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罗荣桓、李天佑、萧华在晋西孝义

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照妖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同志们议论他的眼镜。有人说,那是个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提起眼镜,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当时枪支很少,罗荣桓在连里当党代表,背着一把大刀,刀把上系着一块红绸子。有次战斗,和白军抢山头,他提着大刀,身先士卒,率领红军战士跑步上山,冲得太猛太快,眼镜被树枝挂掉,落在草丛里,他蹲下去摸了一阵没有找到。时间太宝贵了,一秒钟也不能耽搁,他只好带着战士们冲上山顶。
    山那边黑压压一大片,他扔出第一颗手榴弹,战士们也跟着打手榴弹,一阵猛烈的爆炸声,白军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连滚带爬的往山下逃跑。
    突然间,有个班长喊着:“党代表,翼侧上来一股敌人!”罗荣桓不戴眼镜,稍远的地方就模模糊糊,看不见敌人。他问:“有多少敌人?”那班长说:“几十个。”他又问:“距离多远?”班长说:“二百多米。”他下命令说:“带着你们班跟我来!”罗荣桓举着大刀,带着一班人,朝班长指点的方向冲过去!白军看见红军冲下来,吓得屁滚尿流,慌慌张张打了一阵枪,向后转拚命奔逃!
    现在言归正传,讲一个“照妖镜”的故事。
    1941年冬季,5万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时候,我们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的时间,进攻的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们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沭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各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沭河平源,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罗荣桓政委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面疏忽了?看来有鬼!”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转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罗政委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沭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使我们摸清了他的企图。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罗政委觉得问题复杂,材料不足,没有时间考虑,暂且放在一边。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们有些伤病人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们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说,有个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们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怎么办。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觉得应该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好好优待。”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去讯问,看看水野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陪同罗政委的有敌工部长和一个姓李的朝鲜同志。李同志是在日本反战同盟(反战同盟:日本进步人士,在中国成立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同盟,各地八路军中有支部或小组。)里做日军工作的,他准备当翻译。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着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人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请坐。”罗政委说,李同志翻成日语。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叫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满好啊,”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跟着父母到大连,后来回东京上大学,就在东京居住。”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水野清。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样到中国来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恐怕对方不明白,进一步解释说:“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供给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怎样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木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跑出来,是什么原因?”
    “工作暴露了,荒木信子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她通知我赶快离开济南。”
    “你走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二十多人跑出来呢?”
    “我走得不急,我还没有被监视。那二十几位同志,是在济南城外我们管辖的一处工地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到泰安实验区,我们坐火车到了泰安下车,没有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没有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他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详细地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敌工部长作指示:
    “这个水野清很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面了解他的情况。”
    不久,济南的汉奸报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登了捉拿水野清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在报上声明,和水野清脱离夫妇关系,她骂水野清叛变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今后,她要和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老客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过翻译,是济南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罗政委反复看了两遍,问道:
    “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老客身上搜出来的。”敌工部长回答。
    “那个老客是不是个敌探?”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商人。”
    “他怎么肯替日本人带信?”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完事。”
    “哦?日本人是有意把信落在我们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汉奸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我一声。”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新民报》登的那些东西,同志们一致认为这封信是一个阴谋,但对阴谋有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是“借刀杀人”,理由是:水野清过去给我们送过重要的情报,现在又公开投向八路军,对日本特务机关是个打击,谋略部恨死他,故意把信落到我们手中,使我们不信任他,借我们的手把他当诈降的特务除掉,是一出“借刀杀人”的把戏。少数人持不同的见解,认为把这封信看成“借刀杀人”可能要上当!另几个人觉得问题很复杂,不能轻易下结论。
    会上发生热烈的争论。罗政委很满意这场争论,觉得大家开动脑筋,就能提高对敌斗争的水平,更好认识狡猾的敌人。
    “我同意这封信是个阴谋。”罗政委做结论时,开门见山地说,又补充了一句:“整个事件也是一个阴谋。”
    屋里人的视线,集中在罗政委的脸上。窗外射进来的一道阳光,在他眼镜上反射着两股强光,很像小人书上画的照妖镜。同志们屏着气息等候聆受高超的分析,因为大家共同体会,每次听罗政委讲话,都能得到一些新东西。
    罗政委没有说下去,侧身问旁边一个年轻的干事:
    “你说济南的敌人,为什么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水野清事件?”
    “这个……”年轻的干事没有精神准备,有点紧张,一时答不上来。
    罗政委启发他,接着问:“敌人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好不好?”
    “不好,”那干事说。“是不是想让我们相信,水野清是诚心反战的?”
    罗政委点点头,向大家说道:“日本人公开宣扬家丑,还是第一次。鬼子不会白下本钱,一定有目的,那张报纸是专门印给我们看的。这封信也是故意落到我们手里的。”说到这里,他向着对面一个科长,问道:“你刚才说,敌人这封信,是想陷害水野清,借我们的刀杀掉他,是吗?”
    “是的。”那科长回答。
    “你会杀他吗?”罗政委又问。
    “不会。”那科长说。
    “你不杀他,当然会更信任他啦?”
    科长没有回答,开始对自己的看法动摇了。
    罗政委说:“这就是敌人的目的,敌人变换花招,耍了阴谋,就是要我们信任水野清。”
    听众们恍然大悟,心里疙瘩解开了,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敌人搞的把戏,给罗政委几句话就戳穿了。
    罗政委转到另一个问题,说道:“有的同志说,水野清掩护过我们的伤病员,带着二十几个被俘的人员跑回来,这都是事实。但是给我们送的情报,就有真有假,提供我们打下铜井日据点的情报是真的,‘扫荡’沂蒙山的情报,就有真有假,真里掺假。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已经很清楚了。敌人为什么下这样大的本钱,看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至于水野清是什么样的鬼?想钓的是什么鱼?还要大家努力,进一步调查研究,彻底把它搞清楚。”
    敌人卖弄的聪明,在罗政委的“照妖镜”下,再一次露出愚蠢的原形,当了我们的反面教材,提高了大家的鉴别力。
    大家根据罗政委的指示,加紧搜集水野清的历史材料。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调查信件,指示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情况。
    一年以后,从各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水野清是个国际间谍,是日军在华北的四大特务之一。他曾经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进行破坏活动。1940年,他从大连到山东烟台,就找关系想钻进八路军。他的原名还没有查明,他有许多化名,水野清是最后的一个。
    审讯开始了。水野清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他强调做了许多有利我方的工作,大声叫屈喊冤,甚至用装疯卖傻,来逃避回答问题。
    经过长期的审讯,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水野清不得不低头认罪。他供认打进我军的四大任务:一、在山东共产党中,发展托洛斯基派;二、挑拨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关系;三、瓦解山东八路军;四、收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
    在革命的照妖镜下,这条恶狼终于现了原形。?おお?

1978年夏写于北京  

打狗引出来的故事

    1942年,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军的蚕食,地区缩小了,鲁南抱犊崮山区,成了一条狭长地带,当时有首民谣,形容这种情况:

东白山,西白山,
东西涧村宝山前,
南征北战十余里,
东西交通一线牵。

    为了粉碎敌人的蚕食政策,部队通常在夜间行军,去袭击日伪据点。经过村庄围寨,到处小狗汪汪叫,等于替敌人报信。
    小狗成了“汉奸”,战士们都非常讨厌,一定得铲除掉,才能保证部队夜间的秘密行动。于是展开了一场“打狗运动”。
    “打狗运动”也在滨海根据地开展起来。有一天,师部驻的庄子,一群民兵和几个战士,组成一个打狗队,提着棍棒,拿着绳索,挨家挨户寻找小狗。他们走到庄西头,看见一条老黑狗,爬在一间草屋门外晒太阳,打狗队一拥而上,举起棍棒欲打。那黑狗机警地跳起来,嗷嗷地惊叫了两声,窜进房门,钻到床底下躲起来。
    打狗队的人赶到门口,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拦住。老大娘说:
    “你们这是干啥的?看家狗,看家狗,打它做啥呀?”
    一个民兵说:“大娘,眼下区政府号召,为了打鬼子,不准养狗啦!”
    老大娘说:“俺这条看家狗,养了五年啦,你们打鬼子,它又不碍事,咋就不叫养啦?”
    “老大娘,”一个战士说,“鬼子快‘扫荡’了!俺们反‘扫荡’,打鬼子汉奸,都是夜里行动,小狗一叫,鬼子就知道了,咋不碍事呀?”
    打狗队的同志左说右说,老大娘思想不通,舍不得看家狗,不让进门。双方争吵起来,门口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
    这时候,罗荣桓从村外回来,站在人堆后面听了一会,对打狗队的人说:
    “你们要打狗,老大娘不愿意,别勉强嘛!回去跟村干部商量一下,开个动员会,把为什么、要打狗的道理,跟老乡们说清楚,先做好工作,再动手嘛!”
    打狗队走了,看热闹的人散了。
    罗荣桓回到住房,看到桌上一张新出版的《战士报》,报上有篇宣传“打狗运动”的文章。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跟刚才看到的一样,没能从群众利益出发,说明打狗的必要性。他立即吩咐秘书打电话,叫报社的主编来一趟。
    报社的主编来了。罗政委谈了刚才看到的打狗纠纷,联系报上的文章,说道:
    “宣传为什么要打狗?不要光说为了便利部队夜间行动,要替群众着想,从关心群众的利益出发。比方说,鬼子‘扫荡’的时候,也常常夜间行动,鬼子听见狗叫,就知道那里有村庄,顺着声音找来,老百姓就会遭殃。这样讲,老乡们更容易接受。老乡们养狗为了看家,怕小偷小摸,来了生客好给主人报信。现在根据地里,白天有儿童团站岗放哨,夜里有民兵巡逻。养狗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反而要浪费粮食,又会招来鬼子和汉奸,对老百姓有害,对八路军也不利。八路军打鬼子,为了保护老百姓。狗叫影响部队夜间行军作战,仗打不好,鬼子伪军不消灭,老百姓过不了太平日子。这样宣传就比较全面,有说服力。”罗政委还说,前些日子,看到报上有条“雷公打豆腐”的标题,指出:“日本鬼子还很厉害,说他是豆腐,你打掉他算什么英雄呢?宣传要讲究艺术,形容词要恰当,话要中听,要说到读者心里去,就会产生力量,变成群众的行动。”
    报纸按照罗政委的指示宣传,各村也召开动员会,深入做工作。老乡们明白了打鬼子保家乡的道理,都自动把小狗处理掉了。
    罗荣桓做工作就是这样很讲究方式方法,他有卓越的领导艺术,下面两个故事也是很好的例证。

把主力连编给地方军

    1939年,我们部队东进到抱犊崮山区,师部驻在大炉村,司令部设在万春圃(万春圃先生在罗荣桓同志的争取教育下,从1939年起一直拥护共产党,跟着抗日干革命,解放后在山东省政府工作。)家的大院里。
    万春圃先生是红枪会的会长,他组织了一支红枪会的联防武装。为了保卫家乡,他积极打鬼子除汉奸。1939年2月,他的儿子万国英,在日军进攻大炉的作战中,英勇地牺牲了。
    罗荣桓从地方党同志口中,了解万春圃是个开明士绅,有爱国主义思想,是个争取的对象。于是有空就找万春圃聊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讲抗战的道理,谈国际和国内的形势。
    万春圃很佩服罗政委学问渊博,军事政治,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有空就帮助老乡家挑水、扫院子、做农活,和国民党部队完全两样,是一支仁义之师。
    这年初冬时节,鲁南的日军从各据点里,抽调了1000多日伪军,分几路向大炉进攻。这时候师部跟前,只有特务营一个连。罗政委带着机关部队上了北山,亲自指挥特务一连,以班排分散埋伏在各个山头上,又到处设了疑兵,等敌人攻到眼前才开火。鬼子弄不清我们有多少部队,打到黄昏就撤退了。
    打仗的时候,万春圃带着红枪会的联防武装,上了一个山头,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对罗荣桓以少胜多,用兵如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了感谢八路军保护家乡和生命财产,他杀猪宰羊慰问。又在家里设了一桌酒菜,请罗政委和师首长们到家里庆功。
    喝酒的时候,万春圃说了许多感谢和钦佩的话,末了他严肃而认真地对罗荣桓说:
    “政委,俺组织红枪会,拉队伍,为了保卫乡土,不受鬼子汉奸糟蹋。这几百条枪,谁看了都眼馋。国民党东北军想派给番号,申宪五、王学礼要收编,俺都不答应,他们都不是真心抗日的。俺看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心实意打鬼子,保护老百姓。要是贵军不嫌弃,俺愿意把队伍编入八路军,听从政委支配。”
    师首长们听了都很高兴。罗荣桓说道:
    “感谢万会长对我们的信任。但不知下面的弟兄们同意不同意?”
    “没有二话,他们都听俺的,”万春圃说,“在会的弟兄,都是庄户汉,老实人,都说八路好。”
    鲁南根据地建立不久,部队兵员的补充很困难。有了几百人枪,谁不高兴?第二天师首长召开会议,研究这个问题,有人主张分散补充给各个战斗连队;有人主张连锅端,全部编入六八六团,成立一个新营;有人主张保持原来的建制,派干部进去,编成一个独立营,经过一番训练,再补充给主力部队。……大家议论纷纷,各有道理。
    罗荣桓分析这支武装的特点,说道:
    “第一,这个部队是红枪会组织起来的,封建关系很重,编散不得;第二,士兵都是这一带的农民,半脱离生产,当兵是为着保卫家园,拉走了巩固不了;第三,东北军、顽固派都打过主意,想吃掉他们;日本人也派说客来诱降,都被万春圃拒绝了。现在编入八路军,不能造成一种印象,我们也是要吃掉人家。”讲到这里,罗荣桓提出意见,说:“万会长信任共产党八路军,是真心诚意的。为了创造根据地,团结抗日力量,最好是以这支武装为主,我们派一个主力连队给他们,合编成一个支队,支队长还是万春圃来当,我们派一些军政干部去当副职。”
    大家都佩服罗政委的主意高,按照他的办法,成立了八路军四县边联支队。遇到战斗,都是我们编进去那个主力连打头阵,打了几次胜仗,把别的连队也带动起来了。加上政治教育,建立党的组织,部队一天天壮大起来。后来成为鲁南部队的主力之一。万春圃在罗政委的培养教育下,政治上进步很快,后来当了鲁南军区的副司令员。

借刀杀特务

    1942年,济南日本高级特务机关——谋略部,为了刺探我军情报,挖空心思,想了鬼花招,派人打入我抗日根据地。
    一个花招是学我军释放俘虏。把“扫荡”根据地捉去的人员,陆续往回放,有的是明放,有的是暗放。暗放是叫看守的特务,在劳动或押解途中,故作疏忽,让你三五成群地逃跑。有时放跑的纯粹是我被俘的人员,有时掺进个把伪装成囚犯的特务或叛徒。
    另一个花招是派遣年轻的特务,伪装进步学生,和一些进步的青年,一同逃离敌占区,进入抗日根据地,要求参加抗日工作。
    保卫部的同志们,对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员,真真假假的情况,大伤脑筋!要甄别出好人还是坏蛋,得费很大的精力,做细致的工作。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蛋。
    这是一场新的斗争。罗荣桓十分重视,亲自过问。每进来一批人,侦讯科审查过后,都要向他汇报,请示怎么办?
    罗荣桓详细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有时亲自审阅来人写的材料,有时还找本人谈话。对于被俘放回的人员,经过审查,除了可疑的人,原则上回原单位工作,在工作中考察。对于青年学生,没有问题的,按志愿分配工作或学习。问题不大或一时查不清楚的人,也给予适当的安排。
    像过筛子似的,筛剩下五个人。其中两个是新当的特务,经过耐心教育自己坦白的。还有三个老特务,自己坚决不认账,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当特务的材料。其中一个姓崔,四十来岁,原来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做了很多坏事,外号叫催命鬼。不过他们来的时候,全都改名换姓了。
    这一天,保卫部一个科长和一个干事,带着五个特务的材料,来找罗政委汇报,请示怎么处理?
    “你们说怎样处理他们呢?”罗政委听完汇报,反问一句。
    科长和干事互相望了一眼,他们事先已经交换了意见。科长示意要干事说,干事怕没有把握,迟迟不开口。
    “你们有了想法了?是不是?”罗荣桓含笑地问:“说说看嘛!”
    那干事说:“那两个坦白好的,放他们回去。那三个顽固不化的老特务,开个公审会,枪毙了算啦。”
    “你也这样想的吗?”罗荣桓问那科长。
    那科长点点头。
    罗荣桓从烟盒里拿出一支香烟,把烟盒递过去,两人都摆摆手。他点起香烟,抽了一口,说:
    “五个都放了。”
    “那三个老特务也放了?”科长问。
    “那个罪大恶极的催命鬼也放了?”那干事惊讶地问。
    “对!都放了,统统放了!”罗荣桓坚决地说。他对敌人这一阴谋,已经在脑子里转了好久,想了一个巧妙的对策。看见两个保卫干部在发愣,忙说道:“枪毙了很简单,几粒子弹就够了。但是敌人还会继续派特务来,还会造谣说杀的是青年学生。要看到,这是日本谋略部的政治阴谋,要彻底把它粉碎!所以还是把五个特务都放了。
    跟着,罗荣桓说明全放了的好处。又指示在释放特务以前,应该做的事情。两个保卫干部越听越开窍,终于恍然大悟,高高兴兴地走回去,立刻按罗政委的计策行事。
    五个特务隔离开来,分别看管。吃饭放在一间房里,分成两桌。两个新特务和一个作恶较少的老特务,在一桌吃饭。饭菜比往常好一些:高粱煎饼,小米稀粥,白菜萝卜炖菜,有时加点豆腐,有时加点猪肉。催命鬼和一个麻子,在另一桌吃饭。饭菜好多了:每天不是白面馍馍,就是小米干饭;每顿两个菜,一个大锅菜,一个炒鸡蛋或者炒猪肉。
    吃饭时候彼此看得见,只是门口有哨兵,他们都不敢吱声,心里暗暗怀着鬼胎。
    一连三天没有提审,也没有找他们谈话。
    第四天上午,科长叫人把那两个新特务押来,对他们说:
    “你们给日本鬼子当特务,罪大恶极,论罪都该杀的!不过你们已经坦白了,按照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放你们回去。”
    两个特务都想不到,有点发呆,只是连连点头哈腰,说着“是是是。”
    科长继续说:“回去以后,不要再当特务、再干坏事!要将功折罪。你们也是中国人,要帮助我们打鬼子。”说到这里,科长提出四条任务。然后问道:“办得到吗?”
    “长官饶了我们,一定照办!”一个说。
    “办得到!办得到!”另一个说。
    在另一间审讯室里,干事把那个作恶较少的老特务找来,说了和科长相同的话,也给了四条任务。
    对于催命鬼和麻子,没有给布置任务,也没有找他们谈话。
    吃过中午饭,一个班把五个特务送到边缘区,天黑以后把他们放了。
    特务们回到济南后事如何呢?
    济南地下党的同志报告说,他们一回去,就被特务机关押起来了,开始都说是逃跑的。后来经不起拷打,两个新特务先如实招了,另一个也供出给了四条任务。问到催命鬼和麻子,他们只说优待了三天,没有给什么任务。日本特务头子不信,认为他二人受了特殊优待,一定有特别任务,对他们用严刑,让狼狗咬。他们胡编乱供,驴唇不对马嘴,特务头子更加怀疑。把二人枪毙了,另外三个关进集中营。
    日本谋略部“鱼目混珠”的阴谋彻底破产!以后再不敢玩弄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把戏了。??

1978年春写于北京  

艰巨的任务

    我们师有个张团长,个子高高,嗓门特大,说话像敲钟,训人好带刺。打起仗来像只猛虎,看起书来爱打瞌睡,拳头大的字,认识不到两箩筐。
    张团长常说:“我没有喝过墨水,从小跟岩匠(岩匠,即石岩匠。“岩”,在这里读“崖”。)师傅打石头,长大了当红军,是个扛枪打仗的大老粗。”
    1939年,我们一一五师从山西挺进到山东。有一天晚上,团部的通信排长拿着一张油印小报来找张团长,一进门就抹眼泪。
    “你干么事啦?”张团长奇怪地问,“哭啥鼻子?”
    通信排长才18岁,当过放牛娃子。前年一参军,就在团部当通信员。他已经当了半年排长,可还有点孩子脾气,受不了一丁点委屈。
    “他们说我是军阀。”通信排长擦着眼泪回答,“要把我赶出部队!”
    “胡说八道!”张团长恼火了,“谁敢赶你出部队?”
    “都登报了!”排长把手中的报纸递过去。
    这是团政治处刚印出来的油印小报,头版有条标题:“把军阀主义赶出部队!”张团长看着文章内容,里面有许多拦路虎——生字,加上油印不大清楚,看起来非常吃力。他把报纸往桌上一扔,问道:
    “你搞啥子拐事啦?”
    “前天演习班进攻,一班长马马稀稀,我批评他,骂了一句娘卖比的。”
    “嘿!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严格批评可以,骂人要不得!”
    排长看了团长一眼,本来想说:“还不是跟你学的。”话到嘴边,他换了个口气,说:“可,可我天生不是军阀,我不愿意离开部队啊!”
    “谁也不能把你赶走!”张团长安慰他说,“好了,好了,回去困觉吧!明天我跟他们算账!”
    第二天是星期六,全团集合做早操。跑过步,做完操,值班连长集合部队,请张团长讲评。
    “今天,全团早操,有进步!”张团长洪亮的南方口音,在1000多人的耳边响着。他表扬跑步整齐,做操认真。接着说:“有点进步可不能骄傲!骄傲使人落后!团政治处今天就落后了!集合稀稀拉拉,有人不扣风纪扣,有人不打绑带,跑步掉队拉距离,要不得啊!”张团长越说越恼火,嗓音更大了:“光会摇笔杆子不行!要学点军事。不学军事,打仗要吃亏!笔杆子要对准敌人,不要给自己同志乱扣帽子啊!通信排长是个好同志,打仗勇敢,工作积极。他骂人不对,可以批评教育嘛!屁大的事也登报!还说他是军阀,要赶他出部队,真是乱弹琴!……”
    过了两天,罗荣桓政委打来电报,要张团长马上到师部去。张团长看着电报,乐得跳起来。“有仗打了!”他立即叫警卫员备马。
    团部离师部50多里地,张团长快马加鞭,两个钟头就跑到了。他跳下马,边遛马边整理服装,戴正军帽,扣好风纪扣,扎好黄皮带。张团长为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罗政委。罗政委没有对他发过脾气,他却感到,他心里想什么,罗政委全知道;他身上有点毛病,罗政委毫不留情。
    张团长认识罗政委,是在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时候,当时他是红四方面军的营长。长征中,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犯了分裂中央的大错误。和红一军团合编以后,张营长怕人家瞧不起,有点抬不起头。罗荣桓同志找他谈话,安慰他说:“张国焘犯错误,是他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是革命的好同志。你放心工作,大胆负责,谁不服从领导,你找我来。”
    抗日战争开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受了蒋介石的限制,只编了三个师。许多干部都降级使用,师长当旅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罗荣桓同志当过军团政治部主任,降为一一五师的政治部主任。张营长却提升为副团长。他心里很不安,跑去找罗荣桓,说道:“罗主任,我干不了啊!下面三个营长原来都是团长,我这个营长反而升副团长,怎么领导得了呀?”
    “怎么领导不了?”罗荣桓同志反问一句。“组织上决定你当副团长,就是看你领导得了。你放手干吧!该管就大胆管,不要束手束脚有顾虑。不过要注意:凡事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多和大家商量,不要个人说了算。特别要记住,不要乱发脾气,动不动骂娘!”
    这次,张团长来到罗政委这里,兴冲冲地问要打什么地方?给什么战斗任务?
    “莫慌!”罗政委看他满头大汗,军衣都湿了,叫警卫员打来一盆水,递给他一条白手巾说:“先洗把脸。”
    张团长洗脸的时候,罗政委又给他倒了一杯水。张团长喝完水,心急火燎地问道:
    “罗政委,有什么任务?”
    “有啊,”罗政委微笑着说,“任务很艰巨。”
    “把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张团长站起来,拍着胸膛说,“我们团绝不叫苦!”
    “过去没有叫过苦,这次怕你要叫苦。”
    “向首长保证!不管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叫苦!”
    张团长坐下来。罗政委忽然板起脸,问道:
     “听说上星期六出早操,你又骂街了?”
    张团长脑子一轰,脸有点红。寻思罗政委消息太灵了,不知哪个家伙打的小报告?心里紧张,嘴里结结巴巴答不出来。
    “怎么搞的?你这个牛脾气就改不掉啊?”罗政委严肃地责问,“你骂政治处的干部光会耍笔杆子。你这样对待政治机关,是什么态度?”
    “可,可他们做得太绝了!”张团长不服气地分辩说,“通信排长骂娘是不对,可以批评教育嘛!为啥乱扣帽子,说他是军阀,要把他赶出部队!还登报出他的洋相!”
    罗政委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油印小报:“你说的登报,是这篇文章吗?”
    “对。”
    罗政委要他念那篇文章,张团长为难地望了罗政委一眼,看他眼镜里严肃的目光,只好硬着头皮念着标题:
    “把军阀主义赶出部队!”
    “念文章!”罗政委催着说。
    张团长嗑嗑巴巴地念着文章。文章只有四五百字,多半的字和他不相识。他念念停停,遇到生字,罗政委给他提示。好容易念完了,额头的汗珠滚滚,身上汗流浃背。比刚才骑马赶来还厉害。
    罗政委说:
    “文章里只说个别排长,在演习班进攻的时候耍态度,骂了人,是军阀主义的残余,这种作风要不得,应该赶出部队!赶掉军阀主义,有啥不对呀?既没有点通信排长的名字,更没有要把他赶出部队。你不看报,不调查研究,就主观主义乱放炮!”
    “罗政委,我错了!”张团长低着头说,“给我处分吧!”
    “知道错误要坚决改正!回去再向全团做检讨,承认错误,办得到吗?”
    “办得到!”
    “办得到就行,改了就好,处分免了。”罗政委脸色开朗,语气缓和。“好了,现在接受任务吧!”
    “是!”张团长听到任务,立即活跃起来。
    罗政委从桌上拿起一本《战士识字课本》,问张团长:
    “学过了吗?”
    “学过了,”张团长怯生生地说。
    “考考你,”罗政委随便翻到当中一课,说:“念念看。”
    张团长心上的弦又绷紧了,他念道:
    “第七课: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消…消毛……”
    “错了,念消耗战。”罗政委纠正他。
    “消耗战,消耗战……”他又念不下去了,问道、“这字笔划多(指“??”字,即简体字“歼”。当时课本是繁体字。),念啥?”
    “歼灭战,”罗政委说。“好了,别念了。你过去学过,现在又忘了。要从头学起。给你一个月时间,把这课本学好。学会认,会写,会讲,会用,四会。这就是给你的战斗任务,艰巨吧?”
    “嘿嘿……”张团长挠着头皮,说:“我这个大老粗……”
    罗政委打断他的话:
    “大老粗只说明出身好,不值得骄傲!要不慢慢变成大老细,就会被淘汰!你现在指挥一个团,将来要指挥一个师,一个军,要指挥炮兵、坦克,指挥海陆空联合作战,没有文化怎么成?”
    “乖乖,我哪指挥得了?”
    “你参加红军的时候,不是个岩匠吗?现在怎么当团长了?将来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你当师长,当军长,当司令,你就得当。从现在起,你就得做准备,好好学习,首先学文化,下决心摘掉文盲的帽子,有信心吗?
    “我,我试试看。”
    “不是试试,而是下决心学,当成战斗任务去完成!”
    “嗯,”张团长心里犯嘀咕。
    “你过去接受战斗任务,都是怎样回答的呀?”罗政委将他一军。
    “完不成任务,杀我的脑壳!”他大声说。
    “脑壳杀不得!杀了,吃不成饭,更学不了文化,不过要时常敲打敲打,让你开开窍,对吗?”
    罗政委说着笑了,张团长也笑了。
    张团长回去,第二天集合全团出早操。他当众做检讨,承认上次错了,犯了主观主义。他给政治处的同志敬了个礼,赔礼道歉。
    一个月以后,罗政委下团检查工作,顺便考了张团长。像考小学生似的,让他默写,讲解,造句。看他学得不错,鼓励他说:“学得不错,天下无难事嘛!不过只能给你打70分,还得好好学,可别翘尾巴!从下个月开始,你每个月单独写一份工作报告,要自己起草自己写。”
    这一下可把张团长难住了。第一份工作报告,憋了两天,还是憋不出来。只好叫警卫员,拿津贴费买花生,请文化教员吃花生,求他代笔。他说内容,让文化教员起草,然后自己抄了一份,送给罗政委。
    过了一个星期,各团干部到师部开会。晚上,罗政委请张团长到家,拿出那份工作报告,说:“你这份报告,写得不错呀!是你自己写的吗?”
    张团长吱吱唔唔地点点头。
    为了不使他难堪,罗政委端出一小盘炒花生。两个剥着花生吃,随便谈了一些部队的训练。慢慢又回到那份报告上来。
    “张团长,你近来写字有进步。”罗政委说着,故意开了个玩笑。“我闻到这纸上有花生香味,是不是边吃花生边写的呀?这些文绉绉的词句,是怎么想出来的?”
    张团长面红了,只得说实话。
    “别害臊,这也是学习嘛!往后还是自己起草,可以锻炼思考能力。文词不通,错别字不要紧,我替你修改。”
    从那以后,张团长每月单独写的工作报告,都是自己起草自己抄写。罗政委看完给退回来。上面有修改的词句和错别字,还有鼓励和指导的批语。
    张团长努力学文化,军事素养和政治水平,也跟着提高。这期间,部队不断打胜仗,根据地一天天扩大,一一五师编了六个教导旅,张团长被提升为副旅长。
    张团长已经30岁,还是个光棍汉。罗政委找了地方区党委书记商量,帮他找了个对象,是个上过大学的妇救会干部。结婚那天,罗政委来参加婚礼。在简单的酒席宴上,罗政委举杯祝贺说:
    “这一杯,祝你们夫妻团结一心,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大家喝完酒。罗政委单独给新娘子斟酒,举起酒杯,风趣地笑着说:
    “新娘子,以前我是张副旅长的文化教员,从今天起,我辞职了。往后你就是他的老师了。给你一个任务,在一年之内,你包教他能读书看报,能写简单的文章。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你同意吗?同意,请干这一杯!”
    新娘子羞羞答答地站起来,和罗政委碰杯,一口把酒吞下去。??

1978年10月写于兰州  

罗政委与小勤务员

    罗荣桓政委身边新来一个小勤务员,长得脸圆眼大,伶俐活泼,就是个子矮小,比步枪稍微高一点。刚来那天,罗政委问他:
    “小鬼,叫什么名字?”
    小勤务员回答完了,撅着嘴不高兴。
    “小鬼,几岁了?”罗政委又问。
    “14岁。”小勤务员嘟囔地回答,嘴撅得更高。
    “小鬼,么事不高兴?”罗政委微笑地问,“看你嘴翘得那么高,可以挂油瓶子了。”
    小勤务员抿一个嘴,鼓着腮帮不吱声。
    这时候,警卫员送来一份电报,罗政委接过电报,对警卫员说:
    “警卫员,带小鬼去休息。”
    “来吧,小鬼!”警卫员对他说。
    小勤务员气嘟嘟地拿起背包,跟着警卫员走到门外。
    警卫员指着南屋说:“小鬼,你先到南屋歇息,我就来。”
    小勤务员站着不动,冲着警卫员嚷道:“你是大鬼呀?什么鬼呀,鬼呀!首长叫,你也叫!”
    “哈哈,”警卫员乐呵呵地说,“叫你小鬼是喜欢你啊!”
    “俺不喜欢!”小勤务员嚷着向南屋走去。
    罗政委眼看着电报,耳听着门外小鬼的喊声,也忍不住笑了。
    晚饭后,罗政委看见小勤务员进来收拾碗筷,叫他先别忙,让他坐下,和蔼地问道:
    “你不喜欢别人喊你小鬼是吗?”
    “嗯。”小勤务员怯生生地点点头。
    “乍听起来不舒服,听惯了你就会喜欢。”罗政委笑笑,向他解释,“咱们革命军队,都是阶级兄弟,官兵平等。在红军里有好多小同志,大家都喊他们小鬼,表示亲爱。抗战开始,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大家照老习惯,看见小同志都喊小鬼,是喜欢的意思,懂吗?”
    “懂。”小勤务员嘴里说懂,心里还不舒坦。罗政委看得出来,又给他讲了个红小鬼的故事,小勤务员听得有味,才慢慢笑开了。
    “好吧!小鬼,收拾完桌子,出去做游戏。晚上学写字,我来教给你,每天学两个字,好吗?”
    “好的。”小鬼嘴头答应,心里想,“当兵了,学写字做啥?”
    罗政委好像看穿他的心事,又对他说:
    “小鬼,你家里穷,没有钱念书,当了八路军,要好好学习,八路军是个大学校,人人都要学习。你先学文化,有了文化,学军事、学政治,就好办了。”
    小勤务员听了罗政委的话,每天学几个字,不到一年,已经可以给家里写信了。
    小勤务员的职责是照顾罗政委的生活。驻军的日子里,端水、打饭、扫地;行军的时候,背包上绑着一个洗脸盆(这是管理科专门照顾高级首长的,一般干部都是临时借老乡的铜盆或瓦盆洗脸),挎包里装着首长的毛巾、牙刷和茶缸(在敌后抗战的艰苦生活中,罗政委也和大家一样,刷牙没有牙膏。茶缸都有三种用途:刷牙、喝水、当饭碗);行军到了宿营地,勤务员和警卫员合作,卸门板,借铺草,烧洗脚水;作战的时候,警卫员跟着罗政委上前线,小勤务员经常和饲养员在一起。
    小勤务员照顾罗政委就这一些,罗政委照顾小勤务员可就多了。
    每天晚上,罗政委都要工作到深夜。睡觉以前,通常要到警卫员和勤务员住的房间看看。小勤务员睡觉不老实,天冷了蒙着头当“团长”(睡成一团),罗政委要把他身子弄直,让他脑袋露在外面;睡热了他踢被子,罗政委就把他的胳膊腿塞进被子里。
    1939年,一一五师师部带着六八六团,从鲁西跨过津浦铁路,进入鲁南抱犊崮山区。有一天夜行军,拂晓到了宿营地,罗政委看见小勤务员一瘸一瘸地走进院子,忙喊住他,问道:
    小鬼,脚怎么啦?”
    小鬼皱着眉头,撅着嘴不吭声。
    “准是打泡了,”罗政委说,“坐下,坐下,脱下鞋子我看看。”
    小勤务员坐在石板上,解开绑带脱下鞋袜,右脚大拇趾磨起一个明晃晃的大水泡。
    罗政委拿起他的鞋子看看。这是一双老乡做的拥军鞋,白底黑帮;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鞋帮也用粗线纳过,结实梆硬,敲起来谷谷响。罗政委从这千针万线的新鞋上,看到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心意。
    “乱弹琴!穿这样新鞋行军,怎能不打泡?”罗政委心疼地对小鬼说:“你的旧鞋呢?”
    “破了,张开蛤蟆嘴,让我扔了。”小鬼慢吞吞地回答。
    “真是乱弹琴!”罗政委严肃地批评他,“破了,缝缝补补还能穿嘛,扔了多可惜啊!”
    小勤务员也懊悔不该把旧鞋扔了,心里不好受,眼里闪着泪花。
    “好了,别哭鼻子啦!”罗政委安慰他,对警卫员说:“把我那双旧布鞋给他穿。”
    “首长的鞋太大了,他怎么穿?”警卫员说,“穿我的吧,我的脚大小跟他差不多。”
    罗政委说:“要得。今天免掉小鬼的勤务,让他好好歇息。你去打盆热水,给他烫烫脚,帮他把水泡挑了。”
    警卫员进锅屋端来一盆热水,小勤务员烫完脚,当他看见警卫员拿着一支针,要给他挑泡子,立刻把脚缩到石板上。警卫员伸手去拉他的右脚,他越是往里缩。
    罗政委走过来,接过小针,对小鬼说:“别怕,不疼!”他挑完泡,挤出水,擦了红药水,又对小鬼说:“你还想下连当兵,这样胆小,怎么打仗?”
    这时候,我们部队进到临沂和费县的大炉庄,罗政委和司令部住在万家大院,房东万春圃是个开明士绅。当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干部战士每月三块钱津贴费。每天三钱油、五钱盐和三分钱菜金。到了鲁南山区,由于群众对八路军不了解,部队给养很困难,连这样低的生活,都保证不了。每天吃带壳子的高粱掺地瓜干做的煎饼,常常是发霉的。菜汤里见不到油花。罗政委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小勤务员每次打饭回来,都绷起脸撅着嘴。他看到罗政委工作到深更半夜,吃这样坏的饭菜,身体一天天瘦下来,心里非常难过。想叫伙房单独给首长做饭,罗政委又不允许。后来他听说湖南人爱吃辣椒,买了一毛钱生辣椒,在蒜臼里捣烂,掺点咸盐,做成辣椒糊,吃饭的时候端出来,放在饭桌上。
    果然,罗政委很喜欢,就着辣椒糊,津津有味地嚼着凉煎饼,边吃边问:
    “小鬼,哪里搞来的辣椒呀?”
    小鬼知道首长一定会问,早就准备了答话:“赶集买的,用你的津贴费。”
    罗政委不再问了,每顿有点辣椒,他就心满意足了。
    房东大娘也很注意罗政委的生活,每次小勤务员打饭回来,她都要伸长脖子看看,有时候还动嘴问问。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她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官儿们,还有当地拉队伍的这个司令,那个队长,吃的都是山珍海味,鸡鸭鱼肉。没想到八路军的大官,吃的这样差,实在捉摸不透。她问过丈夫,万春圃告诉她,八路军官兵平等,她还是想不开。后来,由于罗政委想积极争取万春圃,有空就找他拉呱。万春圃明白共产党的主张,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决心跟共产党打日本鬼子,并把自己的看家武装归八路军指挥,编成八路军四县边联支队,还献出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汽油。他翘起大拇指对老婆说,八路军是仁义之师。房东大娘觉得和八路亲近了,想表表心意。有一天,她杀了一只小鸡,炒了一碗辣子鸡,叫小勤务员在开饭时候,端给罗政委吃。
    罗政委看着香喷喷的辣子鸡,板着脸问:“小鬼,哪里搞来的?”
    小鬼说:“房东大娘送的。”
    罗政委问:“三大纪律第二条是什么?”
    小鬼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罗政委问:“那你为啥把鸡肉也拿来了?”
    小鬼说:“又不是我拿的,是她送的。”
    罗政委说:“给房东端回去!……慢点,你怎么说?”
    小鬼说:“说你不喜欢吃鸡。”
    罗政委说:“乱弹琴!要说谢谢,咱们八路军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
    小勤务员原想让首长改善生活,欢欢喜喜端来一碗好菜,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一肚子委屈,撅着嘴把那碗菜端走了。
    不一会儿,小勤务员空着手回来了。背后跟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是万春圃的小闺女。她端着那碗辣子鸡送回来,放在桌上,腼腆地笑着说:
    “首长,吃吧!这是俺娘一点心意。她说,俺家都不吃辣的,是特意给您做的,您不吃,就见外了。您再客气,俺娘可要生气了。”
    小姑娘说完,扭过身子跑了。
    罗政委想:房东一片好心,再退回去,怕要见怪。于是他对小勤务员说:
    “小鬼,去喊警卫员来,咱们会会餐。不过有一条,吃完了一定按价给钱,用我的津贴费,办得到吗?”
    “办得到!”小鬼高兴地说着,跑出去喊来两个警卫员,和首长一块会餐。
    有一天,小勤务员听医务所的军医说,罗政委有痔疮病,大便带血。他心里想,长痔疮吃带壳的糁子煎饼,不是越吃越坏吗?他就让军医开个条,叫炊事班做点病号饭。开晚饭的时候,他端来一小盆面条。罗政委见了,问道:
    “小鬼,今天晚饭吃面条?”
    小鬼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罗政委看他吞吞吐吐,神气不对头,想到现在筹粮困难,麦子还没有下来,哪有这么多白面?准是小鬼想法弄来的,于是他严肃地问道:
    “你们也吃面条?”看见小鬼不吱声,又加上一句,“把你们的饭拿来我看看。”
    小鬼磨磨蹭蹭不愿走,只得说实话:“伙房给首长做的病号饭。”
    罗政委不高兴地问:“我有什么病呀?”
    小鬼回答说:“军医说你长痔疮,俺请他开条子,叫伙房做的面条。”
    “你这小鬼真乱弹琴!干么自作主张,不问我一声呀?”罗政委看见小勤务员撅着嘴,不忍过分责备他,和蔼地说:“眼下给养困难,弄来一点白面不容易,是给重病号吃的。好多同志没有油吃,闹夜盲症;好多同志拉肚子,打摆子;应该先照顾他们,对吗?”
    小鬼点点头,心里不是滋味。罗政委大公无私的胸怀,给他的感动,比自己受点批评重多了,不由泪珠滚出眼眶。
    “好啦,别哭鼻子了,”罗政委说,“把面条端回去,叫伙房送给重病号吃。”
    小勤务员没法子,只得用手背擦掉眼泪,端着面条走了。
    有一天下午,从铁路西来了两个送文件的骑兵,马褡子里装着鼓鼓囊囊的东西。骑兵班长说,半个月前,六八五团在铁路西打了个胜仗,缴获许多日本罐头、饼干和香烟,团部让他们顺便带一些来,送给师首长。里面有个小布袋,装着两条香烟,几包饼干和几筒罐头,指名送给罗政委的。
    小勤务员正跟着看热闹,骑兵班长把那小袋东西交给他,请他带给首长。小勤务员看见这些东西,可以改善首长的生活。特别是那两条香烟,太需要了。他知道罗政委除了吃饭时有点辣椒,工作累了抽支香烟,没有别的嗜好。香烟早就断了,他从集上买点烟叶,搓成碎末,让首长用旧报纸卷烟抽。当他高高兴兴接过小布袋,忽然想起罗政委上次对他的教育。“嗯,不能自作主张!”他放下东西,跑回去向罗政委报告。
    罗政委表扬他,说他做得对。叫他把东西送到管理科,统一分配。
    小勤务员二话没说,转身要走。罗政委喊住他,吩咐说:
    “告诉管理科长,给客人做点好吃的,炒盘鸡蛋。吃完饭,让他们好好睡一觉。明天上午,你带他们到这里来。”
    “是!”小勤务员欢欢喜喜地走了。他知道每次部队来人,罗政委都要亲自接见,问长问短,了解部队的情况。他出了大门,立即按照罗政委的指示,把事情办了。
    不久,我们特务营打下孔庄,把经常和八路军作对的顽固地主杜老堂的武装消灭了。管理科组织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牵着牲口,推着独轮小车,挑着箩筐,去孔庄搬运粮食和胜利品。小勤务员得到科长的允许,也跟着出发了。
    孔庄离师部住地十几里路。大家听说缴了一大仓库粮食,还有许多花生、黄豆、食油和腌猪肉。众人心里兴奋,脚步轻快,不到一小时,就赶到目的地。
    仓库门前,供给处长正忙着指挥各单位搬运粮食,分配东西。司令部的人员装满麻袋箩筐,浩浩荡荡往回走。
    出了孔庄寨门,一个长满连鬓络腮胡子的中年人,肩头扛着一小袋白面,手里提着两只老母鸡,看见小勤务员牵着一头驮粮食的毛驴,走在队尾,大胡子朝他喊道:
    “小鬼!小鬼!帮我把这点东西捎去!”
    小勤务员认得他是特务营的事务长,大家都叫他刘大胡子。连忙停下脚步,问道:
    “捎啥东西?”
    “十斤白面,两只母鸡。”
    “捎给谁呀?”
    “给罗政委啊!”
    “慢着!刘大胡子,我先问你,三大纪律第三条怎么说的?”
    “嘿!你这个小鬼头,还考我这个老兵啦!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别摆老资格!回答问题!”
    “一切缴获要归公。”
    “那你是诚心叫俺挨批评呀?罗政委不会要!”
    “我知道罗政委的脾气,可这是特殊情况。”
    “啥特殊情况?”
    “这是营首长叫我送去的。营首长看到罗政委工作太累,近来身体不大好,想让罗政委补养补养。”
    “那你就自己送去呗!”小勤务员说完,赶着毛驴撵队伍。
    刘大胡子追上去,说:“好小鬼,你就帮个忙,省得我来回跑路费鞋子。”
    “俺不替你碰这个钉子去!”小鬼举着手中的柳条,鞭打驴屁股,喊着,“兑!兑!”
    事务长跑上前,索性把小袋白面和两只母鸡,搭在驴背上,赖赖唧唧地说道:
    “捎着吧!捎着吧!要批评,批评我!敬礼!”
    敬完礼,刘大胡子跑了。
    “哎!哎!”小鬼着急地喊着。但事务长已经跑进寨子。看见自己掉队了,小勤务员没法,只得把东西绑牢,赶着毛驴追上队伍。
    这可咋办?小勤务员边走边寻思。送给首长,准要受批评;退回去,来不及了,真叫人发愁!末了,他想了一个主意,才高高兴兴往回走。
    回到驻地,他把白面和母鸡,交给管理科长,说明了情况,请科长处理。
    科长知道罗政委的脾气,也不想去碰钉子,又不好悄悄地私自处理掉。他派管理员去请示,罗政委回答得很简单:送到大伙房。
    开晚饭,小勤务员给罗政委打回喷香的小米干饭,咸肉炖花生米,里面还有两块鸡肉。对特务营送东西的事,他一声不响。
    晚饭后,罗政委把小勤务员叫来,表扬他说:“今天你做得很好,往后下面给我送东西,都交到管理科。”
    两年后,小勤务员长得又高又壮。文化提高了,可以读书看报。政治进步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年党员(青年党员:当时没有共青团组织,不满18岁入党的,都叫青年党员)。为了培养他学军事,罗政委把他送到特务营,成了一名勇敢的战士。
    正像罗政委所说的,八路军是个大学校,这个小鬼在全国解放的时候,已经是个中级干部,现在成了高级干部了。
    不仅一个小勤务员是这样,凡是给罗政委当过勤务员、通信员和警卫员的同志,经过罗政委的培养教育,受了战争的锻炼,现在大都成了中高级干部,有的已经是大军区的指挥员了。??

1978年秋写于成都  

罗政委和夫人林月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