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一卷 长篇小说

茅盾为《战斗到明天》初版本写的序言

    读了《战斗到明天》，我很受感动。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这部小说描写的范围虽然相当广泛，而且主要的是写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小说的人物不仅有知识分子，而且也有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但是书中的几个主要角色却是知识分子。作者有计划地写他们如何通过各种考验，在战争中改造了自己，其中有一个是如何落伍了，甚至变为叛徒。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优越感、自由主义，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作者是以这一点作为主眼来写这部小说的，他获得了成功。我说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有一定教育意义，其理由即在于此。
    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来写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的过程。《战斗到明天》是选取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而且从宣传工作、行军和战斗生活、恋爱，以及敌人的威逼利诱等角度，来表现了几个作为主角的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其变化。作者为这几个知识分子安排好不同的出身：有大学教授的女儿(林侠)，东北流亡学生(沙非)，地主家庭少爷(孟家驹)，大学讲师(焦思宁)，小有产者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辛为群)。作者一开始就暗示了孟家驹的不免于最后堕落，因为他不但是地主家庭的少爷，而且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就不纯正，他是为了追求林侠而来的。在这一点上，作者处理得颇为细心：他否定了孟家驹，并非单单因为孟家驹是地主家庭的少爷，(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而通过了考验事实是很多的。)而是因为孟家驹参加革命队伍的目的只是追求林侠，孟对于革命毫无认识，甚至爱国心也极薄弱。他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一贯很坏，他拒绝了同志们的忠告，同志们帮助孟进步的一切努力全归于无效。最后，当林侠表示了如果孟不进步就无感情可言，孟便决心要开小差。
    林侠、辛为群、沙非，这三个人物，作者写得比较多，也写得有声有色；焦思宁这人物，就写的比较少，而且形象也比较模糊。但一般说来，这几个正面人物的思想改造的过程都还表现的不够多。林侠、辛为群、沙非在其最初究竟还有怎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袱，书中交代的不够清楚，后来又怎样地克服了，也写得很少；通过书中的故事，我们看得最清楚而且最受感动的，是他们在一次一次严酷的考验之下都胜利地出来了，至于他们在每次考验之后，思想上有何显著的进步，则书中的描写似乎不够具体，也就是说，形象性似嫌不足。
    但尽管有上述的这些美中不足，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自五四以来，以知识分子做主角的文艺作品，为数最多，可是，像这部小说那样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却实在很少。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
    以上拉杂写出来的，都是些不成熟的意见，聊以供作者白刃同志和读者们的参考。

茅 盾            
一九五零、十二月二十三、北京  

战斗到明天（上部）

三版前言

    一个初生的婴儿，被掐死在摇篮里，还被人指责母亲生的是怪胎。母亲痛苦地分辩说，婴儿长的不漂亮，生理上可能有缺陷，却不是怪胎。然而族长专横地讲，不是怪胎也是毒瘤！权杖在族长手中，谁敢不服？母亲只好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饮恨伤心！
    一部作品刚刚问世，被有组织地围攻，说它歪曲这个，歪曲那个，是株大毒草，得把它连根铲除！而且对作者进行迫害。那时棍棒在左撇子手中，作者只有检查的义务，没有辩护的权利。因为分辩意味着抗拒批评，态度恶劣，得罪上加罪！作者只好折断胳膊往袖筒里面藏，含冤忍痛，无可奈何地对天长叹！
    建国初年，作品受到粗暴的批评，作者受到无情的打击，决不止一两桩！五十岁左右的读者，大概不曾忘怀？
    我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是首批被批判的作品之一。时光如闪电，转眼三十年。三十年中，《战斗到明天》和它的作者，又遇到两次厄运，遭到两次挞伐！直到前几个月，才看到一篇报道，说是当年对《战斗到明天》，作了不恰当的批评。三十年来，第一次看见报上说了几句公道话，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抗日战争，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当过参谋、做过连队指导员，编过报纸。在革命部队里得到培养，在工农群众中受到教育。平津解放之后，我把自己和周围一些知识分子，在敌后抗战中的经历，通过思想改造的主题，写了《战斗到明天》，并把原稿寄请茅盾同志审阅。茅盾同志热情地为小说写了序，指出书中的优缺点，勉励和教育作者。
    十分抱歉！当《战斗到明天》第一次遭到围攻之时，茅盾同志也受了连累。（这件事至今想来，心中仍感到不安！）但是茅盾同志仍以长者之风鼓励后进的精神，在报上公开指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是前辈的鼓舞，也是自己的责任。我觉得敌后抗战的生活，还是比较踏实，理应把小说改写出来。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我便着手重写《战斗到明天》。有了第一次受批评的教训，经过了几年的学习和写作上的锻炼，开始懂得一点艺术规律，感到上次的写法太笨，把多年丰富的生活素材，堆积在一部书里。而且描写的范围太窄，只围绕几个知识分子干部，不足以反映敌后抗战的面貌，也不能深刻写出他们的自我改造过程。于是我把场面铺开，把时间缩短，再版第一部只写了一个月的一次反“扫荡”。还准备接下去写第二部和第三部，在再版《后记》里作了声明。
    哪晓得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使我事与愿违。重写本的《战斗到明天》，是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这时候我军炮击金门，我到厦门前线住了半年，写了大量的通讯、特写和诗歌，并完成了话剧《白鹭》。次年又到东北，写了话剧《兵临城下》。正准备写长篇小说的第二部，平地上刮起一阵妖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的浪潮！
    因为号召向党交心，讲了几句真话，反映大跃进中违犯华侨政策的事例。同时检讨了再版《战斗到明天》的《后记》上，对某些批评家有不满情绪，于是被人抓住了小辫子，整了我两三年，当然谈不上写作。
    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召开的戏剧创作会议上讲了话。不久，我的冤案始得平反，被禁锢的话剧《兵临城下》，也开始在沈阳和全国各地上演。以后三年多，应电影厂之约，与导演改编了电影《兵临城下》；应剧团之约，写了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话剧《战火纷飞》；写了反映海防前线斗争的歌剧《镇海石》。长篇小说的续篇就这样搁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林彪委托江青炮制的《纪要》上，点了《兵临城下》，首先拿我开刀，《战斗到明天》又一次被清算！
    回顾《战斗到明天》的遭遇，不是算老账，只想谈一点感想。
    有人感慨地说，建国以后对待文艺作者，如像蜻蜓咬自己的尾巴——团团转。我说这比喻不够确切，因为被打倒的作者，一批又一批，有的死掉了，有的改了行，有的侥幸能转回来，已是两鬓斑白，老态龙钟。时间失掉了，精力消耗了，能拿起笔来重新写作，也是困难重重。
    如果说，从一九五七年起，在政治上不断有“左”的干扰，以至形成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造成了十年的浩劫。那么文艺上“左”的干扰，却要早的多！想一想，建国以后哪次运动不是反右？不是反资产阶级？不是反修正主义？有那一次是反“左”的干扰呢？
    提倡写工农兵英雄，写无产阶级典型，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片面地提倡写英雄，反对创造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这就违背了艺术规律，也发挥不了文艺作品深刻的教育作用。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当时有些批评家，不仅片面地提倡写英雄，而且划了许多框框。如英雄不能有缺点，哪怕是性格上的缺点，即使写他脾气暴躁，或是经验不足，都说你是歪曲英雄形象，在英雄脸上抹灰。一个短篇小说，写了英雄，还必须写党的领导，写出乐观主义，否则就成问题。至于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不管内容如何，一概当作歌颂小资产阶级、反对写工农兵来批判。反面的和其他的典型人物，更是写作上的禁区。当时有个顺口溜：“创作三件宝，英雄乐观党领导。”说明“三件宝”的创作方法，已经成为公式。于是产生了一批千篇一律的作品。江青叫嚷的“三突出”，并非“四人帮”的发明，而是在“三件宝”的基础上，发展到登峰造极。所不同的，他们搞的是阴谋文艺。
    在这样的思潮下，《战斗到明天》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批判，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有些批评家，甘当赵树理笔下的“常有理”。看到书中写知识分子们的缺点，说作者是歪曲八路军干部；看到写他们的优点，马上笔锋一转，说你是歌颂了小资产阶级，是作者的自我表现！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天晓得！
    有些人成天喊着要把作家赶下去，但看到作品上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又说你是“自然主义”，发出一个个的问号：“难道生活是这样吗？”他们一边喊深入生活，一边又怕真实的反映生活，说穿了不过是“叶公好龙”罢了。
    我们喜欢《红楼梦》，不但看到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看到封建社会上层的生活图景，使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果曹雪芹当年写书，也来个“三突出”，让贾宝玉和林黛玉起来反抗，双双远走高飞，恐怕《红楼梦》未必能流传下来，更不可能成为千古不朽的史诗。我们从《红楼梦》里看到封建贵族的必然没落；我们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几十部巨著之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生活，这种印象是从作品的人物关系和真实的生活描绘得来的。
    要让广大读者了解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的生活，是按照艺术规律，真实地刻画当时人物的精神状态，真实地描绘困难环境和艰苦生活呢？还是遵照“三件宝”的框框，把人物拔高，对生活作虚伪的粉饰呢？我选择了前者。这也是《战斗到明天》多次被指责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一部反映革命战争的作品，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描写当时的真实生活，才能更好地感染读者，使他们振奋起来，共同为革命事业而斗争。
    我强调写真实，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谋解放的队伍，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处处都在起模范作用。把他们的斗争生活如实地反映出来，就能发挥它的社会效果，起着教育后人的作用。反之，用“三件宝”的框框，用“三突出”的咒语，强迫作家把丰富多彩的斗争生活，写成千篇一律的故事，写出千人一面的“英雄”。这种“站在最高处、手拿红宝书”的“英雄”，我们在“四人帮”文化专制下，都领教过了。现在谈起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也许更容易理解。
    当然，我强调写真实，不是主张毫无选择地“照相”。而是提炼生活、概括人物，创造典型。一句老话，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们党的领袖不是神仙，我们军队也非天兵天将，有它的成长过程，有它的缺点。在某一时期，甚至犯了很大的错误，如王明、张国焘路线；如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 等等，都使党和人民遭受很大的损失，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但错误终于被纠正过来，否则就不能打倒“三座大山”，取得全国性的胜利，这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如果把我党我军的缺点错误，集中起来暴露之，使人看了感到悲观失望，对革命丧失信心，那怕描写的内容都有凭有据，也不是历史的真实。如果揭露“左”倾路线，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为了教训后人，不使悲剧重演，就应该允许存在。至于写英雄人物成长过程中缺点，写正面人物非品质上的错误——如经验不足引起的错误，只要是作品发展上的需要，也不应给扣上“歪曲人物”的帽子。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作品。只要全书的倾向是好的，就应加以肯定。这样做，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对文艺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大有好处。
    有了以上的看法，在《战斗到明天》三版付印之前，我保留了二版的原貌，只在小地方作了修改。那是为了今后写续篇，对书中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增加一些笔墨，进行补充，留下伏线。
    一部长篇小说，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波，作了重写和修改，从青年写到老年，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在文学史上，恐怕是件怪事！十年浩劫，夺去我的精力和时间，期望向着四化进军之时，能保持安定团结，使我在见马克思之前，不再受到无端的迫害，能写完小说的续篇，还了一件心愿。
    乘三版付印之时，将茅盾同志为本书初版写的《序》和再版时我作的《后记》，一并附在书前，供关心本书的读者参考。

作 者         
一九八零年五月于北京  

一九五八年再版后记

    一部长篇，话够多了，本来不想再说什么，编辑同志说，这书既是第一部，而且经过多次修改，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只好再罗嗦几句。
    抗战期间，我在山东八路军中工作，看见敌后军民，在日寇封锁分割和残酷“扫荡”下，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深深的受了感动，得到了教育与锻炼。
    抗战胜利后，总想写部长篇，把耳闻目睹的告诉读者。一九四八年冬天，乘部队战斗的空隙，在平津前线一个小村里，开始写这部小说。不久平津解放，大批知识青年涌入部队。想起毛主席在《五四运动》文中的指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想从自己参加部队后，受到革命的培养与战争的锻炼的切身体验，告诉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到初写长篇，该写最熟悉的东西，便将小说的主题，侧重于这一方面。
    小说写成后，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茅盾先生在百忙中看了稿子，并写了序言勉励作者。小说于一九五一年在中南部队中印行。
    无疑的，这是部幼稚的作品，有许多缺点，个别章节也有错误。部队首长、读者和批评家们及时指出来，给我很大的教育与启发。但是也有些教条主义者，硬不顾抗战敌后的真实情况，拿现在解放军的标准衡量当时的部队，说我歪曲这个歪曲那个，硬把小说给“枪毙”了！
    亏得党的爱护，上级的鞭策，同志们的帮助，消除了我的灰心丧气，坚持从事写作。茅盾先生还认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公开提出要我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几年来，我的文艺思想混乱极了，想按某些批评家们的要求修改，未免昧了良心说假话；想照真实情况重写，又怕棍子无情。只好一放数年，没有勇气去动它。
    感谢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给了我新的力量，澄清了我的思想。在重回抱犊崮山区，看了看旧日战场之后，我用了一年时间，重写《战斗到明天》。写完后一看，仍然是束手束脚，又放了半年多，再从头写了一遍，成了现在的样子。
    改作后的《战斗到明天》，除保持原来一些主人公的名字和某些基本情节以外，已经和当年的本子大不相同。在描写时间上，也从几年的多次战役，集中到一个月中的一次反“扫荡”斗争。而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通过军民英勇抗日的影响，通过他们自身在战争中的锻炼实现的。当然这仅是一个开始，许多东西我准备在续篇中去完成。
    虽然我竭力想把书改好，但由于自己水平低，难免还有许多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等待各方的批评和指教。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