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严寒的冬天
一

    11月13日下午，两部敞篷汽车，从辽阳开到沈阳，在三经街博物馆门口停下。罗荣桓一行人下车，找到了中共东北局机关。
    东北局机关，是9月中旬开始组建的，组建过程有一段插曲：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住在长春。坦克第六军进驻沈阳，军长克拉夫钦科大将，担任沈阳地区苏军的指挥员。沈阳设城防司令部，少将司令也姓克拉夫钦科。当时冀东八路军已经进入沈阳，苏军为了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9月中旬派了一名大校，由曾克林陪同，乘专机飞往延安。
    毛泽东主席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刘少奇代主席接见苏军大校，交谈中了解苏军在东北的情况和对中共的态度。9月14日，刘少奇和中央负责同志，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迅速做出发展东北根据地的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任命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同时派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河五位同志一路奔赴东北，协助彭真组建东北局。为了工作上方便，特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街，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和莫春河为上校。
    9月17日，彭真、陈云等六人，随苏军大校和曾克林，乘原机返沈阳。飞机飞到山海关上空，天色已经黄昏，苏军驾驶员在山海关机场着陆，着陆时不小心，飞机离开跑道翻了个，将机上的乘客压在座舱里出不来。
    正巧，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带一个班到机场巡视，费了好大劲将飞机翻过来，帮助机上人员脱险。除了叶季壮的腿骨压折了，其余的人只受了点轻伤。飞机需要修理，朱其文给准备火车，彭真、陈云等人于9月18日到了沈阳，先住在老城里张作霖大帅府里，后来搬到三经街博物馆里办公。
    罗荣桓走进博物馆，早有人向彭真通报。彭真放下手中的文件，跑出办公室迎接客人。
    “罗荣桓同志！可把你盼到了！”彭真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请到里面坐。”
    罗荣桓随彭真走进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警卫员倒上茶，彭真打量着山东来客，乐呵呵地说：
    “瞧你这身打扮，像个大学教授。”
    “怕海上发生麻烦，换了这身便衣，”罗荣桓笑着说，“渡海时倒顺利，想不到登陆以后惹了不少麻烦。”
    “发生了什么事？”彭真问。
    罗荣桓喝着茶，将辽阳哨兵挡驾的事说了。彭真听了哈哈大笑，说道：
    “冀东部队最先出关，出关后大量扩充部队，成份很复杂，什么人都有，绝大部分是东北人，怎么认得你这位司令员啊？”
    “他们的警惕性蛮高，”罗荣桓也笑着说。
    “现在麻烦的是，先出关的部队到了锦州，将日本的军火仓库打开，好枪好炮发给新扩编的部队，发不完的搞本位主义，藏起来不给后到东北的部队。华中来的新四军和山东来的老八路，意见很大，他们发牢骚说：‘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彭真说。
    “中央不是转发你一个电报，说东北日军留下大量武器，要山东赴东北的6万主力军，将重武器和好武器留给北上的新四军，到东北再补充吗？”罗荣桓问。
    “是啊！”彭真拉长着脸说，“这件事都是苏联‘老大哥’出尔反尔，弄得很糟糕。我到沈阳立刻去拜访克拉夫钦科大将，他很热情地对我说，日本关东军和伪军留下大量武器，单是步枪就有六十万条，准备移交给我们。我当时很高兴，立刻将这个消息电告中央转发各地，要你们把好武器留在山东。山东和华中的部队来了，我去找克拉夫钦科，他变卦了说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怕美国和蒋介石提抗议，已经将武器全部运回苏联去了。这是扯谎！日本在东北各地有许多军火仓库，哪能一下运回去？看来斯大林不大相信我们的力量！”
    罗荣桓默默地听着，彭真继续说道：
    “公开要‘老大哥’移交军火行不通，走走小道还可以搞到一些。听说肖华在安东就从军火仓库搞出来不少武器。”
    罗荣桓问：“肖华怎样搞到的？”
    彭真说道：“安东苏军有个司令叫伊万诺维奇，是个老戈尔洛夫（戈尔洛夫：苏联话剧《前线》中的主角之一，在作战中很保守，不接受新鲜事物。），成天住在新义州（新义州：朝鲜北部一个城市，隔着鸭绿江与安东相对。）。11月6日，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肖华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请伊万诺维奇和红军高级军官来赴宴。同时叫部队开着几辆大汽车，带着伏特加（伏特加：俄国白酒。）、烧鸡和烤肉，到军火仓库去和看守的红军联欢，他们看见伏特加就不要命，等喝的高兴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开进仓库，把武器一箱箱搬上汽车。红军战士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有的醉醺醺地喊着‘商高！赫鲁索（“赫鲁索”是俄文译音：“很好”；“商高”是东北的“洋径浜”也是“很好”的意思。）！’等我们汽车开跑了，他们故意打了几枪，表示仓库被抢了。”
    罗荣桓笑着说：“肖华真有些鬼点子。不过这样搞，还是解决不了十几万部队的装备。”
    彭真说：“日本关东军为着对苏作战，在西满、北满和东满，搞了许多秘密的山洞仓库，得想法把它找到。另外日本投降的时候，日军把许多重武器到处扔，要发动部队去捡。”
    罗荣桓问：“林总司令到了沈阳，住在什么地方？”
    彭真答：“他和叶群上月来的，也住在三经街一幢洋房里。那是意大利侨民的，主人已经走了。”
    罗荣桓问：“晚上一块去看看他好吗？”
    彭真说：“好啊！林彪同志来了十几天，近日山海关方面战事紧张，他准备到前方指挥部队，堵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中央要我们独占东北！”
    罗荣桓摇摇头：“看来不那么容易。”
    彭真说：“那就要看山海关这一仗了。”
    罗荣桓端起茶杯，边喝茶边问道：
    “东北自治军的指挥机关组建得怎么样？”
    彭真取出一张名单交给罗荣桓，上写着：司令员林彪，副司令员肖劲光、吕正操、李运昌，第一政委彭真，第二政委罗荣桓，副政委程子华，参谋长伍修权……
    “高层领导有了，下面没有几个干部，大家都在等你来，你带来多少干部？”彭真问。
    “山东军区司政机关分成两摊子，一部分留在山东与新四军军部合并，一部分到东北来，”罗荣桓说。“这次跟我来的有两个部长、两个处长，几十个干部，一个特务营，后面还有干部将陆续到达。”
    “这就好了！”彭真说，“先把架子搭起来，再慢慢充实。”
    接着，两位东北自治军政委，谈到山海关前线的情况。彭真打开抽屉，取出一叠近日中央和各部队来的电报，罗荣桓仔细阅读，对前方的形势，得出了这样的印象：
    胡宗南、孙连仲、李延年和傅作义，驱使十几万蒋军，分四路向我解放区进犯，妄图抢占张家口和平津为基地，出热河和山海关闯入东北。各路蒋军在平绥、平汉和津浦路上，遭到我聂荣臻、贺龙、刘伯承、邓小平和陈毅等将军率领的大军，沿途阻击，进展十分缓慢。
    蒋介石看到陆路进兵受阻，和美国密谋，一方面吁请苏军延期撤退——苏军原定11月底从东北撤兵；一方面利用美军的飞机，空运九十二、九十四两个军，进入北平、天津和唐山。同时，美国军舰从香港、九龙和越南，将国民党十三军、五十二军海运秦皇岛，派杜聿明统一指挥。
    蒋军抵达秦皇岛，强行修复通到山海关的铁路，在美军的掩护下四出骚扰，捕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试探我军虚实。11月初，开始向山海关进攻！
    林彪看到蒋军运兵迅速，大军云集冀东，想阻止蒋军出关已不可能，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山东七师杨国夫部和冀热辽的地方武装一万多人，扼守山海关至绥中一线，抗击六、七万蒋军的进攻。同时命令山东一师梁兴初部和华中三师黄克诚部，在兴城、锦西和锦州三角地带隐蔽集结，准备争取时机，歼灭敌人。山海关一带正在激战中。
    罗荣桓看完电报，彭真指着墙上的军事地图，说道：
    “中央命令开来东北的13万大军，差不多到齐了。山东一师、二师、七师，华中三师和晋冀鲁豫二十一团，原住在阜新、黑山地区，现在大部分开到山海关前线。晋绥二十三团在法库一带。山东三师和警备三旅在鞍山、辽阳地区。山东六师和五师在安东、海城、庄河一线。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和陕甘宁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部，在沈阳到吉林的铁路线上。陕甘宁警备一旅、教二旅文年生、黄永胜部，和晋察冀三十二团在义县以西。少数老部队已经进入北满和东满。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吉林长春地区，发展了五个步兵团、两个骑兵连，还在北满新建了一些小部队。当前部队的主要困难，一是枪支破旧，子弹不足，没有重武器；二是冬天快到了，棉衣还没有着落。”
    “这两个问题不迅速解决，必然影响前方的作战！”罗荣桓说，“东北工业发达，有钢铁有机器，要自力更生，赶快建立军工厂和被服厂。”
    “对！抓后方建设，你的经验丰富，请你多抓抓这方面的工作。”彭真说着，看看天黑了：“你乘了一天汽车，饿了吧？先解决肚子问题再说。”
    彭真喊来警卫员，对他说：“给我们搞点吃的。还有，告诉王处长，给山东来的同志准备晚饭、安排房子。”

二

    跟罗荣桓政委来的人员，在博物馆的大院里，坐在行李上，等着安排住房和吃饭，左等右等没有人来接待。天快黑了，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院子里又冷，几个孩子拱在大人怀里取暖，好多同志等的不耐烦，有的开始发牢骚：
    “真见鬼！怎么没人管呀！”
    “头一天进沈阳，就闹得饥寒交迫！”
    “……”
    终于等出来一个王处长，对大家道歉：
    “真对不起！让同志们久等了。东北局刚成立，事情又多又乱，人手很缺，没有伙房，吃饭要下馆子，住房要自己去号。”
    “嘿！你不早出来说，免得大家待在院里挨饿受冻！”供给处长何敬之不高兴地说。
    “真对不起！请原谅！”王处长再次道歉：“我领你们先去吃饭，行李放在院里，号完房子再来取，重要的东西随身带着。”
    王处长领着众人到邻街一家菜馆吃饭，似乎为了补偿大家饥寒，每张桌上四菜一汤：干炸丸子、红烧鱼块、炒木须肉、凉拌拉皮，汤是一个烧木炭的火锅，盛着猪肉，粉丝、豆腐和白菜，热烘烘，香喷喷。这帮山东客人，觉得比逢年过节会餐还要丰盛，王处长却说：
    “这些都是俺们东北的家常菜，请同志们随便吃，不够再叫掌柜的添菜。”
    吃饱饭，何敬之带着几个人，在博物馆周围号房子，找了一些日本住宅，有的房主人还在，有的日本人被赶走，换了中国住户，他们腾出好卧室，请战争的胜利者进门。众人回博物馆取来行李，分头进入指定的房子休息。
    罗荣桓一家人，安顿在一幢日式小洋房的楼上，楼下住着四个警卫员。房东已经走了。小楼临街有道围墙，院内的青草枯黄了，树上飘着落叶，环境比较幽静。
    当天晚上，彭真和罗荣桓去看林彪。林彪看到罗荣桓来了，非常高兴，问他带来多少干部，山东的指挥机关来了没有？林彪说，司令部是个空架子，他成了光杆司令，连部指挥作战的电台也没有。罗荣桓对他说，司政机关的干部和特务营，在庄河一带登陆，不日可到达沈阳。林彪向他介绍了山海关敌我双方态势。罗荣桓看到时间不早了，便和彭真告辞回宿舍。
    连日来，罗荣桓忙着跟林彪、彭真和东北局的同志研究问题，着手建立指挥机关。他打电报给肖华，催促一同从龙口出发、在庄河一带登陆抵达安东的机关人员，迅速归队回沈阳。他白天晚上连轴转，不大注意家里的事。
    有天深夜，罗荣桓回到宿舍，林月琴正在灯光下补衣服。罗荣桓发现床上放着一床新被子，丝绸被面闪着亮光，伸手一摸又松又软。
    “嘿！你要结婚呀？”罗荣桓打趣地问妻子，“从哪里搞来这样漂亮的被子？”
    “从仓库里领来材料自己缝的，”林月琴回答。
    “仓库里的东西是公家的，怎好随便拿出来做呀？”罗荣桓严肃地问。
    林月琴解释说，王处长看见山东来的干部，行李单薄。他说东北天气凉，怕大家冻着，让何敬之同志去仓库里领材料，每家都做了一床。
    “战士们有没有？”罗荣桓问。
    “没有，”林月琴回答。
    罗荣桓不悦地说：“这何敬之真乱弹琴！他是个老后勤干部，仓库里的东西要统一分配嘛！怎么一进城就发洋财？太不像话，明天叫他送回去！”
    第二天，何敬之去退被子。王处长坚决不同意，他说：
    “被面是人造丝的，被里是木头做的人造棉，看起来漂亮，其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冬天快到了，东北的天气不比关内，没有厚棉被过不了冬。要是嫌花俏，等以后有布的再换。”
    另一天，罗荣桓看到机关干部们吃饭，桌上摆满了菜，他问：
    “今天你们谁请客？”
    一个参谋回答：“谁也不请，天天都是这样。”
    罗荣桓摇摇头说：“生活太好了，和老百姓的距离太大！”
    对于这些事，罗荣桓耿耿于怀。他经常对干部们敲警钟，说道：
    “进入大城市，不要被花花绿绿迷了眼睛，忘了根据地的老作风，忘了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然会脱离群众！”
    罗荣桓集中精力组织指挥机关，抓后勤建设。他的原则是机构不大、人员精干，方能机动灵活适应战争环境。他身在沈阳，脑子里考虑着东北大局，眼睛盯着山海关前线。
    前方的战事不顺利。11月19日，林彪赶到辽西前线的时候，六、七万国民党军，向山海关至绥中一线猛烈进攻！我军一万多人英勇抗击，打了两个星期，终因众寡悬殊，于11月16日主动撤出阵地。蒋军侵占山海关和绥中，于22日进入兴城和锦西，25日占领锦州。
    锦州沦陷。林彪指挥隐蔽集结于兴城、锦西和锦州三角地带的我军，跟踪敌军至锦州以北的上下齐台，向敌军八十九师发动攻击！因为没有群众援助，敌情不明，通讯联络不灵，未能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各部队配合作战不好，攻击时队形密集，伤亡较大，结果打成击溃战，只得撤出战斗，转移到义县和阜新地区休整。
    国民党军占领锦州，为了等待后续部队的到达，继续要求苏军推迟撤兵时间。进入东北各地的国民党人员，勾结日伪残余和反动势力，任命土匪武装。土匪部队迅速发展，西满、北满和东满地区，已有十几万土匪武装，控制了大部分城镇。国民党还采取了“挖底政策”，派人打入我新扩编的部队，组织整连、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叛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想切断北宁线，大量歼灭蒋军已经不可能了。
    罗荣桓看到11月26日，华中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打给中央一封电报，提出目前部队遇到极端的困难，主要是“七无”：一无地方党组织，二无群众组织，三无政权，四无后方，五无粮食，六无经费，七无衣服鞋袜。因此，部队士气很受影响。黄克诚在电报中说，锦州、山海关及西满地区的土匪很多，我军少数人员不能出去活动，战场极坏。他向中央提议，以一部分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
    罗荣桓同意黄克诚的看法，欣赏“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的建议。近日来，他从前方部队来电，从一些到沈阳办事的老部下口中，深知出关部队作战时，没有根据地群众支援，没有后方补给遇到的困难。严寒的冬天快到了，十几万部队依然穿着出关时的单衣，许多战士鞋袜破了，打着赤脚，害了冻疮，不迅速解决，必然影响士气、影响战斗。他打电报给各部队首长，要他们抽调一些干部，建立后方基地，设法解决本部队的棉衣和鞋袜。同时命令后勤人员，集中力量收购布匹赶制冬装，调查日伪军留下的被服仓库。
    不几天，中央军委来电，做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决定，指示东北局说：“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12月13日，罗荣桓给前方总部林彪等指挥员发电报，说：“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之可能。”因为“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较比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因此，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造成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中，这样大城市之优势地位亦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在东北完全没有城市或者没有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存在的困难。”罗荣桓郑重地说：“这一问题的提出，我认为非常之必要，这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对东北之坚持与造成我们同国民党战和是否有利的决定条件。”罗荣桓还指出：国民党“可能沿北宁线增兵”，“大规模战事可能在明春”，“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展开创造根据地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然而林彪仍迷恋大城市，在接到罗荣桓的电报之前，他曾以个人名义，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为进行沈阳大保卫战，变沈阳为马德里（马德里：西班牙首都。1936年—1939年，西班牙人民阵线曾在马德里进行著名的保卫战。）（以一部守城，主力控制适当位置，打敌之攻城军），据此方针以布置一切工作。”接到罗荣桓电报之后，他仍不想放弃大城市。为此，12月24日，刘少奇从延安来电说：“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刘少奇指出，把主力布置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周围及南满，而对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
    毛泽东从重庆回延安，到后方医院休息，出院后，于12月28日，为中央写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而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及其附近地区。
    东北局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进行详细的讨论，研究具体执行的措施，林彪不再坚持把沈阳变成马德里，进行大保卫战的主张。东北我军开始分散剿匪，收复许多城镇，到第二年3月底，共消灭土匪7万多人。部队所到的地方，配合地方干部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部队利用剿匪的空隙，加强训练，进行整编，主力得到充实和补充。
    1946年2月初，蒋介石的所谓“王牌军”新六军和新一军，由缅甸海运东北，蒋军即发动进攻，大举向沈阳进犯。为了击破国民党军的进犯，争取真正和平。林彪调集一部分主力，在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包围歼灭敌十三军1500人。接着，在盘山以东的沙岭子、辽中东南的徐家屯、台安东南的六间房各地，给进犯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未能阻止蒋军进占沈阳。

三

    1945年1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民主联军分成“前总”和“后总”。林彪带着“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罗荣桓日夜紧张地工作，注视战局，与干部谈话，把病抛到九霄云外，有时腰部疼痛，他咬咬牙不吱声。工作繁重，问题复杂，指挥机构还是个空架子，办事人员很少，千头万绪，都要亲自处理。
    跟苏军的关系很微妙。苏联承认国民党是合法政府，红军占领长春路上各大城市，等待国民党军来接受，逼迫我军从这些城市中撤退。沈阳城里住着两个克拉夫钦科，一个大将，一个少将。克拉夫钦科大将，是苏军坦克六军军长、沈阳地区苏军的总指挥；克拉夫钦科少将，是沈阳城防司令。开头一段时间，苏军对我们很友好，有事总是老克拉夫钦科亲自出马。后来情况变了，老的躲起来，让小克拉夫钦科出面应付差事。
    有一天，彭真见到克拉夫钦科少将。城防司令板着脸孔，通过俄文译员，问道：
    “彭真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走？”
    “少将同志，您这是什么意思？”彭真反问。
    “我是说，你们的军队什么时候走？”
    “走哪里去？”
    “哪里去？”克拉夫钦科耸耸肩头，“你们自己决定，只要离开沈阳。”
    “我们军队为什么要离开沈阳？”彭真不悦地责问。
    “你们军队住在沈阳不合法。”
    “沈阳是我们的城市，我们部队住在沈阳怎么不合法？”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沈阳只能交给中国政府。”
    “中苏条约规定，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沈阳是中国的地方，哪家军队住，是中国的内政。”
    “彭真同志，要你们军队撤出沈阳，是莫斯科的命令，斯大林的命令！”
    “少将同志，我们军队进驻沈阳，是奉延安的命令，毛泽东的命令！”
    克拉夫钦科急了：“你们撤不撤？”
    彭真也急了：“我们不能撤！”
    克拉夫钦科火了，横蛮地吼道：“你们不撤，我要用坦克赶你们出城！”
    彭真也火了，问：“克拉夫钦科先生，您是不是共产党员？”
    克拉夫钦科骄傲地回答：“我是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
    彭真自豪地说：“我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我们讲国际主义。您这个老布尔什维克，讲不讲国际主义？”
    “我的斗争目标，是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怎么不不讲国际主义？”
    “好！少将同志，你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都讲国际主义。那么，请问克拉夫钦科同志，您听说一个共产党军队，用坦克赶走另一个共产党军队的事吗？”
    少将哑口无言。停了半天，又搬出“中苏条约”、“上级命令”为理由。彭真据理力争，互相顶牛，不欢而散，问题拖了下来。
    罗荣桓对这个问题感到棘手。他从另一角度考虑，觉得指挥机关住在沈阳，对指挥前方作战不利，既然中央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有占领中小城市、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何必留恋大城市呢？东北局机关、自治军“后总”住在沈阳，城里一片混乱，到处摆着旧货摊，满街响着买卖破烂的叫声。苏联红军趾高气扬，日本男女垂头丧气。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人民解放了，但看到的苏联大鼻子，也跟日本小鼻子差不多，白天公开拆走工厂机器，有的偷了仓库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间喝得醉醺醺，闯街钻巷找花姑娘，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希望“国军”来接受。不料最先进城的却是八路军，服装不漂亮，官兵分不清，举止言谈“土里土气”，尽管纪律严明，买卖公道，但是有着“正统”思想的市民们，还是有点失望。许多人家收听北平广播电台的反动宣传，有钱人怕“共产”，汉奸们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伪满国兵和暗藏特务，像耗子一样，天黑四出活动，入夜经常可以听到枪声……
    在这样的地方办公，罗荣桓感到很不方便，几次提议搬出沈阳，有些同志不同意。直到苏军再次迫着我军撤走，东北局及“后总”机关，才于12月底搬到本溪。1946年2月下旬，又迁到抚顺。迁移的时候，罗荣桓认为抚顺离沈阳太近，国民党军一旦占领沈阳，决不会让我们的指挥机关，住在他们的“后院”，主张搬到离沈阳较远的梅河口，以便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争取时间健全组织和开展工作，但没有被林彪接受。
    跟国民党的和战问题也很复杂。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被迫与我党达成停战协议，同时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不断向东北增兵。必须组织力量打击蒋军的进犯，必须教育部队克服和平幻想，必须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部队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难免带点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东西，必须加强团结，统一指挥。先进东北的部队大量发展扩编，新兵中成分严重不纯，缺乏老骨干。后来的部队缺乏武器弹药和冬装，要解决“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问题，必须整编部队，把新成立的连、营、团，与老部队混合整编，才能提高战斗力。南满成立了辽东军区和一些军分区，经过剿匪反奸斗争，根据地还不巩固。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城镇和乡村，还有不少国民党委派的土匪、降队（降队，指伪满国军。日本投降后，他们又投降国民党，与土匪一起为非作歹，老百姓叫他们“降队”。）和伪军，尚待进一步解放……
    搬到本溪，罗荣桓的肾病又发了，迁来抚顺，每天尿血不止，他不声不响。林月琴发现了，请罗生特大夫给他看病。罗生特看完病，用英语通过方政翻译说道：
    “罗政委，你的病又重了，应该住医院治疗。”
    “住院有什么用？还不是吃这几种药片？”罗荣桓笑笑地问。
    “住院可以休息休息嘛！”罗生特说，“你的病，不能再工作了！”
    罗荣桓也感到病情加重，可是目前斗争正紧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各地刚刚开始，领导干部中对于和战问题、城乡关系等问题，思想上还不一致，他心里很不安，怎能放下工作去休息？他绕了个弯说道：
    “罗生特同志，你给我看了三年病，我还不是原来的样子！”
    “不！不一样！”罗生特着急地说，“现在已经确诊是肾癌，应该开刀，动手术！”
    开刀，手术，上哪儿去做？罗荣桓进沈阳不久，在这位奥地利泌尿科专家陪同下，到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照了X光片，确诊是肾癌，日本医生说不动手术，病情会恶化。罗生特也主张赶快做手术，但是罗荣桓不是一般病人，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东北自治军政委，动大手术必须经过党中央同意。东北局的同志们不放心，报告了延安，中央领导人也怕日本大夫靠不住，建议他去大连苏军医院治疗。
    “罗生特同志，上次在沈阳，你主张开刀，我也同意，结果还是做不成嘛！”罗荣桓轻松地笑着说，好像瘤子不长在自己身上。
    “那是因为你官太大了！”罗生特有点抱怨，“依我看，病人就该听医生的话。”
    “我也没得办法啊！”罗荣桓说。
    “不！有办法！”罗生特说，“你到莫斯科去，苏联的外科手术不错。”
    “莫斯科太远了。”罗荣桓摇摇头。
    “不去莫斯科，去大连！”罗生特说，“上次延安来电报，不是要你去大连吗？那边有红军医院，也可以做手术嘛！”
    “好，好，去大连！”罗荣桓同意说，“不过现在不能走，东北局准备在抚顺开会，等开完会再走好吧？”
    “真拿你没有法子，罗荣桓同志！”罗生特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个无可奈何的姿势。“不过从现在起，你要多多休息，不能再熬夜了！”
    罗荣桓说声“好”，把好心的国际主义战士送出门。就在这天晚上，他正为抚顺会议起草一份文件，扒在灯光下写了几个钟头。林月琴几次劝他早点睡觉，他都当耳旁风，直到腰部隐隐刺疼，才习惯地站起来，在屋里踱步，走到窗口站着。窗外下着大雪，玻璃上结着冰凌花，想起关内来的战士，许多人还没有穿上棉衣，一阵难受加上焦虑，腰部突然疼得厉害，他不得不慢慢移步，走到床沿，歪着身子躺下，暗中对自己说：
    “是该去治病了！”
    1945年东北的冬季，对东北战局，对关内来的八路军，对罗荣桓的身体，都是严寒的冬天。??

1985年夏天写于厦门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