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二卷 长篇小说

战斗到明天(下部)

    写完《战斗到明天》续集,我像一个肩负重担的登山者,终于爬到山顶,长长舒了一口气。
    一九八零年我在本书第一部《三版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部长篇小说,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波,作了重写和修改,从青年写到老年,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这在文学史上,恐怕是一件怪事!十年浩劫,夺去我的精力和时间,期望向着四化进军之时,能保持安定团结,使我在见马克思之前,能写完小说的续集,还了一件心愿。”
    我庆幸十五年后能够还了这件心愿,写完了续集,没有开空头支票,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告慰茅盾先生在天之灵。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是一九四八年冬天在平津前线动笔的,一九五零年夏天写完,一九五一年初由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出版后正值全国文艺整风,本书撞到枪口上,被当成靶子,遭军内外围攻,主要罪状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工农兵形象、自然主义、人性论等等。连为本书写序言的茅盾先生也受连累,在报上做了公开检讨。但他认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要作者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
    茅公的检讨使我十分惭愧与不安,我后悔不该为了出名而请大作家写序。如果不是他公开鼓励我把小说改好,我可能放弃了。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都是“靠左边走”,文艺当然也不例外,不按“左”视眼批评家们的意见修改,还得挨棍子!
    大约有三年时间,我一边深入水利工地生活,写些反映生产建设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一边读书,还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
    批判我的文章,都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理论依据。我反复学习这篇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还说“革命的文艺,应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既然如此,我根据在敌后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写了几个知识分子在战火中锻炼成长,在工农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影响下改造思想,怎么就不行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怎能改好《战斗到明天》?
    在文讲所听了茅盾、丁玲等文学大师的报告,听了教师们讲课,同时在古今中外文学、戏剧的书海中游泳,阅读了一百多部名著,尽管是囫囵吞枣,可使我懂得一个道理,文学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不能跟“左”视眼的指挥棒走。
    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鼓起勇气修改小说。根据茅公序言中指出的缺点,汲取一些有益的批评意见,整本书全部打乱重写,保留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及故事,增加军事指挥员和连队士兵的形象,把场面铺开,将时间缩短,集中描写一次反“扫荡”经过,以此反映山东军民对敌斗争的情景。写了一年多,改了两三遍,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出书。
    新版书印出来,我正在厦门前线。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立刻给北京的茅公寄去一册,以示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意见改了小说,没有辜负他的教诲。茅盾先生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勉励我继续写下去并惠赠一本他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书印出不久,国内又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庐山上整了彭大将军,全国捉拿追随者。单位号召向党交心,我谈了在厦门前线看到刮共产风、农业生产弄虚作假的情况,同时检讨在《战斗到明天》再版后记中,写了几句内心苦闷不满的话。想不到被扣上“漏网右派”的帽子,送京郊劳动,《战斗到明天》又一次挨批!
    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在北京市文联挂名做“职业化作家”,既无编制,又拿不到工资,差旅费自理,全靠稿费生活。当了“漏网右派”,旧书不能再版,新作无处发表,话剧全部停演,没有任何收入,只靠妻子微薄工资,养不活四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我得为他们找食物,生活相当艰苦。于是在京郊劳动一年之后,我罢工不去了。
    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戏剧创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我的冤案得到平反,被禁锢的话剧《兵临城下》开始在沈阳和全国各地上演。周总理关心这个戏,看了三次演出,为了改编成电影,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小时。罗瑞卿总长看了演出,要我回部队。当了八年老百姓的我又重新穿上军装。
    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林彪和江青狼狈为奸,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炮制的《纪要》里,点了《兵临城下》的名,大张旗鼓砍杀电影与话剧《兵临城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帽子越戴越大,罪状耸人听闻:“反对武装斗争,为国民党树碑立传……”《战斗到明天》再一次受批判,我成了死不改悔的“三反分子”,送西北劳动改造。
    粉碎“四人帮”之后,电影《兵临城下》重新在全国放映,话剧《兵临城下》和《战火纷飞》也在北京、沈阳和一些城市上演。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于一九八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
    上面????嗦嗦讲了许多话,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作品一会儿是香花,一会儿是毒草,一阵子挨批判,一阵子又出来,没有固定标准,只是跟着政治气候变化,太不正常了!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十分不利,应该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二是我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生活,居然和《战斗到明天》紧紧连在一起,同甘苦共命运,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看来我无论如何得完成续集,尽力将它写好。原计划写成“三部曲”,所以三次出版的书后,都注明“第一部终”。后来考虑到年近八旬,来日不多,万一哪天阎王爷召唤,书未完成,欠下笔债,留下遗憾,死难瞑目;不如将原定的二、三部合在一起,压缩一些篇幅作为续集,使读者能一气读完,看到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全景,了解众多人物思想感情的纠葛和他们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过程,我也算完成一项任务,没有白吃高粱、小米、地瓜干,对得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父老乡亲。
    由于上一部和这一部书出版的时间间隔太久,初版本至今四十五年,三版本也隔了十三年,读过的人恐怕早忘了书中的内容。因此我写续集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与上部联系,作简单介绍,使没有读过第一部书的读者,也能看到每个人物的完整形象,知道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也是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很高兴能在年终岁末,完成《战斗到明天》续集,作为一份薄礼,献给抗日战争英勇牺牲的烈士,献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志,献给一切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爱国者。

作 者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日于 北京   
 

第 一 章

    夜茫茫,路漫漫,无边无际。
    一阵风,卷跑了满天星星。夜更黑,路更长,像个无底洞。阴森森,黑沉沉,望不见亮光,走不到尽头。
    九月日头短,十月夜渐长。眼下刚过了中秋节,昼短夜长。一支疲惫的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傍黑走到四更天,眼巴巴盼着晨光,东方还是一片昏暗。
    坡地上,青纱帐倒了;梯田里,五谷杂粮收了,留下秫秸茬子,现出砂砾石子。队伍横插过庄稼地,战士穿草鞋的脚趾头,不断碰得生疼。
    周围山崮影子,活似魔怪脑袋,恍恍惚惚,时隐时现。人们竭力想分辨出山崮的名字,渴望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崮影模模糊糊,分不出,辨不明。好容易爬上一道岭头,望见右前方一个庞大的崮影,突出在群山众崮之上,人们终于认出是抱犊崮,不由松了一口气,知道离宿营地不远了。
    “向后传,原地休息。”前面指挥员传下口令,一个接一个,低声向后传。传完话的人,立刻卸下沉甸甸的背包,有的坐在上面,有的当枕头躺在地下,让压痛的肩头松一松,让劳累的身子歇一歇。
    “不准抽烟!”有谁划了火柴,立刻受到低声的吆喝。尽管秋季反“扫荡”结束了,但是夜行军的纪律不能松懈。不准抽烟,不准发出响声,甚至不许咳嗽…… 已经习惯成自然,只要谁违犯了,总有人干涉。
    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传来继续出发的口令,一千多个“夜游神”重新在高高低低的山道上迈开大步。岭头山沟,又响起“沙沙沙”的脚步声。
    一个多月来,抱犊崮支队在反对日伪军“扫荡”和“蚕食”的斗争中,三天两头夜行军,大小战斗十多次,终于把大部分敌人赶出根据地,保护了群众的秋收,使秋粮少受抢劫。少数敌伪军乘机在边沿区和根据地安下“钉子”。主力军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乘敌人立足未稳,发动群众反“蚕食”、拔“钉子”、毁碉堡,根据地内部新安下的据点打掉了。边沿区几个“钉子”没有肃清,靠近敌人老窝,地形不利,群众条件太差,死打硬拚,代价太大。
    最可恨的是国民党东北军中的投降派,进一步和日军勾结,乘日寇秋季“扫荡”,侵占我军防区。还有土匪军刘黑七(刘桂棠),配合敌人“扫荡”,到根据地烧杀抢夺,也占了一些地盘。原先被八路军一一五师打败,跑到敌伪据点的几股地主武装,组织还乡团,到根据地和边沿区活动,抓丁抢粮,威胁群众,安插奸细,使一些地区变了颜色。
    抱犊崮支队三个领导人,在这段时间都很少休息。他们每天研究敌情,讨论行军作战方案,指挥部队和地方武装打击敌伪军,武装保卫秋收,发动群众抢收秋粮、空室清野,还要随时防备国民党投降派的进攻…… 周文治参谋长是三人中最年轻的,刚满二十八岁,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个破落地主,他十八岁时高中还没有毕业,为了逃避家庭包办婚姻,逃到云南讲武堂学军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毕业后回四川,在川军中当了见习排长,后来升任连长。卢沟桥事变,周文治被调到师部当参谋,不久奉命开到河南前线作战,这个师被汤恩伯的中央军吃掉,整编后他仍任师部参谋。一九三八年,徐州会战,这个师被日军打散,周文治收集了二百多个散兵游勇,组成游击队,拉到鲁南山区,与张鲁光在枣庄组织的工人游击队合编,成立抱犊崮支队,张鲁光任支队长,他当参谋长。
    周文治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心宽体胖。在秋季反“扫荡”和反“蚕食”中,他除了和支队长、政治委员共同指挥部队作战,还要处理许多司令部机关的日常事务,每天派侦察员四处了解敌人的活动,收集各方面的情报,提出行军作战方案,派遣警戒部队…… 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但他依然能吃能睡,体重没有减轻。
    抱犊崮支队政治委员王国祥,比周文治大两岁,身体瘦削,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长期的战火把他炼就一身钢筋铁骨。他小时候在江西,跟一个细木匠当学徒,红军打到家门口,他参加了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西安事变过后,红军编为八路军,他在一个主力团当教导员,打完平型关回师晋西,又随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山东。一九三九年,东进支队到鲁南,奉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的命令,带领一批干部和一个主力营,编入抱犊崮支队,担任政治委员,今年五月反“扫荡”结束,又兼任政治部主任。
    王国祥身经百战,负过七次伤,身体还很结实。他性格豪放,热情乐观,办事认真细致。政治部的几位科长,都是从一一五师调来的,除了民运科长是山东地下工作时的党员,其余的都是老红军,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十年来,行军作战成为家常便饭,这一个多月的秋季反“扫荡”,再紧张也比不上抢渡大渡河,再艰苦也比不上爬雪山过草地,只是根据地缩小了,使他十分苦恼,但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变化最明显的是支队长张鲁光,魁梧的体格瘦了,两腮陷下去,额头出现了皱纹,下巴尖尖,加上长期懒得刮胡子,看起来像个老头子,其实他只有三十五岁。张鲁光体质的变化,不是从秋季反“扫荡”开始的,不过这几十天紧张战斗生活,使他急转直下显露出来罢了。今年五月反“扫荡”,整个说来,胜利是巨大的,反“扫荡”开始的十里铺战斗,运用了罗荣桓政委的“翻边战术”,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消灭鬼子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缴获了大量粮食,让边沿区饥饿的人民吃上几天饱饭,解决了根据地军民青黄不接的部分口粮。战斗是在敌占区进行的,大大振奋了被日寇统治压迫多年的民心,使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敌占区人民,燃烧起抗战的火焰。十里铺的胜利,迫使部分日伪军返回去保护老窝,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反“扫荡”的尾声,伏击了从白彦向梁邱撤退的敌军,打掉日寇进攻抱犊崮山区的指挥部,歼灭日伪军三百多人,缴了九二步兵炮和大量轻重武器,差点活捉日军司令龟田国雄。这两次漂亮仗都得到一一五师通令表扬。但是在打孙家坪,拔日伪军新修据点的时候,对国民党东北军中顽固派的反共本性估计不足,致使后方部队在向抱犊崮转移的半路上,遭到日寇的伏击,司政机关和特务连蒙受惨重的损失,连自己心爱的妻子郭芬也被敌人俘虏。
    本来,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仗免不了有伤亡。指挥员在每次战斗前,都作了可能伤亡的估计。他不是一个常胜将军,在四年多的抗日战争中,指挥了大小战斗百十次,也打了几次败仗。他总结经验教训,从战争中学会打仗,但没有像这次失败如此懊恼!部队受损失,怀孕的爱人被俘,他悔恨没有看透国民党军的反动本性!
    抗战开始,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片面强调国共合作,团结国民党抗战,不主张独立自主斗争。张鲁光对王明的为人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当过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当时山东的中共领导人执行这一指示,他当然不会例外。部队进入抱犊崮山区,他和鲁南的东北军将领,有过几次接触,觉得他们的家乡沦丧,亲人受日寇蹂躏,都有强烈的抗日情绪。日寇“扫荡”鲁南,也向他们的防区进攻。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没料到他们五月间会勾结日寇,致使我军受到惨重损失。他曾发电报给一一五师首长,做了检讨,请求处分。师首长复电批评他有右倾思想,要当做惨痛的教训接受,没有给处分。他依旧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无法在脑子里抹掉!
    这次反“扫荡”,虽然打了一些胜仗,却没能拔掉敌人“蚕食”的全部据点。根据地缩小了,好比在他伤口上洒了盐花。本来,他有胃病,饮食不佳,紧张的战斗和难忘的懊恼,使他更觉得饭菜无味食量减少,睡眠更差,夜里失眠,白天打盹,铁打的身板也经受不住,怎能不消瘦。
    今天下午,张鲁光和王国祥下命令:二营继续留在边沿区,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开展小部队分散性的游击活动;一营和三营到指定集合点,随支队部返回根据地中心进行休整训练,总结经验教训。黄昏时分,队伍出发,一营前卫,三营殿后,特务连和直属队在中间。张鲁光带着两个老乡当向导和一营长走在尖兵班后面,准备随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一夜平安无事,他双腿走得酸疼,仍然坚持迈着大步。特务员(即警卫员)几次请他骑马,他没有理睬,直到进入抱犊崮腹地,他命令队伍在岭头上休息。继续出发的时候,特务员牵来枣红马,他不再拒绝,左脚踩着马蹬,右腿跨上马鞍,让疲乏的身躯坐在马背上,接过缰绳,双脚轻轻踢着马肚子,枣红马在石子路上得得地往前走。

    马蹄有节奏的响声,好似催眠曲。骑在马上的张鲁光突然感到浑身的骨头架子像要散了,两片眼皮不断打架,千般烦恼消失了。反“扫荡”顺利结束,使他松了一口气,多少有点欣慰。他望了一下抱犊崮的山影,估计到不远的宿营地,不会有敌情,便想闭目养神,能打个盹更好。没想到闭上眼睛,乱七八糟的思想,交叉地向他袭来,反而更加清醒。他下意识排除杂念,忽然又想起心爱的妻子,被俘快半年了,原先被关押在临沂,还从情报人员那儿传来些零碎消息,后来送到济南,音讯全无。现在不知道怎样了?如果还活着,孩子也快出生了。他相信郭芬不会屈服,肯定要受折磨!想起日寇的残酷暴行,不由一阵钻心的苦楚……
    想到妻子的遭遇,他的脑海中立即出现了初次见面时的郭芬,出现了共同生活的往事,像银幕上的影片,一一在眼前晃过……
    一九三八年春天,枣庄工人游击大队,驻扎在津浦铁路东一个山庄里。有一天,小勤务员跑来报告,庄外来了一群女人,打听大队部住在哪里?张鲁光随着小鬼走到打谷场,迎面来了八个女孩子,由一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那姑娘身材修长,穿着宽松的蓝竹布旗袍,踏着一双黑布鞋,一头乌黑的短发,白净的脸上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一看就是个贤淑温柔的女子。张鲁光迎上去,笑笑地问道:“你们从哪儿来的?”
    那女子没有回答,反问道:“请问张大队长住在哪里?”
    “你找他有什么事呀?”张鲁光问。
    “我找他有事,”那女子说,“请带我们去见他好吗?”
    “我就是张鲁光,有事说吧!”
    那姑娘端详面前的人,只看他魁梧的身上,穿着一件旧军衣,一条黑便裤,脚上登着布草鞋,这能是她要找的游击大队长吗?一点也不像个官!不由怀疑再问一声:“你就是工人游击大队的张大队长吗?”
    张鲁光笑了:“是的,我叫张鲁光。”
    那姑娘转身吩咐随她来的女伴,叫她们就着一个大碾盘,放下小包袱歇息。回来对张鲁光神秘地说道:“请到屋里谈好吧?”
    张鲁光点点头,领她到大队部的草屋里,请她坐下,小勤务员端上一碗凉开水,她咕嘟咕嘟喝完,对小鬼说道:“小兄弟,瓦罐里还有水吗?能不能送到场上,让她们也喝一口,大家走渴了。”
    “有,有!还有大半罐呢!”小鬼说完,提着瓦罐,拿着瓷碗出门。
    那姑娘撩起旗袍的下摆,弯腰从袜筒里取出一张叠成方形的小纸条,交给张鲁光,说道:“济南市工委的介绍信。”
    信写的很简单,介绍中共党员郭芬,带着七个进步女青年,到枣庄参加工人游击大队,一切由郭芬面谈。
    “济南现在怎样了?”张鲁光看完信问。
    “日本鬼子打来,韩复榘带兵逃跑,国民党省政府的官兵们跟着跑。军队逃跑前四出抢劫,日本鬼子进城奸淫掠夺,老百姓遭了殃!日本人找了些汉奸,成立伪维持会,招了些地痞、流氓和散兵,组织保安队,到处抓抗日人士。好多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市工委领导老百姓,开展秘密斗争,动员青年下乡参加抗日游击队。”郭芬简明地谈了情况,接着介绍跟她出城的七个女青年的姓名,其中三个女工,两个中学生,一个小学生,一个做小买卖的。
    张鲁光问:“你们怎样出来的?”
    郭芬答:“俺们分散上火车,到临城(古县名。一九五一年改名薛城县,一九六零年划归枣庄市)转车到枣庄,按照工委的指示,找地下党接头,才知道你们住在这里。”
    “你们一路辛苦了!先找个地方歇息,”张鲁光说,“工作嘛,我们研究一下。”
    两天后,张鲁光给她们分配工作。郭芬留在大队部政工组,三个学生到宣传队,其余的四个人有的下民运组,有的当卫生员。
    郭芬和张鲁光一个大锅吃饭,每天见面,逐渐产生了感情。大队长的勤务员只有十四岁,是个农村孩子,郭芬时常帮他搞清洁卫生、洗衣服。有次她正为张鲁光补着一件破军衣,张鲁光从外面回来,看她一针一线仔细地缝着,不由想起自己年近三十,还打光棍,要是能有这样一个老婆,该多美啊……
    一九三九年中秋节,抱犊崮支队部住在老牛山区核桃峪。这天下午,按照八路军的老传统,各单位举行会餐,晚上开文娱晚会。宣传队员们分散到机关连队,演出一些小节目,辅导干部战士出节目,集体唱革命歌曲,个人唱地方戏曲,说武老二(快板书,原专说武松,后把这种快板书称“武老二”),政工人员讲故事,激励部队痛打东洋鬼子,好和家人团圆。没有月饼,用花生、葡萄和红枣代替,干部战士欢欢喜喜过着中秋佳节。
    支队部更是热闹,大家自己动手包白面猪肉水饺,人人喜气洋洋。支队长张鲁光和组织干事郭芬今天要结婚,这是支队成立后第一对新婚夫妇,同志们真诚祝愿他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
    经过一年多的互相了解,张鲁光和郭芬志同道合、相爱日深。他们的爱情,没有经过花前月下的倾吐,没有经过卿卿我我的拥抱接吻,而是在战斗和工作时相互关心,日常生活中眉目传情,两人心心相印,但谁也不先提出结婚。郭芬是个羞怯的大姑娘,又是个下级干部,想到这件事心怦怦跳动,却不敢开口,只好默默地等待。张鲁光觉得自己是支队的领导,在频繁战斗和艰苦生活的环境里,不便带这个头。机关部队有不少超过结婚年龄的干部,如果都结婚,将来老婆娃娃一大堆,行军作战会成为累赘。
    参谋长周文治对他俩的相爱,早已看在眼里,自己老大不小了,对异性有浓厚的兴趣,也看上宣传队一个女同志,可是比他大几岁的支队长还打着光棍,自己怎好先提出呢?他悄悄和政治委员王国祥商量,以张鲁光工作忙,生活上要有人照顾为理由,促成他们把婚事办了。王国祥满口答应,便对张鲁光提出。张鲁光开始犹豫,经不起两位同级干部的磨牙,顺水推舟同意了。郭芬那边更不必说,她早盼着这一天。
    婚礼十分简单,没有放鞭炮,没有敲锣鼓,没有点红烛,没有贴对联,只是林侠帮新娘梳梳头打扮一番,换了一套干净的旧军衣,提着背包到张鲁光住处,就算进洞房。张鲁光用自己的津贴费,请事务长买了一只老母鸡,打了一瓶地瓜烧酒。伙房给包了饺子,做了几样菜,算是一桌阔气的筵席。客人除了王国祥、周文治,还有宣传科长王川和几个科、股长。郭芬羞羞答答,硬是拉着林侠做伴娘,参加了新婚宴会。
    圆月西斜,村里响起嘀嘀嗒嗒的熄灯号。酒足饭饱正在洞房里喝茶的客人,相继起身走了。郭芬和小勤务员收拾房间,张鲁光在油灯下阅读文件,郭芬端进一盆洗脸水,说道:“吹熄灯号了,快洗脸吧,明日还要出早操呢。”
    张鲁光收起文件,两人共用一盆水,洗完脸又洗脚。新婚夫妻四目相视,独身惯了,没尝过同床共枕的滋味,都有点尴尬,迟迟不上床。新郎平日落落大方,痛痛快快,这时反而有点羞怯。还是新娘利索,过去吹了灯,在窗外射进的月光下,脱了衣服上床。
    郭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又喜又怕,胸口扑腾腾直跳,她活了二十四年,还没有挨过男人睡觉。张鲁光三十岁了,还是个童子身,当他宽衣上床躺下,郭芬猛地拱到他怀里,两颗好奇急跳的心贴在一起,两人拥抱缠绵,尝到了生平未经过的欢乐……
    今天春天,队伍住在天宝山。山区一道南北向的大沟,名叫大梨沟,沟两旁漫坡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梨树,出产又脆又甜的茄子梨,略带酸味的坠子梨,又大又硬的接木梨,还有酥梨、糖梨…… 早春二月,漫山遍野梨花盛开,一片白茫茫的香雪海。由于兵荒马乱,敌人封锁根据地,头年收成的大量水果,没法运到城市集镇上销售。老乡们的地窖里,塞着满登登的黄梨,眼下青黄不接,农民把黄梨在石碾上压成糊酱,兑上高粱和谷糠,发了酵摊煎饼。喂猪人家,用梨果掺野菜作饲料。部队上每日两顿饭和百姓们一样,吃这种又甜又脆的煎饼,初时很好吃,吃多了会反胃。张鲁光有胃病,晚饭后胀肚子。他和郭芬走到庄外,在山坡树林中散步,阵阵春风吹来梨花香,闻了心神舒畅。郭芬心里藏着一件事,早想告诉丈夫,羞答答不好开口,现在借着醉人的花香,乘着喜悦的情绪,鼓起勇气对丈夫说道:“老张,俺有了。”
    张鲁光望着雪白的山坡,寻思着家家地窖里的黄梨,要能运到敌占区去卖,该换回多少粮食和布匹呀?用它做饭喂猪,太糟贱,太可惜了!没有听清郭芬的话。
    “老张!跟你说话呢!”郭芬提高嗓门喊着,“听见了没有?”
    “什么?”张鲁光回过头问。
    郭芬指着肚子,说:“有啦。”
    意外的喜悦,使张鲁光顿时眉开眼笑。
    “真的吗?”
    “谁还骗你,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这么说,我要当爸爸,你要做妈妈了?”
    郭芬没有吱声。丈夫看到她两腮泛起红晕,更加美丽了,真想抱着她亲亲,但没有动手。现在正是游戏时间,机关的知识分子干部,最喜欢在花丛中散步,万一被他们看见,岂不多了闲话?要是让战士们瞅到,影响更加不好……
    也许是开心的往事驱散眼前的烦恼,也许是过分劳累,使他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张鲁光昏昏沉沉睡着了。枣红马在山路上得得地走着,慢慢把他载入梦乡……
    ……张鲁光站在山岗上,从望远镜里看到四面八方的日本兵包围着山沟里我后方机关,轻重机枪密集地扫射,炮弹落在突围的部队群里,炸起碎石尘土,冒着一股股黑烟。可奇怪,怎么听不到响声?他万分焦急,看见身旁那门新缴的九二步兵炮,便命令炮手朝敌人的阵地上射击,打了五发炮弹,怎么全是哑弹?
    ……忽然间,他看见对面山坡上,两个鬼子兵端着刺刀,追赶着一个女同志,那女同志绊了一跤跌倒了,她坐在地上转过身来,啊!原来是郭芬,心爱的妻子!两个鬼子兵扑上去,明晃晃的刺刀,对着她凸出的肚子刺去,“糟了!”他刚喊出声,只见郭芬左手拿着手榴弹,右手猛拉导火绳,轰隆一声!郭芬和两个鬼子倒在血泊里……
    张鲁光心如刀绞,痛苦地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耳边还轰轰隆隆。他抬头一看,东方发白了,南面一片黑压压乌云里,闪着一道道电光,暴风雨快来了!他怕部队到宿营地前淋湿,立即翻身下马,对后面的特务员喊道:“向后传!快到宿营地了!跑步前进!”
    队伍听了口令,一个个提起精神跑起来,越过一道山梁,抢在暴风雨前,进入核桃峪村子。

    抱犊崮支队从边沿区,回师到根据地中心老牛山区,宣告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结束。敌人伤亡比我军大几倍,一一五师陈罗肖(指陈光、罗荣桓和肖华)首长来电表扬。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国祥,在总结会上做了恰如其分的报告。但在张鲁光的内心里,对“胜利”打了问号,感到不满:敌人“蚕食”了边沿区,安了几个据点没有拔掉,根据地缩小了,算是胜利也不开心……
    抱犊崮是鲁南山区的制高点,东近临沂,北界费县,西面滕县,西南靠峄县,东南是郯城。抱犊崮地处在五县边境,群山叠嶂,众崮凸起,抱犊崮屹立在群山众崮当中。从枣庄往西北望,宛如巨人的脑袋上,戴着个庞大的礼帽顶住青天。
    山高路险,土地贫瘠,封建地主割据,盗贼马子(响马、土匪)出没,人民生活困苦。有首民谣,“抱犊崮,山连山,土匪蟊贼出万千;山高皇帝远,拳头就是知县官。”为了防马子,避官兵,村村有圩墙,崮顶修山寨,地主手下有武装,家院筑了高炮楼。
    抗战爆发,日寇进入山东,占领济南城,在胶济和津浦铁路沿线安据点。国民党军队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地主土豪和马贼争相拉杆子,一时司令如毛,兵匪不分。费县关阳司一带有国民党东北军,滕县有申宪五,郯城有阎丽天,白彦有孙鹤龄等许多恶霸地主的武装。原国民党地主官员拉起的部队,明地暗里和日伪军勾结,有的干脆打起伪皇协军旗号。全国闻名的大土匪刘黑七,窜回鲁南老窝,一会儿投降日军,一会儿接受国民党暂编师的番号。这些游杂部队,口头上也挂着抗日保民,实是老百姓的害虫!他们真正的是借国难争地盘,扩展实力,搞封建割据,求升官发财。
    形形色色的杂牌军当中,亦有两支真心实意坚决抗日的队伍。一支是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支队长是抱犊崮东北大炉村的开明绅士万春圃。早在苍山暴动时候,万春圃就掩护了被国民党追捕的中共党员,后来他的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和管武装的刘清如,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鲁南特委书记宋子成,就住在他家里。一九三九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鲁南,以大炉为中心发展根据地。罗荣桓政委时常和万春圃聊天,谈论国家大事。万春圃对罗荣桓的学识十分佩服,对八路军官兵平等、艰苦朴素、爱护民众更加赞扬,称八路军为“仁义之师”,请求将自己的武装编为八路军四县边联支队,让八路军派干部帮助训练。
    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孔昭同的部队。孔昭同是滕县著名的绅士,晚清时中过秀才,在北洋军阀部队当过中将师长,做过福建镇守使。北伐战争后回老家开药店、办学堂。抗战爆发,他拉起“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冬天,他的把兄弟石友三带兵进驻沂蒙山区,将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六师,孔昭同任师长。暂编六师部队有三千多人,活跃在邹县、滕县、泗水和费县一带。日本飞机轰炸滕县,孔昭同两个儿子被炸死!孔昭同怀着国仇家恨,军装外面披着黄带,写着“上报国忠、下报家仇”八个大字,奔走呼吁民众参加抗日,赶走东洋强盗!
    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鲁南,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对孔昭同的部队很重视。孔昭同主动派高级参谋彭畏三到一一五师联络,并要求给他派干部。罗荣桓和陈光答应他们的要求,先后派了一些得力的中级干部到孔昭同部队中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孔昭同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了深刻的认识,接受了八路军的番号,改编后任一一五师的曲阜、泗水、邹县、滕县和费县五县的游击司令。
    张鲁光和周文治率领部队进抱犊崮山区,初时受到反动地主武装的联合攻击,处境困难。后来一一五师师部带领六八六团从山西挺进到鲁南,团结万春圃、孔昭同和一切抗日部队,消灭孔庄的反动地主杜若唐,打掉盘踞白彦的汉奸孙鹤龄,扫除郯马地区的阎丽天,打开天宝山区,组织群众团体,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地方武装,抱犊崮抗日根据地一天天巩固和扩大。一九四一年一月初,蒋介石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牺牲。为了支援新四军,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一一五师师部从费县西北,南下陇海路北的赣榆地区,命令驻郯马的教导五旅挺进苏北。主力部队转移,捍卫鲁南的重任,主要落在抱犊崮支队身上。抱犊崮抗日根据地,在津浦铁路东隅,严重威胁日军华北与华中的交通大动脉,日寇十分重视,每年集结几次日伪军进行“扫荡”。春季乘我军兵力转移,大举进攻;秋季又出兵“扫荡”,安了据点……
    回忆根据地几年来的斗争,从开辟到巩固扩大过程,如今却开始在缩小,在走下坡路。张鲁光心情沉重,比起老婆被俘了半年,至今生死不明,更加难堪!好像一个继承先辈家业的长子,年终结账,处处亏损,压得喘不过气。“不能当败家子!”他对自己说。恨不得赶快整训好部队,补充兵员,打掉新安下的敌伪据点,恢复根据地的面貌。可他心里明白,原先是敌强我弱,现在更弱了,死打硬拚是冒险主义!根据地缩小,兵源更加枯竭,农村里劳动力很缺,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不能连根拔!靠俘虏伪军补充部队,不打几个胜仗也办不到…… 这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一一五师师部在鲁南的日子,一切依赖师首长指示,只要按上头的命令行事,多么轻松呀!眼前一切困难都要自己解决,真伤脑筋!大秋刚到,吃饭暂时不成问题,却不一定能度过明年春荒。冬天的棉衣还缺少一半,今年发新收旧的时候,他吩咐供给处将旧棉衣藏到偏僻山村里,五月反“扫荡”过后,起出来拆洗,太破的做了鞋底,其余的缝缝补补,絮上弹过的旧棉花,只做了一千多套棉衣。山沟里梯田石子地不出棉花,老百姓种了一点棉花,大娘大嫂们用纺车纺线,用纺棰捻线,织出点土布,还不够缝补破衣服,顶多能为部队做双军鞋。抱犊崮支队一千五百多人,加上各县县大队和区中队,总共三千多口子,寒衣怎么办……
    张鲁光坐在窗前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这核桃木家具是外号陈大脖子的地主陈新斋的传家宝,桌子的红漆剥落变黑,椅子快散架子,特务员用麻绳捆好。陈大脖子逃到临沂城,留下高宅大院。抱犊崮支队每次驻扎核桃峪,司令部总住在这个大院套,五间堂屋分给三个首长和特务员住,东西屋和南房,住着参谋处几个股,电台和通讯排住在后院。八仙桌上放着一份“冬季部队训练计划”,张鲁光反复看了几遍,觉得有些问题,正拿着铅笔在油光纸上写了几条意见,写着写着觉得不确切,又把它划去。眼下一切困难向他袭来,他习惯地在纸上画小人儿,画的是一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图画。画完一看,嘿!这巧妇竟是郭芬的模样!他不由叹了一口气,将纸撕成条条。
    布门帘掀开,王国祥和周文治从外面进来,他俩一早骑马到一营,摸了部队的思想情绪。进门坐下,特务员从瓦罐里舀了两茶缸凉白开,递给两位首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谈了一营干部战士战后的思想,提出当前主要问题。
    王国祥说道:“全营的情绪都不错,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士气高,有点轻敌骄傲。三连一般,二连仗没有打好,伤亡大,指导员负伤住院,副指导员工作经验差一些,得赶快给派个指导员。”
    “兵员要设法补充,”周文治接着说,“各连都不到一百人,二连最少,只有七十八个,五班只剩六个人。弹药也是问题,有的战士的枪里,只有四发子弹,最多的是五排子弹。”
    张鲁光抽着香烟,沉默不语。兵员、弹药、还有冬衣,都得赶快解决,怎样解决呢?根据地的劳动力缺,不能再动员群众参军。自己没有兵工厂,只有一个修械所,武器弹药一直靠打仗缴获,不打胜仗哪来补充?布匹棉花要上敌占区去买,即便敌人不封锁,哪来许多老头票(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出的伪钞,上印孔子像,老百姓叫“老头票”)?支队家底薄,供给处剩下那么一点金子,还得留着买炸药,打据点攻炮楼不能光靠云梯,那样伤亡太大…… 这些伤脑筋的问题,一直在他脑子里翻腾,有些初步的想法,还不够妥帖。王国祥抽着烟斗,周文治盯着他,张鲁光开口说道:“天快凉了,棉衣还缺一千套,一块儿研究一下吧。”
    “叫铁道游击队想法打一次货车吧!”周文治脱口而出。前两年,铁道游击队打敌人的军需车,缴了一些布匹棉花。
    王国祥摇摇头:“今年恐怕不成了。敌人在铁道两侧挖了封锁沟,搞了个特种部队,专门对付铁道游击队,天天在枣庄周围搜捕,铁道游击队撤到微山湖里,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那只好通过敌占区的老客(指当时来往敌占区跑买卖的商人)买了。”周文治说。
    “钱呢?”张鲁光问,“剩下那一点家底,最好是不动。”他丢下烟头,又燃起一支烟:“我有个想法,二营以连为单位,在边沿区打游击,我看还可以继续分散,以班、排为单位,钻到敌人肚子里,到敌占区打伪组织,抓汉奸,在他们身上挤点油水,就地买一些布匹运回来。老王,你们过去在苏区打土豪经验多,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王国祥点点头:“这个办法好,不过连队没有经验,穿着军装在敌占区太暴露,容易受到敌人袭击。我看,不如从各连选一些胆大精干的本地战士,组成小分队,换一色便衣,配备驳壳枪;再从侦察排、敌工科和民运科抽一些干部,混合编成武装工作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嗯,这样更好。”张鲁光欣赏政委的主张。“敌人控制棉花很严,恐怕有钱也不好买。咱们山区到处有放羊的,羊群不少,我琢磨用羊毛代替棉花,行得通吗?”
    王国祥说:“行得通!把羊毛发给大家洗好晒干,弹开絮棉衣,红军在西北干过。”
    谈到兵员问题,周文治提出从县大队和区中队抽人。王国祥主张从各县大队调一个中队来参加整训,练完兵升级,和主力部队合编,各县大队也从区中队调个排升级,区中队再动员当地民兵补充。支队长和参谋长都同意。
    讨论弹药补充,参谋长说:“咱们修械所只能造手榴弹、翻砂迫击炮弹,造不了子弹,主要是不能造子弹壳。应该下个通知,以后作战,战士打完仗交子弹壳。”
    “好主意。”张鲁光说。
    王国祥点头同意。周文治问他们对冬季整训计划的意见,张鲁光说道:“时间定得太长,训练科目过多,我看鬼子不会给我们这样长时间,应该压缩一下,暂定一个月。主要练习近战和夜战,训练战士敢于和鬼子拼刺刀,敢于独立作战,手榴弹扔得远一点,送炸药避免伤亡。”
    “对!”王国祥说,“目前华北的日军调动频繁,华中有两个师团北上,估计敌人要对华北进行冬季‘扫荡’,主要目标可能是山东,练兵时间不能太长,先定一个月,有时间再说。”

    苏联《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报道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敌后方抗战的英雄事迹,把一一五师誉为“青年师”,这对全师指战员是很大鼓舞。这时山东和苏北的一一五师部队,已经发展了五万多人,整编成六个教导旅。师政治部《战士报》上,登了征求《青年师战歌》词曲的启事。五月间,沙非写了一首歌词去应征,他沾沾自喜,觉得有九成把握被采用。几个月来如石沉大海,他有点泄气,有点埋怨,觉得白花心血,可又不好意思写信去问。
    这一天,宣传科长王川布置部队整训中的宣教工作。辛为群和林侠赶出一期《战斗报》,焦思宁准备教育材料,沙非忙着写宣传提纲。勤务员小杨送来一张《战士报》,林侠接过看大标题,发现第四版刊登一首歌曲,题为《青年师战歌》,词作者沙非,作曲者是从延安鲁艺来山东的一位有点名气的音乐家,她替沙非高兴,不由一行一行看下去:

我们英勇地迈进,
放声地歌唱;    
  青年师光荣的称号,
  我们勇敢地承当。??

            十五年前,风暴刮遍了南中国,
  乌云弥漫着扬子江。
          在南昌,我们从血泊中诞生,
              十年苏维埃,我们在战斗里成长。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程长又长。

        五年抗战,我们更加坚强,
        从西北高原,到黄海边上,
        在北中国,到处开辟战场。
          旗开得胜,平型关首建奇功,
          三战三捷,吕梁山又打胜仗。
        梁山歼灭战,威震古战场。
            陆坊突围,抱犊崮反“扫荡”,
    青年师美名中外传扬。

        主力的主力,前卫的前卫,
    我们是铁的模范党军,
  青年师光荣的称号,
我们勇敢地承当。

    林侠读完歌词,觉得还不错,心里喜滋滋。她对沙非的印象,原先不大好,觉得他外表上神气,内里的缺点太多。他写过一些文章,却成了骄傲的本钱;他十分自负,爱出风头,瞧不起妇女;对工农干部不够尊重…… 自从五月反“扫荡”,沙非突围时杀死鬼子夺了枪,大腿上负伤,被民兵救了,多亏核桃峪的妇救会长掩护他,又连夜扶他上山,藏在山洞里,才不致被敌人捉去。他瞧不起妇女,瞧不起群众的思想,有了彻底的转变。林侠突围后和部队失散,庄长陈兴把她安排在同一个山洞,当了沙非的临时看护。一个月厮守,她转变了对他的看法,才发现沙非是个美男子,产生了感情。不过她在爱情上受过创伤,和她一同从演剧队来的孟家驹,受不了敌后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上落后,政治上动摇,终于在突围时被敌人掳去,对日寇屈膝投降。想起这个初恋的对象这般下场,似乎是自己的耻辱,她下决心在打走日本鬼子以前,不再谈恋爱……
    辛为群改了几篇稿子,编好一个版面,站起来伸伸胳膊直直腰,侧身望着旁边的林侠,看她对着报纸出神,不由伸长脖子瞅瞅报纸,这个外号“洋相鬼”找到逗笑的机会,低声说道:“哎呀林侠,我当你读到什么好文章,原来是对着音符想哥(歌)子啊!”
    “去你的吧!”被看穿了心思,林侠从回忆中醒来,双颊绯红,立刻反击道:“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辛为群过去拿起报纸,读着沙非的歌词,看到“洋诗人”的文风有转变,暗自为他高兴。他走进锅屋,看见沙非坐在背包上,把锅台当办公桌,正趴着写字,笑嘻嘻对他说道:“老沙!该你请客了,快掏钱买花生!”
    沙非想突破老一套,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宣传提纲,正绞着脑汁想新词,以为辛为群找他逗乐,扰乱他的思路,头也不抬地回了他两句!
    “别闹!别闹!我正忙着呢!”
    “嘿!吝啬鬼!有了好事,还舍不得掏腰包!”辛为群说。
    “什么好事?”沙非动心地停笔问。
    辛为群将《战士报》放在锅台上:“你自己看吧!”
    沙非看着自己的作品,像母亲抚摸着亲生的婴儿,心里开了花,脸上不露痕迹,故作谦虚地说道:“写歌词是大姑娘上花轿,生平第一回,当时看了征文启事,试了试笔,很不理想,没料到会被选上,老辛,你看完有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是赶快掏腰包请客。”辛为群说,“这篇歌词起码可以拿到两毛钱稿费,将来说不定还可以拿两块钱奖金,你快成大富翁了,还一毛不拔呀?”
    “好好好。”沙非摸着上衣口袋,找不到钱,有点奇怪。他记得月初关饷,发下三块钱北海票,(当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的钞票)赶了一次集,买了肥皂和毛巾,吃一顿油炸绿豆圆子解了馋,买了几次花生。在边沿区活动,到了一个大镇,看见店铺里有牙膏卖,几年来见不到这奢侈品,大家刷牙只能用牙粉,有的干脆用咸盐,他咬牙买了一筒牙膏,只剩下几毛钱,不知塞到哪儿去了。
    这当儿,外号“洋教条”的焦思宁,抱着一本《列宁主义概论》进门。他是宣传科的“三洋”之一,他看到沙非在翻衣袋掏挂包,知道要请客找不到钱,便从口袋里拿出两毛钱,说道:“别找了,先用我的。”
    留着山羊胡须,年过三十的教育干事焦思宁,花钱最慷慨,每月三元津贴费,除了托人买日用品和纸张,从不去赶集吃零食。他的肚子并不特别,每天两餐地瓜干对高粱糁子的煎饼,或是地瓜面掺糠菜的窝窝头,和大家一样吃不饱,有时也馋得要命。可他觉得自己是科里的“老人”,比科长王川还大几岁,和毛头小伙子们赶集,蹲在小摊上吃东西,未免有失大学讲师的尊严。有空去赶集,不如读马列主义。他一双凸出的金鱼眼睛,整天透过四百度的近视眼镜,看着经典著作。上次突围,什么都扔掉了,就是挂包里那部马列主义著作留下了。他每月剩下的零钱,都叫辛为群挖出来,买花生、红枣和水果,有时买几块地瓜,放在老百姓灶坑里烤熟,大家美美地“会餐”。
    “找到了,找到了。”沙非从挂包里翻出两张毛票,交给辛为群。辛为群对焦思宁说:“你这两毛钱先存银行,下次我给你跑腿。”说完把焦思宁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拿着沙非的毛票出门。
    半小时后,辛为群光着头回来,军帽里装了两斤炒花生,拿到里屋倒在破桌上,以防别科的人看到来“打游击”(敌后生活困难,哪个单位杀猪会餐或个人请客,不请自到的人叫“打游击”)。
    林侠、沙非和焦思宁放下工作,围过来剥花生,香喷喷地嚼着。一天两顿饭,早九点,晚四时。离晚饭还有一个钟头,早已饿得心慌。长期艰苦生活,锻炼出忍饥抗饿的本领,拚命工作可以分散食欲,再不就乱扯谈,讲笑话,谈各地风味小吃,来个“精神会餐”。眼前又脆又香的炒花生,赛过山珍海味,四双手不停地剥着,直到王国祥和王川突然进来,大家才停手站起来。
    “呵!你们在会餐呀!”王国祥打趣地说。
    “请政委和科长参加。”辛为群说着,给他俩让出座位。
    “谁请的客呀?”王川问。
    “老沙的《青年师战歌》发表了,他请客庆祝一番。”辛为群答。
    “是《战士报》上那一首吗?”王国祥问沙非。
    “是的。”沙非说,“政委看过啦?”
    “我看了一下,写得不错嘛!”王国祥夸奖过,转对王川:“王科长,请宣传队的同志们练习练习,下连队教战士们唱好不好?”“好的。”王川答。
    边吃花生,边谈工作。王国祥询问这期《战斗报》准备的情况,接着指出上一期报上两篇文章,提法有点问题,他说:“那篇动员打狗的文章,强调敌人‘扫荡’的时候,我们部队夜间行动,狗咬声等于向敌人报信,对我军行军作战不利,号召群众把狗打死,不要再养狗。这样说法没错,可完全站在部队的利益来说,效果不理想。根据下面反映,老百姓对打狗不积极,都不大愿意把看家狗杀了。如果换一个提法,说养狗为了看家防盗,如今根据地里没有小偷,粮食又缺,养狗多费粮食。再说敌人‘扫荡’时,也经常夜间出来,鬼子汉奸对根据地地形不熟,狗叫了就知道那里有村庄,会将鬼子引到庄里来。这样从老百姓利益谈问题,就更有说服力。你们说对不对?”
    “对!”辛为群回答,大家跟着点头。
    “那篇文章谁写的?”王国祥问。
    “是我写的。”林侠说。
    王国祥继续说道:“还有那篇《雷公打豆腐》的标题,也不准确。当然啦!二营在文家崮阻击战打的英勇,鬼子伤亡很大,应该表扬。可是把鬼子说成‘豆腐’,就不对了。鬼子要是豆腐,何用雷公来打?鬼子要是豆腐,打他的人也算不上英雄好汉。现在还是敌强我弱,鬼子还很厉害,过分强调敌人不堪一击,容易使战士产生轻敌情绪,对部队有害。这篇通讯是哪位写的?”
    “文章是二营写的,标题是我改的,我应该检讨。”辛为群说。
    “我审查时没有看出来,我也有责任。”王川跟着检讨,“说明我政治水平不行。”
    “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提醒大家注意。”王国祥说,“这一期动员部队整训,要强调是在战斗空隙中练兵,要准备随时对付敌人新的进攻。时间短,项目不要多,主要是训练夜战近战和独立作战。和以往练兵不一样,以免干部战士产生麻痹思想,以为要练兵了,敌人不会来了。要大家提高警惕,不能有太平观念……”
    王国祥政委一席话,像上了一堂课,每个人心里都开了窍。正想多听他谈谈,突然外面响起吱吱的哨子声,值星员喊着:“开饭了!开饭了!”
    “开饭了。”王国祥说着站起来,“以后有空再谈。”
    众人送两位领导出院门,王国祥和大家握手告别,先走了。王川拉着林侠走了几步,悄悄对她说:“吃过晚饭,到王政委那边去一下,他有一点事要找你谈。”

    宣传科几位干部,住在尤寡妇的小院里。小院子三间北屋,两间西屋。北屋西间是尤寡妇的睡房,中间是锅屋,东间放着盆盆罐罐和杂物。辛为群、焦思宁和沙非,在东间打个山草铺当睡床。辛为群利用一张破方桌编《战斗报》,白天林侠也在方桌上办公。焦思宁借了一张小矮桌,放在草铺上,坐在背包上写教材。沙非将灶间当办公室,不烧饭时锅台是他的桌子。尤寡妇姓邱,名翠娥,八岁时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出五服的堂叔邱老七收养她当女儿。七婶不生养,喜欢翠娥俊俏,给她缠了一双小脚。十二岁那年,七婶得病死了,邱老七把她当丫头使唤。邱老七不务正业,老婆死后谁家闺女也不愿跟他,四十多岁的光棍汉,夜里孤枕独被实在难熬,不免在外面寻花问柳。
    邱翠娥十四岁,长得小巧玲珑,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人见人爱。邱老七也动心,寻思家里养着一朵香花,不能白白给别人享用。只是翠娥一口一个爹地喊他,心里过意不去。有天晚上,邱老七喝了几盅地瓜干烧酒,三更半夜打熬不住,爬到小翠娥床上,扒开裤子把她奸了。小翠娥打掉门牙连血咽,暗自流泪,不敢吱声。从那以后,邱老七三天两夜,钻进翠娥被窝里。起初,翠娥又羞又怕,慢慢尝到了乐趣,便任凭邱老七摆弄。以后,身边没有男人搂抱,夜里睡不着觉。邱老七怕搞出大肚子,弄来一包不孕的土药让她吃了。独门独户,神不知鬼不觉,一老一少鬼混了好几年。
    没有不透风的墙。邱翠娥一天天长大,身材苗条,个子不高,胸脯渐渐鼓出来,走路时两只小脚摇摇摆摆,一双奶包颤颤悠悠,村里喜欢拈花惹草的浪荡汉,看到她个个馋得流口水,都想和她勾搭。其中一个小白脸,乘邱老七出门赶集,跑到他家抱着翠娥乱摸,翠娥半推半就,被弄得销魂失魄。别的浪荡汉不甘落后,个个偷鸡摸狗和翠娥搞上了。几个二流子争风吃醋,打起架来,弄得满村风雨。邱老七知道了,无可奈何,守着翠娥不离身。
    和青壮男人睡觉,那滋味比糟老头妙多了。翠娥对邱老七不再依顺,十回八回裹紧被子抗拒,有次居然把老头踢下床。邱老七恨得牙齿痒痒,打骂不顶事,用好吃好穿哄她也不灵,看见她和年轻男人眉来眼去,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在恼怒下找了个媒人,半卖半嫁得了一份厚财礼,送邱翠娥到三十里外的山村核桃峪,给尤老爹家当儿媳妇。
    尤老爹家有几亩山地,老婆子死的早,他带大一双儿女。女儿尤丹丹无灾无病,长的水灵灵一枝花。儿子尤壮壮却不壮实,从小又黄又瘦,身体单薄,咳嗽哮喘,不时犯病,二十六岁还找不到一门亲事。家里的杂务,地上的庄稼,全靠尤老爹带着尤丹丹侍弄,尤壮壮只能帮点小忙。
    尤老爹怕绝后,也想多一个帮手,咬牙卖了两亩地,接邱翠娥过门。邱翠娥受不了人家白眼,咽不下被人指着脊梁挨骂的气,离开邱老七家到核桃峪,也想好好过日子。不料嫁了个病汉子,夜里没本事,害得她想着相好的,一宿睁眼到天亮。不到两年,尤壮壮身体被她掏空了,得了病一命呜呼哀哉。日本鬼子到核桃峪,尤老爹为了保护女儿和儿媳,挨了鬼子一阵枪托子和大皮鞋,吐了几场血,不到半年也死了。
    邱翠娥正当风月之年,怎经得孤身守空房?老爹死后,她的水性杨花熬不住,成天擦粉抹胭脂,四出串门子,结交巫婆,学会跳大神。招惹不三不四的男人上门,跟村里的尤二瘸子和彭三多勾搭上了。她嫌尤丹丹碍事,和小姑子分了家。村里人说她是“白虎星”,克了丈夫和公公,背后喊她尤寡妇,骂她狐狸精、臭破鞋。
    抱犊崮支队几次驻在核桃峪,没有号过尤家的房子。这次为了集中整训,多驻了两个单位,家家住八路军,尤家小院也摊上了,宣传科三个男同志住她的东房,林侠和文印股的丁蕙、民运科的史倩云和尤丹丹住在一起。
    开头邱翠娥不情愿,家里住了八路军,尤二瘸子和彭三多不便上门,别的男女也不好来玩耍。后来看见三个男同志都不错,每天帮她挑水扫院子。山羊胡子焦思宁是个书呆子,整日抱着一本书;瘦瘦的辛为群成天乐呵呵,大嫂长大嫂短地称呼她;最可心是那个叫傻什么的,身体雄壮,个儿高高,五官端正,面皮白净,要能抱着他睡一宿,那才不枉自己的青春呢!想到这里,她浑身舒坦,心怦怦跳。她明知八路军纪律严,可不信猫儿不吃腥,只恨没有空子好下手。
    这天下午,队伍上开晚饭,勤务员小马拿着一叠新摊的煎饼,端着一瓦盆萝卜豆腐汤,走进锅屋,将饭菜放在锅台的篦盖上,大声嚷着:“喂脑袋了!饭菜喷香!快来吃呀!”
    沙非和焦思宁拿着茶缸筷子过来,林侠拿着搪瓷小碗和铜汤匙随后。辛为群收拾好桌上的稿件,跑到院里折了两根秫秸细尾秆,他把这叫做“卫生筷”,每餐一换。小杨借了房东粗黑碗。五个人围着瓦盆吃起来。
    对点地瓜干新摊的高粱煎饼,薄脆香甜,豆腐萝卜汤上漂着油花,一顿难得的好饭菜,大家津津有味地吃着。
    里屋的布门帘掀开了,房东大嫂邱翠娥走出来,将手里一大一小两只碗放下,说道:“同志们,尝尝俺做的小菜。”
    辛为群看见大碗里,盛着洗净切段的大葱,小碗里两块臭豆腐,心里喜滋滋,他是山东人,对这两样东西都有强烈的嗜好,口里却客气地说道:“不用啦,大嫂,你留着自己吃吧!”
    “别见外了,同志,大葱是俺地里种的,臭豆腐是俺自己腌的,又不用花钱,快吃吧!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人嘛!你们成天给俺挑水劈柴,吃俺一点小菜还客气啥呀?”
    听了尤寡妇一番言语,都觉得她真心诚意,却之不恭,辛为群说了声“谢谢大嫂”,众人跟着“谢谢”、“谢谢”,动手吃开了。
    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煎饼卷大葱,就着臭豆腐,锦上添花。林侠祖籍广东,在城市里长大,来山东几年,仍然不爱吃生葱。沙非是东北人,家乡也有臭豆腐,他从小怕闻这种臭味,只吃大葱。
    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吃得碗净盆光。林侠惦着王政委有事找她,匆忙出门。辛为群和焦思宁照例到操场上,看战士们翻杠子、掷手榴弹,参加做游戏。小杨洗完碗盆也走了。沙非想赶完宣传提纲,喝了点凉白开,又坐着小椅子,趴在锅台上工作。
    尤寡妇站在里屋窗下,瞧着走出小院的军人,不见她心上的人儿离开。她轻轻地到门边,拉了拉布门帘,看见沙非趴在锅台边,不由喜上眉梢。回身到窗前对着镜子,用粘刨花水往头上抹,把乌发梳得锃亮,重新挽了个牛屎髻,鬓边垂下一束头发,插上一朵红绒花,又拿粉扑擦了脸蛋,用红纸舐了嘴唇,然后到床头拿出一件蓝花花小袄,换了身上的青布褂子,又在镜里左照右照,打扮停当,才轻轻掀门帘出去,看到沙非纹丝不动,她装着找东西,在他背后走来走去。沙非依旧像块木头,没有反应,邱翠娥心急火燎,故意用大腿碰他的后背。
    沙非稍微抬头,问道:“大嫂要烧锅做饭呀?”
    “哎,哎,不啦,还早呢。”尤寡妇支支吾吾地说。
    沙非重新埋头工作,写了几行字,总觉得房东大嫂在他背后,不知磨蹭着什么,专不下心,怕耽误她烧锅做晚饭,拿着派克钢笔和稿纸站起来,邱翠娥不见了。他走进没挂门帘的东房,趴在辛为群编报的破桌上,对着窗户凝思,想了几个好词儿,继续写下去,刚写了几个字,钢笔不下水,心里嘀咕:“洋钢笔装土墨水,真够呛!”山沟里买不到墨水,政治部管理员用蓝颜料加水配制,发给各科使用。多数人折一支高梁秆,插个钢笔头,沾着土墨水写字。沙非不愿让自己的派克笔闲着,这支笔是他参军前,写了一首长诗得的稿费买来,用它写字心里舒服,还有炫耀才能的成分。
    他甩了甩钢笔,排除杂念,聚精会神写了半面稿纸,想一气呵成。忽然感到脊背上有软绵绵温乎乎的东西轻轻压着,他奇怪地回头一看,尤寡妇挨着他站在身后,一对大奶包紧贴在背上。瞧她那身打扮,那种神态,他一阵紧张、羞怯、心跳,警惕地脱口而出:“大嫂,你……”说不下去。
    邱翠娥满脸春情,深蓝花小袄斜襟开了两个扣子,露出红兜肚的一角,她看见沙非腮帮微红,更加动心,恨不得伸手搂着,可瞅着那双愠怒的眼睛,又不敢造次,退后半步,娇声嗲气地问道:“同志,你写的啥呀?”
    怎么回答呢?沙非反问:“大嫂,你做啥呀?”
    “俺看你写字,写得真好,俺是想……想请同志帮俺写封信,中吗?”尤寡妇笑嘻嘻地说着,含情的双眼像饿狼对着绵羊。
    明知是托辞,沙非不知道尤寡妇的底细,怕影响军民关系,淡淡地回答:“写信,中!我这会儿正忙,明日吧?”
    “中!中!”邱翠娥说着,却不挪窝,看见沙非回头写字,讪讪地坐在桌边椅头上,心猿意马,不甘失掉这次机会,纠缠地问:“同志,你贵姓呀?”
    沙非心烦,低着头说:“我叫沙非。”
    邱翠娥听了,眯了眯眼睛,欢喜地说道:“哦,俺记起来了,上次来鬼子跑反,张秀真家藏了个伤员,叫沙什么同志,就是你吧?”
    沙非冷冷地点点头。
    “听说秀真把你当男人,你们一个被窝睡觉。”
    沙非想起今年五月突围,大腿负重伤,失血过多昏迷了,妇救会长掩护自己的情景,在心里把张秀真当成伟大母亲,看作崇高的形象。现在被尤寡妇轻薄卖俏的语气,夸大扭曲成丑恶的苟合,感到是对妇救会长和自己的侮辱,不由心头火起,强忍着不理不睬。
    “沙同志,你瞅俺比秀真咋样?”尤寡妇嬉皮笑脸地问,“你能跟她睡,不能跟俺…… ”
    对尤寡妇得寸进尺,沙非忍无可忍,猛抬头瞪了一眼,将她下截话堵住。这才发现邱翠娥敞开衣襟,露出白生生的胸脯,红兜肚半盖着奶包,面带春色,眉目含情,一副荡妇模样。他急转过脸,觉得喘不过气,心扑腾腾直跳,他正当青春年少,也有七情六欲,活到二十二岁,还没有恋爱过,对异性有过好奇和幻想。从东北流浪到关内,在鸡公山东北中学念书,也悄悄爱过一个女同学,可是羞于接近。他想母亲被日寇糟蹋死去,父亲在大兴安岭打游击,国仇家恨未报,总是用理智克服青春的骚扰。五月间负伤在山洞里,和林侠过了一个月,不是没有冲动和瞎想,而是被理智和羞怯所战胜。眼前这个妇人的诱惑,只要愿意,就能解开生理上的好奇,可这样太下流,而且后果不堪设想!他像吃了一只苍蝇,又像被泼了脏水,真想发作痛骂,可想到闹开了,如果她反咬一口,跳下黄河洗不清!不如躲开了事。他收拾一下未完成的宣传提纲,霍地站起来,避瘟神似地走出门,背后恍惚传来那女人的哭泣,他不敢回头,快步冲出小院子,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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