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罗荣桓元帅纪事

干部之家

革命友情重山河，
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
单车倒比汽车多。
（广东人把自行车叫做“单车”。）

    这首诗，是一位在广东工作的干部，到北京探望罗荣桓同志，写下的感想。
    全国解放以后，罗荣桓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工作十分繁重，日夜操劳不息，以致旧病复发。但他仍然不肯休息，一面在家养病，一面坚持工作。每天家里都来了许多客人，门前的自行车经常比汽车多。来访的同志，多数是来谈工作，汇报请示、研究问题。也有来探望病情、问候老首长的。从外地来京的老战友、老部下，总要来看望。罗荣桓对来访的人，不管职位高低，一律热情接待，和他们谈心叙旧，帮他们解决问题。有时候他怕人家不好意思登门，便主动约请来家里玩。凡是事先约好的，他就叫爱人或秘书到门口等候，生怕来客受到怠慢。
    来到罗帅家里的同志，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随便便不觉得约束，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要是外地来的，罗荣桓绝不放过机会，总要仔细地询问部队的情况，提出问题，倾听意见，所以他在家里养病，对部队的情况仍然十分了解。
    罗帅的夫人林月琴同志，为了照顾罗帅的身体，帮助招待客人。她作了自我牺牲，放弃了较高的职位，当了家属。她对来客都亲自招待，端茶拿烟，热情款待。遇到开饭时间，她总要留饭，虽说是家常饭，却给同志们的心上，留下了无比的温暖。
    有天晚上，林月琴同志接了个电话，有位同志要来。她怕影响罗帅的休息，另约了时间。第二天早晨散步，月琴同志谈了这件事。罗荣桓严肃地批评她，说道：
    “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来人就什么时候见，睡着了还叫起来呢！这个同志晚上要来，可能有急事，时间是晚了一些，那有啥关系？能谈就谈，不能谈，见见面也是好的嘛！你这一挡驾，恐怕他一宿都睡不好。”
    吃过早饭，罗荣桓主动去看那个同志，向他道歉，帮他解决了问题。这个同志很受感动，久久不能忘怀。
    写到这里，我想起抗战时的一件事。1940年在山东鲁南，有个团指挥员带队伍到台儿庄以南地区，消灭一些顽固投降派，争取收编了一支杂牌队伍，考虑给什么称号，当时没有电台，派人向师部报告，来回得好几天，时间等不得，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一下，给了“运河支队”的称号。后来这支部队出了乱子，那个指挥员回到师部，挨了一个师首长严厉的批评，说他想当官，把部队拔高了好当分区司令。
    他觉得一肚子委屈，连夜跑去找罗政委评理，讲了客观情况，难过地说：
   “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说我想当官，我想不通！”
    罗政委向来不当下级的面，谈同级干部的不是。对他安慰解释一阵，劝他去睡觉。
    他回到住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又爬起来，跑到罗政委住的地方。这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警卫员告诉他，首长睡着了，请他明天再来，他坚持要见，自己敲门了。
    罗政委被吵醒，披着衣服出来，和蔼地问道：
    “咋搞的？睡不着是吗？”
    “嗯。”他点点头，看见罗政委有点疲倦，倒不好意思了。
    “睡不着再聊聊。”罗政委递给他一支烟，“抽支烟，莫急，慢慢说。”
    “政委，我实在想不通！”他抽着烟，又重复一遍说过的情况，问道：“政委，你了解我，我是想拔高部队好当大官吗？”
    “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有理也莫急嘛！”罗政委笑笑说，“你这个同志啊！眼睛里搁不住一粒砂子，也不是当大官的材料。这件事组织会妥善处理，放心，睡去吧！”
    罗荣桓同志对干部和战士的关怀爱护，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在抗战时期，他就经常对政治机关的同志说：“政治机关要摸清部队的政治脉搏，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绪，关心每一个同志的成长，照顾他们的困难。”又说：“同志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出来干革命，过着艰苦的战争生活，随时准备流血牺牲。部队要成为革命的大家庭，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
    罗荣桓爱护干部的另一面，是对干部的缺点错误，绝不迁就。他批评同志的时候，很注意方式，把思想工作做到点子上。对有些同志，他认为响鼓不用重槌敲，轻轻点了一下就行。对有些毛病大的人，他是恨铁不成钢，一定要严格批评教育。
    抗战时，某团团长跟政委闹不团结，师部派两个干事去检查工作。干事回来如实地反映了情况，师首长们找那个团长来谈话，指出他的错误。那团长蛮不讲理，对师长的批评当耳旁风，对参谋处长的批评更加恼火，他跳起来拍着桌子吼着：
    “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接着掏出卜壳枪往桌上一放，叫道，“去检查工作的干事还没有死！找他来说清楚！”
    罗政委看他太骄横，也生气地朝他喝道：
    “把枪收起来！再这样胡闹，把你押到机关来当参谋！”
    “押就押吧！”他虽然嘴硬，可是看到罗政委眼镜里射出严厉的目光，也软下来，乖乖地把枪收起来。
    “枪是对付敌人的，你拿出来耍什么威风？”罗政委稍为缓和地说，“别背了长征的金字招牌，就老虎屁股摸不得！要讲理嘛！”
    那团长也感到理亏，低下头不吱声。
    “坐下！”罗政委说，“我问你，发给别团的棉衣，被你们扣下来，有没有这回事？”
    “有。”
    “这算不算本位主义？”
    “算。”
    “团政委批评你，你还耍了态度，这样做对吗？”
    “不对。”
    罗政委看他认错了，又谆谆地对他说，一个人一生，难免要犯一些错误，知道错了就要改，改正错误才是宝贵的。又劝导他不要因为打了一些胜仗，就居功骄傲，一定要谦虚谨慎，凡事多和团政委商量，尊重别人的意见，搞好团结。
    师部有个敌工科长，工作作风不踏实。罗政委批评过他：“雷厉风行不下雨。”有一次，他从敌占区搞了两斤点心，高高兴兴送到罗政委的住处，罗政委当场批评他说：
    “你这是堂上点灯，炉下不烧火！不要搞庸俗作风，不要眼睛朝天，光看到首长，要多照顾下面同志的生活！把点心拿回去，给科里的人吃吧！”
    1940年打天保山，部队伤亡很大。战士打红了眼，一肚子仇恨。攻上山以后，个别同志枪杀俘虏。这个科长见了，不但不制止，而且跟着违犯政策。打完仗，他还夸夸其谈地宣扬一番。罗政委知道了，非常生气！觉得他不能再做敌军工作，就把他撤职，并拿这个典型事例教育部队。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非到万不得已，罗荣桓同志绝不主张处分。入城以后，有个高级干部中了糖衣炮弹，犯了严重的错误，罗荣桓同志感到很痛心，在批判他的时候，激动地说：
    “你在部队里这么多年，还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对得起党和人民吗？你太不爱惜自己的历史，把自己断送了！”
    讨论处分的时候，多数同志主张开除他的党籍，罗荣桓同志说：
    “他在战争中打仗很勇敢，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能挽救尽量挽救，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还是留党察看吧？”
    他曾经对总干部部的副部长说过：“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不要老是处分，更不要动不动开除党籍，培养一个人入党不容易，不要轻易开除，这是人家的政治生命啊！留在党内再教育，不一定比一个新党员差。”
    他还经常对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说：“党让你们管干部。管，是关心，是爱护。不要像私塾先生管学生那样，动不动打手心。要关心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使干部感到革命队伍里的温暖。现在机关大了，侯门深似海！不要阎王开店，小鬼不敢上门。干部部要成为干部之家，对同志要诚恳热情，让大家愿意上你的门，敢跟你讲心里的话。”
    凡是认识罗荣桓同志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平易近人”。“平易近人”这四个字，看来平常，说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特别对那些职务高工作忙的同志。如果没有深厚的阶级友爱，没有对同志的满腔热情，是不容易做到的。
    十年动乱刚结束，我和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谈起罗荣桓同志，他止不住眼泪汪汪，几次痛哭失声，谈不下去。他讲了抗战时期，罗政委对他爱护和教诲的事例，末了说道：
    “每次想起罗政委对我的帮助教育，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这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现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一些老首长，一个个去世了。这些年林彪和‘四人帮’把党和国家糟蹋得不成样子。到处制造冤狱！多少好同志被迫害，受折磨死了！部队的优良作风、光荣传统，都给破坏了，要恢复可不容易呀！怎么能不难过呢？”
    当时我听了也很难过，现在写起来还很难过。在林彪和“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好多政治机关和组干部门，被他们控制，或受他们的干扰和影响，成为迫害干部、大整好人的地方，真是阎王开店，小鬼不敢上门！如今拨乱反正，有些单位是积重难返！缅怀罗荣桓同志生前对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盼望所有政治机关和干部部门，能按罗帅生前的教导，早日建成真正的“干部之家”。

1978年冬写于北京  

战士的贴心人

    夜深了，空中飘着鹅毛般的大雪。浑河上的坚冰，冻得更加结实。河岸上的冻土，硬得像钢铁。立春好久了，下半夜的气温，还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
    日本投降以后，从山东来到东北的部队，还穿着薄薄的棉衣，戴着护耳的布棉帽，有些战士脚上换了“?}?B（乌拉）鞋，因为不会装垫草，也冻得裂口子、生冻疮。
    这是1946年的早春。浑河岸边的煤都抚顺，一座楼房里的灯光，从底层窗户透出来，照着门口一个哨兵，衣帽上落了一层雪花。他束着双手抱着步枪，靠着游动和不时停步跺脚来取暖，?}?B鞋的皮底，在洋灰地上发出咯咯的响声。
    窗户里的台灯下，罗荣桓正在桌上起草一份文件。提到跟国民党和谈，必须做两手准备；对东北局势，要根据中央军委的新指示，避开大道占领两厢，树立建设根据地的意思，准备和蒋介石军队作长期艰苦的战斗……写到这里，他想到林彪还抱着“独占东北”，留恋大城市的和平幻想，不由搁下钢笔站起来。
    窗外传来一阵咯咯咯咯的响声，他走到窗口，看见玻璃上结着冰凌花，听见窗外哨兵跺着脚。立刻回到床前，拿起他那件老羊皮的旧大衣，轻轻地打开房门走出来，披在哨兵的身上。
    “谁？”哨兵吓了一跳，猛喊了一声转过身，立即从那副眼镜上认出是罗政委。这哨兵原是山东军区特务团的战士，近一个月来站岗放哨，常常看到首长穿着这件大衣，灰布面已经褪了色。现在他正冻得难受，这件大衣却披在自己身上。一阵暖流流到心窝，眼里潮乎乎地望着罗政委，说：
    “首长，你……”他说不下去，想脱下来。
    罗荣桓拉着大衣两边的大翻领，蒙住哨兵的身子，说道：
    “我房里暖和，你穿着吧！换班的时候，传给下一个哨兵。”
    罗荣桓说完，转身进屋关上门，走到桌边，拿起钢笔在一张纸上，写着：
    “何部长：无论如何，要搞上几件羊皮大衣，几顶狗皮帽子，给站岗的专用，以免夜间把哨兵冻坏。罗荣桓。”
    他怕自己事多忘了，给供给部长写完条子，放在显目的地方。又继续起草那份重要的文件。
    凡是熟悉罗荣桓的人，都知道他关心爱护战士，有时候比母亲照顾子女还周到。从他担任连队党代表，到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称号，几十年如一日。所以许多同志都暗地里颂扬他：“真是战士的贴心人！”
    早在1927年，他上了井冈山，在九连当党代表，看到要建设一支新型的工农革命军，铲除旧军队的军阀主义，首先要做到官兵平等，上下一致。上井冈山以前，军官们单独开小灶，每顿四菜一汤。三湾改编以后，成立士兵委员会，官兵都吃大锅饭，有些军官嘴里不说，心里很不高兴。他一面做军官的工作，树立爱兵的思想；一面自己以身作则，白天同士兵一块出操上课，夜晚和士兵睡在草铺上。他带头参加劳动，上山打柴，下山背米，担担子，吃南瓜。士兵们都不把他看成是个“官”，而当成自己的弟兄，有什么话都对他说。
    上井冈山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山高风大，气候寒冷。部队都穿着五花八门的单衣，有军装，有便服。当时既没有后勤部，也没有供给处，生活十分困难。一切军用物资，全靠打土豪、募捐筹款和打仗的缴获。冬天来了，战士们陆续穿上棉衣，罗荣桓还穿着单衣，直到全连同志都穿上棉衣，他才去领自己的一份。
    1928年，连队的主要干部都有一匹马。不管行军还是作战，党代表那匹马上，不是骑着负伤的战士，就是驮着病号。以后他当了营和纵队的党代表，当了军政委和军团政治部主任，除了指挥作战需要，还是很少骑马，而和大家一齐走路。
    四十年代初期，敌后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山东也不例外。
    一一五师进入鲁南。1940年，后勤部长向罗政委报告，师直属队的经费，每月只有600元。
    那时候鲁南地区，县城和交通要道上的乡镇，驻着日本军队和汉奸队。其他地方有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实力派、地主武装、封建会道门……有首民歌描写当时的割据：??

东头崮，西头山，
土匪茅贼出万千；
山高皇帝远，    
拳头就是知县官。

    八路军来了，到处都碰到障碍，有些反动武装，和敌伪军勾结，经常和我们作对。袭击我们的小部队，抓我们出去筹办给养的人员。
    部队的生活非常困难，一日两餐经常不能按时开饭。而弄来的供养也是很糟的：发霉的高粱、地瓜干摊的煎饼、带壳的糁子煎饼、豆饼、花生饼（榨过油的花生渣子饼）……菜里见不到油花，几个月闻不到肉味。
    打败了几次日伪军的进攻，打掉了几股勾结敌人的反动武装，群众开始对八路军有所了解。但是群众生活本来就很困苦，我军的生活仍然不能改善。
    有一阵子，部队夜行军，好多战士像瞎子似的，什么也看不见，要由别人牵着走。
    怎么回事呢？军医说，因为菜里没有油水，缺乏营养，得了夜盲症。怎么治呢？要吃猪肝。
    罗荣桓下命令通知各部队，不管怎样困难，也要买猪肝给患夜盲症的战士吃。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罗荣桓号召开源节流；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自力更生，爱惜民力。他还亲自召开全师连排管理人员的生产节约大会，和大家一块研究出一连串的办法。并且规定每个战士，每天要吃到斤半粮、五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每月要吃到一斤肉。
    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生产节约运动展开了！凡是有条件的部队，都进行开荒种粮，喂猪种菜。沿海的部队开盐滩，种白银（晒咸盐）……
    自力更生开花结果，战士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每人都吃到规定的标准。到了1944年，有的连队每日三餐，每顿都可以吃到两个菜，每星期吃一顿饺子。
    罗荣桓经常教育部队的干部，要树立爱兵的思想，他说：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送自己的子弟来参军，我们一定要像父兄那样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上下一致，我们就能够战无不胜！”

1978年春写于沈阳  

平凡的革命者

    1940年夏天，在抱犊崮附近一个小山庄。太阳落在山崮上，把天边的云彩烧红了。庄外的操场上，师部的干部和战士们，都在做游戏。有的围了一个大圈在托排球，有的在翻杠子，有的在打克拉克球，有的三三两两在散步……
    操场的一角，木椅上坐着一个中年人，胸前围着白围裙。理发员正用剃刀剃着他留了多年的长头发，不一会儿，剃成了光头。大家近前一看，原来是罗政委。
    罗政委在操场上剃光头的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大家都说，这是“无声的教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朱总司令号召部队剃光头，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很不好，留长发头部负伤不好治疗。还有当时卫生条件太差，冬天没有热水洗头，容易生虱子。可是有些知识分子干部，对自己的“洋头”有点留恋，不愿痛快地剃成和尚头。
    这一下好了，不用动员说服，第二天留分头的同志，都主动找理发员，把脑袋剃光。
    罗荣桓是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同时又是个普通的战士。他参加革命以后，几十年如一日，不论是战斗、工作、学习、生活，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是当党代表、军政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都把自己看成一个平凡的革命者，事事对人宽、对己严，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按规定，红军营以上干部，都配备有“挑夫”，给挑私人的东西。可是罗荣桓当到军团政治部主任，一直没有私人的担子。
    他结婚的时候，盖的是长征途中带来的旧被子，而这床被子，一直盖到抗战胜利。
    平型关战斗，缴获很多日本黄呢子大衣，好多首长都分了一件。但是罗荣桓没有要，整个抗战八年，每年冬天，我们看到他穿着一件老羊皮大衣，灰布面已经褪了色。日本投降后到了东北，这件旧大衣还穿在他的身上。
    1942年打甲子山，他骑马指挥战斗，14昼夜没有好好休息，得了尿血病。当时缺医少药，更没有医疗器械可以检查。按照一天天严重的病情看来，应该回延安去休养治疗。
    罗荣桓一直不让将他的病状报告延安党中央。在频繁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他忍受着病痛，坐着担架指挥作战，处理日常工作。后来党中央知道了，催他到淮南新四军军部治疗。
    1943年，病情严重，罗荣桓不得已坐担架南下苏北。到新四军就医，要通过陇海铁路和几道封锁线。组织上给他派了医生、护士和警卫部队，罗荣桓一概不要，他说：
    “山东的医生护士本来就少，到新四军那边有医护人员，何必劳民伤财从山东带人去！也不要专门带警卫部队，过封锁线的时候，叫附近的部队掩护一下就可以了。”
    上路的时候，他只带了几个警卫员。组织上派卫生部长谷广善和军医陪同。他爱人林月琴跟着去，一路上护理他的疾病，照顾他的生活。
    新四军有个国际友人，名叫罗生特，是个奥地利籍的泌尿科医生，当时也没有检查疾病的医疗器械。后来费了不少力气，才从上海弄来了简单的检查器械。给罗荣桓进行检查的时候，没有麻药，罗荣桓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疼痛，满头大汗地接受检查。发现两肾都有病变，没有X光镜，不知是生了肿瘤，还是多囊肾。
    新四军陈毅军长主张他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治疗，并打电报请示了党中央。第一封回电同意他去上海，但接着毛泽东亲自来电，说他身上负过伤，留有伤痕，容易被日本人发现，阻止他去上海。
    罗荣桓惦记着山东的工作，就很快地回到了山东。
    1943年，山东根据地形势好转。后勤部为了照顾年岁大身体弱的同志，准备给他们开中灶。罗荣桓知道了，对后勤部的领导同志说：
    “照顾年老体弱的同志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另立名目，开什么中灶、小灶，每人每天增加五分钱菜金就行了。”
    1945年冬天到了沈阳，罗荣桓在日本医院里检查出肾癌，日本大夫说必须摘除右边的肾脏。当时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大连苏医院做手术。大连苏军又介绍他上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总医院的人说，他们只能做战时外科手术，这种复杂的手术，要上莫斯科去做。
    1946年冬天，罗荣桓同志到莫斯科动手术。摘除右边肾脏以后，身体很虚弱，原准备到克里米亚疗养，动身以前，听到蒋介石军队占领延安，罗荣桓坚决不去疗养，带着没有复元的身休，回到哈尔滨，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和战斗。
    手术后没有休息调养，立即投入东北解放战争，特别是为了贯彻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他不顾身病体弱，亲自到锦州前线指挥。接着又进关参加指挥平津战役。身体过于劳累，疾病不断侵蚀，罗荣桓不声不响，暗中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1949年春天，第四野战军南下，准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他从北平到天津，突然晕倒。毛主席知道后，派黄树则同志到天津看他的病，不同意他继续南下，要他回北平养病，给他另外安排工作。
    五十年代初期，他又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症。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病很关心，要给他派专门的医生，他坚决不要。
    有一天他回家，发现家里添了四张躺椅，马上找来管理员，问道：
    “那里搞来的躺椅呀？”
    “从总后搬来的。”管理员回答。
    “给钱了吗？”
    “没有。”
    “给退回去！”
    管理员解释说，总后的首长为了照顾他的病，让他办公后回家好躺着休息。
    “乱弹琴！我一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啊！都给我搬回去。”
    管理员为难地解释了一阵，还是不肯给退回去。
    “不退也成，”罗荣桓说，“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钱。”
    管理员答应照办，躺椅才留下来。
    繁重的工作，使他的心脏病更重了，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起不了床，但他还在家里工作，接待干部，躺在床上看文件，读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
    医生为了他看书方便，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罗荣桓看到了，批评医生说：
    “医院里有那么多病人，他们比我更需要，怎么可以把医院的床往家里搬呀？”
    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婉转地问他：
    “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花钱，订做一张行不行？”
    “那当然可以罗。”
    就这样，他自己花了四百块钱，在上海订制了一张摇床。
    1955年评军衔，罗荣桓同志听说正在酝酿的十个元帅当中，有他的名字。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参加革命比较晚，对党对人民贡献不大，不要给他这样高的荣誉。
    罗荣桓的一生，就是这样廉洁奉公，无私无畏，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他从不特殊，从不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只当成是一个平凡的革命者。

1978年春写于北京  

罗元帅的家

    1937年5月的一天下午，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顺着汽车路一步一颠地走着。他抬头看看落在西山上的太阳，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枣红马尥起蹄子，向延安飞奔而去。
    这个骑马的青年红军，姓甘名渭汉。他一边催马加鞭，一边想：“到延安天不早了，办不成公事，还是先到罗荣桓同志那里住一宿，痛痛快快谈谈分别后的想念，聊聊战斗、工作和生活。”想到别后重逢，不由心里喜悦，脸上露出微笑。
    原来甘渭汉和罗荣桓是亲密的战友。罗荣桓在中央苏区第八军团当政治部主任，他是组织部长。罗主任比他大十岁，对这个二十出头的组织部长，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给他很大的帮助。两人的阶级感情很深厚，行军作战在一起，晚上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望见延安城，他放松马缰绳，让马儿缓步前进。走进城门洞，来到长街上。红军进驻不久的延安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长街两旁摆着许多货摊和小吃桃子，到处熙熙攘攘。他无心看热闹，策马向红军大学的校址走去。
    找到罗荣桓的住房，老战友兴奋地握手问候。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想到罗主任（罗荣桓当时任后方政治部主任。）一向艰苦朴素，禁不住奇怪地问道：
    “怎么杀起鸡来了？”
    “欢迎老战友嘛！”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跑到屋里一看，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双人铺上的铺盖刚拆洗过。他按照老习惯，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马褡子，搬到屋里来。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扛着走到门口，罗主任拦住警卫员，指着隔壁的屋里说：
    “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搭个门板。”
    “怎么搞的？”甘渭汉奇怪地望着罗主任。“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罗主任笑笑没有回答。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问题，正要向你请教，睡在一起好谈呀！”
    罗主任仍然笑笑没有开言。
    这时候，谭政、许建国和几个同志来了，听了他们说话，有个同志揭穿了秘密，说道：
    “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罗！人家今晚上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么事啊？”
    几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上面说的是罗元帅和林月琴结婚那天，发生的一段有趣的故事。
    罗元帅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他们的家庭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对于子女的管教，特别严格。
    结婚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罗荣桓担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以后，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罗元帅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罗东进。罗东进出世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了山东，罗政委当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根据地刚建立，环境很艰苦，经常要打仗。带着一个婴儿行军作战，太不方便。罗政委和爱人商量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罗东进五岁，环境比较稳定，才从老乡家接回来。
    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自然很高兴。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缴获了很多战利品。有个破防毒面具，被战士扔在一边，罗东进拾起来当玩具，套在小脑袋上，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学着日本鬼子讲话：
    “巴格雅鲁！大大的有！……”
    一个老乡的孩子，被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罗荣桓正好路过，首先哄着那孩子不哭了。然后抱着罗东进回到住房。教育他说：
    “东进！你太淘气了！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和地瓜把你喂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的骨肉，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本了！你这样对得起乡亲们吗？你懂不懂什么叫群众纪律呀？”
    小小的罗东进站在父亲面前，从父亲眼镜里，望着严厉的目光，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想哭又不敢哭，只得耷拉着脑袋不吭声。
    看到孩子的样子，罗荣桓又对东进说：
    “去吧！到里屋好好想一想，往后对老乡的小孩，应该怎么样？”
    这件事，在小东进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二十年后，他回忆说：
    “当时爸爸叫我去反省，是要我牢牢记住这次错误啊！事情虽小，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使我懂得一条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1939年，林月琴又生了一个女孩，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1940年5月反“扫荡”，有一天夜行军，在过敌人封锁线以前，部队休息的时候，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中，婴儿尖声的哭叫，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传到附近日本哨兵的耳朵里，影响部队安全过封锁线。
    在这以前，我们很少看见罗政委发脾气。小女儿哇哇叫，却引起他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林月琴抱起婴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个在炮火声中出世、战争年月长大的小姑娘，不幸在全国解放后，十几岁就得病去世，这是后话。
    建国后，罗元帅家里，又添了两个女儿：巧丽和腊娜。罗元帅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的部长，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可是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
    “革命干部的子女，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才不会脱离群众。你们一定要平等待人，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特别对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更要和他们接近，多帮助他们、吃饭穿衣要首先想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共产主义的精神。”
    罗东进和妹妹南下读书的小学，在西郊新北京，离家很远。他们寄宿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有个星期六，家里派小车去接孩子，罗荣桓发觉子，把孩子叫到跟前，严厉地对他们说：
    “这样不好！小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上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跟着，他吩咐家里的人：“往后不准用小车接送，让他们搭公共汽车，对孩子也是一个锻炼。”
    从那以后，罗东进和小南下上学、回家，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有一次没有搭上公共汽车，罗东进领着妹妹，从新北京走路回家。家里人看到天很晚了，孩子还没有到家，担心路上出了差错。罗帅也有点着急。孩子们终于进门了。罗帅看见他们满头大汗，衣服和鞋子上全是尘土，问明了原因，高兴地表扬他们说：
    “好，好，你们做得很好！青年人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又进一步教育他们：“你们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你们要记住，生活不要特殊化，要向工农子弟看齐。今天你们搭不上公共汽车，自己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远地保持下去。”??
    孩子们听了父亲的话，虽然不大明白这些话的深刻意义，但觉得爸爸说得对，都照着做了。他们捡了父母的旧军衣，改小了穿，穿破了打上补钉。小学时自己带饭菜，常常带着窝窝头。??
    罗帅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近来有进步，要坚持下去。”
    有一年暑假，罗帅到外地养病，孩子们跟着去了。有天早晨，罗帅带着三个孩子，在山坡树木里散步，看见好些孩子，在捡树枝，便对孩子们说：
    “你们看！这些农民的孩子，从小就喜爱劳动。你们要向他们学习，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第二天，罗东进起得特别早，叫醒两个妹妹，跑到山坡上，帮助小朋友们捡干树枝。以后每天都这样做。小妹妹腊娜，跟小朋友最要好，不管走到哪里，都跟老乡的孩子一块玩，常常帮助他们割野草，捡柴禾，摘豆角……。罗帅知道了，表扬腊娜，对东进和巧丽说：
    “腊娜最小，干得最好，你们当哥哥姐姐的，要向她学习啊！”
    1958年修建十三陵水库，罗东进已经上了中学。他自动报名参加水库的劳动。
    “东进，到水库工地要好好干活，”罗帅说，“为十三陵水库贡献力量，也是向劳动人民学习、锻炼自己的好机会。”
    罗东进在工地上努力干活，受到表扬。回家以后，罗帅勉励他说：
    “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要经常积极参加劳动。劳动人民的肩膀都磨成死茧了，这是他们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是出力流汗养成的。要能吃苦耐劳，不要被艰苦困难吓倒，把自己慢慢锻炼成一个劳动者。”
    1959年，罗东进考上军工学院。罗帅感到这是孩子走向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必须对他作严格的要求。临行那一天，罗帅深情地对东进说：
    “东进，你要走了，要过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你去的是军工学院，生活很紧张，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要处处靠拢组织，密切联系群众。要加强政治学习，政治是灵魂，是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说到这里，罗帅拿起桌上的毛笔，在纸上为罗东进题词，让他随时带着。又嘱咐他说：“我国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
    罗东进离开北京到军工学院。罗帅经常给他写信，督促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工程技术。当罗帅知道儿子生活上有些问题，在信中教育他说：
    “你应该经得起考验，在党的教育下，正确处理个人生活问题，时刻把自己放在同学的监督下，严格要求自己。”
    第一学期放暑假，罗东进的成绩不大好，罗帅严厉地批评他说：
    “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培养你们，你不好好上学，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在严父的要求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罗东进发奋学习，学业上有了很大进步。罗帅写信鼓励他，要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罗东进每次放假回家，罗帅都要叫到跟前，详细询问本学期的学习、劳动和联系群众的情况，发现缺点，马上给他指出来。特别在生活方面，罗帅对儿子抓得很紧，来回乘火车都要他坐硬座。有一年放寒假回家，乘客太多。罗东进看到一位老大爷没有座位，便主动让座。自己挤到过道边站了一天一夜，劳累和风寒，使罗东进得了感冒。回家后，罗帅知道他害病的原因，安慰他说：
    “东进，你做得很对啊！能吃苦，这很好。我们像你这样大，哪有火车坐呀？”
    1963年12月1日，学校通知罗东进，叫他马上回北京。罗东进脑袋里轰了一下，心情紧张地想：爸爸长期患病，妈妈从来不叫他请假回家，这次叫他马上回去，一定是病情恶化了！
    回到北京，罗东进赶到医院，看见亲爱的爸爸神志昏迷，心里难过极了，眼里滚出了泪珠。罗帅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几天后，罗帅清醒了。看到儿子站在病床前，他问道：
    “东进，你是到北京来实习吗？”
    “不是，”罗东进说，是回来看爸爸的。”
    罗帅批评他说：“你不该放下学习，专程跑回来看我。”
    罗东进分辩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允许请假回家探病。医生和护士也帮他说话。罗帅仍旧不以为然地说：
    “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啊！”
    12月14日下午，离罗帅去世前两天，巧丽和腊娜到医院，看到爸爸的病况，都止不住流出眼泪。罗帅让两个女儿坐在床沿，拉着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
    “不要……难过。……你们还小，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长大了……要长革命志气。”又吩咐罗东进说：“东进，要好好……带着妹妹，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这些话，成了罗帅临终前的遗嘱。在他生命最后一息的时候，还惦记着教育子女，永远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1978年春写于北京  

庄严的典型

    罗荣桓元帅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特别是作为一个高级首长，他那艰苦朴素的作风，鞠躬尽瘁的精神，更值得大家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环境困难，战斗频繁，工作紧张，生活艰苦，罗荣桓和士兵过着同样的生活。由于操劳过度，他得了肾癌，每天尿血，敌后缺医少药，山东治不了，去苏北也检查不清，他只好带病工作，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1946年夏天，他去莫斯科治疗，切除长癌的左肾，休养了将近一年。苏联医生对他进行复查，罗荣桓的肾功能仍有问题，还查出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要他到克里米亚疗养，他正准备去疗养，传来国民党军占领延安的消息，他改变主意，立刻整装回哈尔滨。
    回到哈尔滨，罗荣桓重新投入紧张的工作，狠抓二线兵团的建设，发展军工厂，加强后勤工作……带病到前线参加指挥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四野大军南下，他走到天津就病倒了，只好回北京养病。1949年秋天，中央决定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又任命他为总政治部主任，还兼总干部管理部的部长。三个单位都是初建，工作量很大，健康人也吃不消，何况他是个病号呢！
    毛泽东知道了，曾在一份批件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
    1956年，罗荣桓病重辞职，在家养病。邻居贺龙看他除了散步，很少到户外活动，拉他去钓鱼。他开始不想去，贺龙又邀聂荣臻一同来劝驾，罗荣桓只得一同去。到了龙潭湖刚下竿，就有条大鱼咬钩往深水拖，把罗荣桓拉了个趔趄。贺龙赶快来帮忙，一边放线一边说道：
    “老罗，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罗荣桓看着贺龙放线又收线，收了又放，反复多次，经过约半小时，才把鱼钓起来，一称，十七斤。罗荣桓感到兴趣，又怕公园吃亏。贺龙告诉他，一季给公园交几十元。他才放心继续跟贺龙去钓鱼，但下竿后脑子里却在考虑问题，鱼咬钩了忘了提竿。贺龙打趣地说：
    “老罗，姜太公钓鱼是愿者上钩。可是你呀，鱼咬钩了也不提竿。”
    罗荣桓听了，禁不住哑然一笑。
    1960年，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又拼命工作。1963年9月间旧病复发，心绞痛，血压不稳，肾功能不行，再次住进北京医院。
    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要向腹内注射一千毫升生理食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像个鼓，他默默忍受。尿中毒浑身奇痒，只好做热敷，常烫出水泡，他一声不响。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吃了就吐，吐了再吃，一顿饭有时要吃四、五次。每当勉强吃进一点东西，他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道：
    “又打了一个胜仗。看来对病也要抗！”
    他已经很难起床了，但还是一次次挣扎坐起来。林月琴把家里一把旧靠椅，装上四个轮子，拿到医院里，推着他在走廊里转。他多么想从这里走出去，再投身到火热斗争中去啊！
    他经常昏迷，同志们万分焦急。他醒来后安慰大家说：“人总是要死的，自然规律嘛！”许多老战友、党和国家领导人、元帅和将军们来看他，他都嘱咐他们保重身体，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朱德走到病床前，对他说：
    “荣桓同志，你还要和疾病继续斗争啊！”
    “这一次恐怕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他平静地回答。
    12月15日，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都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为了准备输血，总参、总政许多年轻军官，连日来守候在医院里。下午，罗荣桓醒过来，拉着妻子的手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吩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跳动，永远离开我们了！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开会前，他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他说道：
    “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德在《悼罗荣桓同志》诗中写道：

起义鄂南即治军，
忠诚革命贯平生。
身经百战摧顽敌。
留得丰功万古存。

叶剑英也写了一首悼诗：??

毕生战斗明敌我，
人类庄严一典型。
大业方兴公竟逝，
哀歌声里起雷霆。

1987年7月，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