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白山黑水

    东三省的晚秋时节，气温比关内低十几摄氏度。在大兴安岭，在黑龙江畔，在长白山上，开始飘起稀疏的雪花。隔着渤海湾的辽东半岛，11月初旬的清晨，也比胶东冷多了。
    罗荣桓一行乘坐的小汽船，拂晓时驶进大连东北角的貔子窝港口，正遇海上落潮，汽船无法靠岸，只能在离岸一里外的海上抛锚。
    东天边一片淡淡的白光，太阳还没有露面，海水和天空浑成一色。海上冷风飕飕，寒气逼人。小汽船上的同志们，在便衣里面，穿上随身带来的衣服，准备下船。
    汽船上放下一条长跳板，末端搭在浅水滩上，四个警卫员站在没膝的水中，八只手扶住跳板，稳住海浪冲击。几个晕船的病号和孩子们，由警卫员们背着下船。其余人纷纷走下跳板，涉着冷水，踏着泥滩，向岸边走去。
    警卫员们要背司令员下船，被罗荣桓拒绝了。他脱掉鞋袜，卷起裤腿，撩起长衫，由一位警卫员在前面扶持，慢慢走下跳板，涉过一段浅水滩，踩上粘脚的淤泥，尽管步履艰难，身子悠悠晃晃，心情却是格外的兴奋。双脚踏着沦陷14年的国土，上了刚被收复的东北失地，多年向往的白山黑水，地上长着大豆高粱，地下埋着无尽宝藏，如今到达了，梦想突然变成现实，谁能不兴奋呢？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前面传来一个男中音轻轻的歌声。这《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首歌，在抗战开始，罗荣桓听过许多拥到延安的青年唱过，特别是那些东北流亡学生，几乎天天都在唱。抗战八年来，这歌声不时灌进他的耳朵，虽然他不曾参与合唱，不曾独自哼哼，歌声却是听熟了的。从前人们唱起这首歌，充满了悲愤的音调，他同情那些“辞别了白山黑水”的流亡青年，决心和他们一同“打回老家去”！眼下耳边歌声中，悲愤里带着喜悦的情绪，是啊！毕竟日本鬼子失败了，中国人民苦战多年的愿望实现了。
    罗荣桓的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串熟悉的歌词：“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永定河，为什么叫芦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巍巍长白山，滔滔鸭绿江，收复失地逐强梁……冲！冲到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他记不清这些听熟了的歌词，是哪几首歌曲里面的？只觉得它们连在一起，反映出14年来，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唱出八路军、新四军广大指战员收复失地的决心！
    “雪我国耻在沈阳……沈阳，沈阳……”他想起很快要进入沈阳，艰巨复杂的斗争摆在面前，对自己疾病斗争的“新五年计划”就要开始，不由心情沉重起来。
    走到海岸边，罗荣桓和同船的人，都在一堆礁石中的清水里，洗掉脚上的污泥，穿好袜子套好鞋，走进貔子窝。
    貔子窝原先是个渔村，位于辽东半岛以东黄海岸边，日本人侵入东北以后，为了掠夺这一带的资源，从沈阳到大连的中长路南端，修了一条从金州到城子疃的支线，在貔子窝建立了火车站，形成一个小市镇。镇上只有一条几百米的东西长街，人口不到一万人。1904年日俄战争，日军久攻旅顺口不下，派兵在这里登陆，绕到俄军的翼侧，使俄军惨败，小渔港从此出了名。日本人也特别重视这个地方，在这里经营了10几年，原来平房稀落的渔村，出现一些尖顶红瓦、圆壁玻璃窗的日本式小洋房。
    罗荣桓住进一幢日本小洋房，随即派侦察参谋到火车站，联系去沈阳的火车。侦察参谋回来说，日本投降后，铁路上乱糟糟，正常班车全都停了，这里是条支线，更没有准确时间。
    “你带两个警卫员到火车站守着，找车站的负责人，叫他打电话联系，什么时候来火车，赶快回来报告。”罗荣桓说。
    “是！”参谋转身要走，司令员叫住他吩咐道：
    “设法给安东（丹东）肖华打电话，告诉他，我们到了貔子窝，他的小女儿也来了。设法给沈阳总部通电话，请他们派火车来接。”
    这时，罗荣桓才感到没有随身带着电台是个失策。从胶东出发时分成六条汽船，他命令谷广善率机关人员及特务团一个营乘的五艘汽船在庄河登陆，罗荣桓的船直驶大连，没想到苏军拒绝他从大连上岸。现在在貔子窝“搁浅”，没有通讯联络的电台，身边除了几位机关干部和一群婆娘娃娃，只有一个临时编成的警卫班，不足十个人。他很清楚，目前东北社会秩序很乱，大中城市虽然有苏联红军驻扎，也有国民党委任的地下军。小城镇和乡村里更乱，许多伪满的散兵游勇与土匪勾结，暗中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形成大股小股的政治土匪，专门与进入东北的我军作对。他命令大家严守机密，不许暴露自己的身份，无事不要上街。
    貔子窝和安东的距离，从地图上看起来不远，但沿海山岭起伏，没有直通的公路，要绕弯子，肖华派汽车来接女儿小雨，第二天下午才到。林月琴把孩子打扮了一番，将衣服、玩具、食物包好，交给来人一块带走。
    第三天上午，守候在车站的侦察参谋，派警卫员回来报告，车站来了火车，叫队伍立刻到火车站。队伍到了车站，原来是一列运货的“闷罐车”，刚刚运载过马匹。车厢里很脏，牲口的屎尿和吃剩的草料混在一起，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们挑了两节比较干净的车厢，大家动手打扫干净，仍然臭气熏人。
    罗荣桓和全体人员上了闷罐车，车厢里空荡荡，警卫员想去车站搬把椅子给首长安息，被罗荣桓制止了。大家一律坐在背包上和马褡子上，吃着干粮当早餐。有个同志不断用手捂着鼻子，嘴里嘀嘀咕咕发牢骚。罗荣桓看到了，批评他说：
    “嘿！你这个同志啊，坐上火车还不满意，这不比走路舒服多了？咱们来东北，不是来享福，是来打仗的呀！往后还得靠两条腿走路呢！”
    火车头磨磨蹭蹭，在铁轨上慢慢地来回移动。先离开原来的列车，跑到什么地方去掉转车头，又将停在铁轨上几节闷罐车拉上，然后哐咚一声巨响，和原先的列车挂上钩，撞得坐在背包上的人前仰后倒，同时鸣起汽笛，徐徐开出火车站。
    列车像一头老牛，喘着大气，慢吞吞向前爬行，爬到一个站，停了老半天。走走停停，好容易走到辽阳县城，前面什么地方的桥梁坏了，无法通车，这群山东来的乘客，只得下车。
    晚秋的太阳像长了翅膀，下午四点钟，落到地平线上。罗荣桓叫大家在车站休息，自己带着苏静和何敬之，到城里找队伍，两个警卫员在后面跟着。
    辽阳城的卫戍司令部，是冀东十六分区曾克林的部队、出关以后扩编的一个旅部兼任的，大部分是新兵，成份很复杂，里面有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无业游民，伪满散兵……可是拿着的武器，都是从日军仓库取出的新枪新炮：三八式步枪、“王八盒子”、歪把子轻机枪、九二重机枪、掷弹筒、九二步兵炮……
    卫戍司令部，设在原先日军司令部的大楼里，门口警卫森严，站着四个哨兵，左臂上戴着“东北自治军”的袖章，穿着却是杂色的军服，脚下全是日军的带钉子皮鞋。他们手中拿着日造三八式步枪，枪口插着亮闪闪的刺刀。东北老百姓一向害怕当兵的，路过这门禁森严的地方，都远远避开。
    罗荣桓一行五人，一路上询问找到旅部，他们走近大门口，两个哨兵用交叉的刺刀挡住，一个吆喝着“站住！”，一个厉声粗气地问着前面的罗荣桓：
    “你是什么人？”
    “我叫罗荣桓，”他温和地回答。
    “你是干什么的？”哨兵又问。
    “我们是从山东来的八路军，”罗荣桓说。
    “他是山东军区司令员，”何敬之接着说。
    “他现在是东北自治军政治委员，”苏静补充道。
    哨兵们第一次听到“罗荣桓”的名字，看他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脚踏布鞋，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哪像个八路军司令员？哪像个自治军政委？他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来客，又互相用眼神交换意见，好像在说：“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不能放他们进去！”
    一个年岁大点的哨兵，看见来人再三要求进去，盘问道：
    “你们有什么公事？”
    “找你们旅长谈工作，”罗荣桓说。
    “有介绍信吗？”那哨兵又问。
    “没有。”
    “有证件吗？”
    “没有。”
    “没有介绍信，又没有证件，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那哨兵板起脸孔说，“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们快走开吧！”
    老话说：“秀才遇大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司令员遇上不相识的战士，人家说的有理。罗荣桓心里着急，感到进退两难，默默不语。
    苏静有点恼火，忍不住提高嗓音，对哨兵们严肃地说道：
    “同志们！我们是刚从山东过海来的，我们火车站还有部队，你们不信可以派人去看看。他的确是山东军区的罗司令员，我是保卫部长，我们有重要公事，要见你们旅长，见你们曾克林司令，你们不让进去，耽误了公事你们要负责呀！”
    罗荣桓婉转地接着说：“请你们给通报一声，你们的首长知道我是什么人。”
    那位多吃几年军粮的哨兵，看见这伙人来头不小，又有两个背着盒子炮的卫兵。他虽然没有见过曾克林，可听说过这个名字，还知道是旅长的顶头上司。寻思眼前这几个人，也许真是山东来的大官，不然咋认得曾司令？如果真是大官，可得罪不起呀！他动了动脑筋，和另一个哨兵咬咬耳朵，看到对方点点头，转身对罗荣桓说道：
    “请你稍候候，我进去禀报。”
    那哨兵进去了半天，出来对罗荣桓说了声“请进”，领着客人们走到传达室旁边，进入一间简陋的小会客室里，礼貌地请客人坐下，又倒了五杯白开水，说了句“请喝水”，转身走出门去。
    罗荣桓和苏静、何敬之坐在硬板凳上。两位警卫员不肯坐，站在门口不断往外望，他们心里想，这旅长架子太大了，既然请首长进来，却让首长在这样的地方等候，太不像话了！
    罗荣桓胸怀宽厚，并不计较。他想自己这身打扮，和人家素不相识，怪不得人家要怀疑、慢待。坐了一天闷罐车，嚼了两顿干粮，一路上只有凉水，林月琴不让他多喝，现在有点喉干口渴，他端起水杯往嘴里倒。
    这时候，门口出现一个青年军官，面孔白净，中等身材，看样子不过25岁。只见他头戴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身穿着新制的带吊兜的灰军衣，下身是日军的黄呢子马裤，脚下一双锃亮的黑皮马靴，腰里黄皮带上挂着日本的王八盒子手枪。他进门后，挨个打量着客人，大模大样坐下来。
    “你是这里的旅长吗？”何敬之着急了，先开口问他。
    青年军官没有回话，反问道：“你们哪个是山东来的什么司令？”
    罗荣桓道：“我就是。”
    苏静介绍说：“他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
    青年军官仔细地瞧着罗荣桓，似乎要在他身上找出司令员记号。结果摇摇头，说：
    “罗荣桓？没听说过。”
    何敬之不高兴地问：“你连山东军区司令员的名字都不知道？他现在是东北自治军的政治委员，你也不知道？”
    青年军官说：“你们穿着便衣来，又没有介绍信，我怎样相信呢？”
    罗荣桓听他一口东北话，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不是这里的旅长吧？”
    “我叫张参谋，”他回答。
    “你们的旅长呢？”罗荣桓问。
    “他不在家，出门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
    “你们的曾克林司令住在哪里？”
    “听说在沈阳。”
    “能不能和他通个电话？”
    “电话线路不通。”
    “给你们旅长打个电话行吗？”
    “我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可能下部队了，部队分散，线路不通，电话咋打呀？”
    “你们的政治委员在家吗？”
    “我们旅没有政治委员。”
    “政治部主任呢？”
    “有个政治部，上头还没有派主任来。”
    到这个地步，罗荣桓只得耐心向他解释：
    “张参谋同志！我确实是山东军区的司令员，现在奉命调到东北，担任自治军政委，我不会骗你。你怀疑我这身打扮，提高警惕性，我可以理解。我们从山东坐小汽船渡海，怕海上遇上美国军舰发生麻烦，机关人员一律换穿便衣，这你该明白了吧？”
    张参谋仍然半信半疑，问道：“你找我们旅长有啥事？”
    罗荣桓说：“本来想和他谈谈东北情况，既然他不在，这就算了。现在要请你帮助解决两件事：一是我们来了几十位同志，帮我们找个地方住下；二是去沈阳的铁路不通了，请帮我们找两部汽车，我们要赶到沈阳。”
    张参谋说：“住宿问题好办，这附近有些日本人的空房子，过往的队伍都住在那里。汽车嘛，有困难，有几辆车都坏了，又没有汽油。旅部只有一辆烧木炭的汽车，在城里拉点东西，还经常抛锚，跑长途更不行。”
    罗荣桓说：“这样大的辽阳城，还找不到两部汽车？”
    张参谋说：“天不早了，你们先住下吧！再慢慢想办法。”
    就这样，张参谋带着何敬之和一个警卫员去看房子。罗荣桓、苏静和另一个警卫员回火车站。
    傍黑天，何敬之领着大家住进三座日本平房。这种日式房屋，离地面两尺铺着木板，木板上铺着“榻榻咪”（榻榻咪：日语，一种铺在房中带席子的草垫。）。每座房子用拉门隔成几间卧室，卧室里有放物件的壁柜，也是拉门开关。厨房厕所设在后面，还有个洗澡间，里面有口大铁锅，洗澡时将锅里的水，在外面的灶口用煤炭或柴草加热，人就在锅里沐浴。房屋的拉门外，都有几尺宽的走廊，走廊下有台阶，日本人进屋前，脱掉木屐和鞋子，放在台阶上，所以房里的榻榻咪总是很洁净，他们夜间睡在那上面，当然要保持清洁。两个月来日本人走了，住着过往的部队，战士们不习惯脱鞋进屋，把榻榻咪上的草席踩脏踩坏了。
    罗司令员和部处长们，都带着老婆孩子，各分个小单间，罗生特大夫和翻译方政，也住一个小单间。男同志和警卫员们，分别挤在两间大卧室。大家动手打扫干净，打开背包和马褡，将被褥铺在榻榻咪上。
    晚饭在一家菜馆里就餐。大人小孩坐满四张大圆桌，每桌有盆白肉酸菜炖粉丝，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还有四碟小菜。主食有馒头、烧饼和白米饭，各人随便吃。渡海以后，大家没吃过一顿好饭。白天在火车上啃点干粮充饥，早就饿了，看到这样好饭菜，全都狼吞虎咽起来。
    一个年老的跑堂，向这帮来自山东的便衣八路介绍说：
    “日本鬼子霸占俺东三省14年，叫老百姓种麦子、栽水稻，却不准俺老百姓吃粳米白面，谁家偷吃一点，就是经济犯，要抓去蹲笆篱子（笆篱子：俄语，指监狱。）。俺老民只能吃高粱米饭、包米，啃杂面窝窝头。尾后这几年更糟，高粱、包谷、大豆，一船船被鬼子拉走，配给一点杂合面，掺着橡子面、谷糠，吃了胀肚子，不吃饿肚子，真遭罪啊！眼下好了，日本鬼子倒了，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听说老蒋的中央军也要来，可不能打内战啊！再打仗老百姓又要遭殃！”
    听了老乡一席话，同志们都感到这顿晚餐来之不易。罗荣桓暗中想道：“东北人民经过十四年苦难，厌恶战争，盼望和平。可是眼看大规模内战就要爆发，如何制止战争扩大化、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呢？”
    舒舒服服睡了一宿。第二天上午，何敬之带着一个警卫员跑到旅部。张参谋说旅长还没有回来。何敬之要张参谋解决汽车问题。张参谋到处打电话，找不到汽车。何敬之自己跑遍辽阳城，也是白费力气。他回来向罗司令员汇报。罗荣桓吩咐大家休息一天，烧水洗澡，搞搞个人卫生，同时叮咛大家，城内还很乱，一个人不准上街，上街买东西要请假，最好几个人一同出去。
    找不到汽车，罗荣桓心里很着急，曾经考虑雇几辆骡马大车，拉着婆娘娃娃，徒步行军去沈阳。但是从打听到的情况看，目前乡间很不平静，到处有土匪部队和伪满国兵，还有小股的日本散兵，手边没有部队，徒步行军太冒险，只好打消这个主意，他叫大家安心休息，搞好环境卫生。
    幸好第三天上午，张参谋跑来说，旅长回来了，请罗荣桓到司令部。罗荣桓带着苏静和警卫员到司令部，旅长接他们进去。这旅长是新提拔的干部，也不认得罗荣桓，他表示了歉意，坐了一会儿，领他们到冀东十六分区政委唐凯住处。唐凯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过去没见过罗荣桓。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是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曾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但他不在辽阳。
    唐凯热情招待了罗司令员，向他汇报部队的情况。冀东十六分区是最早出山海关的部队，到了沈阳，部队大发展，许多过去被日本军捕捉的劳工和中国军队的俘虏与老百姓，纷纷加入我军，还有许多伪满的军警人员和无业游民亦混了进来，有的自己拉起队伍为我们收编。部队出关时四千人，现在已发展了数万人，除留锦州的一个旅以外，在辽阳一带有五个旅和若干独立团，他们从日军仓库里获得了大量武器及装备。分区司令部原驻在沈阳，应苏军的要求，不久前才迁移到辽阳来。
    罗荣桓初到东北，第一次听到部队的发展情况。他称赞冀东部队首先进入沈阳，及时向中央报告了情况，并抓紧时间扩军。但对部队这样迅猛扩大，巩固是个大问题，原来只有几千人，能否消化这数万成份十分复杂的人员？恐怕吃不消。罗荣桓开始考虑必须迅速与其他老部队合编，否则无法巩固！后来国民党进攻，许多新部队整连整营叛变，证明罗荣桓正确的估计。罗荣桓关于巩固部队的意见，冀东部队的同志过去并没有充分考虑，听了他的意见，为日后与老部队合编起了思想准备的作用。
    罗荣桓从唐凯的谈话中，了解了日本投降后东北各方面的情况。唐凯答应为他们准备汽车去沈阳。回到住处，他叫何敬之通知大家，准备次日清早出发。大家听到明天到沈阳，要进入大城市，心里都很兴奋。
    有个东北流亡学生，在关内参加八路军的干部，高兴地唱着《流亡三部曲》，把歌词中“离别了白山黑水”，改成“回到了白山黑水”，伤感的音调变成了欢乐的旋律……?おお?

1985年夏写于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