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微山湖的浊浪

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
惠及死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

    宋朝范仲淹曾用“虎啸猿啼，浊浪排空”形容洞庭湖的坏天气。我借“浊浪”作题目，指的不是微山湖的气候，而是比喻1939年湖西“肃托”事件。
    上面那首诗，是曾在微山湖地区工作的郭影秋，为怀念罗荣桓同志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精神处理湖西“肃托”事件，救了500多名干部，为被难的同志伸冤而作的。诗的前两句后文要谈到，这里不作注解。第三句“死人”指的是行将赴死的人，因罗荣桓同志飞马赶到而获救。“肉白骨”说的是被杀害的同志得到昭雪。
    1939年下半年，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这一事件在我心中翻腾了将近40年，而今写起来，依然心情激愤，感慨万端。

“逼供信”与冤狱

    看过《十五贯》的人，都痛恨县官过于执主观臆断，刚愎自用，采取肉刑和“逼供信”审案，错判两个男女青年死刑，造成了冤狱。
    我们党内也有些“过于执”，他们自命不凡，搞主观主义，偏听偏信。他们也喜欢用“逼供信”断案，同样也制造了许多冤狱冤案，湖西“肃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逼供信”和肉刑是分不开的。不用肉刑是逼不出口供的。早在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就提出废除肉刑，不许打骂士兵。1940年，毛泽东同志又明文指出：“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论政策》）
    然而1943年，康生一伙人在延安大搞“抢救失足者”，仍然用“逼供信”，把许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和来延安的知识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而且把所谓的“抢救经验”，推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使许多地区蒙受损失。在山东敌后，罗荣桓接受湖西“肃托”的教训，坚决抵制“抢救风”，才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
    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候却惊人的相似。20年后林彪和“四人帮”，把“逼供信”搞到登峰造极，制造了数不清的冤狱和冤案。他们的罪行，比过于执千倍可恨！他们留下的恶劣影响，若干年后都很难消失！
    最可恶的是，伙同林彪和“四人帮”大造冤狱冤案的顾问——康生，抗战开始写过一本《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斯基匪徒》的小册子，在山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延安大搞“抢救”的也是他。这难道仅是主观主义不肯接受血的教训吗？很值得深思。
    罗荣桓最痛恨用肉刑审案，最坚决反对用“逼供信”断案。他在处理湖西“肃托”时说：“用这种方法审讯，必然要冤枉好人，也很容易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历来反动统治者都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他们手中无真理，不敢实事求是。这是反革命的方法，我们要坚决废除！”
    “托派”是苏联共产党中的托洛斯基派的“简称”，在中国并无统一的组织。1937年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延安，大肆鼓吹“肃托”，并把康生写的那“肃托”的小册子，发到各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狼狈为奸陷害好人

    抗战初期，华北国民党军队闻风逃跑，日本鬼子大举南下，山东微山湖西成了“真空”地带。中共湖西地方党，为了抗日救国，壮大革命力量，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和大量地方武装，成立抗日义勇队。
    1939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挺进到苏鲁豫，在湖西留下一个营，与地方武装合编，发展了2000多人，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
    滚滚洪流中必然挟带一些泥沙，革命大发展难免混进少数坏人。中共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就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由于“肃托”后他畏罪自杀，身份一直没有查清，后来有人说他是叛徒，国民党特务，在天津参加过托派组织）。抗战开始，王须仁跑到徐州，混进游击部队，后来窜到湖西，窃取湖边地委的领导权。他和四大队的政委王凤鸣狼狈为奸，领导了湖西的“肃托”。
    王凤鸣原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部的青年干事，以后部队大发展，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大队政委。随着职位的高升，他的自命不凡和胆大妄为也跟着膨胀起来。他年龄不大，却卖弄着参加长征的老资格；他政治水平很低，却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野心勃勃，想在湖西称王称霸。
    1939年秋天，湖边地委干校学员即将毕业。王须仁向地委领导人汇报，说许多学员有托派活动，以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这时，苏鲁豫军政委员会在鱼台开会。会后，区党委几个领导人到了湖边地委，王须仁又向他们汇报了“托匪”的活动情况，大家深信不疑，同意王须仁自报奋勇负责审讯。王须仁亲自审问重要的嫌疑犯魏定远，采用肉刑，逼供出一批名单。又从名单中挑出区党委党校毕业、派到地委组织部工作的曹广善，如法炮制。曹广善受刑不过，又供出一套人马，其中有区党委的干部。尽管魏定远和曹广善二人的口供不一样，而且曹广善在审讯第二天就死了，但是区党委和地委的领导人，都没有异议。
    区党委几位负责人，带着“托派”的名单，准备在区党委同时进行“肃托”。他们走了之后，湖边地委加紧“肃托”，王须仁把名单上的人抓了起来，用肉刑逼供。肉刑也升级了，开始是用砖压腿，捆绑吊打，慢慢用电话机过电……每个被审讯的人，必须承认自己是托派，并且供出组织名单，才停止用刑。有些人经不住折磨，只好屈打成招，乱咬乱供，“托匪”的名单越来越长了，不但有地委和区党委的干部，而且有游击部队的教导员……
    王须仁和地委书记感到棘手，连忙写信给在湖东的四大队求援。王凤鸣派部队接他们到湖东，听了王须仁的汇报，规定了几条：
    一、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归四大队指挥；二、警卫由四大队派出；三、肃托工作由王须仁和四大队的保卫科长负责，由王凤鸣领导。
    王须仁老奸巨猾，王凤鸣野心勃勃。一个想借枪杆子制造更大的混乱，一个想乘此机会显露头角，建功立业。两个臭味相投，“肃托”一天天扩大化，“托派”越肃越多，范围越来越大，成百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被抓了起来。王须仁故作惊慌地请示王凤鸣：
    “这可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反必肃嘛！”王凤鸣胸有成竹地说，“托派跟汉奸一样，是抗战的敌人，当了人民公敌，天王老子也不能放过！”
    于是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抓人：有的个别逮捕；有时以开会为名，在会场埋伏部队，将被逼供出来的人，骗来开会，一网打尽。
    王须仁利用王凤鸣的幼稚和傲慢，不断阿谀奉承。王凤鸣吃了“迷魂汤”，飘飘然唯我独尊。当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分散在陇海铁路南面和离微山湖较远的边沿地区，湖西只有四大队。王须仁看到王凤鸣言听计从，进一步摇起羽毛扇，他一面采用更残酷的肉刑，对被捕的干部诱供和逼供，将湖边地委的干部，大部分当成“托派”抓了起来，四大队的干部也牵连进去，抓了一大批。另一面借口敌情紧张，说上级有指示，要采取紧急措施，于是在郭里集开了杀戒，处决了第一批“托派”。接着，经常在夜间秘密杀害一批批的革命干部。

惊人的大屠杀

    王须仁贼心不死，想把“肃托”的运动继续扩大下去，搞垮整个湖西抗日根据地。他知道王凤鸣和湖西区党委有矛盾，知道王凤鸣爱上区委机关一个女干部，那个女干部另有所恋，拒绝了王凤鸣的求爱。王须仁从中挑拨离间，并说区党委内有许多重要的“托派分子”，宣传部长马霄鹏已经死了，问题很严重。王凤鸣把四大队从湖东转到湖西，靠近区党委机关。那时区党委的“肃托”，也像瘟疫一样地蔓延开了！同样地采取各种残酷的肉刑逼供，像滚雪球一般，“托派”集团越滚越大。不但本机关和下属单位的干部，很多人被咬成“托派”，而且区党委九个常委，除了书记白子明以外，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组织部长郝中士、青年部长孙衷文和湖边地委书记李毅、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以及大批优秀干部，都被诬陷为“托匪”，抓起来。苏鲁豫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和一些经过长征的营连干部也遭拘禁。王须仁“肃托有功”，很快成为区党委的组织部长。
    王须仁和王凤鸣一伙，采用逼供和诱供，相信假口供和假坦白。对被咬的人，不但要他承认自己是托派，而且要他供出联系的人。有些好同志坚持原则，宁死不承认。有的人经受不起毒刑，乱咬乱供。有的自己承认了，不愿意害别人，随口胡诌一些人名交账。有的编不出来，每天到坟地看墓碑，记一些死人的名字，准备逼供时候“坦白交代”。
    真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将一个好端端的湖西抗日根据地，搞成恐怖的世界！
    湖西周围有日伪据点，一旦鬼子“扫荡”，内部有那么多“敌人”，如何拖着行动？万一暴动了，更不好收拾；就是逃跑了，也不妙呀！王凤鸣有这种顾虑，和王须仁及区党委书记商量。王须仁听了，正中下怀，马上献策，准备大屠杀！
    1939年9月18日，在鱼台县的谷亭镇上，召开公审大会，贴了谎称“奉中共中央命令”的布告。会场警卫森严，哨兵都上了刺刀。台上坐着两位“活阎王”和几个负责人。会议一开始，先由主席宣布“肃托”取得伟大的胜利；继由×××进行所谓的“坦白交代”，并且当场宣布对他宽大处理，接着宣布以王文彬和张如为首的79人，是顽固不化的“托匪”，要从严镇压，立即执行枪决！社会部长赵万庆后来也被杀害！
    许多革命同志，被当成反革命杀害了！多么大的悲剧！多么令人痛心！许多同志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顿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暴风急雨，雷电交加！美丽的湖光山色不见了，微山湖水掀起惊涛骇浪！大自然在为死难者鸣冤叫屈，呼喊不平！
    正当湖西被难者的亲属，哭声震天、哀号动地的时候，徐州的日军司令部，很快接到情报。他们高兴万分，饮酒碰杯，开会庆祝，认为出动十万人马“扫荡”，都得不到这样的战果。真是亲者痛，仇者快！
    湖西的国民党和反动地主，也欢欣鼓舞，跃跃欲试，纷纷拉起“杆子队”，和八路军对抗。好些基层的共产党员，自己武装起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打成“托派”，当枉死鬼。
    湖西人民忧心忡忡，有些人对共产党八路军产生了怀疑，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情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动摇了。
    死者含冤九泉，生者提心吊胆。还有500多个被打成“托派”的革命干部，关在“训练队”里朝不保夕。他们的家属奔走呼号，营救无门。由于大量干部被捕，地方党委和抗日政权都瘫痪了。王凤鸣和王须仁成为湖西军队和地方上两个“活阎王”，操着生杀大权。人是他们抓的，向他们申诉呼救，等于向老虎要皮。
    在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时候，人们想到只有一条路：上告！可是中共山东分局远在沂蒙山区，八路军一一五师远在鲁南，不但湖水茫茫，山遥路远，而且都在津浦铁路以东，没有武装，没有特别关系，想通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铁路线，是十分困难的。向东不好走，只得朝西行。几个家属悄悄结伴往西北走，为了抢救亲人，日夜赶路，好容易找到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呈上控告，哭诉冤情。支队长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根本听不进去。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报告。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听到梁兴初被扣押，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而且想抓他。彭明志只得打电报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召开紧急会议

    当时师部刚进入鲁南，罗荣桓忙于开辟鲁南根据地的工作，偶尔也听说湖西发现“托派”，不晓得这样严重。他看了电报，先是感到震惊，接着非常气忿：王凤鸣竟敢如此无法无天！不请示报告。慢慢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被关的500多干部生死不明，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万一日寇乘机进攻，部队一定会吃败仗……当年中央苏区抓“AB团”，错杀了许多好同志的记忆犹新，情况十分相似。
    罗荣桓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请陈光和有关的同志前来商议。大家看到罗荣桓同志严峻的面容，知道有重大问题要解决，都不声不响地坐下。
    罗荣桓脑子里已经在考虑怎么办，心里还是一团火，情绪焦躁不安，这是罕见的。在敌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总是十分冷静沉着，很少冒火。眼下这个问题，使他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他向大家谈了湖西肃托情况，愤怒地说道：
    “王凤鸣这个坏东西，胆大包天！这样大的事情，不请示报告，就乱杀人。这是犯罪！犯了大罪！”罗荣桓强调问题的严重性，接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哪来这许多托派？王凤鸣和王须仁几个家伙，疑神疑鬼，惊慌失措，乱抓乱杀！即便是真的托派，也不能搞肉体消灭啊！抓了日本鬼子还宽待嘛！扩大化，肯定是扩大化！”罗荣桓说着又火了，他请同志们发言。
    同志们都很激动，谈了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这是肃反扩大化，大家清楚记得，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北苏区，都搞过肃反扩大化，但不论手段的卑劣，肉刑的残酷，这次湖西“肃托”，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大家都愤怒地谴责这种封建的野蛮行为，提出紧急措施的意见。
    罗荣桓同志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做出如下决定：
    立即打电报给王凤鸣，不日他亲自到湖西，被关押的几百干部，一律不许处理；打电报给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原师保卫部长），叫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指示；致电山东分局，请派人共同去处理。正好分局书记郭洪涛，统战部长郭子化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要去延安，便一路同行。

飞马奔赴湖西

    山东分局的人到了，罗荣桓同志即刻下令出发。他带着骑兵排和随行人员，从鲁南取道滕县和薛城之间的津浦铁路。一路上马不停蹄，遇到敌伪据点，绕道而行。来到津浦路附近的一个山寨。这寨子以西几里地就是敌占区，离津浦线20里地。罗荣桓同志原定在寨里吃晚饭，二更天下山，三更天过铁路。没想到敌情发生变化，白天从兖州到滕县沿铁路线各大车站，都到了日军，意图不明。
    原定过路计划受到阻挠。罗荣桓命令在边缘区活动的游击队，加强侦察，寻找通过封锁线的新地点。同时派人到附近部队，将敌情电告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防备敌人冬季“扫荡”。
    在边缘区转移了宿营地，铁路线的日军走了又来，调动频繁，有几次还派出小股日伪军到边沿地区活动，早出晚归。
    罗荣桓惦挂湖西几百干部的安全，恐怕时间拖延，发生意外，不能坐待日本鬼子撤走，必须想办法强行通过。他召集游击区的干部和敌工人员研究，询问铁路线上伪军的情况。敌工干部谈到一个小火车站的伪军，和我们有关系，那个小站上没有鬼子兵，可以和伪中队长谈判，要他掩护过铁路。
    罗荣桓询问了伪中队长的底细，决定派人去找他谈判。派去的人下半夜赶回来，说不发生意外情况，明晚上可以过路。
    第二天黄昏，游击队先头出发，到车站附近放警戒。两小时以后，罗荣桓一行人策马前进，到了封锁沟旁，敌工干部和伪中队长，已在预定地点等候。
    一切安排好了，伪中队长带路，过路的人牵着马匹，在朦胧的月光下，沿着一丈多深！两丈多宽的封锁沟，向南走了十几分钟，到了一座便桥，桥头站着一个荷枪的伪军。
    伪中队长带着人马过桥，向西走了一里多路，停下来说，顺大道向西南走，沿路没有日军据点，只有伪保安队和民团的炮楼。
    罗荣桓一行人上马，顺大路飞驰。鸡不叫狗不咬，马队穿过碉堡与炮楼。村寨里传来梆子响，据点里传来咋呼声，有些寨子放火枪报警，有些伪军胡乱打枪。罗荣桓催马加鞭，在四周敌垒中飞速前进。
    拂晓前下了一阵小雨，接着飘起雪花。骑手们冒着雨雪，天亮时到了一个小镇。
    在微山湖东，遇到四大队二营长江燮元，他带部队来迎接罗荣桓一行人。罗荣桓进一步了解情况，问江燮元：
    “你为啥不是托派？”
    “我怎会是托派？”江燮元不解地说。
    “许多人不是托派，不是都打成托派了吗？”
    罗荣桓一语说穿了肃托的真象。接着对江燮元说：
    “你们暂时留在湖东，不然回去了也会被王凤鸣抓起来。”

痛斥王凤鸣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蒙着白雪。平原披上白衣，好像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似火烧，他率领随员们和骑兵，快马加鞭，绕过南阳湖北岸，日夜兼程地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沿路村庄，贴着“为肃托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罗荣桓看过，愤恨地说：“把党组织搞垮了，把根据地搞成什么样子，还说是初步胜利！”
    到了湖西四大队所在地。王凤鸣、王须仁和区党委、四大队的一些干部出村迎接。罗荣桓把王凤鸣和王须仁晾在一边，不和他们握手打招呼，进入住房，罗荣桓看到屋顶和房子周围，都有人站岗放哨，问保卫人员：
    “放这许多岗哨做什么？”
    “保护首长。”保卫人员回答。
    “见鬼！都给我撤掉！”罗荣桓严厉地说。
    王凤鸣带部队干部来见。罗荣桓不理睬王凤鸣，先接见别的干部，了解“肃托”的情况，又叫保卫部长，找被关押的几个区党委常委个别谈话。
    吃罢午饭，罗荣桓派人去喊王凤鸣。王凤鸣从接到罗荣桓要亲自到湖西的电报，心里早就七上八下，坐卧不安。半年多来，他在湖西唯我独尊，天不怕地不怕，如今要来一个他敬畏的人，叫他怎能不提心吊胆？他参军的时候，罗荣桓已经是红军的军团政治部主任，指战员们对罗荣桓为人公正，坚持原则，关心干部，爱护士兵，都很敬佩。他从罗荣桓的两道电文上，仿佛看见罗荣桓在指责他胡闹！王须仁不断给他打气，说他们的“肃托”，是为了保卫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王须仁口上这样说，心里也怀着鬼胎，他想乘罗荣桓到来之前，把区党委四个在押的常委，当天下午杀了。没想到罗荣桓上午飞马赶到，懊悔动手慢了，感到大事不妙。
    王凤鸣来到罗荣桓的住房，看见罗荣桓和山东分局两个干部都在屋里。他进门向大家敬个礼，抬抬眼皮，看到罗荣桓皱着眉梢，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不由打了个哆嗦，赶紧低下脑袋。
    大约站了一分钟，才听见罗荣桓低沉的声音：“坐吧！”王凤鸣就着身旁的椅子坐下，松了一口气。
    又沉默了一阵，像火山爆发，喷出的岩浆，朝王凤鸣劈头盖脑打来！他听见罗荣桓严厉的声音，对他训斥地说道：
    “王凤鸣！你们搞的什么鬼名堂呀？你在湖西搞独立王国，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你是部队干部，手伸得那么长，谁让你抓地方工作呀？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报告，你到底想干什么？党有肃反政策，有干部政策，你可以任意破坏！你毁掉党在人民中建立起来的威信！你是在帮助日本人摧毁抗日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我，我……”王凤鸣支支吾吾，想解释一下：“他，他们都是托派……”
    “胡说！”罗荣桓打断他的话。“哪来这许多托派？坏人总是极少数的！中国是有托派，南有叶青，北有张慕陶，都是一小撮人。你这个湖西地区，一抓就是五、六百，一杀就是那么多！都是你和王须仁脑壳里有毛病，疑神疑鬼，制造出来的托派！你把革命同志当敌人，抓起来枪毙，关进班房，你成了什么人啦？要不是看到你从小当红军，在革命队伍长大的，真要以为你是打进来的奸细，把你抓起来杀掉！
    王凤鸣缩了一下脑壳，好像钢刀落在脖子上。他乘罗荣桓停顿，还想分辩一下，说：
    “杀掉的人都是证据确凿的。”
    “什么证据？”罗荣桓拍着桌子吼道：“你自欺欺人！你们用肉刑，搞逼供，搞诱供，相信假口供，相信假坦白，把这些当成定案的证据，怎能不冤枉好人？你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什么叫实事求是！搞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你喜欢摆老资格，怎么不接受当年抓‘AB团’的教训？不接受鄂豫皖、湘鄂西和陕北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你重犯了当年的错误，不是明知故犯吗？……”
    门外喊了声“报告！”进来一个警卫员。
    “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罗荣桓说：“请他进来。”

临刑人死里得生

    警卫员站在门口，向外面招手。门外进来一个细高条的人，瘦长脸上胡子拉茬，面色憔悴，军帽下露出长头发。身上穿着灰旧的棉衣，袖上的“八路”臂章被扯掉，还留下白线头和深色的痕迹。乍一看，他有40岁，其实还不到30。他就是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被关押的小黑屋带到这里，对外界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看到罗荣桓，双腿扑通跪下去，眼泪汪汪地哭叫道：
    “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
    “起来，起来！”罗荣桓朝他喊着。
    他跪着不动，警卫员拉他站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罗荣桓问他。
    “他们说我是，是托派。”他悲悲切切地说。
    “你托个屁派！”罗荣桓火了，这火是对王凤鸣发的，话也是说给他听的，“你是个农民，当红军到现在，没有离开部队，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怎么会是托派？”
    “可他们硬说我是托派，把我关起来，还要杀我的脑壳！”他擦着眼泪说。
    罗荣桓转身对王凤鸣，责问他说：“你跟他在一个部队这么多年，对他还不了解？你这个政委够厉害，把大队长也当托派抓起来！”
    “有口供说他是托派……”王凤鸣低声地说。
    罗荣桓提高嗓音，愤恨地说：“口供！是你们用棍棒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摇电话机，用国民党对付革命人民的刑罚逼出来的口供！你就相信假口供！我问你，要是用肉刑，逼出口供，把你也咬一口，说你是托派，你也相信？你也把自己抓起来坐班房？”
    王凤鸣耷拉着脑袋，不敢吱声。
    罗荣桓继续说：“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该给你发奖章了！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王凤鸣仍然低着头，两眼望着自己的鞋子。
    这时候，保卫干部进来说，区党委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带来了。罗荣桓对梁兴初说：
    “你没有事了，回部队去。理个发，洗个澡，好好休息休息。”
    梁兴初走了。门外押进来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这人30来岁，脸黄肌瘦，衣服破碎，身体枯萎，遍体鳞伤，显然受过各种残酷的刑罚。他站立不稳，靠着墙壁使劲挺起腰板。他已经知道下午就要枪毙，以为押他来作最后的判决，所以竭力忍住身上的疼痛，横着一条心不屈不叫，昂着胸膛赴死，准备临刑前喊几声“共产党万岁！”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和气的声音问他。他眨了眨眼睛，才注意问话的是个陌生人，头上戴着缴获的日本军官的皮帽，身上穿着灰棉军装，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这是谁呢？
    一个保卫人员催着他说：“罗荣桓同志问你啦，快说啊！”
    罗荣桓同志！罗荣桓同志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坐在对面这个人，分明像他听说的罗政委的形象。他忽然意识到生命有点转机，睁大眼睛望着久已闻名而受人敬仰的首长，缓慢地说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郭影秋。”
    罗荣桓问：“你不是一直在地方武装里带兵吗？”
    郭影秋答：“是的。”
    罗荣桓问：“你什么时候参加的托派？”
    郭影秋说：“我从来没有参加托派。”
    “那你为什么承认自己是托派？”
    “我一直不承认。他们用木棒打，灌辣椒水，摇电话机逼供，我都不承认。后来他们拿出一封电报，说是山东分局发来的。他们念给我听，上面写着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托派，已经逮捕起来。因此说我参加的不是共产党，是托派组织。那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罗荣桓问：“你的入党介绍人是谁？”
    郭影秋说：“郭子化。”
    罗荣桓忽然指着坐在身后边一个人问他：“你认识这个同志吗？”
    他抬头一看，那人是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正是他手下的部长郭子化，不由瞪着直愣愣的双眼，问道：
    “郭子化是托派吗？他被捕了吗？他当年介绍我参加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吗？”
    郭洪涛严肃地回答：“他介绍你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
    “分局打来的电报，怎么说他是托派？”
    “那是胡说八道！电报是捏造的！”罗荣桓气愤地说。“你不是托派！你还是中国共产党湖西区党委的委员！”说到这里，罗荣桓同志对保卫人员说：“快给他松绑！”
    当绳子从他手腕上解开，从身上取掉，被人扶在椅上坐下的时候，这个行将被枪毙的人，忽然喊了一声“罗政委！”跟着呜呜的大声哭泣，眼泪像泉水似地涌出来。他痛哭的不是受委屈，不是遭酷刑，而是这突如其来的拯救，不但救了他的肉体，而且救了他的灵魂！去掉压在一个共产党员灵魂上的侮蔑和枷锁！
    “别难过了，你没有事了，”罗荣桓对郭影秋说，吩咐保卫人员：“扶他回去，请医生给他看看病治治伤。”
    郭影秋进来的时候，拼命挺着受伤的腰杆。现在感到浑身无力，让保卫人员扶着，软绵绵的双腿，好像有千斤重，艰难地挪动着。移到门口，他忍不住又回头望了一下罗荣桓，泪珠一串串往下流。
    罗荣桓、张经武和郭洪涛到牢房里去看李乾贞。李乾贞是建立湖西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他受了重刑，躺着不能动。罗荣桓等同志安慰他，提起他建立湖西武装开辟根据地的功劳，马上叫人把他抬到卫生队治疗。李乾贞被这突如其来的拯救，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平反昭雪，救了五百干部

    快刀斩乱麻！罗荣桓首先把被关押的主要干部，一个个放出来，给他们平反。
    两天后，罗荣桓召开一个大会，除了部队和地方上的干部，那500多被软禁在“训练队”里的所谓托派，也参加了。
    冰雪溶化了，初冬的太阳照着打谷场，照暖了人们的心。上千人坐在背包上，“训练队”的人坐在前面。会场上的空气也和往常不同。周围没有上刺刀的哨兵，没有杀气腾腾的标语。几个月没有听见的抗战歌声，也在打谷场上响起来了。
    会场前面一张八仙桌，桌两旁板凳上出现一群陌生的面孔。那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王凤鸣和王须仁，从主席台的位置上消失了。
    罗荣桓代表山东分局来为受冤屈的同志平反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飞快地传遍了湖西中心地区。一些受害者和蒙冤的亲人及家属，赶来打听消息，围在会场四周。“训练队”里的人，也听到一些风声，落座以后，看到会场上的气氛，相信罗荣桓真的来了。
    司仪宣布开会。罗荣桓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在八仙桌后面，以沉重的话音开了头，首先对在前面坐的人，说道：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你们受惊了！我代表中共山东分局，代表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被杀害的烈士家属！”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用手绢擦着眼泪，有人开始低声哭泣。
    “现在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都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有人低声啜泣，有人嚎啕大哭，有人放声哀嚎。那些被关押的人，那些受过肉刑的人，那些随时准备赴死的人，都像在黑暗中忽然看到亮光，都像沉没在水中忽然抓到救生圈，一个个哭得十分伤心。哭声中充满着复杂的感情：是感激上级党的拯救；是哀伤多日来所受的折磨；是抚摸身上的创伤；是发泄对王凤鸣和王须仁一伙人的仇恨！
    哭声感染着每一个人，整个会场几乎没有不落泪的。罗荣桓也取下眼镜，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又擦了眼镜片。停了几分钟，才继续讲下去。
    罗荣桓对刚刚宣布被释放的人，提出要求：确实是托派或者有别的问题的人，要好好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被诬陷为托派、自己在逼供下承认，并且咬了别人的人和没有咬别人的人，都要实事求是说清楚。被诬陷为托派，而能坚持原则不承认的人，要受到表扬。
    接着，罗荣桓愤怒痛斥王凤鸣、王须仁和区党委个别领导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特别是王凤鸣的无法无天，给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他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带回铁路东继续审查！
    会场上响起欢呼和掌声，夹着愤怒的口号，要求严办这几个罪魁祸首。
    罗荣桓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命令彻底清查，严肃处理，给被诬陷的同志平反，对死难家属抚恤。
    会场爆发一阵激动人心的口号声：“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
    罗荣桓最后说道：“虽然我们事前不知道问题这样严重，但是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领导，都有责任。特别是我，作为山东分局副书记和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更要负责。发生了这样严重事件，我们没有及时发觉，迅速处理。虽然由于敌人的封锁，交通不便，但说明我们平时对干部教育不够，工作上存在严重缺点！……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次惨痛的血的教训！严禁肉刑！坚决反对‘逼供信’！肉刑和‘逼供信’，都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也是最容易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处理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特别不能把‘逼供信’作为定案的根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治安保卫人员，努力学习党的锄奸保卫政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指示，严禁肉刑，彻底埋葬‘逼供信’！”
    罗荣桓果断迅速地处理了湖西“肃托”事件。使500多个革命同志免遭杀害，使含冤而死的同志得以昭雪，使许多死难者的亲人不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使少数犯严重错误的人得到挽救，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罗荣桓在湖西住了一个月，“肃托”的问题基本上搞清了，又帮助重建了区党委的组织，整顿了部队，然后将未了的事情，命令从陇海路南带着部队来的苏鲁豫支队负责人，继续处理。
    罗荣桓往回走的时候，将王须仁和王凤鸣带回鲁南审查。
    山东分局常委会听完罗荣桓的汇报，派出一个巡视团到湖西地区，深入调查“肃托”事件的详细经过，并对所有冤案一律进行平反，对被害同志的家属进行抚恤。
    经过罗荣桓的严肃处理，湖西抗日根据地，才逐渐巩固起来。然而这一悲惨的事件，给湖西人民心灵上，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损伤的元气，久久没有恢复。它的遗毒，像污水坑中的沉渣，20年后，又被林彪和“四人帮”搅出水面，当年已平反的同志，又被重新戴上“托派”的帽子，造成了新的灾难、新的悲剧！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湖西的冤案才第二次得到平反。
    我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写出这段惨痛的历史故事，希望这种用血泪写成的悲剧，今后永不重演！希望我们子孙后代，再也看不到这类丑恶事件！我不禁要重复罗荣桓同志的话，大声疾呼：“严禁肉刑！彻底埋葬‘逼供信’！”
    1963年冬天，敬爱的罗荣桓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到湖西地区，湖西人民痛哭失声，捶胸顿足。当年那位行将就刑而被罗荣桓解救的郭影秋同志，含着无限的悲痛，流着满面的泪水，写了以下四句悼诗：

沂蒙寇急震人心，
亿万心连百战身，
昨日人经苏鲁皖，
四山风雨哭将军。

1978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