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建设篇(上篇)

热爱我们的祖国
——新的年月,伟大的使命

    一九五零年的新年,是中国人民新的年月,是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新春,我们应该为这新的年月而欢呼!
    一百多年来,我们这块肥美的国土,曾经是帝国主义者,费尽心血用尽暴力抢掠的目标。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扔下多少炸弹?毁掉多少房屋?屠杀多少同胞?制造多少苦难?它们都是为了掠夺我们祖国的丰富的物产啊!
    中国人民奋斗直到今天,才算挣脱了帝国主义者的魔掌,从今以后,中国领土将永远属于中国人民,再不容许任何强盗来侵犯!让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们去掉口水,去红眼睛吧!让那一群被赶掉的外国奴才们去痛哭吧!这一切,将永远属于人民,将永远属于人民!
    这一切,正等待我们来动手,来开发,来建设!
    我们是能够建设的!我们有着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有着将近十万万双强有力而勤劳的手。五千年来,曾经用我们自己的手,建设了辉煌的文化;今后,我们同样能够建设更辉煌更灿烂的文化。
    我们是能够建设的!我们有伟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有英明的领袖毛主席,他正日日夜夜在计划怎样建设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祖国。所有全国人民,都将同心同德,为建设我们的祖国而努力!
    从一九五零年的第一天起,抛弃一切旧的为自己打算;每一个人,都来为我们祖国打算。在大计划下,立下小计划,更科学地更有步骤地,来工作,来学习。让我们这无数的碎铁,紧靠着中国共产党这块大磁石,团结在她的周围,共同负担起伟大的历史使命。使我们人民的祖国,一天比一天更壮大更坚强!

一九五零年春天于武汉       
《长江日报》       

“八一号”机车

    星期日,江岸机厂宽大的院子里,安静的过着它的假日,机器被关在工房里,停止了轰隆轰隆的叫嚷;看不见进进出出的火车头,听不到尖锐的汽笛声。树阴下坐着三三五五的工人,在津津有味地谈天说地,偶尔有几个来往的人,也都是踏着懒散的步子。矗立在院中的水塔,像巨人的脑袋;堆成小山的煤块,在太阳下闪着光;散布在院里的大树,一动不动的躲在一边;长年不除的青草,发出叫人开心的气息。一切的一切,和工作日比较起来,显得多么懒散,多么沉寂。
    热辣辣的太阳,悄悄地爬上头顶。修理库外面,停着一台机车,漆亮的车头,反射着黑色的光芒。它的正面,铁制的红旗上,在交叉的镰刀铁锤旁边,“八一号”三个大字,是多么的显目!红旗和麦穗的当央,在红五星的光辉里,记载着它光辉的故事。
    司机长董日礼正和他的伙伴们,紧张地工作着,他那发胖的脸上挂着汗珠,湿漉漉的衬衣紧贴在身上,黑油油的大手掌握着破布,揩擦着轮轴。他的八个伙伴,有的站着,有的蹲下,有的卧倒,一个个汗流浃背,默默地擦着机车。他们好像忘记了今天是休假日,仍然努力地工作着,要争取下午能够升火。时间对他们是那样的宝贵,一切的纪录都需要时间!
    司机张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中等身材,端正的长脸上长着闪闪的双眼,使人第一面就能从那目光中,看出他那种坚定的时刻向上的志向。他有着普通的工人阶级的性格,做事情负责认真,说话痛快利落。现在,他正和他的伙伴们一块,刻苦地工作着。汗水不断地流过脸上,浑身的肌肉因为使劲而突起。他是这台模范机车的劳动模范,他的名字和“八一号”血肉相连。他明白自己的积极工作,不只为了保持“八一号”和自己的光荣,而是为了人民,为了祖国的建设!
    “八一”是一个英雄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八一号”机车,从得到这个光荣称号的第一天,便时刻为这光荣的称号增加光荣。现在,它正像一个经过一年连续行军和作战的英雄,当她进行了千百次的攻击之后,利用着战斗的空隙,来过她的周岁。在短短几天的休整期间,她的伙伴们无休息地为她打扮,打扮的像一位漂亮的英雄。
    在新社会里面,种瓜决不会得出豆子。由于九个伙伴的努力,她在一年的行车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连续安全行车七万公里;防止重大的事故七次。得到四面荣誉的奖旗;得到超额行车奖金和节省燃煤奖金五百六十一万(旧币)。在江岸分局机车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被派到郑州参加“五一”节机车大比赛,成了郑州路局的模范机车之一。
    “八一号”不但保持了荣誉的名称,而且成为火车头的火车头。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上午十二点三十分。
    汉口大智门车站上,拥挤着参加通车典礼的人群,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进行曲,人群里爆发着骤雨般的掌声。三位工人代表,在振奋的呼声中,主持剪彩。一阵震动心弦的汽笛,长久不息的鸣声,淹没了掌声和欢呼。“八一号”机车拖着“人民列车”的六百名旅客,吐吐嘟嘟地开过“人巷”。人们的掌声像要和汽笛比赛,许多人鼓疼了手掌。
    机车徐徐地开出车站,渐渐地离开了市区。司机张俊的脸,仍旧兴奋地涨红着,他的心依然激烈的跳动。这个热烈的激动的场面,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他不断望着身旁的那束鲜花,这是他代表“八一号”接受首长的敬意。从鲜花里面,他看见首长们亲热的脸孔,看见代表们狂热的欢呼。从鲜花里面,他听见首长的希望,听见人民的嘱咐。
    “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日。“八一”,解放后郑州段第一次通车。为了今天的通车,三千多个员工抢修了两个多月,两位工友英勇的牺牲,四十多个工友负了伤。政府花费了大量的器材,花费了十几亿的工资……
    “一定要顺利的开到郑州!”张俊感到通车责任的重大,首长们和欢送者希望的表情,又一次闪过眼前。他听着由慢而快的行车声,对自己下了决心:“一定要顺利的开到郑州!”
    事实总喜欢和愿望开玩笑。开出三站路到了滠口,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了:大轴冒烟!
    九个乘务员忧虑的对着大轴发愣。
    “怎么办呢?”一个司炉问司机长,董日礼皱着眉头没有回答。
    怎么办?按照老规矩;没有二话,请求换车,入库修理。然而今天,他们没有一个想按这老规矩办事,他们不愿让这光荣的称号受到侮辱。他们不愿让路局的首长和欢送的代表们失望,他们全都默默的在想办法。
    有人嘀咕地埋怨机厂没有修好。张俊知道埋怨没有用,这台损伤过重的机车,修了七天就匆促出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工作没有标准,解放后新的制度还没有整好,出毛病是难免的!
    “埋怨是没有用的!张俊说,“我们不能让‘八一号’不光彩,不能辜负首长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应该想办法。”
    “对!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司机长董日礼同意地说。
    经过小组会的讨论,办法想出来了,他们决定在大轴上注油。
    张俊首先动手,大家一齐干活,大轴注上油,机车继续出发。
    走到横店,大轴仍然在冒烟。到了三叉埠,张俊钻到车下,调整了油润。
    在行进当中,张俊焦急地调整着速度。每到一个站,哪怕只有两分钟的停车,他的伙伴们全都争着下车上油,不使大轴的热度继续增高。
    机车在焦急中到了广水。调度所准备给他们换一个火车头。
    “你们休息休息吧!”调度所的人对董日礼说。
    司机长沉着脸,双眼皱成一道缝,半晌没吭声。
    “不!”张俊像受了委屈,从牙缝里迸出声音,“不!我们是‘八一号’机车,我们一定有把握完成通车任务。”
    “可是大轴冒烟,你们走不到郑州就得停车!”调度所的人不以为然地说。
    “请放心,我们会修理好的!”张俊坚决地说完,立刻跳进地沟。地沟里的污水没到膝盖,鞋袜和裤管,全都浸在污水中。
    “是的,我们会修好的。”董日礼看到从滠口到广水,热度没有继续增高,于是他同意地说,“劳驾转告上级,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要开到郑州。”
    董日礼说完,也立刻跳下地沟。机车上全体乘务员跟着都跳了下去。他们在污水里工作着,没有一个发出怨言。
    调度所的人,开头有些想不开:“真奇怪,这群人干什么这样起劲?……从前,别说坏了,就是不坏,也想找个理由休息。……”但是当他看见车头上的红旗,看着放光的红五星,他想通了:“时代变了!”于是便尽力帮助他们。
    八个大轴的油盒全卸下去,装上新的干油。有毛病的地方修好了,机车又吐嘟的开到车站,挂上列车前进。到了信阳,大轴热度没有增加,他们又在积水的地沟下,照样给八个油盒抹上新的干油。到了驻马店,因为没有地沟,张俊艰难地爬在一个小坑里,费了很大力气给大轴上油。
    离开驻马店,机车在大平原上奔驰,向着它的目标前进!

    八月二日,郑州铁路局的负责人们,都像关心一次战斗的成败,关心着“八一号”机车的消息。
    晚上,张副局长焦急地听着沿途的报告:
    “喂,哪里?新郑吗?……是的,马上开车,好的!好的!”
    过一会,他抓着电话机,叫开了:
    “总机,要薛店!……薛店吗?……到站了吗?……怎么?快了?……好的!”
    每响一次铃,张副局长的忧虑便减退了一分,从昨天下午开始,他和郑州路局的干部们,都关心着“八一号”的行动。接到大轴发热的报告以后,他那为了努力几个月而通车的喜悦,立刻像晴天起了风暴,消失得无影无踪。
    现在,他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脸上的阴云消散了。
    叮叮叮……电话铃又响了。
    “哪里?……是呀!……十五分钟到达郑州,……好的,好的!”
    他丢了话机,匆匆地走出路局,钻进小汽车。司机没有等着命令,就向车站开去。路上,远远一声尖锐的汽笛声,振奋了张副局长,他命令司机加快速度。
    他先一步到了车站,和欢迎的人站在月台上,“八一号”嘟嘟地喘着气,徐徐地进入车站。随着一片欢呼与嚷叫,张副局长紧握着张俊油泥的手,慰问地说道:
    “辛苦了,辛苦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张俊像一个受宠若惊的人,不知该怎样回答。
    旅客们拥挤地走出车站。张副局长向乘务员们询问沿途的情况,感谢他们克服困难,胜利完成通车任务;然后请他们机车进了库,立刻到食堂来吃饭。
    乘务员们登上机车,呜的一声开向机务段,刚进入修理库,爬下机车,就听见机务段来人催他们去吃饭。
    “张副局长来电话,请你们马上到食堂吃饭。”
    “修好再吃吧,”张俊向董日礼提议说,“恐怕明天耽误了时间。”
    司机长同意地点点头,其余的人也一致赞成,他们宁愿饿着肚子,先修理机车。张副局长二次来电话,叫他们先吃饭,休息休息,司机长对机务段的同志说:
    “请局长回去休息吧,我们决定修理好再吃饭,免得明天耽搁时间,误了点。要是食堂的同志不能等候,就请他们休息。我们修好机车,随便到外面吃点东西。”
    就这样,他们拆卸油盒,擦洗大轴,修理机车的毛病,紧张地做到深夜,才挺起浑身汗水的腰板,拖着疲乏的脚步,怀着喜悦的心情,向食堂走去。
    第二天上午,正好陇海路的“青年号”机车也到了郑州,路局开了一个联欢会,请大家吃饭。张副局长号召大家向“八一号”学习。在会上,张俊和“青年号”的工友们亲切的谈着话,使他联想起过去国民党的官员,故意挑拨平汉和陇海工友的互相瞧不起的阴谋。而今天工人阶级能够这样亲密的团结,完全是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开完会,张副局长恐怕“八一号”的乘务员们误点,把自己的小汽车让他们坐着走,自己和姜局长步行到车站欢送。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是张俊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他胸前挂着大红花,站在讲台上,报告他的功臣事迹。他的话,不时被一阵狂热的掌声打断。摄影记者争着给他拍照,许多人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他是平汉路汉口分局十五位甲等功臣的第一名。
    第二天,《长江日报》在显著的地位上,登载着他的照片和功臣事迹。当他看见报纸之后,感动的几乎掉下眼泪。他,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一个被人瞧不起的普通工人,在共产党来了短短三个多月之后,被人家这样的尊重,怎能叫他不感动呢?
    过去,他本着工人阶级良好的品质,也曾积极劳动。然而他和主管人员既不沾亲带故,又不会吹牛拍马,累死累活也没人说一声好话。有了功劳是主管人员的,有了过错该工人倒霉!而现在,是多么不同啊,谁工作做的好,就是谁的成绩,谁有点长处,上级就表扬。
    在通车以前抢修桥梁当中,司机司炉全都参加。张俊每天早上班晚下班,冒着大雨搬着桥梁器材,手指头伤了也不休息;他顶着炎日,让火热的钢铁烙疼了肩膀,没有皱过眉头。一天到晚身上的衣服没有干过,不是雨水就是汗水。他们二十个工友在他的影响下,完成了三十六个人的工作。
    “八一号”完成了往返五百公里的通车任务之后,又跑了一趟广水。在路上,大轮轮箍松了,张俊想了各种办法,克服了困难,使列车安全到达目的地。当机车进厂重新修理的时候,张俊和他的八个伙伴,全像关心自己的病痛一样,半个月的修理时间,他们天天围着它,学了不少修理毛病的本事。
    这一切,在张俊说来,不过是凭着阶级良心来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受到奖励。在他当选功臣的时候,他深深感到两个时代是多么不同。
    在旧时代的三十年中间,他和每一个受苦的工人没有两样。吃了今天愁明日,过了一天算一天。受苦受累不用说,受怨受气肚里吞。他生在江西安源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五岁死了父亲,靠当铁路工人的叔父抚养。十二岁叔父又去世,由做小生意的伯父照顾。他读了几年书,十五岁那年,就到株萍铁路当擦车的小工,一年以后升了司炉。抗战第三年,他和铁路员工,退到湘桂线。后来被遣散,转到重庆豫丰机器厂当镶配匠,直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到汉口江岸机务段当司机。
    张俊想起自己过去的一切,想到现在,他对自己下了决心:“工人真正翻了身,做了新中国的主人!一定要努力工作,来建设幸福的新社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张俊被派到东北参观。他和参观团,参观了天津、沈阳、大连、哈尔滨的许多工厂,他们到处受到工人弟兄的热烈的招待,向东北的铁路工作者们学到了许多新东西。
    回来之后,“八一号”首先响应路局的号召,实行机车负责制,他们规定了保养机车的办法,订出劳动纪律和工作学习制度。他们九个人包这台机车,分成三班,实行了“三八制”。
    十二月初,当大西南凯歌响遍全国的时候,他们为了庆祝这一个伟大的胜利,为了进一步保证负责制的实行,订立了生产计划,提出了十三项保证条件,向平汉路各机务段发动挑战。这一竞赛热潮,很快成为一个运动,许多机车参加了竞赛,许多乘务员们更加为搞好祖国的运输事业而努力。
    路局安全行车三万公里的号召发出以后,“八一号”的乘务员们,提出保证条件:工作不讲任何价钱;不在外段清修;自己参加乙、丙检;缩短停留时间;实行锅炉放水以减去水锈;延长洗炉时间,争取多行车。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坚决执行了自己的保证。所以在一九五零年一月份,创造了郑州路局机车月行公里的最高纪录,安全地行驶了一万零六百一十一公里,超过规定的行车公里三分之一。
    “八一号”的乘务员们,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养机车,来节省燃煤和油。他们因为机车外轮透油,容易发生转动,就订出五个办法保护机车的外轮。他们因为机车的钢板薄,时常破裂漏水,就订出保养锅炉的办法。“八一号”的火室内没有砖烘管和砖烘,锅炉侧板时常漏水,这样要浪费燃煤,他们彻底实行了三锹焚火法,八个月就节省了燃煤一百九十五吨。他们想出了节省轮油和汽缸油的办法,八个月就节省了五百六十公斤油。(按本段机车的用油平均数计算。)
    他们爱护机车,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他们订了清洁制度,经常把“八一号”打扮的像新娘子,一有空他们就擦,为了节省材料,他们用稻草代替破布,擦完的破布,洗洗保存起来再用。张俊和宋连荣,还把自己的钱,拿去买破布和煤油,用来擦洗机车。他们每个人轮流学习部分修理,乙、丙检自己来做,这是从前没有的事。以前机车入库定检,乘务员就可以休息。而现在,他们完全自己动手。
    在这许许多多的工作中,张俊一直是带头干。而其他的人,也都暗暗地在加油,没有一个愿意落后,这就是“八一号”为什么能成为模范机车的重要原因。??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上午,“八一号”机车拉着六个车厢,爬进武胜关的大山洞。
    在漆黑的洞里,司机宋连荣瞪着大眼,听着喀喳喀喳的响声。每一次轮到他开车,他总是小心谨慎地怕出事故。将近一年的行车中,“八一号”已经防止了六次重大的事故。司机长防止了三次,张俊防止了一次,他防止了两次。每次防止事故,都得到上级的奖励。“八一号”的乘务员们,都很清楚明白,防止事故决不是为了得奖,也不仅为了安全行车的纪录;最主要的,是对国家的财产,对人民的生命直接负责。
    今天,宋连荣虽然和平日一样的小心注意,可是精神上却特别紧张。他知道,这次列车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有中南区参加全国第二次政协的许多首长和代表。这里面,他认得有位白胡子老人,正是报上登的张澜副主席。
    机车慢慢地爬出山洞,响声突然变了样。宋连荣知道出洞就是急坡,早已经聚精会神在注意。刚出洞口一望,山谷中的轨道上,徘徊有七八头没有人管的黄牛,离机车只有几百米远。
    不容许任何考虑,宋连荣立刻挂上紧急闸。机车突然停止,车厢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后半节列车还在山洞中,旅客们莫名其妙的吃了一惊。前半节列车的旅客,都把头伸出窗外。
    大小七头黄牛,也吓的在轨道上乱跑。宋连荣和司炉下了机车,把牛群赶开。
    “好险呵!要不是停的快,这些牛都完了!”一个旅客说。
    “压死黄牛倒是小事,恐怕我们也要倒霉。”旁边一个穿铁路制服的说。
    “我们倒什么霉?”那旅客奇怪的问。
    “牛和旁的牲口不同,皮厚,大轮子压不碎它,很可能出轨!”
    “真的吗?”
    “可不真的,有一年机车压死一头黄牛出了轨,死伤了不少的人!”

    “八一号”机车,不是特殊钢铁造成的,它和其他许多机车一样,是由一台破烂的死机车修好的。从他出库的第一天,就带着先天不足的毛病。她能够战胜重重的困难,创造了光辉的纪录,成为火车头的火车头,主要是靠人,靠她的九个伙伴。
    “人,有高度觉悟的无产阶级,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
    按照规定,行车四万五千公里,就必须全部拆卸进行甲检。
    “八一号”为着争取行车的时间,她曾经突破了一次甲检期,在行走九万公里后,才进行甲检。因此,在它周岁的时候,只进行了乙检,就马上出发。
    现在,她正在平汉线上飞跑,为祖国的运输事业,为争取新的光荣,日夜不息地奔驰!

一九五零年八月,汉口  
《长江日报》     

神话般的力量

    天刚亮,辛苦一夜的战士们,唱着愉快的歌,离开他们刚灌好混凝土的“海漫”(“海漫”——水闸里面的洋灰工程,又名消力池。);持着铆钉枪的工人们,铆着闸门上的铆钉,响起机枪般的哒哒声;几千民工正把堆成山岭的泥土,挑去倒在河沟里。
    一个白胡子老人,望望快完成的大水闸,看看唱着歌的战士们,瞧瞧挑土的民工们,笑的嘴都合不拢。
    “好不好?老大爷。”我走到他身边问。
    “好!毛主席领导的好!”他回答的那样兴奋,声音那样干脆,完全像一个年青人。停一会,他望着那慢慢缩小的土山,感慨地说:“移山倒海,移山倒海。”
    他没有向我解释,可是我明白他的意思。
    半个月前,在进洪闸的里面,有一道几丈高的“山岭”,这是几万个军民,日夜从闸基上挖出来的泥土,一筐筐堆成的。离“山岭”几百米远,是一条几十米宽的河沟。每次我们从工地到部队,都要从“山岭”上滑溜下来,然后经过一道狭窄摇晃的木桥。而现在,我们站在工棚的门口,就可以看见庞大的闸身,望见江中来往的白帆,“山岭”已经把河沟填平了,只剩下几个孤立的“峭壁”。
    在南闸工地,我还看见过人们炸下黄山上的石头,填在虎渡河下游,在宽广的河身上,修起两条轻便铁道。
    我知道,这不是老大爷说的“移山倒海”的真正意思,他不过是借眼前的事做一个比喻罢了。老大爷的真正意思,要比这个更深长更广阔。
    我记得,袁政委告诉过我们,有个工程师看到荆江分洪的工程计划的时候,他说要三年才能完成。当我们告诉他要在三个月完成时,他不但吃惊而且怀疑。而现在,我们又要用两个半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事实证明,总指挥部的计划是准确的,到五月三十一日止,开工不到两个月,全部工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二了。
    两个月前,太平口到猎林洲一带,麦子刚结穗,蚕豆正开花,而现在,宛如一座城市,入夜灯火辉煌,一座全国最大的、两里多长的进洪闸,已经在安闸门了。两个月前,虎渡河还在汹涌奔腾,而现在,河身快要干涸了,成群的手推车,正从拦河坝上隆隆滚过。两个月前,黄山头还是一片荒凉,而现在,却是人山人海,一座三十二孔的节制闸,也快要完成了。两个月前,黄天湖还是一片汪洋,而现在,一道新堤把湖身斩断,连上虎渡河下游另一道拦河坝,接上黄山下的大水闸。我们从藕池口到黄山头,是沿着安乡河狭窄的北堤走的,而回来时,它已经是一道可以并排走几辆大汽车的新堤了。
    短时间中,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确实可以使那位工程师吃惊,但是,如果他肯到工地看看,马上就可以消除心中的怀疑。那么,他说三年才能完成,根据什么呢?很多人知道:美国密士失必河下游,也有一个进洪闸,大小和我们这个差不多,流量比我们的少,那座进洪闸从一九二九年动工,到一九三一年才完成。是的,根据资本主义的经验和原理,是需要三年。但是我们根据了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原理,根据我们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条件,却只需要两个半月。
    不错,我们缺乏建筑工程上用的机器。但是,我们人民的智慧,我们人民的勇敢勤劳,我们人民的热爱祖国的心,创造出来的奇迹,却远远超过机械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在志愿军的辉煌战绩中,在祖国的建设中,已经有了无数的例子。这次荆江分洪,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我走过黄天湖上的新堤,望着辽阔的平静的湖水,斩断黄天湖的动人场面,立刻展现在我的眼前。
    四月初旬,两个师的解放军,采用了分割包围的战术,把湖水围成一块一块,几百架水车代替了抽水机,把三尺多深的湖水抽干之后,剩下是一米到三米深的淤泥。紧张的战斗开始了,几万战士拥挤在几百米长、百十米宽的稀泥中,没有挖泥机,却有几万颗沸腾的心和几万双勤劳的手。他们用手挖,用帽子舀,用包袱皮包,用木板推,用水桶传,用船拉。稀泥掏干了,战士们把干泥截成块,像合好水的面团一样,传着,扛着,背着……然后从几百米以至两千米处的地方,运来黄土,一筐一筐,一车一车的把湖底垫高,倒下土,打着硪,又倒下土,又打着硪,一层又一层,把黄天湖斩断。
    四月初的天气,晚上盖上棉被还有点冷,再加上三天两头下雨刮风,给我们增加了无数的困难,战士们光着膀子,整天整夜站在深到腰间的稀泥里,嘴唇冻的发紫,脚上、腿上、身上,被菱角和蚌壳刺伤割破,有的陷在几尺深的泥里,得用水把泥冲稀,好几个人拉着他,才拔得上来。艰苦困难没有吓倒任何人,战士们提出自己的口号:“脚踏黄天湖,手筑荆江堤,光说还不算,实际比一比!”湖中的锣鼓声,劳动歌声,扩音机放着音乐,广播筒念着快板,政治工作者进行着有力的宣传鼓动,……俏皮点的战士,用黑泥把自己打扮成张飞,唱着“长坂坡”,逗的大家哈哈大笑。
    当我站在虎渡河的拦河坝上,一边是滚滚奔腾的荆江,一边是快要干涸的河水,使我想起了四月中旬,松滋县六千民工在暴风雨中和洪水搏斗的场面!
    太平口拦河坝是在三月底开始的,到了四月八日,只剩下一公尺深两公尺宽的一个口子。这时候,下游来了一百多条民船,从口子上通过,结果把口子扩大了。后来进行了两次沉船,都被急流冲跑。恰巧上游的桃汛来了,加上连日的暴风急雨,河水上涨到六公尺深,口子冲大到二十多公尺宽。更严重的是激流已经把东堤冲垮一大片,如果东堤决口,江水将由进洪闸闸基,流入分洪区,整个荆江分洪的工程,将被破坏。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六千民工在狂风大雨中,日夜抢着堵坝,但是倒下的土和抛下的石头,都被大水冲掉,口子一天天在扩大,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固然可惜,而河坝堵不住,南闸的工程将无法进行,那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东堤决口,更是不堪设想!饶县长不断的征求群众的意见,号召大家想办法。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丁家?z乡翻身农民丁永善、丁人伟,提出了抛柳枕的意见,他和大家商量研究,连夜写了保证书,二十七人在上面签名盖章,保证胜利完成堵坝的工程。饶县长接受他们的意见,六千民工紧张起来了,他们冒着风雨,连夜出去砍柳条拾石头,砍竹子做“猪笼”(“猪笼”——是形状像普通猪笼的堵坝工具,比普通猪笼大数倍,内装石块。),没有劈刀用竹刀,没有铁丝派人回县里去拿。四千斤石子的柳枕,在枕架上捆起来了,抛下河里,开始还有效,慢慢的口子小了,水流急了,四千斤的枕被冲跑了。又抛下八千斤的枕,也被冲跑,最后采用八字形抛法,抛下一万五千斤的大石枕,才把口子堵住,胜利的合龙。
    这不过是无数英雄事迹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两个场面。
    为什么人们能够这样艰苦卓绝的劳动呢?混凝土工人马义鸣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工地的报上写文章说:“过去很长时间,我在反动派的皮鞭下当牛马,尝尽了苦头。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和全体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全国的领导阶级,我们知道为什么劳动,为谁劳动,怎样对待自己的劳动。”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工程师王咸成,对南闸钢筋的分布,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节省了钢筋七十八吨,折合人民币七八亿元(旧币)。衡阳铁路局李芬,为了修正南闸闸门的设计,与某些设计人员,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结果正确的意见胜利了,根据他的修正,节省一二八吨钢铁,合人民币三十五亿元。部队的饲养员何宝珠,参加了柏油砖的工作,做了三天,他发现闸上需要很急,而做法太慢,于是他想办法,改进了炒沙法,工效提高了三倍半,节省了木柴十四万多斤。
    记得我们刚到北闸,每天吃饭的时候,总听见一个瘦瘦的同志,在宣传采用淘金洗沙的工具,加以改良来洗卵石,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开始,许多人对他这个办法,是半信半疑,个别同志还根本不相信,但他一点不灰心,一面克服困难,自己制造了一个,实地试验,一面不放弃他的宣传,每顿饭都要讲一次,直到他的合理建议被采纳为止。起先,我们很佩服他的精神,因为他是一个供应科长,洗卵石和他的业务根本没有关系;后来才知道他名叫谢勇,是个淘金工人出身的。他的新方法提高了工效一倍半,可以节省十三万个工,因此得到总指挥部的通令嘉奖。
    三十万军民都以主人翁的姿态来劳动,所以工程飞快地在进行。每一个工作部门,都经常可以听到合理化建议,每一天,都可以看到新的创造和新的纪录。
    有些纪录简直是惊人的,神话般的,但是真凭实据,有许多还亲眼看过,怎能不相信呢?
    昨天,在我的底稿上,个人每天挑土的最高纪录是十公方。而今天,战士戴国法十五公方的新纪录,使我不得不修改了原稿。战士戴国法每天挑了二百六十多担,每担二百斤,合计每天八小时要走一百三十三华里,总共挑了五万二千五百斤。没有挑过担子的朋友,也许对这些干燥的数字不感到怎么样,如果你设身处地,自己挑着一百斤的挑子,头上是大雨,脚下是泥泞,让你走上十里地,那就可以体会到这些数目字的伟大意义了!
    我想,老大爷“移山倒海”的真正意思,大概是指这一些。“移山倒海”,在中国民间一向是当作神话,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却有着神话般的力量。
    当我离开老大爷的时候,太阳出来了,红色的闸门上反射着金光,广播喇叭里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我想起北闸张广才政委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分洪区有个老太太,春天动员她搬家,她还不大高兴。最近她从移民区来看她的姑娘,看见一座大水闸快修成了,看见千万个军民,不分白天黑夜,在风里雨里,不休息地工作,她回到姑娘家,朝着毛主席的画像磕了三个头。姑娘问她为什么?她说:“老百姓给政府交的钱粮,毛主席都用在老百姓身上了。”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日于沙市  
《长江日报》       

暴风雨中抢救民船
——荆江分洪工地速写

    四月十日,整天刮风下雨,一会小一会大,从早晨到晚上,一直没有停过。军工民工们,在风吹雨淋下,堵坝的堵坝,挑土的挑土,装机器的装机器,抬钢筋的抬钢筋……从天亮到天黑,一直没有休息。
    太平口的江边,停着百十只帆船,帆蓬早已经放下,桅杆一根根竖立在江上。里面有二三十只船,刚从八十里外的彩石矶,满载着卵石,迎着风浪,逆着水流,赶到工地来,每条船载着三四万斤,沉重的石子,压的船身刚刚露出水面。
    天黑以后,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响,滚滚的江水,掀起了惊涛骇浪,浪头一层层像恶魔伸出了大舌头,要把小船卷去。浪花一个接着一个,冲进了船舱,小船一只挨着一只,在波浪里起伏动荡。
    船工们的心里,像拉满了弓的弦,船工们的脑子,像缠着千万根丝线,他们又紧张又慌乱,这个用力撑住篙,那个使劲抗着船。老婆婆咀里念着佛,小孩子吓的乱叫喊,年青力壮的,也忙成一团,从船头跑到船尾,从船尾跑进船舱,手里忙着,咀里喊着,都恨不得快把自己的船撑到岸上。
    离开江岸远一点,有只小船,正在风浪里打转,小船想逃脱危险,竭力在挣扎抵抗。风浪丝毫也不放松,后浪推着前浪。江水慢慢把船舱灌满,船身歪了半边,已经万分危险,右边又来了一个大浪,像一座山,要把小船压扁,浪头打下去,半边船沉在水里,一会儿,水面只露出一根桅杆。
    “快救人呀!快救人呀!”旁边的船上,响起一阵杂乱的叫喊。救人要紧,船工们奋不顾身,争着把船划过去,救起了落水的人。
    救了别人的命,自家的船还是不保险,大家心里都很为难,想救船,顶好是把卵石卸到岸上,可是天这样黑,风这样大,雨这样急,别说眼前没有人,就是有人,想从晃动的跳板上挑下担子,也是很危险。把卵石抛到江里吧?不但要损害国家的财产,分洪的工程也要发生困难。卵石是修水闸的重要器材,整个工程像一条锁链,一环接着一环,少了一环,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两全呢?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总机的值班员,忙着接线,电话铃在工棚里,到处叮当的响。从这里到那里,从指挥部到师部,从师部到团部,从团部到营部,……声音都是那样坚定,语气都是那样急促,几句简单的话,一遍一遍的重复着:
    “……马上派人……赶快到江边……抢救卵石和民船……”
    就在这个时候,五连副赵海清,接受了抢救民船和卵石的任务,匆匆忙忙跑出营部的草棚,他忘掉头上下着大雨,他忘掉脚下踩着烂泥,百十步远,好几次险些摔跤。
    跑回连的大草棚,党团员们正在开大会。赵海清把任务告诉指导员,指导员立刻进行紧急动员,他宣布完上级的命令,接着大声的讲:
    “同志们!任务是光荣的,可是困难很多,天这样黑,雨这样急,风这样大,同志们怕不怕?”
    “不怕!”响亮有力的回答,压低了暴风急雨的吼叫。
    “是的!我们是生产模范连,任何艰苦困难,都难不住我们共产党员,难不住我们青年团员……每个同志,不光自己做模范,还要组织群众一起干!……除了病号和有特别事情的,马上集合出发!”
    集合号响了,战士们拿着扁担挑起箩筐,像在战场上听到冲锋号声,迅速的站好队。
    “卫生员,你有病,不要去!”副连长赵海清说。
    “报告!我病好了!”卫生员史毛珍觉得撒慌不对,转变口气说:“我不能看着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不能看到人民有危险不救!”
    “刚才开会你还躺着起不来……”指导员也想说服他,卫生员没有让他说下去,坚决地说道:
    “我是共产党员,不怕困难!”
    共产党员自我牺牲的精神,鼓舞着每一个人,战士们在狂风暴雨的泥泞道上,跑步前进。天上地下一片漆黑,离开两步就看不见影子,闪闪的电光,倒帮助了大家,战士们在泥道上“扭秧歌”,一步一滑,前面的滑倒了,后面的赶紧把他拉起来,许多人跌了跤,可没有一个掉了队。
    “同志们,决心高,个个争取立功劳,困难不害怕,泥泞滑不倒……”
    “同志们!加油啊!为人民立功的机会到了!……”
    广播筒喊着口号,“快板专家”念着顺口溜,战士们唱歌子,文娱组敲着锣鼓。……叮叮当当,吵吵嚷嚷,热热闹闹。谁相信他们经过了一天的辛苦,谁相信这是暴风雨的晚上,谁相信他们正踏着泥泞的道路。
    跑到江边,在暗淡的电灯光下,同志看见波浪卷着帆船,听见船工们在咋呼叫喊,一个个争着抢上前。干部们分了工,有的领着干,有的扶住跳板。战士们跳进船舱,铲着卵石,装满了箩筐,急忙忙的跑下跳板,倒在江岸上。
    党员李苗成挑着大箩筐,筐筐装的满满,一个劲挑了五十多担。青年团员马英忠,嫌湿透了的棉衣,走起路来不方便,索性脱下来,他边挑边喊:“同志们,多挑一担,减少人民一分负担!”
    班长申立国的脚割破了,鲜血直淌,排长叫他下去,他坚持不休息,领着全班干,伤口疼的要命,他一声不响。生产模范江杰,挑着大挑子,飞快的上下跑,他不断的鼓动大家:“同志们,要争取立功入党,今晚上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
    张云龙向李天海挑战:“看谁挑的多,走的快,挑的满?”“青年三班”提出口号:“保证筐子装满,抢救最危险的船!”
    文书刘天明和战士刘德荣的身体都很弱,平日挑着土,筐子装不满,今晚上劲头特别大,挑的多跑的快,肩膀一点也不疼。
    同志们为着抢救民船,抢救国家的财产,头上淋着大雨,身上冒热汗,肩上压着担子,一个个忘记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表现了无比的勇敢!
    挑了一个多钟头,风刮的更猛,雨下的更大,靠外面的几只帆船,舱里已经被水灌满,有两只船板已经碰烂,副指导员吴全成,挑着担子大声喊:
    “同志们!先抢救外面的船啊!”
    船靠着船,一只上一只下,动荡的更加厉害。战士们担着满筐的石子,从上面跑下去,稍不注意,就会被浪卷到江里去!
    “当心当心!留神留神!”副连长不断的提醒大家注意。
    “同志们!困难的时候,想起咱们的毛主席!”文化教员匡衍宗一手把住扁担,一手拿着广播筒,一边走一边喊:“同志们!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美国鬼子!咱们在这里建设祖国也要打胜仗!”
    时间在紧张中悄悄的过去了,一百多方的卵石挑到岸上了,船身慢慢的浮起来,危险慢慢消灭了。
    张副团长叫大家回去休息,同志们没有一个放下挑子,一直挑到风雨停止,才停下来喘口气。
    已经是下一点了,队伍开始离开江岸,有个老船工,拉住一个战士的手说:
    “你们晚来一会,我们都完了,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你们今晚上的好处,我一家三口人,这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船工们都走到岸上,向同志们道谢,同志们回答的很简单,他们说:
    “乡亲们,应该感谢毛主席!”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一日于莲花台  

颜江山

    提起我们的班长颜江山,从师首长到炊事员,没有个不翘大拇指。师首长说他是一面战旗,同志们说他是一只猛虎。战士们都说:“跟着颜江山,打仗就大胆。”这话一点不差:打攻坚,他像一把尖刀;打防卫,他是一座泰山;行起军,他有两条铁腿。他是全师有名的“钢铁班长”。
    看外表,颜江山实在不大像钢铁。他负过几次伤,流了许多血。个子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一副老实巴吉的脸孔,两只机警的眼睛,脾气不急躁,心肠特别好;完全像一个平常人。
    平常人参加了解放军,都有一颗坚强的心。这颗心,在战火里面烧,在革命的炉里炼,日久天长,红的透亮,热的滚烫,硬的像钢铁。
    不信,看看我们的班长吧!上级给他任务,爬刀山跳火海,一点不皱眉头。叫他去打仗,他带着队伍猛冲锋,钢骨水泥的工事挡不住。叫他去练兵,他顶着烈日下操场,冒着风雨打野外。叫他去开荒,他鸡叫两遍上高山,太阳落山往家转。叫他学文化,他纸上写,地下画,白日学,黑夜念,识字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
    颜江山平时不爱说话,开会不大发言:说起话,像个特等射手,不见敌人不放枪,一勾板机百发百中。他分配战士们做什么工作,一是一二是二,自己不含糊,不许别人马虎。
    颜江山喊起口令,嗓门宽,声音亮,特别有个口令,喊的很响亮,站队的时候,你听:
    “向前……看!”像钟声一样,战士们马上抖起精神,把头摆过来,盯着正前方。
    外号“快板专家”的战士朱学诗,看见他把“向前看”的口令喊的格外有劲,给他编了一个快板,当他面前敲着呱哒板,玩笑的唱着:

“颜江山,
不简单,
喊口令,
  向前看!”

    颜江山听了也不在乎,只是笑笑的咧着嘴。
    为什么颜江山特别喜欢这个口令呢?里面有一段故事。
    颜江山家在松花江边,爷儿两辈给地主扛活。起早贪黑流血流汗,年年收成好,天天吃不饱;粮食打的多,饥荒拉的重。颜江山七岁当了小猪倌,十四岁当了半拉子,十六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他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高兴的跳起来。谁知道这个喜欢,就像三伏天的大雨,一阵子就过了。日本鬼子退了,来了“遭殃军”(中央军),伪满洲国倒了台,换了个“二满洲”(指国民党统治)。颜江山个子一年比一年长高,肩膀一年比一年压的重。直到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以后,颜江山才翻了身。家里也分了土地。为着保卫胜利果实,报答共产党的恩情,颜江山参加了解放军。
    那时我们的指导员周尚志,在一排当排长。颜江山下连队的头一日,周尚志就和他谈了好半天。以后颜江山有什么事,总喜欢找周尚志。不会瞄准,周尚志教他三点成一线;不会打榴弹,周尚志教他把小指头勾着弦;鞋子破了,周尚志给他新鞋穿;行军走不动,周尚志给他背大枪;病了,周尚志拿残废金给他买鸡蛋。
    周尚志喊起“向前看”的口令,声音真响亮。他时常对颜江山讲:
    “咱们革命道路是光明远大的,咱们的眼睛要像立正的时刻一样,只准向前看,不准东看西瞧。打胜仗要向前看,不要骄傲,打败仗也要向前看,不要灰心;高兴的时候要向前看,不高兴的时候更要向前看,碰到什么事情总要向前看。老是东看西瞧的人,一定进步的很慢,凡事朝后看的人,一定要掉队!”
    颜江山把周尚志的话,一字一字刻在心上。颜江山做什么事,都把周尚志当榜样。周尚志打仗有一手,颜江山跟他学战术;周尚志执行任务坚决,颜江山做什么不讲价钱;周尚志能吃苦耐劳,颜江山能埋头苦干。……
    不久,周尚志升了连指导员。有一次,部队报纸登一篇文章,说周尚志是个模范共产党员。颜江山听了读报以后,就决心参加共产党。这件事,在脑子里翻腾了好久,最后,他像个头一次上台演讲的人,心里噗腾腾直跳,脸上不大自然,他找到周尚志:
    “指导员,你看我够不够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参加组织。”
    周尚志停了一下,问他:
    “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为什么?”颜江山想了一下:“为着全中国解放,为着穷哥儿们翻身,为着报答党和毛主席。”
    周指导员指出他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认识还不够,还只是种报恩思想。又告诉他,共产党员奋斗的目标,是为着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听了周尚志许多大道理以后,颜江山的心里,像拨开云雾见了太阳。他连连地说:
    “我还不够条件,我见识太短,看的不远,还要向前看。”
    周尚志不断地给他教育,给他讲怎样做一个党员,领着他向前看。颜江山看清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就在一九四九年的“七一”,光荣的入了党。

    有人把我们的英雄说的像神仙,没有烦恼,只有喜欢,不会生气,只会一天笑到晚,碰到什么困难,只须屈指一算。颜江山就不一样,他是一个平常的战士,不过比别人更忠诚,更勇敢,比别人想的更高,看的更远。俗话说:善马有时也会尥蹄子,虽说他性情不急躁,有时候也会不耐烦。
    去年打土匪,颜江山的身上被子弹穿了几个眼,在后方医院,休养了快一年。听说前方正在加紧建设国防军,搞近代化,他急着要出院,好几个晚上,躺在软床上不能合眼。伤刚好,脸色还焦黄,他就去找院长,说:
    “前方正在建设近代化国防军,我已经掉队了,再在后方蹲下去,更要落伍了。”
    “你的身体没有复元,还是安心……”
    “不,院长,”颜江山抢着说,“刀枪放在仓库里会生锈,战马栓在槽头上要掉膘,像我这样的人,蹲在后方养一辈子也养不胖。”
    回到前方,正赶上部队要去荆江分洪,战士们要放下枪炮扛上扁担,这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一部汽车要转这样个大弯,也得前进后退倒了一大阵子。战士们的思想不是机器,怎能一下子全拐过来呢?
    这时候正是春三月,杨柳已经长了芽,早稻还没有秧上,天气还冷,早晚不穿棉衣还不成。周尚志这几天,成天忙的满头大汗,大会小会,党内党外,干部会、团员会,动员又动员,解释再解释。他知道光开会还不行,又布置了一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找一些认识差的和落后的同志,做了个别谈话。自己又跟姚小富谈了两个钟头。
    刚和姚小富谈过话,周尚志趴在桌上写计划,忽听见一声“报告!”周尚志喊一声“进来!”眼睛没有离开小本子,等写完了一条,抬头一看,一个在心里惦念了快一年的人,忽然站在面前,他唿啦的站起来,刚要还礼的右手,没有放到帽缘上,而紧抓着他的手,说:
    “颜江山,你回来了?”人已经回来了,这样问不是多余的吗?不!这话是从周尚志心底发出来的,这话比久旱的农民遇到大雨还要高兴,比久别的母亲看见儿女还要亲切,比挨饿的人吃到山珍海味还要喜欢。
    “回来了。”颜江山心里许多说不出来的喜悦,也全在这简单的回答里。
    周尚志替他解下背包,请他坐下,左手忙着拿烟,右手忙着倒茶。颜江山从挂包里拿出介绍信、出院证和鉴定表。周尚志简单看了一下鉴定表,知道颜江山是个模范休养员,心里格外的欢喜。
    不一会,连长和几个排长来了,颜江山忙着敬礼握手。许多熟悉的战友,原来他一班的战士们也来了,颜江山忙着还礼握手,像许多绿叶托着一朵大红花,大家围着颜江山,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颜江山一张嘴答不过来,有时点点头,有时微笑,一会嗯哪一声,一会答了两句。颜江山闻到一股很久未闻到的气味,他像一个老炊事员又回到了厨房,但闻到的不是油盐酱醋,而是亲爱热情。这股气味本来在后方也很浓的,不过被酒精和药味冲淡了。
    晚饭号嘀哒的响了,大家都去站队开饭,周尚志叫颜江山跟连部一块吃。连队的伙食比剿匪的时候好多了,雪白的大米干饭,两菜一汤,油炸豆腐炖猪肉,炒韭菜,冬瓜汤,还有一小碗辣椒咸菜。说实话,这饭菜没有医院里好,颜江山吃起来却特别香。
    正吃着,炊事员送来一盆肉丝炒竹笋,热腾腾,香喷喷。颜江山回头看了一下,别的班都没这道菜,他心里明白,瞪眼望着周尚志,好像在说:“指导员,你看你,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还客气什么?”周尚志猜透他的心思,连忙解释说:
    “这是连长的津贴费买的。”
    颜江山用感谢上级爱护的眼光,看了一下连长。连长刚调来不久,他早就听说颜江山的名字,他看见他归队了,也非常高兴,他用筷子催着颜江山,说:
    “吃吧,吃吧,趁热吃,小意思。”
    晚上,周尚志和颜江山谈工作。听完部队的任务和情况的介绍,颜江山说:
    “我还是回一班吧?”
    “不,”周尚志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决定你到八班当班长,营首长也同意了。”
    “八班?”颜江山觉得有点意外,但他按着军人的习惯,照着自己的老看法,没有再说什么。他相信,上级考虑过的决定,总是不错,因为上级比自己想的更全面,看的更远。
    “八班比过去进步多了,当然噢,比起别的班还差一点,也差不到那里去。就是姚小富的思想比较严重,看见有些部队复员,他打算回家结婚,镜子也买了,花布也剪了,忽然接到命令叫参加荆江分洪,他有些想不开,下午我和他谈过,他口头上说的不错,心里恐怕还想不开。朱学诗倒不怎样,就是劳动观念差一些,小知识分子嘛,参军时间短,锻炼锻炼就好。副班长杜国清是一个好党员,就是办法不多,张德标是个好战士,就是脾气躁一些,王文祥能吃苦耐劳,就是年纪大一点,何永贵是个好团员;就是年纪还青。”周指导员又介绍其他几个战士的情况,接着,他像在快要点着的柴火上,泼了一盆汽油似的,问的有点出奇:“咱们防卫的时候,机关枪应该配备在什么地方?”
    “放在工事薄弱的地方,放在敌人容易接近的地方。”颜江山笑笑的回答,这是周指导员政治工作的老办法。所以他一点也不奇怪。
    “那就对嘛!现在八班没有班长,你回来的正好。”
    “在后方待了这样久,掉了老远了,怕搞不好。”
    “怎么?信心不够吗?”这又是周尚志的老办法。
    “成!”颜江山有把握地说,“有上级的领导,有同志们的帮助,我一定努力搞好。”
    “好!努力干吧!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出名堂来。”

    努力干吧,这一条不成问题:搞出名堂来,这一条实在不容易。颜江山知道,心急喝不了热糊涂,一个班十几个人,一下子不能全摸底,他在本子上写了个计划,今天找同志谈话,明天开这个会,后天干那件事。……他做什么,总喜欢有条有理。
    第二天晚上,刚开完班务会,值星排长跑来通知,叫各班清查弹药,准备明天交武器。这个通知有些突然,大家思想上没有准备,好像一缸子清水,忽然放进一条大鱼,在缸里乱滚,一下子把水搞混。
    革命战士对枪的感情,要比翻身农民对农具,翻身工人对机器,不知道深厚多少倍。颜江山手里那支冲锋枪,是他亲手从一个蒋匪排长的手中夺下的。这支枪给他立过功,为他创造了荣誉,在风雨里,在冰雹中,在烈日下,跟他走了万里路程,和他同甘苦共生死。负伤以后,一班副背着这支枪,也跟他一样的爱惜。这次归队,一班副一定要还他,周指导员就叫他拿去。乍一听说要交枪,心里实在不是个味道,可是他按照老脾气,不声不响的咬咬下嘴唇,一边吩咐大家擦枪,一边和副班长朱国清登记弹药武器。
    煤油灯光不亮,战士们的眼睛闪着光,他们细心地把枪擦的干干净净。擦完以后,颜江山打开包袱,拿出一块心爱的红绸子,把枪身包住。朱国清在枪口帽上,拴上一球红绒绳,何永贵看见以后,把刚买来的新皮带,换下枪上的旧皮条。王文祥从挂包里拿出一盒凡士林,让大家涂在枪栓和枪口上。朱学诗写了一首枪杆诗,贴在枪托上,何永贵抢过来,就念:

“三○枪,三○枪,
钢骨铁筋性刚强。
动不动,就发火,
讲起话来乒乓响。
美国工厂把你造,
美国工人把你养。
  资本家拿你去发财。
  战争犯拿你来抢掠。
蒋介石,国民党,
当了运输大队长,
把你送给解放军,
才像孩子找到娘。
我和你,哥儿俩,
并肩合力去打仗,
我立功,你光荣,
我难过来你心伤。
新任务,修荆江,
  暂时分别不会久长。
假如敌人来侵犯,
    咱们再一起上战场。”

    小何这一念,好像替大家掏出了心底的话。同志们都像母亲要送别儿女舍不得分开,只好把它打扮的漂漂亮亮。只有姚小富像个后妈,假心假意把枪抹两下,就让它孤零零的站在枪架上。翻身就去打开包袱,拿出花布张开来,打量来打量去。朱学诗以为他要剪一块包枪,连忙编了两句顺口溜,念道:

“姚小富,
真不孬,
拿花布,
  把枪包。”

    姚小富听了,斜着眼看了一下朱学诗,冷冰冰的把花布包起来,把包袱扔到床头,像倒了菩萨似的躺在床上,枕着包袱。
    “枪又不是老婆,舍的用花布包。”张德标忍不住开口了。
    “张德标,别出口伤人!枪擦干净就成了,那末孝顺它做什么?”姚小富坐起来,冷言冷语地说。
    “擦干净?枪栓都没有卸开,擦的干净?”张德标生气地说。
    “刚擦了两天,为什么还要卸开?”
    “你,哼!……”
    “算了!别争了!”颜江山不让张德标再说下去,“熄灯号吹过了,大家把枪放好,睡觉吧!”
    睡觉的时候,大家把枪放在架上,颜江山照旧把枪放在床头,不过把它搂的更紧。他躺下好久,一直是睡不着。交枪的事,早在脑子里闪过去,姚小富的问题,却像块石头坠在心上。周指导员的话,“搞出名堂”。……像几根线乱在一起。
    “十个指头有短长,”周指导员这句话,又在他的耳朵里响起来了。“是的,不能个个都一样。”他记得周指导员时常告诉他,注意同志们的缺点,耐心帮助他们改正,更要多发扬同志们的长处,鼓励他们前进,领着大家向远处看,向前面看。……
    突然,枪架上一声响,颜江山睁开眼睛,借着月光一看,原来是张德标在拿枪。“张德标为什么要拿枪?”他有点奇怪,但马上打消了,张德标拿着枪,蹑手蹑足的爬上铺,悄悄的躺下去,抱着枪睡觉。
    “这就是同志们的长处,应该鼓励他们,领着大家向前进!”

    吃过早饭,部队交完枪就上火车。火车像一条大铁龙,吐图吐脱、咔嚓咔嚓,由西向东,从南转北,跑了两天两宿。这天早晨,队伍在一个小城下车。车站上堆了很多铁锹,一个班发了两把,颜江山扛着一把,朱国清拿着一把。
    队伍开始行军,大半年没有走路了,两条腿不大得劲,亏的只走了五十里路,又是平川大路,沿路设了三个开水站,所以到了宿营地,八班没有一个掉队的。
    颜江山很担心姚小富会掉队,特别吩咐副班长朱国清多帮助他。出乎意料,姚小富行军时有说有唱,一步不拉,朱国清几次要替他背被包,他都死抱住不放。倒是王文祥和朱学诗,走起来老拉点距离。
    王文祥今年四十一岁了,全班同志数他弱,昨晚上在火车上着了凉,身上有点发烧,走起路来头重脚轻。他一气不吭,咬牙跟上队伍,谁知道两只脚不大听指挥,紧赶慢赶总得拉几步。
    “老王,把被包给我背,”走了三十几里路以后,颜江山看见王文祥拉下了,走过来抓住他的被包带说。
    “不用,班长。”王文祥紧抓住被包带,鼓起劲跟上距离。
    “颜江山发现王文祥脸色不好看,眼睛没亮光,把手伸到他的额上一摸,惊讶地说:
    “滚烫!”
    “不要紧,出点汗就好。”王文祥双手抱着被包,提出精神赶路。
    颜江山看见王文祥不放手,只得拉下两步,靠着朱学诗走。
    朱学诗明白颜江山的意思,以攻为守地说:
    “班长,怎么掉队了?”
    颜江山叫他逗笑了,抓住他的被包,说:
    “我帮你背一会。”
    “我被包里有金子,谁也别想背它!”朱学诗装的一本正经地说。
    “看你的脚!”颜江山指着他有点瘸的左脚。
    朱学诗穿着新皮鞋走路,左脚的大姆指磨破了。可是他坚决不让。顺口编了两句快板回答:
    “别看我的脚不得劲,
    蹦蹦跳跳还能行!”
    念完,故意的蹦了两步。这一蹦可把脚磨的更疼,他像哑子吃黄莲,皱了一下眉头,赶紧装出笑脸。
    “别耍花招,把被包给我!”颜江山又来抢被包。
    “班长,你再抢,我要唱了。”朱学诗像泥鳅似的,从他手中滑掉,右手从裤兜里掏出呱哒板,呱哒呱哒的唱开了:

“叫班长,你别抢,
我半斤,你八两;
我脚上有点疼,  
你身上负过伤。  
叫班长,别勉强,
  走的动,不用帮忙;
要是不相信,    
      把你的洋锹给我扛上。”

    朱学诗这一唱,可把大家唱乐了。张德标领着头喊着:
    “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大家齐声叫喊,七班和九班的一些同志,也跟着喊。
    朱学诗又唱了一段剿匪的故事,说了一段地主的笑话,逗的大家嘻嘻哈哈。他自己忘了脚疼,越说越有劲。王文祥也一步不拉的听着。十几个同志前拥后挤的围着他,十几双脚像机器似的往前走,不知不觉到了宿营地。
    八班住在一个老乡家里。颜江山一进房子就挑着水桶去担水。朱国清去领铺草。王文祥拿起扫帚要扫院子,教张德标夺下,说:
    “老王,快去床上躺下歇歇。”
    王文祥没有和他争,他走进屋里,想帮助扫地没有扫帚,想帮助铺草,副班长不让,只好跑去涮锅准备烧水,刚揭开锅盖,颜江山挑水进来,马上阻住他说:
    “王文祥同志,明天还要行军,你快去休息,等会医生就来给你看病。”
    正说着,何永贵领着医生来了,医生给王文祥看完病开好药,吩咐他多休息,就到三班去了。
    何永贵送医生到三班,回来的路上,看见姚小富正在一棵大白果树下,向一个小贩买香烟。何永贵想起王文祥要他给捎一包烟,刚走近两步,就听见那个小贩对姚小富说:
    “你问的是南埠头镇吗?离这里陆路九十里,水路一百一。”
    姚小富看见何永贵走过来,装作没有什么事情的样子,抽出一支烟给他,说:
    “小何,抽支烟,工农牌的,不错。”
    “我不会抽,老王叫我给他捎包烟。”何永贵没有接下烟,他向小贩买了一包。两人分开走了。
    何永贵到医务所取药,一路上不断的想:“他问南埠头镇做什么?……想是以前在那里住过,他不是在湘北解放的吗?……不对!他问的是路程。……自己是个青年团员,应该对革命负责。周指导员说过,每个团员都要有高度的警惕性。……”他想到这里,脚上好像生了翅膀,飞快的去取完药,跑步的回到班上。
    一进门,他看见颜江山正在烧洗脚水,何永贵把药交给王文祥说:“老王,这三包药,现在就吃一包,吃过晚饭吃一包,睡觉以前吃一包。”说完,他把香烟一块交给王文祥。
    “快喝吧,给你留的一缸子开水,班长烧的。”王文祥指着一个大绿缸子说。
    何永贵端起开水喝了两口,走到颜江山身边,说:
    “班长,我来烧火。”
    “不用,你歇歇吧。”颜江山说。
    何永贵蹲下去,拿了一把稻草往灶坑里塞,把嘴凑到颜江山耳边说:
    “姚小富在打听往南埠头镇的路程,班长,你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吗?”
    “就在南埠头镇。”颜江山毫不思索的回答,这是他当班长的“要领”之一,也是周指导员传给他的。周指导员能够背出全连人的名字和出身,颜江山能够背出全班同志的贯籍、年龄、入伍时间、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他听了何永贵的话,知道姚小富的思想问题严重,知道自己在火车上和他谈的话,还没有解决问题,知道今天他行军时的有说有唱,是故意装的。他决定晚饭后和他再好好谈一次话。
    吃过晚饭,姚小富站在院里,望着南面的大山出神。颜江山走到他身边,问道:
    “那个大山后面,不是南埠头镇吗?”
    “嗯,是啊,山那边就是。”姚小富像偷吃东西被别人看见,登时脸有些红。但他马上假装镇静,转移目标的问:“班长,今晚上开不开会?”
    “开啊,开检讨会。”颜江山答了一下,接着问道:“你的家不就在南埠头镇吗?”
    “嗯,”姚小富有点慌张了,“班长到过那里吗?”
    “到过。一九四九年南下到过,住了十几天,以后就去打县城,你不就是那一次战役解放过来的吗?”
    “就是那次战役。”
    “你家在镇上那一头住?”
    “西头。”
    “生意怎样啦?”
    “上个月我爹来信说,比过去好多了,有个利钱。”
    “这就对了。革命对大家都有好处,好好干下去吧,别再想回家了。”
    “不,不想了。前天晚上班长和我谈过以后,我就不,不想了。”不是真心话,说起来有点咬嘴巴。
    颜江山听的出来,所以又和他坐在草垛旁边,耐心的谈了好久。末了,颜江山挖到他的痛处,说道:
    “日本鬼子烧过你的家,杀死你的爷爷。国民党抽捐要税,逼的你家的买卖关了门。中央军把你抓去当兵,受苦受罪不用提。解放了,家里的日子过好了。可是美国鬼子正在侵略朝鲜,侵略咱们中国,蒋介石匪帮还没有消灭完,咱们都尝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味道,酸甜苦辣,心里明白,要不把美国鬼子打败,不把台湾解放,不保卫国防,咱们的好日子就过不牢靠。”
    “咱们的枪都交了,怎样保卫国防?”姚小富心里有些动,嘴上还没有服气。
    “交枪只是为着劳动方便,你没有看见大家交枪时的决心吗?再说荆江分洪,是为着建设祖国,和抗美援朝保卫国防是分不开的。”
    姚小富觉得颜江山的话句句是道理。心里想开了一些,他想把心底的话都端出来,话刚溜到嘴边,抬头望着远处的大山,又吞下一大半。他说:
    “我是想请假回家看看,别的没有什么。”
    “荆江分洪的任务这样紧,咱们连上的同志们,湖南湖北的占一大半,要是大家都想请假,任务就完不成。”
    “现在我不请假了,任务完成了,请上级准我回家一趟。”
    “到时候再说吧。”

(本文是一九五二年夏天写于荆江工地,可能是未完成的残篇。)

驯洪的人

    大雨刚刚停止,太阳从乌云里钻出来。我走出大队部的工棚,茅檐上的水点,滴了一脖子。正想伸手去擦,忽听见一阵歌声,侧身一看,一大群民工挑着土箕,抬着箩筐,从山坡上走下来。
    “老张,你们的动作真快啊!”我对排头那个叫张友能的青年说。论年纪,他才十九岁,照习惯,该叫他小张,可是他们家乡的规矩,不是他的长辈,不兴这样叫他。
    “大伙儿蹲在工棚里,一个劲儿朝窗外望,都教这场大雨给憋坏了!”张友能站了站说。“都担心今天的计划完不成!”
    “下雨嘛,”我说,“当心压坏啦!”
    “压不坏!”他挺起胸膛说。“老白,下午到我们工地来吧!”没等我回答,他已跑到前面去了。
    我望着他那结实的身影,看着他活蹦乱跳的动作,想起了前天晚上,我正在看一张工程股的报告表,他气呼呼的跑进来。
    “又叫你回家结婚?”我望着他手中的家信,笑笑地问他。
    “我娘真是的,说啥也不开窍!”他埋怨了两句,接着叫我给他写回信:“啥也不用写,就说我是个青年团员,不修好水库不回家!”我把他的话写上了,问他还说什么。他说:“告诉我娘,不修好水库不回家!”我说写上了,他叫我再写一遍。我又照样写上两句,问他还说什么。他说:“这里啥都好,叫娘不用记挂,不修好水库,说啥也不能回家。”我从心底笑了,我一点也不怪他不近人情,给母亲写一封这样的回信,因为我已经替他回过三次家信,每次都讲了许多道理。……
    张友能转个弯不见了,大队民工也慢慢过完了。我扣好门,踏了一段烂泥,草鞋连脚面全是黄泥,我庆幸刚才没有穿胶鞋,不然又得在泥泞路上“扭秧歌”。想看看河水涨的怎么样,我拐到河堤上。成群的运输工人,正推着一斗车一斗车的鹅卵石和沙子,等了一会,才凑个空子跨过铁轨,走到河边。
    早晨还是平静如镜的淠河,现在又滚滚的沸腾了。望着这又浑又黄的急流,简直不敢相信天天煮饭泡茶的那样清甜的水,就是从这河里挑去的。然而淠河就是这个怪脾气,平常像个文静美丽的姑娘,下过一场大雨,立刻变成一头凶猛的野兽。你看它正漂着枯枝树叶,卷着泥沙石块,张开巨口发疯地吼叫,像要吞没周围的一切。
    对岸山腰里奔下几条激流,悬岩上飞下一股瀑布,给雨后的群山,添上格外壮丽的景色。在那些郁郁的杉树,青葱的山柴,翠绿的竹林,淡黄的野草,茂密的橡叶,特别突出的枫杨和栎树上,都挂着珍珠般的水点,映着透出云层的斜阳,活像一幅幅巨大的毛茸茸的厚毡,罩在山头上。毡上绣着许多景物,色调是这样调和,图案是如此秀丽,不是天工巧手,哪能绣得出来?
    远远望见溢洪道上的民工们,正紧张地抬着石头、背着石块。我想到河东溢洪道,匆匆地顺着轻便铁道,沿着河边,穿过连拱坝的桥洞,向木桥走去。糟糕!河水已经漫过木桥!桥头站着一大堆人,正看着波涛掀掉桥板。年老的汪指挥和工程处的同志们,也在那里。
    “多少流量?”我问汪指挥。
    “一千二。”他说。
    每秒钟一千二百立方公尺的流量,河水就这样凶,难怪两个月前那场三千五百秒立方流量的大水,要冲破钢板桩,卷跑木工厂。我暗自寻思一下,没奈何只得踅回来;想起刚才张友能的话,便向他们小队的工地走去。
    工地上,民工们正忙着把黄土运到河沿,大家抬的抬挑的挑,哼着号子,像穿梭似的,来回的跑着。
    “老白,来一挑吧?”一个正在上土的民工朝我喊着。我从他瘦长的脸上,很快的就认得是那个做过小贩当过堂倌的钱贵,下雨天贩油条到工棚卖的也是他。我知道他想试试我的肩膀,随口说了声“好啊!”挑上一担土就走,土并不重,大约六七十斤。走了十来步,我听见钱贵在说:“腰是软的,像干过活的。”爬上斜坡,我换换肩,耳边飘来他的声音:“还会换肩。”
    倒完土回来,钱贵已经给我准备好两箕子土,看样子不比头一挑沉。刚要挂上钩子,张友能却抢过来挂上他的扁担,说:
    “老白,你挑那一担。”接着他生气的瞪了钱贵一眼,说:“人家是干啥的?”
    我莫名其妙的挑着土,跟在张友能背后,直到爬坡的时候,见他吃力地抬着步,腿肚子绷紧,光背上流着大汗,才看出一点道道,直到倒土的地方,才完全明白,原来那两箕子都是卵石,上面盖了一层黄土。我从张友能那双愤慨的眼睛里,看到他纯朴而勇敢的品性。
    休息过后,我又和张友能一块抬土。大篮里的土装得尖尖的,看样子有一百五六十斤。张友能穿上竹杠,把住大头,本来他并不比我高,可硬要我走在前面。一上肩,我马上奇怪地想:“为什么这样轻快?”想回头看看,抬土的人前赶后拥,我不愿妨碍别人的动作,没有这样做。我想大概是休息过后,肩膀歇过来了。抬第二抬的时候,我把绳子靠前挪了挪,用徵询的目光望着他。他既不反对,脸上也没有什么表示。可是担子上肩以后,仍然觉得很轻。我开始怀疑土质松,但一看到前面同志篮里的硬土,立刻改变了想法,肯定是张友能玩了把戏。所以在第三抬刚上肩,我便迅速掉回头一看,果然不错,他悄悄把绳子靠后挪了一大节。
    “看你玩的什么花样?”我笑着责备他。
    “我长年干惯了,没有关系,走吧!”他也笑着回答。
    第二次休息的时候,我独自往回走,路过那一排像摩天高楼一样的连拱坝垛跟前,不知是由于好奇心还是出于别的什么,我忽然决定爬上最高的八号垛子,去眺望一下沸腾着的淠河。我小心谨慎地从垛内踏着又黑又陡的临时木梯,爬了一大会,才上到最高顶。我看见洋灰工人们,正把升降机吊上的混凝土,用小车推到边上,倾进木模里。拿着震动器的工人,正蹲在纵横着钢筋的木模里,把混凝土震匀,不让留下一个“蜂巢”。我知道这个亚洲第一的伟大建筑物,就是这些英雄们,一年多来不分风雨昼夜,从淠河底层的岩盘上,一寸一寸修建起来的;现在还在不断把它升高。每天当我路过这里的时候,我总要仰头望望高垛,每次都看见那些高空作业的工人们,正紧张地工作着,尤其是那些木工,有的用绳子绑着腰,在半空中装订或拆除壳子板,看来真是惊心动魄,然而他们却毫不在乎地敲着铁锤,大声地呼唤着,有时还唱着歌子,真是“艺高胆子大”。
    恐怕妨碍他们的动作,我小心地走到一个角落,开始环视着周围的群山,群山显不出那样雄伟了,远处的山峰,只像一个个的坟包,竖在两岸的悬崖石壁,已经变成一道道的高墙。淠河忽然变得像一条小溪,弯弯曲曲,安安静静地流着,浪涛变的像波纹,即使还能听到一点声音,也已经不是吼叫,而是呻吟和叹息了。
    在我的周围,充满着钢铁般的力量,交响着巨大的声音,整个山谷都在沸腾。成群的斗车隆隆地滚过铁轨,一排排的拌合机转着它的“大肚子”,升降机一起一落,铁钎楔入岩石,钻探机钻进地层,电锯在急转,铁锤在飞舞,钢筋被拧弯斩断,沙土被搬开抛掉,马达轰轰声,抽水机噗噗叫,电焊吱吱响,搬运号子,劳动歌声……在山谷里激起了强烈的回声,淹没了洪水的咆哮。
    现在,淠河啊!你显得多么渺小!尽管老人们还把你当神话在传说,说道光三十年那场大水,是由于“龙争蛟斗”,说什么“一龙出洞,千妖出孔”,可是人们已经安排下妙计,将缚住你这条凶龙,把你永远禁锢在宁静的湖中,随时受人们的驱策和使用。
    朝下看久了,感到有点头晕,我抓住木栏,闭上眼睛,不禁想到若干年以后,这里将变成一个美丽的风景区。当春天一来,脚下将是一湖澄清如镜的春水。湖边桃红柳绿,满山野花盛开。嫩竹在风中舞着轻腰,新笋突出润湿的地面。绿茵铺在路旁,垂柳拖在道上。从坝底射出成排的喷泉,飞落在几十丈远的河面,经阳光一照,变成一道美丽的彩虹。成双成队的男女,蹦蹦跳跳的儿童,须发如霜的老人,将在明湖中荡舟,奇石上游戏,绿荫中下棋。水电站日夜给远方送电。顺着高压线望去,将有无数高耸入云的烟囱,在冒着浓烟。密如蛛网的沟渠,正流着清水。拖拉机在失去界线的大地上奔跑,抽水机代替着水车,灌满了禾田。……
    哦,我想的太远了,不!在这伟大的日子里,这不过是转眼的工夫啊!
    头上飘着浮云,山腰飞着老鹰,使我想起这大别山区,曾经养育过无数的英雄儿女。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山头,都洒过壮士们的血汗,留下英雄们的足印;每一棵竹木,每一块石头,都刻载着英雄们的故事。如今,英雄们又用战胜过日寇、打败过蒋匪的双手,来建设幸福的家园。
    这一切,不断地在我心中翻腾。山谷中成千成万的人,一个个在我眼前高大起来,张友能那坚强机灵的身影,闪过我的面前。一年前,我参加过荆江分洪;今年夏天,我到过官厅水库;现在,我又来到淮河流域。我能亲自参加佛子岭伟大工程的建设,感到很幸运。小时候,我听过修筑长城、开凿运河的故事;眼下,我见过无数动人的场面,接触过许多优秀人物,我深为祖国感到光荣与骄傲。一年多来,无论在写字桌旁,在会议室里,在火车厢中,甚至在深夜突然醒来的时候,许多熟悉的回忆,都像老朋友们似的站在面前,他们向我微笑,使我感到惭愧,好像有鞭子抽在背上,我不敢再缄默了。
    我想用英雄模范称呼他们,但这已不足说明他们功绩的丰富内容。淠河老人的神话,使我想起自古以来,人们总把洪水猛兽相提并论,我们勇敢的祖先曾经驯服过野兽,使他们变成家畜。但驯服猛兽,却只是少数的“驯兽者”,而且仅是供人们玩赏而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也不过是停止水害,像这样大规模地把水患变成水利,驯服野性万倍于猛兽的洪水,只有在人民的时代才有可能。
    对着飘着白云的佛子岭,望着河边密密麻麻的劳动人群,我心头涌现四个大字:
    “驯洪的人!”

一九五三年秋写于佛子岭  
《人民文学》      

永定了的河流

    大桥被洪水冲垮了,汽车拐上河岸边的险道,沿着陡壁下的窄路爬着。爬上一段陡坡,车轮几次朝后滚,旅客们都提心吊胆,一个抱着孩子的大嫂,吓得脸色苍白。
    “别怕,”身边一个青年工人说,“我们刚来那阵子,这里哪有路啊?都是悬崖陡壁,连山羊也过不来。”停了一下他又说:“过些日子再来就好了,火车路已经修到水关,从水关下火车,登上软席汽车,顺着河西那条大道,从拦河大坝上开过来,多漂亮呀!”
    汽车开上轻便铁路,在铁轨和枕木上一跳一跳地前进。旅客们一上一下,东摇西晃,跳得浑身难受,都不约而同地埋怨前几天那一场冲坏木桥的大水。
    汽车转一个弯,在邮局门口停下。刚跳下车,我的注意力被黑板报上一首诗吸引住了:

从小放牛羊,
牛羊我不想;
    不是我不爱牛羊,
      永定河洪水如虎狼!
            冲跑了羊圈,卷走了牛栏,
  哪里有牛羊???
从小务庄稼,
庄稼我不想;
    不是我不爱庄稼,
      永定河洪水如虎狼!
            冲跑了谷子,卷走了高粱,
    遍地闹饥荒!……

    诗的字迹很模糊,后半段已经看不清了。顺墙边望去,横在永定河上的大桥,只剩下一排排的木桩。
    看了诗句,望着断桥,不禁想起几小时以前,当火车开出长城,听见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娘,谈着永定河泛滥的故事。仿佛看见卢沟桥南面的大平原上一片汪洋,无数人民流离失所,许多城乡被大水淹没,京津铁路断绝交通,天津街头划过小船,房顶爬着灾民,水上漂着浮尸……
    “这哪是永定河?是条无定河啊!”大娘叹息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响着。不错,这是条无定河,几千年来没有安定过,不断给人民制造灾难和痛苦。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把我从默想中惊醒,只见两个年青工人,推着一辆满载沙石的斗车,顺着铁轨走着下坡路,飞快地滚过来。滚到我们跟前,斗车逐渐缓慢下来,他们开始吃力地往前推,慢慢用肩膀朝上顶。用劲过多的小腿上,鼓起坚硬的肌肉。一滴滴的汗珠,落在前进的道路上。
    我随着斗车往前走,看过沙石倒进混凝土拌和机。拌和机转着大肚子,吐出一大堆混凝土,工人们迅速地铲上小推车,飞快地推上溢洪道。我转身走上连接官厅山峡的拦河大坝,几千民工正忙着挑土,羊脚机突突地压着松土,拖拉机轧轧地辗着新堤,成队的硪工“嗨嗬”“嘿唷”地打着夯。……大堤一寸一寸地往上长。
    拦河坝东头的溢洪道上,工人们在岩石上打着炮眼,在石道上扎着钢筋,在陡壁上砌着洋灰。大坝西头的进水塔顶,木工们正搭着架子,准备安装闸门。他们站在十几丈高的木板上,脚下是奔腾的急流,看起来惊心动魄,但他们却行走自如,安详地劳动,轻快地歌唱,好像有意对脚下的洪水示威。永定河含怒地屈服了,乖乖地流入进水塔,爬过黑漆漆的漫长的隧道。一出洞口,便像一只被打伤了的猛兽,拖着负伤的后腿,低声地哭泣,慢慢地往南爬去。
    对着被征服了的永定河,我心里开了一朵鲜花,我想:如果再遇到那位大娘,一定肯定地对她说:
    “放心吧大娘,无定河永定了!”??

    我们到了办公厅,陈主任正在开会,他匆忙地过来接待我们。我从他瘦长身影的紧张动作上,从他眼镜后面那双疲乏的眼睛里,从他热情而简短的问话中,知道他的心还没有离开会议室,他的脑子大概还被一件重要的问题占据着。为了节省它宝贵的时间,我扼要地谈了来意,他简单地记下,随即填了一张印好的介绍信,派人领我们上招待所。
    刚安置好行李,陈主任来电话约我们去吃饭。走到饭堂外,他身边站着一个老同志,从斑白的两鬓和饱经风霜的脸上看来,大约有五十多岁了。
    “这是官厅水库工程局的王局长,”陈主任介绍着,我们握了握手,随即走进饭堂。王局长用初次见面时常有的客气,一定要我们坐上席。
    陈主任说声“失陪”就走了。王局长给我们每人倒了两杯酒,一杯青的,一杯红的,说:
    “这是青梅,这是煮酒,本地沙城的特产。”
    干杯以后,果然名不虚传,使我想起“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为了让这位好客的主人减少拘束,告诉他我们都是在部队中长大的。果然,主客之间的界限渐渐消除了。他开始谈到在冀东领导农民暴动,在喜峰口抗击日寇,在这一带山区打过游击,这里每一座山头,每一个村庄,都留过他的脚印。……
    在畅谈中,他不停地催着我们喝酒,但他自己却不大喝;他说身体不好,不能多喝。
    话题慢慢转到官厅水库的建设上,他精神振奋,满脸红光。我揣想到他指挥作战时,经过一场艰苦血战胜利后,也会是这样的一种表情。听着这位老战士畅谈着过去在这里打败敌人,现在又在这里战胜洪水的英雄故事,实在是意味深长。我沉醉了,不是因为喝了青梅煮酒,而是由于听了他那没有任何修饰的朴素的语言。
    “开工一年半了,当中经过两个冬天,你们到过东北,知道零下二十度是什么味道,眼下正是三伏天,你们看,中午的日头,晒在身上,不比你们在广州凉快多少吧?在部队待长了,都挨过风吹雨淋,爬过冰,卧过雪,这些不说,你们也想得出来。”
    “成千上万的人,没昼没夜,起早贪黑,轮班干活。本来每天分三班,有许多人都干了十几小时,领导上劝也劝不住。生动的事儿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往后有空,咱们再慢慢地聊吧。现在随便挑几件谈谈。”
    “去年汛期,洪水来了,山洞输水道的工程,正紧张地进行,水位比洞口还高,混凝土工人们,好像不知道似的,在山洞里坚持着工作。当混凝土衬砌到顶部,人只能蹲着爬着干,一簸箕一簸箕朝上送,起先还可以用铁锹,尾后只能用簸箕塞,用手推。一条将近五百公尺长的输水隧洞,就是在这样艰苦中修成的。”
    “十一月底,开始导水合龙,突然来了一股寒流,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河面冻了冰,水在底下流。寒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可是咱们勇敢勤劳的人民,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都有信心克服。最大的麻烦倒不是严寒的天气,而是人的错误思想,经验不足和主观主义的工程设计,使两次合龙都失败了。工程师们垂头丧气,有的躺在床上起不来,有的感到技术上没有把握,有的动摇了,提出等寒流过了再合龙。广大群众的情绪也受了打击,但他们没有消沉下去,大批建议书纷纷送上来。党在这个严重关头挺身出来,研究了群众的意见,接受了经验教训,首先批评了那种退却的情绪,指出寒流即使过了,严冬马上就来,气候不会温和起来。接着在技术人员的会议上,坚定了工程师们的信心,果断地采纳了一个工程师的合理化建议,决定用层层包围的办法,结果第三次合龙成功了。”说到这里,王局长舒了一口气,呷了一口酒,结论式地说:“在今天,技术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则将一事无成!”
    “喝酒,喝酒!”老主人举起杯,我们也举杯,为党领导的胜利而干杯。
    “光有正确的设计,没有专家的帮助,特别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忘我劳动,水库工程也不会顺利成功的。”王局长继续说下去。“合龙闭气那天,温度降到零下二十一度,可是大家的心里,都是热烘烘的。临时挡水坝上,宣传队敲着锣鼓扭起秧歌,人山人海忙着干活,民工们的棉袄外面冻成冰,棉袄里面流着汗,好多人跳到冰水里,用身体堵着缺口,用双手捞出废料。当时,我被感动得掉下眼泪……”说到这里,我举起杯请他喝酒,他咽了一口,说:“艰苦困难当中,最能显出一个人的本质,是真金还是黄铜,一眼就看出来了。像叶成,在合龙的时候,带头跳下冰水里,三小时完成了八小时的任务,二十一个人捞上了三百五十二包废料;像共产党员王进雨,想一切办法,把一个落后的民工分队,改造成最先进的模范分队;像大个子曹斌,不顾自己的生死,几次跳到冰水里,抱起坏了的水龙头,使抽水机能不停地抽水,清基任务能顺利进行。他冻昏了几次,一醒来就问着水龙头修好了没有?像老工人阎有,日夜不离开工地,二十二天完成了二十四个钻孔;像钢筋工人陶茂成,不断想窍门改进操作方法,把工效提高了两倍多;像女特等模范张文英,自己身体有病,挑起土来,比男人还强……”王局长的话越来越激动,眼睛不断地闪着光辉。我好像正听着雄壮的交响乐,看着艺术纪录片,一个个英雄人物,从我面前走过,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刻印在我的脑海中。
    “行行出状元,”王局长用一句古话作结束语,“去年涌现的功臣模范,就有一千多人。而刚才说的那几个最突出的劳动英雄,都是转业军人。”
    “几个最突出的劳动英雄,都是转业军人。”这句话对我感触很深,我不禁为我们的英雄部队,感到无限的光荣。??

    早晨,太阳还躲在山后面,工地上出现了一群国际妇女。看皮肤的颜色,大约可以分成四种;听说话的口音,那就是说不清是多少国人。只能从裙子的样式上,辨别出她们是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
    尽管外表上有这样多的差别,但是,她们的心都是一样地在跳动。我从她们脸部的表情上,从她们喜悦的目光中,看到她们像走到一个奇异的境地,眼花缭乱地东看西瞧,有时候竟惊异地叫起来。
    带着参观的是那位瘦长的陈主任,他忙着解释,回答着各样的问题。清晨新鲜的空气,使他精神焕发,一夜忙招待而缺少睡眠的眼睛,却闪着一种光辉——为祖国的伟大建设感到自豪的光辉,为人类共同事业的成就感到骄傲的光辉。
    王局长也来了。他新换上朴素的灰制服,脸上的胡子剃光了。昨晚上他忙到十二点钟,下一点才剃完胡子,下三点就跑去欢迎。通宵不眠对一个上年纪的人的确不合适;然而对一个革命的战士,又是那么平常。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时间悄悄把他带进晚年的境地,但他的内心,依然像几十年前一样。这种年青的感觉,不是因为剃了胡子,也不能用年月来计算,只从他脸上每条含笑的皱纹上,才能够清楚地看到。他那缓缓走着的背影,慢慢在我眼中高大起来。
    参观的人群走到轻便铁道旁边,一个穿着白裙子的朝鲜母亲,跑去帮助工人推斗车,汗水从她的脸上滴到地下。工人同志们劝她休息,她激动地说:
    “你们的兄弟,正在我们的土地上,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自由而流血,让我为你们未来的幸福流点汗吧!”她边说边往前推,直到大家说要到旁的地方参观,才停下来。
    一个欧洲的姑娘,跑到土塘里,和民工们一起挖土。高跟凉鞋里灌满了沙土,花裙子上粘着黄泥,她不在意地挖着。看起来极不熟练,但她竭力把每锹挖满。挖了一会以后,她兴奋地说:
    “能够在这块自由幸福的土地上,为伟大中国的和平建设挖一锹土,我感到很光荣,在我的一生当中,这将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参观完了,在回来的路上,有的热烈地交谈,有的低头在沉思,有的不断回头去看着高大的拦河坝,有的望着刚升起的红日,有的凝视着滚滚的河水……。从这些不同的动作上,使人们感到她们的热血正跟永定河奔腾,她们的心情,正跟着洪水流往远方,流入海洋,流回自己的祖国。我知道印度朋友,正怀念着被压迫的同胞,梦想也能和中国一样;我知道越南朋友,正关心着祖国的解放战争,期望早日打败侵略者,从废墟中重建自己的家园……。
    回到休息室,她们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感想。很遗憾,我认不得这许多国家的文字,然而我能够在这许多不同的笔迹上,找到共同的字眼,那就是“和平”“伟大”与“幸福”。
    以后,差不多每天早晨,当小鸟正在门前的枣树上啼唱,当我习惯地爬上山坡,照样可以看到礼堂门外的小场上,站着一批新来的客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机关学校,来自工厂矿山,来自城市乡村……。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目的:参观和学习。
    我每次路过礼堂外边,经常听见里面有人在作报告。有时候声音很平和,话里带着许多专门名词,我猜想出听众一定是哪个专科学校的学生;有时候声音激动,话里带着许多形容词,我知道他正在讲着一个英雄故事。
    说这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库,当然没有什么错,可是已经包括不了它丰富生动的内容。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而且是永定河历史的分界线——无定的河流变成真正永定的河流。也是一所露天陈列馆,是一所人民大学。
    临别时,我走了几步又站下来,好像怕许多生动的形象会在脑子里消失似的。我回顾了一下,官厅山峡上飘过白云;山沟路旁开着鲜丽的野花,漫山遍野的枣树林,刚落了花瓣,正结着小枣;一片片的苹果园里,枝上挂着累累的青苹果;大黄杏已被人们摘下来晒成杏干;毛桃悄悄地结果,偷偷地落下烂掉。工地充满钢铁的音响和劳动的歌声,人民正紧张地干活……。我想明年这个时节,辽阔的山谷将变成一个平静的大湖,风景该多美丽啊!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写于佛子岭水库  
《解放军文艺》         

姑娘们的愿望

    离开官厅水库的那天清晨,我收拾完行装,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想多望望这充满奇迹和诗意的地方。我向山坡上走去。
    太阳在山峡后面放射着金光,小鸟在枣树上婉转啼唱,工地上人山人海。我想起热情的老主人,想起许多劳动模范和他们的英雄故事,想起这成千上万为祖国建设的人们,心头上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离愁”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两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正在山坡上采野花。那个梳着双辫的、稚气的姑娘,摘了一朵紫花,夹在本子里。那个短头发的、看来比较老练点的姑娘,拿着一朵白花,闻了闻就扔掉。我看见一块大石头后面,有一朵漂亮的野花,粉红的花瓣,金黄的花蕊,便指给她们。短头发的姑娘先看见,双辫的姑娘却比她敏捷,跳过去摘了,高兴地边嗅着边连声喊道:
    “好香啊!好香啊!”
    短头发的姑娘噘着小嘴,我被这天真的表情逗笑了,忙告诉她,这种花坡顶有的是。她走上坡顶,用快活的目光,望着一片美丽的野花,欣赏了一阵以后,慢慢转身向她的女伴喊道:
    “快上来,顶上更多些。”
    双辫的姑娘蹦蹦跳跳地跑上来,一看,便惊叫起来:
    “多美啊!多美啊!”她扔掉刚才那枝花,忙着采摘,不一会就摘了一大把,直看到她的女伴细心精意地选摘了两枝长的最鲜艳的花枝,才把一些长的不大好的扔下,又跑来跑去地采摘着。
    “这个地方怎样啊?”我看见她采摘了两大把,正站在我近前伸着腰,望着永定河和官厅山峡,从她的幸福的眼神里,明明知道她很喜爱这里,却发出这种多余的问话。
    “太好啦!真想住它一辈子!”她答的很干脆。
    “想的真不错。”我对自己说,可惜我连一天也不能再住了,得马上赶到淮河去。看了一下手表,想到该向主人们告别,便匆匆走下山坡。
    和主人们告辞以后,我顺着轻便铁道走了五里多路,到了汽车站。汽车快开了,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匆匆忙忙爬上交通车,找到自己的行李坐下,车就开跑了。
    汽车开动了,座位也慢慢松了,我舒了一口气,才发觉那两个姑娘也在车上,只隔了一个座位。我看见那个双辫的姑娘,手里拿着一束野花,便笑着问她:
    “带到哪里去?”
    “北京,”她说,“送给妈妈。妈妈可喜欢花啦。”
    在谈话中,我知道她爸爸在水库发电厂做工,她同伴的哥哥在钻探队。她们乘着学校放暑假,到这里来旅行和看亲人。她还说她中学快毕业了。
    你毕业了干什么?”我问她。
    “到水库来做工。”她毫不思索地说,答得很肯定。
    “到水库做什么工?”我有点奇怪。
    “爸爸说,这里要修水电站,我要跟爸爸在电站做工。”
    我默默地点点头。料不到她在山坡上说的要住一辈子的话,是早下过决心的。我看见那个短头发的姑娘,文静地坐着出神,禁不住问她:
    “你呢,也到水电站来工作吗?”
    “不。”她淡淡地答了一个字。那双秀丽的眼睛,老是盯着一个地方。
    “她呀,她想的才美啦!她想开钻探机,想跟她哥哥到老远的地方,到别人到不了的深山,到大沙漠里……”
    “看你像一只麻雀,吱吱喳喳的。”短头发的姑娘红着脸打断她的话。好像不愿意把心里的愿望,随便告诉生人。
    汽车沿着永定河向北开,两岸的地里种着一片一片的向日葵。双辫的姑娘望着庄稼地,小嘴吱吱喳喳地讲着,照我看她倒像一只黄莺,因为声音很清亮。她的女伴不大开口,我猜想她的心也许正飞到远方,飞到昆仑山,飞到大戈壁,飞到帕米尔高原……
    两个姑娘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起年轻的时候,在亲友和同学当中,不少有志的女青年,也怀过美好的愿望,但在旧社会里,那些美好的愿望,还不都成为泡影!
    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自己美好的愿望能够实现。毛泽东时代是青年们的幸福的靠山,只要有决心、肯努力,我想那两个姑娘的愿望一定可以实现。到了淮河之后,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
    从蚌埠开合肥的火车是十二点钟到站的,从合肥开往佛子岭水库的汽车却要等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由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淮河工作队的突然到来,车站上显得非常拥挤。旅客们都担心因为人多车少买不到车票,而卖票的窗口直到天黑还关得紧紧的。
    靠窗口的长凳上,坐着一个穿白衬衣蓝裙子的姑娘,比我在官厅见到的那两个还小,看样子不过十五六岁。可是她那副忧虑焦急的脸容,和她的年龄是多么的不相称。我看见她坐了几个钟头一直是那样的表情,禁不住有点惊讶:难道在这女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吗?不会的。因为她身边泰然自若地坐着一个穿军装的女同志,从脸上看,显然是她的姐姐,也一定是她这次旅行的保护人。如果单为车票担忧,那末她姐姐应该比她更着急才对。
    我忽然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女孩子,也许在我们的子弟学校;又仿佛是在广州,可是我问她,她只简单地摇摇头。
    第二天天还不亮,我们的包车快出发了,我看见她和她姐姐走进车站,禁不住问她:
    “买到票啦吗?”
    “还没有哩。”她发愁地摇摇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汽车开走了,这个发愁的姑娘的影子,慢慢被车窗外晨光中的景色代替了。想不到半个月后,在佛子岭的礼堂里听报告,又遇上她。她脸上的愁容消失了,完全不是我在车站上初次看到她的神气。
    “你怎么还没有走呀?”我脱口而出地问。我以为她也像官厅那两个姑娘,只是利用暑假来看看亲人。
    “我为什么要走啊?”她不高兴地回答,仿佛觉得我在撵她似的。“我在这里工作啦!”她自豪地补充着。
    哦,原来她参加了工作!我看到她脸上的兴奋的光彩,才了解到在车站上她为什么忧虑焦急,而现在她又为什么变得高兴活泼了。
    但我对她这样大就想工作,颇不以为然,于是用惋惜而带责备的口气问她:
    “你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念书啊?”
    “同志,你和这里的人事科长一样呢。刚来的时候,我向他请求工作,他也说:‘你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念书啊?你正是念书的年龄呀。’”她学着人事科长的口吻,顽皮地挤了挤眼睛。“你猜我怎么着?我给他个死活不走。我说:‘科长同志,把我收下来吧。’科长说:‘我们不能收你,你应该去学习。’我说:‘哪儿不是学习呢?在这里,又学技术,又学文化,又学政治,还能锻炼身体!’缠到最后,那位人事科长也没办法了。他抓了抓头发,想了半天,才松了口。他笑着说:‘拿你这小鬼真没办法!’于是他允许我暂时留下来……”
    “啊,你原来是暂时的?”
    “暂时的有什么关系!”她不满意这话,瞪了我一眼。“只要我在这里的学习好,工作好,不就可以‘永远’了吗!”
    我被她的神气和聪明的答话逗乐了。想到大家都叫这里做“佛子岭大学”,禁不住笑着点头。正想问她在哪个单位,忽听见台上宣布报告开始了,才不得不收住话头。
    有一天,我路过连拱坝,看见一群穿工装的姑娘,正搬着沉重的机器。我发现那个小姑娘也在里面转来转去,看样子是大姐姐们不让她插手,急得她直转悠,只好噘着嘴帮着抬抬箱角。
    “她们是哪个队的?”我问身边一个洋灰工人。
    “吓!全国有名的三八女子钻探队!”他翘起大拇指大声讲,有意让她们听见。接着他问我:“你是新来的吧?”我还没有开口,他又肯定地说:“你一定是新来的,所以才不知道。……你看她们多棒!赶上男同志!”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其实关于三八女子钻探队的事情,我早就听说了,可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也在钻探队。霎时间,我想起官厅汽车上那个短发姑娘,这时候她也许正在努力学习数学和物理,为实现自己的愿望作充分的准备哩。
    另一天,那个小姑娘忽然到民工队来,说要请在我们这里工作的音乐学院的同学帮她们组织晚会。我问她组织什么晚会,她微笑地回答:
    “联欢晚会。”她说着,掩盖不住心中的兴奋:“我们女子钻探队明天要走了。”
    “上哪儿去啊?”我问。
    “还没有宣布,听说要到老远的地方。”
    老远的地方?也许就是那个双辫姑娘所说的:到别人到不了的深山,到大沙漠里……去寻找祖国地下的宝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但不一定所有的愿望都是美好的。最美好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命运紧连在一起,和人类的幸福相结合。这样,他就能够热爱新的生活,不断地前进,努力把自己锻炼成共产主义的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春于广州  
《解放军文艺》   

青春的火焰

    访问程业回来,已经是深夜了。我疲乏的躺在工棚里的草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青年团员的朴实面貌,老在眼前出现,他那诚恳谦虚的声音,总在耳边响着:
    “那个建议是大伙儿合计出来的,大家都觉得距离不一样,土质不同,死按着老办法上土挑土,准会窝工。……试验的时候,张昌、刘乙耀、陈小堂他们表现得最好。……论挑土,邓宝法也不错,他每天都挑一百五六十挑,有两天还超过了我。……”
    “我希望你谈谈自己的模范事迹,比方说你看见窝工以后,怎么去想劳动力的合理组织问题。”我忍不住直截了当地提出来。
    “谁看见窝工,谁心里都不对劲,我们开了个小组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办法凑出来了。”
    “那么,你谈谈挑土好不好?你一天挑三方土,有什么窍门?”
    “挑土使的是死力气,主要靠腿勤。那天长距离挑土,邓宝法倒想了一个窍门,就是各人自己找对象,半路上接换着挑,这样可以减少疲劳,节省时间。”
    “听说这个办法是你先提的。”
    “谁说的?是老邓提的头,大家商量着干的。”
    照他这样说,仿佛突击队选他当模范选错了,小报登他的照片和事迹也错了,其实全不是那样。我当过新闻记者,自以为发掘材料颇有办法,可是今晚上显得很无能,谈了几个钟头,和报上登的差不多。末了,不得已问起他的历史,而得到的仍然跟表格上看到的一样:二十四岁,从小给财主放羊,十六岁参军,十九岁因伤复员。只有当我提到他已经超过青年团的年龄,想知道他是不是要求入党的时候,他才比较激动地说:
    我挂花那阵子,班上牺牲了三个党员,都是好样子的,当时我就想参加。回头一寻思,自己的缺点太多,不够格,我就下决心学习,争取将来做个党员。”
    说实话,开头我对这次访问很不满足,后来慢慢被他的谦虚感动了,觉得收获比预定的丰富多了。虽然笔记本上记的很少,但已经不是一些干巴巴的流水账,也不是几个小故事,而是一个青年团员活生生的灵魂。从这次平淡的谈话当中,我更明显地看到新人物和新道德一天天在增长,看到青年们热爱着新的生活,并努力跑到生活的前面,把自己的精力和生命献给它。我由兴奋感到惭愧,好像有根鞭子抽到背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在草铺上,忽然被隔壁起床的声音吵醒了。揭开蒙头的被窝,睁开干涩的眼睛,看见窗户纸还不大透亮,外面灰蒙蒙的。早晨特有的静寂,一点点声音都听得清楚,一阵冷气从窗缝里袭进来,听到隔壁住的年轻小伙子跑出工棚的脚步声,猛然想到今天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临时挡水坝要进行第三次合龙。我马上掀开被子跳下草铺,穿好衣服,披上大衣,也跟着匆匆跑出了工棚。
    迎面吹来一阵冷风,像钢针扎在脸上,鼻孔里呼出的热气,立刻粘在胡子上结成白霜,眼睫毛也潮呼呼的难受。冷风很快的穿透大衣和棉袄,背上好像冻了一层冰。从东北过冬的经验看,今天的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
    看看天色还早,我放慢了脚步,望望工地的周围,天空阴的像要塌下来,两岸的山峰像两个顶天的大锥。群山环绕着的工地上,远近都盖满了白雪,像铺着毛茸茸的白毛。树枝镶着一道道的银边,挂着水晶般的细长的冰条。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向工地,红旗迎着寒风飘扬,叮叮咚咚的锣鼓在山谷中激起了回声。几辆载重卡车顺着冰河上开去,冰河上也积了一层厚雪。……
    踏上冰河走了一里多路,到了临时挡水坝上,我看见工程局的负责人,工程师们,技术员们,都已经先到了。突击队正用铁锹铲着冰河上的积雪。
    我竭力在突击队的人群中,寻找程业的影子,费了好大功夫,才发现他杂在一小堆人当中,挥动着臂膀,一锹一锹地把雪块抛到远远的“雪堤”上。今天他照样穿着那套露着一些棉花的黑棉衣,扎着腰带,只是把毡帽头换成了盖住耳朵的棉军帽,这大概是不好一眼找到他的原因。“今天我倒要好好盯住你,你再也不能用‘我们的’‘大伙儿’‘某某同志’这类话来逃过我的眼睛。”我从心里对他说。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转过头来微笑地跟他的伙伴说了句什么,我不禁也对他笑了笑,但他很快掉回头,使劲挥动着手中的铁锹。
    人越来越多了,堤顶岸上到处都是人群,这块狭小的铲雪地区容不了许多人,在没有铲完雪以前,许多人只好“窝工”。(这该怪他们的热情,指挥部没有叫这样早来。)大家急着干活,急的摩拳擦掌,急的原地踏脚跑步。人们都像进到冲锋出发地,只等着号令一响,就冲上去,把这条“凶龙”拦腰斩断!
    雪铲完了。战斗开始了。指挥部发出了攻击令,秧歌变成战歌,锣鼓变成战鼓,喇叭变成冲锋号,劳动号子变成战斗的杀声,成千上万的劳动大军,把“凶龙”团团围住,展开着猛烈的冲锋!
    临时挡水坝上一片人海,喷火器吐着火舌头,沿着缺口外围的大弧线上吹化着厚冰。成排的镐头随着“咳嘿”的呼声,高举起来猛落下去。大石头被抬到冰雪上。小石头块堆成一座座小山。民工们像一条条的长蛇阵,穿梭交错地来回。整个工地沸腾了!
    冰河被吹出一道弧形的小沟,厚冰被震裂敲碎。人们把冰块打捞上来,冰河上出现了一个大坑,大鱼在水坑中跳跃。躲在冰层下的“凶龙”暴露了,它急急忙忙想夺路逃跑,但是失败了,一块块巨石堵住它的去路,它还拚命在突围,把许多石头卷跑。直到大小石块和碎石子一层层倒下去,经不起层层的堵击,洪水才开始后退;大部分驯服地朝进水塔的冰下流去,小部分从石头的空隙中钻跑。
    不能让洪水钻空子,在进行合龙闭气以前,一定要把前两次抛下的废料捞出来。“一寸不牢,千里不安!”这是水利工程上的警句。
    艰苦的战斗摆在面前,捞废料一直要钻到水底,虽然水不深,可是寒冷的冰水会立刻把血液冻住。工程局的首长们都露出不安的神色;工程师们正低声在交换意见;人群也拥挤在一堆,唧唧喳喳地议论,想找出办法;有些人的目光已失去那种狂热的兴奋。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程业从人堆里跑过来,他站在老局长的跟前,说道:
    “报告首长!”他两脚一靠,右手举到帽檐上,显然还没有忘记军人的动作。“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青年团,我们一定坚决完成!”
    说这话的人仿佛不是中等个儿的青年,而是个彪形大汉。想不到这个怯生生的平常怕讲话的人,现在竟然这样勇敢。我很惊异他在人群中发出的声音竟会这样的响亮。我从他闪着光的大眼珠里,想起他在火线上的姿态,我仿佛听见他的心声:“在火线上流血牺牲,不正是为着今天祖国的建设吗?”……
    “好,好!”老局长的声音有点颤动,他的左手落在程业的肩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
    程业的脸上闪过一阵笑影,他没有吭声也没有敬礼,像个孩子似的连跑带跳的,蹦到伙伴们的跟前,张大嗓门说道:
    “青年团的同志们!首长答应咱们了!加油干吧!”在那群年轻小伙子们中间,他摘下军帽朝冰上一摔,解开腰带,脱下棉袄棉裤,蹬掉黑棉鞋,脱下白布袜,只穿着一条裤衩。他跑到冰洞旁边,回过头来,喊:“同志们!志愿军在冰天雪地里打败美国鬼子!咱们也要在冰天雪地里战胜洪水啊!”喊完,他朝冰洞里一跳,把头钻进水里,很快托上一麻袋装着的沙石的废料,交给冰上的人接上去以后,立刻又钻进水中。
    人们的心被震动了,十几个青年脱下棉衣,跟着跳进冰水里,捞上一包包的废料。
    脱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一下子就有几十个,连中年人也在解着腰带。这时候老局长走过去,对着大家喊道:
    “同志们,同志们!不要脱了!地方小,容纳不下,不要脱了!”
    人们好像没有听见,还继续在脱,动作快的已经抢先跳进水里。老局长急得抓住这个,说他身体太弱,拉着那个,说他吃不消。但是劝说没有多大效力,老局长只得拿出命令:
    “大家听口令!立正!——”从老嗓门里发出这样宏亮而有力的口令,简直使人惊讶,我立刻肯定他当过军事指挥员。口令生效了,受过民兵训练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站好队。
    “你出来!你出来!你也出来!……”老局长亲手挑选了十几个年青力壮的,然后对大家严厉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许下水!赶快穿上棉衣!”
    选上的人都兴高采烈,争着往冰水里跳,没选上的人噘起嘴巴,却又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站在冰洞边上,准备接麻包,当个助手。
    正在抛石头运材料的人,也被下水的青年们感动了,他们喊着口号,嚷着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加紧动作,加快脚步,抛下的石头激起一阵阵的水花,水花溅到棉衣上,立刻冻成冰疙瘩;可是人们的额角,却不断的冒出汗水。
    我的心一直在激烈的跳动,浑身不知哪来的一股热劲,虽然大衣早已脱掉,身上却仍是热烘烘的。我被卷进劳动的热潮中,跟大家一起拉着废料。我已经忘了要盯住程业看他干活的那回事了,忽然耳旁飞来一个声音:
    “你看程业!用牙齿叼着废袋包!”
    我转身朝冰水里一看,程业小半身露出水面,脸色刷白,嘴唇发紫,牙齿叼着麻袋的一角,双手费劲地抱着快滑下去的麻料包,困难的走过来,嘴边流着一道鲜红的血。
    我们几个人赶快跑过去,几双手一块拉上他的麻袋包。老局长也走过来,对他说道:
    “快上来歇歇,程业!”
    程业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说声“没有关系”,又走过去钻进冰水里。
    ……几百包废料捞上来了。沙子、黄土一担担倒下去,缺口堵上了,合龙成功了。
    “凶龙”驯服了。我走过新堤上,仿佛年轻了十几岁,口里不断哼着抗日战争时两句快乐的歌子:
    “青春的火焰,在我们心中燃烧!……”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  
《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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