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从哈尔滨到莫斯科
一

    1946年3月间，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国民党军后续部队源源运进东北，到4月初旬，已有6个正规军18个师，连同收编的地方土匪和伪军，总兵力达31万人。3月13日蒋军占领沈阳，开始向沈阳南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妄图抢占四平、本溪、鞍山、营口等战略要点和交通要道。
    为了促进东北和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有力支援周恩来同志在南京的谈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员林彪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面集中6个师的兵力于四平地区，准备争取有利时机，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一面组织部队，消灭了盘踞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土匪和伪军3万余人，重新解放了这些城市（日本投降后，四平、哈尔滨等城，已为我军控制。后因苏军逼我退出，即为国民党委派的匪伪军占领。），加强了我党在东北的有利地位，解除了四平前线的后顾之忧，便于集中更多兵力和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四平作战。
    4月中旬，敌新一军3个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开始向我四平防御阵地轮番猛烈进攻，被我英勇指战员一次一次地击退。以后敌人不断增兵，不到一个月已增至10个师。我军也从南满抽调两个旅，到四平前线参加保卫战。
    经过一个多月的保卫战，杀伤敌人万余，我军伤亡八千多。为了争取主动，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我军于5月18日夜秘密撤出四平街。19日，四平被占领，5月下旬，长春、吉林相继沦陷，敌军于30日进至松花江南岸。
    南满和东满我军，乘敌人北进时后方空虚，主动出击，攻占了鞍山和桦甸等地。海城守敌一八四师，在潘朔端师长率领下宣布起义。迫使敌人抽调部分兵力南援。
    以保卫四平为中心的作战期间，东北我军共歼敌6万余人。党中央指出：我军在四平作战中“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的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
    蒋军开始尝到兵力分散被我各个击破的苦头，为了等待关内的援兵，提出在东北休战半个月。

二

    正当四平保卫战猛烈展开的时候，罗荣桓于5月间回到长春，随即和东北局的领导同志们，投入紧张的支援前线和创造后方根据地的工作。
    四平撤退时，罗荣桓和彭真从长春来到公主岭，和林彪讨论了今后的作战方针。根据党中央5月19日“以一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指示的精神，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考虑到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防线长，不利防守，决定大踏步向松花江北岸作战略性的撤退。
    部队退到长春，“前总”政治部副主任陈沂，找到老首长汇报情况，罗荣桓听完，对他说道：
    “我们已经商量过，长春还是不要了。”
    陈沂惋惜地说：“长春可是个漂亮的地方啊！”
    “将来再回来吧！”罗荣桓说：“有些人就是舍不得大城市，长春正在准备选市长，情况那么紧急，还选什么市长？太麻痹了！”
    陈沂还记得，当他从山东到安东的时候，罗荣桓曾对他说：“现在东北流行一个口号，叫‘最后一战’（当时正和国民党谈判东北的停战，有人对和谈抱幻想，把宣布停战前的对敌作战，说成“最后一战”。）。我们刚刚和敌人交手嘛，怎么能叫‘最后一战’呢？蒋介石是美械化装备的部队嘛！我们的部队我知道，如果硬抗，几仗就打光了。要打持久战，还有一个艰苦的阶段。……在东北，我们还要下很大功夫，才能把人民对蒋介石的正统观念打掉。”以后他还说过：“在东北，我们不能靠选举、靠欢迎马歇尔（马歇尔是美军参谋总长，当时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加国共谈判，为军调部三人小组中美方首席代表。），要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根据地。”
    罗荣桓对东北的战局，一开始就明确要准备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四平保卫战之后，更加深这一思想。然而某些领导人的想法，却不一样。作为总司令的林彪，思想上并不那样清醒。最初，他按照中央“独占东北”的方针，到辽西前线指挥部队，准备在山海关堵住蒋军。后来看到敌军强大，提出避免仓皇应战，放弃锦州及以北地区，寻找机会歼灭敌人。这一正确主张，得到彭真和罗荣桓的支持，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他指挥我军在锦州以北的上下齐台击溃敌军一个师，又在秀水河子地区歼灭蒋军五个营，取得了东北战争中的初次胜利。但在沈阳问题上，林彪开始要把沈阳当成马德里来保卫，但从抚顺撤到梅河口之后，在梅河口会议上，却拍着桌子说别人是大城市观念，提出到农村去，态度十分恶劣。程世才在会上放了一炮，不同意他的意见。李立三刚从苏联回国，对林彪的态度很反感，提出要撤换林彪。林彪要吕正操表态。吕正操是东北人，熟悉本地情况，他说：“东北这块地方，完全依靠农村站不住脚，因为粮食都给日本人搞到城里去了，农村没有粮食，有些地方连碾盘也没有。我们可以占领铁路支线、中小城市和农村，完全不要城市不行！”
    这个问题，罗荣桓刚到沈阳，就发电报给在山海关的林彪，指出“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华北各地，较比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如果我们在东北完全没有城市或者没有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存在的困难”。
    当时林彪听不进去。现在从四平撤退，他对如何坚持东北的斗争，仍然胸中无数，甚至失掉信心。他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撤出长春，罗荣桓和东北局的同志，都到了哈尔滨，林彪却带着“前总”退到吉林以北的舒兰，他觉得北满没有根据地，像在水上漂浮。他多次说，要坚持东北斗争，必须背靠苏联。6月1日，林彪打电报给中央和东北局，认为保卫哈尔滨，“可能造成失败，仍然有失去哈尔滨之虑”。因此，他主张“目前我军方针，应避免与北进敌之主力冲突，让他北进以分散其兵力，我们主力则大举南进，以收复长春、沈阳以东（吉林除外）之广大领土，恢复该区作根据地”。林彪在电报中还说，我军主力南进，是求得保卫北满，求得收复失地，“不必顾虑敌人占领哈尔滨甚至齐齐哈尔”。
    林彪一面发电报，一面准备带着“前总”南下到东满、长白山区打游击。罗荣桓知道了，感到很不安。他想东北局机关在哈尔滨，而林彪这个总司令却跑到南边打游击，如不加以劝阻，将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他和东北局几个领导商量，派“后总”的政治部主任谭政和高岗到舒兰去，请林彪回哈尔滨。
    林彪到了哈尔滨，依然忧心忡忡。他叫吕正操指挥杨国夫的山东七师守松花江，命令炸掉松花江大铁桥。
    松花江发源于长白山，向西北流经吉林至西满的大赉，与嫩江合流后折向东北，经哈尔滨和佳木斯汇入黑龙江。因此中长铁路上有两座松花江大铁桥，一座在哈尔滨以南的陶赖昭，一座在哈尔滨市北郊。林彪命令炸掉陶赖昭的铁桥，同时派工兵在哈尔滨的大桥上安好炸药，并在火车站备好专列，一旦敌人进攻，情况紧急，随时可以退到佳木斯。他公开说“哈尔滨是旅馆，只是临时住住”。他派管理处长到佳木斯号好房子，把部分后方机关疏散到佳木斯去。林彪还给中央发电报，认为敌人强大，我们新兵多，提出放弃齐齐哈尔，只因为吕正操和西满的古大存、倪志亮等同志的坚决反对，才没有实现。
    总司令的种种措施，大大影响了部队官兵和地方干部的情绪，也引起了市民们的不安。哈尔滨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三

    当时来到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有二十人。正式委员有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委员有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云泽（乌兰夫）、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中央委员里面，除了高岗坚决和林彪站在一起，多数人不同意林彪对战局的看法和敌我力量的估计。
    6月16日，党中央改组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和高岗为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为了总结前一时期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东北局于7月上旬，在哈尔滨召开党的扩大会议，部队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东北局常委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和高岗，于7月3日，讨论了由陈云同志起草的《形势与任务》的文件。
    罗荣桓在会上说：“过去一段应该总结，但又不能详细总结，而且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主要的要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现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要建立如何的地位，没有明确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主要是解决当前的问题，如能早日解决，对我更为有利。罗荣桓针对“文件”上关于敌我力量对比、对农民作用的估计、阶级斗争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去年12月28日，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已经将许多问题都给我们答复了，应该根据这一指示的方针进行修改。”
    修改过的文件，题为《关于目前东北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于7月7日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通过，所以也叫“七七决议”。“决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有力批判了和战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和军队建设上的混乱思想。“决议”着重指出：全党全军应下定决心，从事长期艰苦的斗争，依靠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战胜敌人，以战争的胜利取得真正的和平。“决议”强调“无论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创建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把重点放在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在内的广大乡村。号召各级干部，彻底克服和平、享乐思想，加强群众观点，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讲资历，不计职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从事艰苦的群众工作。在军事斗争方面，“决议”要求我军继续贯彻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坚决肃清土匪，开展反“蚕食”和敌占区游击战争，打击削弱敌人，保卫根据地的建设。
    会议期间，罗荣桓同志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参加会议的部队干部，大部分是原一一五师的同志，都想看望老首长；不是一一五师的干部，也知道他关心下级、平易近人，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解决。罗荣桓是来者不拒，不来者也主动找他们去谈，通过谈话可以了解部队的情况，摸清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同志们来找他，除了帮助解决困难问题以外，他总要谈谈当前国内外形势，东北的中心工作，加深大家对“七七决议”的认识。而且每次谈话，他都要特别强调内部团结。
    罗荣桓认为革命内部的团结，是做好工作和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从井冈山时代当连党代表起，不论开会做报告、个别谈话，几乎都要讲团结，尤其在困难的时候，更是强调团结。他自己就是团结的榜样。在中央苏区，他遭到王明路线的排斥降了职，他从不埋怨组织，也不流露委屈情绪。在山东工作的头几年，个别领导干部跟他闹别扭，甚至想排挤他。他在小事上忍让，在大事上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但又很注意方式方法。他对下级宽厚体贴，对犯错误的干部从不歧视，尽管批评起来很严厉，却是通过讲理说服教育，而不是吹胡子瞪眼训人，使被批评的同志心悦诚服。
    日本投降以后，各路“诸侯”汇集东北，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罗荣桓更是强调照顾大局，强调团结。山东一师的参谋长李梓彬到沈阳看他，他对李梓彬说：“你们是山东来的部队，一定要同兄弟部队加强团结，听从指挥打好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当时他正患病躺在床上，用一支红蓝铅笔，给一师的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写了一封信，谈团结问题。在本溪，山东三师师长罗舜初去找他，他说：“各方面来的人很多，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人。山东来的人是个大山头，要特别警惕，防止山头主义！往后有事不要老找我，多找找东北局其他领导同志。”四平撤退到哈尔滨时，他打电话给华中三师十旅的旅长钟伟，把他从海伦叫到哈尔滨，首先询问部队整训的情况，然后说道：“目前敌人正在疯狂进攻，我们内部的指挥一定要统一，如果我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并不难。否则，搞不好，可能要跑到苏联去避难，或者被敌人赶下海去！”末了，他语重心长地说：“黄克诚同志大公无私，一到东北就把部队交给总部指挥，这是个好榜样，但也有个别同志在搞山头，闹本位主义，这就不好！东北局决定同这些现象作坚决斗争。我相信，今后会更好地团结起来。”
    哈尔滨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解决了坚持东北斗争的关键问题，做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罗荣桓同志放心了，决定去苏联治疗肾病，搞好身体，准备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

四

    7月下旬的满洲里，有点夏天的气息了，白天可以穿上单衣，夜里还得盖棉被。罗荣桓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从哈尔滨到了国境上这个小城市，等着办理过境的手续。随行的有俄文翻译，有帮助照看孩子的小姑娘李幼兰，还有送他们出国的作战科长尹健。
    想不到苏联人办事这样缓慢，一等就是十几天！罗荣桓长期在紧张斗争中生活，一天也闲不住，白白在这里浪费宝贵的时间，感到十分惋惜！真是度日如年，他等得不耐烦，几次想回哈尔滨。
    好容易办好手续，终于在8月初过了国境。在赤塔车站，苏方派了一个联络员和一个女医生，接他们到旅馆里住下。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对列宁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又出兵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都怀着无比的向往与钦佩，并拿苏联当成榜样进行宣传和教育部队和人民，罗荣桓也不例外。自从到了东北，接触了苏联红军，开始感到先进社会制度下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对苏联的等级制度和红军中纪律败坏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这是个别现象，苏联仍不失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情况可能不同。
    进入苏联国境，映入罗荣桓眼帘里全不是早先想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样子。火车上，车站里，到处乱糟糟。红军官兵公开叫卖着从东北发来的“洋财”，各色各样的东西，甚至有女人的衣服和鞋子。官兵都很粗野，喝酒胡闹，没有纪律。罗荣桓越看越生气，整天板着面孔。在赤塔下车的时候，也将作为拐杖用的象牙把雨伞忘在车上，派人上车厢去取，雨伞已经不翼而飞了。
    在赤塔住了两天。旅馆前面是个公园，每天夜里，都有许多人在公园里跳舞。音乐，歌唱，叫喊，整夜吵吵闹闹，罗荣桓靠吃安眠药，才勉强睡了一会儿觉。
    从赤塔起程，苏方派来一个名叫张木的翻译，替换了从哈尔滨带来的翻译。经过几个昼夜的漫长旅途，火车到了莫斯科。苏共联络部门，派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到车站迎接，安排他们住进豪华的莫斯科大旅馆。几天后，王稼祥同志和夫人朱仲丽，从延安到了莫斯科，也住在这个旅馆里。分别多年的老同志，在异国重逢，都感到格外地高兴。
    休息了几天，罗荣桓和王稼祥同时住进皇宫医院。经过四天的检查，医院里决定给罗荣桓做手术，摘除左边长了肿瘤的肾脏。由于开刀后缝合得不好，拆线时候伤口破裂，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重新做手术。苏联医生看到罗荣桓额头冒着汗珠，忍住疼痛一声不哼，做完手术，翘起大拇指说：“真正的英雄！”
    伤口愈合了，罗荣桓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疗养院设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里，病房是一座座的小别墅，室外修了花园，空气清新，条件优越。罗荣桓疗养了两个多月，后来住进纽克斯国际旅馆继续休息。
    长期的艰苦斗争，养成了革命者不知休息的习惯。多年来，罗荣桓一直是带病工作，现在除去老病，摘除了肿瘤，尽管身体还很虚弱，闲起来也很难受。他除了读书看报和散步。经常向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进行教育，学生中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女刘卫彬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蔡和森的儿女蔡波和蔡娟娟，以及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人。
    这些孩子大多是抗战开始送来的，当时年纪都很小，原想让他们在苏联学点本事，日后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但由于苏德战争的影响，不能正常地学习，倒是学了一套俄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对中国情况很不了解，有些孩子只懂俄文，不识中文，中国话也说不好。苏德战争结束了一年多，苏联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中国孩子配给的食物不够吃，衣服不够穿，经常挨饿受寒。
    苏联人的等级观念很重，生活待遇严格按等级供给。罗荣桓是按照中央委员待遇，每天有两条白面包，还有牛奶、鸡蛋和黄油。但是以前在莫斯科的李立三（此时李立三已回东北。）和陈昌豪等同志，却过着自食其力的侨民生活，配给的东西很少，住的房子很窄，每天得自己劈柴烧饭，靠翻译俄文收入的稿费维持生活。罗荣桓一家人每天节省下的面包和黄油，除了分点给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每天积存起来，留到星期日给挨饿的孩子来“会餐”。罗荣桓利用这个机会，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形势，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专业，将来回国为人民做点好事。
    朱敏在苏德战争开始时被德寇俘去，送回德国当奴仆。朱敏改名换姓，做了几年女佣人，直到德国投降，才返回莫斯科。罗荣桓向朱敏调查被俘后的情况，还亲自写了笔记。
    罗荣桓关心留在苏联的中国同志，了解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到莫斯科不久，即询问贺子珍同志的下落。联络员尼古莱叶夫说，她已经疯了，关在外地一所精神病院里。罗荣桓提出要林月琴去看看她，联络员回去请示，答复不能看。罗荣桓感到很难过：一个红军女战士，参加过苏维埃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如今和九岁的女儿隔离，落在异国的疯人院里，结果太悲惨了！他和王稼祥商量，跟苏联人进行多次的交涉，费了很大口舌，才答应让贺子珍出疯人院，条件是除了一份口粮，其余的一概不管。罗荣桓把她们母女接到纽克思旅馆，和自己家人一同生活。
    贺子珍的遭遇很悲惨。1937年，她和毛泽东闹别扭，带着生了不久的女儿娇娇（李敏）离开了延安。初到苏联，她受到中共主席夫人的优厚待遇，生活过得很好。后来江青占据了她的位置，待遇大为下降，从豪华的旅馆搬到普通的公寓。她的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有点精神分裂症。娇娇慢慢长大了，常常有成群的苏联孩子上门，找她上街去玩耍。贺子珍怕小女儿给带坏了，管着不让出门。有一天几个小孩上门，要拉娇娇下楼去玩，贺子珍拿着一条棍子，吓唬孩子们，不小心打坏一个电灯泡。当时苏德战争正紧张，每层楼都有治安员。治安员说她有精神病，就这样她被送进疯人院，转移到偏僻的地方。
    本来精神上有点失常，被剃了光头，关了几年疯人院，母女不能见面，好人也会变成疯子。接出来的时候，她光头上包着一块头巾，精神恍惚，情绪忧郁，双眼发呆。跟她讲话，她老指着墙上说有窃听器，要打开窗户才敢吱声。两三个月以后，精神上逐渐恢复正常，头发也慢慢长好了。
    出于阶级友爱和革命情感，不能让贺子珍母女继续留在苏联受折磨！罗荣桓想起她在井冈山时代的飒爽英姿，如今变成这般样子，心里异常难受。然而要带她们回中国，不是没有困难。他和王稼祥交换了意见，发电报给毛泽东，得到了同意，才把她们带回哈尔滨。贺子珍在哈尔滨给毛泽东写了信，提到罗荣桓对她们的照顾。江青看到信，打破了醋坛子，和毛泽东闹了一阵，怒气冲冲地将信撕毁，而且记恨在心。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罗荣桓住在方巾巷原李宗仁的公馆里，有一天来了两位客人，男的是四野的副参谋长聂鹤亭，女的是个陌生人，罗荣桓不在家，林月琴接待客人，经过聂鹤亭的介绍，才知道那女的就是江青。
    江青见了林月琴，酸溜溜地开了口，讽刺挖苦地说：“罗荣桓同志真是个好政委，可立了大功啦！”
    林月琴听出这弦外之音，知道江青为报复而来，但她为人宽厚，只是一笑置之。江青觉得没趣，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这是后话。
    罗荣桓动身来苏联之前，组织上曾经给了他一些金子，准备必要的时候应用。到了莫斯科，他被当作贵宾招待，住旅馆、吃饭和治疗，都是免费。他是个节俭的人，没有别的开销，金子原封不动。但是看到在莫斯科求学的孩子们，生活过于艰苦，吃不饱、穿不暖，影响了健康和学习，想留一点给他们作为补助。正好蔡畅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到莫斯科，他征得蔡大姐和王稼祥的同意，拿出一小部分给孩子们，对他们说道：
    “这点金子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要节省着用。苏联战争以后，人民的生活也很困难，一定要注意影响，千万不能乱花。你们要继承父母的革命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才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
    为了保管和合理使用这笔补助金，他让孩子们自己推选李特特、朱敏、蔡娟娟等人，成立管理小组。
    1947年春天，罗荣桓的健康还没有恢复，医生建议他去南俄克里米亚继续疗养。正在整理行装之际，传来了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消息，许多苏联人感到震惊，中国孩子也有点失望。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把延安看成“中国的莫斯科”，认为延安丢了，中国革命也就完了。罗荣桓对他们说，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战略方针是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放弃一个延安，是为了将来有更多的延安，为了革命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罗荣桓在莫斯科期间，中共东北局按照“七七决议”的精神，动员12000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乡屯民主政权，组织十多万民兵，动员青年保家保田，参加人民子弟兵。林彪一方面分兵剿匪，肃清盘踞我后方的大小股匪3万余人；一方面在零下40度的寒冬，三次派兵渡过松花江，南下围歼孤立的蒋军。这时，南满我军进行了“四保临江”的战役，南北呼应，消灭了敌军七个师及地方团队8万余人，扭转了东北战局。
    罗荣桓决定不去克里米亚疗养，要求立即回国参加工作。医生说他肾功能有问题，加上心脏和高血压，需要长期疗养，起码也要继续观察一个时期。到了6月间，东北我军发动夏季攻势，刘邓大军（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于1947年7月强渡黄河，揭开了全国大反攻的序幕。）准备强渡黄河，全国大反攻的序幕行将揭开。罗荣桓再也无法安心休养下去，坚决要求回国，苏联医生只好同意，但规定他每天工作不准超过三小时。
    回国之前，一向热心照料罗荣桓生活的联络员尼古莱叶夫，建议他的两个孩子留在莫斯科读书。罗荣桓原先也有这个想法，到了苏联之后，看到中国孩子们只懂俄文，不识中文，生活习惯完全俄国化，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此外他还看到苏联的社会秩序很乱，扒手、小偷和要饭的到处都有，残废的伤兵无人管，爬在地下讨钱，苏方从赤塔派的翻译张木，从伯力运一个箱子到莫斯科，在火车站被苏联人用棍子打晕，箱子被抢去。有一次，他和林月琴跟着王稼祥夫妇去广场散步，顺便到一家委托商店看了看，回到旅馆，林月琴发现手提包被割破，里面一支派克钢笔不见了……这一切，促使罗荣桓改变了主意，决心把罗东进和罗南下带回东北。?おお?

1980年夏写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