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建设篇(中篇)

官厅湖风光

    从沙城上火车,我像去拜访久别的朋友,又焦急又兴奋,巴不得立刻看到官厅水库。可是火车好像有意跟我为难,在新修的轨道上,缓慢地爬着,爬着……
    过了永定河铁桥,官厅山峡东面的山群,越来越大了。山头上飘过片片的浮云,山坡间出现点点的白屋,山脚下露出一条闪光的银带,哦!那不是官厅湖吗?
    列车开到官厅车站,甩下几节料车,穿过两个山洞,停在拦河坝旁边。我下了车,急急地爬到山坡上眺望,只见长城线上峰峦重叠,迤逦连着青天,山后升上一朵朵的白云,宛如一幅巧夺天工的水墨画。近处拦河大坝的斜坡上,竖立着放大了的毛主席的题字:“庆祝官厅水库胜利完成”。顺斜坡往下,是一片碧绿澄清的湖水。几片白帆飘过湖面;两只汽艇正在测量着水位;一条载着姑娘和孩子们的小船,慢慢的划着双桨,快乐的欢笑伴着悠扬的歌声,不时吹进我的耳朵。
    啊!离别了两年的官厅水库,变的多么不同呀!那时候,滚滚的河水卷着泥沙,奔入未完工的进水塔;成千上万的人,紧张地修筑拦河大坝;两岸的轻便铁轨上,日夜滚着隆隆的斗车;火车路还没有铺上,山洞正在开凿。……而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壮丽的人工湖了。
    突然一声雷声,古老的烽火台上,卷起一片乌云,远山上的白云也染了黑。一阵狂风吹来,湖水掀起了白浪,浪花一个追着一个。大雨接着小雨,下一阵阴一阵,哗哗啦啦,嘀嘀哒哒,一直延续了几个钟头,才风消云散,湖面又平静如镜。太阳从一块乌云后面钻出来。
    我和老吴驾着双桨的小船,轻轻地迎着落日划着。湖水涨高了,湖面宽阔了。西天边一小片浮云飞过落日,斜阳上像蒙了轻纱,强光被遮住,太阳像个雕上风景画的大银盘,慢慢的落下西山,山后放射出万道金光,小块的薄云被烧的通红,大片的乌云都镶上了金边,奇异的彩云构成了一个曲曲折折的椭圆形,中间透出淡蓝色的天空,真像一个湖面。天上的湖岸像用黄金砌成的,地下的湖面泛起一道道的红光。
    红霞渐渐变成紫云,夜幕慢慢张开。天上半轮明月,倒映在湖底,湖岸上灯火的倒影,经微风一吹,在水中闪闪烁烁,异常有趣。这时东岸灯光球场上打着篮球,西岸广场上放着电影,水电站的工地上,传来了阵阵的广播音乐。
    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的鸟儿叫醒,出门一看,才注意到屋外的荒山,已经开成梯形的园圃,一排排苹果和海棠的树苗,夹在每隔六七步一棵的小柳树中间。山腰间安着抽水机,水龙带像条白蛇,蜿蜒横过小道。我转身步入山谷,看见云雀飞在空中歌唱,黄莺站在枝头和声。一群园工整理着树苗,从他们口中,我知道这一带已种下了二万多棵果树。他们正用汗水和辛劳,来绿化这湖边的山景。
    上午,我们访问了水电工程处,一个年青的向导员,带我们到现场参观。我们从劈山开出的下行公路出发,绕着上行公路回来。一路上看见从水库静水池奔出的黄水;看见水文吊桥上的测量人员,放下测量含沙量的铜鱼;看见无数工人正紧张修建着厂房;看见凿通了的进水隧道;看见烽火台下修建着的楼房。向导员告诉我们,全体员工正争取早日给首都送电而努力。领导同志说,沿永定河将继续建筑几个水电站,北京卫生局准备引河水入昆明湖,将供首都人民用水和美化北京城。
    我们还访问了河北省立第三疗养院,疗养院建筑在湖边的山坡上,周围已经种下六万棵树秧,空气异常清新。院里设有一百个床位,还有图画室和俱乐部的设备,水库的放映队,经常来放电影,休养员们可以到院外散步,到山坡上捕鸟,到湖边钓鱼。
    在去访问疗养院的路上,小汽车开过移民新村。前年我到过这个村,那时候一排排新房子刚盖好,到处还堆着乱七八糟的土堆,而现在,已经是一个整齐的村落。在车上,我看见村北头,新添了一列宽大的房屋,看来是一座小学校。
    永定河两岸的农田,已经开始利用官厅湖水,我们到过石景山附近的衙门口村,一条引用永定河的水渠蜿蜒绕过村北。我走进渠边的麦地,金黄的麦穗没到腰部。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告诉我,没有引用河水以前,小麦只长到膝盖高;利用河水灌溉以后,产量增加了四五成。
    到官厅水库参观的,已经有几万人。他们来自地球的每个角落,来自祖国的各个省份。去年国庆节前后,就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六百多个来宾来参观。我翻阅着参观者的留言簿,看见上面写着几十种不同的文字。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在上面写着“很好”两个大字。西藏一个活佛写道:“我们藏族人民,也准备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东南亚一个朋友写道:“在这次参观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要以你们作为努力学习的榜样。”英国全国公共事业工人工会一九五四年度主席德艾弗戴维斯先生说:“这些工程,是中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明证。”日本全建设省工会支部书记长山岸弘夫写道:“在日本,虽有很多资材和技术,但对国家的开发事业上,却处于悲惨的命运,我在这里,清楚的体会到中日两国制度的不同……
    是的,参观者不但在这里饱览了壮丽的湖光山色,而且透过这雄伟的建筑物,看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看到了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勇敢地建设和平幸福的家园。
    当我第二次离开官厅水库的时候,我禁不住要喊出来:“再见吧!壮丽的官厅湖!你把永定河永定了,你将供给工厂无穷尽的动力,保证两岸农田的年年丰收。祝福你,壮丽的官厅湖!”

一九五五年六月于北京             
《人民画报》     

平川大道

    立冬一个月了,西山乡依然是这样的暖和。清晨,从山上吹来的风,还觉得有点冰凉;可是日头一偏东南,干着活茬的人们,大多穿的很单薄,就连那些白胡子老头,也只穿着一件单衣。
    老天好像也顺着人心。这些日子,农民们的心中,都热腾腾的。合作化运动,就像狂风卷起大浪。不管你走到撺老玉米的场院上,走到倒白菜的大窖边,走到黄瓜叶翠绿、西红柿累累的暖洞里,走到新泥堆积的河堤上,你会从不同的声音中,听到谈论着一样的事儿:“毛主席可把咱的心事看穿啦,瞧他老人家哪句话不说到咱的心底啊!”“听了毛主席的话,干起活茬更有劲了。”“我听完报告,一句二话没说,就站起来报名。”“我大叔和大婶嘀咕了一宿,天不明就找村主任,说要入社。”“孙老头的心眼活动啦,瞧他也快啦!”……
    天一黑,那就更热闹啦。家家捻大了煤油灯,户户窗纸上透出亮光。老社员们在热烈的讨论着毛主席的报告,秋后入社的新社员们也在积极的发言。工作组的同志们带着表册,分别到要入社的农户访问登记,免得耽误他们明天的活茬。不少贫农和中农,正在开着座谈会,老社员在会上报告收入增加的情形;单干户表示决心听毛主席的话;有人耐心地给大家算着细账,说明入社的好处;有人马上要填表;有人在后悔去年入社后,不该又退社。
    在许多单干户的家里,炕头上挤满着人。主人忙着用铁铞子在煤火上烧水沏茶,招待来串门子的邻居,听着亲戚朋友们的劝说。儿媳妇在向婆婆作保证,说入社后不会让老人受累;小姑姑劝着大嫂子,叫她动员哥哥入社。老太太们谈论着东家报名啦,西家还有顾虑;孩子们挤在大人身边,瞪着天真的眼睛,静听着大人们说话。
    农民们看清了平川大道,谁愿意再走那弯曲的小路呢?即便有人要拦,也拦不住啊!小府村张文芳和张文兰,是亲弟兄俩,家里有一辆汽轱辘大车,一匹骡子。张文兰每日赶着大车跑买卖,能挣到现钱,看见哥哥文芳要入社,就坚决反对。于是兄弟俩争吵开了,文兰理短火气旺,把文芳打得头破血流,还气汹汹地说:“要入社你去入,我不干!”文芳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也得入社!”“你一定要入社,咱们就分家!”“分家也挡不住我走社会主义路!”兄弟俩分完家,张文兰把大车分给自己,张文芳马上去入社。过后,张文兰越想越不对劲,寻思别人都在走平川道,自个儿为什么单走独木桥?入社吧?舍不得大车骡子,不入吧?又怕大车户都入社了,有买卖谁还找他这个单干户?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报名。没料到牲口大车作价那天,张文兰提早把大车赶到西平庄东头的大场院上,还没有开始作价,老婆赶来了,嘀里咕噜的叫喊:“哼!大车又不是你个人的,也不商量商量,就赶来作价?不行!”边嚷边拉着骡子要走,骡子不愿意离群,不走下大车路,那女人用手打着牲口,骡子还是不肯拉着大车往下走。没法子,只得拉着它顺着场院另找好道。张文兰不愿当着稠人广众跟老婆吵架,只好尴尬地拿着空鞭子,随着老婆后面,跟她回家讲道理。
    贫农和下中农们,都争先的去报名,开始不几天,差不多全入社了。双槐树的贫农刘瑞,早就想入社,只因为母亲怕他身体弱,媳妇怕他受累,自己也担心劳动力差,挣不够吃,所以没有入成。这次听完毛主席的报告,一家人都打消了顾虑,刘瑞高高兴兴的报了名。西平庄的贫农王保印,头年就想参加,他娘坚持要留下一亩水浇地,这次他娘想通了,对儿子说:“快去报名吧!保印,我不留地了。”
    事情也不全是一帆风顺,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自由散漫的劳动生活,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不是轻易扭转得过来的。西山乡办了两年社,合作社的许多好处,单干户不是看不见,可是有些人仍然东摇西摆,劳动力少的怕收入减少,懒散的怕集体干活不自由,孩子多的怕没有零花钱,勤劳起家的舍不得牲口土地,富裕中农们还想走自己的邪道。他们替自己找了许许多多不能入社的理由,有的人说等还了账再入,有的人提出条件,有的人说自己晚走一步,等明年大秋后再入,有的人干脆说自己是死脑筋,有的看见宣传员来了,夫妻故意争吵,甚至还有装疯卖傻,指鸡骂狗,威胁要打宣传员的。
    “严重问题是教育农民”,同志们紧记着毛主席这句话,工作组和老社员们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来开导他们,常常为一户人家或是一个问题,研究到深夜。老社员说:“不能把自己的弟兄们撇在社外,让他们受到困难。”在同志们的艰苦工作下,许多人终于开了窍。双槐树的赵魏氏,老两口给人家看坟,辛辛苦苦开了四亩荒地。土改时分给她白地,她没有要。她对个别干部有意见,乡里办小社时她不报名,并大社时她不参加。合作化运动开始,她还说给盖三间房子才入社。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报告,她不愿听,站起来要走。经过同志们再三劝说,心里才有些活动。开第二次会,起先她还绷着脸孔,低着脑袋。后来,当宣传员讲到农民过去的苦处,说到要刨穷根就得合作化的时候,她想起以往受坟主的压迫,差点得拄着拐子去要饭,幸亏共产党来了,才翻过身吐了气,才不怕坟主撵她走,才不再挨饿受寒。当她慢慢省悟过来,她的头抬起来了,脸上也露出笑容。开完会,她对生产队长说:“为忠,明天去跟你老叔(指自己的丈夫)谈谈,让他也明白明白。”第二天,康为忠刚到她家,还没跨进门,她就迎出来说:“不用谈了,通啦!”跟着,她在贫农会上,劝霍金泉他妈入社:“快叫金泉报名吧,听毛主席的话没有个错。”巨山村的中农贾永旺,去年秋报名入社,今年春又退出去。他总怕入社收入少,同志们给他算细账,还是不相信。有一天,他悄悄的跑到杜秀玲家中,看了杜秀玲的劳动手册,上面记了两千多分,他怀疑地想:“一个娘儿们能挣这许多?”再仔细瞧瞧,杜家并没有多少粮食。杜秀玲看透他的心事,笑嘻嘻地说:“我的孩子们都在外面念书,我一张嘴哪吃的了这许多粮食?都卖给供销社了。”贾永旺心里还不踏实,等到杜秀玲把卖粮食的条子拿出来,他才相信。在一次座谈会上,当老社员赵兴,正在报告今年买了五十尺新布,腌了几缸咸菜的时候,贾永旺叹了口气打断他:“别说了!现今你们是站在高岗上,可我还在洼地里呢!我要不退社,说啥也跟得上杜秀玲,她今年挣了四百多元,可是我呢?通统打在一起,全部收入,还不到二百块。我坚决报名入社,往后就是使棍子揍,我也不退社了!”
    社会主义的思想胜利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断了根!几千年来的农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西山乡合作化了!全乡百分之九十八的贫农和中农,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平川大道!
    十二月九日,是西山乡农民大喜的日子,各个村子里,都充满着喜庆和欢乐。杜家坟村北的大场院上,新搭起一座戏台。台上横挂欢迎新社员入社的大字。叮玲铛的锣鼓,震天动地的响着。各村的农民从四面八方匆匆地赶来。老太太穿着新棉袄,老大爷叼着旱烟袋,大嫂子抱着小娃娃,小伙子披着短大衣,姑娘们换上花衣裳,孩子们蹦蹦跳跳,一个个的脸上都像开了花。外乡的农民也赶来看热闹,有的骑着小毛驴,有的蹬着脚踏车。小贩们叫卖着冰糖葫芦,大红柿子,蚕豆瓜子。供销社摆起临时的售货摊,一堆堆的香烟、水果、饼干和糖果,吸引着一大群的农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说唱团,乘着大汽车赶来参加盛会。他们奏起喜庆的音乐,唱着紧张有趣的鼓词,说起逗人大笑的相声,使这喜气洋洋的日子,增添了轻快和谐的气氛。
    在会上,使人最难忘怀的是新社员代表贫农朱振锡的一段话:“头年我捅了二百七十块钱的窟窿。秋后,想报名入社,债主们逼着要账,说:‘你把牲口大车都入了,拿什么还账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寻思再单干一年,也许能把窟窿补上。可是单干困难多呀!有人说单干户有‘八急’,我是一年到头犯愁。没有肥料上地,又赊了九十六元的大粪干。社里的麦茬玉米种完了,我的春白薯还没有栽上。偏巧,老骡子不争气,蹬着腿死啦。庄户人没有牲口,比短一条胳膊还难。再买一头骡子吧?哪来这许多钱?东凑西借弄来了几十块钱,只够买一条小毛驴。白天,合作社的地上,一伙一伙人干着活茬,有说有笑,欢欢喜喜,多热闹呀!再瞧瞧我家地上,爷儿们三个闷着头做活,我五十多啦,还憋的慌哩,两个年轻的,更不用说啦!心头记着欠账,肚里老不高兴,干活茬哪有劲头?下晚,合作社的牲口有饲养员喂,我还得起三更爬半夜的侍候驴子。力气真使的不少,地耪了三遍,粪也没有少上,可是收成的粮食和蔬菜,哪项也不及社里的多。种了一亩八分地的春玉米,还没有熟就掰着吃光了。种了五分地的高粮,也没个数,全喂了毛驴子。社里的花生每亩地收二百多斤,我的花生每亩地只收一百七。社里的谷子每亩地产一百八十多斤,我的谷子每亩地才收一百三。社里的白薯每亩地收二千多斤,我的一亩七分地白薯,总共才收到两千多。唉!甭提啦!头年同志们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我还不大相信哩,今年可尝到味道了!瞎忙了一整年,老账没还一分钱,又拉了一百五十元的新债,再不入社,窟窿就越捅越大。今年要是在社里,我们爷儿们三个整劳动力,顶少也能挣他七千分。七千分就是一千四百块钱啊!别说还账,就是每天吃顿机米白面,也有剩啊!所以我对债主们说:‘再不让我入社,你们的账可别想要!’这回我的决心是铁定了,谁再扯我的后腿,不让我走社会主义的大路,我就一脚把他踢开!……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北京文艺》         

到西山社的第一天

    提起西山,许多人一定会联想起香山碧云寺,联想起八大处的风景和古迹。我这次访问的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在这美丽风景区以东的肥沃平原上。
    已经是农闲的季节了,然而社员们还在不停地进行着沸腾的劳动。一路上,我看见拖拉机在连片的田野上驰骋,肥壮的骡马拉着新式犁杖,土地翻起黑油油的浪花。我看见村村的南头都有一两个大白菜窖,成群的女社员们在撕着烂叶子,准备让大白菜入窖过冬,为首都人民储备大量的蔬菜。在另一些地方,妇女们围坐在场上,一边谈笑,一边用木棒砸着老玉米。男社员们正翻整着阳畦,播下养菜苗的种子……
    到处是一片初冬的风光,一片欢乐的集体劳动的新气象。
    我到了西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社里领导干部正研究着吸收单干户入社的问题。为着免得打扰他们的讨论,我先走到附近的供销社,只见刚领到秋后开支的社员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挤在社里买东西。大姑娘和小媳妇们,正在选购心爱的花布;年轻小伙子们,在挑着绒衣和球鞋;还有个老太太连声不住地问“有没有苹果?”旁边两个孩子吃着香甜的饼干。
    供销社门口,放着一大堆石头和木料,这是准备为社员盖房子用的。一群孩子正在上面玩耍,几个大孩子搬着木片在搭桥,几个幼童在那里跑上跑下。我看见一个小女孩摇摇晃晃地从桥上往下走,我怕她跌下来,急忙过去扶她,又对大孩子们说:“别搭了,当心摔跤!”有个较大的孩子偏着头说:“不会的。”另一个围着红领巾的说:“我们要修座通往社会主义的大桥。”我听了以后,不住地微笑,心想:“大约他从老师或者干部嘴里听到这句话,就牢牢地记住了。”
    供销社前面有一片小场,场边有块菜地,一个老大娘在那里倒弄大白菜。她告诉我,这是她家的自留地长的。她说她家是个贫农,六口子吃饭,只有儿子一个人干活,没有入社以前,生活很困难,入社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过了,不愁吃,不愁穿,大小事有社里给做主。
    左边一户农家,屋顶上架着一根又高又长的天线。我问附近的一个人那是不是广播站,他说不是。我又问他是不是个富农家,他说是家贫农。我看见村里没有电灯,正想到目前贫农还用不起直流收音机,他告诉我说这是搁在耳朵上听的收音机用的,我这才明白这是架矿石收音机。这时候,我发现村里另外还有两个地方也架着天线。
    晚饭后,我从工作组长杨老刚同志的谈话中,知道全西山乡的农民,有百分之八十入社了。秋收以前,西山社已经是个六百一十二户的大社,共有五千八百二十五亩土地。秋收后单干户看见合作社的庄稼普遍丰收,又有百多户报名入社。
    今年社里的单位面积产量,大部分比去年高,也比今年互助组和单干户的产量高。春小麦比去年增产了百分之二百六十,春白薯增产了百分之九十三,绿豆增产了百分之七十五,茄子增产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西红柿增产了百分之九十,大蓁椒增产了百分之六十九。
    今年全社的总收入是六十七万三千多元,除去开支、公积金、公益金、土地分红和明年生产投资外,平均每户社员的纯收入是五百三十六元,平均每个劳动力的纯收入是三百六十二元。有百分之八十八的社员的收入比去年增加了。贫农刘文泉家去年的收入是六百九十五元,今年是九百八十八元。中农石文元家去年收入是八百八十八元,今年是九百六十七元。社员们的收入普遍地比单干户多。社员康海和单干户张延庆的土地一样多,康海家的劳动力还没有张延庆强,可是康海家今年的收入是一千二百一十九元,而张延庆家只收入了六百七十八元。
    透过这些显明的数目字,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生动的对比,看到摆在农民面前的是两条多么不同的道路!
    晚上,我们有四个人睡在一个炕上,这三个同炕的都是上级派来的,有一个是来帮助搞水利的,有一个是来帮助算账的,有一个是来推广农业技术的。屋里还有六七个同志在噼里啪啦地打算盘,他们是在替每家算“三定”的账。
    门外一架拖拉机在月光下耕地,“噗”“噗”“噗”的响声通宵不停。
    我很久很久不能入睡,不是因为拖拉机的震动,也不是因为打算盘的声音,而是因为来到西山社的第一天,到处闻到了一种新的气息:有许多情景不断在我的脑子里翻腾着。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晚写于京郊南平庄  
《北京日报》             

他没有残废

    西山社有个社员王荣,家住梆子井,今年二十七岁。他是个转业残废军人,只有一只右手干活,然而在全社九百多个劳动力当中,王荣得的工分却是数一数二的。在不到十一个月的劳动中,他挣到将近三千分(每分两角钱)。
    有天下午,我到黑塔村去,村东头白菜窖旁边,许多社员们在抬菜入窖。我和大伙聊起王荣来了,有个老大爷笑逐颜开地说:“人家王荣可是一把好手啊!”旁边有个青年插嘴说:“别看他只有一只手,抢起大镐,拿起铁锹,比我们都强!”也有个中年妇女跟着夸奖:“连有手艺的阳畦掌柜的,还没有他挣的分多。”
    王荣失去一只左手以后,论体格,不比别人强,论力气,也不比别人大。但是要知道王荣为什么劳动比别人好,必须从他身体的内部去找。我问过许多人,差不多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他能吃苦耐劳,觉悟又比较高。”这两句话恰好道破了王荣的特色。
    王荣生在一个雇农家里,十三岁到北京学手艺,手艺没学成,又回乡间给人家扛活。到一九四七年,又在门头沟背煤,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来他参加了解放军。在怀柔战斗中,当了爆破手,不幸在炸倒敌人的碉堡同时,左臂上失去了一只手,光剩下一条胳膊。复员的时候,上级叫他保持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努力工作、积极生产。他记住上级的话,回家以后,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那时候政府分给他家十二亩地。
    刚开始参加劳动,不论耪地挖阳畦,不论赶大车装石头,他用左胳膊和右手右臂同时做活,很不得劲,干了半天不出活,心里很不好受,但是一想起部队里党和上级经常号召大家克服困难的话,就鼓起勇气,苦练下去,日子久了,动作也慢慢灵活了,熟练了,到现在不但赶上了别人,而且活茬干的又快又好。
    农闲的时候,他在运输公司赶大车,十冬腊月上西山拉石头,每块石头有百十斤重,他用没有手的左胳膊一夹,右手一送,就装上车去,装的比有双手的人还快,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惊奇的。有一年大冷天,他拉石子的时候,左手锯掉的地方被冻伤了有一寸,疼的他直咬牙,他知道运输任务急,一句话没说,坚持不歇工。
    入社以后,王荣干活更起劲,抛去下雨天,一个工不歇。队长分配什么活,他就干什么,从不挑三拣四的,别人不愿干的活,他自动要求去做。
    园地上的西红柿和茄子大量下来了,这些热货搁一天要受一天的损失。这时候三天两头下大雨,路上泥浆有半尺深,拉货进城的大车经常窝在泥里。队上原先两个赶车的叫困难给吓住了,他们嘴里说干不了,心里想多挣分。因为工分是全社规定的,不能随便增加,队长就用道理说服他们,他们仍然找借口不去。这时候王荣看见西红柿装好车,晚一会运走,多受一些损失,就挺起胸走过来说:“他们不去我去!”队长知道他赶过大车,就让他和另一个青年社员一块去。
    王荣赶着汽轱辘大车,出了黑塔村,过了小铁路,不久车轱辘就陷入泥水浆里,牲口拉不动,他也舍不得用鞭子抽打,他顾不上脚上的新鞋袜,马上跳到稀泥里,用肩膀顶大车,跟他一块的青年小伙子,也跳下来推,才把车轮推出泥坑,把货送进市里。
    晚上回家,妻子看见他鞋袜上全是泥浆,问他怎么回事,王荣就把赶车的事说了。他老婆嘀咕开了:“人家赶得好好的,用的着你去顶。”王荣说:“他们不愿干,我不能瞪着眼看热货烂掉,一车值一百多块钱呀!”老婆说出心里话了:“大热天,三天两头下雨,路上尽是烂泥,城里大车小车的,万一压着人家,或者被人家压着,叫我怎么办?还是让别人干吧。”王荣听了,生气地说:“都像你这样只顾自己,社还能办的好吗?”接着又用过去冬天他上山拉石头的例子,说明山陡路滑,也没有出过事故,这才把老婆说服了。
    就这样,王荣成了三大队一、五分队的大车运输员。在几个月的赶车当中,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队里给他的任务。秋耕时节,他赶着大车拉粪,为着多装快卸,把胳膊都弄肿了。队长发觉了,问他还能不能干,他说:“肿点不碍事!”一直坚持不歇工。
    秋后,社里要王荣动员白普山、路永德、孟宪臣和路永生四户入社。这四户都有顾虑,怕入社后收入少。王荣就拿自己的例子说服他们:“我是个残废人,分的粮食,拿的开支,哪项不比单干时候多?只要勤劳动,收入只有多不会少。”有些人又说有账,不能负债入社。王荣说:“单干也得还债。入社后只要勤干活,挣的多,债可以还的快。”王荣又拿白普山今年的地淹了做例子:“入了社,土地连成片,不分你我,每亩产量能提高很多,十块地淹了一块,还有九块,比现在的十块也要打的粮食多,再说社里就要挖干河,搞水利,往后更不用愁涝怕旱了。”这四户经过他不断的说服教育,全都报名入社了。
    我去访问王荣那天,正逢他赶着大车,从菜地拉回最后一批大白菜。我于是跟他们两个运输员一块装车,我双手一次只能抱上两棵菜,跟他赶车的那个青年,也只能抱上三棵,而王荣用右手和没有手的左胳膊,每次都抱上四棵,并且比我们快。装了半车以后,他跳上车,我们在地上继续搬,他一个人在车上装,我注意到那条没有手的臂膀,隐藏在棉衣袖里,隔着袄袖上缝的一块厚厚的帆布,和那只好手配合起来,把菜一夹一放,居然是那样灵活,那样快当!
    在回合作社的路上,我独自暗想:“这个残废军人,不论精神上或是肉体上,一点也没有残废!”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京郊南平庄  
《北京日报》            

贾雪芬

    “骒马还能上阵?”有些落后的男人,常常拿这句话来讥笑妇女,说她们不能跟男人一样干庄稼活。可是西山乡巨山村的老太太们却这样说:你看人家贾雪芬,干什么活茬不跟大男人一样呢!谁说养闺女不好?像这样的闺女,养十个八个也不嫌多。
    我到西山社后不久,就看见这个很出色的农村姑娘。贾雪芬才不过二十出头,高个儿,眼睛里闪着热爱劳动、热爱新生活的光芒。在农忙的时候,不论在打麦场上或是在老玉米地里,不论在白菜园或是在阳畦边,你总会看到她正在和一群身强力壮的男社员们一起劳动。汗水流过她的脸,湿透她的衬衫,她不肯直起腰来擦一擦,生怕落在男人们的后边。
    贾雪芬从十六岁起,就在地里干活茬。她家是贫农,爹当过几十年修表匠,没侍弄过庄稼;娘拖着一大群弟弟妹妹,又得烧锅做饭,缝补浆洗,下不了地,于是大部分庄稼活就落在这个小姑娘肩上。
    贾雪芬心灵手巧,瞧别人做活,自己也慢慢地学会做了。可是,不管她怎样起早摸黑地做活,地上打的粮食,总不够八张嘴吃。后来,她家参加了互助组,生活稍为强了点,可是每年还缺几个月的粮。自从她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才开始免受饥饿的威胁。用雪芬娘的话说:“先头哪敢想吃机米白面啊?现在都能吃的上了。以前烧菜,盐都舍不得多搁,现在腌了大缸的菜;每人每月还能吃四两香油,你看,大人小孩都吃胖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好处非常多,对贾雪芬来说,最大的好处是每天都有活干,干了活能得到合理的报酬,不像单干的时候,由于地土薄,肥料少,没有牲口,缺少人手,虽然拼命的干,也收不了多少粮食。
    贾雪芬很能吃苦耐劳,她在地里不挑活,叫干什么就做什么。刨花生那阵子,她去的早、回的晚,休息时间就摘花生,强的劳动力,一天只能挣十二分,而她却挣了十五六分。撕白菜叶子,别人一天撕七、八百颗,而她却撕了一千多颗。社里活茬少的时候,她就到附近的国营农场干零活,挑水栽树秧,摘棉花打棉杈子,什么都干。
    贾雪芬是个要强的姑娘,她不相信妇女做不了男人的活。队长韩大通常说:“这个活不是妇女干的,那个活妇女干不了。”贾雪芬偏要干给他看。春天到南平庄挖安电井的老龙沟,她和几个妇女跟男人们一块干活。秋天割谷子,她和男社员们并排,一步也拉不下。大白菜入窖,一抬二百多斤,她跟男人们一块抬着入窖。
    贾雪芬常对本村妇女们说:“不参加劳动,空喊男女平等,怎么平的了?”
    年轻人,谁不想找个好对象啊!可是贾雪芬跟男人们一块干活,从不嘻嘻哈哈。小伙子们摸不透她的心事,她娘也只摸透了一半,说:“雪芬怕弟妹们还小,出门了家里生活困难。”而贾雪芬心里却想:“巨山村过去在反动富农翟荣昆的把持下,什么都落后,骨干少,自己是村的副主任,又是乡的人民代表,得先把工作搞好,多培养出几个骨干再说。”
    贾雪芬为什么能这样呢?她自己说:“这都是党把我培养大的。”这话一点不假,本来她年纪小,什么也不懂,党和上级不断教育她,使她认识了许多道理。一九五二年参加青年团以后,进步更快。她没有上过学,在民校里积极学习,现在已经能够看报纸了。可是她在前进中也表现出缺点,对想篡夺社里领导权的反动富农翟荣昆的毒辣破坏行为,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只和几个团员悄悄地说:“咱们别随着老翟跑。”后来团支部开会教育她,她自己检讨说:“当时没有挺身出来斗争,是犯了很大的错误。”这件事给她很大的教训,她说:“往后再遇到这种事,就知道应该怎样办了!”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于京郊  
《北京日报》     

开动脑筋的人

    有些人喜欢看冒险小说,爱听惊天动地的故事。可是在和平建设的生活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干着平平常常的事。
    点点滴滴的雨水,能汇成江河巨流;一块一块的石头,能筑起高楼大厦。
    当我走进北京市纺织品公司西单零售部,访问了售货员蔡哲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感想。
    蔡哲,一个普通的中年人,高高的身材上穿着蓝色的棉制服,长长的脸上,五官端正。一见面,他提着一壶茶水,殷勤地招待大家。我从他诚恳的神气里,从他谦虚的目光中,想起评奖材料上那几句评语:“该同志认真钻研业务,积极提供合理化建议;积极组织货源,满足供应;服务态度良好;连续三季超额完成了售货计划……被评选为1956年的先进工作者。”
    这些抽象的字眼里,隐藏着一种坚持不懈的苦心,显示着新的商业道德。
    去年3月间,民族学院来了几个女学生,看中了一种西红色的花麻纱。的确,这种颜色的花麻纱,做成连衣裙,穿在姑娘们的身上,该多么漂亮啊!可惜只剩下十几尺,两件衣服还不够。一个姑娘问:“还有没有?”蔡哲回答:“就剩这些了。”另一个姑娘皱着眉头说:“跑了好些地方,找不到合适的,找到合适的,又剩这么一点点。”“你们需要多少啊?”“一百多尺!”“要这么些啊?”“我们一班人,都要做一件同样的衣服。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想办法,是的,不该让她们失望。蔡哲请她们等等,自己匆忙地上楼,先打电话问批发部,回答是没有;又问了几个地方,都说卖完了,后来问到海淀供应站,回答说还有几匹,他高兴的跑下楼梯,对女学生们说:“有了,在城外啦,明天来买吧。”
    第二天,蔡哲乘着空闲的时候,亲自跑到海淀,拿来三匹西红色的花麻纱。女学生们来了,高高兴兴地买了布,说了不少的感谢话。蔡哲看见她们欢欢喜喜地走出店门,虽然自己受了一点劳累,心里却感到最大的幸福。
    春天过去了,妇女们脱下棉衣,都想做一套漂亮的夏装。当时,正提倡服装改革,姑娘们想打扮成花一样,母亲们想让孩子变得更美丽,大家争着购买花布。很快的,花布脱销了。妇女们走进零售部,看见货架上只剩下几匹颜色深暗的花布,还有一些厚厚的大花哔叽和花贡呢,有的摇摇头,有的叹着气,失望地走了。
    怎么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呢?批发部没有货,领导上有些发愁,售货员们觉得对不住顾客。蔡哲看见买布的人,一个个失望地走出去,心里很不好受。他跑去跟调货员商量。调货员告诉他:“这个时候,颜色鲜艳的薄料子,到处都缺,上哪去调呢?”蔡哲想到自己在海淀供应站工作的情况,那里是郊区的大站,存的货不少,可是地近农村,有些比较薄的花布,不一定畅销。于是他给海淀挂了电话,果然有存货,他高兴地办了手续,亲自跑去,调来了四千二百多市尺的花麻纱和花泡泡纱,三四天当中,就全部销完了。
    8月,布票快到期了,又是棉布生意兴隆的时候,人们想提早买点过冬的布料。几个月前,受到顾客们冷待的大花贡呢和大花哔叽,宣告脱销了。蔡哲帮助调货员到处找货源,哪里找得到啊?他看见许多消费者买这类花布,大部分是要做被面和褥面,想到仓库里存着一捆一捆的大花布头,听说还是两年前从百货公司的第三和第五门市部转来的,一直搁在仓库里未动,每月盘货的时候,都对着它们发愁,如果费点功夫,整理一下,把同花同色的拼在一起,再加加工,做成被面和褥面出售,不是个办法吗?他把想法写成建议书,马上得到领导上的支持和鼓励。
    旧布头翻身了。蔡哲把它们一捆捆打开,费了一整天的时间,把一丈多长的先选出来,又把那些六七尺长的同花同色布,或者花色差不多的,两幅两幅归在一起,请来缝工,截了六十六床花被面。而那些四五尺长的,被镶上一个黑边,也做成了二百四十九床褥面。这些被褥面,不到五天,全部卖光了。顾客们买到价廉省事的东西,商店里推销了积压的布头,真是一举两得。
    秋末冬初,又是棉布供应的紧张季节。里子布来的少,许多人买了衣面,找不到里子,缝不成棉衣,心里很着急。店里到了几匹,一下就光了。蔡哲看到这种情形,比消费者还要着急,可是货源缺乏,城里城外都脱销,只好在本店里想办法。他看见仓库里存着大批的匈牙利花布,要到明年春夏,才能销售。这些花布的料子薄,色样素,价钱也差不多,如果把它代用一下,不但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且可以加速资金的周转。他的建议立刻被接受。匈牙利花布上市了,仅仅11月份,就卖了一万一千六百多市尺,合三千四百多元。
    商业,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媒介。在旧社会,商人们只顾自己发财,哪肯为消费者着想?更不用说把顾客的意见,反映给工厂,让生产者改进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新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蔡哲在每天售货当中,注意到哪些花布的色样好销,哪些难卖,一一记载下来。又将好销的花布剪下一点做样品,汇集五十四种,连同顾客的意见,寄给工厂。
    有一次,来了一件(二十匹)上海的影地格子呢,里面五匹玫瑰红的,四个小时就卖光了,而大红色的,却销的最慢。蔡哲及时写信给上海第一印染厂,建议他们在包件的比重上,增加畅销货。
    目前花布的幅宽,全是二市尺零四分,但是一般人的衣袖,差不多是二尺一寸长。许多人买了衣料,常常因为袖长不够,又来配料子,可是畅销的花布,往往一下就卖完,好些人因为配不上而感到烦恼。蔡哲研究了一下,寻思假如幅面稍为增宽一些,每件衣服可以节省一尺布,顾客们可以减少许多麻烦。于是写了几份建议书,分别寄给上海和天津的印染厂。
    印染厂对蔡哲主动地向他们联系,寄给样品,反映消费者的意见,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都表示欢迎和感谢。天津印染厂回信时,寄来十二份花布样品的图案,和一批征求意见书,希望给予鉴定,并通过他征求消费者的意见。关于改进幅宽,来信中说:“我们准备在1957年下半年,将花贡呢及花哔叽,加宽到七十六公分(合二尺二点八),但由于棉纺织厂在机器设备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正想法研究改进,无论如何,我们一定想法完成,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要求。”其他各厂,也回信说,已经送交有关部门研究。
    我离开这个零售部时,天已经大黑了,楼下的顾客已慢慢增多,西单街头已进入热闹的夜市。在拥挤的行人里,在喧哗的街声中,蔡哲的身影还不断在我的眼前出现,使我想到:一个从小在布店当学徒,长大了随父亲摆布摊,十余年来,在商人群里受过“以利为义”的熏染,参加国营商店两三年就变成一个处处为国家着想,为人民打算的先进工作者,这说明社会主义的道德品质已经在各种土壤中成长。
    是的,蔡哲这些事迹,是每个售货员都可能做到的。然而,越是平常的事,越是不容易做的出色,如果没有一颗沸腾的心,不去开动脑筋,也会像俗话所说的:“天天看,看不见。”

一九五七年二月于北京  
《大公报》     

不锈钢
——钢八连生活散记

    炮艇靠近码头,我们踏上英雄的海岛,顶着烈日爬山,军衣湿透了,双腿也有点酸,心情却是愉快的,因为眼看就到渴望已久的钢八连了。
    在岛上,我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我们的钢八连,不但是块坚硬的钢铁,而且是块优质的不锈钢。
    先从赵修辉和刘正豪两个战士谈起吧!
    学生出身的战士赵修辉和刘正豪,刚上海岛,感到不习惯,有点不安心,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在新社会长大,过着幸福的生活,虽然满腔热情要保卫祖国,但是离开校门不久,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这好比一块带有杂质的生铁,一旦投入钢八连这个大熔炉,经过党的教育,战友的帮助,“三八作风”的熏陶,很快就炼成了优质的不锈钢。
    当我到岛上的时候,赵修辉已经当了副班长,刘正豪被选为全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这儿,我只举出他们几件小事。
    有一天,司务长要去买菜,赵修辉跑来,交给他十几块钱,说:
    “帮我捎一套木匠家什。”
    “做什么用?”司务长奇怪地问。??
    “你没有看见操场上的木马坏了?还有那些断腿的桌椅,散开的木桶……”
    司务长怎么看不到呢?他也正为这些发愁哩!岛上没有木匠,上陆地去请,既不方便又得花钱。
    “你会木匠活吗?”司务长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学过一点。”赵修辉谦虚地答。
    后来,当赵修辉从司务长那里拿到崭新的木匠工具时,高兴地蹦起来,马上利用课外的时间,动手修理损坏的木器。
    三个月过去了,六十五件破损的木器修好了。连首长叫司务长把买工具的钱给他报销,司务长几次给他送钱,都被他坚决地拒绝了。
    再看看刘正豪吧!
    有一次,刘正豪和一个同志出差到内地去,走到一条河流边,忽然听见前面有人喊救命!他跑步前去,一看,有个小孩正在河当中挣扎,一会浮上,一会沉下,他飞快地脱掉衣服,跳下水去,迅速游近那孩子,把他托出水面。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一个老乡感动地问他。
    “我是解放军。”刘正豪回答后,便匆匆地和他的战友继续赶路。
    刘正豪个子小、身体弱,他怕军事训练不好,会拉全班的后腿,便利用休息时间,硬练苦练。有天他正在操练,突然接到一封家信,像晴天一声霹雳,父亲去世了,母亲要他回家。他的脑袋像挨了一捧,双眼涌出泪水。
    一阵悲痛过后,他暗暗寻思:“人死不能复生,父亲已经安葬了,回家有什么用呢?再说海防任务紧张,自己走了,班上的同志就得多摊勤务。回一趟家,既耽误了学习,又浪费公家的钱。……”想到这里,他婉转地写了一封信,安慰妈妈,说明不回家的理由。
    因此,连上的战士写墙报表扬他,说他是“名不虚传的积极分子”。
    像他们这样的例子,在钢八连多的数不清!从每一个战士的身上,都能听出他们那“以岛为家”的心声。树立了“爱岛、守岛、建岛”的思想,所以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防止“香”风臭气的侵袭,站稳阶级立场。
    离开海岛那天,当我和钢八连的同志们挥手告别的时候,不禁想到:“金属里没有绝对的不锈钢,可是人民解放军里面,却有永不生锈的连队!”

一九六四年五月于广州 
(广州军区《战士报》)

西岛,你好!

    “西岛,你好!”
    登陆艇靠着海岸,我跳上碎裂的码头,不由喊出蕴藏多年的心声。
    在海口和榆林,同志们劝我改变主意,说西岛的码头被十二号台风打碎,海底电缆也断了,无法和岛上联系。如果一定要上岛看看,上东岛好了,东岛的码头完整无损,风景比西岛美丽。
    他们哪里知道,我这次到海南,为的是重上离别二十年的西岛,访问守岛部队,探望渔村老友,怎能改变主意呢?
    去年(1985年)12月7日上午,登陆艇驶出三亚港,我站在驾驶楼旁边,眺望着东西岛,像久别的游子看到家门,心头很不平静,思潮起伏……
    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港外,有两个珊瑚岛,形状似玳瑁,盛产玳瑁,被名为东西玳瑁洲,又称东西岛。岛上巨石翠峰,海滩银沙礁盘,晴日像两只玳瑁在碧波中浮动,雨天似双玳瑁搏击风浪。因此被称为“双玳浮波”,与“天涯海角”、“鹿回头”遥遥相望,同是三亚胜景。
    东西岛不仅风光媚人,而且是我国南海中一双明亮的眼睛。岛上军民日夜监视大洋的动静,保卫祖国四化建设。部队官兵怀着“以岛为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雄心壮志,军民联防搞得十分出色,民兵射击技术精良,特别是八姊妹炮班,操纵着“八五”重炮,射击海上游动目标,百发百中,闻名全国。
    1965年,我在西岛生活了一年,结识了许多先进人物。离岛的时候,军医赠我一大丛海石花,战士上山采来红豆,民兵下海捞了大海螺,八姊妹炮班送我到海边,十七岁的陈桂依小妹,将一颗特大的豹斑贝壳,装进我军衣的口袋……这些深情厚意,我怎能忘怀?当我踏上海岛,种种难忘的场面,一一涌到眼前,我感到目眶润湿,被幸福和喜悦激动了,禁不住高呼:“西岛,你好!西岛,我回来了!”
    通向军营的马路,已经铺上洋灰,道旁的凤凰树被台风摧折,又长出高大的马尾松。营房前修了花坛和水池,种上各种花果树,宛如一座花园。
    西岛地处热带。此时北国已是冰天雪地,而我们穿着单衣还汗流浃背。这里鱼产丰富,环岛布满活珊瑚,结成雪白的海石花。当年吃大锅饭搞瞎指挥,弄得渔村破旧,人民生活贫困,成天喝稀粥,终年穿破衫。我曾看见一个光着上身的孩子,捡起别人丢下的香蕉皮就咬,心里十分难受。
    西岛在万顷波涛的大洋中,渔民们世代用帆船在近海打鱼。公社化以后,上面命令废弃小帆船,建造两艘一百二十吨的渔轮,开到舟山群岛和西沙群岛捕捞。这种舍近求远的结果,使渔民们收入微薄。岛上荒山野地很多,很少有人去耕种,西岛怎能不贫穷呢?
    现在好了!岛上的荒地开出一处处田园,种上甘蔗、地瓜、香蕉、蔬菜……渔民也改变了不种蔬菜的习惯。大船上交,造了二百多条机帆船,入夜沿海渔火通明,天亮后满载鱼虾进港。原来只当烧石灰用的珊瑚与贝壳,全都变成宝贝了。许多家庭作坊,将它们制成海石花盆景,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已经卖出去三百多万盆,收入五十八万多元。
    西岛富起来了,渔村内外到处是新房,不少地方还正在动工兴建。我走进乡支书陈宏瑞的新居,这位当年的民兵营长,现在才四十多岁,模样没有变。可他对我凝视了半天,才兴奋地喊起来:“你不是老白吗?什么风把你吹来?”“十二级台风!”我打趣地说。
    我们紧紧地握着双手,心中不是滋味,眼里充满泪水,老友久别重逢,一肚子话不知从何说起。相对无言了半天,还是从西岛富裕谈起。陈宏瑞说:
    “老白,党的政策好,西岛富了,家家有存款,户户盖新房!过去每年人均收入六十元,1983年是六百元,今年八百三十元。主要劳动力最多的两千四百元,最少的也一千多元。全乡四百多户,银行存款四十二万元。”
    第三代女民兵连长吴照风,我在岛上时她还是个小丫头,现在长成个漂亮的大姑娘了。她插话说:“过去西岛穷,姑娘们都想嫁到岛外去,老八姊妹炮班走了七个。眼下不同了,不但有姑娘嫁到岛上,还有六个小伙子‘嫁’到女家来。”
    不管怎样,我看到西岛富裕了,感到无限的欣慰。
    我在三亚市,找到老炮班的瞄准手陈香兰。她已和复员军人周一强结婚。几个儿女,全像她年青时一样漂亮。
    陈香兰帮我请来女炮班中的三位老朋友:炮长陈宏柳,六炮手陈发妹,小班班长陈桂依,她们都当了母亲了。我们愉快地回忆二十年前的往事,感叹岁月催人老。谈笑间,我对陈桂依说,我离岛时她装进我衣兜那个大豹斑贝壳,一直保存在我的玻璃柜里。她激动地“啊”的一声,说:“那是我爸爸下海捞的,我偷偷拿出来送给你的,希望白政委别忘记我们。”
    “忘不了,忘不了!所以专程来看你们啊!”我说完,给她们留下地址,希望她们有机会到北京去玩。
    满足了二十年来的愿望,又一次恋恋不舍地离开西岛。我站在登陆艇上,对着大洋中的“双玳浮波”,遥望着高山哨所,想起指导员张世斯临走时让我写下的四句诗:

俯视大海千顷浪,
仰观长空万里云;
碧血丹心英雄志,
化作礁石镇海门。

1986年夏写于广州  
《人民日报》    

潮起潮落海测兵

    如果说舰艇上的水兵,常年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在船上过着紧张单调辛苦的生活,那么海测部队的水兵们,工作任务艰险,生活条件恶劣,困难与众不同,为了摸清祖国海岸线每座山、每寸土,每个岛屿、每块礁石,舰艇去的地方他们要去,舰艇不去的地方他们也要去,没有人去过的岛屿、危险的地方更要去。
    人员高度分散,地点经常变换,一年要换几个地方,全是乡僻海隅的渔村,或是荒无人烟的孤岛,吃住十分困难。
    每次出海工作携带食物不易保存,特别是蔬菜头两天还能吃鲜菜,过几天吃土豆萝卜一类的菜,往后只能吃咸菜甚至喝酱油。指定性任务多,限时间完成,测量时一分钟要定几个位,高度紧张,连续工作。午饭随身带,冷饭凉菜生水,饱一餐饥一顿。有时在乡间小店或食摊上,买碗米粉面条或什么小吃来充饥,顾不了卫生不卫生,因此大家的健康普遍不佳,不少同志得了肝炎和心脏病。
    居住的条件更差,能在渔村农舍租到房子,算是上等宿舍。住农民的牛棚、废屋破庙是常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只能搭帐篷。
    测量数据要寻找制高点,岛屿要爬上峰巅,海岸要爬上钢标或水塔,身上背负仪器爬高,不但吃力而且危险!
    海岛上的顶峰常常是无路可走,碰到悬崖绝壁,身系绳索上去。陆地的钢标上不能随意转身,水塔圆顶站立不住,只好跪着趴着作业,高空风大,险象丛生,稍不留意会跌的粉身碎骨!在高空中作业连续十几小时,烈日暴晒,无遮无掩,困难可想而知。
    夏季气候变幻,时雨时晴,遇到陡起的狂风暴雨,难上加险,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一个周期下来,军衣晒出盐花,身上脱了几层皮,个个像从非洲回来,脸上身上油黑发亮,只有脚脖子是白的,因为怕蚊咬虫蜇,穿着双层袜子。去南沙群岛进行海洋调查时,在热带高温的酷日暴晒下,站在滚烫的铁甲板上,连续工作25小时,脚下的胶鞋融化了粘在甲板上。
    海测部队领导龚蜀东同志,经常下各个作业点看望大家,有次他带几个战士到一个小岛,岛上没有民房,只有当年蒋军留下的碉堡,还有个破庙,庙里有口水缸,不知哪年月留下的水,他们走的口干舌渴,嗓子眼儿冒烟,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用破碗舀水喝。走到作业点,战士们住在一个旧地堡里,铺板下积着一片水,问他们为何不舀掉,说是舀掉又浸进来,没有法子。由于潮湿,战士们身上得了癣疥皮肤病。
    龚蜀东到另一个工作点,看见碉堡墙上挂着一张大蛇皮,测绘员们说,他们住在楼上,夜里爬进一条大蟒蛇,清晨起来大家吓了一跳,几个人把蟒蛇打死,美美吃了几天,补充了食物的不足。
    住在海岛的战士,每半月去一次补给船,遇到台风不能按时供给,岛上吃菜困难,喝水也不易,要到几里外去挑。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中有鱼虾,礁石缝里有螺蛳淡菜,滩涂里有蛤蜊……可是测绘兵们来自陆地,没有工具,不会捕捉。殷月浩说,有次在海岛上没菜吃,看见老乡钓了不少鱼,他借到鱼钩钓了四五十条鱼,把鱼分成三份,一份送房东,一份腌起来,一份红烧清炖,大家饱餐一顿。
    海测兵,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在潮起潮落中奉献青春。

1996年8月写于北京??   
(1996年9月5日《海军报》)

洞庭新歌

引歌话洞庭

    洞庭湖,我从小就向往过。“湖广熟,天下足”的古语,使我对这鱼米之乡,引起了仰慕与幻想。后来读了一些描写洞庭湖的诗歌、神话传说和文章,更加强了我的兴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描画:“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阳,气象万千。……”使我好像在风雨阴晴的时候,饱览了湖光山色,看到了惊涛骇浪。
    近年来,每次读到毛主席“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的光辉诗篇,都鼓舞我的热情,渴望去看那万朵红霞般的工农业建设,去看那满湖朝晖的诗情画意,去看那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洞庭湖。
    一九七二年夏秋之间,我有机会来到洞庭湖边,沿着南半圈走一趟,才了却了生平的愿望。??

数十年来怀洞庭,
    未识“涵虚混太清”;
今日扬帆湖上过,
新潮旧浪两奔腾。

    洞庭湖古时候也叫云梦泽,湖面比现在宽广,号称八百里洞庭。孟浩然诗有:“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现在湖面小了,可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依然是万顷碧波,水天一色;而遇上连天阴雨,湖上仍旧是“浊浪排空”,“虎啸猿啼”。洞庭湖的变幻奇观,使人欣赏之余感叹不绝,引起无穷的遐思冥想,因而创造出许多美丽的神话故事。
    历代多少诗人词客,曾经徘徊于潇湘洞庭之滨,写出不少描画洞庭湖的诗歌。然而由于士大夫阶级的局限,使他们看不见几千年来广大劳动人民征服和改造洞庭湖的伟大历史,绝大多数的诗篇,不是描写和凭吊湘君、湘夫人和屈原,就是对着湖光山色,抒发自己的胸怀。特别是诗人中多数在失意时来到湖边,诗歌多带伤感哀怨的情绪。屈原《九歌》中写湘夫人有“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贾至有“乘兴轻舟无远近,白云明月吊湘娥”的诗句。李德裕有“远谪南方一病身,停舟暂吊泊罗人”的诗句。大诗人屈原在洞庭湖畔,写下不朽的词章。最后,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抱石自沉于汨罗江中,给后人留下端午龙舟竞渡的节日。
    历代劳动人民含辛茹苦,披荆斩棘,征服了激流险滩,改造了荒洲苇荡,把洞庭湖建成鱼米之乡。但在旧社会,官府军阀的残酷剥削,地主湖霸的巧取豪夺,农、渔民们日夜辛劳,到头来还是饥寒交迫。江湖经常泛滥,血吸虫病猖獗蔓延,人民不断死于水灾病害,甚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有首民歌道出这种情景:??

洞庭湖水白茫茫,
烟波何处是家乡?
豺狼当道灾不断,
血泪盈湖染大江。

    这支旧歌和那许多古诗所咏叹的生活情景,早已随着它们的作者,跟着旧时代一同完结,新中国的劳动人民,以冲天的干劲,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洞庭湖,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写下了一首首壮丽的新歌。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九四九年,红太阳照亮了洞庭湖,滨湖十县庆贺翻身解放,朵朵红云映照湖山,点点白帆乘风破浪,嘹亮歌声此起彼伏。从此结束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旧时代,开创了“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新纪元。二十多年来,湖区六百万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红旗,向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迈进!斗倒了地主湖霸,战胜了血吸虫病,根治了洪水灾害,把湖中六百多个破堤旧垸,改建成一百多个坚固的新垸子,修筑了五千多里的防洪长堤。
    十年来,湖区年年丰收,亩产上《纲要》、双上《纲要》的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像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正是:

日照洞庭闪金光,
千里长堤稻花香;
滨湖人民齐欢笑,
歌声满湖谷满仓。

君山茶叶香  

飞槽凌空连鬓鬟,
洞庭湖水上君山;
龙王无计空烦恼,
犹疑猴王到人间。

    君山是东洞庭湖中一个小岛,方圆只有几华里,岛上有七十二个小山包,远看较为突出的十二山峰,被称为湘妃的十二螺髻。黄庭坚有“绾结湘娥十二鬟”的诗句。传说这个小岛,原是昆仑山上的石头,被大风吹落在洞庭湖中。帝舜南巡,死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来到这里,看见云水茫茫,招魂无处,伤心地流下许多眼泪,洒染了山上的竹子,点点斑斑。古人有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涕泪知多少,直到如今竹上斑。”因此这个小岛,就被称为君山。
    君山离岳阳三十华里,汽船走了一个多小时,现在整个小岛,都是君山名茶的茶场。茶场的人们说,山上原有古庙四十八座,亭子三十六个。抗战期间,日寇到君山伐树毁庙,破坏山林。解放初期,国民党残匪盘踞君山,抢劫商船渔舟,茶农渔民逃跑一空,最后只剩下一座破庙和几个和尚。
    君山在唐代就开始种茶,可是到解放前,年产茶叶只有二百多斤,贡茶只有三兜。一九五一年,解放军到君山剿匪。第二年,君山茶场建立了,职工们辛勤开荒,精心培育,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年年提高。一九五六年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君山银针一号和绿茶十二号,被评为第二位,获得了国际声誉。文化大革命中,茶场员工批判了保守思想,破除了迷信,实行科学种茶。一方面消灭荒山,扩展茶园;一方面大兴水利,引湖水上山,飞槽凌空,架在湘妃的十二螺髻上,连接五十二个山包,使茶叶年产由四、五万斤,提高到十一万五千斤。
    茶场员工招待我们喝了银针茶。当开水冲进玻璃杯中,银针一根根站立起来,上浮下沉,煞是好看。茶水碧绿,清香可口,别有风味,真是茶中珍品。
    我们参观了制茶车间,看了邹林凯师傅创造的茶叶解块机。邹林凯是第一批到君山来的老茶工,他二十年如一日,开荒盖房,种茶喂猪,样样都干。他看见茶叶杀青后揉捻成坨,用人手撒开很费工时,便利用一架旧打谷机,改造成为电动的解块机,可以代替二十个劳动力。
    我们访问了老茶工伍士雄,他按照毛主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不断进行科学实验,改良品种,提高产量。他决心和广大茶工在一起,把亩产茶叶三百斤翻一番。
    我们还访问了女知识青年张红柳,她立志在君山献出自己的青春。她是个采茶能手,每天能采五、六十斤茶叶。
    “一天采五、六十斤?”我听了暗暗惊讶。我曾参加过采茶劳动,最多一天采了八斤多,就累得腰酸手疼。可是当我在山上,看到采茶姑娘们那敏捷的双手,飞梭般地在茶树上采摘嫩叶,便由惊讶变成钦佩。
    沿着八里长的盘山渠道,走过七个凌空渡槽,湖水经过四个机埠的吸引,灌到山顶的茶园里。望着那一座座飞天长虹般的渡槽,我想湖中如果真有龙宫,在抽水上山的时候,龙王定要大为震惊!
    走到山顶,周围都是新垦的茶园,种着幼树。环望岛外,三面是茫茫的碧波,北面隔水是无边的芦苇场。顺路下坡,来到斑竹园,我们看到泪痕点点的斑竹,也看到从根头长着十八节的罗汉竹。山上除了一些大树和几处南竹以外,高坡低洼,密密丛丛,郁郁葱葱,都是兜大叶茂的茶树行。有些丘里,树兜特别高大,树叶格外繁盛,站在跟前,树比人高,双人合抱不过来。我曾经到过几个茶园,头一回见到这样好的茶树。
    走过后人虚建的二妃墓的遗址,来到一口水井旁边,井水不深,清澈透底。茶场的人说,这井叫柳毅井,传说柳毅为牧羊的龙女传书,就是从这口井进入水晶宫的。在柳毅井旁边,是一丘与众不同的茶树,每株一人多高,枝叶稀疏肥嫩,宛如初春萌芽的白杨。茶场的人说,这就是茶工们精心培育出来的银针一号。不经介绍,我还以为是什么果树呢!
    黄昏前,汽船在洞庭湖中返航。我站在船尾望着君山,脑子里不断涌现那些以岛为家的茶工们的脸容。他们一心一意争取为国家多作贡献,在这个充满神话传说的小岛上,他们正以神话般的力量,来改造旧君山,建设新君山!神话传说中的湘君、湘夫人、吕洞宾、柳毅和龙女,比起这些君山上的新主人,比起新时代的英雄们,是多么渺小啊!
    天渐渐黑了,君山慢慢隐没在夜色中,湖面被汽船劈开,船后留下一长条滚滚的浪花。激起我的思潮浮想:

银针不缝霓裳衣,
斑竹何曾哭湘妃;
茶工挥起丹青笔,
重画君山谱新诗。

东湖绘新图  

珍珠姑娘双手巧,
科学养鱼产量高;
自力更生争贡献,
渔场工人逞英豪。

    珍珠,本是深海中的产物。洞庭湖区许多渔场,却用人工培育。在湘阴县东湖鱼场,我们参观了珍珠培育所。
    走进一间简陋的房子,两个姑娘正用刀撬开蚌壳,从肉下取出晶莹的小珍珠。大的如绿豆,细的似小米,这是中药中的贵重药品。另外两个姑娘,把取过珠的蚌肉的薄边,切成小方块,殖入新蚌的肉下。渔场的同志说,殖过肉的新蚌,用尼龙丝挂在池水中,两年就可以采珠。
    房子后面的敞棚下,一架机器嗡嗡响,一个姑娘正用贝壳制造钮扣。她说做完钮扣的下脚料,磨成粉可以喂猪。蚌肉切碎可以喂鸡。
    综合利用是东湖渔场一个特点。他们从喂猪的糠饼中提炼治肝炎的西药,再把渣滓喂猪,又用猪粪养鱼。草、鳙、鲢、鲤混养,下层鱼吃上层鱼的粪便,收到一物多用的功效。
    沿着湖堤,我们参观了人工养鱼塘。一排长方形的鱼池,养着大小分类的鱼苗,密集的鱼群在池面上喋水,看见人到也不逃避。渔场的人说,鱼苗是人工孵化的,除了自己放养,还支援各生产队。十年来支援三百多万尾。另外还支援猪种七千多头。
    堤北是万亩水面的东湖。原是血吸虫的老窠,现在成了各种家鱼的乐园。捕捞工人正在拉网,鱼儿在围网里乱跳,点点银光在水面上飞跃,看起来真叫人高兴。
    养猪场和养鸡场设在湖东,养的是大肥猪和良种鸡。大肥猪一头几百斤,良种鸡大的也有六七斤重。
    整个渔场,到处都是热气腾腾。职工们人人争贡献,个个逞英豪。渔场的负责人说:“十年来,这个场年年盈利,交给国家四十三万二千多元,一万六千八百担鱼,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头猪,一万二千多担湘莲。去年全场八十六个职工,每人平均产值四千元。平均每人生产了粮食二千八百斤,鸡三十五只,猪三十五头,鱼二千五百斤。现在是粮食和饲料都自给自余,油棉也能自给。……我们所以能取得一点成就,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全体场员,人人争取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
    东湖渔场只有六个干部,每年都有二百四十天以上的时间,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白天生产,晚上办公。党支部委员李淑纯,从农校毕业来场以后,就养了三年猪,逢年过节她都没有离开过工作岗位。十年来,她只四次回长沙探亲。
    洋山湖队七个场员,其中两个老人,两个妇女,两个知识青年,还有一个腿部有毛病的人。他们实行了科学分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去年他们生产了八百担鱼,一百零二头猪,六百只鸡,二十万尾鱼苗。全年的产值达三十四万元。
    东湖渔场提倡一人多能,一物多用。提倡节约一根线、一片篾。自己补网,自己修筐。许多人是农忙时下地,捕鱼时下湖。许多人当了三匠、四匠、五匠。木工洪红球又是篾匠,又是电工,又是修理机器……
    正是这些能工巧匠,在洁白的纸上,给东湖渔场,绘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正是:

湘阴城外好风景,
东湖堤上秋意浓;
何须天孙织彩缎,
人间处处有画工。

沧港送瘟神 

寡妈庄头起红云,
绝代堤上盖新村;
青年壮志得实现,
只缘全力送瘟神。

    洞庭湖的人民,对解放军非常热爱,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亲人般的热情款待。孩子们高兴地喊着“解放军叔叔好!”大人们都是笑面相迎。可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各公社的军属都是很少,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青年们不愿意参军?
    杨林寨过去有首民谣,回答这个问题:

听说要应征,
急急去报名;
其他都及格,
只是血吸虫!
瘟神不送走,
莫想去当兵。

    乔山垸过去也有首民谣,道出血吸虫的灾害:

乔山垸,多灾害,
十人九个身体衰;
良田美土无人种,
大着肚皮进棺材。

    受血吸虫病害最惨重的,要算汉寿县沧港公社捕捞大队。这个大队住在围堤湖边的张家?C。解放前这里芦苇丛生,钉螺密布。有首民谣:

生在芦苇棚,
脚踩芦苇根;
钉螺一大片,
哪里去逃生?

    钉螺密到什么程度?有人做过调查,一脚踩下去,地下有二十三个钉螺。
    张家?C至今还留下三个地名:寡妈村,绝代堤,死人坑。大队党支书带我们去参观这些在旧社会充满渔民血泪的地方,他边走边说:
    “一九二九年,张家?C住着一百八十一户,七百一十六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只剩下三十三户,九十六人。九十六人里面,有三十一个寡妈,十二个孤儿,因此张家?C被人叫做寡妈村。”
    离开寡妈村,来到绝代堤。堤长一里多,原先住有五十户人家,一百五十三口人,解放前全部死绝了。在绝代堤附近有个大坑,原是个避风港,湖上起风,商船渔舟驶进避风港。哪知道港湾里藏着钉螺,水中满是虫蚴!许多人喝了生水,有的得急病死了,有的慢慢折磨坏了。有人亲眼看到,在这个不大的避风港里,解放前二十年中,就死了二百八十多人!旧社会的围堤湖,真是鬼魅的世界,悲惨的地方呀!

血染湖堤泪成河,
坟头更比人头多;
绝代堤旁补破网,
寡妈村里鬼唱歌。

    念完这首民谣,党支书继续说道:“前任党支书黄贤湘,就是寡妈村里的十二个孤儿之一。他的祖父五个兄弟,父亲的五个姐妹,全死于血吸虫病。他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三代守寡。他八岁时候,父亲常年害病,没有钱请医生,没有药治病,肚子胀得像水鼓,受不了痛苦的折磨,他用自己的手指把肚皮挖破,流着黄水死了。
    “死了的别提啦,活着的也难熬呀!有病的等死,没病的挨饿,青年人找不到对象。在那种鬼日子里,谁肯把闺女嫁到围堤湖?有首民谣说:娘呀娘,养女莫嫁围堤郎!

一只破船一条网,
祖孙三代睡一舱。
耕种无地居无屋,
终年漂泊走四方。
湖霸欺人虫吸血,
短命夭丧绝代亡!
男子大肚遭惨死,
孤儿寡妇去逃荒。

    “现在的贫协主任邓生发,也是十二孤儿之一。他一家十四口,解放前死剩他一个。他长大了,伪乡长抓他的壮丁,他逃到外乡当了十五年长工,解放后才从太白湖回来。一九五零年,他三十五岁结婚,生了两男两女,大儿子已经中学毕业,当了园艺场的指导员。”
    谈到解放后的生活,大队党支书脸上露出笑容,眼里闪着亮光,声调也提高了。
    “解放后,党和政府大力开展灭螺治病和血防运动,病害大大的减少了。但是血吸虫病得不到根除。一九七零年,为了根治血吸虫病,废金石垸修围堤湖。县里动员了三万多人,苦干了两个月,堵住了河流港汊,深翻泥土,用土埋和火烧,用机械和药物,消灭了钉螺。寡妈村里修了旧屋,绝代堤上盖起新房,捕捞大队定居在陆地上,结束了飘泊的生活。
    “许多病人逐渐治好了。匡明舫解放时十五岁,只有桌子高。治好病以后,年年见长,比原来长了一尺多。结婚后还在长高,真是奇迹!现在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说,不搭帮共产党毛主席,他早就死了,哪能有今天!
    “一九四0年到一九四七年,这里没生过一个小孩。那时候男的像青蛙,女的不生育。现在是人丁兴旺!全大队已经有八十一户,三百九十六人。
    “定居以后,生产有很大发展。我们实行了又捕又养,开了一百二十亩水塘,放了五十四万尾鱼苗。去年我们捕了二十一万斤鱼,种了一百亩稻田,亩产一千五百斤。今年扩大耕地,除种水稻以外,还种杂粮。为了鸡场和猪场,又种了果树。今年种了二十亩西瓜,大的一个二十多斤。……”
    党支书领着我们看了养猪场和果树园,又带我们看了养鱼塘。
    两个社员正在水中撒着发酵的猪粪喂鱼。另一个池里,四根竹竿撑开一张细网,网里成千上万尾两寸长的鱼苗,在水面上活蹦乱跳。党支书看我们莫名其妙,笑笑地说:
    “这些鱼苗准备放进大塘里,得先饿它几天,不然在这里吃的太饱,进大塘就不愿动弹,容易被大鱼吃掉。饿着进大塘,它们就会积极活动,到处寻找食物,就不容易被吃掉。”
    在回大队的路上,我问党支书:“你们这个大队有去参军的吗?”
    “解放初期一个也没有,前几年有了,这对我们是个大喜讯,我们敲锣打鼓,开庆祝会欢送。去年又有两个参军的,还有一个上大学的,我们也开庆祝会欢送。”
    看了寡妈村和绝代堤的变迁,听了捕捞大队的今昔对比,真是令人感叹不已!

阴霾散去湖水静,
千家万户放河灯,
埋葬瘟君换天地,
扫除鬼魅转乾坤。
铁树开花人丁旺,
银锄挥舞百业新;
又是一年丰收景,
且听喜鹊报佳音。

团山桔子红 

满湖秋水到赤山,
细雨纷霏访桔园;
登舟不见大夫面,
临涯岂信始皇鞭。
桔农有志夺高产,
蜜桔无核味更甜;
陈年老树传佳话,
  洞庭红桔红满天。??

    在烟波浩淼的洞庭湖中,只有两个小岛,一个是君山,一个是赤山。
    赤山也有自己的神话传说,说是秦始皇恨楚王不服他管,一鞭把赤山从海上赶来,原想堵住长江,淹掉楚国。神仙们把它推落在洞庭湖中,救了楚国。
    赤山是由于满山红土而得名。它还有个名字叫蠡山。传说越大夫范蠡扁舟游五湖,游到这里,隐居在山上。
    赤山比君山大多了,东西宽十里,南北长六十里,属沅江县。赤山主要产柑桔,无核蜜桔是中外闻名的。它早熟、皮薄、无核、肉甜,在国内外市场,都很受欢迎。
    我们访问了盛产柑桔的团山公社,公社党委副书记介绍说:
    “我们公社种了七千七百亩柑桔树。去年生产了四万三千多担柑桔,还生产了四千多担中药用的枳实。”
    “团山种柑桔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前只种了三千多亩,解放后发展了一倍多。二十年来,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以粮为主,还是以柑桔为主,一直争论不休。前几年,在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借口‘以粮为纲’,压挤柑桔地,和柑桔争劳力,争肥料,在柑桔树下种地瓜和杂粮,致使柑桔产量逐年下降。”
    “后来,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有了正确的认识。认为应该因地制宜,为国家多作贡献!应该科学种园提高产量,争取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公社副书记忙着开会,一个老桔农领我们去桔园参观。冒着纷霏的细雨,走了六、七里地,进入一望无际的柑桔林中。树上结着累累的果实,一团团,一片片,十分可爱。
    “可惜你们来早了,不能请你们尝尝。”老桔农惋惜地说,“再过一个多月就红了,一片火红,看也好看,吃也好吃,到时候请你们再来。”
    “好,好。”我笑笑地点着头,感谢他的盛意。
    “这是蜜桔,那是建柑;这是南桔,那是枳壳……”老桔农介绍着品种。我看那些树,果实有大有小,叶子长的差不多,除了大个子柚子外,实在分别不了。
    我问:“一棵桔树能活多少年?”
    “好树可以活七、八十年。”他答过,领我们到一棵高大的老树下,说:“这棵树活了五十年了,遇上大年,能结一千斤。”
    “真不得了!”我望着树叶繁茂、绿桔压枝的老树,想着因地制宜,在柑桔上争取为国家多作贡献,是完全正确的
    路边过来一个五十上下的人,老桔农喊他:“来来,你介绍介绍这棵老树。”
    “这树跟我一般大,听我妈说,栽这棵树的时候,我才一岁,她还抱着我看。”他介绍着,意味深长地说:“它长大了,给地主结桔子;我长大了,给地主种桔子。我们一同受剥削啊!要不是搭帮共产党,我说不定活不到这样大。现在好了,我们都为人民服务了!”
    “说得好!”我被他那乐观的情绪所感染,高兴地望着结满绿桔的老树。
    细雨停了,我们继续在桔林中走着。粘泥沾鞋,脚步放慢。路过一片松树,树下长满两三尺高的黄豆。老桔农说:
    “黄豆是给桔树当肥料的,到时候就把它犁翻到土下面去。冬天我们还种萝卜和紫云英,都是当绿肥用的。”
    他还告诉我们,种好桔子要过三关:肥料关、冰冻关、病虫关。冬天落雹,桔树怕冻,培土可以防冻,肥多营养足也能防冻。今年大旱,公社开展“三五运动”,每棵树灌五担水,浇五瓢粪,每人每天做五分地。
    走到一个地方,桔林中堆着大片大片的泥土。我们的向导说:“这是从湖里挑来的湖泥。为了改良土壤,公社提出“千担湖上一亩桔”,我们准备普遍培一次土,既能防冻,又能增产,为了长期打算!”
    听了老桔农的介绍,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动人的场景:成千的男女社员,在烈日下,从湖中挑泥担水,汗流浃背,踏着轻快的脚步,穿梭般的来往。……我仿佛看到树上的柑桔都变红了,桔园里一片火海,姑娘们唱着轻快的山歌,采着金红色的桔子……
    虽然没有吃到蜜桔,我的心里比蜜桔还要甜。正是:

一颗红桔一片心,
颗颗红桔赛黄金;
团山人民多辛苦,
  吃桔莫忘种桔人。??

1972年11月写于长沙   
(最初刊于香港《大公报》)

家 信

    “小琼:
    这是爸爸在五七学校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现在是下半夜,爸爸刚站完最后一班岗,明天,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写到这里,老关放下笔,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女儿,却不知从那里说起。这一年多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大,自己在改造世界观方面,也有些收获。这一切,都应该和女儿谈谈,通过她教育弟弟妹妹,告诉她那识字不多的妈妈。
    一阵风吹开了窗门,带进桃花的清香。老关看到月牙爬上罗霄山顶,银光照着广阔天地,想起小琼今年高中毕业,应该上山下乡;又想起去年春天接到女儿的信,叫他以后再写家信时不要在信皮上写“五七学校寄”,觉得抓到了要领,于是他又聚精会神地写起来。
    “小琼,还记得吧?去年春天,我曾经批评你虚荣爱面子,受了‘劳动惩罚论’的影响,在给你的信封上,故意把‘五七学校’四个字写得大大的。当时你感到委屈,后来才慢慢提高了认识。当然,我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意义,也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很足的。记得刚来这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老关下连以后,分配到炊事班。班长姓贺,看样子有五十多岁了。第二天,贺班长叫他一块到木工厂拉劈柴。他们推着一辆小车,沿着水渠的堤坝下到公路。上坡下岭,下岭上坡,走了七八里地,来到木工厂门口。贺班长指着一堆乱木头,说:
    “就拉这些。”
    两人把那些树疙瘩、柞木棵、弯曲的硬木头,还有长条的板皮,满登登地装了一推车。贺班长用绳子拴好,叫老关在前面拉绳。老关说自己壮年有力,应该在后面推,贺班长坚决不让。
    路过服务社,贺班长进去买东西。老关站在路旁擦汗。一辆北京牌的小汽车,飞快地驶过来。老关怕吃灰尘,把脸扭转过去。只听见嘎吱一声,那小车突然停下,车上走下一个军人,两脚啪的一声立正,向他敬个礼,喊道:
    “参谋长,您好!”
    老关认出是自己的老部下,以前团司令部管理股的杨股长。不知咋的,他脸上刷的一下红了,腮帮上火辣辣,心里有点难为情。
    “杨股长,你上哪里去?”老关握住杨股长的手。
    杨股长简单地告诉他,去年调到省军区后勤部当副处长,不久就派去参加铁路指挥部的工作。
    他们正说着话,贺班长从服务社出来,大声喊道:
    “杨副处长!上那儿去呀?”
    杨副处长转过身来,双脚立正敬了个礼:
    “贺部长,你也在这里呀!”
    “是呀!在五七学校当伙夫头啦!”贺班长爽朗地笑着说:“怎么?到我们连上吃中午饭?我给你炒两个菜。”
    “谢谢首长,我还有急事呢。”
    “有急事就不留你啦,以后路过一定到我们连上玩玩,就在山坡那边。”老贺用手指着说。
    “一定的,一定的。”杨副处长分别向他们敬个礼,握完手,上车走了。
    现在老关把这件事的经过详细写在信上,并且进行了自我批评:
    “小琼,亲爱的女儿,为什么爸爸当时会感到难为情呢?为什么当过红军的贺部长,看到自己的部下,是那样爽朗自然,而我却脸红不知所措呢?原来是当时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劳动惩罚论’的余毒没有肃清!”
    “小琼,也许你会奇怪,爸爸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是在劳动中长成的,为什么会受‘劳动惩罚论’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解放以后,你爸爸一直在当‘官’,劳动少了,和群众接触少了……”
    写到这里,老关接着告诉女儿一个故事。
    去年夏天,连队帮助群众“双抢”。老关和一位老大伯并排割稻。那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背也有些驼了。开头进度差不多,慢慢地老关有点落后了,紧赶慢赶赶不上。镰刀在老人手中一阵风,沙沙沙地就割了一大片。老关眼里瞧着,心里十分钦佩。
    休息的时候,老大伯问他:
    “同志,累了吧?”
    “还好。”老关说着,感到腰腿有点酸痛。
    “好久不干活了吧?”
    “是啊!”老关回答。
    “好刀要常磨,不磨也会生锈啊!”老人感叹地说。
    老关忽然觉得这两句话,仿佛在那儿听见过。可是想呀,想呀,怎样也想不起来……
    第二天抢收了一整天。第三天上午,稻子全割完了。几架打谷机还在轰隆隆地转动。下午一部分同志帮助打谷,一部分同志把谷子运到晒谷场。
    到晒谷场要通过一条丈多宽的水沟,沟上架着两棵杉木杆。同志们怕老关难走,劝他绕路过去。他想起战争年月,多次扛着迫击炮筒,在炮火下冲过独木桥的情景,不由信心十足地说:“过得去!”
    那位老大伯也兴致勃勃地说:
    “好!咱们一块过!”
    老人走到双木桥,停了停脚步,换了换肩,稳步地走了过去。老关拿出当年的劲头,拈了拈肩上的重担,小心地迈上双木桥,心里有些紧张,脚步却还平稳。当他走上对岸,耳边响起一阵掌声,沟崖站着一群男女社员,正在为他喝彩。老关感到有些难堪:“为什么单为我鼓掌呢?”??
    “小琼,你想想,为什么周大伯和你爸爸挑着一样的重担过桥,群众单向你爸爸鼓掌?是在夸你爸爸能干吗?周大伯比我大二十多岁,比我能干,群众为什么不向他鼓掌呢?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看来,群众认为你爸爸是干部,是个‘官’,而‘官’能这样干不容易。说明我和他们还有距离,群众还没有把我当成他们当中的一员。”
    老关又谈起那天,稻谷挑完了,时间还早。老大伯硬拉着他到家里喝茶。老关跟大伯跨进土坯墙的瓦屋,看见正面挂着毛主席的像,两旁对联上写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右墙上悬着一个玻璃镜框,装着大大小小的照片。忽见左角有张褪色的八路军照片,浓眉大眼,英姿豪爽,二十多岁,越看越面熟。……哦!想起来了,是周团长,周东明同志!“好刀要常磨,不磨也会生锈呀!”就是周团长常讲的话!
    “喝茶吧,老关同志。”大伯端着茶走过来说。
    老关望望老人,又看看照片,眼神是多么相像呀!他激动地伸出双手,使劲抓住老人的胳膊,发出颤动的声音!
    “大伯,周东明同志是你的……”
    “我的大儿子,十四岁那年参加红军,后来跟随毛主席长征走了。……你们认得?”
    “认得,认得!他当过我们的团长,打仗可勇敢啦!”
    “打天津的时候,……牺牲了……”老人说不下去,眼里闪着泪花。
    老关感到鼻头发酸,他竭力控制住感情,默默地喝着茶。
    “人民的江山得来不易!孩子,可得好好保住呀!”老人激昂地说。
    “对!”老关也激动地说:“我们要继承烈士遗志,革命到底!”
    “孩子,你现在也是个不小的干部了吧?你们听毛主席的话,不忘本,下来劳动,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我们贫下中农举双手欢迎!俗话说,刀不磨会生锈,水不流要发臭,人不劳动会变修,干部不劳动,就会变成官老爷,就不知道老百姓的心事,江山就要变颜色。孩子,有你们这样的干部,我们贫下中农就放心了。……”
    老关心情激奋,继续挥笔写道:??
    “小琼,周大伯说出了劳动人民的心愿。毛主席早就说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广大贫下中农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热烈欢迎干部下放劳动。可是有的人为什么对干部下放劳动会有不光彩的看法?主要的原因是受了劳动惩罚论的影响。
    “小琼,亲爱的女儿,远处传来阵阵的鸡叫声,有许多话留待以后再说吧!爸爸明天就要到新的工作岗位去,想起日后负担的责任比先前还重,深深懊悔这一年来,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抓得不紧,感到自己的水平和将要负担的职务不相称,这是一个教训,只好留待日后加以补救。
    “小琼,亲爱的孩子,一个革命者的一生,是学习和战斗的一生。学习是为了战斗,为了革命,为了更好的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目前,对你来说,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小琼,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到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去斗争,去学习,去锻炼!在今年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希望看到你填的第一志愿是:‘上山下乡’,这也许是爸爸要在深夜给你写这封长信的理由吧?!……”

1972年春天写于湖南攸县网岭“五七”干校  

    附记:这是我在“五七”干校写的一篇散文,湖南日报打了清样,但没有发表,当时我还没真正“解放”,可以理解。这是我在“文革”中写的惟一的散文,收入文集,留作纪念。

白 刃 2000年5月14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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