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为了战争的胜利
一

    罗荣桓在莫斯科治病期间，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46年“七七决议”以后，东北局动员了12000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堡垒和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农民干部，成立了农会和群众团体，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改造了村政权，组织武装了12万民兵和自卫队，协助部队展开剿匪活动。
    松花江以北的辽阔地区，牡丹江一带的深山密林里，盘踞着3万多土匪。我剿匪部队按照“东总”（“东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简称。）的统一部署，于6月下旬分头向大股土匪进剿，至8月底，共歼灭土匪一万多人，残余土匪化整为零，分散到处流窜。与此同时，哈尔滨破获了国民党指挥土匪暴乱的最大特务集团，活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东北四省军事委员李明信、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曹兴武、国民党新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等，使土匪失去了统一策动和指挥的中心。我剿匪部队乘胜分区追剿，至12月底，又歼灭土匪万余人，先后击毙和俘虏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指挥官李华堂、国民党第四集团军中将总司令谢文东、国民党先遣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嫩江东路总指挥王延康等。至1947年春天，东北土匪基本上肃清。
    在分兵剿匪、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时候，东北我军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全面建设工作。经过土地改革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地方兵团源源补充主力部队，每个主力师充实到一万人左右，装备亦得到改善和加强。为了作战需要，1947年4月，野战部队进行整编，山东一师、二师及滨海支队，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李天佑任司令员，万毅任政委；华中三师两个旅组成第二纵队，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山东七师和华中三师七旅组成第六纵队，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杨国夫、梁兴初，副政委刘其人；南满以山东三师为主，组成三纵队，司令员曾克林，副司令曾国华，副政委刘西元；以胶东五师、六师组成四纵队，胡奇才任司令员，彭嘉庆任政委。此外尚有陕甘宁三五九旅和南海三个独立师，全区野战部队约12万人。加上四个独立师以及东满、南满、西满、松江、合江、牡丹江、冀察热辽七个军区的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学校，东北我军已发展到36万人。
    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亦全面发展起来。日军沿中苏国境线，丢弃许多大炮。原延安炮校进入东北以后，先后收集各种炮700余门，战车、牵引车40余辆。1946年10月，以东北炮兵学校为基础，建立炮兵部队，朱瑞任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任政委。经过半年的建设，东北炮兵已发展到九个团。工兵、骑兵、铁道护路兵亦相应地发展。航空学校、工兵学校、东北军政大学、医科大学，以及测绘、通讯、军需和外文等各种专业学校，相继成立起来，为部队培训了大批人才，供我军发展和作战的需要。
    东北敌军利用休战期间，进行整顿补充，计有七个正规军25万人，加上地方团队，共40万人。1946年8月下旬撕毁了停战协议，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妄图先控制南满，切断我与华北的联系，然后全力北犯。10月下旬敌军10万，向我安东、通化地区全面进攻。我军主动放弃安东和通化，诱敌二十五师至新开岭地区，将该师全部歼灭，生俘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和黄建庸。
    针对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我军采取“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对策，在严寒的冬季进行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战役，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南满我军放弃安东和通化，退至辑安、临江、?_江、长白四县的长白山区，为了统一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东北局派陈云和肖劲光到南满指挥。肖劲光兼司令员，陈云兼政委，肖华任副司令兼副政委。
    1946年12月17日，敌人6个师首次向我临江地区进攻。长白山区深山密林，人烟稀少，粮食缺乏，但易守难攻。我三纵队扼守临江至通化线的两侧，顽强抗击。我四纵队冒着风雪严寒，轻装向敌后挺进。转战10日，横扫200里，直逼沈阳，迫使敌军于占领辑安和六道沟之后，改变进攻临江的部署，抽调两个师回本溪、桓仁，配合当地的另一个师，寻找与我四纵队作战。
    1947年1月2日，北满我军开始一下江南。一纵、六纵等部队冒着零下40度的苦寒，踏着深及膝盖的雪原，采取长途奔袭和围城打援的战法，以一个师包围其塔木的敌人，调动吉林、德惠和九台之敌出援，然后集中主力歼敌援兵。作战10天，歼敌4000余人，迫使敌人从南满、西满抽调三个师北援。南满我军乘敌北撤，向通辑线展开反击，收复了六道沟等地，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首攻临江的计划。
    1月30日，敌人集中四个师，分三路二次进攻临江。南满我军乘敌尚未展开，于2月5日开始向一九五师等敌进攻，打死其代师长何士雄，歼敌4000余人，挫败了敌人二次进攻临江的计划。
    2月13日，敌人又纠集五个师，分四路第三次进攻临江。南满我军一部分从外线迂回包围了金川以南的敌人，一部分向抚顺和本溪间挺进，奔袭碱厂，歼敌千余人，在安沈线转战七昼夜，拖住了敌人。
    北满我军集中了12个师，于2月15日二下江南作战。奔袭城子街，打九台、德惠的援兵；继而围攻德惠，打长春的援兵。23日我军打下城子街，进迫九台，切断德惠至农安的公路，敌军放弃九台、农安等据点，退回长春。南满敌人亦于23日放弃辑安，退回通化，敌人三攻临江宣告失败。我军收复县城六座，歼敌25000余人，改善了南满的局面。
    3月8日，北满我军三下江南，围攻靠山屯，歼灭敌援兵八十八师，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差点被我活捉。3月26日，南满敌人拼凑了十万之众，第四次进攻临江，又以失败告终。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期间，我东满、西满及辽南部队，亦纷纷出击配合作战。三个半月中，东北我军共歼灭敌人6个师及地方团队，共5万余人，巩固了北满，改善了南满，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

二

    1947年6月间，罗荣桓从苏联回到哈尔滨，东北我军正对敌展开夏季攻势。罗荣桓不顾医生的劝告，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
    这时候，彭真已调回中央，陈云与肖劲光到南满，李富春和黄克诚在西满，高岗去冀热辽检查工作，张闻天、林枫、李立三等同志留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林彪带着指挥机关，常年驻在哈尔滨南面的双城，他分工指挥部队作战，别的工作很少过问。罗荣桓是东北局的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政委，除了参加领导全面工作和指挥作战以外，有关组织部队，训练干部、政治工作、后勤及军工建设等等工作的领导，主要由罗荣桓负责。
    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罗荣桓提议建立了东北局办公厅，在哈尔滨吉林街找了一处房子，作为东北局领导同志集体办公的地方。
    东北局发动一万多干部下乡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反奸清算”，打击大汉奸、大地主、恶霸和匪首，土地改革取得了初步胜利，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但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差。在“挖浮财”当中，农民成群结队进城，将兼营工商业的地主在城里的财产也挖走了。邻近哈尔滨的阿城县里，所有地主开设的工厂、作坊及商号，都被进城的农民分光了。有个姓张的商人，在哈尔滨开办一家大罗新百货公司，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民族资本家看待。因为他在农村里有些土地，当地的农民要求到哈尔滨挖他的浮财，分他的公司。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高岗和凯丰支持农民的行动，说农民有义愤，有权利进城“挖浮财”。罗荣桓不赞成，举了中央苏区侵犯工商业者的教训，认为这样做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利。但是凯丰竟指责罗荣桓说：“你懂得什么？！”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李富春支持罗荣桓的意见，终于顶住了让农民进城“挖浮财”的歪风！
    后来中央发出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的指示，罗荣桓把中央指示直接发给各省，并派人下去检查落实的情况，促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方向发展。
    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加子弟兵，新兵源源送到前方，部队不断扩大。罗荣桓大力抓部队建设，组织训练二线兵团。他有着丰富的建军经验，对我军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中央苏区时候，他曾亲自参加“扩红”工作，成绩卓著，立功受奖。抗战时期山东八路军不断发展壮大，和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抗战胜利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号称百万，山东部队占三分之一；1948年8月，全国人民解放军280万人，东北部队已超过百万。
    1947年7月，东北局提出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从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一批干部和老战士做骨干，动员翻身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者入伍，或抽调地方武装编成独立团。经过短期训练，再直接补充主力或编成新师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东北各地先后组成164个独立团，共37万人。这一措施与地方武装升级、争取俘虏补充主力相结合，使主力经常满员。辽沈战役以前，每个野战纵队平均都达到4万余人。
    跟着狠抓二线兵团的同时，罗荣桓关心培养训练各种专业干部与特种兵的建设，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以保证部队的“三满”（干部、战士、编制满员）和三足（足衣、足食、足装）。
    部队大发展，光靠日军遗留下的武器弹药和缴获国民党的装备，已经满足不了战争的需要，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当时东北我军只有分散各地的一些军工点，必须统一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生产，罗荣桓回到哈尔滨，即着手筹建军工部，抽调坚强干部，充实这一机构，他首先找到伍修权同志。
    伍修权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停战谈判时，他出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代表，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伍修权回到哈尔滨，罗荣桓找他谈话，要他负责领导军工生产，问他有什么意见。伍修权说：
    “我希望到前方部队去锻炼锻炼。”
    “到前方锻炼是件好事，”罗荣桓说，“不过目前战争中消耗很大，后方军火生产很重要，很值得抓一下，以后有机会再去锻炼，有好处。”
    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首先到下面七个军工点——北安、鹤岗、鸡西、珲春、哈尔滨、牡丹江和大连了解情况，在每个地方住了两星期。这些军工点有的生产手榴弹，有的制造六○炮，有的搞步枪子弹，有的造迫击炮弹……其中牡丹江和大连比较突出。牡丹江是炮校和炮司所在地，校长兼司令员朱瑞，发动学员、部队到中苏边境的山沟里，收集了大量日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和零件。装配成各种型号的大炮。大连有个好条件，可以利用海上交通，到上海和天津购买器材和军火原料，因此，和牡丹江成为发展军事工业的重点。
    1946年10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成立了军工部，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何长工原是北安东北军政大学总校的副校长（校长是林彪挂名）。他上任以前，罗荣桓亲自找他谈话，说：
    “长工同志，毛主席要我们在两年内建设百万大军，准备百万大军入关。东北局决定你来抓军工建设，搞武器弹药。我们请伍修权给你当政委，派杨至诚、张明远和后勤部几个同志归你指挥，所有的汽车和司机由你调动。家里的事让伍修权他们多管一些，你就在外面蹦蹦跳跳，你看怎样？”
    何长工表了态，服从组织决定。罗荣桓和他研究如何迅速把军工搞起来，两人谈了大半夜。何长工建议说：
    “罗政委，日本俘虏里面，有许多搞军工的人才，我想都留下来，叫他们帮着搞三年，教会我们的工人再走。优待他们，保证他们家属的生活。”
    “你抓对了！”罗荣桓同意地说。“咱们有钢铁、有化学工厂，就是缺少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就可以自己制造。还要让这些日本人，把埋在地下的武器弹药挖出来，把秘密仓库告诉我们。你回去做个计划，开始干吧！”
    按照计划，搞军工的日本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都留下来。又从部队中抽调了两三万战士来学习，开始自己制造军火，翻造榴弹炮弹，加上挖出埋藏的枪支弹药，找到秘密山洞仓库里的武器，装备了百万大军，而且支援了关内的部队。
    苏军从东北撤退的时候，将日军的几十万条步枪、机枪和大批武器弹药，用火车运到满洲里。满洲里在中苏国境线上，是我国的地方，当时暂由苏方管辖。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曾经和苏联派驻东北的代表瓦加洛夫谈判，要求苏方将这批武器弹药给我们使用，瓦加洛夫坚决不干。陈云和李富春跟罗荣桓商量，让何长工再去交涉。有一天，罗荣桓找到何长工，对他讲明情况，然后玩笑地说道：
    “长工，毛主席说你是个‘外国油子’，和洋人打交道有办法。你想个法子，叫瓦加洛夫签字，把满洲里的武器搞回来吧！”
    何长工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懂得法文，也会说点俄国话。他想了一下，说道：
    “办法倒有一个，就是有点那个……”何长工说到这里，闭着嘴笑了。
    “有什么好办法呀？”罗荣桓追问。
    “搞点花样，投其所好嘛！”何长工谈了他的办法，又补充道：“我一定叫这位老毛子大哥，高高兴兴给签字。”
    罗荣桓听过也笑了，小心地嘱咐道：
    “要瓦加洛夫签字，可别搞过头了，更不要出洋相。”
    “放心好了，罗政委。”何长工说。
    苏联的代表住在大连。何长工从哈尔滨坐火车，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平壤到了大连。经过一番布置，准备好文件，组织一个盛大的舞会。会场上摆着丰盛的菜肴，特别放了大量伏特加酒。俄国人最喜欢这种烈性酒，见了就不要命。
    这天晚上，瓦加洛夫和驻旅大苏军高级官员，带着夫人们前来赴会。乐队奏起苏联舞曲，宾主杯盏交错，客人翩翩起舞。何长工不断和瓦加洛夫碰杯，借各种题目给他敬酒。瓦加洛夫把伏特加一杯杯往肚里灌，在酒酣耳热、舞兴正浓的时候，慢慢谈起正题来。
    “瓦加洛夫同志，”何长工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夹着法语说，“我们好不容易打通国际路线，屁股靠着你们，你们是老大哥，应该多帮助小弟弟呀！”
    “帮助什么呀？”瓦加洛夫法语说得不好，用俄语问。
    “你把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放在满洲里，不给我们打国民党反动派，听说还要拉到乌拉尔（乌拉尔在俄罗斯和西伯利亚交界处，是当时苏联的炼钢基地。）炼钢，这可不大友好啊！”何长工用半玩笑的口吻说。
    瓦加洛夫虽然喝多了，听到这种批评，显然有些反感，他问道：
    “何长工同志，你是什么人呀？”
    “我是‘巴尔吉察’（俄语，游击队员），我代表东北局，请你把满洲里的军火给我们！”
    “不行，不行！”瓦加洛夫坚决地说。
    磨了一阵，苏联代表只是耸耸肩摇摇头。乐队奏起华尔兹舞曲，何长工想缓和一下空气，转个弯说：
    “请跳舞，跳舞！”
    跳了一会舞，喝了几杯酒，何长工又开口了：
    “瓦加洛夫同志，你真想把武器拉去炼钢，我可要跟你拼命！”
    瓦加洛夫哈哈大笑。何长工板起脸孔：
    “瓦加洛夫同志，请你给莫斯科挂电话，我要跟斯大林说话。”
    “你要同斯大林说什么话？”
    “我要向斯大林告状，告你！”
    “告我什么？”
    “告你是个标准的俄罗斯，今天在这个桌子上，一点国际主义也没有。”
    “我不给你往莫斯科挂电话，你跟斯大林通不了话！”
    “你不让我和斯大林通话，我就开几个团到海拉尔去（海拉尔在黑龙江，靠近满洲里。），你敢开枪，毛泽东就会找斯大林说话。”
    “我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调皮的人搞外交，”瓦加洛夫说，“陈云、李富春讲话很客气，不像你这个样子。”
    “我是红军战士，中国的红军战士！”何长工说。
    又跳了一会舞，喝了一阵酒，何长工抓着他不放，说：
    “瓦加洛夫同志，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弟，你一定得帮助我！我准备好一份文件，一定要你签字，你不签字，我就和你拼命！明天我就开几个团到满洲里去抢！你敢开枪，毛泽东就会找斯大林说话，斯大林就要你的好看！”
    在碰杯饮酒和欢快的舞曲声中，何长工软磨硬攻，终于把瓦加洛夫说服了。签完字他说：
    “何长工同志，我真佩服你，你可以当外交部长。”
    何长工高兴地说：“外交部长、内政部长我都不当，还是当我的兵。”
    这一下，把几十万条枪和大批武器弹药，从满洲里运回来了。
    在东北局的领导和罗荣桓的指挥下，军工建设迅速发展，至1948年6月，共有军事工厂55座，职工2万余人。年产六○炮2000门，迫击炮弹50万发，山野炮弹20万发，手榴弹150万枚，子弹1700万发。此外每年可复装山野炮弹25万发。在军需方面，可日产军衣19000套，胶鞋1万余双，布鞋1万双。
    由于军工生产和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武器，我军的装备大大加强。辽沈战役前，共有长短枪95万支，轻重机枪18000余挺，小炮6800余门，战防炮、步兵炮、迫击炮1600余门，高射炮116门，山野榴加炮660余门，坦克数十辆。

三

    “身上打了一个眼，比毛主席小不点”。少数伤兵认为自己作战有功，老子天下第二，所以喊出这样的话来。
    1947年，东北我军举行了夏季、秋季和冬季的三次强大攻势，歼灭了敌军31万余人，解放战略要地四平、吉林及其他城市67座、人口1700余万和土地40余万平方公里。我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亦付出相当的代价，伤亡了许多同志。
    大量伤兵从前方下来，各地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相当一部分伤兵是解放战士（解放战士：指俘虏来的国民党士兵，经过教育训练后加入我军的。），从国民党中带来一些坏习气，负伤后管理松懈，他们以功臣自居，许多老毛病都冒出来了。在佳木斯、图们和一些伤兵多的地方，发生不少违法乱纪的事件。有的聚众闹事，有的看戏看电影不买票，有的上馆子吃饭少给钱，有的干涉农民搞土改，个别还企图抢银行……
    各地人民政府都感到头痛，闹事的报告不断送到哈尔滨总部。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赶快制止。1948年夏天，罗荣桓亲自召开一个会议，“东总”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地方政府的民政部门和有关单位的领导人，参加这个会议。
    与会的同志，认为闹事的绝大多数是轻伤员，有的主张突击治疗，使轻伤员早日回前方；有的要求各医院加设岗哨，严禁伤员离院上街；有的提出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杀鸡给猴子看……
    罗荣桓倾听完各种意见，说道：“解决伤兵闹事的问题，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教育，都是好主意。除了个别影响太恶劣的，尽量别搞纪律处分！更不能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的很分散。医院里没有文化娱乐工具，那些轻伤员，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经过一番议论，大家认为罗政委的提议很好，当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推选“东总”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周桓同志积极筹备。有一天，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经过，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8月份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500人。
    罗荣桓问：“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
    周桓答：“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打人骂人的、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周桓和筹备小组的同志们听了，都有点惊讶，目光带着问号。
    罗荣桓进一步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为什么呢？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通过正面教育，可以请一些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思想不残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不过找带头闹事的当代表，一定要注意这样三种成份：一种是从抗日根据地来的；一种是东北参军的；一种是解放战士。在解放战士里多找一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多数是思想比较落后、带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一大堆要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但当他们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红绿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们在他们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给他们端茶送洗脸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开饭时候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大家很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周桓按照罗政委的指示，请一条腿的后勤司令员钟赤兵同志来“现身说法”。钟赤兵一条腿站在讲台上，一只胳膊扶着拐杖，讲着自己和红军伤员的故事，讲伤好继续革命的情形，代表们受了深刻的教育。
    红军时代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抗战时期一些负伤残废的同志，也请来“现身说法”。他们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会议还专门请人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以后，如何写出这部小说的动人事迹。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戏看电影。每听完一次讲话，都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了许多意见，慢慢地，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发了言。在少数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多数参加闹事的伤兵，先后检查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下决心回去以后，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罗荣桓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地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该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罗荣桓说，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荣军工作是重视的。去年作了一个《关于处理荣誉军人的决定》，并且在省委书记联席会上传达，大家都检讨了这一工作。现在召集大家来开会，是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我们准备作一个新的处理荣誉军人的决定。
    罗荣桓说，过去部分同志从前方负伤下来，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领导上应该负责。今后怎样做好荣军工作呢？除了领导上加强对荣军的关怀，还要荣军同志努一把力，首先应是联系群众，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的斗争，不要站在地主那方面去，应该给农民撑腰，打倒地主，帮助农民翻身。罗政委说，今天大规模作战，没有后方群众支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战争胜利依靠前方，但是如没有后方送粮送草，参军参战，胜利是不能得到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你们在前方负伤是怎样回到后方的？是后方民工用担架、大车运你们回来的，所以战争胜利的功劳，如果前方占第一功，后方就该占第二功。
    罗荣桓说，后方工作还有许多缺点，如某些医院、兵站存在官僚主义。有些伤员一见缺点就挥起拳头打人，自以为威风得很，其实是吃了大亏。因为这样一来，弄得有些新干部和护士，不敢去为伤员治疗。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领导工作，另一方面要荣军同志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罗荣桓希望荣军到了后方，要学会一套新本领，继续为人民立功，比如训练新兵，干财经工作、收发工作等等，做到身体残思想不残。希望大家回去动员所有荣军这样做。用最大的力量支援前线，支援战争。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了深刻教育，转变了思想，开完会回到各地医院，每个人都变成宣传员，在伤兵中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从那以后，再没有伤兵闹事了。

四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革命军队也不能例外，只是紧张的战争，客观环境和条件不允许，不得不有所限制罢了。
    十年内战，绝大多数红军干部都是单身汉。长征到了陕北，少数高级干部结了婚。抗战开始，很多男女学生拥到延安，大部分师以上的同志，陆续找到了对象。但是许多团级干部依然是个光棍汉，特别是野战部队里更是如此。
    1938年，一一五师在晋西休整补充。有些年纪较大的团级干部，考虑了婚姻问题，大家在背后议论，谁也不好意思向组织提出。五团政治处主任曾思玉自告奋勇，对大家说：
    “你们不敢去，我去！写封信，大家签名，我给罗主任（当时罗荣桓任师政治部主任。）送去，罗主任好说话。”
    曾思玉把信送去，罗荣桓看过，笑着问道：
    “你们集体打了报告，都想找婆娘呀？”
    曾思玉脸红了，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论情论理，要是不打仗，像你们这样的年纪，都该结婚了。现在抗战才第二年，要打持久战啊！中央要我们到山东敌后开辟根据地，带着婆娘行军作战，不大方便呀！再有娃娃就更麻烦了。我看你们这几个同志，都还不到三十岁嘛！”说到这里，罗荣桓引了句成语，说：“古人三十而娶嘛！我看先莫急好吧？等到了山东创立好根据地，环境稳定了，再找对象行不行呀？”
    罗荣桓一席话，又风趣、又在理，说到对方心里去。曾思玉乐呵呵地跑回去，大家看他的模样，都高兴地围着他，问道：
    “罗主任同意了？”
    “不同意！”曾思玉传了罗荣桓的话，帮着说服大家。
    1940年在山东抱犊崮山区，地方偏僻、文化落后、斗争紧张、生活艰苦。当地的大姑娘，多数还缠着小脚，部队中很少女同志，找对象就更难了。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因为搞“乱爱”自杀，引起罗荣桓的警惕。有个同志嘴上经常哼着：“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罗荣桓发现了及时提醒他说：
    “不要一天到晚‘妻子送郎上战场’，唱多了，脑子就会往里钻，婚姻问题要正确对待。现在的任务，首先是集中精力打好仗，搞好工作，建设好根据地。组织上不会让你当一辈子和尚！”
    1943年以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发展，局势比较稳定，罗荣桓便关照地方党的同志，帮助一些旅、团级的干部找对象。他还向新四军要来一批有文化的女同志，帮助干部解决婚姻问题。
    到了东北，进入城市，大批男女青年加入革命行列，对象容易找了，好些部队干部要结婚。然而当时战争正紧张，总部不得不用“二八、七、团”三个条件加以限制，就是想要结婚的男同志，必须年龄二十八岁，七年党龄，团级干部。尽管如此，够条件的仍然很多，尚未结婚的老红军和抗战干部，不断办了喜事。
    结婚后要生男育女，部队中的娃娃增多了，如何培养教育革命的后代，是一个崭新的问题。罗荣桓在莫斯科看到中国孩子在苏联学习的情况，深深感到必须自己办学校，来教育革命的下一代。回到哈尔滨，林月琴要求参加工作，“东政”组织部副部长杜平找她谈话，说她从前做过组织工作，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当副部长。她回家告诉丈夫。罗荣桓对她要求参加工作感到高兴，但对做什么工作没有表态，因为他心里另有打算。几天后，他对林月琴说：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当什么长了，有件工作你可以去做。野战军和各兵团留守处，都有许多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件工作看来不怎么的，其实很重要，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问题。要当长就当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跟许多革命同志一样，只看工作需要，不计地位高低，但对教育工作心中无数，所以她说：
    “我没有干过这种工作呀！”
    “找几个有经验的同志一块办，边干边学嘛！”罗荣桓说。接着，对如何办好子弟学校谈了一些想法。
    林月琴找了肖向荣的爱人余慎、吕正操的爱人刘莎，还有几个热心的同志，商量筹办子弟学校。首先碰到的是房子问题，为这事和叶群闹了矛盾。叶群是蛇一般的女人，不久前挨了罗荣桓的批评，她怀恨在心，现在正好借题发挥，向林彪告状，挑拨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
    平型关战斗以后，林彪在晋西被阎锡山的兵打了一枪，回到延安，以后又转到苏联养伤。在莫斯科，林彪和一个在苏联学习的女同志关系密切，合照过一张双人像。后来林彪回到延安和叶群结婚，叶群也知道这件事。1947年，那个女同志从莫斯科回来，路过哈尔滨，肖向荣想留她在宣传部门工作。叶群恐怕林彪思念旧情，打破了醋坛子，竟然无法无天，假冒罗荣桓的名义，给中央发了电报，要求把那位女同志调离东北。中央复电给罗荣桓。罗荣桓感到奇怪，一查，原来是叶群捣的鬼！罗荣桓把叶群找来，严厉批评她这种错误行为。叶群抹着眼泪作了检讨，但心里一直对罗荣桓不满。
    还有一件事，管理处为林彪和罗荣桓，在哈尔滨找了两座又好又大的住宅。罗荣桓觉得家里只有几个人，住着大房子太浪费，他看到谭政住在一栋小楼里，就让林月琴去商量，想搬去合住。谭政没有孩子，也感到房子空，他爱人王长德更是拍手欢迎。于是两家人就搬住在一起。
    林彪的住处是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住过的花园洋房，是哈尔滨最阔气的住宅。林彪嫌哈尔滨吵吵闹闹，常年带着作战处住在双城，叶群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宅子，心里很害怕，她要了一幢小别墅搬去住。东北局秘书长申力声，看到那座花园洋房地方大，便把它分给子弟学校。叶群好不高兴，便到双城向林彪告状，先说罗政委带头搬家，是将他的军，使她不得不搬到小房子住，现在又让申力声把大房子要去，分给林月琴办子弟学校。林彪听了老婆的话大为恼火，发了脾气。刘亚楼把这件事告诉了罗荣桓。罗荣桓嘱咐林月琴，不要在那里办校，申力声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是把它给了子弟学校。参加办校的几个女同志去看过房子，觉得空着可惜，都主张在那里办学校。
    子弟学校开设了小学班和幼儿园，收了前后方干部的子弟。孩子们集中起来受教育，生活由老师阿姨照顾，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前方的父母免除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对敌斗争；后方干部减少家务劳动，可以更好的工作，真是皆大欢喜。
    也有人不高兴，那是林彪和叶群。房子自己不住，办的是子弟学校，嘴里不好说什么，只好怀恨在心，等着日后报复。?おお?

1980年夏写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