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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六卷 纪实文学
永不凋谢的花（上）
自 序
访问菲律宾归来，给《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了几篇《访菲散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巴布里加的黄昏》译成沓加禄语，向菲律宾广播，又值中菲建交十周年，约我写了《永不凋谢的花》，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访菲三个月，旧地重游，见了许多亲朋故旧。菲华社会的老友新交，深情厚意，十分感人，令我难于忘怀，写了几篇散文，总觉得余情未了，像欠了笔债，必须偿还。于是又陆续写了二十多篇，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华人》月刊上连载，了却一番心事。
我本闽南海隅一村野顽童，只念了几年“子曰诗云”，糊里糊涂。去菲律宾谋生，是奉长辈之命，想继父兄胼手胝脚养家糊口而已。命运之神跟我开了玩笑，扭曲了我的童年，使我尝尽酸甜苦辣，在几个海岛上流浪，漂到首都马尼拉做工读书，遇到进步老师的教诲，懂得人生的意义，懂得祖国正在蒙难，投身救亡运动，终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最后竟走上舞弄文墨之路。
探亲访友，无非与久别的亲戚团聚，与故人叙旧，游览名胜风光，凭吊早年生活过的地方，用不着费那么多笔墨，写那么多文章。但出于“职业病”，出于个人的良心，不禁想乘此机会，将儿时蕉风椰雨的经历，连结四十年后旧地重游的见闻，介绍菲律宾的历史、地理与民情风俗；记述中菲人民友好来往、共同反抗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同时，介绍半世纪以来华侨生活的变迁。尽管是东鳞西爪，亦可提供国人一点信息。
目前海外有两千多万华人，遍布在五大洲百十个国家。他们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所在国的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有的几代人生长在海外，依然保留着许多故国的习惯。
新加坡是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华裔占人口百分之七十，政府中从总理到各部大小官员，多数是华人，目前正大力推行中国普通话。
菲律宾的国父黎刹，其高祖父是福建人，曾祖父母以下几代人，均有中国血统。现任女总统科拉松·阿基诺的先辈，也是华侨，前两年她访问中国，曾先探望福建祖家。其他各界有着中国血缘关系的人士更多，不少菲律宾朋友见面时，都喜欢说和中国是亲戚。
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华人多的国家，或多或少有类似情况。美国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对科技上的杰出贡献，举世瞩目。数百年前被当成“猪仔”出卖的华工和出国谋生的华侨，经几代人的披荆斩棘、发奋图强，为自己创造了新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使他们感到自豪，并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
这是中国在世界上特有的情况，可以作为加强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侨资、外资和科技援助，提供有利条件。
外国人早就从事华侨史的研究，出版了不少书籍。国内对华侨史进行系统研究，刚开始不久，见到的文字还不多。作为一个菲律宾归侨，一个中国作家，众多亲友仍在海外生活，有机会重访第二故乡，看到一些新东西，写出来供国内朋友作资料，是应有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民与海外长期隔离，对华侨不大了解。近年来对外开放，大批海外华人回国旅游，引起许多青年盲目羡慕，涌现了一阵阵的出国热，觉得有必要多介绍国外的情况，虽然是一地的风情，少数亲友的生活境况，或将有助国内人士的理解。
于是我将分散发表在香港和内地的文稿，用了半年时间，重新写了一遍，集成这本小书。
访问菲律宾期间，对我热情款待和大力帮助的两位老同学——张时培先生和白月英女士，不幸于前年相继辞世！无限悲痛下感到十分遗憾，谨将《永不凋谢的花》，编织成心中的花圈，奉献于亡友灵前，遥寄我的哀思。
访菲归国之时，马尼拉友人王映青先生，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律诗一章，托《世界日报》转交，原诗如下：
驰骋文坛孰比伦，长庚星耀海天春。
太原灵气锤才士，城北岩光毓俊人。
落笔挥毫歌革命，枕戈待旦见精神。
重游旧地追前梦，椰雨蕉风景色新。
对王先生的过奖，愧不敢当。当时行色匆匆，曾简函致谢，言明将步原韵唱和，因诗才疏浅，迟迟未动笔，为免于食言，不敢再藏拙。想到一生奔波，半世为文，庸庸碌碌，虚度年华，感愧交并，拚凑八句打油诗，乘本书出版之际，向王映青先生和读者求教，再次表示我的谢意。
金瓯残缺玉石焚，雪地冰天锁阳春。
投笔从戎报国恨，荷枪征战对仇人。
混迹艺苑疏才志，舞弄文墨费精神。
且喜亲朋重欢聚，千岛明珠气象新。
作 者 一九九零年二月，北京。
永不凋谢的花
窗前挂着一串美丽的花环，伴我在书房中一年多，既不凋谢，也不褪色。别以为它是塑料花，不是的，它是几十朵串起来的鲜花。那花朵，鲜红的花心，围着金黄、杏黄和墨棕三色花瓣。
它是种开不败的花儿，被称为“永不凋谢的花”。
每当我坐在书桌旁，望着这生长在蕉风椰雨山中随我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首都的花朵，不禁心潮起伏，思绪连绵。想起在菲律宾愉快的时光，想起众多亲友的音容笑貌，想起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
前年冬天，我到菲律宾避暑胜地碧瑶，一位新交的菲律宾朋友，拿着这串永不凋谢之花结成的花环，套在我的脖子上，用沓加禄话对我说道：
“请戴回中国吧！愿菲律宾和中国的友谊，像这花朵一样，永不凋谢！”
我激动地握紧他的手，也用菲律宾话，回了一句“沙南埋（谢谢）！”
访问菲律宾期间，无论在大城市或偏僻的村庄，无论在北吕宋还是南岛，迎接我的都是笑脸与鲜花。兄弟姊妹和亲人，儿时的同窗好友，重逢的喜悦自不必说。初次见面的华人，新交的菲律宾朋友，也都充满了真挚的友情。
华裔女作家林美华小姐，知道我到了马尼拉，特地约我从碧瑶回归途中，到她家乡拉牛坂新居，参加她举行的招待会。林小姐和她母亲、姐姐，专程从马尼拉赶回家。她的父亲、家人和当地知名人士，参加了丰盛的晚宴。
另一位菲律宾作家罗比洛示先生，家住南岛宿务市郊，他在北京的时候，约我去菲律宾一定到他家乡看看。我知道宿务是菲律宾英雄拉普拉普的故乡。四百年前，拉普拉普指挥几百名战士，歼灭了入侵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宿务也是我儿时到过的地方。这次，我驱车专程去拜访罗比洛示先生。他和夫人热情接待，请我们参观家院，看了他饲养的许多斗鸡，欣赏他培植的热带兰花。
五十年前，我曾经在怡朗生活了两个春秋。这次旧地重游，居然遇上一位儿时的菲律宾朋友——彼立贝·阿德里亚斯先生，我们都返老还童，互相拥抱打闹。他带我到那巴示菜市场，重温童年的旧梦。当年父亲艰苦创立的那间杂货店，如今只剩下烧毁的黑墙。我们诉说彼此别后的遭遇，叹惜飞逝的年华。
五十年来，有多少往事在脑海中回旋？有多少老友在眼前浮现？有多少情谊在心中牵连……
中菲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宋朝，中国商人运去丝绸、布帛、陶瓷和金属制品，换回珍珠、香料、贝壳、椰子、黄麻……菲律宾商人亦随船到泉州进行贸易。十五世纪，中菲两国友好来往更加频繁，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菲律宾苏禄东王率领三百四十人的使团访问中国，受到明廷隆厚待遇。使团回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至今山东德州尚有他的陵墓及守陵的后代。
明代以后，闽粤沿海人民不断移居菲律宾。移民中有大批农民和各种工匠，带去了农具、种子和牲畜；传授耕种、建屋、打铁和制造各种器具的技艺。
号称世界第八奇观的伊夫高梯田文化，菲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公认是来自南中国。历史学家阿力普认为中国移民对菲农业作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摩雅博士说：“没有中国人，便没有菲律宾的繁荣。”
西班牙血腥统治菲律宾三百多年，掠夺了无数资财，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中菲人民，引起菲人和华侨不断反抗与暴动。十九世纪末年推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华侨将军刘兴赙被人民起义军推选为副司令兼南路总指挥。他作战时身先士卒、足智多谋。他指挥起义军攻克重要军港黎牙实比和八打雁，收复甘马仁省广大地区。华裔商人王彬，为起义军筹集战争物资，捐献大量金钱。马尼拉市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将华人群居的沙克里谢街，命名为王彬街，并给他立了铜像。王彬街口新修一个牌坊，坊上用菲、中、英文写着“中菲友谊门”。
太平洋战争，日寇侵占菲律宾，许多华侨志士奋勇反抗，与菲律宾人民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为了独立解放，中菲人民鲜血流在一起，凝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中菲建交以后，两国领导人互相访问，代表团频频来往，人民彼此探亲访友，亲如一家。
窗前的花环更加鲜艳了，它象征着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永不凋谢！
一九八五年中菲建交十周年写于北京
四十年的梦
梦，有美梦，有噩梦，有幻梦，有奇里古怪的梦……人的一生做过多少梦？不知有谁统计过？
我这一生做的噩梦多，怪梦多。风风雨雨几十年，坎坷不平的道路，哪能做出什么好梦？到了晚年，时常梦见儿时的故乡，梦见流浪过的南洋，梦见菲律宾的兄弟姐妹，梦见马尼拉一些小时候的同学、朋友。
闽南海隅的故乡，是多么美丽啊！晴日碧海蓝天，岸边礁石环抱，海水澄清透彻，浪花滚滚，白沙茫茫；滩涂上一处处独脚小蟹，听见响声就钻进洞里；黄昏时分，血红的太阳落在洋面上，慢慢沉进海里，西天边泛起金色的晚霞；一艘艘满载鱼虾的木船，鼓着风帆徐徐驶进港湾，一群群海鸟在桅杆顶上盘旋。风雨天，另是一番景色，大洋上掀起一排排巨浪，汹涌澎湃，像千军万马朝岸边奔来，恍惚要将海角吞没！遇到礁石阻拦，浪涛咆哮冲击，发出粉碎后的怒吼！那震天动地的呼啸，在夜深人静时格外响亮，哗啦！哗啦！哗啦……第二天风平浪静，一轮红日升出海面，岸上的风光更加媚人。
故乡说的难懂的闽南话，是古代中州语言——“河洛话”。故乡还保存着被称为“活化石”的隋唐音乐——南曲，保存着许多独特的风俗习惯，流传着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
或许是在家乡时候年纪太小，经历平淡，故乡的情景入梦不多。更多是梦见第二故乡——南洋。可能是我在菲律宾那些年月，正是从村野顽童渐渐懂事，开始踏上人生的旅程的时期，过着流浪生活，接触复杂的社会，特别是那美丽的千岛之国，那迷人的热带景物，那蕉风椰雨的山村，那马车奔跑的城镇，那些异国风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回到祖国四十多年，不管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或是和平建设的日子里，在炮火停息、风清月明的战地，在工作繁忙的空闲时刻，不免要想起南洋的亲人，想起童年浪迹那些热带岛屿。在十年动乱的多少不眠之夜，这种怀念更加深沉浓重，以致在睡眠中魂游异邦，在梦中和亲人见面。
十年浩劫过去了，雨过天晴，劫后余生，想把梦境变为现实，盼望能重新和南洋的亲友团聚，然而鱼沉雁杳，几十年不通音讯，如何找到他们呢？恰好一九七七年春天，柯华大使去菲律宾赴任，托他带去几封没有地址的信，请他费心找一找。大使夫人张明同志把我的信交给菲华联谊会主席吴永源先生，失掉多年的联系接上了。
首先来信的是华侨中学的同学白月英女士，信的开头写道：“接到永源兄的电话，像天上落下一颗大炸弹！想不到分别几十年，还能收到你的信。”后面说，本来秋天她和丈夫林维新先生，准备去欧洲，现在打算改变主意，回祖国来看我们。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我国驻菲大使馆，邀请菲华各界知名人士，到北京参加庆典。吴永源先生来了，我们在北京饭店见面，提起“七七事变”时，我俩有一次曾在南京玄武湖公园交谈国事，不胜感慨之至。白月英女士和林维新先生参加东方体育会旅游团，也到北京来了，维新也是华侨中学的同学，当年我们在马尼拉一同做过抗日救亡工作。当我和老伴在机场迎接他们的时候，彼此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国庆节期间，我陪他们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谈起当年的往事和分别后各自的经历。
十月下旬，忽然接到广州华侨大厦的长途电话，说我姐姐从菲律宾来到广州，要我立刻去接她。我心里纳闷，两个月前和姐姐通信，请她直接到北京参加国庆，为什么迟到月底才到广州？
第二天上午，我冒着大雨到了机场，当天去广州的机票已经售完了，亏得机场宣传科李同志，帮我买了一张保留票。登上伊尔六二大型客机，飞了三小时，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华侨大厦的陈光经理到机场接我，他在太平洋战争时，参加菲律宾抗日军华侨支队，解放后回国，我们认识多年了。在小车上，他告诉我，姐姐怕给我国使馆添麻烦，看了马尼拉一家旅行社的广告，说他们与中国旅行社有联系，可以在中国游览十个城市，飞到香港才知道上当受骗，交了大笔钱，到香港就不管了，只好自己到广州。
小车开到海珠广场华侨大厦，给我安排好房间，陈经理领来两个老妇人，一个身着大花绸子上衣和喇叭裤；一个穿得比较朴素，个子矮一点，年岁小一些。
“老白，你认认，哪个是你姐姐？”陈光经理说。
自从一九三八年，姐姐在九龙尖沙嘴火车站，送我和集美两位同学去延安，四十年没有见面，家里只有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但是脸型依稀可辨。
“姐姐！”我朝穿花衣的人走去，“你回来了！”
“三弟！”她拉着我的手，眼里闪着泪花，“你也老了。四九年通过老家，接到你一张照片，那时多年轻呀！”
“六十岁了，怎能不老呀！”我说。
姐姐介绍同来的女伴，她是住在香港的红绢表妹，专程陪她来广州的。我去南洋以前，在老家见过红绢表妹，印象中是个瘦小的女孩子，不经介绍，怎么敢认？后来才知道，表妹是个能人，丈夫蔡泽川先生，在菲律宾拉牛坂当个乡镇推销员，收入微薄。她在香港靠一架缝纫机，培养一个大儿子在福建读完建筑专科，还拉扯着香港一对儿女，男孩子上香港大学，女孩子念中学。前些年还寄钱到福建老家，盖了一座二十多间的楼房。
在广州住了一星期，十一月初办好手续，我带着姐姐到各地旅游。先到长沙，参观了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和文物，游览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到韶山瞻仰了毛主席故居。在韶山遇上名画家亚明和宋文治同志，他们热情地当场画了两张山水画，送给姐姐。
从长沙去桂林，游览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钻了芦笛岩大溶洞，乘船游漓江到达阳朔，一路上美不胜收，大饱眼福。这样秀丽的山川，如果不是姐姐回国，我还不知道何时能见到哩！
回到北京，已经是十一月中旬，进入初冬季节，天气寒冷。在南洋生活了一辈子，乍到中国北方，太不习惯了！游长城那一天，我给姐姐穿上老伴的皮大衣，她说像带着枷子一样，走不动。上午参观十三陵地下宫殿，姐姐的精神还不错，下午到了长城，风很大，她实在爬不上去，只好上了几十级台阶，站在长城底层，照了几张相片。姐姐说，也算到长城了。
游长城受了点风寒，家里的暖气不热，姐姐住了半个月，急着回菲律宾。北京的故宫、天坛、颐和园、毛主席纪念堂，都是走马观花地转了一遍。
压缩游览项目，我送姐姐南下，到了南京和上海，照例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市容。当年从香港一同去延安的林有声同志，正担任江苏省军区的副司令员，住在南京。姐姐见到他非常欢喜。老林在宾馆设宴招待，请了名画家陈大羽教授作陪。陈教授送给姐姐两幅国画，一幅是昂首报晓的大公鸡，一幅是枝头上欢唱的一群小鸟。
在上海住了几天，姐姐要走了。我给广州的陈耕国和李金发同志打电话，请他们去白云机场接姐姐，送她到华侨大厦。他们二人也是当年结伴去延安的集美同学，一个在海运局当副局长，一个是广州军区联络部的副部长。
因为广州气候不佳，飞机改成夜航。当我扶着姐姐走向三叉戟班机，姐姐忽然哭着说：
“三弟，今生恐怕再难见面了。”
“别难过，姐姐，”我安慰她，心里也不是滋味，“我会去菲律宾看你们。”
飞机向着点点星星的夜空飞去，姐姐走了！回菲律宾去了！一个月的时间过得多么快呀！寒冷的天气使她不能在北京多住几天，不能多看一些地方，我感到很遗憾，可姐姐还是心满意足。她这一生除了菲律宾，只到过厦门和香港，这次回到祖国首都，走了几个大城市，游览故国的壮丽河山，看了许多文物古迹，而最主要的是了结一件心事：
十年浩劫，林彪和江青调动一切宣传机器，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张旗鼓地批判《兵临城下》。香港、台湾和海外的报纸，多次登载这一消息。知情人告诉她，作者白刃是我的笔名，国外的谣言很多，她想亲自回来看看，我到底被整成什么样子？回国后看到我的身体还结实，一家老少平安，生活也不错，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她感到欣慰。
回到马尼拉，姐姐来信说，这次回国旅游，各方面对她热情款待，消除了由于“文革”产生的误解，收获不小。她给二哥、四弟和亲友们讲了回国的见闻，大家都很欢喜。信中说，她和二哥、四弟各有一大家人，大人们忙着做生意，孩子们忙着上学校，他们怀念国内的亲人，可是脱不开身。姐姐还说，侄孙辈们全是在菲律宾出生的，对新中国很不了解，希望我能去菲律宾看看他们，同大家谈谈。
是啊！如果我能去菲律宾探亲，不但能和几十个亲人团聚，而且可以和许多儿时的同学、朋友见面，了却双方多年来的愿望。还有，我们兄弟这一辈人，已是风烛残年，不趁早见见，日后有个三长两短，要抱憾终生。
可是当时我正为少儿出版社写着罗荣桓元帅的故事，交完书稿，又参加罗帅传记的写作班子。只好把去菲探亲的梦抛在一边，留待日后有机会再说吧！
两年匆匆地过去了。这期间，南洋不断来信，问我何时去菲律宾，促我早日成行。菲律宾陆续来了一些亲友，有的参加旅行团，有的来谈生意，见面时都问我什么时候赴菲探亲，看来我的梦想非实现不可了！
一九八零年五月，分工给我写的罗帅传记部分的初稿完成了，全书合成还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个机会，我打了去菲律宾探亲的报告，得到上级批准。我高兴极了，想到不久可以和久别的亲友团圆，想到四十年的梦就要实现，我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好事多磨
常言道，好事多磨！这成语，平时很少推敲，临到自己有事，才觉得是前人的经验之谈，含有一定的哲理。
回国四十多年，很少接触外事工作，对出国问题看得简单。中菲建交以后，不少菲籍华人来中国，拿着护照到我国驻菲使馆办理签证，三五天就到了北京。从外交上的对等关系来看，拿着出国护照，去菲驻华使馆办理签证，不是很快可以飞到马尼拉吗？怎不叫人欢喜？
七月间的一天上午，我打扮得整整齐齐，揣着我和老伴的两本护照，走到建国门外使馆区，找到菲律宾大使馆。门里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中国小姐，她礼貌地站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明来意，她看了护照，立即用英语打电话，请我坐在客厅里沙发上等着。
不一会儿，楼梯上下来一个小个子男人，穿着花衬衣、西服裤，大约三十多岁，看样子像是中菲混血儿。他和柜台后的中国小姐谈了几句，向我走来，和我客气地握握手，用普通话问道：
“先生，您有什么事要办吗？”
“我要去菲律宾探亲，来办签证。”我边说边递上出国护照。
他翻了翻护照，问：“王先生，您在菲律宾有什么亲属？”
“哥哥、姐姐、弟弟，一大家子，几十口人。”
“都住在什么地方？”
“马尼拉。有几个在南岛、怡朗、描戈律。我也在南岛尼格罗斯、伊洛伊洛住过。”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您回中国很久了吧？”
“是的，几十年啦。”
“按照我国政府的条规，凡是去菲律宾探亲的人，必须由那边的亲人申请，交了保证书，经过移民局批准，再由外交部给使馆发来文件，我才能给您办手续。”说着，他把护照还给我，“实在抱歉，王先生，现在不能给您签证”。
碰了一个礼貌的软钉子，只好起身告辞。后来又到使馆跑了几趟，知道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他祖籍福建南安县，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会说地道的闽南语。
从高兴变成烦恼，我跑全国侨联，找中国旅行社，向熟悉内情的人了解到，要取得菲使馆的签证，菲律宾的亲人除了保证来人按期离境外，每人还要交两万比索的保证金，而这笔保证金，名义上离境后退还，实际上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另外还要花一大笔钱，移民局才能批准，外交部才会给使馆下指示。想到我和老伴去探亲，顶多住上三两个月，却要让亲人花这许多冤枉钱，心里不安。不去吧？又不甘心，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打听许多住在北京的菲律宾归侨，到一九八零年为止，没有几个回去的。其中一位是对外友协的同志，他认识第一任菲驻华大使，有过交情，特别关照。另一位是国务院侨办的施旭东同志，她父亲在菲律宾去世，来电报要她去奔丧，她拿着廖公（承志）的信，在菲使馆守候了三天，等马尼拉的电话，菲方以人道主义为理由，批准她入境。
这两个例子对我都不适合。于是，我一方面写信给马尼拉的亲友，请他们想想办法，一方面托中旅社找找门路。有一个从国内去马尼拉行医的朋友，认识总统夫人和移民局长，来北京办事的时候，我请他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但是过了几个月没有办成。菲律宾有家旅行社和中旅社有业务关系，负责人到北京来，我向他请教。他叫我让菲律宾亲人，影印一份居住证寄来，再请北京的公证处，证明我和他们的亲属关系，将公证书、保证信和保证金交该旅行社，只要付来去的机票钱和手续费，保证在离境时由该社退还保证金。我照他说的办理，将公证书寄到马尼拉。四弟拿着公证书、护照影印本去接洽，那家旅行社竟不理睬，原来他们讲了大话！
病急乱投医，对症下错药，真是烦死人！有人劝我走香港，说香港门路多，根据中英条约，我们的公安机关有权批准出境。我也听说许多福建的侨眷，通过香港到了菲律宾。一九七八年冬天，我随广州军区一位副司令员，沿着深圳的边界走了一趟，收集外逃偷渡的材料，很想写点东西。十年动乱，人才外流严重，几万归侨知识分子流入香港，也想了解他们的情况，于是下决心改变行程，从香港去菲律宾。
只知道公安局可以发港澳通行证，却不晓得排队领证多么费劲。对外开放以后，单是广州和福建两省，就有几十万人申请去香港。香港弹丸之地，已有五百万人口，再多了就要爆炸！根据港英当局的请求，双方达成协议，每日从深圳过境限一百余人，北京只有两个名额。北京申请去港的人，大多是归侨和侨眷，全要长时间排队轮候，不由想起偷渡高峰的一九七八年，竟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中一部分被我边防战士堵住，一部分跑过境被港英抓住遣返，加在一起只占半数。我曾盘问一个跑了十次未跑成的农民，他说农村太穷了，跑成一次就够本了。我问一个女青年，跑到香港想做什么？回答说，干什么都可以。
申请去香港的人，不管用什么理由，出去后没有几个回来的。上面知道，我去香港为的是工作和探亲，还要回来，关照不用排队。即便如此，仍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许多同志添了麻烦，也受了不少窝囊气，拖了两个多月，好不容易领到港澳通行证。
八二年初春，我和老伴到了香港，立即打听如何去菲律宾。问来问去只有两条路，一是拿正式证件，要等一年；二是走邪门歪道，要花一大笔钱。我没有许多港币，更不能走非法途径。可是要等一年，我的天呀！那不太长了？原先准备待三个月，调查完归侨人材外流的情况就走，想不到又搁浅了！
不愿久等，一边访问归侨外流的知识分子，一边寻找提前去菲律宾的途径。刚到香港不久，中建百货公司总经理黄先生来看我，我向他请教办手续问题，黄先生说：“现在香港没有后门。”我不大相信，从前我在香港住过，是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现在繁荣了，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能没有后门？七十年代成千上万福建人，怎么通过香港去菲律宾的？当然我想的不是花钱走后门，而是用正当理由提前取得合法证件。
香港的亲友们热情招待，免费提供优良的楼房，帮助办理手续。一家大国货公司的总经理，请移民局一个高级官员帮忙，他满口答应，并且让我们填了表，贴上照片，请担保人签了字。可是一拖再拖，拖了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不得不另外托人。一家大报的负责人，让我去找一位勋爵的侄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满口答应，并且当场将移民局一位处长叫来，请他短期内给我办理。那处长记下我的电话，说三天后答复。我非常高兴，满怀希望地等着好消息。第三天晚上电话来了，那处长诉说办起这事的困难，提出廉政公署很厉害，会以为他得到什么好处，他向我道歉，劝我耐心等待。
经过一次次的希望和失败，我逐渐明白“现在香港没有后门”这句话。前任港督麦理浩设立廉政公署之前，官员贪污受贿很普遍。廉政公署专门调查徇私枉法的官吏，一经查出，重者坐牢，轻者永远开除公职。香港的官员待遇很高，现任港督尤德爵士月薪六万港币，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高出两万元，不用纳入息税，每月还有一万八千元的交际费，住总督府、小筑别墅都不交钱。高级官员月薪两万，低级职员亦有四千（约合人民币一千六百元，是指一九八二年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此外还有房贴等优待，谁也不想以身试法。何况我托的是空口人情，没有一点实惠，谁愿为你冒风险？有趣的是，内地有什么请求不好办，总用“研究研究”来拖掉；香港却是当面应承，然后诉说困难来推掉，这大概是不同制度的不同作风吧！
拖了半年多，又一次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有些旅行社登广告，可以参加菲律宾旅游团，时间半个月，旅费不算贵。我想半个月也好，总算去探了亲，和亲友见了面，了结几十年的愿望。可是登门一问，还是不行。实在要去，可以为你买葡萄牙或泰国护照，索价甚高。
这期间，四弟、弟妹和侄女，先后来香港接我们，知道暂时去不了，不同意我们回北京，说他们要想法在菲律宾办理。十月间，姐姐从欧洲回菲律宾路经香港，劝我耐心再等两个月，无论如何得去一趟。
香港的房租很贵，一套三居室一厅的单元楼房，每月租金四千港元，租一间也得一千多元。旅馆更贵，中等的双人房每天三百元，最差的也要一百元。幸好几位好友主动邀请，提供舒适的住房，不然无法滞留下去。
住宿不用花费，吃饭总得靠自己。香港三联书店答应出版我的长篇小说《南洋流浪儿》，预支了部分稿酬。香港《文汇报》星期文艺版，摘刊《南洋流浪儿》的部分章节，接连发了四期。《文汇报》的编辑白先生，又让我为副刊写长篇连载，我写了小说《龙真人别传》，在该报连载了半年。此外还给其他报刊，写了一些短文。
香港是个有名的超级闹市，噪音污染很严重，一天二十四小时，满耳是轰轰隆隆的响声！如果没有事情可做，很难熬得下去。访问了几十位从内地外流的归侨，写了两部长篇小说，既打发空闲时间，又解决生活问题。
好容易挨过一年，领到合法的旅行证件，正准备去菲律宾，忽然各报登出新闻，马尼拉街头，警探到处搜捕从香港入境的中国人士，绝大多数是福建人，抓到的要罚款、关押，遣回香港，已经有几个被送回来了。我打电话问了十几个办理去菲律宾的旅行社，回答都是一句话：暂时停办！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旅居菲律宾的几十万华侨，百分之九十几是福建人，解放后中菲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菲律宾只承认台湾政权，禁止大陆的人入境。福建的侨眷去不了，旅菲的华侨不敢回来，两地亲人隔离二三十年，彼此思念可想而知。许多老华侨盼着家乡的子弟去接班做生意，许多侨属想着去吕宋谋生。七五年中菲建交，给两地的亲人带来了希望，然而菲律宾仍然禁止中国移民，却允许香港人士去旅游。于是大批福建侨属纷纷申请到香港，从香港拿着旅游证进入菲律宾，却不按期离境，富有人家花大钱给子弟买下长期居留证，没钱的使点小费隐藏下来，有关部门的官员从中得了不少好处，另一些官员捞不到油水，司法部门拿到证据，逮捕管理入境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进一步追查搜捕过期不走的香港游客，牵涉了一些马尼拉和香港的旅行社，他们为了避避风头，暂时停办去菲的旅游业务。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在香港费尽心机，白白等了一年，最后还是落空了。说句迷信话，这叫“时运不济”！怎么办？旅行社的人说，眼下正在风头上，不好办，风刮过了，照样办，等着吧！
等多久呢？谁也说不上，只说不会太久。第三次陷入进退维谷！不等吧，也许最近就能去，岂不前功尽弃？等吧，又怕没完没了地拖着，考虑结果还是等等看。又等了两个月，实在受不了啦，准备收拾行李滚蛋，接到马尼拉来信说，马科斯总统公开宣布，中国公民可以到菲律宾旅游，限期二十一天，不必交保证金。信中说，二十一天不够还能延期，只要交纳若干手续费。信中还说，近来福建已经有人通过中旅社来马尼拉探亲。四弟正在为我办理直接由北京到菲律宾的手续。
这是一个新的喜讯，我立刻整理行装，告别香港的亲友，感谢他们盛情款待。乘直通车回广州，几天后到了北京，已是一九八三年仲春了。
七月间，收到马尼拉一家旅行社寄来的英文证件，是菲律宾外交部和移民局批准入境的影印本。接着又忙了一阵，重新打报告请假，重新办理出国签证，然后将护照和影印件交中国旅行社，由他们统一送菲律宾驻华使馆签证，十月初办完一切手续。
好事多磨，磨了整三年，这一下算是磨完了。以后会不会发生变故，只有天晓得！
空中冥想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办理出国手续，在那小本本上写上日期，盖上图章，许多人用两个星期，顶多一个月时间，而我却花了整整三年。
喜悦，烦躁，恼怒，交织着；希望，失望，反复着。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有些人偏偏要跟你刁难，好像我出国探亲妨碍他们升官，仿佛他们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父母和兄弟姐妹。
有人写匿名信：××在香港卖文为生，靠亲友接济，影响不好！——似乎借出国考察之名，拿国家的外汇，到国外游山玩水，影响才好哩！
有人造谣：××在香港不回来了，已经引起台湾的注意了——似乎白某人要“投奔自由”了。
这还了得！于是个别领导人紧张了，通过我国驻香港机构进行调查。幸亏香港的同志尊重事实，如实报告才完事。
然而谣言没有停息，它像夏天的苍蝇到处乱飞，从北京飞到福建、广州，飞到香港，飞进我的耳朵里，叫你怎能不恼火？
吃了哑巴亏，恼火有何用？既不能登报辟谣，又不能逢人解释，只好用行动来辟谣，行得端，走得正，谣言不如狗屁！
我回来了！回到北京来了！带着调查归侨外流人才的材料，向有关单位作了汇报；带着访问笔记和报刊资料，写了二十篇《香港见闻》，在《华声报》上连续发表，出了书。此外还带着一部在香港出版的《南洋流浪儿》，带着《文汇报》连载的《龙真人别传》——我在香港写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我回来了！我还要出去探亲！名正言顺，合乎政策，谁也不好阻拦。
奔走三年，好容易才拿到菲律宾驻华使馆的签证，我舒了一口长气。由于经历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我还不大放心，恐怕横生枝节。
八月间，菲律宾反对党领袖阿基诺，从美国秘密回马尼拉，在机场被暗杀，连日来马尼拉街头，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向总统府请愿，与军警发生冲突，频频出现流血事件，北京电视屏幕上不断播映这种场面。菲律宾政局动荡不安，好心的同志劝我等稳定了再走，以免冒不必要的风险。我不怕什么风险，倒是看到马科斯政权摇摇欲坠，美国、日本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他实行经济遏制，菲币大量贬值，一旦发生政变，改变了入境条例，我那四十年的梦，又要破灭了！我这三年的心血，岂不白费了吗？
不行！我得立刻动身！免得夜长梦多！
十月下旬，福建集美学校建校七十周年，邀请海内外校友参加庆典，我接到请柬，要我务必去厦门。《福建日报》编辑部打来长途电话，约我写纪念文章。十月十一日，我和老伴乘飞机到福州，写了《故乡·母校》给《福建日报》，坐汽车回到晋江老家，见了从菲律宾返乡养老的大哥。
大哥真是老了，快八十岁了，身体也萎缩了。他在南洋辛苦一辈子，两袖清风回到故里。他生性朴实，为人忠厚，是个没嘴的葫芦，你不问他，他一天讲不到十句话。用家乡话说，是个“古意人”。他小时候念了几年私塾，十几岁去南洋谋生，头家（老板）喜欢他老实，让他管财物记账，分毫不差，叫他站柜台，寸步不离，可是月薪，永远和别的店员差不多。他每月拿到工资，几乎全部汇到国内养家。他站了五十多年的柜台，身体越来越瘦，小腿越站越肿，末了站不住了，还是不肯回老家。他有他的想法：在南洋好歹每月有点收入，回老家只能白吃地瓜干；当了几十年“番客”，既不能光宗耀祖，又不能衣锦还乡，两手攥空拳回来，未免被乡亲们嘲笑。
大嫂精明能干，在老家抚养三个儿女，培育他们成人。儿子同济大学毕业，当了建筑设计的工程师，两个女儿也都出阁了。丈夫三十多年没有回来，她不断写信去催，就是催不动。七十年代初，大嫂申请去香港，六十多岁高龄，在工厂里打了几年工，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笔旅费，跑到菲律宾去，在亲友的帮助下，把大哥拉回来。
在老家住了几天，老兄老弟叙了旧。十月十九日到厦门，住进鹭江饭店。当年一同去延安的集美同学林有声、陈耕国和陈熙道三同志，先后到达了，许多分别数十年的校友也来了，老同学欢聚了几天，亦人生一大快事。
美国、新加坡、菲律宾和香港等地，来了一百多位校友。北京、福建一些领导人，专程来参加校庆。庆祝大会和陈嘉庚先生铜像揭幕同时举行。集美学村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接连热闹了几天。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先生，受到海内外人士的尊敬。
二十七日乘上刚通航的波音七三七飞机，一个多小时到了广州。第二天上民航售票处买票，原以为机票难买，在福州就打电话到广州订票，想不到去马尼拉的飞机，只卖出几张票，空位很多。中菲航班每星期二飞一次，我们买的是十一月一日的机票。
临走的前夜，想到四十年的梦眼看要实现，久别的亲人明日要团圆，一晚上兴奋得合不上眼。清晨醒来，听见小鸟吱吱喳喳的叫声，窗上透着亮光，我悄悄下地，轻轻走到凉台上。天上晴空万里，太阳升上地平线，空中几朵红云，一阵阵清风带来花香，珠江上漂着几只木船……好呀！是个大晴天！我高兴地跑回房中，唤醒沉睡的老伴。
“你慌什么呀？十一点钟的飞机。”老伴嗔怪地说，“瞧你这老头儿，像个小孩子。”
可不嘛！这两天我真像返老还童了，坐不住，睡不好，书看不进去，眼前不断出现菲律宾的情景，惟一能干的是轻装再轻装。广州的初冬，比北京的秋天暖和，此时的马尼拉，却是一年中最凉爽的季节，但气温仍然在三十摄氏度上下。我们把带来的衣物减了又减，只留身上的西服和几件替换的衣衫，一件薄毛衣考虑了半天，还是留在箱底。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出门上路赶早不赶晚。九点多钟，我们去白云机场，没有几个旅客，很快办好海关手续，等候由北京飞来的班机。等呀等，等到十一点钟，还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心里犯嘀咕：难道北京的气候不佳？还是机件出了毛病？在国内乘飞机，时常碰到晚点，耐心等待就是。今天和往常不同，使我坐立不安，不断望着候机室墙上的电钟。快十二点钟，窗外传来一阵隆隆声，一架姗姗来迟的波音七0七客机，从空中徐徐降落，一群旅客下了飞机，向出口处走去。
我松了一口气，和老伴提着简单的行李，匆匆登上机舱。机舱里只有二十几位乘客，其中有五个带着乐器，我认出是中央乐团的演员，大概去作文化交流。偌大的机舱，一百五六十个座位，几乎全空着，心想乘客这样少，飞一趟国家该赔多少钱？想到国外一些航空公司和大饭店，为了招徕顾客，旺季机票有折扣，淡季折扣更多。记得两年前菲华联谊会，创办了廉价的“北京七日游”，组织华侨回国观光。该会主席吴永源先生，专程来北京与民航局谈判，希望能给他们的旅游团票价打折，谈了几次不得要领，只好转乘菲航的班机。我国一些国营企业，官商作风严重，规章制度订下来，改变一点得层层研究批准，做生意太不灵活，如何能和外国公司竞争？反正盈利亏本，是国家的事……
一阵剧烈的轰隆声，打断我的胡思乱想。飞机起飞了，广州市的房屋变小了，珠江在阳光反射下，宛如一条弯弯的银带，三角洲的田野在窗外飞逝，眼底下出现点点的岛屿和茫茫的中国南海。
飞机慢慢爬高，穿透云层进入万米高空，蓝色的海洋消失了，机舱下是棉絮般的云海，平平静静，一动不动。
我闭上眼睛想养养神，一连串陈年往事，不时在眼前晃动，儿时的故乡亲人，童年在南洋的情景，像一部意识流的影片，交错的镜头在银幕上跳来跳去……
……白发如霜的老奶奶，慈祥的脸上留下劳苦的印记，双眼没有亮光，瞳孔被白内障遮住了。啊！这是我的老祖母！五十年没有在我眼前出现了，自从我懂事，她就双目失明。我七岁时家乡闹瘟疫，母亲染病身亡，我一直跟着老祖母，同睡一张硬板床，凉席下铺着稻草垫，一领打补丁的破蚊帐，挡不住成群的蚊子，一床蓝花土布的被子，棉絮结成硬疙瘩，春夏秋冬没有更换过。祖母没有名字，墓碑上刻着“王门李氏”。她大半生在贫困中度过，下地劳动，操持家务，生男育女。她生了七胎，只养活了三个孩子。她生孩子三日，就得下地做家务活，身体过分劳累，地瓜饭吃不饱，想念死去的四个孩子，夜里偷偷流眼泪，把眼睛哭瞎了。她常在夜里睡觉时，给我讲海上的传说，讲乡里械斗的故事，讲盐民打砸官府盐馆……她老是念叨着，要我长大了去吕宋当“番客”，跟父亲做生意，发了财回家光宗耀祖……
一张褪了色的半身画像，画着一个干瘦的老人，脸上布满了皱纹，头上戴着瓜皮小帽，身穿着黑马褂，一双炯炯目光盯着我。他是谁？好像在哪里见过。对了，他挂在老家厅堂神龛上面，是老祖父的遗像。他生前我没见过，去世后我才来到人间。听祖母说，他很穷，家里几小块薄瘠的山地，只能种地瓜、花生和黄豆，打的粮食不够吃，村里布袋戏（掌中木偶）演出，都叫他去挑戏箱，每次挣回来几十个铜板……
天井里摆着香案，案头上几碗祭品，香炉里点着三炷高香，香烟袅袅，火盆里烧着锞纸，亮光闪闪。偏房里床上，躺着奄奄一息的病人，门口站着两个哭着“阿妈”的孩子，大的七岁，小的五岁，他们要进房子，大人不准许，孩子哭得更加伤心。啊！那两个男孩不就是我和四弟吗？这是我母亲临终前的情景，母亲给我留下惟一的印象。可怜的妈妈呀！你死后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我只记得你很瘦很瘦……
椰林里走出一个番姑娘，透明的硬纱小衫，高过肩头的短袖，像鸟儿的翅膀，腰里围着枣红色黑格子纱笼（筒裙），光着两只大脚，头上顶着一只大筐，筐里盛满乳白色果子，一串串，像家乡的大龙眼。
一个穿着白衬衫、白米林西服裤、白胶鞋的青年，向番姑娘买了一串果子，朝我招手：“来来，吃兰荪礼示。”我摘了一颗，剥开皮吃着，跟龙眼一样甜。“再吃吧！孩子！”怎么叫我孩子？我看了一下自己，果然变成那个站在门口啼哭的小孩。“怎么？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阿爸啊！”阿爸？我哪有这样年青的父亲？“家里有我的相片，你没有看见？”是的，我见过，老祖母房里有个镜框，放着几张照片，有张年轻时的阿爸，身材瘦长，跟他一模一样，另有一张中年的父亲坐像，身体发胖，两旁站着小时候的大哥和二哥。听祖母说，阿爸十五岁，乘着帆船漂洋过海，到菲律宾当石工，后来做小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南洋没受战祸，生意人都发了财，父亲与人合伙开了一家杂货店。
午饭后，杂货店里生意清淡，父亲坐在过道的藤椅上午睡，发出呼噜的鼾声。我轻轻地走过他的身旁，他忽然睁开眼睛，拉着我的手说：“孩子，现今生意不景气，每日入不敷出，店里人手多了，阿爸决定过几天回‘唐山’，你要听叔叔的话，好好学生意。”那是一九三三年春天，世界经济危机的风刮到菲律宾，各地生意萧条，很多商店倒闭。父亲回到家乡不久，他在厦门钱庄里的存款被倒掉，使他灰心丧气，留在家乡种地。
清晨，年老的阿爸亲手煮了一大碗面，看着我吃完，送我到村头汽车站。汽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他老泪纵横，他知道我要去北方参加抗日战争，不知何时能再相见。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成了永诀！一九四零年，日寇在闽南海隅登陆，到处杀人放火，烧了王家祠堂，乡里医生都跑了，父亲得了伤寒病，没有医治亡故了……
机身剧烈晃动，把我从遐思冥想中震醒，飞机落入云海中正在下降，逐渐降低飞行高度，凭窗俯视，飞机已经越过海洋，陆地隐约可见。飞机继续下降，地面上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河川，越来越清晰。到了菲律宾最大的吕宋岛了！
飞机在低空飞行，吕宋岛上一条条山脉、河流，一处处港湾、村镇，不断在眼底下飞逝。飞近马尼拉上空，机舱里响起空中小姐的声音：“飞机马上要着陆，请旅客们系好安全带。”我看了一下手表，表针指着两点三十分。不由想起小时候，从厦门乘太古公司的安庆轮来马尼拉，在大洋上颠簸了三天三夜，我和统舱里的旅客翻滚呕吐，狼狈不堪！现代化交通把地球缩小，不到两小时，我们在马尼拉的国际机场着陆了。
重逢的喜悦
生离死别，是人生中的不幸，造成心灵上的创伤，只有重逢的喜悦可以医治。
马尼拉的国际机场很大，下了飞机，我有点懵头转向，只好跟着别的乘客往前走。
离开马尼拉的时间太长了，虽然旧地重游，可是我的英语和沓加禄话，数十年不讲，几乎忘光了。听说此地的海关很挑剔，尽管我们的行李简单，万一检查起来盘东问西，不知如何应付。
心里犯嘀咕，踏上禁区更加不安。走进大厅里，远远看到侄女月娥向我们招手，她母亲丽英站在后面，我放心了。
弟妹高兴地和我们握手，介绍身旁一个高大的青年，说道：
“这是显祖，二哥的大儿子。”
我听说二哥有七个孩子，五女二男，全是在菲律宾出生的，从未见过面。显祖三十多岁了，初次见面，有点腼腆，不声不响，看样子是个纯厚的老实人。
行李下来了。我们走到海关的卡口，出乎意料，海关人员验完护照，挥手让我们出卡子，行李全部免检。我暗暗奇怪，大概知道从中国来的旅客，不会夹着违禁品，或许……不管什么原因，反正顺利过了关。
禁区外面拥挤着接客的人群。姐姐红纱、二哥年测、四弟年增、堂弟建忠四家人，几乎全体出动。老同学时培和丽贞夫妇、维新和月英夫妇，也到机场来了。外甥、侄儿和侄孙们，男男女女一大堆，有的在照片上见过，有的完全陌生。亲友们满面春风，欢欢喜喜，挨个和我们握手、拥抱。那群不相识的孩子们，瞪大好奇的眼睛，喊着：“老叔公！老婶婆！”“三舅公！三妗妈！”一个个投进我们的怀抱，搂着我们的脖子，用小嘴吻着我们的腮帮。
我和老伴的脖子上，被套上茉莉花环。茉莉花本地名叫“三巴高达”，这花有段哀艳的爱情故事，传说是马拉加斯王子和马甘妲公主死后，在他们合葬的坟上长出来的，菲律宾把它定为国花。几架照相机，不断在面前闪着亮光，我有点手忙脚乱，心里异常激动，眼里闪着泪花。
姐姐、四弟和我们坐一辆丰田小车由小外甥辛多驾驶，其余的亲友分乘四部小车。车队出了机场，沿着滨海大道奔驰，道路很宽，两旁是高大的椰树和热带的乔木。这一带原是马尼拉湾的荒滩野地，现在沿途建起一座座高楼大厦，五星级大饭店，豪华大酒楼，游艇俱乐部，夜总会，赌场……原先的仑礼沓和黎刹公园连在一起，纵横十数平方里，规模宏大，装点美丽，成了马尼拉的旅游中心，每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游客。
小车开得很快，小外甥辛多说：“平日这条路上汽车很多，经常堵车，一小时也走不完。昨天是‘亡人节’，放三天公假，许多小汽车都开到义山去了。”
我知道华侨说的“亡人节”，西方人叫“万圣节”，是天主教、基督教的节日，有如中国的清明节，家家户户都去上坟扫墓，甚是热闹。刚才在低飞的飞机上，我看到地面上许多处搭着帐篷、支着太阳伞，还当成逢集赶会，原来是祭祖先过鬼节。
四弟说：“三哥和三嫂早来两天，可以到华侨义山参观，那里可好看啦！义山里好些坟墓，修得像一座座别墅，大理石贴墙，大理石地板，楼上楼下，电灯通明，有的坟茔，还安着冷气机，上坟人家拉着成车的山珍海味，在里面祭祀完毕，设下宴席，吃喝完了，通宵打麻将。马尼拉的华侨义山，全世界独一无二，成了一个旅游点，外国游客到菲律宾必定去义山参观拍照。”
四弟的话使我想起小时候，看见有钱的菲律宾人出殡，几匹大马拉着灵柩，孝男孝女穿着黑衣，送葬的宾客臂缠黑纱，乐队吹吹打打，下葬以后大摆酒席，开跳舞会，不知是哀悼还是庆祝。
姐姐信鬼神，一直没有开口，似乎感到我们在这个日子来临，不甚吉利。我趁机会解释，说道：
“中国民航客机，每星期飞马尼拉一次，都是礼拜二，碰巧了。”
小车穿过黎刹公园，公园四周没有围墙，大马路横贯仑礼沓广场，菲律宾国父扶西·黎刹（Jose Rizal）纪念碑，高高竖立在广场中心，海滨新建几座大厦，建筑雄伟，风格别致。小车出了广场，朝东北拐弯走了一阵子，古老的巴石河在眼前出现，过了河上的钟斯桥，进到旧马尼拉市区，这里是华侨集居的地方，原叫唐人街，现名中国城。小车绕过中国城，沿着东北大道，驶向计顺市。计顺市原是旧马尼拉郊区的小镇，为纪念菲律宾独立后第一任总统计顺（Quezon，亦译奎松）而命名。现在盖起许多花园别墅，成了风景秀丽的高级住宅区，与旧马尼拉连成一片，与加洛干、仙凡、麦加地、巴西……等卫星城，合称大马尼拉。
小车驶进一条清静的马路，在一座花园楼房院外停下。辛多按了几声喇叭，院门开了，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菲律宾姑娘，她跑来打开车门，我们下车，后面几辆汽车也到了，一大群亲友走进院子，拥入楼下的客厅里。
客厅里挤满了人。经过姐姐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些第二代、第三代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在菲律宾出生的，成为菲籍华人了。姐姐说，这些只是小部分，大部分侄孙辈还没有来哩！
外甥媳妇娥莉，领着孩子们到后面小花园玩耍去了，青年们亦跟着辛多纷纷散去，大外甥阿锥留下招待。阿锥是香港出生的，当年我在九龙姐夫家见过，他还是怀抱的婴儿，现今四十多岁了。姐姐说，阿锥有九个孩子，自立门户，在旧马尼拉居住，职业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
菲律宾姑娘端来咖啡，给每人倒上一杯走了。客厅里剩下我们老兄老弟，还有几位老同学。大家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着往事，讲着现时的状况。当年分别的时候，全是风华正茂，充满着对未来的理想，对日寇侵略中国的义愤，对祖国垂危的担心。一眨眼过了四十多年，一个个变成白发斑斑的花甲老人，言谈之下，感慨万端，幸好大家都还健在，事业有可喜的发展，今日能够重新团聚，得到很大的安慰。
老同学时培和维新两家，亦是儿孙满堂，他们都建了宽大的住宅，办了规模不小的工厂，成了富有的企业家。对我这次探亲帮了大忙。我们滞留香港的时候，有几位曾到香港会过面。时培的夫人丽贞女士说，一九七七年我姐姐回国旅游，她和姐姐在一个团，我去广州接姐姐，在华侨大厦餐厅里，一同吃了几天饭，可惜见面不相识，失之交臂，回来后知道了，后悔不已，一晃过了六年，总算见面了，感到很高兴。
娥莉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晚餐，二十多人坐满两张大圆桌，亲人们举杯庆贺，喝着团圆酒，吃着团圆饭，大人们说说笑笑，孩子们叽叽喳喳，餐厅里充满重逢的喜悦。
骨肉情深
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换了新的环境，会见阔别多年的亲友，看到这么些后生晚辈，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夜里谈了大半宿，心情一直很兴奋，躺在软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加上冷气机的嗡嗡声，吵得一夜睡不好。
迷迷糊糊睡了一阵子，天就亮了。按照老习惯，我爬起来洗刷完毕，提着收音机走到院里，一边做早操，一边听北京的新闻联播。收音机里说，国内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文艺界大概又出了什么问题？想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都从文艺上整起，这次不知又搞出什么名堂？
院里一片翠绿，犹如中国的春天，到处生气勃勃。两棵突出屋顶的椰树上，结着累累的绿果；几株阔叶的热带植物，摆出欣欣向荣的姿态；一些不知名的牵藤异草，沿着墙根爬到壁顶。花架上放着各式盆栽，有雀梅、榆树、米兰、茶树……玲珑小景，十分喜人。最有趣的是那些泰国和夏威夷的兰花，养在装木炭的小陶盆里，悬绑在椰树干上，露在外面的根须，依赖阳光和水分，枝条上开着鲜艳的花朵，五颜六色，妩媚秀丽。这种兰花花期很长，几个月不谢，可惜少了一缕清香。
庭院后面，是座新盖的平房，一房一厅。卧室内十几平方米，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床、衣柜和梳妆台。床头桌上，放着一架住宅内用的对讲机，一盏能调光的台灯，墙上装着小空调机。卧室连着客厅，中间是一扇硬塑料做成的拉门。客厅很宽敞，约三十平方米，大理石地面，东、北两堵墙，镶着斜形木板，西、南两堵墙，满装着落地的玻璃拉门，里面挂着塑料的百叶窗帘。沙发、方桌、写字台、靠背椅子，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电话机、收录机、大空调……还有两大盆热带花木，几件中国古董。卫生间和浴室设在客厅外面，旁边放着一辆丰田豪华小汽车。
昨天黄昏，姐姐带我们看房子，对我说：“三弟，两年前，你外甥辛多，知道你们要来，特地盖了这所房子。家里原来有两部小车，辛多和娥莉每天上班，每人开一辆。上个月听到你们办好签证，辛多又买了这辆新车，请了司机，专门给你们使用……咱们兄弟姐妹五人，就你一人早年回祖国去，这几十年，吃了不少苦头，现今老了，回来享两天清福吧！”
外甥的心意，姐姐的深情，我很感动。本来嘛！亲骨肉长期分离，希望朝夕相处，共度晚年，亦是人之常情。我原想告诉姐姐，说明这次来菲探亲，只请了三个月假，不久就要回国。可是看到她兴致勃勃，不好给她泼冷水。记起七七年她回国看我，在上海机场分手时，她哭着说：“今生难再见面了！”如今刚见面就提到离别，恐怕会伤她的心，扫她的兴，只好把话咽下去。
母亲早年去世，姐姐对我很照顾，小时候一同念私塾，一同上学，一同回家。我喜欢玩耍，她教我温习功课，同学欺负我，她总是护着我。我到南洋谋生，她嫁给邻村高家，姐夫也是个菲律宾华侨，在马尼拉经商，一九三七年三月我回国，姐夫买了一支派克笔送我，上面用英文刻着“王寄生”三个字，这支笔跟着我几十年，编报写文章全靠它，至今仍保存在身边。一九三八年我去延安，路经香港，姐姐给我凑足旅费。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香港，姐姐全家跑到菲律宾。不久日军进攻马尼拉，姐姐一家人到处逃难。一九四五年初美军反攻，日军撤退前火烧马尼拉，中国城一片火海，姐姐在溪仔婆的商店毁于炮火，公公跟着去世。日本投降后，保险公司赔偿他们数十万比索，姐夫的两个哥哥，只分给姐夫两万元，姐姐觉得太不公平，一怒之下，赌气分文不取，拖着四个年幼的儿女，住进一个旧仓库，靠手工劳动和小买卖，养活一家人，培育子女读书。后来姐夫病故，生活更加艰难，幸好儿女们争气，努力求学上进，帮助母亲做活。特别是小儿子辛多，聪明能干，自学成材，英语讲得很好。他在一家塑料厂当推销员，成绩优异，为工厂挣了大钱，董事会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当经理。辛多挣了一份家业，姐姐卸下肩上重担。如今子女都已婚配，膝下内孙和外孙共十九个。
辛多当了工厂经理，娥莉在一家股票公司做事，收入也不错。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姐姐跟小儿子住进新盖的楼房，晚年享了清福。菲律宾农村贫困，从乡下来的女工，除了管做饭，工钱很低。姐姐家请了三个女工：罗礼示管理伙食带孩子，丽达和一个中年妇女搞卫生、洗衣服和打杂。从菲华社会的经济状况看来，姐姐的家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吃过早餐，姐姐带我和老伴，参观前面的楼房。楼上四间卧室，一个小客厅，辛多的卧室里，玻璃柜中摆着中国古玩，挂着我国著名画家亚明和宋文治的山水画。小厅里从楼梯口起，墙上满是油画和水粉画，全是菲律宾名画家的作品。各间卧室都有彩色电视机、录像机和电话。楼下大客厅里满铺着地毯，挂着我国名画家黄永玉的荷花、陈大羽的公鸡，名书法家朱丹的条幅。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樟木矮桌，桌面雕着贾元春回大观园省亲图，图中人物众多，个个栩栩如生，是件珍贵的古董。厅里还放有菲律宾出土的我国宋代大陶罐、清代青花瓷器和一些古玩。旁边书房里，前边放着写字台和音响设备，后边神龛里供着观世音大士，香炉里烧着三炷香。姐姐和上中学的大孙子，经常在这里活动。客厅后面是餐室，花隔子屏风，大理石地面。再后面是间大厨房，里面有贮藏室、冷藏柜。旁边是三个女工的住房。
姐姐说，辛多别无嗜好，每天下班，除了给孩子们督课，就是欣赏古玩字画，给花木浇水治虫。小外甥在菲律宾出生，年不过四十，没有回过中国，居然有此雅兴，实属难得。后来辛多告诉我，他有钱就收买古玩字画，除了可以摆设欣赏，也是积蓄财富，货币不断贬值，古董越久越值钱，这是生意人的眼光。
八点钟，菲律宾司机来上班，他叫梅里敏，姐姐简称他“敏”。敏驾着新车，姐姐陪着我们，去探望二哥和四弟的家。
当年我在菲律宾，父亲与人合股，在南岛怡朗市郊区那巴示，开了一间名叫“合益”的杂货店。我们兄弟三人，都在店中当伙计。三十年代初生意萧条，店中人手太多，我先去西黑人省巴佬温社，后来辗转到马尼拉半工半读。不久合益店倒闭，大哥和二哥亦去巴佬温社，在巴布里加开了一间“菜仔店”（小杂货铺）。太平洋战争，日军在黑人岛登陆，火烧巴布里加，小店被焚，大哥给人家当店员，二哥另开一小店，小店再次失火，生意关门。二哥搬到描戈律，做了几年小买卖，年老了回马尼拉，在加洛干租了房子，和小女儿丽姗在一起，生活由儿女们供养。
敏开车走了半小时，进入加洛干市，从大马路转入小巷道，离开商业街，进入住宅区，路面高低不平，汽车颠簸摇晃，走到一排旧式的两层楼房前，姐姐吩咐司机在一家铁门外停车。
二哥开门出来，领我们进屋，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葡萄露，倒了三杯，说道：
“阿秀去显章家照看小孙子，丽姗去上班，留下我看门。”
二哥说着闽南话，老伴听不懂，我连忙翻译说，阿秀是二嫂的小名，显章是他们的二儿子，丽姗是最小的女儿，在外甥媳妇娥莉做事那家公司当打字员。
二哥年近古稀，身体干瘦，满脸皱纹。常言道：“有钱难买老来瘦。”可是姐姐说，二哥原来很胖，这几个月突然瘦下来，体重减轻四十磅，令人担心。
“二哥，”姐姐比他小两岁，跟我一样称呼，“你去彻底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病，怎么越来越瘦？”
“中西医都查了，除了哮喘、咳嗽，没有别的症候。”二哥说。
“你上大医院去看看，别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大夫。”姐姐说。
“庙大菩萨不一定灵，何必让洋大夫敲竹杠！”二哥不以为然。
“嘿！你就这个脾气！”姐姐心疼地责备他说，“几个月瘦成这个样子，可不是好玩的！”
“不要紧，我心中有数。”二哥说，“能吃能睡，不痛不痒，哪有什么大病？”
“能吃能睡，怎会一天天瘦下来？还是当心点好！”
“你放心，没有事。”
“听说你时常自己配药吃，乱吃药可不好啊！”
“都是普通药，咳嗽、感冒还用去看医生？”
“姐姐和二哥争论着看病、吃药，这个医生高明，那个大夫平常，我一点也插不上话。听说得癌症的人，身体一天天消瘦，我担心二哥是不是这种恶症，又不好说出口。凑个空子，我对二哥说道：
“二哥，你几十年没有回‘唐山’了，该回去看看。春秋两季，不冷不热，到北京去玩玩吧！北京有好多大医院，医生都是高手，责任心强，去彻底检查检查，好好治一治，顺便到祖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名胜古迹，换换环境，对身体有益。”
二哥笑笑没有应声，我进一步说：
“现在飞机直通北京，四个钟头就到了，到北京住在家里，看病、旅游都很方便。”
“年岁大了不爱动，”二哥说，“小孙子才几个月，你二嫂走不开，以后再说吧！”
“什么时候想去北京，给我打个电话，”我说，“无论如何得去一趟，早点去。”
“好，好。”二哥点点头，有些动心。
姐姐看见我老伴听不懂话，呆呆坐着，提议看看二哥的住房。
二哥带我们看了房间，楼上两间卧室，老俩口住里间，侄女住外间。楼下是个大通房，三十平方米，前面当客厅，后边作厨房、餐室，条件不算好，住三个人倒也够宽敞了。
如果说，姐姐家的生活水平，在目前菲华社会属于中上，那么二哥家是中下。但是比起父辈华侨的生活，好了不知多少倍！老一代华侨，胼手胝足辛苦了几十年，绝大多数住着狭窄的房间，不少人是关了店门后睡在柜台上。我在怡朗合益店当学徒，和几个伙计住在一间小房，睡的硬铺板，木缝里塞满臭虫，蚊帐由黄变黑。后来在马尼拉半工半读，寄居在宗亲家的走廊里，在一条二尺宽的长板凳上，睡了整三年，因为没有蚊帐，每晚跟蚊子战斗，有时太累了，任凭蚊虫饱餐。当时马尼拉能有花园洋房的屈指可数，家有小汽车的，更是凤毛麟角。现在不少华侨有自己的洋房，汽车更多，好些家庭有几部车，上班时各人驾驶一辆。
昨天二嫂没有去机场，我很想念她。记得一九三七年，我回国到厦门，和二哥二嫂住在水仙宫益华客栈。益华钱庄倒闭，债主们接管客栈，公推二哥当经理。“七七事变”，日寇占领金门，飞机轰炸厦门，二哥二嫂要去菲律宾，我到轮船上送行。在我印象中，二嫂在鼓浪屿念过中学，是我们家的惟一的女知识分子，我对她很尊敬。她生性文静，沉默寡言。几十年过去了，不知变成什么样子？
二哥和我们上车，走了两条街，到小侄儿显章家。显章夫妇都去上班，二嫂抱着不满周岁的孙子，和一个菲律宾小保姆在屋里。二嫂的性情还是老样子，只是老了，胖了。坐了一会儿，二哥带我们到大侄儿显祖的印务馆，显祖出门做生意，侄媳妇也不在家。我们参观完小印刷厂，已经是中午时分，二哥要请吃菲律宾的名菜炸小鸡。姐姐一点钟约人有事，怕误了时间，对二哥说：
“要请三弟，等你一家人齐了，全家团团圆圆，今天就你一个人，免了吧！”
送二哥回家，我们驱车到著名的唐人街——王彬街，随便在一家小馆里吃了中饭。姐姐忙她的事去了，敏驾车送我们到四弟家。
四弟在“中国城”一座旧大厦的四楼，租了一个单元房，四房一厅，一家八口人，雇了两个菲律宾女工，挤在一起。四弟原在福建老家种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打内战，到处抓壮丁，四弟逃到香港，拿着旅游证跑到菲律宾，当了二十多年的“黑人”，东躲西藏，不能公开
做生意，不能站柜台，只好躲在店里当伙长（厨师）。中菲建交，菲政府放宽移民政策，四弟花钱补办了居住证，和一同跑壮丁来菲的结拜兄弟王建忠，在马尼拉远郊区，开了两所面包厂，后厂前店，批发零售。他每天清早，坐一个钟头的小车去上班，晚上九时关了店门才能回家。节假日生意好，面包厂日夜加班，四弟更忙。所以他常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上了三百七十天的班。
我和老伴爬上四层楼，进了四弟的家门，弟妹丽英就嚷着“开饭”，指着一桌子菜，责怪地说：
“怎么这时候才来呀？一点多钟了，菜都凉了！”
餐桌上摆着白煮大虾、红煎螃蟹、清蒸石斑鱼、油炸小鸡、红烧肘子、烩鱼丸汤……
“丽英，你把我们当客人呀？办起酒席来了！”我说。
“你们远道而来，头一回到家嘛！”丽英说，“快坐下吃饭吧！喝什么酒？”
“这样丰盛的菜，可惜我们在外面吃饱了。”我抱歉地说。
“嘿！你是怕我家里没有吃的吧？干吗到了家门口，还去下馆子？”弟妹板着脸说。“初次到家，不吃不行！”
我分辩道：“早晨给你打电话，说你上信愿寺烧香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回家。从二哥那里出来，快十二点钟了，二哥要留饭，姐姐说她一点钟有事，我们胡乱在街上吃了，刚才爬楼梯，我还怕你不在家呢！”
丽英对老伴说：“三哥不吃，三嫂你吃！”
老伴不会闽南话，这两句话她听懂了，用普通话回答：
“实在吃不下了，自家人还用客气？”
帮厨的中国大姐，端来两碗红枣煮甜鸡蛋。这是福建家乡的风俗，亲戚初次上门，一定要吃甜鸡蛋，我们只得吃了。丽英还要我们吃饭，我说：
“实在吃不动了！”
“吃不动装饭盒，给你们带回去。”
“那可不行！姐姐要生气。”
“这么一大桌菜，你们不吃，怎么办？”
“你和孩子们吃吧！”
“孩子们上学了，早吃过了，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
“留着晚上吃吧。等四弟和侄女下班，孩子放学，咱们吃顿团圆饭，我和四弟还要喝两盅呢！”
就这样和丽英说好了，她给四弟打电话，说我们来了，要四弟早点下班，一同吃晚饭。
晚上又添了几样菜，等到七点多钟，四弟来电话，说面包炉坏了，得连夜抢修，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吩咐不用等他，没奈何，我们只好先吃。
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围着大圆桌吃着，可惜团圆饭缺了一家之长，我独自喝了两杯闷酒，感到有点遗憾。
来菲律宾第二天，看了亲人们的家，处处感到亲切，感到喜悦，这种骨肉情深的温暖，也许是中国家庭的特色吧！
故人巧会
中国旧小说里，常用“无巧不成书”，讲述离奇的故事。人生舞台上，戏剧性的巧事层出不穷，我这一生就碰到许多，想不到来菲律宾第三天，又发生一件可喜的巧遇。
这天清晨，我正在院里做健身操，听北京的新闻，忽然屋里的电话机叮铃铃响了，我忙跑进去接电话，听到N女士兴奋的声音：
“哈罗！寄生吗？告诉你个好消息，老同学T先生从台湾来了。”
“是吗？太好了！”真是喜从天降，我兴奋地喊起来。“T先生是怎么来的？”
“我正想设法通知他，你来探亲，没想到他人在马尼拉。”N女士说。“前几天不是亡人节吗？他来给母亲扫墓。”
“太巧了！这一下可以玩两天啦！”
“不行！他是个忙人，今天下午还要谈生意，明天飞新加坡。他说十点钟来我家里，你上午有空吗？”
“有，有！”
“我怕你有约会，被别人拉走，所以一早给你打电话，你早点来，这是咱们的福气啊！”
“好，好！我九点半钟来。”
闽南话中的“福气”，含义很广，幸福、喜庆、机缘、好运、意外收获……分别几十年的故人好友，能够重逢欢聚，当然是一种福气啦！
三十年代，N女士、T先生和我是中学里的同班同学，要好的朋友。上课放学、温习功课、做作业、总在一起，出墙报、编刊物、唱歌、演戏、做救亡工作，形影不离，N女士热情开朗，T先生爽直豪放，我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想着有朝一日，能回祖国东北，参加义勇军，拿起刀枪与日寇血战，把鬼子赶出鸭绿江！
我和T先生都是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常委，我负责宣传，他管总务，N女士是我们的助手。出《救亡月刊》要印刷费，N女士带着几个女同学去向爱国华侨募捐，招登广告；刊物出版前，N女士帮忙当校对，T先生负责发行，找一些救国会的男女同学，上街叫卖，托书店和报刊零售。
《救亡月刊》是十六开铅印本，一九三七年元月创刊，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绥远百灵庙抗战的大照片，一个士兵趴在工事里，握紧带刺刀的钢枪，瞄准着前方。社论的题目是《国共合作的一线曙光》，从“西安事变”谈到国共重新合作抗日。还有篇论文，题为《汪精卫回国以后》，说的是“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活捉蒋介石，亲日派何应钦调动数十万大军，集结在洛阳、潼关的陇海线上，准备进攻西安、大打内战。亲日派头目汪精卫匆匆从德国乘邮船回国，策动何应钦从速进攻，想至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
汪精卫乘的那条邮轮，经马尼拉作短暂停留，报纸登出消息，我和T先生跑到仑礼沓码头，看了那条邮轮，后来合作写了文章。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政治上更是幼稚，为什么能写出那样论文？靠的是两个老师，一个是领导救国会的董老师，他是一位老革命；另一个“老师”是巴黎的《救国时报》，这报纸是共产国际东方局在法国出版的。我当年半工半读，每天下午卖报，董老师把《救国时报》交我推销，我们许多观点，是从这报上“偷”来的。
《救亡月刊》的出版，受到爱国华侨的欢迎，也引起国民党党部的注意，他们放出流言蜚语，说救国会赤化了，说我们已被共产党利用。为这事，我写了短篇小说《赤色》：一个爱国华侨青年，参加救亡运动，经常发表抗日反蒋的演讲，国民党给他戴了“红帽子”，父兄要他读死书，他受委屈，心中苦闷，最后离家回国，到东北和日本鬼子作战，战死在沙场上。小说发表在第二期《救亡月刊》上。
学校当局对我施加压力，写信给我的代理家长——中西小学的庄桓笙老师，劝我自动退学，庄老师很生气，叫我到南洋中学读书。董老师不同意，准备发动救国会的同学罢课抗议，学校怕事情闹大了，只好收回成命。T先生平日不大出头，也受了暗中的劝告。对N女士，训育主任用另一副脸孔跟她谈话。N女士家是富商，他说一个富家小姐，不该成天和两个穷学生亲近，同学们已经有议论，万一出什么事，学校对不起她的家长，弄得N女士哭了一场。
T先生和我同龄，他父亲开了一间小店。一九三六年旧历年除夕，T约我到他家过年，饭后我对他说，这个学期结束，我要回祖国参加救亡工作，问T能不能一块走，他说曾和父亲谈过，老人家不同意。N比我小两岁，家里更是反对。我临走前，相约来日在战场上会面，没想到环境变迁，命运驱使，愿望成了泡影，四十多年天各一方，只能在梦中相见。
T先生在台湾经商，做进出口贸易，时常到马尼拉。N女士前几年回国旅游，到北京看我。从此我和T先生双方的怀念，只能通过N女士传达，却无法直接通信。
听了N女士的电话，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想到几小时就能见面，意外的喜悦，难于用笔墨形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早餐后，小外甥辛多驾车载我和老伴，到他经理的塑胶厂参观。工厂设在郊区，规模不大，一百多工人，生产的塑胶制品，主要用于建筑物内部装修。前些年菲律宾大兴土木，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这家工厂的产品供不应求。自从八月间阿基诺被暗杀，引起国内人民的不满，不断发生骚动，在国际上受到谴责，美国、日本和西欧断绝了经济援助，不再借钱给菲律宾，依靠外债过日子的马科斯政府，已经欠了二百多亿美金的外债。当时没有新的贷款，旧的外债到期无法偿还，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一再谈判延期支付。经济危机，外汇枯竭，菲币贬值，物价飞涨！依靠进口原料的许多工厂申请不到外汇，来不了原料，不得已而处在半停产的状态。我们参观这家从西德进口原料的塑胶厂，有些机器闲着不转。外甥说，再这样下去只得裁减人员，那将增加社会不安的因素。
九点钟离开工厂，外甥驱车到马尼拉南区，找到N女士的住宅，小车驶进高墙大院里，N女士迎上来，握手过后，N女士说，T先生还没有到。在客厅里坐了一会儿，她领我们参观住宅。
这是一幢宽大的两层楼房，庭院里种着花木，上了台阶，两边各有一个客厅和几间卧室，楼上全是睡房。室内装修得很漂亮，摆着新式家具。大客厅里的墙上，挂着两幅国画，一幅牡丹花开富贵，一幅松鹤益寿延年。这两幅画是他们盖起这幢新房，乔迁前我请青岛一位朋友画赠的。N女士现在家大业大，儿孙成群，除了在美国做生意的，全家住在一起，三代同堂，享受天伦之乐。
院内响起一阵汽车声，N女士望着窗外，说：“来了！”她和我走到大门口。T先生穿着白衬衫、深色西服裤，精神奕奕，健步迈上台阶。他的面形没有多大变化，身材魁梧壮实，似乎比当年高了，头发也花白了。我张开双臂，他扑上来，我们紧紧拥抱，彼此心里都很激动，止不住热泪外流。
步入客厅，N女士向他介绍我的老伴和外甥，菲律宾女佣人端来咖啡。我们坐在沙发上，互相微笑地望着对方，心中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N女士打破沉默，说道：
“你们两位分别四十多年，平时来信，都渴望能相见，一肚子话要说，今日巧会，怎么都变成哑巴了？”
我笑着分辩道：“心里太不平静了。”
T先生点点头：“是啊，是啊。”
话匣子打开了，我谈了回国后的简单经历。T先生叙述风风雨雨的遭遇，末了感叹地说道：
“当年豪情壮志，全都付之东流！你还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打了十几年仗，吃了不少苦头吧？”
“吃点苦，精神上愉快。”我说，“你经过离乱的生活，又饱尝铁窗滋味，这苦味更不同了。”
“唉！”他长叹一声，“时间过得真快呀！一切都过去了。”
N女士突然问我：“寄生，记得一九三九年春天，你从山西来了一封信，我给你回信，收到了没有？”
“收到了。”我答，“你在信中说，为了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你们救国会同学，到处宣传打倒日本，唱歌、演戏、募捐，还到山顶和碧瑶去宣传，是这封信吧？”
“是的。”她说，“当时我和T先生在一起，他可热心啦！发表演讲时，慷慨激昂，有时候声泪俱下。后来我给你写了几封信，都没有接到你的回信。”
“后来日军九路进攻晋东南，我们上了太行山，不久随军去山东，你的信寄原来的地址，当然收不到。”停了一下，我又说，“太平洋战争，日军在菲律宾登陆，当时我在编报，从一则电讯上，看到菲律宾有一支华侨抗日游击队，我想你们也在拿枪和日寇作战，心里感到安慰。”
“日军占领马尼拉，放火、杀人，抓走了不少抗日人士，有些朋友跑去加入游击队。”N女士说，“我呢？是个女人，听说游击队不要女的，在家里我是老大，上有老父母，下有弟弟妹妹，只能照顾家人逃难，暗地做点工作。T先生是个独生子，双亲年迈，也只能带着老人东躲西藏。”
“惭愧啊！”T先生叹息道：“半生奔波，一事无成！”
“不能这样看，你们的事业都有很大成就。”我觉得该转个话题，改变沉闷的气氛，打趣地问，“T兄，听说你在台湾生意做得顺利，发大财了吧？”
“托福，托福。”T先生也玩笑地回答。
我问：“能不能和大陆做点生意？”
他摇摇头：“难啊！那边查得紧，转口生意都不好做，直接通商更不容易。”
“中国政府提出‘三通’，台湾老百姓认为怎样？”
“老百姓当然欢迎，特别是那些从大陆跟着跑过去的，离开家乡三四十年，谁不想和家人通通信、见见面、看看家乡？可是当局不准，他们提出‘三不’，而且查得厉害！有人偷偷跑回大陆探亲，回台湾被发觉，都给抓去关进班房。”
“那是前几年的事，现在松动多了。每年有好多台湾同胞，经过日本、香港到大陆探亲、做生意，回去以后没有什么事，看来台湾当局是睁个眼闭个眼，‘三不’太不近人情，不得民心！T兄，你说呢？”
“嗯，”他同意地点点头，“看来是松了一些。”
“T兄，你想不想回家乡看看？”我问。
“怎么不想？目前不行啊！”他苦笑地回答。
我知道，凡是回过祖国的华侨，想去台湾，一律不给签证。和台湾做生意的商人，不愿冒风险，居住在台湾的商人，更是害怕。于是我说道：
“台湾当局对我们提出‘三通’，表面上拒绝，暗中并不那样坚决。今年春天福建东山岛上，接待一艘台湾渔船，几个‘渔民’说要去西湖玩玩，他们坐火车到杭州，不看西湖，直奔奉化溪口，在蒋母墓前拍了许多照片。”
“哦？”T先生对这新闻很感兴趣，惊奇地望着我。
我继续说：“浙江省人民政府，拨款修理了蒋母之墓，外国通讯社发了消息，蒋经国先生可能半信半疑，看来那几个‘渔民’，是他派去照相的。”
T先生连连点头，露出欣慰的微笑。
“T兄，”我说，“日后有机会，请你和嫂夫人到北京玩玩。你没有到过北京，我可以陪你到处走走，祖国的名胜古迹太多了！年纪大了，不回去看看太可惜。”
“但愿有这么一天。”他满怀希望地说。
“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可等着你呀！”
我说得大家笑了。言谈中，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已经十一点半钟，T先生说中午有约会，我们只好互相祝愿，摄影留念，依依告别。
T先生坐上小车，我望着开动的汽车，心里想：“故人走了，不知何日再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