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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刃文集/第七卷 散文
思念篇（上）
感想与回忆
——周总理对《兵临城下》的关怀
周恩来同志最讲民主。他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话都说到大家心坎里了，但他还谦虚地说，那只是一个胎儿，要求大家提不同的意见。末了还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
凡是接触过周总理的人，都感到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爱护同志，关心文艺工作，民主作风好。他每看一次演出，总是细心地看。看完了肯定优点，指出缺点，提出修改意见。他提意见用商量的口气，绝不强加于人。他看了三次话剧《兵临城下》，谈了几次话，都是这样的。
周总理第一次看沈阳话剧团演《兵临城下》，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在政协礼堂。看完戏，要和大家摄影留念。总理问导演孔方同志，是不是人都到齐了？当他听说还有两个搞灯光的同志在高架上，一定要等他们下来，和他们握完手，再一起照相。这看来是件小事，却给剧团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六天以后，周总理第二次看《兵临城下》，是在地质部礼堂，剧场在一条小胡同里，设备不大好。剧团事先不知道，总理到了以后，就叫警卫秘书去买票。听秘书说，总理有一次看演出，保卫人员为了安全，让前面空出好几排，总理很不高兴，亲自招呼后排的观众坐到前面来。
还有一件事，使我永生难忘。当周总理知道话剧要改编电影，叫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找我。当时我正在外地，秘书留下电话号码，要我回京立即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回来后心里想，总理日理万机，忙于国家大事，不愿占用他的宝贵时间。因此在打电话时，对许明同志说：“总理很忙，他的指示我都知道了，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改编。如果总理有什么新的指示，请你转告一下。”我还对她说，已经买好了去长春的火车票，后天就要动身。许明同志叫我先别放下话筒，立即去请示，很快地回来说：“总理要你明天下午五点半，到中南海办公室来谈谈。”听完电话，我很感动，也很懊悔，觉得不该告诉秘书后天要走，以致总理在时间上反而迁就了我。这件事，至今想起来，我心里还感到不安。
周总理在这篇讲话中，谈到习惯势力时说，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一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
周恩来同志一生平等待人、反对特殊化，处处以身作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上面说的几件事，仅仅是我们几次接触中看到的。这种可贵的优良作风，不但是领导干部的典范，也是我们努力学习的榜样。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文苑中最辛勤的园丁。想想看，文艺队伍里面，有谁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受过总理的教育？好的作品当中，有几部不注进总理的心血？
起初我不懂得，为什么周总理在短时间内，要三次看《兵临城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总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感到有问题。但他不肯轻易提出，而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进行调查研究后才郑重地提出修改意见，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
第一次看戏，总理对剧中我地下工作女同志杨玉芳的活动，感到不妥当。但他只说了一句：“杨玉芳太活跃了。”第二次看完戏，总理指出，李忠民的爱人杨玉芳太活跃了，容易暴露自己，我们这样做地下工作的很少。特别是阻拦蒋家训（蒋介石在地方军中的特务）那段戏，容易引起蒋家训的怀疑。另外，总理还提了三点意见：一、姜部长（我敌工部长）进励志社的行动太冒险，不必要，作用也不大，惊险的场面太多了。二、钱孝正（地方军的参谋长）这个人物，应描写成蒋介石亲自派来的，这比剧中说他是地方军系统要好，可以使矛盾更尖锐。三、蒋家训两次看见燕明（我地下工作人员），不太合理，第一次可以不见面，这样可免去对李忠民的怀疑。
总理看得很仔细，考虑得很周到，沈阳话剧团已经作了修改。但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后来演出，仍是最初的本子，所以总理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看他们演出后，又进一步指出杨玉芳的问题。总理说，“三八节”刚过，我看了，感情很不好受。我们党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做地下工作，杨玉芳这个人物，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像国民党的女特务。不单中国共产党没有这种事情，就是外国共产党也不用这种方法。国民党作我们的工作时，采取过这种方法，后来看我们不吃这一套，也不大用了。杨玉芳这个人物，可以用家属的面貌出现，做做赵师长太太、郑汉臣太太的工作。
这次看完戏，总理还提出写反面人物不要脸谱化的问题。总理说，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坏蛋。国民党是有假象的，背后有很多肮脏的东西。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是和其政治放在一起的，而是以那些冠冕堂皇的假象去迷惑人。不然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统治中国二十多年。话剧不同于活报，活报是游行配合任务的一种宣传形式，一出场就可以看出哪是好人，哪是坏蛋。话剧是一种舞台艺术，使人看了以后，既受到教育，又留有回味。你们的演员一出场，就能看出是好人坏人，为什么偏在化妆上搞这些呢？坏人不一定都是歪嘴斜眼。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下午，我到了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同来的有陈荒煤和林杉同志。总理和我们握过手，坐在我的对面。他首先问我《兵临城下》是根据哪些素材写的？剧中人物的模特儿是些什么人？我回答后，总理谈了他的看法，说，看了几次《兵临城下》，有几个原则性问题要谈谈。现在提倡写革命故事和新人新事，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个趋势是好的。话剧和电影比较接近。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分开来讲，实际上是一致的。文艺既然要为特定阶级服务，因此，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无产阶级思想。这一点，在许多干部的头脑中，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文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时，采用旧的艺术手法来表现新的思想，往往要带着一些旧的意识。艺术上可以采取一些过去的东西，但要批判吸收。
总理开门见山谈了这段话，使我醒悟过来。这其实不光是如何改编电影的问题，而是要对我进行一次政治和艺术关系的教育。
总理说，看了三次《兵临城下》，首先是喜欢，要肯定成绩。但对剧中个别人物和情节的安排，也发生怀疑，感到不舒服。
为什么会感到不舒服呢？总理自问自答，剧中的政治思想，必须通过艺术来表现。但是许多旧的艺术手法，与新的思想是对立的。作家要考虑思想性，也要考虑艺术性，表现人物要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我每次看到杨玉芳的戏，都很反感。杨玉芳像个女特务，这种人物在中国很少，包括戴笠、康泽下面的特务，女的也不多。中国过去是个半封建的社会，有自己的民族性。我们不采取这种方式搞工作。
总理谈到扮演杨玉芳这个演员戏演的不错，但有点像他在重庆看的《野玫瑰》中的那个女特务。总理说，那出戏是国民党写的，这种艺术手法移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就不合适。
总理严肃的指出：不要让后一代认为阿姨、妈妈们搞革命，是采取这种手段。再过几十年，咱们这些人都死了，戏还在演出，后一代就会这样认为的。
总理说，长春起义虽然有地下党员做工作，还是在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能成功，是以农民作为同盟军，依靠军事和政治力量，依靠群众力量，依靠党的政策。光靠地下工作，靠神出鬼没，就能骗过敌人？这与党的作风不合，与阶级作风不合。
谈到剧中姜部长进励进社的戏，总理认为太冒险。他说，要是我主持这件事，一定不赞成他去。总理回忆过去在上海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说那是幼稚。虽然没有被捕，但是偶然的。总理说，革命不排除冒险，但要是值得冒险的地方。董存瑞、黄继光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冒最大的危险牺牲了，这是值得的。但姜部长冒险去励进社，就不大必要。
提到敌人让范国良枪毙燕明（都是我地下工作者），看了感情上很不舒服。总理说，开始我以为会让燕明跑了，或者两人一齐跑。作者的意外处理，让赵崇武阻止，这是偶然的，不是典型的。这种惊险场面，看了很不安。总理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手法。
总理认为写革命故事、新人新事，从鸦片战争到现代革命，内容很丰富。如何把政治与艺术结合好，要打破习惯势力、传统势力。要创造新的，但不要稀奇古怪。要写日常生活，写我们社会上有的，不要落到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套子里。旧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要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不排除艺术夸张，但不要夸张到像诗词一样。音乐有狂想曲，写成戏就有困难。我们的天地很大，要创造有时代特性的东西。
总理谈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涉及的面很广。从莎士比亚、易卜生谈到中国的戏曲、现代的一些电影和话剧，举了许多例子，但都围绕着艺术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如何运用旧的艺术手法表现新的政治内容，针对《兵临城下》里过分追求戏剧性、惊险情节和无批判的采用一些旧的艺术手法造成的缺点，对我进行反复的深刻的教育。总理在前几次的谈话中，还涉及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舞台的灯光、演员的化妆和音乐，这里就不细谈了。
离开中南海的时候，我又一次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沁进我的心田，想到半年来他为《兵临城下》所操的心，所费的时间和精力，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多握一会儿，总理含笑地说了声“再见”！我只好依依不舍的松开。没有想到这次会见，竟成了最后的见面，永别的握手。
喜读新发表的讲话，回忆十五年前的教诲，我应如何努力为“四化”多做点事，才不辜负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啊！
1978年冬写于北京??
（《人民文学》1979年3月）
怀念茅盾先生
——《战斗到明天》重版本校后
窗台上的白菊花开放了，一枝枝雪白的花朵，好似诗人的灵魂，使小房里增添了庄严肃穆的气氛。
几天来，我对着纯丽的菊花，校阅《战斗到明天》的清样，眼前不断浮现茅盾先生面容，想起他对我的教诲和鼓励。
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我是一九三六年在南洋看过的。回国后又陆续读了《子夜》、《腐蚀》、《春蚕》、《林家铺子》……大师的巨著，对于我回国参加革命和日后的创作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喜欢他的作品，敬佩他的为人，把他当成导师。因此，我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便寄给茅盾先生，请他审阅，向他求教。
一九五零年国庆节前夕，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全军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中国作协邀请著名战斗英雄座谈，我见到茅盾、丁玲、老舍、郑振铎、张天翼等文学前辈。茅盾先生说，接到了我的长篇小说，约我去谈谈。
我如约到文化部办公室。茅盾先生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但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部长、大作家的架子。见面时他抱歉说，因为忙，小说稿没有看完，还不能具体谈意见。接着，他问起我的经历，问这部长篇的素材来源，写作过程。我告诉他：素材来源于敌后军民抗日战争的生活，大多是耳闻目见的，有些是自己的经历；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有模特儿，多半是我比较熟悉的同志；小说写了一年多，改了两稿，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请求多加指教。茅盾先生听了点点头说，“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作品很多，但是写知识分子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考验改造的小说，还很少见，这样的作品写好了，对知识分子有教育意义。
能够和敬仰多年的文学大师单独谈写作，是学习的极好机会，于是我请教了一些有关创作问题。茅盾先生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耐心详尽地回答我的询问。当时曾做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史无前例”时，连同他写的《序》原稿、给我的信件、听他讲课和报告的记录，全都丢失了。记忆所及，大意如下：
关于塑造人物，茅盾先生说，先勾画人物的轮廓，再从各方面进一步细致刻画，描写人物的外貌、内心感情、生活习惯、对事物的态度、有特色的话语……使读者越看越清楚。好比在路上遇到一个生人，远远只看到有个人走来，渐渐分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青年，走近了看清来人的身材、容貌、姿态、穿着……关于生活素材的处理，茅盾先生强调忠于生活，真实反映，但要进行选择、剪裁加工。关于故事情节，茅盾先生说，故事好编，人物难写；故事情节是为了表现人物性格，为了表达作品的主题，不要离开人物硬编故事；通常说的虚构，并不是说凭空编造，而是根据生活中的真实，加以综合概括，使它典型化。谈到语言问题，茅盾先生说，要用生动形象有特色的语言去描写，人物对话要合身份，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用语。语言要精练，用辞要准确，写完了多看几遍，有无错别字，标点符号用的对不对。茅盾先生举例说，有些青年朋友给他写信，常把“茅盾”写成“矛盾”。用辞不当，有时会闹笑话。
《战斗到明天》原稿上，每章都有个题目，但又觉得概括不了全章的内容，就此向他请教。茅盾先生说，中国章回小说都有题目，西洋古典小说，有的每章都标出内容提要，近代小说大多不采用了。每章标不标题目，可以随作者的便。（后来在小说付印之时，我把每章的题目去掉。）
茅盾先生谈的这些，现在看来，似乎是一般常识。但在当时，对我这个初学写小说的小学生，却受益不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无论写小说还是剧本，都想起大师这些话，遵循他的教诲。三十年来，我的作品受了左倾思潮的几次错误批评，但我坚决顶住，因为在创作实践中，在接触更多中外名著时，觉得茅盾先生的教导是正确的。
一九五零年年底，收到茅盾先生寄回的原稿，同时附来一篇《序》，一封热情勉励的信，都是用毛笔字恭恭正正写在稿纸上的。序言开头说，他读了《战斗到明天》，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接着介绍小说的梗概，分析几个主要人物描写的可取和不足之处，指出小说的优缺点。
《战斗到明天》于一九五一年，在中南部队出版后，收到部队中干部和新参军知识分子不少来信，认为读后受到教育。可是不久，《战斗到明天》在文艺整风的风头上，受到有组织的围攻，终于被“枪毙”！茅盾先生因此受到连累，公开在报上作了检讨，同时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我觉得很对不起茅盾先生，给他找了这样大的麻烦，心里非常不安，尤其不安的是，在当时“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除了写工农兵英雄人物以外，划了不少“禁区”，我的创作思想被搞乱了，实在鼓不起勇气来修改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战斗到明天》，有负茅盾先生期望。
一九五四年我到文学讲习所学习，听了茅盾先生和一些文艺前辈的课，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受到教育和启发。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澄清了我的思想。于是我回到山东抱犊崮山区，走遍旧日的战场，重温当年的战争生活之后，按照茅盾先生的教诲和序言中指出的缺点，接受批评家们正确的意见，用了一年半时间，重新写了《战斗到明天》第一部，交给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我到福建前线深入生活，在“炮击金门”之后，接到新出版的《战斗到明天》，看到封面上书写的题字，是茅盾先生的手笔，心里很受感动，我给茅盾先生写信，感谢他的关怀，附上一本新版的小说。不久收到茅盾先生寄到厦门的复信，并赠给我一册《桑叶红似二月花》。
一九六二年夏天，沈阳话剧团排练《兵临城下》，约我去修改剧本。演出后我去大连，中国作协正在那里开会，讨论写农村的题材。茅盾先生刚从莫斯科回来，给会议作报告。我听了报告的第二天，在夏家河子海滨浴场，又见到茅盾先生，他热情关心地问我这些年来的创作情况。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最后的见面！
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排《战斗到明天》，我作了少量的修改，写了个《三版前言》，为了供关心本书的同志参考，附上茅盾先生为初版本写的序言和再版本我写的后记。曾经想去看看茅盾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开始听说他身体不大好，正带病写回忆录，不忍去打扰；后来听说他住进医院，想等他出院再去探访。
今年三月底，忽然听到噩耗：中国文学巨匠茅盾同志逝世了！心里万分悲痛，热泪夺眶而出。在悲痛和震惊之余，感到非常悔恨！恨自己没有抓紧时间，以致不能在文学导师生前，再聆听一次教诲。
茅盾同志逝世半年多了，在校阅重版本《战斗到明天》之时，不断想起他为本书付出的心血，想起他对我的关心和教诲，我只有鼓起更大的干劲，写好本书的续篇，写出更多人民需要的作品，为中国的四化贡献力量，以此回答茅盾先生对我的培育和期望。
1981年10月于北京
柳亚子的一首遗诗
偶翻旧物，触景生情，忽忆起柳亚子先生在一次宴会上即席为战斗英雄题的一首诗：
战斗英雄百战功，
更当跨海去征东；
麦魔授首台澎复，
自古元凶岂善终。
题诗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零年国庆前夕，北京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我作为四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列席会议。
二十六日下午六时，毛主席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全国英模代表，每桌都有一位中央首长陪客。我们那桌是个留胡子的老先生，穿着长衫，不知叫什么名字。当周总理走到代表席间敬酒时，他给我们介绍同桌的老先生，说：“这位是中国大诗人柳亚子先生。”
和大诗人同桌吃饭，英雄们感到荣幸，当场请老先生题诗，柳亚子欣然答应。席间没有纸笔，我从衣袋里取出小本子和钢笔，柳亚子先生思索片刻，在小本子上题了前面那首诗。
当时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正指挥美军入侵朝鲜，我国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援朝抗美。柳亚子先生根据当时形势，用通俗语言，题上鼓舞战斗英雄们赴朝作战的诗篇。
记载柳亚子先生这首诗的那个小本子，在十年动乱中丢失了，幸好我早已背熟，现在抄录出来以飨读者。
一九八一年十月北京
（十月十一日《北京晚报》）
附记：1950年国庆节前，北京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代表，致开幕词，并以毛泽东名义发了请柬，于9月26日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代表。周恩来总理在大门口迎接，和大家一一握手。柳亚子先生和我们同桌，我请他为战斗英雄题诗，他稍加思索，在我的小本上题了上面的诗，又，柳先生诗集中记载细节，与我记忆有出入。
作 者 2002年春节前于广州
春天的思念
——丁玲同志逝世七周年祭
又是一个春天。
春天来了，我总要想起丁玲同志。
她在春天走的，走了七年啦！
七年一瞬间，她的笑容依然在我眼前展现，她的声音仍旧在我的耳边响着。
她活着，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活在人民的心中。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我从南方回京，听说丁玲同志病了，正想去医院探望，突然接到讣告，像一声惊雷，震得我脑袋发懵，内心悲痛，双眼止不住滚出泪水。
六十年前，我在菲律宾马尼拉，听说中国有个名叫丁玲的女作家，我跑到王彬街华文书店，可惜买不到她的书。
一九三七年我回国参加抗战，第二年到了延安，听说丁玲在陕北，却无缘相见。
战争年月，我断续读到她的短篇小说。其中有篇《十八个人》，看时格外亲切。因为写的是山东八路军青口战役中的故事。我参加这次战役，访问在青口与日寇血战后被捕、死里逃生的战士孟兆阁和李会元，写过战地通讯《十八勇士》。丁玲说明她的《十八个人》，是根据朱德总司令提供的资料写成的。在千里外的延安，能根据电报素材，写出符合战地情况的小说，不但要有熟练的创作才能，要有丰富的战地生活，尤其是要有高度的政治热情。
一九四八年，丁玲出国途经哈尔滨，我正在长春前线，失去一次请教的机会。幸好不久读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我如获至宝，贪婪地细读，得到不少启示，仿佛亲聆她的教诲。
从闻名到见面，经历了二十个春秋。一九五三年我从广州到武汉，恰逢丁玲在中南文联作报告，我高兴地跑去听她讲述当前的文艺问题。
我因为作品受批判，思想不通，想去向她请教，又怕碰钉子。凭我对她著作的良好印象，不揣冒昧跑去找她，没想到见面时受到热情的接待。她亲切地和我交谈，回答我的疑问。她对当时“左”的批评也有看法，叫我不要灰心丧气，努力写出战争中的作品。她的关心给我很大鼓舞，我提出想到她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院学习，她痛快地答应，立时给我写了介绍信，并说文学研究院已更名文学讲习所，叫我到北京找副所长田间同志。
学习写作之前，我没念过几年书，没受过文学培训，也没读过创作入门一类的书。我拿起笔杆子，是由于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日寇侵略中国、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仇恨，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的童年是在菲律宾度过的。当学徒、卖报纸、做推销员……目睹许多人间不平事，吃过不少苦头。心里激动，写了一些短诗和小说，在华文报刊上登出来，增加了写作的信心，想不到竟成了终生的职业！
回国后在战争年月，从事新闻工作的余暇，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出了几本小册子，有些诗文被编入中小学课本，不觉得创作思想有什么问题。
解放初年，我根据敌后抗日战争的经历，写了一群知识青年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出版后受到围攻，说我歌颂小资产阶级、歪曲工农兵形象。给我加了“自然主义”和“人性论”等罪名。我想不通也不服气，又不得不作违心的检讨，思想混乱极了，于是想到北京学习，系统地读点文艺理论，听文艺前辈谈创作经验，清理自己文艺思想。
在文学讲习所一年，听了丁玲同志几次报告，听了茅盾先生及许多老作家讲课，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了马克思、列宁论文艺。特别是看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开拓了眼界，认清了文学艺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了革命作家的任务与创作方向，排除了“左”的干扰，坚定了创作信心。这次学习对我后来写作影响很大。
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市文联当了一名职业作家，没有编制，不拿工资，靠稿费养家。秋天，文联领导让我陪丁玲同志到市郊农村“体验生活”。我们到西山农业社所在地四季青，与工作组住一个大院，睡硬板铺，吃窝窝头，喝白菜汤，一同工作，一块劳动。正值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我们每天挨家挨户动员农民参加高级社。工作很难做，贫下中农们土改后分了土地，刚过了几年好日子，搞互助组、入初级社，土地、牲口、农具是自家的；参加高级社，土地和大牲口要归公，怎么舍得呀？多数人想不通！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一般群众勉强报名，新发家的农户特别不愿意，中农们还想单干，有些贫农也不愿参加。我和丁玲动员一对老贫农夫妇，老两口说什么也不自愿。弄的我们毫无办法，又不好强迫，只得作罢。
入高级社那一天，我看见有个中年壮汉，牵着一头拉胶皮轱辘车的大青骡子，边走边不高兴的吆喝着牲口，嘴里嘟囔着气话。许多送牛驴到打谷场的农民，也流露出难于割舍的神情。听说不少农民连夜拉牲口进城卖掉，每头毛驴只值十几元钱。
我心中茫然，以为自己水平低，以为农民思想保守，想和丁玲谈谈心，考虑到她正不知为什么在挨整，怕给她添麻烦，只好把疑问埋在心里。晚间无事，向她请教写作上的问题，有时也谈过去和生活琐事。我一直怀着尊敬的心情把她当老师，她却平等地将我当一般同志。我看出她压抑着满腔热情，不愿意多说话，大约是怕我受连累。
有个星期六的下午，作协来了一辆小车，接丁玲进城，再也没有回乡。我参加完高级社运动，回机关听内部传达“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材料，心里莫明其妙，我不相信在白色恐怖时候，不顾个人安危参加共产党的丁玲，在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会反党。这不光是个人的感情，而是根据自身的经历而产生的想法，尤其是在西山社相处的日子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
以后风风雨雨过了二十多年，没有见过丁玲同志，只是零零碎碎听到一些消息：五六年丁玲、艾青、陈企霞等同志，被诬陷为“反党集团”，次年丁玲又被打成“大右派”。丁玲给农垦部长王震部长写信，要求到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关进“牛棚”。四年后，林彪、江青一伙把她和陈明同志押回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七五年出狱，被发配到山西农村，不许和外界接触。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声霹雳粉碎了罪恶累累的“四人帮”。丁玲同志平反后回到北京，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作协副主席。七九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我的小说选集。我编选了二十几个短篇，想请丁玲同志审阅作序，一来她是湖南人，二来她是我尊敬的老师。怕她没有时间，先给去了信，很快收到答应的复信。她刚在协和医院做完手术，我带着稿子去问候。不久，她上庐山疗养，写了《为白刃同志的短篇小说集说几句话》，交上海《文汇月刊》发表，并附了我和她在西山社访问农民的一张照片。这文章作为序言放在《白刃小说选》的书前面。
一九八三年冬天，我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菲律宾，承蒙亲友们的盛情款待。新闻界和文艺界的朋友，每日都有往来。马尼拉《世界日报》选刊我的短篇小说前，登了丁玲同志那篇文章。回国前，报社的朋友托我带信给中国作协，拟邀请丁玲等几位作家和诗人到菲律宾访问。我回京后将信交中国作协，后来因故未能成行。菲律宾文艺界的朋友念念不忘，八四年新潮文艺社陈恩、柯清淡等先生来京参加国庆节，渴望看望丁玲同志，我领他们去拜访，丁玲同志订做一个特大的蛋糕，在家中热情接待菲华作家，和他们开怀畅叙、谈笑风生，室内充满欢乐的气氛。临走时丁玲同志签名赠书，海外友人深受感动，说是这次回国最大的收获。第二年菲华征航文艺社应邀来京访问，社长寒冰先生提出要拜访老作家，我为他们约好丁玲、艾青和端木蕻良等同志，带他们到各家访问。征航社的社员们都很年青，看到仰慕的老作家，个个欢欣鼓舞。那几位女青年在丁玲家中，像看望老奶奶似的无拘无束，问长问短，丁玲也像对孙女们似的亲热，给孩子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近几年来，菲律宾文艺界的友人们回国，谈起当年在丁玲家中的情景，唤起无限的思念，叹惜再也不能聆听她的教诲。
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当年文学讲习所的学友们，假新侨饭店聚会，分别多年饱经风霜的老战友欢聚一堂，格外亲切。丁玲同志兴奋地和大家握手，询问各人的情况，叙旧谈心，一同吃饭，一同照相。学友们看她精神很好，都为她的健康而欣欢。
有次我在丁玲家中，看见她在陕北照的一张戎装照片，同时看到一幅毛主席写给她的《临江仙》词：“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一九三六年丁玲从南京出狱到了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保安设宴欢迎她，毛泽东即席写下那首词。读后感慨万千。丁玲在蒋介石杀害大批革命志士的白色恐怖下，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一九三一年在上海主编左翼作家联盟的刊物《北斗》，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三五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南京，三六年在党营救下出狱，立即奔向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经过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经过解放初期的辛勤工作，这位昔日“文小姐”、“武将军”，居然会被打成“大右派”、“反党头目”，经受二十多年的苦难，真像一场噩梦！
长期的冤狱、剥夺了她二十多年的宝贵时间，消耗她的精力，使她那支堪抵“三千毛瑟精兵”的“纤笔”，被迫搁置多年，使国内外热爱她的读者，未能读到她更多的作品，未能看完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终篇，真叫人失望！
一九八八年夏天，延安文艺学会作家访问团到北大荒，在丁玲劳动过的普阳农场，我接触到的老工人们，都十分怀念和丁玲相处的时光。他们说领导为了照顾她年老体弱，分配她到鸡场干点轻活，丁玲却挑重活干，剁菜、刮鸡粪、扫鸡场，每天一身泥一身汗，大家都把她当自己人看待。
丁玲访问美国期间，我偶然在收音机里听到她答美国之音记者的谈话，对一些挑拨性的问题，实事求是的回答，谈的很得体，令人感到正气凛然，显出一个革命家的风度。反观近年一些逃到外国的所谓“民主斗士”，每逢中国有些什么事，为讨主子欢心，为领取美金，便跳出来像哈巴狗一样，汪汪地叫出反共的吠声，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听了令人作呕！
目前的经济大潮，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不少文人“下海捞鱼”，一切向钱看！纪念丁玲同志，回忆她为人民解放奋斗的一生，她的高贵情操，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九九三年三月于北京
（1993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凌子风乘风飞逝
惊闻老友乘风去，顿觉天旋泪双挥，
不信人生苦短暂，怎奈朋辈早西归。
赤胆童心无怨悔，酷爱环宇几成痴，
（凌子风临终最后一句话：“我爱这个美丽的世界。”）
等身佳作香硕果，留与后代谱红旗。
（著名革命电影《红旗谱》，是凌子风的杰作。）
我们一帮老哥儿们，几十年来，每见到凌子风，都会亲切地喊他“风子”。一是叫起来顺口；二是他天真活泼，正如他夫人兰芳文中写的：“这个满头银发的大孩子，见到冬雪夏花，雨丝风片，都会惊喜地叫喊”；三是他干活有股“疯劲”，是个“拚命三郎”。凌子风多才多艺，善国画，会雕塑，一手好字；当过演员、导演，拍过那么多好电影，得过各种各样的奖，是新中国电影奠基者之一，和崔巍、成荫、水华，被认为是新中国四大导演。但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热心帮助别人，顺利时如此，倒霉时也一样，像个透明的人。
我认识凌子风，是在建国之后。尽管我们年龄相仿，都是抗日战争初到的延安，却互不相识。他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艺术，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1939年我们都在山西，无缘见面。后来他回延安鲁艺教书，我赴山东敌后编报，关山阻隔，越离越远。解放战争在东北，我看过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中华儿女》，很受鼓舞。1951年，我写了话剧《糖衣炮弹》，在《人民文学》上刊出，军内外相继演出，电影界要改编，因此认识地方上许多搞艺术的同志，不断有来往，成了好朋友。和我交往较多的，有凌子风、海默、郑律成、刘炽、朱丹、乔羽和孙谦等同志。子风为人风趣，常常是谈笑的中心，海默慷慨大方，喜欢做东请客。在辽宁的洛丁、劫夫和安波来北京，也常在一起聚会。
十年浩劫，我们这些人，大多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挨斗，发配到外地劳改。林彪摔死之后，又纷纷返回北京。这时候，只能悄悄来往，以免被当成什么“小集团”。我和乔羽、朱丹同住一幢宿舍楼，见面比较方便，时常在一起喝两盅，议论文革形势，互告听到的“小广播”，慨叹党国危难，痛骂林彪、江青。凌子风和郑律成，碰巧也在一起，但更多是个别来往。
海默最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造反派抓去关起来，他性情刚烈，心地坦荡，顶撞造反派，反驳无理诬陷，被活活打死！郑律成喜欢打鱼，我常跟他在护城河和一些水泡子下网，有次还在夜里露宿石景山渠边，等候颐和园放水，好在黎明撒网。活捉“四人帮”次日凌晨，他匆匆来我家报喜，我们兴奋地跑去告诉乔羽，共饮茅台酒庆祝。这年初冬，他去昌平沙河打鱼，穿着胶皮衣裤下河，河水冰凉，血压升高，上岸时不幸中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洛丁、朱丹、孙谦等老友，也相继离世。
文革后，凌子风一个人，被赶到一间小屋居住。我常在夜里和郑律成去看他，有时去早了，他把剩饭菜加上挂面一锅煮，请我们吃晚餐。有时他跑到我的住处聊天，我尽可能用好酒好菜款待。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都想夺回失去的时间，全心身投入工作。子风拍了一部部优秀影片，我也忙于参加编写罗帅传记，接着去南洋探亲，在南方为香港报刊写文章，和子风很少见面，除了参加会议或观看演出，难得有机会长谈。有次去看老同学画家黄永玉，听说子风也住在南沙沟大院里，顺便过去探望，只见满屋花草。鸟雀自由在室内飞舞。风子正和几个演员谈工作，我不便打扰，坐了一会告辞。
有年在香港，传来鳏居多年的凌子风续弦了，新太太是位美丽的才女，我很为他高兴。回到北京，电影《开国大典》在地质部礼堂首映，我和子风不期而遇，他神采奕奕，介绍身边的韩兰芳同志，初见这位嫂夫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默祝他们青春永驻，晚年幸福，共同拍出更多好片子。
两年前，有人想将我的长篇小说《南洋漂流记》，改编拍成电视片。我想这部书出版后，曾有两家电影厂的导演找我，中央电视台也想改编，菲律宾长城影业公司专程来人接洽合拍，都因故没能开机。这次江西电视台两位负责人来京，说有位海外华商拟投资拍电视，要我改编，考虑到自己虽曾与导演改编过电影《兵临城下》，究竟是个外行。想起凌子风夫妇成功改编了《春桃》和《狂》等影片，便和老伴冷克去南沙沟找他们求教。
一见面，子风便诉说近年来祸不单行，他和兰芳到外地，家中名画被盗，贼人放火消踪，幸未酿成大灾。但墙壁熏黑，只得重新装修。我跟随子风参观，七八间不大的房子，都很有特色。摆着子风亲自用树皮竹根制作的工艺品，挂上夫妇二人的字画，加上花草盆栽，间间玲珑雅致，不愧是艺术家的寓所。子风还告诉我，他最近肺部动了手术，落下哮喘病，天天吃灵芝制的中药，已有好转，准备复元后去美国办画展。
我的老伴离休后学国画，携去两张习作，子风带进画室，为她的大公鸡补了梅花，还题了字盖上图章，老伴当场画了几个萎瓜，子风补了枝蔓瓜叶，又是题字盖章，很使习画人感动。如今风子走了，冷克在客厅中换挂这两张画，作为缅怀老战友的纪念。
兰芳亲自下厨房，烧了几样美味的菜肴，办了一桌丰盛的午餐，加上一瓶好酒。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开怀痛饮，可惜风子因病不敢多喝。
饭后我送上新出版的《战斗到明天》续集和《白刃剧作选》，请他们指正。然后拿出《南洋漂流记》，谈了拟请兰芳改编的事。子风当场痛快地说，他可以当总导演，兰芳审慎地谈了她先看看小说再议。
两天后，凌子风夫妇来我家，兰芳说她读完《南洋漂流记》，很感兴趣，她说国内还没有人拍过这样的题材，拍好了一定受欢迎。只要经费落实了，她马上动手改编。我打电话给乔羽，请他写歌词，乔羽当时就答应，我还想有了头绪，再请刘炽作曲。
可惜白忙了一阵子，电视剧没有拍成。原因是投资的侨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房子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开，改变了初衷。
不久，子风夫妇去香港，我也走南闯北，好久没见面。去年九月，听说子风住进空军医院，我和老伴去探视，看来他精神很好，告诉我法国正为他筹备影展，出院后即去欧洲，除夕夜我打电话去拜年，他家里没有人接，我以为他们出国未归。不料今年元宵节，在剧协的联欢会上，忽听噩耗，顿感头晕目眩，十分悲痛，但愿是以讹传讹，当夜打电话去询问，接电话的人说兰芳正在赶写悼念文章，我不想打断她的思路，没有请她通话。
讣告来了，三月十八日，我们去八宝山和凌子风同志的遗体告别。先去看了家属，韩兰芳同志消瘦了，满脸泪痕，我心中难过，止不住眼泪双挥。向子风告别时，我鞠躬六次，看了又看，不忍离开。
去冬刘炽逝世，今春子风又走了，老哥儿们一个个先我而去，给我哀伤的心上，留下无限的思念。
1999年春，北京
此文同时刊于《光明日报》《电影创作》及《海内与海外》
幽兰独避寒山下
——访香港真趣艺苑老画家任真汉
无意寻梦入花乡，
群芳争艳凤朝阳；
幽兰独避寒山下，
明月清风伴国香。
去年五月一个星期天，景章兄来到我的寓所，约我去看真趣艺苑主人任真汉先生。我和任先生曾有一面之缘，一九七八年，他、陈复礼、梁披云诸先生，应福建的邀请去游览武夷名胜，路经广州的宴会上，我陪末座。当时他们行色匆匆，未及细谈。如今到了香港，理应前去拜访，于是欣然从命。
到了艺苑，任真汉先生正在指点两位高足作画。他一眼就认出我来，可惜他双耳失聪，只能笔谈。不一会儿，蔡大燮、梁披云、许晴野诸兄也来了，各人施展才艺，书写条幅，挥毫作画，甚是热闹。我对书画都是门外汉，只好和几个朋友，站在一旁观赏，将一间窄长的画室，挤得转不开身。
蒙真汉兄盛意，即席写了一幅兰花馈赠，并题诗一首：“幽素何曾择地良，谷空亦自有朝阳；欣欣生意都佳境，到处闻风识国香。”大家起哄要我唱和。我本非诗人，虽曾出了几本诗集，都是新诗和打油诗之类，对绝句、律诗素乏研究。在众友人的鼓励下，想到真汉兄一生洁身自好，在纸醉金迷的香港，不追求名利，不羡慕富贵，几十年来安于清淡的笔墨生涯，有如空谷幽素，孤芳自赏。于是憋出前面那几句歪诗，勉强附和。
真汉读后，高兴地命笔，又画了一幅兰花。披云凑趣，将我那首歪诗题上，还写了“真汉画兰，白刃做诗，披云题字，大燮观赏，景章收藏”几行字。大家哈哈一笑，自得其乐。说真格的，在这高楼如森林、汽车似长河、铜臭熏人、争名搏利的闹市里，能得偷闲半日，躲在小屋里吟诗作画，虽非为了风雅，也是难得的乐趣。
今年春节后，景章又约我去艺苑。大家见面，不谈“恭喜发财”，只是点头微笑。真汉一面自己写画，一面帮学生添墨改图，忙得不亦乐乎。景章亦忙着还画债，不时请真汉指点，我依然站在一旁欣赏。
中午去饮茶，一壶清茗，两样点心，几个包子，一盘炒面，五个人吃得津津有味。不由使我想起这位著名老画家，五十年前就以油画，参加日本最大美术团体“二科会”的美展，后来名噪南粤和星马，心里有些不平静，产生进一步和他深谈的动机。
真汉先生画艺高深，风格朴实，画如其人。他对名位金钱，视同身外之物。朋友索画，不吝惜笔墨，贴上宣纸颜料，不取分毫。富人求画，润笔多寡，从不计较。他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写点文章，教几个学生，甘于“食无鱼，出无车”，但求温饱而已。
任真汉先生一九零七年生于广州，父亲是台湾商人。两岁双耳失聪，八岁随母亲去台湾定居，九岁开始读书：老师是广东画家陈宝田先生。他经常观摩老师作画，自幼受了熏陶。十五岁全家迁到台北鸭寮，那是一个画家和画店集中的幽静地区。他拜国画家蔡雪溪为师，学画山水、花鸟、人物。
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广东省教育厅长许智清先生（即鲁迅夫人许广平的父亲），想组织画家施行美术教育，恰好胡根天、冯钢百和赵雅庭三位先生，从墨西哥回国。许智清以他们为主脑，组织了“赤社”，并以赤社为基础，筹办市立美术学校。赤社里不设什么长，只是一班画家共同支持的一个研究室。前年胡根天在“广东史料”上，发表了一篇《赤社始末记》，详述了该社的成立经过。
任真汉从台湾回到广州，加入了赤社，随冯、胡、赵诸画家学素描。一九二七年，他赴日本京都，入关西美术院，随师黑田重太郎习油画。两年后以油画参加台湾美展，被特选购藏于台湾总督府，得到多住日本一年习画的经费。
一九三一年，日本“二科会”举行第八届美展，从两千多画家的三千多幅绘画中，选出四百幅展出，真汉的油画入选。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真汉的父母恨日寇侵华，抛弃在台湾的厂商事业，带着子女回到广州。真汉在“尺社”（即原来的赤社，后被广东军阀改名）教油画。他以油画《黎明颂》和国画《创建图》，参加广东省第二届画展，后来又送到上海展出，惹起上海艺坛的注目，毁誉参半。刘狮在《大晚报》上大张挞伐，说是示威。经子渊（亨颐）则对人说，任某的国画要心脏强的人，才可以去看，他的话在《大美晚报》登了出来，和刘狮唱对台戏。
一九三七年，徐悲鸿先生在香港，举行“第一流国画展”，邀真汉作画。他画了《空舍图》和《结网图》，徐悲鸿认为是佳作，放在自己的图侧展出。悲鸿说抗战胜利后，要请他去北平艺专任教。真汉因为耳聋，又不懂京话，不习惯教国画，婉言谢却。徐悲鸿当即举荐他参加编辑《珠江日报》（李宗仁西南系的喉舌）。以后他又编了《立报》和《时报》，直至太平洋战争，日军侵占香港为止。
一九三七年，叶恭绰、简又文办了“广东文物展”、请任真汉撰写论文《广东的绘画》。文物出品人收藏家杨铨先生，欣赏这篇评论，邀真汉到他家住了三年，为他审定藏品。日寇占领香港期间，他的生活受了杨氏的照料。一九五一年“五一”节，真汉应邀到北京观礼，回港后向杨铨详谈祖国重视文物，建议他将几件属于国宝的唐、宋画献给祖国。杨铨先生慷慨捐献，真汉为他选出唐朝阎玄德的《文成公主降番图》、晚唐滕昌祜的《雪岸双鹅图》、南唐徐熙的《雪竹幽禽图》、晚唐戴嵩的《柳阴归牧》及《渡水中图》、北宋崔白的《雪鹰》，南宋刘松年的《蜀道图》。杨铨先生献出这些无价宝，受到祖国的重视。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任真汉应邀陪同杨铨先生到北京观礼，遍游各省博物馆。以后每年都陪杨氏回国旅行，为杨氏运送捐献大量文物，前后达七千件之多。真汉亦得到游览全国名胜山川和写生的机会，绘了大量祖国风景画，出版了《江山览胜》等画册。
杨铨先生捐献的文物国宝，其中有不少插曲和佳话。真汉为他送到广州的文物，十年浩劫时，差点被造反派当成四旧焚毁砸烂！幸亏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及时下令抢救，并派人将文物运到曲江，秘密隐藏起来，才得以保存。
去年国内出版了一套《吴道子墨宝》，其中白描地狱变相图，也是杨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抢购的。原件是清宫之物，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被德国军人劫去。大战的前一年，一家德国出版公司影印成册，厂方先以第一本送给当时驻德的中国大使程天放。德国厂长自己带了一本赴伦敦，准备作推销的样品。欧战中联军轰炸柏林，原件及印出来的画册付之一炬，只存德国厂长手中一册。该厂长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求售，杨氏在香港见了，立即电汇三百英镑抢购下来。程天放带回中国的另一册，送给北京图书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美术出版社曾想借出来影印，被北京图书馆拒绝。杨氏从伦敦抢购回来这一册，一九六零年，经任真汉献给广州市。后来廖承志同志来广州见到，吩咐说：“快印出来，气死北京图书馆！”广州美协将此册制版，可惜进度太慢，不久发生文化大革命，版样被毁掉，直到前年才重新制版，复印问世。
任真汉自幼耳聋，访问时要用笔谈，颇费周折。简介他的生平，难免挂一漏万。其中有关杨氏捐献文物的资料，很少为世人知晓，顺手记录下来存照。真汉兄很谦虚，嘱我落笔时不宜过分，否则会引起画界齿冷。他说七年前梁披云先生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艺坛三绝任真汉，妙手天成偶得之”两句，曾引起画友们的讥笑，问他“何来三绝”？他回答说：“最早用三绝的是颜恺之，如‘痴绝’等等，并非夸赞之词，何必认真？梁老做诗，是笑我聋绝、蠢绝……不是指‘诗书画’三绝。”
我一生为文，除了当记者时，写了一些英雄人物的访问记，都是真事实写。访问文艺界人士尚属首次，谅可避免“吹捧”之嫌。我写这篇东西，是心有所感，觉得像任真汉这样不愿抛头露面、生活清淡的老画家，全国各省恐怕还有不少，如果能在他们健在的时候，组织他们多画一些画，为他们开开画展，对于团结老画家和开展美术工作不无好处。
任真汉先生准备不久去新加坡开画展，我曾建议他先在国内预展。但听说个人在国内开画展，如果不是公家邀请，要自费花钱展出，不是穷画家负担得起。一个年逾古稀的著名老画家，曾经为祖国做出贡献，如果国内美术界能为他开个预展，他本人得到鼓舞，对海外艺术界人士，亦将产生良好的影响，这是我离开真趣艺苑时的想法，也许仅是不切实际的愿望吧！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旬写于深圳——香港
（《海石花》一九八三年四月）
燕子从南洋归来
——记菲华作家陈恩先生
西山的枫叶又红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到了。北京城里披着盛装，长安街上灯饰修整一新，各条大道的街口路边，摆设着千万盆艳丽的鲜花，五彩缤纷，引人注目，商店里堆满节日的货物，市民们喜气洋洋……
秋高气爽，北雁南飞。这景象，常使人思亲忆旧，更引起远方游子怀念故乡。
今年的国庆和中秋相连，双重佳节，一轮明月。海内外的亲友们，谁不盼望在这喜庆的日子里，能够团圆欢聚，举杯祝贺，开怀畅饮，共叙别情……
九月下旬，马尼拉《世界日报》上，登载菲华新潮文艺社《祖国行》特刊，由社长江一涯、副社长柯清淡和陈恩、社员蒲公英、高月儿、晓阳、云鹤、英奇等八位先生，组成作家访问团，定于九月二十八日回祖国访问，准备和北京、上海、沈阳、福建等地的作家，联欢座谈，互通文艺信息，交流创作经验，共庆双重佳节。
前年我去菲律宾探亲，曾和访问团中多数作家会面，他们热情好客，一片真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诗人云鹤和《世界日报》编辑侯培水两位先生，到我寓所访问，并负责组织文艺讲座，使我认识许多菲华文艺界的新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高月儿小姐和征航文艺社社长寒冰先生以及几位青年社员，多次来我住处交谈，他们多数在菲律宾出生，然而一心向往祖国文化，立志为发展菲华文艺而努力！为中菲两国友谊作贡献！
认识最早、接触最多的要数陈恩先生了。一九七九年五一节，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庆祝晚宴，宴请各国来华参观访问的友人，我意外地会见离别四十年、在菲律宾描戈律市经商的王年枝堂弟，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怡朗市高标奢、白山和陈恩等几位先生。
小时候我在怡朗生活过，那秀丽的马罗山风光，那碧波环绕的怡江景色，时常在梦中出现。对来自怡朗华商学校的校友们，悠然产生格外亲切的感情。前年我在马尼拉谈文艺创作，陈恩先生专程从怡朗飞到马尼拉，参加文艺讲座。后来我重游怡朗故地，怡朗中华商会、华商中学董事会及校友会，举行欢宴、座谈，三会的负责人王忠汉、杨清吉、白山、陈恩诸位先生，热情款待，多方照料，陪同参观，使我在寻找儿时的旧梦中，度过四天愉快的时光。陈恩先生还和洪门竹林协议团怡朗分团的朋友们，在该团团部为我举行一次招待会。离开怡朗去描戈律那天清晨，陈先生冒着霏纷的阴雨，赶到轮船上送行，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告别，恨相处的日子太短！
陈恩先生一九四零年生于怡朗，五岁回到闽南故乡，十岁重返南洋，在怡朗华商中学读书、执教，以后改行经商。他在家乡短暂，然而儿时心灵里，对故土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烙下深厚的爱，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多次归国观光旅游，写了大量歌颂祖国建设、描绘祖国美丽河山的散文和诗歌。
他在《春天的来临》文中写道：“中国是海外华人的母国。我们热爱祖国，热爱中菲友谊，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啊/伟大的祖国/海外游子采来最香的鲜花/海外游子唱起最美的歌儿/带着最深的敬意/回到可爱的祖国/千歌万曲献给您！”
他在《无题》诗中，深情地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今天思潮如涌/记忆如梦似花/梦里三十年的记忆/在遥远的梦里我怀念/夏日蝉鸣/月夜蛙声……又碰上春光绿透的季节里/燕子从南洋归来/在确曾认识的故乡/在儿时静听老牧笛的山坡上/寻找可曾褪色的童年/虽然你我/相见/相见/可这是蕉风椰雨的夏天/而我们寻觅的是/春天/春天/故里百花怒放的春天！”
陈恩和新潮文艺社的作家们，执意寻觅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春天呢？
是菲华文艺的春天！是祖国百花怒放的春天！
菲律宾华侨文艺界，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曾经有过繁花似锦的春天。七十年代初期，当局实行军事统制，华文报刊停办，华侨学校菲化，菲华文艺活动大受影响。直到一九八一年，华文报纸复刊后，在诗人云鹤先生的倡导下，十几位文艺爱好者，组织了菲华新潮文艺社，经常在《世界日报》副刊上发表作品，编印专刊，并编辑了《菲华新诗选》与《菲华散文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
近年来，中菲进行文化交流，两国作家几度礼节性的互相访问。作为民间文艺团体的新潮社的朋友们，渴望回祖国寻找中华文化之根，和中国作家交流创作经验。
去年国庆前夕，怡朗中华商会考察团，到北京参加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陈恩先生谈到新潮社拟组织作家访华团的愿望，要我帮忙。我觉得义不容辞，欣然答应。经过与中国作协和全国侨联协商，由全国侨联发出邀请信，中国作协和沈阳、福建作协分会、厦门和泉州文联，也都去信表示欢迎。
菲华新潮文艺社作家访华团如期到达北京，和北京的作家及归侨们共庆佳节，交流经验。这在菲华文艺史上是个创举，对沟通菲华作家与祖国作家感情，对发展菲华文艺、加强中菲人民友谊，定能产生良好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
燕子从南洋归来，来探望孵育他们的“旧巢”，含泥含草，准备建筑“新窠”。
春天已经来临！南来的燕子们，展开翅膀飞翔吧！在祖国大地上飞翔，在太平洋高空飞翔，把春天的信息，带回南洋去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深夜于北京
说说我这位学弟
黄永玉送我的画，落款均称我为“学兄”，而在他的大名上面，冠以“学弟”二字。
不是客气落套，我们有过同窗之谊，而且我虚长了几岁。
我的工作室里，挂着永玉的两幅画。一幅是半身的周总理木刻像，另一幅是只栖在横枝上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十年劫难中，永玉的猫头鹰，入选参加“四人帮”的“黑画展”。据说是画家对新社会不满，盖因那鸟儿睁一眼闭一眼之故。
当年我有幸参观那个画展，果然馆里挂满了国画全是黑的。我受了再教育，心得是：如果我学画国画，定以朱砂代替墨汁，必能入选参加“红画展”。
记得永玉那张猫头鹰，是用炭笔画的，炭笔是黑的，黑画无疑矣！可画赠我那幅猫头鹰，却加了几笔红黄颜色，可能他也接受教训，以示不全黑也。
《中国老年报》总编姚远方同志来访，欣赏永玉的猫头鹰，派记者拍了照，准备在报上发表，还约我写篇文章。写什么？想来想去，便想写写我这位鬼聪明的学弟。
永玉近来的名气很大，在国内外开过不少个人画展，还得过意大利总统给他颁发的什么骑士勋章，可谓中外扬名矣！本文以这位骑士学弟为题，难免有沾光之嫌。沾点光谅他不会见怪，因为有后话要说。
永玉赠我的猫头鹰画上，标了“益鸟也”三个大字，又即兴写了几行小字：“白刃又名王寄生，余儿时之学兄也。鸱案发生后，不避往还，然累至京新巷鸹噪，亦颇肉跳也。今天下大白，吾等放声可矣！”下面写了“学弟黄永玉，丁巳秋。”画上盖了两枚印章，一是闲章“大吉祥”，一是“黄大”。这画是一九七七年秋天画的，他是家中的长子，故自称“黄大”。
一九三七年，我从南洋回国，原想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先到南京，救国无门，退回厦门，人地生疏，只得暂时到集美中学就读。厦门沦陷，学校迁至安溪，初中一年级有个小同学，名叫黄永裕，湖南凤凰县人，十三、四岁，说着一口难懂的湘西话，把“来”说成“哩”，见面就“哩哩哩”，非常有趣。黄永裕和印尼归国的尤文贤同班，课余时间，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或打球，或到溪边散步，或上街小吃…… 我比永裕大五、六岁，高出一个头，自然将他当小弟弟看待。次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也找到去延安的门路，离开安溪时，我们依依惜别，从此杳无音讯。
一九五五年，尤文贤在中国新闻社工作，打听到我的住处，忽然来访，问我见过黄永玉没有？我说报上看过他的木刻，不认得这个人。文贤说，黄永玉就是集美中学的黄永裕。从文贤口中，知道我走后一年多，他在集美教书的叔叔，不再供他上学，他开始到处流浪，在德化瓷厂当小工，学刻木刻，画电影广告。抗战胜利后去上海教书，又到香港谋生，刻木刻，写文章，勤学苦练，无师自通，成为自学成材的板画家，现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我和文贤相约去看老同学，他住在东城边美院宿舍，屋里窗外堆着硬木板。我印象中的黄永玉是个儿童，见面时已长成大人，而且娶妻生子，个头不高，脸形没有变，言谈时更加风趣。他的夫人张梅溪，对我们热情招待。分开十七年，久别重逢，相聚甚欢，回忆往事，不胜感慨。永玉提起我临走时，送他一顶童子军帽，他戴了好久，可我早已忘怀。
那时候，年青力壮，成天忙着工作，来往不多。后来他迁居京新巷，地址新火车站，我每次出差乘火车，或是从外地回来，总要上他家坐坐。永玉为人坦诚正直，热情好客，他那会客兼作画室的房间，堪称斗室，经常高朋满座，大家坐在小板凳上，围着矮脚方桌，一杯清茶，讲古论今，气氛甚是活跃。
永玉喜说笑话，时引起阵阵笑声。我随听随忘，还记得一个有关家乡的笑话，他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个北方佬跑到厦门，以为对面的鼓浪屿是金门岛，半夜游水登岸，大呼“国民党万岁”，结果被警察捉去。
“文革”十年，我们都被打成“黑帮”，时关时放。我是一开始就被打倒，当成死老虎丢在一旁，反而有更多的自由，常偷到京新巷看永玉，谈小道消息，讲林彪和江青倒行逆施，说到愤慨时，禁不住提高嗓门。他院里住着几家人，梅溪怕惹出祸端，总提醒我小声点。这就是永玉那画上写的：“然累至京新巷鸹噪，亦颇肉跳也。”
有次接梅溪电话，约我到火车站附近见面。傍黑天我见到梅溪，她愁眉苦脸，诉说永玉被造反派抓走，不知关在何方？不知会对他怎样？在那劫难的年月，造反派无法无天，随便抓人、打人、杀人，被抓者家属担惊受怕。我曾多次被关押，用自己体会告诉梅溪，造反派可能要从永玉身上榨点油水，好去整别人，也可能将他当奇货作政治资本，拉拢其他组织参加斗争大会，还不至于有危险。
黑画展期间，同楼一位美院教师，捎来永玉的条子，说他情绪不佳，要我去看他。我去他家，永玉问我看过黑画展没有？我说看过了，那是个大笑话，泼墨国画焉能不黑？永玉的苦闷，不仅是猫头鹰入展，主要是感到前途茫茫，怀着忧国忧民的情绪。当时大家心情都很坏，看不清前景，为国家民族担忧，如果让那四条害虫横行下去，难免亡国亡党。我有个奇怪的联想，历代亡国之前，大多是君王昏庸，娘娘当权，宦官作乱。但从自己的经历看，深信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封建王朝，成千上万出生入死的革命者，决不会让他们把新社会毁掉，全国人民也不甘心再当奴隶。我还有个预感，预感“四人帮”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多时。我以自己的看法，用“黑夜总会过去”，宽慰忧心忡忡的学弟。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悲痛万分，“四人帮”却不准开追悼会。人民的悲愤如火山溶岩，终于在清明节爆发！北京出现空前动人心弦的悲壮景象。天安门广场成了花圈的海洋，烈士纪念碑周围贴满怀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诗词。
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前的壮举，被当成反革命事件镇压下去，邓小平副总理被诬为黑后台，再次给打倒！首都人民强忍着怒火，粉碎“四人帮”以后，天安门冤案未平，江青的余党未清，天安门前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永玉别出心裁，用一只小瓶装满红墨水，挂在天安门前，表明他的心迹。
天安门事件之后，永玉躲在家里，偷偷刻着周总理的大幅木刻像。周总理双手抱臂，笑逐颜开，读画之时，隐约可听到总理爽朗的笑声，感到总理对新中国前途无限乐观。
总理逝世一周年，永玉即送我这幅版画，在画下写了一行横字：“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黄永玉刻、一九七六年七月。”又竖写了一大段补记：“此木刻系去年七月间四人帮猖狂时所作，时作时缀，每闻敲门声，则急藏于橱底。热爱总理当时已成违禁，然全国革命人民怀念总理之情，从不为四人帮的恐怖所慑服，反而越烧越旺，各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总理的崇敬，且以此付出血和泪的代价。全国革命人民从而得到锻炼，能以更坚强革命热情，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末后写着“送给白刃学兄，弟黄永玉补记。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周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尚未公布，我获悉后跑到他家报信，他已有所闻，笑谈之下，永玉欣然为我挥毫，画了三公一母四只螃蟹，有被捆绑，有肚脐朝上，有畏缩躲藏。并在画上写了“酒自备”。
有一天，永玉给我看了他的新作，那是一幅漫画，画着赫鲁晓夫、林彪和江青三个秃头，画题是“三突出”。
有次我去京新巷，永玉正在画荷花。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红荷花，枝梗特长，高高挺立，红艳艳令人喜爱。永玉独具匠心，画出这与众不同的荷花，来象征周恩来总理，道出他心中的热爱。他应邀去菲律宾开画展，华侨富翁出五十万比索（菲元），想买这幅红荷，永玉不卖。这是我赴菲探亲，听朋友说的。
劫后余生，大家争分夺秒，想抢回被剥去十年的宝贵时间，又都忙开了。永玉乔迁新居，我只去过几次，但知道他的新作不断问世，在国内和海外经常开画展。他正兑现“补记”中的愿望，以坚强革命热情，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奔忙呢！
永玉作画，独具一格。我是外行，不敢乱吹。他赠我一大幅红梅图，与众梅画不同，初看如篱笆，细嚼别有风味。问他为何这样画梅？他说前人画了几百年枯枝梅了。言简意赅，他要创新。
香港三联书店经理肖滋兄，送我该店出版的《永玉三记》——《罐斋杂记》、《力求严肃认真思考的札记》和《芥茉居杂记》，收他“文革”前后偶感而记下的长短句二百几十条，每条配一幅漫画，成了洋洋三部书。辞句比诗精炼，含哲理，带讽喻，似寓言，富幽默感。读辞识图，看图解句，相映成趣。读后令人捧腹，发人深思，引人微笑。永玉自称是“无聊烦闷”、为了“消遣时光”的“闲时之作”，是“瞎编”。我倒觉得真是“力求认真严肃思考”过的醒世明言，否则就不会在“文革”时为其中的“动物短句”大吃苦头了。
哎呀！怎么写着写着作起广告来啦？好酒独酌无味，好书大家共尝，希望喜欢他和不喜欢他的人，有机会都能读一读。
认识永玉五十年，要说的话几箩筐，文章长了编者为难，读者生厌，就此停笔。
1988年6月12日于北京魏公村
（《中国老年报》1988年8月17日）
诚毅，集炎黄文化之美
时光飞逝，转眼五十五个春秋。每忆起当年在集美的情景，不禁心驰神往。那风光明媚的学校，那碧波荡漾的海滨，如电影一般在眼前闪过。每唱起那“闽海之滨有我集美乡，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的校歌，美丽的旋律和庄重的歌词，都引起我的深思。
“诚毅二字心中藏，大家勿忘！”校歌中的最后两句，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坎上，烙印在无数同学的心坎上。
“诚毅”二字是集美的校训，也是集美的灵魂。几十年来，它鼓舞着海外归来的侨生和国内的学子，立下坚韧不移的刚毅斗志，忠诚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勇往直前！集美建校八十年来，培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人才，散布在中华大地和东南亚。他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英勇献身，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为发展侨居地的经济立下汗马功劳，这是“诚毅”精神发扬光大的硕果。
我常想：“集美，集什么样的美？”有个声音回答：“不是山明水秀，不是风光明媚，是集中华民族优秀品德之美，是集炎黄文化精华之美！”
陈嘉庚先生以“诚毅”作为集美的校训，作为他一生行动的准则。他对国家民族无限忠诚，对振兴中华无私无畏！辨忠奸，明是非，嫉恶如仇！他生于满清王朝腐败的同治年间，目睹列强瓜分中国，人民痛苦不堪；看见家乡经常械斗，冤仇越打越深！封建落后腐败的清政府，野蛮愚昧的老百姓，怎能不受外国侵略？
陈嘉庚忧国忧民，决心改变民风振兴华夏，想从教育入手培养各种人材，开始创办集美小学，逐渐发展了中学、师范、商科、农林、水产、航海等专科学校，最后又办了厦门大学。他呕心沥血把南洋经商所得，全部作为教学经费。创办厦门大学之后，恰逢南洋生意亏损，他宁肯毁掉家业而不停止供给学校经费。没有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刚毅精神是无法理解的。
陈嘉庚先生深知不打倒满清政府，复兴中华没有希望。他和胞弟陈敬贤先生毅然剪掉发辫，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发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誓言。辛亥革命后积极筹款支援革命。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归国，途经新加坡和他商谈捐助，陈嘉庚慷慨答应，为他汇去五万元。“七·七”卢沟桥事变，陈先生与南洋各地侨领组织南侨总会，出任主席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不断筹集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并动员三千多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上运输军用物资。一九四零年三月，陈嘉庚不顾六十六岁高龄和腰骨病，亲自率领南洋归国慰劳团，奔赴各战区慰劳，不理当局的阻挠，坚决去延安考察，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晤谈，了解延安真相。返重庆应国民外交协会邀请，在大会上报告访问西北的观感，如实谈了延安的情况，因此惹怒了国民党当局。陈嘉庚毫不畏惧地宣称，他是凭良心与人格将所见所闻发表。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要他讲回国见闻，决不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南京失守后通过德国大使与日本言和。陈嘉庚电询汪精卫是否事实？汪复电说，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主张和平为救亡图存上策。陈嘉庚给汪精卫发了两封长电，劝他抗战到底。汪复电力陈和谈为无上良策，还要陈先生劝南侨赞同他的主张。陈先生知道对汪挽回无望，通电指斥他为“秦桧卖国求荣”。又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经二十名参政员签名即成提案付之讨论。汪精卫是参政会议长，通过提案时形容惨变，坐立不安。邹韬奋先生著书中说，陈嘉庚的十一字提案，是几万字的提案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出逃，在安南发了叛国求和的“艳电”，陈先生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背叛党国，准备去南京当日寇的傀儡，请求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蒋介石复电以“中央已有处置”敷衍了事。所谓“中央已有处置”，只是开除其党籍。陈嘉庚对此不满，电国民政府指出汪逆叛国求和罪情重大，“仅革党籍，未及国法”，“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
陈嘉庚与汪精卫有过交情，早年曾答应他当厦门大学校长。在汪逆求和叛逃过程中，先苦口婆心规劝，后声色俱厉责斥。致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的电文，义正词严，气吞山河！此时陈先生胸中的“诚毅”，已升华为伟大爱国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化成一首庄严的正气歌，显出炎黄子孙的英雄本色！
陈嘉庚在南洋开商店、办工厂、建种植园、搞运输，经营有方，实力雄厚，是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但他不做昧心生意，不赚不义之财，处处讲信义，注重商业道德。一九零零年他回乡葬母，两年后返新加坡，由于父亲年迈经营不当等原因，负债二十余万元。按当地习惯，父亲死亡或破产，儿子不必承担债务，但他召集债权人，宣布代父还债。后来生意做好了，他守信用还清债务。
陈嘉庚经商数十载，盈利何止千万元！他赚得的大量金钱，不建豪华公馆，不花天酒地搞个人享受。除捐助抗战及公益事业外，全部用于扩建校舍，作教育经费。一九三七年我从菲律宾归国，到集美中学念书，除了每月花四元伙食费，其余学杂宿费全免，这在当时国内恐怕是绝无仅有。集美从一个封建落后的渔村，建成一座文明开化的学府，一排排明窗净几教室，一栋栋简朴宽敞宿舍，科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全都凝聚了嘉庚先生的心血。在这许许多多现代化建筑群当中，没有一幢是陈先生的公馆。抗战时故居被日寇飞机炸毁，陈先生回国定居，住进一幢二层小楼，室中无一值钱家具，去世后的遗物：拐杖、文明帽、油纸雨伞、旧皮鞋、打补丁的蚊帐……不及现在一家农户的陈设。我活了七十多岁，也曾在国外生活过，还没听说世上有像陈嘉庚这样的资本家。
我国改革开放，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出现了许多先富起来的“大款”，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以至亿万富翁。其中不乏开明人士，热心公益事业，捐助希望工程。但也有一些暴发户，靠走私偷税残酷剥削工人，用非法攫取的金钱大肆挥霍，歌场舞榭，灯红酒绿，一掷万金，争强斗富大摆黄金宴。有些所谓大腕的名歌星、名演员，每次出场费索取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元，却不肯交纳税金，更吝惜捐款助学。竟有借义演之名，填腰包之实，甚至将黑手伸向抚养孤儿的儿童村，截留捐赠孤儿的钱物，这些见利忘义、丧尽天良的吸血鬼，精神境界何等低下！怎能和陈嘉庚先生相比？
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之前，每个团员自备帆布床、蚊帐及其它用品。他和几个负责人乘飞机先头抵达重庆，住进嘉陵招待所。听说政府各机关开会，议定招待费八万元，订了各旅馆一、二等房间。陈先生心里很不安，第二天在各报上登了启事，声明“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他退了旅馆房间，借招待所两座空屋为慰劳团住所，自雇伙夫做饭，每日开七桌饭，每桌一天二十元，半个月只花了六千一百元，这和八万元招待费相差太多了！慰劳团在重庆期间，只用了政府两辆客车和汽油，其余开支均由慰劳团自理。
反观今日某些社会主义公仆，出门先通知接待单位，到时警车开道，前呼后拥。住必星级旅馆，食则海鲜酒家，日间游山玩水，夜间卡拉OK，客人高兴，主人欢喜，公款吃喝玩耍，何乐而不为乎？报载每年公款吃喝高达百亿元，如能节省十分之一用于希望工程，国家可以减少多少文盲？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爱国华侨，他一生为国家民族筑起的丰碑，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称号。他信守“诚毅”为人，一丝不苟，无私无畏！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今天，我们纪念嘉庚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庆祝集美建校八十周年，但愿大家能学习陈嘉庚先生，将“诚毅”精神发扬光大！
1994年春写于北京
（《回忆陈嘉庚》，199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