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一卷 长篇小说

战斗到明天（上部）

第 九 章
一

    政治部的干部们，大多参加了战勤工作。山羊胡子焦思宁，分派带领南山坡的农民，一共七八十口子，因为壮丁多半出了夫子，所以里面老年人和大孩子占多数，还有十几个妇女。
    出发前，焦思宁和吕老良，费了许多口舌，想叫妇女们留下，谁也不听。她们七嘴八舌的嚷着：“俺男人给八路军抬担架，不让俺拉点粮食回来，俺吃啥呀？”
    “对啦，俺家掌柜的也出工了。”
    “不行，俺也得去！……”
    “大娘大嫂们！”焦思宁说，“不是不让你们拉粮食，火线上危险。”
    “焦同志说得是理，”吕老良接着讲道，“自古以来，哪有拉着骒马上阵的？”
    “你说啥？保长，俺是骒马你是骡子呀？”一个大嫂半生气半玩笑的回了他。“俺老娘们不是人啊？为啥不能上阵？”
    “俺情愿打死，也不愿饿死！”
    “老良，你往后不向俺要给养，俺就不去。”
    “别嚷嚷啦！”吕老良说，“同志是一片好心，怕你们走不动。”
    “来，俺跟你赛一赛，瞧谁跑得快！”一个大脚的妇女说。
    “你脚大当然能行走，还有小脚的呢？”吕老良说。
    “你别管俺脚大脚小，”一个放脚的大娘说，“俺跟得上你们。
    “你答应给俺一石粮，俺就不去。”
    “说啥俺也不能留下。……”
    焦思宁教她们吵的没有辙，让去吧？上级有指示；不让去吧？大家说的是道理。正在没法治，恰好张鲁光打门口过，问了问原因，对焦思宁说：“让她们去吧。”
    这句话可把妇女们乐坏了，又咭里呱啦嚷开了：“还是司令好，明白俺们的困难。”
    “这才像话！哪能瞧俺们挨饿！”
    “老良啊！你说了不算数！”
    “天老爷保佑司令，让他活一百岁！”
    “俺家都揭不开锅盖了，不去还行！”
    出发的时候，焦思宁按部队的办法，把农民们编成中队、小队、分队，妇女们也编了一个分队，指定一个大脚的大嫂当分队长。
    吕老良是中队长，他跟着焦思宁，走在本中队的前面。开始行动，人多路小，一个跟一个，倒也没有掉队的。一上公路，前面跑起步，后面就有许多拉队的，特别是那些小脚的妇女，紧赶慢撵，咋也撵不上。好在路熟，又只有十多里地，好歹都撵上了。
    打进圩子以后，枪炮声激烈的响着，子弹在头顶嗖嗖的飞过，农民们心惊胆战的跟进去，有些胆小的开始向后溜，也有躲进小巷里，也有趴在地下不起来的。
    粮食仓库打开了，农民们拥到广场上，一个个争先往里进。那些胆小的也挤上去，人多势大，胆子壮了，一心只想着粮食，慢慢忘了枪炮声。
    粮库外面的广场上，比逢集还热闹，成千的人拥拥挤挤，叫叫嚷嚷，拚命装着粮食。许多人估计不足，以为能捞上十斤八斤，就心满意足，没想到有那么多粮食，现在装的大筐流小筐满，还后悔家什太小。于是有人脱下衣服包，有人把长裤管打个结，当粮袋使用，有人连衣兜、帽子，也装上粮食。等着上了肩，又感到压的喘不过气，但是大家心里却欢喜，宁愿叫粮食压断脊椎骨，也不愿饿断了肚肠。
    街上的老百姓，也打开门出来弄粮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出动，挑了一趟又一趟。附近的村庄听了消息，也自动跑来搬运。
    人越来越多，汽车路上川流不息，到处洒得是玉米、高粱、地瓜干、黄豆……
     焦思宁看到本中队的人，一窝蜂的拥进去以后，就都乱了套，谁也不听指挥，各人装好粮食，三三五五地走了。他急得直跺脚，感到自己没掌握好，他找到吕老良，看他也提了条口袋装粮食，拉住他问：“都不听指挥，怎么办呢？”
    “让他们回去也好，反正都认得路。”
    焦思宁总觉得不舒服，以为自己没完成任务。他跑进仓库的办公室里，找到王川，把情况说了，请示怎么办。王川说：“装好粮食，不让他们挑回去，叫大家等着挨枪子呀？”
    焦思宁被问的哑口无言，顿时脸有点红，他搭讪地退出来，开始还不大高兴，末了一想，觉得自己太可笑：“你真是个书呆子！空着急了半天，难道你还想带队回去吗？”
    他觉得肩膀轻快了，又不晓得该干什么，想帮老乡们装粮食，挤了半天，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弄得满头大汗。他退出来，走到场上擦汗，揩了揩眼镜，掏出旱烟包，装了一袋烟，吧哒吧哒地吸着。
    一个大嫂挑着两筐粮食，弯着腰走过来。焦思宁认得是那个吵得最凶的，不由开口说道：“回去啦？大嫂，当心压坏了！”
    “放心吧，同志，”大嫂说，“回头打完仗，再上俺庄住，俺给你们烙好煎饼，不用啃糠窝窝头了。”

二

    战勤指挥所另外组织一支运输大队，用部队的骡马和老百姓的牲口，连几百个民夫，把大部分面粉、麦子、小米和黄豆，连夜运到边沿区，分散隐藏起来，留作军用。
    王川看到运输队出发完了，转身回指挥所。供给处的处长李林、政委刘海和司令部的管理股长邱山，正在商量一件大事。看见王川进来了，李林说：“王科长来的正好，一块研究研究。”
    “什么事？”王川问。
    “街里有三家布店，”李处长答，“一家是汉奸开的，两家是老百姓的买卖。汉奸的好办，没收了就是。老百姓的不好搞，买吧？咱们的票子他不会要，用金子银元吧？咱们的‘家底’只有那么多，还准备留着买炸药。不买吧？敌人封锁得那么紧，错过这个机会，将来有钱也买不着。反‘扫荡’一结束，就得准备冬衣，我和邱股长想打借条，将来再还钱，刘政委不同意，你看怎么办？”
    “这是个政策问题，”王川说，“打借条不行，影响太坏，等你将来还钱，敌人早宣传过了。”他沉吟一下，继续说：“还是动用‘家底’吧？”
    “首长有指示，‘家底’不能动，”李林为难地说。
    “请示一下首长不好吗？”王川提议。
    “也好，你跑一趟怎么样？”李林说。“我马上去把汉奸的布店没收了，免得情况发生变化。”
    “行！”王川说完，立刻挤出仓库。他看见宣传队两个小同志，提着标语桶子，在砖墙上写大标语，一边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写着“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王川指着“拥护”两个字，对小宣传员说：“这里是敌占区，你写‘八路字’谁认得？再写不要用简体字了。”
    小宣传员默默的认错。王川大步前进，通讯员小董背着马枪，跟在他后面。
    街里的战斗还没有解决，西门外打的正厉害。王川绕道找到指挥部，他走进去，看见三个首长围着方桌，张鲁光的大手，指着马灯下的地图发言，一营长和作战股长站在一旁，默默的听着。
    王川从张鲁光的语气和表情上，看出他的心情正沉重。他要求一营迅速解决敌人，否则万一敌人的援兵来了，战斗就要失败。
    王川不敢打扰支队长的讲话，静悄悄的站在墙边。作战股长向他点点头，王国祥发现了，轻轻走过来，问道：“有事吗？”
    王川低声把准备动用“家底”的事，向政委请示。王国祥还没有回答，张鲁光转过头来，严厉地说：“谁出的好主意啊？动用‘家底’，不行！那么点‘家底’用完了，用牙齿去啃炮楼呀？”
    张鲁光转回头去，继续向一营长，下达攻击的指示。王川心里凉了，以为意见被否定。王国祥拉他到门口，小声说：“用北海票买，多做点政治工作，说服商人先收起来，将来拿到根据地，可以买土产，也能换伪钞。当然罗，要用一部分金子和银元，不然把他们的布买光了，生意就得关门。不过‘家底’不要花得太多，顶多不超过一半，能少用就少用两个，要注意掌握政策。”
    王川接受了指示，刚走了几步，王国祥追出来，告诉他：“街上有家‘利源土产店’，公开替敌人收购土产，暗中是我们的情报关系，老百姓都认为是敌人的买卖，把它没收了，可能有部分现款。这样，关系不至于暴露。”
    王川离开指挥部，匆忙往回走。走到大街的拐角，看见斜路上来了两副担架。前头的不声不响的抬过，后面担架上的伤兵，痛苦的哼叫着。担架旁边跟着一个人，王川认出是沙非，马上和他并排地走着，问道：“小山上下来的伤员？”
    “不，是街里的。”
    “打得怎样了？”
    “快了，还剩一个大炮楼。”
    “伤亡大吗？”
    “还好，只有十几个。”
    两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大街上，默默的分开了。

三

    沙非押着担架，送到绷带所。
    绷带所设在东南角一家大院里，堂屋里挂着汽灯，高士杰大夫正在给一个伤员动手术，取着他身上的炸弹片。两个护士端着盛器械的盘子，站在旁边。林侠也在帮忙，她没有穿白罩衫。
    屋里异常沉静，只有汽灯在嘘嘘响。沙非吩咐民工把担架停在院里，悄悄地走到堂屋门口，向林侠打了个手势。林侠走出堂屋来，沙非小声地说：“又来了两抬，一个重的，一个轻的。”
    “重伤号交给我，”林侠说，“轻的抬到东院。”
    沙非叫民工们，抬起那个哼哼叫的伤员，转到隔壁院里，抬进东屋。屋里架着六张门板铺，梁上吊着一盏马灯。男护士们把伤号放在铺上，年轻的医助过来察看伤口，郭芬提着一盏马灯给他照明。
    这伤员膝盖被手榴弹炸破，骨头受了点伤，医助给他擦洗伤口，他大声叫喊：“哎哟！哎呀，哎呀！疼死了！……轻一点！哎哎！疼死了！……哎哟！哎哟！……”
    “就好了，忍耐点，就好了，”医助说。
    “医生同志，千万别锯掉俺的腿，俺还得打鬼子啊！”停了一下又说：“打完鬼子，俺还得务庄稼，不能拄着拐子下地啊。嘘…… 哎哟！哎哟！”
    “忍着点，同志，保险不会锯掉，”医助安慰他说。“顶多半个月，就可以打鬼子了。”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伤员高兴地说，再不哼哼叫了。
    沙非听他说的很有意思，凑近前一看，这伤员一副天真的脸孔，看来还像个孩子。想到自己该走了，转过身来。靠门的铺上有个伤员要下床，文印股的丁蕙，正在喂一个伤员米汤，发现了问：“同志，你要什么？”
    那伤员羞怯怯地不肯说，只是要下地。沙非明白他要什么，忙过去问道：“是不是要走动？”
    伤员点点头。沙非端起便盆，要帮他解裤子，伤员按住不让，沙非向旁边的小丁使了个眼色，丁蕙会意地转过身去。
    那伤员解完手，安静的躺下去。小丁回过头，朝沙非微微一笑，脸上还有点红。沙非没有在意，大步走出东屋。刚跨出门槛，听见屋里吵起来，不由回过身来。
    屋角站着一个高大的伤员，头上包着绷带，双手拨开郭芬和一个男护士，大声嚷着：“头上破了点皮，刚才迷糊了一阵，这会好了，留俺做啥？”
    “别叫，同志，叫嚷对伤口不好，”郭芬劝他说，“你应该好好躺下休养。”
    “休养？你说的好！俺的战斗任务还没完成哩！”
    年轻的医助走过去，想起卫生队长的指示，能走动的轻伤号，尽量让他们随队行动，便叫他在屋里走走看。
    大个子伤员拔起正步，在屋里走了个来回，问道：“怎样？可以走了吧？”
    “行，”医助点点头，问：“哪个连的？”
    “一连，打鬼子据点的。”
    “跟我一道走吧，”沙非对他说。
    这时候，三连两个轻伤号，也要跟着归队。医助知道他们的伤不重，一个左手被子弹打穿，一个右肩被弹皮炸破，也同意他俩一道回去。
    沙非带着三个轻伤号和四个民工，走出院子，叫他们在门口候着，自己走进隔壁院里，招呼了另一副担架的民工，心里惦挂刚才抬来那个重伤员，轻轻地走到堂屋问问，探了探头，林侠走过来，他问：“伤势怎样？”
    “很重，胸口有两粒子弹，还没取出来。”
    沙非很想进去看看，又怕妨碍高大夫做手术，只好离开院子，带着担架和伤员，向火线上走去。

四

    沙非领着两副担架和三个伤员，顺大街朝北走。街上人来人往，许多店铺打开一扇门，里面透出亮光，有些门口摆上开水茶汤。
    街里的战斗打得正凶，西门外的枪声已经减弱了。走到十字街头，沙非指着西面，对伤员们说：“顺大街一直走，出西门就到了。”
    伤员们自己走了，沙非带着民工们，继续往北走。走到伪中队部附近，前面枪声稀稀拉拉，有些人嘈嘈嚷嚷，说是大炮楼已经打下了。沙非高兴地把民工们送到担架队的院里，卫生队长告诉他，街里的伤员都抬完了，叫他休息待命。
    沙非是个好动的人，哪里蹲得下？一心想进炮楼里瞧瞧，又怕临时有任务。在院里站了一大会，喝了一茶缸米汤，看到无事可做，实在忍耐不住，想找卫生队长请个假，偏偏队长不在了，寻思伪中队部就在跟前，出去看看就来，没有什么关系。
    他走到街上，枪声停止了，战士们押着一大串俘虏，向收容所走去。他数了一下，一共五十七个，里面有些负伤的伪军，有的一拐一瘸地走着，有的哼呀哼呀地叫着。
    沙非走到大炮楼跟前，看见云梯还架在墙上，战士们进进出出。他跟着进去，想进炮楼看看，门口一个哨兵拦住他，怕发生危险，不让进去。他探了探头，闻到一股草烟伴着火药味，里面黑咕隆咚的，大约没有什么看头，转身走到院里。
    东屋里发出一股猪肉的香味，引起沙非很大兴趣，他忍不住站下来，伸头进去看看。锅台上点着一盏油灯，锅盖上冒着香喷喷的热气，战士们蹲在地下，围着一圈一圈，吃着馒头就着猪肉。沙非几个月没吃到猪肉，馋得不得了，想进去“打游击”，又恨没有熟人，只好咽了一口唾沫，回过身来想走，忽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喊着：“是沙干事吗？快进来吃点饭。”
    沙非掉过头去，一看是特务连连长章平，高兴地说：“你们在会餐呀？”
    “敌人留下的，我叫他们趁热吃了，好继续战斗。”章平解释过了，又说：“快上里屋。”
    沙非随章平进里屋。指导员和几个排长，正围着八仙桌吃饭，马上腾出两个位子来。沙非从绑腿上，拔出一双竹筷，不客气的参加战斗。
    “喂，老乡，”章平因为沙非也是东北人，所以亲热地喊他老乡，递过一碗烧酒来：“喝两口吧？”
    沙非原来不会喝酒，现在觉得盛情难却，接过酒碗，呷了一口，感到喉咙火辣辣的，忙放下碗，咬了一口凉馒头，吞下后说：“这酒好辣呀！”说完把酒碗送过去，“连长喝吧，我不行。”
    章平端起碗来，像饮水似的，咕嘟咕嘟地喝光。
    凉馒头就着热猪肉，过大年也捞不上这样好饭菜。沙非吃了一个又一个，直到肚子快塞满了，才觉得这样闷头白吃不大好，于是开口说道：“你们这仗打得真不错啊！”
    “还是二连强，”章平谦虚地说，“没有他们爬上去，敌人不会投降的。”
    “你们俘虏多少人？”沙非问。
    “不多，三十来口子。”
    吃的饭光菜空，沙非停下筷子，掏出手绢，抹过嘴巴，把筷子插进绑腿里，说了两句客气话，走出里屋。
    战士们吃过饭，有的东倒西歪在休息，有的在抽旱烟，有的在说笑，有的在打闹，有的嘴里哼着小曲…… 沙非默默地望着他们，寻思一两小时以前，他们那种生龙活虎的冲杀行动，真是令人敬佩。
    跨出房门，在院里转一转，看见东墙上有个大洞，他好奇地钻过去。月光照着静寂的院子，地上躺着五具伪军的死尸，全是光头赤脚的，有的还光着上身。沙非猜想，鞋子大约是缺鞋的战士脱去的，帽子和衣服，可能是民工们扒去的。他在尸体身边，拣了一个手榴弹，向堂屋走去。
    堂屋门口，挂着一块“十里铺联保办事处”的木牌。大门敞开，沙非划了一根洋火，点着了煤油灯，发现桌上有瓶“华特民”的蓝墨水，想起自己的派克笔，没有好墨水使，高兴地拿起来，正要往挂包里塞，没想到铁盖当啷的落地，手上和军衣，都染了蓝颜色。真是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他气的往屋角一扔，喀咚一声，落在一个大缸里。
    沙非打开抽屉，里面除了乱纸头，什么也没有。他瞧见玻璃柜里有书，过去翻翻看，全是一些宣传“大东亚共荣”和“反共”书籍。他挑了几本有参考价值的，装进挂包里。又发现下塥有一大瓶蓝墨水，可惜瓶口砸碎了，拿不好拿，丢又舍不得。忽然想起刚才扔掉的瓶子，倒它一瓶也可以用几个月。于是端起煤油灯，在地下照了照，拾起那个瓶盖。走到屋角，往大缸里一照，看见里面蹲着一个人，缩着光脑袋，不知是死是活。他吓了一跳，倒退两步，放下灯，掏出手榴弹，喊道：“干什么的？快出来！不出来炸死你了！”
    “别炸！老总，别炸！”从大缸里爬出一个小矮子，穿着长衫，高举双手，浑身哆嗦，瘦面上被墨水染成大花脸，样子非常滑稽。他像唱歌似的，有节奏地说着：“饶命！老总，饶命！”
    沙非瞧他那个熊样，忍不住噗哧一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俺，俺俺，俺是办办事员。”
    “到底干什么的？”沙非看他忽然结巴了，知道在扯谎，举起手榴弹，吼道：“不说实话，我砸了你！”
    “别别别，老总，俺说实话，实话，俺是联联保主任。”说了实话，他双腿软软的跪下，从衣袋里掏出一叠伪钞，递过来说：“老总，给你买酒吃，放了俺吧，饶俺一条狗命。”
    沙非心里矛盾了一下，想接钱又怕违反政策，于是严肃地说：“别害怕，八路军优待俘虏，起来！”
    “拿了吧！老总，你不拿，俺不敢起来。”
    叫他这一催，沙非心里有些活动：“汉奸的财产要没收，汉奸的钱为什么不能拿？反正又不是搜腰包，是他自愿送礼的。”替自己找到充足的理由，他接过钱来，往口袋里一揣，说：“起来，跟着走，不要害怕。”
    那汉奸站起来，沙非叫他走在前面，先押到担架队的院子，糟了！院里空空的，知道他们出西门去了，只好把他押到俘虏收容所，找到那矮胖的敌工科长，他说：“闻科长，给你送个俘虏来，是个联保主任。”
    “好啊，我们正需要这样个人，”闻科长高兴地说，双眼眯成一条线。“是你抓的吗？”
    “嗯，”沙非得意地点点头。
    “有种！”闻科长夸了一句，说：“送到后院，交给杨干事。”
    沙非把那汉奸，送到后院西屋里，交给杨干事。谈了几句，正要出去，有个战士跨进来，把一只手表一支钢笔，放在桌上说：“从一个当官的尸身上搜出来的，交公！”
    沙非心里怦怦跳，双颊有点发烧，暗暗的责备自己：“你还不如一个战士呢！人家缴获了交公，你却装进自己的腰包！”想掏出来交了，手伸进口袋一摸，又想到不妥当：“刚才不交，现在再交，岂不露了馅！……发洋财的人有的是，怕什么？”他把心一横，大步走出西屋。走了几步，又嘀咕开了：“要是那汉奸说了，可不暴露了？返回去交了吧？不好！……交给闻科长，对！”他走到外面店铺里，掏出那叠钞票，交给闻科长，说：“那个汉奸给我的钱，想要我放他走，交公了吧！”
    “对。”闻科长接过钱，数了数，对旁边一个同志说：“八十块钱，沙干事交的，记下来。”
    沙非交了那不义之财，觉得肩膀轻松，心中愉快。他走出俘虏收容所，朝西门走去。在西街上，看到一家文具铺，开了一扇门，想进去买一瓶墨水，又没有钞票，不由伸手到口袋里摸了摸，怪啦！怎么还有两张啊？他掏出来，在月光下看了看，是两张十元的“老头票”（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钞票，上面印着孔子的像，老百姓都叫它“老头票”）。心里又矛盾开了，他踌躇了一会，对自己说：“反正不是有意留的，花了它再说！”
    他走进文具店，买了两瓶墨水和一个日记本。继续走了不远，看见一家点心铺门口，摆着两桶热腾腾的开水，他进去一看，各样果品俱全，有蜜蜂糕、糖麻花、鸡蛋糕、江米条、豆沙饼、核桃酥…… 都是多年不见的好食品。他称了一斤，吃了两块，想起科里的人，也是好久没有吃过，索性买了四斤，准备拿回去给大家解馋。亏得他的日本挂包特别大，塞进三包，剩下一包分成两半，装进军衣的口袋里。临出门，看到铺里兼卖烟卷，想起焦思宁常常闹烟荒，顺便买了四包烟，走出点心铺。

五

    沙非走到西门外，小山上的战斗正激烈，伤员下来不少。卫生队长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批评他，就叫他押两副担架上绷带所。
    在一家布店门口，他遇上焦思宁，把四包香烟和半斤点心塞给他。
    “哪儿发的洋财？”焦思宁怀疑地问。
    “捡的洋捞，”沙非说。他信口扯个谎说：“在伪据点里捡了五块老头票，买了点东西大家尝尝。”
    焦思宁听说是捡的钱买的，说了声“谢谢”，把东西装进挂包。沙非领着担架到绷带所，先把伤员安置好，然后叫出林侠，把一斤点心给她。林侠问他来源，他照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沙非走了。林侠把点心装进挂包里，轻轻地走到手术台旁边，帮着护士工作。
    手术台上躺着一个重伤员，额头冒着豆大的汗珠，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左大腿被刀子切开，高大夫正在清除碎弹片。林侠知道他只做了局部麻醉，一定疼得不得了，可没听他哼一声。
    “真坚强！”林侠暗暗称赞，“打起仗来一定很勇敢！”她仿佛在哪里见过他，一时记不起来。高士杰大夫舒了一口气，打断了她的回忆，她看到最后一块碎片，从镊子上落在磁盘里，心情跟着轻松下来，不由用感谢的目光，望着这位四十多岁的医生。
    高士杰大夫用手巾，擦了擦汗水，开始做缝合手术。林侠看他的情绪，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
    林侠在去年，曾经访问过这位大夫，知道他到八路军来，有段不平常的故事：
    高士杰原来在北平协和医院当医生，卢沟桥事变后，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山东故乡行医。有天夜晚，突然来了两个带枪的便衣，硬把他请上牲口，拉到山区。他心里很生气：“这哪像请大夫，简直是绑票！”当时，游击队中流行着传染病，他不忍丢下病人回家。很快的，他发现战士们都是朴实的工人、农民，不像日伪宣传的“土匪”。开头他看见张鲁光穿的破破烂烂，不像个司令的样子；后来一交谈，发现张鲁光不但对军事政治，有独特的见解，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知识，也很丰富。谈起北平的香山、颐和园、故宫和北海，也很熟悉。高士杰离开北平以后，碰到第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心里很高兴。他发现大家对他的尊敬，完全出于内心的真诚。大家生活很苦，精神上却很快活。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官兵像亲兄弟一般，战士们纪律严明，和老百姓像一家人。他在游击队一个月，犹如到了另一个世界。
    传染病扑灭以后，张鲁光想送他回家，他却说：“如果不嫌我累赘，让我留下吧！”他还请求取消特殊待遇。张鲁光设法把他的家眷，接到根据地来，高士杰更无顾虑的工作下去。
    最使高大夫头痛的，是医疗设备和医药的缺乏。他常常在无法好好消毒的草屋里工作，在一扇门板上施行手术，要是在协和医院时，有人说这样条件下可以做手术，他一定骂他是疯子！战争迫使自己进行不能相信的事，他常常对自己说：“你简直变成华佗（华佗是东汉的医生，精通针灸，用简单器械，为伤者开刀。《三国演义》上曾描写他为关公刮骨疗毒。）
    林侠看见高大夫，给伤员包完腿，趁着休息时间，取出那包点心，请高士杰、郭芬和护士们吃。高士杰吃了一块，林侠还要他吃，他说：“这样好吃的东西，送给伤员们吃吧。”
    一句话提醒了她，林侠只嚼了两块江米条，便把其余的，分给重伤号们吃了。
    外面送来一个头部打碎了的伤员，抬上手术台，已经奄奄一息了。高士杰给他打了两针强心剂，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还是救不了他的生命。
    “唉！”高士杰痛心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在协和医院，也许还能救活。”
    林侠听了，心里很难过，当烈士的遗体抬出去的时候，她看见高士杰疲乏的坐下，低头点起一支烟，狠狠地吸着。

六

    烈士的遗体，送到东门外一道小岭。岭上长着苍松古柏，岭下是一条清清的流水。
    辛为群和孟家驹，参加掩埋工作。他们五个干部，带着几十个民工，在岭头上刨坑。
    辛为群像个风水先生，在岭上挑来挑去，选了个向阳的山坡，作为烈士的坟场，那里的土干燥，不会被山水冲坏，就是黄土太硬，刨起来相当吃力。
    坟场上放着一列棺材和几个长箱木柜。大部分是战斗开始时，辛为群和卫生队一个干部，带着四个民工，到岭东两个村里买来的。他们费了很多口舌，动员老年人，把自己留用的寿木让出来，许多老人不愿意，心里有些害怕，又不敢断然拒绝，嘴里推三绕四的。辛为群拿抗战的道理，不能使他们痛快地出让，最后只得用高价和战争需要的理由买下来。
    其中有个老先生非常开明，保长说他是个老秀才，教过几十年私塾。他慷慨的对辛为群说：“烈士为国捐躯，岂能抛尸露骨？老汉风烛残年，不能共赴国难，区区一口寿木，焉有吝惜之理？纵使日后一领芦席入土，也要捐献出来。”说完之后，他指挥儿子和孙子们往外抬，看见辛为群硬要给钱，他气的忘掉文言，说道：“你这个老总真是的，俺们又不是做买卖的，要给钱就别想抬走！”
    辛为群在回来的路上，忽然想起庞德带着棺材上阵的故事（庞德是曹操部下的大将，出师时带棺材上阵，以示不胜即死的决心），心里有些茫然。他希望棺材和箱柜，一口也不用，可是炮火无情，胜利必须用血的代价。他向来是个乐天主义者，今晚上却有些伤感，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寻找原因：也许第一次干这种差使，也许老秀才的慷慨行为，也许想起庞德的故事，也许是几个原因交织在一起？他不能判断。
    当他看见掩埋第一个牺牲者，一股酸味从鼻尖流入心坎，眼眶里止不住滚出泪珠。他赶快走到一边，偷偷的擦掉，严厉的责备自己：“我今天怎么啦？为什么这样脆弱？”
    几年来，他在战场上看过不少尸体，总是在心里一闪就过。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见了亲人死了不难过？可是战争总要死人，在战场上流眼泪，不但是懦弱的表现，有时还会影响士气，造成很坏的后果。
    残酷的斗争，磨炼过他的心灵，他曾经准备着，假如革命需要，他会像战士一样，挺起胸膛，献出自己的生命。然而今晚上的心情，他不肯轻轻放过，在埋完第一个棺材以后，他仔细地追根，发现是自己小资产阶级情感在作怪！
    牺牲的烈士继续抬来，辛为群变伤感为仇恨，他忙着指挥民工刨坟埋葬，有时自己挥动镐头，有时亲手钉着棺材盖子，有时拿起铁锹抛着泥土……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无事可做。辛为群站在高处，望着十里铺的战火，他的心跟着战士们在冲锋陷阵。枪声沉默的时候，他在岭上采了一大把野花，插在烈士们的坟头上。
    当他看见西面闪过一道电光，接着响起震动山谷的轰隆声，他高兴得跳起来，对身边的孟家驹说：“好了！鬼子坐飞机了！”
    孟家驹像个木头人，一点也没有反应，他沉重地想：“又该挖坟了！”从出发开始，他的心情一直很坏，他认为王川故意整他，让他干这种倒霉的差事！挖坟，埋死人，虽然离战场远，没有生命危险，到底是件不祥的差事呀！
    战场上接连两声巨响，山谷里激起呼噜噜噜的回声，辛为群转身望着那列新坟，默默地说道：
    “安息吧！勇士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