到后台，告诉演员们不要紧张，台词要说得慢一些。演出结束，总理和李先念、聂荣臻、邓颖超同志一同上台和演员们照相留念。总理得知有两个管灯光的同志还在高架上，就等他们下来，握手后再一起照相。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总理没有通知剧团，第二次自己来到剧场观看《兵临城下》。总理进场后问杨成武同志：“你们买票了没有？”剧团领导同志回答说：“今天晚上是请军委首长审查。”总理说：“工农兵就不审查了？”说完就当场拿出钱来，叫警卫和秘书去买票。开幕前，总理又一次告诉演员不要紧张，台词说慢一点。
总理看完这两次戏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主要意见是对杨玉芳这一人物的处理。总理还强调了演员要练基本功，话剧演员主要的工具是台词，所以一定要有基本功。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总理又看了煤矿文工团演出的《兵临城下》，曹禺等同志陪同看戏。总理指出：“剧中对杨玉芳的安排是不妥当的，像国民党的女特务，三八节刚过，我看了感情上很不好受。”总理明确指示：这个人物可以以家属面貌出现，做赵师长太太、郑汉臣太太的工作。另外，总理还谈到写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同时对灯光和音乐都提出了具体意见。
不久，总理听说这部话剧要拍成电影，就叫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时我正在外地，秘书给单位留下话，叫我回来后即与她联系。我回来后打电话给总理秘书，我说总理工作很忙，几次指示都看过了，我一定遵照指示修改；总理若有新指示，请秘书转告；我已经买了火车票，后天就去长春。秘书叫我别挂上电话，她去请示总理。不到两分钟，秘书在电话里说，总理叫我明天下午五点半到中南海。听完电话我很激动，本来我想总理工作很忙，怕占他的宝贵时间，我才说后天要去长春，没想到总理反而迁就我的时间，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很不安。
第二天是四月四日，我按时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同去的还有陈荒煤和林杉同志。总理和我们谈了将近两小时。总理说，我每次看这个戏首先是喜欢，同时又觉得不安。杨玉芳这个人物，像过去重庆演出的《野玫瑰》中的女特务。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戏还在演出，后代看了会以为阿姨、妈妈是通过这种手段搞革命的，这怎么行啊！总理说：“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这种手法，我很怀疑。”总理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也谈到当时正在上演的戏剧、电影，围绕着旧的艺术形式，旧的艺术手法，如何表现无产阶级的政治内容的问题，谈了很多。也谈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次谈话，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鞭策和深刻的批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
中央许多首长看了话剧和电影《兵临城下》，都给以赞许。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很欢迎。叶剑英副主席在广州看了演出，和我们谈了一小时，认为这个戏政策性强。罗荣桓元帅病中在家里看电视转播，说这个戏很好。郭沫若同志看了北影演员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对我说，他戴了助听器，还是听不大清楚，但从舞台上演员的动作，看出了戏的内容，觉得不错。罗瑞卿同志看过戏后，在一次全军高级军事会议上，推荐了《兵临城下》，要部队文工团演这个戏。电影拍完后，邓小平副主席在长春看了电影，说：“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是好的。”刘伯承元帅在长春看过电影，认为很真实。
话剧在北京上演时，受到舆论界的普遍重视，认为这个戏体现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全国各地不少剧团相继上演，有些戏曲剧团，也移植演出。
电影《兵临城下》于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在几个大城市放映，深受各界和工农兵的欢迎，也受到潜伏在党内的特务、叛徒、托派和反共老手们的仇视。这帮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窃据党政要职，暗中串通一气。林彪首先不让部队看这部电影，不让订拷贝。康生和陈伯达一伙不久就勒令全国停映。各地还在演出该剧的剧团，因为不了解是什么原因，也纷纷停演。一九六六年，林彪勾结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以后，林彪、江青的御用文人，给《兵临城下》扣上了“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反对武装斗争”等等大帽子。把作者、导演、演员、支持创作和演出的领导、电影制片人和发行者、写过推荐文章的人、甚至部分认为是好戏的观众，都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受到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
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当时我百思莫解。
《兵临城下》是一部反映解放战争中对敌斗争的戏，是按照毛主席争取、瓦解敌军的军事思想写的。伟大领袖把瓦解敌军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又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主席指出用这种方法，“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
毛主席说得多么清楚。我们在写作时，想尽量通过艺术来表现这一主题思想。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剧本中可能有不少缺点，正如周总理指出的那些，但决不是林彪和“四人帮”及其仆从们所诬蔑的种种罪状！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经参加两次接待起义伪军的工作。北平敌军起义后，我被派到傅部骑兵师，做了短期的工作。一九五一年我到广西访问了在湖南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兵临城下》写作之前，我们访问了曾泽生军长和起义的官兵，访问了十几个在起义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又参考了海城、营口和各次敌军起义的材料。
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综合各次敌伪军起义的生活素材，创造出几方面的人物，写了在我大军压境下，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一部分敌军起义，迫使一部分敌军投降，怎么会成了“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怎么会成了“反对武装斗争、宣传和平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黑作品呢？
敬爱的周总理对《兵临城下》的关怀和支持，林彪、江青、陈伯这一伙是十分清楚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他们就拿《兵临城下》开刀，表面上看是对着作品和作者，实际上是影射诬陷敬爱的周总理。谁都知道，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总理都是做国民党区的统战工作，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当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参加处理释放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参加过军调部三人小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国民党作面对面的斗争，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策略思想。“四人帮”给被总理肯定过的《兵临城下》，扣上“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宣扬投降主义”等等罪名，是别有用心的恶毒诬蔑和无耻的攻击！
周总理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推进中国革命航程中的左右臂，从遵义会议以后，历次路线斗争，都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周总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日以继夜不辞劳苦地工作着，不断排除林彪和“四人帮”的各种干扰。因此这伙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把周总理看成眼中钉、肉中刺，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一面暗中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一面寻找各种机会，明枪暗箭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有两伙所谓的“造反派”，威胁我交出周总理对《兵临城下》的讲话，想拿去作为进攻周总理的炮弹，被我坚决拒绝。
一九六九年，林彪为了抢班夺权，和康生、陈伯达、“四人帮”串通一气，企图架空毛主席，大搞“清君侧”的把戏，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兵临城下》又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之一。“四人帮”在上海的御用工具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抛出了《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挖空心思，给《兵临城下》捏造了数不清的罪状。这篇黑评论，流毒国内外，掀起了比三年前更为凶猛的恶浪。
隔了五年之后的一九七四年冬天，周总理患重病住院，“四人帮”阴谋组阁，派政治流氓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这时他们又企图发动一次批判《兵临城下》的运动。只因为王洪文诬告未成，受到了伟大领袖的痛斥，“四人帮”阴谋组阁失败，这伙恶狼才不得不偃旗息鼓，第三次阴谋掀起的攻击《兵临城下》的罪恶活动，才没有得逞！
一部宣传毛主席争取瓦解敌军思想的《兵临城下》，居然在两次路线斗争中，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来作为影射和迫害周总理的靶子，其用心及手段是何等卑鄙。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兵临城下》得以重见天日，林彪、“四人帮”一伙大肆砍杀《兵临城下》的罪恶目的被彻底粉碎了。
穷寇要猛追！落水狗要痛打！让我们百倍努力，举起笔来当投枪，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指引下，整顿好文艺，写出好作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战斗！
（本文最初发表于1978年7月号《人民戏剧》）
揭穿砍杀《兵临城下》的阴谋
——兼驳《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文
一九六二年，话剧《兵临城下》在北京上演，周总理看了三次演出，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话剧改编电影，周总理又找我谈了将近两小时，对改编电影和文艺创作问题，作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周总理的亲切教诲，使我铭感在心，永生难忘。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对话剧与电影《兵临城下》，给予充分的肯定。广大工农兵群众也是欢迎的，认为是朵香花。
林彪和“四人帮”有他们一套反革命的文艺方针政策，以对他们篡党夺权有利与否，作为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从他们的标准出发，他们一伙百般仇视《兵临城下》。林彪首先禁止部队定拷贝、看电影。不久，陈伯达一伙也勒令全国停映。一九六六年春天，林彪又勾结江青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掀起一场全国性围剿《兵临城下》的狂潮。
一九六九年九月，上海的一个写作小组，抛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评大毒草〈兵临城下〉》一文，受到林彪和“四人帮”的重视，立即开动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刊载和广播。第二次围剿《兵临城下》在全国掀起的恶浪，比第一次更为凶猛！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篇毒汁四溅的黑文，在当时的确欺骗了一些人。时至今日，明眼人一看便知，用不着浪费笔墨一一批驳。但是画皮必须剥去，骗局必须揭穿！
卑鄙的手段
“四人帮”用以摧残革命文艺园中百花的，是一条沾满革命文艺工作者鲜血和眼泪的黑棍子。这条黑棍子一开始就把我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统统打杀，进而将《国际歌》到所谓样板戏之间的无产阶级文艺一扫而光！
黑文的炮制者当然不会忘掉这一法宝。他们首先对《兵临城下》来一阵乱棍！在《兵临城下》前面扣上了“大毒草”、“反动影片”、“恶毒无比的反面教材”等帽子，然后肆意诬蔑编、导者是“人民的敌人”、“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上”，“为了颠倒历史”，“借此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为蒋匪帮……的反动统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达到……否定革命战争的反革命目的”……
作者倒要问这些文棍们：你们侈谈革命历史，侈谈革命战争，可你们懂得什么是革命历史，什么是革命战争吗？如按照你们假“左”真右的逻辑，我党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你们岂不要咒骂为“投降主义”，而加以反对！北平、绥远和西藏的和平解放，你们会叫嚷是：“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否定武装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作者曾参加过敌后的抗日战争，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接待过两起起义伪军，并到北平起义的傅作义部骑兵师作过调查，访问过湖南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和长春起义的官兵及地下党员。……从亲身经历的生活出发，按照毛主席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瓦解敌军的教导，写出的《兵临城下》，正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篡改历史、颠倒历史、拚命拉历史倒车的，正是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兵临城下》沉冤十二年，今日得以昭雪，正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黑文的炮制者还按照林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引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用歪曲毛主席思想的手法，为他们挥舞屠刀找理论根据。他们睁眼不看毛主席有关瓦解敌军、争取敌军起义的教导。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基本原则之一。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主席在平津解放后指出，今后解决一百多万国民党军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并说“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因为这种“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的方式，“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
毛主席说的多么清楚啊！上海写作小组为了砍杀《兵临城下》，采取偷天换日的卑鄙手段，既抹杀了历史，又颠倒了理论是非。
拙劣的捏造
打了闷棍之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宰割了！下面举两段奇文，供大家欣赏。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炮制者说：“《兵临城下》，这个名字表明了作者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来看待‘临’到自己‘城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是公开的造谣，无耻的毁谤！事实真像是：一九五九年夏天，我和洛丁、李树楷同志拟好了话剧提纲，向沈阳军区政治部领导汇报。在讨论剧名时，有的同志主张用“长春起义”，有的同志提出用“××起义”。当时我说，为了避免被人家挑毛病，不用真人真事。时间用一九四七年，地点用东北某城，起义部队写一个师（长春起义是在一九四八年，有一个军起义）。故事情节是综合了历次敌军起义的材料，加以概括提高的。人物虽有模特儿，但都是集中多人的材料加以创造的。因此用“长春起义”作剧名，显然不合适。再说用“起义”二字，也不切题。我认为所有的敌军起义，都和我们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敌军起义大多是在我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后，为了保存实力和身家性命，才宣布起义的。因此，我主张用“兵临城下”作剧名。《兵临城下》这个名字，就是这样产生的。可是“四人帮”的奴仆们，那些满腹诡辩术的江湖骗子，却凭空臆想，任意诬陷，造出此等奇文！
再举另一段：“影片赵崇武与姜部长有一段颇堪思索的对白。赵崇武对姜部长说了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姜部长就答了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叫做要敌人钻到共产党的肚里去打，这就是刘少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里应外合。所谓‘又一村’，就是‘三家村’里那伙毒虫们的梦想：那就是国民党卷土重来，千百万人头落地，党和国家要变颜色。”
奇文，真是奇文！影片明明写的是敌地方军的师长赵崇武，遭到我军伏击，敌中央军不敢出城接应，更使地方军一败涂地。入城后，一方面是我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一方面是敌嫡系部队对他歧视、排斥，要夺他的兵权。在他感到苦恼、没有出路之时，姜部长进城晓以大义，给他指出起义是唯一的出路，赵崇武亦有所悟，才有陆游这两句诗。可是这班江湖骗子，居然从这两句诗，推测出这段绝妙的奇文，真是煞费苦心。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文章前面，已经给姜部长戴上了“叛徒、内奸、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反革命投降主义的一个化身”等等大帽子。他们指桑骂槐，是实有所指的。这也正是“四人帮”一而再、再而三围剿《兵临城下》的罪恶目的之一！
无耻的吹捧
林彪和“四人帮”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无耻地美化他们自己。主子如此，奴才们亦步亦趋。《谁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炮制者，在砍杀《兵临城下》的同时，没有忘记篡改历史，歌颂林彪和江青。请看：
他们把建设东北根据地、辽沈战役、东北解放，全写在林彪的功劳簿上。他们说林彪“坚决、全面地捍卫和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及其他重要指示”，说他同“刘少奇的右倾投降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整个东北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等等。
事实恰恰相反。顽固地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投降主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在东北土改中，欣赏刘少奇“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那一套，乱砍乱杀，不要党的领导的路线的，也是林彪。
拿辽沈战役来说，毛主席发了七十七份电报，要林彪打锦州。林彪找了许多借口，就是不打锦州，要打长春。后来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他才不得已离开哈尔滨南下。可是火车到了海州，林彪接到敌人在锦西和葫芦岛增兵五个师的消息，立即给毛主席打电报，不打锦州，要回去打长春。电报刚发，林彪就下令叫火车调头往北开。后经罗荣桓同志再三劝阻，林彪才没有北跑。就在这时，毛主席两次来电严厉地批评林彪，并责问林彪的指挥部设在哪里？林彪才硬着头皮离开火车，把指挥机关带到锦州以北。
整个辽沈战役，都是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取得胜利的。林彪和“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想篡改历史，为林彪涂脂抹粉，把解放东北的功劳，记在林彪头上，那是徒劳的。
罪恶的阴谋
林彪和“四人帮”原是一丘之貉。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变本加厉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批林批孔时候，“四人帮”接过口号，不批林，假批孔，含沙射影大批周公。一九七四年冬天，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假借要批判林彪的“六条战术原则”，又妄图掀起一次围攻《兵临城下》的运动。那年江青在一次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胡言乱语：“《兵临城下》的作者白刃”，“白”是“白俄”、“刃”是“忍耐”。经她一穿凿，岂不吓人吗？据此江青咬牙切齿喊出“反革命！”“要批判！”果然不久，“四人帮”下达了通知，准备好文章，只因他们组阁的阴谋被毛主席识破，第三次围攻才没有得逞。
《兵临城下》不过是一出小小的话剧，一部普通的影片。可是围剿《兵临城下》的文章，多不胜数。单是《辽宁日报》上，就发了七十余篇。北京、上海和各省加起来，何止数百篇！为什么林彪和“四人帮”对它如此仇恨？有什么值得这些大人物这样大动干戈，在九年内进行三次挞伐？
《兵临城下》写的是东北解放战争，剧中没有一字歌颂林彪，使这位自命为解放东北的“救世主”，未免恼火！
作者对林彪并没有先见之明。不过一参军就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对这位抗战开始不久就跑到莫斯科躲起来的师长早就略有所闻。后来在东北，又风闻他在苏联和东北，干了一些坏事。辽沈战役，作者身在战场，确实不知道他怕打锦州。写戏之前，阅读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一些电报，才晓得原来林彪不愿打这一仗，而且毛主席一再批评他。明知如此，作者又不懂“拍马术”，怎肯歌颂他呢？
其次，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怕字当头，不敢打锦州，一味找借口要打长春。《兵临城下》大部分取材于长春起义，虽然改变了时间地点，却如实地反映了长春起义的情况，这无异通过艺术揭露林彪坚持打长春的错误。尽管作者是无意的，但林彪心怀鬼胎，怎能不恼火呢？
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一伙，再三砍杀《兵临城下》，更有以下的阴谋。
选择突破口。这伙野心家阴谋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界下手。林彪与江青勾结，污蔑文艺界在建国以后，是“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同时把《兵临城下》打成大毒草，拿它开刀，进而扼杀其他革命文艺作品。他们几乎把建国后所有的好作品，都打成了毒草。他们在文艺界阴谋得手之后，又把教育、体育、科技、卫生、公安以及农工商业各条战线，都打成“黑线专政”。把建国后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描写得一团漆黑，以便全面夺权。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林彪和“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诬陷和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关怀扶持《兵临城下》，中央一些党政军领导同志，充分肯定《兵临城下》，这些情况，林彪和“四人帮”是清楚的。周总理几十年的革命生活中，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和国民党作面对面的斗争，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策略。林彪和“四人帮”给《兵临城下》横加“美化敌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等等罪名，是别有用心，而且十分恶毒的！
如果不是为了选择突破口，不是为了打倒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在《兵临城下》上打主意、做文章呢？可见，围绕着《兵临城下》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争。如今，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们要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罪行，要把他们加在革命文艺作品，包括《兵临城下》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给予这些作品以应有的历史的评价。
（本文最初刊于1978年7月号《人民电影》）
附：谁是历史的创造者？—一评大毒草《兵临城下》
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
革命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的敌人为了维持或复辟他们的反革命统治，总要千方百计地颠倒历史。这是阶级斗争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用革命的武装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蒋匪军，打垮了蒋家王朝，赶走了美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他们“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的英雄事迹，永远为人们所歌颂。很明白，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的代表，才是驰骋在祖国东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上的真正的英雄，才是革命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但是，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所宣扬的观点却完全相反。《兵临城下》，这个名字就表明了作者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上来看待“临”到自己“城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容也果然是这样，它顽固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歪曲和篡改革命战争的历史，否定革命的武装斗争，抹杀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影片竟然把那些早已被人民战争铁扫帚清除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代表人物，一个个打扮成东北战场的胜利者，打扮成决定历史命运的英雄。
这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颠倒革命的历史！
为了颠倒历史，编导者在影片一开头，就特意安排了我敌工部姜部长同被俘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三六九师团长郑汉臣这样一段极其荒谬的对话：
郑；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姜：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二○三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三六九师却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二○三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你说国民党发动内战是为了要消灭共产党吗？他说统统都是假的，它是为了在内部“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你说我们必须消灭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军队人民才能解放吗？他说大可不必，反动派内部的所谓“异己”力量，不仅万万消灭不得，而且真是可爱得很，必须坚决依靠！
这就是影片编导者通过电影向我们宣布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目的”。这就是影片中所谓的“政治”。照这种逻辑，根本不存在革命和反革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广大革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打共产党只是“借助”而已，存在的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又仁义又英雄的“异己”同“嫡系”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人民大众同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内部有没有矛盾呢？有。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敌人“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国民党的反革命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柱，无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所谓“杂牌军”，都是反动、残酷、腐朽的军队；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杂牌”一点也不比“嫡系”差。一切次要矛盾都是受主要矛盾影响和支配的，敌我双方都是如此。“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把我们的基点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之上，从来不对敌人内部的矛盾存在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出的道路，这就是伟大的人民战争胜利的历史。
可是，反动影片《兵临城下》却完全抹杀了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的作用。它竭力要渲染的是敌军内部所谓“嫡系”和“杂牌”的矛盾，至于人民大众和三大敌人的矛盾，反而退到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从而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只有敌人内部的矛盾，才是最突出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它不仅如此，还要把明明是敌人内部一场狗咬狗的争吵，经过“艺术匠心”的奇妙运用，像变戏法一样，居然一变而为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了。于是，受排挤、受压制的“后娘养”的杂牌军三六九师，就变成了正义的、革命的了！他们大摇大摆地出来决定历史命运了！狼的吃人本性变了！简直变成如此可敬可爱的“救世主”
了！
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受排挤、压制者都值得同情，更不能认为凡是受排挤、压制者都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有各种各样的排挤和压制。如果是革命势力压迫反革命势力，那是天大的好事：如果是反革命势力压迫革命势力，那就必须反对前者，支持后者。至于在反革命势力内部的排挤和压制，那“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痕的矛盾”。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但决不可混淆了阶级阵线，把反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说成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影片的编导者难道是因为缺乏常识，不懂得最普通的革命真理吗？当然不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抹杀科学真理和历史事实，挖空心思地发明出自己的独特的逻辑来，目的无非是要借此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为蒋匪帮及其被人民战争摧毁了的反动统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达到其否定人民革命，否定革命战争的反革命目的。
影片就是根据编导者这样一个反动逻辑，对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进行百般污蔑。在影片里，既看不到我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进军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也看不到广大革命人民为支援革命战争所组织起来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出现在银幕上的我人民解放军，都是一晃而过，一闪即逝，完全成了可有可无的陪衬。至于广大革命人民，则更被剥夺了参加人民战争的权利。影片唯一出现的一个“老汉”，也仅仅是为了要给国民党反动派歌功颂德而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去抢粮，他苦苦哀求，听匪团长说“把粮食还给老百姓”，他一迭连声地称颂“长官”“你可积了大德”。这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东北人民是多么恶毒的污蔑啊！
影片又根据编导者这样一个反动逻辑，对反革命头目和反革命军队进行百般美化。请看：这支受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压迫、凌辱的杂牌军三六九师，被描绘得可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它的头目一个个都是那么慷慨激昂的“爱国志士”！而在众多的可爱的人物当中，又有一个决定一切、众望所归的人物，编导者们把全部同情、赞美、希望都集中在这个人物身上，甚至在排列片头的人物表时，也赫然列为第一名！
他是谁？他就是国民党反动军队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
赵崇武是个什么货色呢？此人一贯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正当伟大的解放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蒋介石亲自把他从西南调到东北，直接充当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即使孤城被围虽己多日，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这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仍然猖狂地叫嚣“两虎相争胜负未定”，即使江北全部被我解放，也依然梦想凭借江南“半壁河山”，继续垂死挣扎。在这同时，又利用所谓“旧好”，同我民主联军“张司令员”拉关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以便攻可进，退可收，左右逢源，顽抗到底。这是一个多么凶残、狡猾的反革命啊！
影片《兵临城下》对这样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非但不作任何批判，反而当作最理想的正面人物，百般加以美化，一个渺不足道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大不小的头目，俨然成了决定历史命运的巨人！
为了骗取观众的同情，影片着力渲染赵崇武的委屈和不平。先是由于二○三师不肯接应吃了败仗，接着是部下的被人怀疑，后来又是自己的住处受到监视，等等。编导者们煞费苦心，运用对比、反衬种种手法，配之以若明若暗的光照，伴之以如诉如泣的音乐，淋漓尽致地刻画赵的内心委屈与不平。
这个一面穷凶极恶地屠杀着中国人民，一面荒淫无耻地庆贺着“五十大寿”的蒋匪军少将，究竟是为什么而“委屈”和“不平”呢？他有心腹干将郑汉臣的一段话可以代他作为回答：“共军的诡计都用到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这就说明，赵崇武的“委屈”和“不平”，就是埋怨反革命内部的不能“精诚团结”，以致不能更多地屠杀中国人民，不能永久地使反革命统治存在下去！人们要问：这样的“委屈”和“不平”，究竟有什么值得同情？如此渲染和美化这种“委屈”和“不平”，到底居心何在？
为了骗取观众的尊敬，影片又竭力吹捧赵崇武的“爱国”和“革命”。通过对他反革命历史的一再吹捧，在我们面前的赵崇武，仿佛已经不是对人民欠下了多少血债的历史罪人，倒成了“革命元老”！影片的编导故意抹杀“忧国忧民”的阶级内容，让赵崇武怀着“无限深情”说了这么一段话：“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啊！”这是反“内战”吗？不，这是赤裸裸的反共反人民！反人民的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发动起来的，你们是民族的败类，国家的蟊贼，有什么资格谈论“民族元气”、“国家前途”！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是这个正义的、革命的战争粉碎了美蒋匪帮的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才使我们“民族元气”、“国家前途”焕然一新！
在这里，影片《兵临城下》通过赵崇武这个人物宣扬了一种极其反动的理论，即所谓人类有某此抽象的、超阶级的“美德”，例如“正直”、“正义”之类。这些所谓“美德”可以超然于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存在。国内国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曾经喧闹一时地宣扬过在封建剥削统治集团中的所谓“清官”，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所谓“明智派”，都具有这种奇妙的“美德”。《兵临城下》的新发明，则是所谓受嫡系部队倾轧的杂牌军，是一支不受阶级斗争规律支配的“仁义之师”，并且还有那么一个“仁义之将”。他们是蒋介石那里的“明智派”的“清官”，他们与人民可以“合二而一”。这不能只当作奇闻来欣赏，而必须揭穿这个阴险的政治骗局！
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正直”、“正义”之类的“美德”。剥削阶级编造这一类谎言，就是为了在人民中间制造对反动派的幻想。事实上，所谓“清官”、“明智派”或“仁义之师”，他们同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内部其他派别的区别不是在本质上，只是在方法上。他们的反革命统治经验更丰富些，他们的反革命政治嗅觉也更敏锐些。他们往往最先预感到本阶级灭亡的临近，因而主张用更巧妙、更狡猾的办法，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以使反动统治保持得更长久些。就以这个被影片的编导者百般吹捧的赵崇武来说吧！在剥削、压迫和屠杀人民这最根本的一点上，他同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一点也没有。他一再叨念的所谓“民族”、“国家”，统统都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代名词。可以说，在影片所描写到的全部反革命头目之中，正是他，是最富有反革命事业心的，因而也是最忠实于蒋介石的。他的“苦闷”只是在于生怕蒋介石不了解他的“苦心”。因而当一听到蒋匪的“晋升”令下，这个奴才对于主子是多么感激涕零啊！“委座到底没忘记我赵崇武啊！”赵崇武的这一句内心独白，把电影编导者加在他身上的“正义”、“革命”之类的伪装全部戳穿，活画出一个反革命死硬派的丑恶嘴脸！
所谓“清官”、“明智派”或“仁义之师”是反革命统治集团内部抬出来的，但混进革命阵营内部的叛徒、内奸、机会主义分子也会出来捧场。电影百般美化和歌颂的姜部长就是这样的人物。
此人可算得上是刘少奇反革命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化身。他对敌人高谈“政治”，而他推行的“政治”，就是对敌人卑躬屈膝，阿谀逢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身上，活现出一副奴颜媚骨。他妄图以“夫妻之情”、“亲子之爱”来感化刽子手回心转意，又妄图以“称兄道弟”、“吟诗叙旧”来劝说战争罪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称兄道弟”、“吟诗叙旧”难道能使战争罪犯“放下屠刀”吗？“夫妻之情”、“亲子之爱”真的会使刽子手“回心转意”吗？全是鬼话！就以作为这部影片的背景的解放长春的历史事实来说吧！长春是怎么解放的？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林彪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坚决、全面地捍卫和贯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及其他重要批示，同彭真、高岗所顽固推行的刘少奇的右倾投降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整个东北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恐慌万状，龟缩在沈阳、锦州、长春三个据点内，处于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长春解放前夕，我军在东北地区革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解放了锦州，切断了关内外的联系，敌人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蒋介石飞抵沈阳督战，仍无法挽救其覆灭下场。长春已被人们称为“纸糊的长春”。这个孤城的守敌，在我大军压境、城内人民又纷纷起来斗争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放下武器的、这是武装斗争的结果。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枪杆子，仍然是人民战争。
毛主席告诉我们：“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可是影片宣传的，却是同毛主席这个教导完全敌对的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魔鬼放下屠刀，真能立地成佛吗？这是弥天大谎。影片为什么要撤下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呢？这里也确实透露了一点消息。
影片中赵崇武与姜部长有一段颇堪思索的对白。赵崇武对姜部长说了一句“山重水复疑无路”，姜部长就答了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叫做要敌人钻到共产党的肚子里去打，这就是刘少奇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里应外合。所谓“又一村”，就是“三家村”里那伙毒虫们的梦想：那就是国民党卷土重来，千百万人人头地，党和国家要改变颜色。
《兵临城下》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株大毒草从一九五九年炮制出笼到一九六四年搬上银幕这段时间，正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在帝、修、反一片反华叫嚣喧闹声中，刘少奇一伙，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把持的文艺阵地，就成为他们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工具。在电影界，他们抛出“离经叛道”论，即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同时拼命反对所谓“火药味”，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情味，拼命赶制毒草。在《兵临城下》前后出笼的，就有《红日》、《逆风千里》、《黑山阻击战》、《战上海》、《东进序曲》等一大批毒草影片。它们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丑化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美化国民党反革命头目和反革命军队，鼓吹从谈判桌上去赢得胜利，把胜利归功于敌人的“正义”和“理智”。《兵临城下》则撮其要者，集其大成，成为色色俱全、恶毒无比的反面教材。无怪乎文艺黑线总头目周扬看了舞台上的《兵临城下》以后就大加喝彩：“这个戏……情节是合情合理，每个故事都是合情合理，过去有许多戏都不合情合理。”你看，“合情合理”，既合资产阶级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之“情”，又合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之“理”，这是一场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啊！
但是历史的创造者终究不是反动派，而是人民。被颠倒了的历史一定要重新颠倒过来。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率领革命文艺战士，发动了京剧革命，破天荒地用京剧来表现伟大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在京剧舞台上，第一次塑造起顶天立地的工农兵革命英雄形象。
《智取威虎山》、《沙家洪》、《红色娘子军》… …等一批光辉的歌颂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革命样板戏，是对《兵临城下》等歪曲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毒草片的有力批判和鲜明的对照。这些戏中所体现的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将永远鼓舞人民、教育人民、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斗争，消灭一切反动派，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创建成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九年第九期）
我与《兵临城下》
（一）历史的反思
一出话剧，一部电影，被诬陷为反对武装斗争，宣扬投降主义，发动全国宣传媒介围攻。从中央到地方，大张旗鼓口诛笔伐，十年浩劫中进行三次大批判。当时权威性的所谓“两报一刊”首先发难，各省市大小报刊几乎都跟着斫杀，单是《辽宁日报》发表的批判文章就有七十多篇，全国各地批判文章何止数百篇！
作者、导演、演员、支持创作和演出的领导、电影制片人和发行者、写过评介推荐文字的撰稿人，甚至部分口头赞扬好戏的观众，全都被扣上“反革命”、“三反分子”、“黑帮”、“牛鬼蛇神”……等大帽子，被拘捕、坐班房、关押审查、劳动改造……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摧残！
我是话剧和电影《兵临城下》的主要“炮制者”，自然逃不掉“罪魁祸首”的厄运。全国数十个剧团演出这出戏，受迫害者和被株连的家属成千上万人，多么大的冤狱啊！
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字狱，哪一次的规模有这样大？！
如果说，“四人帮”的文痞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那么林彪和江青一伙大肆围攻《兵临城下》，是这场丑剧的开场锣鼓，首先拿《兵临城下》开刀，然后才杀向“三家村”和“四家店”……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了一出话剧，以后改成电影，为什么会引起大人物——林彪、康生和江青等人的重视，在史无前例的“文革”首当其冲，第一个拿来开刀？这不是大大抬举了作者吗？这问题我一直纳闷，直到一九七四年才恍然大悟，原来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的目标是周恩来总理。
中国对外开放，海外和香港一些老朋友，见面时常常问起《兵临城下》，我觉得涉及高层领导的政治斗争，问题太复杂，说起来话长，三言两语道不破，不愿意多谈。最近香港又有朋友旧事重提，敦促我写出来公之于世。为了回答朋友们的关心，我想将写作《兵临城下》的过程，演出后的反映，被批判中的遭遇，平反后的情况……原原本本谈一谈，了却一桩心事，也许能给后人作个鉴戒吧！
（二）写的缘起
一九五九年春天，接到沈阳军区周桓政委一封信，说他们正准备创作一部东北解放战争的话剧，缺乏写手，希望我去参加写作。我到沈阳，周桓召集军区文化部、文工团领导及创作人员开会，谈了创作意图，拟写一个连队从出关到入关，反映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我感到东北三年，解放军进行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一个连队很难概括，表示写起来有困难，没有接受参与创作的任务。
逗留沈阳期间，辽宁艺术剧院院长洛汀、沈阳军区话剧团政委李树楷，都要我为他们的剧团写戏。洛汀是云南人，国民党滇军六十军长春起义后，曾到该军工作。他不断和我谈六十军起义的故事，谈滇军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矛盾，谈中共地下党员争取瓦解敌军工作……把我说动了，考虑话剧受舞台框框限制，很难表现炮火连天的战争生活。长春起义三方面实力和智力的较量，唇枪舌剑，明争暗算，可以武戏文唱，较易在舞台上表现，引起了我写作的兴趣。
长春起义是辽沈战役的一部分，一九四八年夏天，我随围困长春的部队住在吉林，听说六十军从吉林逃到长春，蒋介石嫡系部队没有接应，被我军截击，狼狈不堪。长春起义时我在辽西平原，跟随堵击廖耀湘兵团的部队，也听过一些起义时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八路军，曾经参加接待两批起义的伪军，写过长篇通讯。北平傅作义起义，我被派到傅部骑兵师，了解起义官兵的思想活动。一九五一年我到广西，访问湖南起义的陈明仁部军官。因此对敌人内部矛盾和起义人物的心态有所理解。但凭这点素材，要写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多幕话剧，显然很不够。于是我对洛汀和树楷说，要写这样一个戏，第一要进行深入采访。汇集更多资料；第二请他们两位参加创作。得到他们的同意，立即投入紧张的访问活动，同时翻阅海城潘朔端师、营口王家善部及关内历次蒋军起义的文献资料。
首先我们邀请领导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六十军曾泽生军长（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任中将军长，并指挥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鞍山宾馆谈了三天。接着访问了起义的官兵和中共地下工作者数十人。任曾泽生副官长的中共党员杨滨和夫人李静梧两人，提供了大量宝贵而生动的材料。
（三）写真实
我从事文学写作，是受客观时势的驱使。我的学历很简单，念了几年私塾，上了几年学堂。从小到南洋谋生，在华侨社会底层生活，目睹旧社会的黑暗，开始用诗歌和小说喊出心中的不平，既不想以写作为职业，更没有当作家的欲望。一九三七年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一心只想赶走东洋强盗。战争环境生死难卜，个人前途很少考虑，根本没想到日后要从事文学创作。由于长期做新闻工作，天天和文字打交道，除了写新闻通讯和评论文章以外，得空也写点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久而久之，逐渐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仍是业余写写而已。
小时候读中国旧小说，长大后看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战争年代读了大量俄国和苏联的著作，也看了一些世界名著。我的创作思想，基本上是受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果戈里、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巴尔扎克的影响，现实主义多于浪漫主义。我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信不疑，但没有奉为“圣经”，创作时候还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我认为文艺作品不能有框框，否则没有生命力。
建国初年，我写了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反映一群知识青年，在山东敌后战斗、工作和恋爱生活，写他们在抗日战争中锻炼成长。出版后，赶上文艺整风，被当成“典型”进行全国性批判，断章取义地说我“歌颂知识分子、歪曲工农兵”，把写真实当成“自然主义”。当时写恋爱是禁区，自然要不得，还有“人性论”等帽子。为我写《序》的茅盾先生也受牵连，公开在报上检讨。我心里很不服气，但在当时，“左”的文艺领导下，只许检查，不准申辩！一九五八年小说经过修改后再版，仍然保存敌后战争的真实生活，又挨了一顿“左棍子”。
经过打击，走了一段弯路，我觉得不对头，决定回头走自己的路。《兵临城下》写作之前，我作了慎重思考：素材很丰富，如何进行艺术加工、塑造人物、构思情节，是作品成败的关键，但也不能忽视剧本的“政治性”。当时的论调，作品必须塑造我方的英雄人物为主角，但敌军起义材料表明，起义与否的矛盾中心是敌军领导人物，解放军兵临城下与地下党员争取工作，只能是促成起义的客观条件。是按照“左”的指挥棒，创造“假大空”的英雄人物？还是依据历史真实以起义人物为主角？我选择了后者，准备再挨一次“棍子”！果然，这一担心不是凭空想象，后来挨的不只是“棍子”，更有“铁锤”与“砍刀”！
（四）初遭挫折
《兵临城下》的素材，主要取自长春起义。剧中主要人物都有模特儿，但不用真姓名，并把范围缩小，一个军改成一个师，时间改在一九四七年，地点写成东北某城。这样做是接受我写话剧《白鹭》的教训。《白鹭》的主人公用真姓名，地点也用原名，演出时引起了麻烦。尽管煞费苦心的更改，后来挨批判的时候，林彪和“四人帮”的打手们，还是拿长春起义来对照。
我写作时有个习惯，边采访，边构思人物和情节，边打腹稿。几个月访问结束，腹中的“胎儿”大体形成，回沈阳写了分场提纲，和洛汀、李树楷共同讨论修改，以后每写完一场，都与两位合作者讨论一次，然后送给周桓审阅，听取意见修改。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剧本初稿。
沈阳军区政治部，在周桓政委、杜平副政委的主持下，召集文化部和敌工部的部分人员，讨论了剧本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当时剧本尚未定名，有些人提出以“××起义”为名，我觉得解放战争中历次敌军起义，均是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被迫起义的，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本质不同，主张用“兵临城下”，得到大家的赞同，剧名《兵临城下》就这样定下。
秋天，我到大连改完《兵临城下》，寄回沈阳。原先与洛汀、李树楷有约，剧本写成，由辽宁艺术剧院和沈阳军区话剧团排演。周桓却把《兵临城下》交给沈阳市话剧团。
当年，中国有两位高级领导人物，十分关心话剧创作和演出，一位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一位是沈阳军区政委周桓上将。周桓每年到上海休养，常和上海电影、戏剧界人士，座谈剧本创作问题。全国各地的剧作家，也把写成的剧本送给他请教。他还到剧院的排演场，帮助导演工作。他家里有许多戏剧理论书籍，经常阅读研究。因此戏剧界的朋友们，戏称他是“全国总编剧、总导演”。
我在沈阳写戏的时候，周桓刚帮助军区歌舞团创作排练完舞剧《蝶恋花》，演出很成功。后来才知道，他正帮助沈阳市话剧团排练《茶花女》，想到北京演出，觉得带一个外国戏不大好，因此将《兵临城下》交市话剧团排练，准备一同带到北京。
从大连回北京，正碰上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结束。会上整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诬陷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组成“军事俱乐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并且掀起全国规模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当时是北京市文联的职业作家，单位搞政治运动，我在会上谈了“大跃进”中，侨乡一些违犯华侨政策刮的共产风，也谈了农业生产上弄虚作假的事例，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了辫子，翻了老账，把我在反右时对文艺领导提的意见，把我在一九五八年再版的《战斗到明天，后记》中的一段话摘出来批判，给我扣上“漏网右派”的帽子，送到北京郊区劳动改造。
当年的情况是：作家挨了整，作品便成禁书，于是话剧《兵临城下》，被扼死在摇篮里。
（五）时来运转
一九六二年春天，全国话剧工作者在广州开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讲了话。陈毅元帅讲话时，向话剧工作者及与会的知识分子鞠躬道歉，批评几年来“左”的错误。会后，北京市委给我平反，摘掉了强扣在我头上的大帽子，话剧《兵临城下》死而复生。
五月初，沈阳市话剧团副团长王虹到北京，说该团正排练《兵临城下》，要我到沈阳修改剧本。我赴沈阳和导演孔方一起，边排戏边修改。《兵临城下》于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周年之际开始公演，受到观众的喜爱，连场满座，也得到文艺界的重视，剧本在辽宁作协的刊物《文艺红旗》上发表。
夏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到沈阳，观看了《兵临城下》的演出，向全体演员讲话，对剧本和演出给予充分肯定，对台词的语言加以赞扬，并要求沈阳话剧团到北京演出。
国庆节前，沈阳市话剧团到北京，文化部安排在首都剧场演了一场，招待文艺界、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首场演出受到好评，原先安排在鼓楼附近一个小剧场正式公演，忽然改在一流的首都剧场演出，后移至民族文化宫继续上演，场场满座。国防部办公厅包了专场，为驻京部队校级以上的军官演出。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几位副主任和各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到剧场看戏。幕间，罗瑞卿找我谈话，知道我原是部队干部，风趣地引用台词中一句话，问我为什么“解甲归田”，并要我回部队。半年后我被调回部队，在总政治部创作组当创作员，授予上校军衔。
《兵临城下》在北京公演后，全国出现了一股《兵》剧热。新华社记者连夜到我寓所访问，向全国发了消息。北京各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剧戏报》、《剧本月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从各个角度向观众推荐。中国煤矿文工团、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相继排演。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各省市及部队几十个话剧团亦先后上演。沈阳市话剧团在北京演出后，南下河南、江西、上海和广州等地巡回演出。据该团统计，他们先后演出四百余场，几乎场场满座，观众达数十万人次。有些地方的京剧团和戏曲剧团也移植上演。
在一片喝彩声中，我并没有冲昏头脑。以前我曾写过《糖衣炮弹》和《白鹭》两个话剧，也被全国各地许多剧团选上演出，并没有看见多少推荐文章，没有听到多少叫好声，《白鹭》还被有的批评家，认为是“人性论”的剧本。我暗问自己：“《兵临城下》果真那么好吗？”回答是否定的。我很清楚自己写的戏，《兵临城下》比前两个戏，在人物刻画、剧本结构、情节引人入胜方面，艺术上有了进展，但并不是那么理想。观众喜欢是因为该剧矛盾斗争复杂，高潮起伏，戏好看，和新闻媒介的大力推荐也有关系。
经过冷静思考，“兵”剧时来运转受到重视，恐怕和形势有关：经过反右和反“右倾”运动，许多剧作家搁笔，首都话剧舞台上演的是外国戏、历史剧，缺乏现代戏。《兵临城下》是个现代戏，而且是反映解放战争的现代戏，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自然受到文艺领导的重视和广大观众的欢迎，所以能造成热潮，是碰到好时机，好运气。
（六）周恩来三看《兵临城下》
周恩来总理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特别关心戏剧创作，北京舞台上出现较有水平的新戏，他都在百忙中抽空去看。《兵临城下》在北京演出，周总理接连看了三次，使我感到意外，引起疑问：“总理为什么对这戏这样感兴趣？”
大约十月中旬，沈阳市话剧团移到全国政协礼堂演出，有天下午我接到电话，说晚上周总理要来看戏，叫我去作陪。我感到惊喜，也有点紧张，连忙赶到政协礼堂。
周恩来总理按时到场，陪同前来观戏的有聂荣臻元帅、李先念副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完戏，周总理和几位首长上台和演员握手，跟大家摄影留念。摄影前总理问剧团团长兼本剧导演孔方：“人到齐了没有？”孔方回答：“还有两个搞灯光的在架子上。”总理说：“请他们下来一同照相。”在等候照相时，周总理对我和孔方说：“杨玉芳太活跃了，杨玉芳太活跃了！”杨玉芳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副官长李忠民的太太，戏中的军医。邓大姐在一旁插话：“这样可以了。”我原想多听听总理的意见，总理没有再说什么，大家已经像摆好位置要照相，不便再问。照相后，我们送总理出门，握手告别时，他似乎猜到我和孔方的心思，说道：“演出不错，就是杨玉芳太活跃了。”
几天后，《兵》剧在地质部礼堂，为总参谋部机关人员演出。事先未接到通知，周总理突然到场，连杨成武副总长亦感到意外。周总理看完戏，向导演和主要演员，谈了对剧本的意见，主要谈杨玉芳这个人物在剧中太活跃，不像地下工作者。他说这个角色的模特儿，在国民党军队中原是个没有军职的太太，还是按照原型，写她做国民党军队官太太们的工作；总理对剧中姜部长进城与国民党师长谈判，也谈了他的看法。此外对个别情节、台词提出修改意见。
周总理这次看戏我不在场，第二天导演孔方向我转达。写戏的人都有经验，剧中主要人物每场都要出现，以便加深观众的印象。所以我把杨玉芳写成军医，可以每场出来亮相。既然周总理觉得这个人物处理不妥，我相信他对地下工作有丰富经验，还是按原型改过来，让杨玉芳做官太太们的工作。其他意见比较简单，我和导演一并作了修改。
过后不久，中国煤矿文工团在北京上演《兵临城下》，有天晚上，周总理在剧作家曹禺陪同下去看演出。煤矿文工团演的本子没有修改。总理看完戏指出，杨玉芳这个人物的处理，已和作者谈过，为什么没有改？接着总理谈到人物面谱化问题，他问：为什么反面人物出场，灯光就暗下来？还谈了演员基本功等问题，他赞扬沈阳话剧团演茶花女的演员刘凡的台词说的好，要大家向她学习。
《兵临城下》演出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即找我要拍成电影。后来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长陈荒煤认为戏写东北战争，让长春电影厂摄制较为方便。长影派了《甲午风云》的导演林农，和我合作改编电影。大约十二月初，我和导演一同到上海，参加全国电影创作会议。有一天，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周恩来总理要找我去谈谈。我心里有点纳闷，总理提的意见我们都改了，莫非对改编电影有新的指示？
（七）一堂戏剧课
回到北京，我给总理的秘书徐明打电话，我说总理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他对《兵临城下》的指示，改编电影时一定遵照执行，如果有什么新意见，请许秘书转告。在电话里，我还说已经买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后天动身。许明叫我别挂断电话，她去请示一下总理。几分钟后，她在电话中对我说：“总理一定要和你谈谈，请你明日下午五点半钟，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来。”
听完电话，我很感动，也很懊悔。我原想不占用总理的宝贵时间，所以说出买了后天去长春的火车票，以为这样一说，总理工作忙，安排不上日程，有什么新意见让秘书转告就行，没想到总理竟迁就我的时间，叫我明天去见他。
第二天下午五时，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和长影副厂长林杉，陪我去中南海。中南海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主席也在那里办公，门禁森严。我们的小车被岗哨拦了三次，每次都拿出一张名单，问完我们的姓名然后放行。到了总理的办公室，那是一幢宽大的旧式平房，屋里摆着几套旧沙发，围成方圈，沙发前各有一张长方形茶几，没有别的摆设，显出屋主人的朴素作风。我想这是总理的会客室，隔着屏风的里间大概是办公室。许明招待我们坐下，给每个客人倒了一杯清茶。
五时三十分，周恩来总理在门口出现，还是穿着那套灰色派力斯料的旧中山装。他长年接待外宾都是穿着这套礼服，不知穿了多少年了！总理站在门口，说了声：“对不起，临时有个外事活动，请你们等半点钟。”
六时正，周总理回来了，进门后和我们握完手，坐在我旁边一张沙发上。他看我有点紧张，先问我是哪省人，多大年纪，什么时候参加革命，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我一一回答，紧张心情被这一连串问答消除了。
原先，我以为总理要对话剧改编电影作指示，可是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说：“我怀疑旧的艺术形式，能否表现新的政治内容？”总理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看了一出话剧《野玫瑰》，剧中女主角施用美人计。总理还说，抗战开始他上庐山见蒋介石，在国民党宣传部长张冲那里，碰到两个女特务，问他中共用不用女间谍？大谈女间谍川岛芳子和苏菲亚的活动。总理说，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正义的，光明的，我们不搞女间谍，更不用美人计。《兵临城下》中的杨玉芳，有点像“野玫瑰”，这怎么行呢？总理严肃地指出，若干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可戏还在演，我们后代的娃娃们看了，会误以为他们的妈妈、阿姨们，当年干革命就是那样的，这就不好，也不符合事实。
跟着，总理从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谈到中国的京剧，海阔天空，谈了许多戏剧创作的问题。末了，谈到演员的基本功。他说，现在许多演员基本功太差，话剧靠台词表达戏的内容，演员台词说不好，就降低了效果。他说，他看戏时一般都坐在前面，常常听不清楚，后面的观众就更费劲。总理还举了电影《火凤凰》的例子说，电影里演员张瑞芳唱的歌，是王昆配的音，影片《五朵金花》的女主角说的话，请别人配音，看来演员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
从下午六时谈到八时，周总理才说：“听说话剧要改编电影，还是按你们的红线去改，我的意见只供参考。”
和周总理告别，小车开出中南海，我不由寻思：总理接连看了三次演出，原来是感到剧中有问题，不肯轻易提出意见，看了二遍三遍，考虑成熟了，才严肃指出原则性的缺点，让我们修改。而这次找我来谈话，则是给我上了一堂戏剧课，对我进行教育。总理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居然为《兵临城下》费了这样多的精力，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怎不使人感动而永生难忘？
（八）电影遇难记
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和导演林农在大连合作，将话剧改编为电影剧本。夏天物色好演员，立即投入紧张的摄制工作。一九六四年拍完，国庆节在全国十二个大城市放映了一阵子，即被禁映。
朋友们问我为什么？我也莫名其妙。后来听说国防部长林彪下命令，部队不买《兵临城下》的拷贝（按过去的惯例，一部新片部队都买若干拷贝，发给下面放映），原因不明。至于地方上为什么不放映，问影片发行公司，得不到回答，使我如坠入五里云雾之中。
起初我想，又是“左”的文艺路线在作怪，建国后我捱过两次“左棍子”，不能不往这方面想，后来才明白，原来是高阶层的政治斗争，拿文艺作品当靶子。
林彪、康生、江青和陈伯达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兴风作浪，搞夺权斗争。林彪利用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的地位，在解放军中大喊“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搞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
康生和江青则企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他们在广州看了一批电影，把《兵临城下》、《红日》、《逆风千里》等影片说成大毒草，这就是影片《兵临城下》被禁映的原因。
一九六五年，江青、张春桥躲在上海，指挥姚文元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为彭德怀翻案，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跟着，住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派了总政一位副主任和几个部长到上海，看了建国以后拍摄的几十部影片，听着江青独白，炮制出一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硬说“文艺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成就，几乎把所有的影片都打成“毒草”，特别点出《兵临城下》和《抓壮丁》。
总政主任罗荣桓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反对林彪的“顶峰论”和“立竿见影”那套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林彪大为恼火。罗荣桓元帅于一九六三年去世，罗瑞卿成了林彪的眼中钉。就在他委托江青炮制《纪要》的同时，上海召开部队的高级会议，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把他整成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反党分子。应该补充一下，江青在《纪要》上点名批判的《兵临城下》和《抓壮丁》、都得到罗瑞卿的支持。罗瑞卿在福州一次全军高干会议上，号召军队文工团演《兵临城下》，于是《兵临城下》也成为罗瑞卿的一条罪状。
一九六六年五月，部队召开全军文艺工作会议，几百位文化干部、文艺工作者，在北京学习《纪要》。第一天晚上放映了电影《兵临城下》，接着小会批判，大会斗争，无限上网上线。《解放军报》整版刊登部队作家的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写了社论，点了我和导演的“大名”，被禁映的电影《兵临城下》，加了“大毒草”的批判字幕，在各单位当成“反面教材”在内部放映，后来电影院卖票公开放映。有趣的是，尽管片头加了批判文字，但戏院里不断响起笑声和掌声。全国又一次掀起《兵》剧“热”，比起三年前那次加温千度，汹涌澎湃夹着血腥气味，家喻户晓，大大提高了作者的“知名度”。
（九）大张旗鼓围攻
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一次围攻《兵临城下》，势如暴风急雨，比年前批《海瑞罢官》更为猛烈,批判文章上纲上线，罗列了许多罪状，言词严厉苛刻，讽刺谩骂，人身攻击，大有不把作者碎尸万段，不足以谢国人之概！我被打的脑昏眼花，真是有点吃不消，怎样也想不通！
单位开了斗争会，基层组织宣布对我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军籍，行政上降级。心里感到莫大的委屈！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在南洋参加革命，为了打日本和中国解放，在前方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吃了不少苦头，为了反映八路军、解放军和人民的英雄业绩，日以继夜写了许多东西，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痛不欲生！但转想自己回国三十年来，没有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对当时的运动虽然看不透，但潜意识感到这不是马列主义的做法，不是中共的传统作风，因此宁愿忍辱受折磨，活着看世界，不愿当枉死鬼。
（十）备受折磨
上海“一月风暴”受了最高统帅的赞扬，全国掀起了夺权斗争。林彪说总政和中宣部是“阎王殿”，正副主任们被当成“阎王”，多数部长被打成“判官”，总政“造反派”们野心勃勃夺了大权，无暇折磨我们这批“死老虎”，我被扔在一边劳动管教，省了一些精神和皮肉之苦。
林彪调了一批亲信，组织新的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原来两部的人员，绝大多数被赶到高等军事学院办学习班，搞“斗批改”。我在学习班，仍然被管制劳动，无休止的检查，检讨书加在一起，不下十万言，因为上纲上线不高，没有被通过。在“造反派”专人的“帮助”下，同时看到几个被管制的难友，痛哭流涕拚命上纲，被通过“解放”了。如此形势，非作违心的检讨不行，于是我上了最高纲，说写《兵临城下》，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那完全是胡扯，一九六二年蒋介石曾一度叫嚣反攻大陆，并派了七股特务在沿海登陆。《兵临城下》虽然在一九六二年正式上演，但那是一九五九年写成的，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造反派认为“检查深刻”，但又说检讨时“没有感情”，指的是发言时不曾痛哭流涕。
说假话容易，真流泪可就难了。当时思想紊乱，看到开国元勋的老帅们、南征北战的将军们都挨了整，各省的省市委书记全被打倒，既然他们都错了，自己焉能不错？怀疑自己政治水平不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思思想想，还是不通，怎能哭的出来？目睹别人痛悔哭泣，有的是干嗥，有的挤出泪水，未必出于真心。干打雷不下雨我表演不了，硬挤出眼泪也办不到，这是一道难关，不克服就得把黑锅背下去。
“人不伤心不落泪”，这句俗话使我聪明起来。最后一次检查时，我嘴里念着发言稿子，心中想着从南洋回国革命，东奔西跑，吃了不少苦头，差点把命丢了，竟落到如此下场，太冤枉了！想到伤心处，果然泪珠滚滚，哭出声来。
检查通过了，正要宣布“解放”，林彪和江青一伙又发动一次对《兵临城下》的批判，张春桥、姚文元指挥徐景贤的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抛出一篇《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挖空心思给《兵临城下》捏造了许多罪状。“两报一刊”以主要篇幅刊载，广播电台连日反复播送，于是我的“解放”告吹。
这次大批判掀起的恶浪，比五年前更为凶猛。我百思莫解。后来才知道，当时中共“九大”刚闭幕，林彪成为合法接班人，并且写在党章上。林彪迫不及待要上台，与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串通一气，企图架空毛泽东，大搞“清君侧”的把戏，《兵临城下》又成了迫害周总理的攻击目标之一。延到一九七○年春节，我才蒙开恩“解放”。
所谓“解放”，是摘掉“三反分子”的帽子，取消管制，改敌我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把反党反社会主义改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但仍指责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兵临城下》还是大毒草，需要进一步改造！
一九七○年夏天，我被送到湖南干校劳动改造。
我在干校养猪种茶，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从北戴河乘三叉戟飞机叛国出逃，“折戟沉沙”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汉，才放松对我们的管制。
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四人帮”阴谋组阁，派王洪文到湖南韶山，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同时发动第三次批判《兵临城下》。江青在北京军区一次高干会上，歇斯底里的叫喊：“白刃是什么人？白俄！”，真是令我哭笑不得。江青一面通知各报准备批判文章，一面利用批判林彪的“六条军事原则”，叫她曾经送材料和接见的几个连队写文章，批判《兵临城下》。各报已准备好文章，毒箭在弦，引弓待发！只因王洪文到湖南诬告不成，反被毛泽东痛斥，江青也受毛泽东的批评。“四人帮”阴谋组阁不成，第三次批判《兵临城下》，只有他们的老窝上海和辽宁叫嚷了一阵，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运动。
前两次批判《兵临城下》，我被打的懵头转向，也隐约感到不光是对作者、导演和演出单位来的，背后还有什么名堂（上面提到迫害周总理，是后来才知道的）。第三次批判《兵临城下》，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指桑骂槐，项庄舞剑，意在“周公”。
粉碎“四人帮”以后，《兵临城下》重见天日，电影重新放映，话剧继续上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一九七八年“八一”建军节，我因事到山东济南，看到报上放映《兵临城下》的广告，一个剧院一天之内竟排满十场，早场清晨五时，末场晚上十一点钟。
回忆《兵临城下》从创作到演出，反反复复，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作者和演出单位以及有关人员坎坎坷坷的遭遇，不由思绪万千，令人叹息。最可叹惜的是，正当我年富力强有些经验的时候，却被剥夺十年创作时间，如今垂垂老矣，仍想将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写出来，可已经力不从心，只有拚老命去干。但愿在振兴中华的文艺发展道路上，不再出现以往的怪现象。
二月六日写于深圳
（本文最初在香港《大公报》连载。）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四日，小标题是该报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