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平津解放
一

    辽沈战役以后，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不但在质量上占优势，数量上也超过敌人。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原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太原和西安六个集团。沈阳集团被我歼灭，国民党主力军只剩下290万人，而我军已发展到300余万人。为了加速全国解放，把战略决战推向新的阶段，1948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毛主席组织淮海战役，同时决定东北野战军火速入关，和华北解放军一起，发动平津战役，就地歼灭以傅作义为首的北平集团。
    经过50多天的大决战，东北野战军准备从11月5日起，以一个月时间休整补充。接到军委命令，把原先在沈阳召开的整训会议，变为紧急动员入关的政工会议。
    11月19日，罗荣桓在会上作报告说，东北的胜利对全国形势，是一个新的总的突破。因为东北的敌人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的投降、消灭，使得蒋介石吐了两次血，使得各战场的蒋军非常混乱。淮海战场上，徐州集团的敌人，集中了21个军50多个师，一个礼拜中间，被我们消灭了19个师，各地蒋军更加恐慌！现在，我们东北部队的装备，已经超过任何美械化的装备，比抗战时日本的装备还好。我们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是个很大的力量。另外，我们东北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和铁路运输，可以支援全国。所以说，东北的胜利，引起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罗荣桓回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指出战争的胜利，是由于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下，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贯彻了土地改革，恢复铁路运输，发动广大人民生产和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解放军。又说，我们一两天后就要开动部队，去拿下北平天津，必须紧急动员起来。怎样动员法呢？一、要指出东北和华东我军的胜利，敌人总崩溃已经形成，华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想逃到江南，傅作义部队想往西北跑。我们要迅速夺取整个华北，不让敌人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二、党中央在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估计只要有五年时间，可以打倒蒋介石。解放锦州以后，中央估计只要四年。最近来电报说，过去的估计都落后了，从现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将蒋介石根本打倒！这是很能够振奋军心的形势，我们全军迅速勇猛前进，就能够得到这个胜利。三、要说清楚，全东北的解放，是得到关里解放军胜利的配合。现在进关是义不容辞的，和关里解放军共同解放全中国是光荣的任务。只有全国都解放了，东北的胜利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也才能保持。四、东北战士怕入关，怕离家远，将来回不来。要向他们解释，全国胜利只要一年多了，胜利后铁路修通，回家很容易，那时是光荣的凯旋而归。如果现在逃跑回家，那是耻辱，过去立的功也丢了。要号召全体同志永远保持自己的光荣，才能够得到政府的优待，受到人民的欢迎。五、现在有少数干部，认为东北解放了，该享受；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要休息、想做地方工作；这种思想不对头，应该批驳。号召大家学习三纵队罗舜初政委的精神。飞机轰炸震伤了他的耳膜，在沈阳休息，他要沙副司令回去告诉部队，不久就会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全国胜利只有一年了，咬咬牙就过去了。现在是参加全国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允许请假。身体有病只能短期在部队中休息，不能离开部队，不允许请求调动工作。全国胜利已经到来，这是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要在总结的时候充孬种呢？
    罗荣桓谈到补充俘虏和巩固部队问题，除了很好组织大收容队外，管理教育要讲究，工作要细心。部队要求增加马匹和汽车问题，罗政委说，大军进关，铁路都还未修通，全国有十万匹马，要用火车运草料，那还了得？要用汽车运汽油，运到地方也就没有油了。所以现在一律不增加，将来恐怕你们自己还得减少。我们要和华北野战军会师了，华北部队装备比我们差，生活水平比我们低，他们的纵队司令员都只有一匹马，我们要向他们看齐。
    罗荣桓宣布，本来准备总结辽沈战役、讨论领导作风和纪律问题的高干会议不开了，但他还是谈了部队纪律存在的问题。他说，内部团结还没有做好，争夺武器，甚至开枪打人，这是军阀主义，要不得！我们进关要和华北野战军共同作战，要自觉照顾友邻兵团，才能更好地团结。以后再有不团结的问题发生，就要批评各级首长。
    罗政委最后说，行动很快了，时间很匆促，工作很繁重，政治机关要努一把大力，动员起来，一边行军，一边做政治工作，动员全体指战员到关里去，拿下平津，争取华北的解放！
    辽沈战役几十个日日夜夜，任务艰巨，工作紧张，罗荣桓很少休息。战后他的身体很不好，但仍然坚持工作，亲自指挥成立野战运输部，后勤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线，指示铁道纵队抢修北宁路。东北局组织了15万民工随军行动，以保证大军入关作战的需要。
    11月初旬，在锦州地区的先遣兵团四纵和十一纵，已经隐蔽进关，赶到冀东集结待命。11月22日起，东北野战军10个纵队及特种兵全部，从沈阳、营口和辽西地区出发，80万大军分三路浩浩荡荡向关内进军，在纵横千里的长城线上，通过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直扑北平、天津和张家口，抓住华北的敌人，使蒋军无法南逃西窜。
    华北解放区人民为了支援东北大军入关，解放平、津和张家口，开展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150万人民参加修桥筑路，15万民工随军行动，10万辆大车进行运输。时值严冬，大地冰封雪冻，4万民工组成了破冰队，砸开了清河的厚冰，使水上运输畅通，保证百万大军源源不断的供应。彭真同志号召，为了战役的胜利，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证东北大军的供给。东北野战军进关，踏着平整的大道，沿途大娘嫂子们端茶送水，宿营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老乡们让出好房子给战士们住……这一切，感动了全军指战员，增强了解放华北的信心和决心！

二

    北平集团和国民党军，由傅作义所部和蒋介石嫡系组成，共有4个兵团、12个军、40个师、4个骑兵旅及地方团队，总兵力约60万人。主力分布在以北平、天津、张家口为中心，东起滦县西至归绥将近1600里的狭长地带上。辽沈战役以后，傅作义和美蒋同床异梦，各怀鬼胎。蒋介石想让傅作义固守北平，阻挡我大军南下；又想让他率部南撤，以巩固长江防线，让他担任东南行政长官。美国派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拉傅作义，要他以青岛为基地，供给他武器军需。傅作义则另有打算，想逃到绥远老巢，和宁夏的“三马”（马鸿逵、马步芳和马步青）会合，保存实力，偏安一隅；同时派人暗中与我们接洽，试探我方态度。因此将他的嫡系军队，部署在北平、张家口一线，以便于西撤；而将蒋系主力，摆在北平、天津、塘沽地区，并派一部分到怀柔、密云和唐山、滦县方向，让他们在东北我军入关时首当其冲。傅作义错误判断，认为东北我军经过一场大会战，必须经过三个月至半年的休整补充，方能入关作战。因此他和蒋介石都犹豫观望，举棋不定。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根据这种情况，决定想方设法抑留敌军于平津地区，切断他们西退和南逃路线，分割包围各点的敌人，一个一个加以歼灭。
    为了稳住北平集团不南逃西撤。军委下令缓攻包围中的太原集团，调动华北我军十九、二十两个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在傅作义最敏感又意料不到的平绥路东段首先发起进攻，以求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同时命令东北野战军不待休整，不顾疲劳，夜行晓宿，隐蔽地向关内挺进，东北大军云集冀东，如迅雷不及掩耳，使傅作义大为震惊！西逃绥远的退路已被我军堵住，南窜徐州、郑州亦很少可能，惟一退路是从天津、塘沽由海运逃跑。为此，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以5个纵队迅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敌人的联系，进一步控制海口。
    11月30日，罗荣桓和林彪率领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到锦州换了吉普车，途经义县、朝阳、平泉、承德，从喜峰口进入长城，到了遵化、蓟县一带。六、七十辆汽车的车队扬起满天烟尘，敌机几次来侦察扫射，在遵化到蓟县途中，林彪的吉普车被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下车和大家卧倒，几公尺外的地上，被敌机扫射起一撮撮尘土。
    12月11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罗荣桓兴奋地读着。他看到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要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天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同时还决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命令淮海我军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为了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做准备”。指示中说：“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之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
    罗荣桓越看越激动，觉得这是继辽沈战役，在军事斗争艺术上又一新的创造，看完之后，一反平日的习惯，忍不住眉笑颜开地站起来，连声叫好：
    “好，好！太英明了！”
    罗荣桓和林彪、刘亚楼仔细研究了军委的指示，决定以迅速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及其外围各据点之间，完成对敌的分割包围，并以主力指向天津、塘沽、唐山地区。作好军事部署，罗荣桓立即主持起草《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指出“我军到达冀东后，即将协同华北友军，以歼灭傅作义部队及其所指挥的蒋系各军，攻占平、津、唐山，完成华北全境解放。”《指示》提到目前全国战局的有利形势，如能歼灭华北敌人，占领平津，东北、华北、华中连成一片，即可建立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指示》要求“我军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成为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城市政策的模范”。要求全体指战员“力戒骄傲”，“主动团结友军”，“充分发扬我军友爱互助精神，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感情。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指示》最后要求在城市工作与城市政策上，“严格执行军队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的规定”。
    这时候，东北野战军已进至玉田、丰润、蓟县和唐山以北地区，先遣兵团在完成平绥路东段作战任务后，正向康庄、怀来地区集结。按照军委的指示，我军攻击次序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张家口和天津，第五北平区。野战军总部发布命令：以三纵、五纵和十一纵包围北平；以六纵、十纵和一纵隔断北平、天津；以八纵、九纵、七纵、十二纵、二纵及特种兵主力，隔断和包围天津、塘沽和唐山。从12月12日起，我各纵队开始向预定目标急进，敌人闻风溃退。南口、昌平、通县、唐山的蒋军，纷纷向北平、天津、塘沽等地收缩。至20日止，我九纵已占领唐山、芦台和军粮城；八纵攻占杨村、杨柳青等地；七纵进至塘沽以西；二纵进至北塘地区；十二纵进至津塘之间，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五纵、十一纵于14日攻占北平附近之海淀、香山、宛平、丰台，17日攻占石景山、门头沟、万寿山，逼近德胜门。三纵占领通县、马驹桥和南宛机场。华北七纵进至丰台、黄村一带，北平已在我军包围之中。我十纵占领青云店、廊房，六纵进抵香河以西的马头镇、郭县镇一带，一纵进至宝坻以南地区，准备阻击平津突围的敌人。
    我各纵队以风驰电掣的行动，神速穿插于敌占领的城镇据点之间，进行隔裂包围。敌人望风披靡，狼狈溃退，有些逃窜的敌军，和我穿插部队同走一条道，夜间两军混在一起，都奔向北平城郊，一是为了逃命，一是为了围城。
    将敌人分割包围完毕。12月22日，我华北十九兵团攻占新保安，歼敌三十五军19000余人。张家口敌人于24日向西北方向突围，我二十兵团和四纵冒着风雪严寒奋起追击，将敌十一兵团54000人全部歼灭。
    平绥线上的胜利，傅作义的主力丧失殆尽，平津敌人西窜无路，但南逃仍有可能。我军一面严防敌人突围逃跑，一面对敌作争取工作。傅作义军事上已经走投无路，仍然妄想固守天津，求得在谈判中讨价还价。因此，我决定先歼灭天津的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东北和华北部队进行这一巨大的战役行动，为了更好地组织支前工作和接管各大城市，1949年1月10日，党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的总前委。同时命令参加平津战役的华北部队，接受林彪、罗荣桓直接指挥。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为了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炮火之灾，1月6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六十八军军长刘云瀚，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如果能这样，做到天津不遭战争破坏，就对国家人民立了大功，人民和解放军就能原谅他们过去的罪恶，不把他们当战犯和俘虏看待，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和个人行动自由。信中列举东北蒋军覆灭的例子，要他们作为前车之鉴，采取抵抗是最愚蠢幼稚的打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信中最后提出，希望他们在我总攻击未发动之前，迅速派代表与我们商谈。
    陈长捷想拖延时间，探听我军虚实，摸清我攻城的准备，于1月10日、11日，两次派出由伪参议会组成的代表团，出城与我谈判。刘亚楼以参谋长身份出面接见。谈判中敌人毫无诚意。刘亚楼看出敌方的花招，要代表们转告陈长捷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并限令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我军将于1月14日10时发起总攻！在接见代表团时，刘亚楼将计就计，造成敌人的错觉，故意透露形迹，使敌人误认我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主攻方向可能就在北城。敌方代表回城报告情况，陈长捷不肯放下武器，而是匆匆忙忙将他的主力一五一师，从市中心调到北城加强防御。
    天津市地形狭长，海河把市区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内敌人3个军10个师，加上特种兵和地方团队，共约13万人。针对天津地形和敌人防御的特点，我军拟定“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计划。一、二纵在城西向东攻，七、八纵在城东向西攻，配属大部分炮兵、工兵和坦克，预定金汤桥为会合点，实行主要突击；九纵和十二纵三十四师在城东南助攻；二纵一部和“野直”警卫团在城北佯攻；六纵十七师作为预备队。
    1月14日上午10点钟，我军发起总攻！一阵猛烈炮火轰击之后，各路攻城部队，在炮兵和坦克的支援下，迅速突破敌人的防御工事，向纵深发展，穿插分割包围敌人，经过29小时的激战，至15日下午3点钟，守敌13万人全部就歼，活捉陈长捷和林伟俦，解放了天津。
    战前普遍进行深入的政治工作，撒下的政策纪律的种子，在全体指战员心中开了花，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结了果。战士们在攻城之前，普遍表了决心：进城以后“横草不往竖拿”，缴获物资“原封不动”。攻进城后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入关第一仗中树立了榜样。部队占领仓库，缴到物资，一律做到“原封不动”，派哨兵看守。守仓库的战士宁肯饿着肚子，也不拿一听罐头，不吃一块饼干。我军这种高度的纪律观念，对城市政策一丝不苟的精神，给天津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广泛的赞扬，真是“有口皆碑”，念念不忘！
    1月17日，防守塘沽的5万敌人，吓得丧魂落魄！个个像漏网的鱼儿，争着上船向海上南逃。掩护逃跑的敌军3000余人，被我军断了退路，全部歼灭，塘沽解放。
    北平成了孤城，陷入我百万大军的包围中。

三

    北平是我国的文化古都，有着许多珍贵文物和古迹，住着200万人民。傅作义利用我党珍惜人民生命财产、力求古都文化古迹免遭破坏的愿望，玩弄两面手法。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刚结束，傅作义就让他的大女儿、中共党员傅冬，通过地下党的关系，给党中央发电报，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希望党秘密派南汉宸来商谈。12月中旬，傅作义派《平明日报》的社长崔载之、采访部主任李炳泉，带着一部电台到我军驻地，和刘亚楼见了面，泛泛地谈了两次，留下电台以备今后联系。
    傅系的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我歼灭，傅作义急了，于1949年1月6日请他的老友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出城，先到海淀见了程子华。第二天，程子华派车护送他们到蓟县我军总部驻地，安置在八里庄。聂荣臻同志就住在庄上，当天晚上，单独找周北峰了解傅作义的意图，对周北峰说：
    “你的情况我们了解。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周北峰回答：“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出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有什么条件。”
    聂荣臻说：“条件很简单嘛！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傅作义统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
    周北峰答道：“是谈全面的问题，包括平津、塘沽、绥远的一揽子和谈。”
    聂荣臻点了点头，又问了一些傅作义最近的情况。
    8日上午10点钟会谈开始，罗荣桓、聂荣臻参加谈判，刘亚楼作记录。周北峰说，昨晚上他给傅作义打了电报，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只有四个字：“谈后即报。”
    “那好吧！咱们今天先做初步的会谈，”罗荣桓说，“你们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呢？”
    周北峰说：“傅先生的意思，要以平津、塘沽、绥远为中心，所有他统辖的地区一起谈。”
    “那很好！请你打电报告诉傅先生，可以一起谈，”罗荣桓说。“不过，请再次告诉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先生总部和他的高级干部，一律给予适当的安排。”
    跟着谈了对傅作义本人的安排问题，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已经是开中午饭的时间，罗荣桓等人和客人共进午餐。饭后，罗政委对客人说，要他们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几天再谈。
    周北峰和张东荪住在八里庄，每天晚上和北平通电报。傅作义觉得第一次会谈，解放军方面只有笼统的意见，而且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时间，有些焦急，希望谈得具体些。有天晚上，罗荣桓、聂荣臻和刘亚楼，来到代表们的住处，谈了起义部队如何解放军化，管辖地区如何解放区化，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安排等问题。罗荣桓问道：
    “周先生，你对谈的这些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谈一谈。”
    周北峰道：“关于军队改编，我出城的时候草拟了个意见，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文职人员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工作，傅先生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信仰自由。关于他所属人员，请全部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傅先生还说，他追随蒋介石作了些不利国家民族的事，跟他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人承当，他所属的军政人员以往的罪过，请不要追问。”
    聂荣臻说：“你刚才谈的作战被俘人员，可以一律释放，不追究他们以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是愿意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我们发给路费和证明书，并且告诉地方政府对他们还乡后不得歧视。”
    罗荣桓接着说：“我们对傅作义将军，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
    会谈时由刘亚楼作记录，罗荣桓吩咐他把记录整理一下，以便明天再谈。
    次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主要是谈傅作义部属10万军队和文职人员的安排问题。谈完以后，刘亚楼整理了一个“纪要”。下午罗荣桓和聂荣臻在文件上签字。张东荪不签字，说他要到石家庄去，不回北平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周北峰在文件上签了字。
    周北峰回到北平，傅作义看了“会谈纪要”，不断在屋里踱着步，只是唉声叹气，一言不发。“纪要”上一段附记，要求所谈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午夜前答复。傅作义犹豫不决，还想拖延时间。过了几天，傅作义让周北峰给罗政委、聂司令员打电报，说前次所谈的都研究了，只是限于14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和邓宝珊将军再去商谈，罗、聂复电说：“电悉，可请再来。”
    1月14日下午，周北峰、邓宝珊和两位随员出德胜门，由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迎接，骑马到清河镇，转乘吉普车到通县西一家大院子。罗荣桓、聂荣臻等同志把他们接进院里，和邓宝珊将军寒暄几句以后，罗荣桓对他们说道：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一路辛苦，休息休息再谈吧。”
    周北峰说：“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呀？”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的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小时了，我们已下达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情况报告总司令请示一下。”
    周北峰给傅作义发电报。尽管此时我军已打进天津市，傅作义仍抱幻想，玩弄手段，他复电周北峰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对傅作义的两面手法，党中央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同他的代表不断谈判，晓以大义，说明利害，揭露其阴谋；一面以积极作战的行动，连续给以歼灭性的打击，步步迫其就范。15日天津解放，16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向傅作义发出通牒，严正申斥他执行蒋介石“剿匪勘乱”的伪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指出继续抵抗是自取灭亡。同时提出两条办法任他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二是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通牒强调指出：如不以文化古城及二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为重，坚决顽抗到底，我军将用精确战术，实行攻城，城破之日，必从严惩办，决不宽恕。
    通县的谈判继续进行，谈判绥远问题，罗荣桓对邓宝珊和周北峰说：
    “关于绥远问题，党中央指示下一步再谈。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能回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要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15日，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并决定由邓宝珊带进城去。进城前被俘的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和邓宝珊见了面，陈述了利害，16日，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陪同邓宝珊乘汽车进入北平。几天后，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也和周北峰到了北平。
    傅作义被迫接受第二种办法，将所部开出北平，听候改编。从1月22日起，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部率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和特种兵、保安团队共20余万人，陆续出城，开到我军指定地点。26日我军公布了整编命令。31日，敌人全部出城完毕，伟大的平津战役最后胜利结束。2月3日，我军在古都人民的夹道欢呼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入城的部队。
    平津战役持续进行了64天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52万余人。华北地区除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得到解放。

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差不多打掉了蒋介石的主力。剩下残余的作战部队只有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蒋家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绝境！
    在我军包围平津、淮海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南京国民党伪政府，早已一片混乱，内部四分五裂，各打各的算盘。国民党中进步人士张治中、邵力子等人，酝酿和平谈判。西南系白崇禧于1948年12月24日，从汉口致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想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借和平谈判保留半壁河山，发展自己的势力。蒋介石请求美、英、法、苏干涉中国内战宣告失败，便想从白崇禧手中夺取和平攻势，借新商标维持旧统治，于1949年元旦发表和谈文告。毛泽东同志于1月5日为新华社写的《评战犯求和》，驳斥了蒋介石的和谈条件，揭穿他玩弄的花招。又于1月14日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蒋介石的和谈阴谋破产，看到徐淮地区全军覆没，天津被我攻克，不得不于1月22日宣布下野，退居幕后操纵，由李宗仁代理总统，继续玩弄和谈骗局，想缓和我军南下。
    我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于1月29日在通县召开干部会议。罗荣桓根据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指出1949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分析大军南下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部队以战备姿态休整两个月，解决南下思想问题，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在军事上进行训练和准备。
    部队整训期间，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拓干部的眼界，野战军总部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北平参观古都的文物古迹，看一场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北平京剧界的名演员，都登台表演。司令部请军以上干部吃北平风味菜烤羊肉，馆子里烟熏火燎，大家吃得很热闹，有人想喝酒助兴。管理人员请示了罗政委，问可不可以喝点酒？
    “今天可以喝一点嘛！”罗荣桓回答，“可不要喝醉了！”吃饭当中，罗政委谈了李闯王进京的故事，提醒大家道：“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千万不能骄傲！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了，斗争还很复杂，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南下作战的方针，在平津战役以前就拟定了的。去年12月17日，罗荣桓接到党中央来电说，中央准备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薄一波于本月底来中央商量明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大约要开三天会。问罗荣桓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参加这次商谈？
    罗荣桓回了电报，安排好工作，骑马到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所在地参加这次商谈。他兴奋地见到了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他意外地会见了青岛大学的同学张沈川，畅谈了分别20多年后的不同经历，谈了国家大事，也谈了家庭生活。罗荣桓从自己在苏联看到的，谈到如何正确教育高干子女，使他们不特殊，给张沈川留下深刻的印象。原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1947年土改时受到批判，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就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林浩到西柏坡先找了饶漱石，饶漱石对他很冷淡，只谈了十几分钟。后来他到了罗荣桓住处，罗政委还像过去一样的热情，详细询问了山东的情况。林浩谈了自己的问题，罗政委热忱地对他帮助，进行了恰当的批评，耐心地鼓励他不要丧失信心，应该吸取教训继续前进。谈话进行了一个多钟头，给林浩同志很大的教育。
    从西柏坡回来的路上，罗荣桓绕到北平城外的三纵驻地，向三纵政委罗舜初，了解部队的作战准备和指战员思想情况。
    1949年2月间，罗荣桓住在北京饭店，有一天，接中央来电，要他到西柏坡商谈工作。罗荣桓乘车到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同志和他谈了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要他出任公安部长。罗荣桓对毛主席说，他当公安部长不合适，罗瑞卿同志当过中央的保卫局长，由他来当更合宜。毛主席没有松口，要他回去再考虑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布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回来时路过石家庄，罗荣桓去看望彭真，彭真不在家，只见到他的夫人。回到北京，林彪问他中央找他做什么？罗荣桓谈了，也谈到去看彭真的事。林彪听了不高兴地说：“看他做什么！”
    3月间，东北野战军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3个军、60个师、1个特种兵司令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肖克、聂鹤亭，政治部主任谭政、陶铸，后勤部长周纯全、李聚奎，政委陈沂。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韩先楚，副政委兼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放，副参谋长潘朔端。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肖华，副司令李天佑，参谋长彭明治，主任刘道生。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黄永胜、刘震，副政委兼主任吴法宪。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副司令员贺晋年，主任肖向荣。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委吴信泉；四十军军长罗舜初，政委卓雄；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委欧阳文；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四十四军军长方强，政委吴富善；四十五军兼军长陈伯钧，政委邱会作；四十六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四十七军军长曹里槐，政委周赤萍；四十八军兼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四十九军军长钟伟，政委徐斌洲；五十军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特种兵司令员万毅，政委钟赤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苏静，副司令贾陶、匡裕民，主任唐凯。
    3月5日至12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罗荣桓因工作离不开，由林彪去参加会议。
    3月20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秘密去西柏坡，迎接党中央机关来北平。事前，罗荣桓指示后勤部作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出发时大卡车、中小型吉普二百多辆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从北平经石家庄到了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中央机关的人员，乘车来到香山驻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四野师以上干部之后，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陪同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乘吉普车在南郊机场阅兵。
    3月27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会议第三天，罗荣桓作报告，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问题。罗政委说，我们要就这一问题，做出一个决定。一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二是南下作战的需要。罗荣桓说，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我们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军事上的指挥。“我们应完全拥护中央屡次所指出的、党内五种恶劣作风要从领导上来反对。这五种恶劣作风，大家也看到了，也议论过了。地方主义、经验主义；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报告也是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粗枝大叶的处理问题；对中央文件不重视，不按规定办事，独出心裁。这都首先表现在领导作风上。”
    罗荣桓回顾东北人民解放战争中与无政府无纪律斗争的历史事实，说明如果没有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但是克服得还不够。如战勤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各自为政，各纵队各军区都有自己的后方，各有生产的一套，做投机生意，黄金黑金，各自生财有道。又如调马匹武器调不动，有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3000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拿不出来。自己私相授受，却是可以的。又如虚报多领，八纵队到四平，明明只有28000人，而他们的后勤部却报48000人。事前不请示的，如沈阳附近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辽西战场上私自决定没收敌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紫荆山打下来又丢了，爱面子隐瞒起来，到又打不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撤销某些指挥机构拖延不执行；避免战斗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迟延对飞机场的控制等等问题。罗荣桓指出，为了执行二中全会决议和南下的任务，必须继续贯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求得更好地团结自己，服从统一领导的指挥，因此，要求各级党委做到：一、认真学习二中全会决议，提高政策水准；二、健全党委集体领导，加强党委的团结；三、克服手工业工作方式，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四、反对居功骄傲；五、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4月5日，罗政委作了会议的总结报告，号召全军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二中全会决议，要求领导干部做模范，加强部队建设。
    高干会议结束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90万大军，从4月11日起，由平津地区出发南下。部队出发之前，有一天在北京饭店，参谋长刘亚楼和七纵队政委吴富善，为着调骡马给炮兵拉炮，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人都动了肝火，吵得脸红脖子粗。罗荣桓来了，知道了争吵的原因，把他们批评了一顿。事后他对吴富善说：
    “你们两个谁还不知道谁呀？都是一个槽里拴着的叫驴！他脾气坏，你的脾气也不好，应该互相原谅，搞好团结嘛！”
    吴富善心里的疙瘩，叫罗政委三说两说，也就解开了。
    四野南下之前，北平党组织动员大批青年学生参军。罗荣桓请陶铸负责这项工作，将5万青年知识分子，组织南下工作团，经过短期训练，分配到各部队中去，给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
    罗荣桓随军南下。可是到了天津就病倒了。他只有一个肾脏，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紧张的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党中央很关心他的病，专门派黄树则同志到天津，负责为他治疗。罗荣桓知道黄树则是天津人，再三催他回家看望母亲。
    有一次，朱总司令到了天津，许建国带着他到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到处很脏，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这一情况，找后勤部的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能说老百姓嫌脏，这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从天津发电报给后勤部长周纯全和李聚奎，问明大量牲口生病和死亡，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面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研究这一情况，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回东北，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要大书特书。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
    罗荣桓身在天津养病，心里一直想着前方，想着部队，不忘工作。但是林彪对这样一个坚持原则、关心部队、一心为革命的好政治委员，却不感兴趣，总想把他挤掉。大军南下以前，他曾经对聂荣臻同志说，想请他到第四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聂荣臻当时不知道林彪和罗荣桓的矛盾，可是感到林彪的味道不对头。他考虑了一下回答道：
    “现在全国大反攻了，四野的政委还是罗荣桓同志更合适。我已经参加军委的工作，又兼了北平的卫戍司令，工作离不开。至于晋察冀的干部，可由你挑选。”
    林彪选了肖克和赵尔陆同志，到第四野战军当参谋长。
    罗荣桓对林彪一向尊重，他们的矛盾主要发生在辽沈战役之前，罗荣桓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毛主席南下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林彪坚持打长春的主张，不断和中央扯皮，不肯南下作战。罗荣桓对他劝说、批评以至斗争，使林彪大为不满。特别是几十万大军已经到了辽西走廊，锦州地区的敌人已被我分割包围，义县也打下了，林彪因为葫芦岛敌人增兵，又动摇了决心，不和罗荣桓商量，自己向军委发电报，想回师北上打长春。罗荣桓知道了大为恼火，与林彪发生争吵。林彪心亏理屈，不得不由罗荣桓重新草拟电报给军委，申明仍然决心打锦州，但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主持起草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提到“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4个师共计9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30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之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发生疑问，但这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很显然，罗荣桓起草这段文字时是费了心机，婉转解释决心动摇的种种客观原因，并且用“一度发生顾虑”、“因而曾发生疑问”这样轻描淡写的词句，完全是为了照顾林彪的面子。但是林彪读到这里，立时变了脸色不再往下看，生气地将报告往桌上一摔，拂袖而去！
    在东北野战军入关的时间上，中央军委要求提前于1948年11月25日向关内开动。罗荣桓要按军委指示行动。林彪不以为然，借口“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借口“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因而提出“东北主力提前入关有困难”。后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批评，下了命令，罗荣桓也加以劝说，林彪才勉强同意。
    这一切，都使林彪感到掣肘，怀恨在心，想把罗荣桓从身边挤走。但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却高度信任罗荣桓，尽管在天津养病，6月7日成立中共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的时候，仍然任命罗荣桓为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开幕，罗荣桓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会议，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会议选出中央人民政府，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81年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