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刃文集/第一卷 长篇小说

南洋漂流记

迈进新闻界

    侨商中学纪念“九一八”大会和演出《回春之曲》的成功，受到新闻界的重视，本埠几家华文日报，都刊登了消息。《侨商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侨中师生的爱国热情，指责少数顽固人士妄图阻挠纪念活动，号召全体华侨奋起参加抵制日本货。
    广大侨胞拍手称快，国民党党部的老爷们暴跳如雷。黄秃子恨我不指名骂他丧心病狂，恼羞成怒，想杀鸡给猴看，首先拿我开刀。
    九月二十日晚上，代理家长庄先生叫我到他宿舍，给我看了一封侨中训育课的信，信里说我不遵守校规，不堪教育，劝我自动退学。像挨了一闷棍，半天才清醒过来，明白是“九一八”的讲话，刺痛了黄秃子的脑壳，加上商报上客气地提到“顽固人士”，简直是挖他的祖坟，砸他的饭碗。他恨不能将我撕成碎片！乘机对我进行报复，但又不敢公开开除，只得暗中施加压力，迫我就范。
    “退就退！”庄先生气愤地歪着脑袋，模样更像圣雄甘地，“到南洋中学去！”
    南洋中学的学生，多数是小康之家的子弟，还有不少是半工半读的，我的好朋友彭乃文和许静涛，都在南中读书。自从黄秃子破坏我和阿红的恋爱，我对侨中的感情疏远了，南中的环境，更适合我这个穷学生。可是想到黄秃子对我的压迫，骨子里是向救国会进攻，一旦退却，救亡运动要受影响。于是我说道：
    “庄先生，这件事是纪念‘九一八’引起的，矛头对着抗日救国会，要我退学是杀鸡给猴看。”
    庄先生余怒未息地说：“金子和黄铜都分不清，要低能儿不要高材生，还吹嘘什么最高学府！上南洋中学读书，更可以发挥你的才能。”
    我提醒说：“庄先生，这事跟救国会有关，是不是先和董老师商量一下。”
    “嗯，对！”庄先生点点头，“应该征求董老师的意见。”
    第二天下午，庄先生带我找董老师。董老师火气更大，说要找董事会说理，如果训育主任不收回错误的决定，他准备一面发动学生罢课，驱逐黄秃子；一面公开登报，说学校压迫学生救国活动。
    黄秃子原来是银样蜡枪头，欺软怕硬，受了校董们的责备，听到同学们酝酿罢课，吓得秃顶冒油，赶忙给庄先生道歉，收回原来的信。这件事算和平解决了，可在我心中留下一个疙瘩，不再那样迷恋学校生活，促使早日回祖国的决心。
    有天上英文夜校，我发现抽屉里有张纸条，用英文字写着：
    “阿宋先生：你整天喊着抗日救国，宣传抵制日货，可敬可佩！但是你知道吗？你推销蚊香的原料除虫菊，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货，你骑的自行车‘BS’牌的外胎，也是百分之百日本制造的！你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你不感到羞愧吗？”
    真是晴天霹雳，轰的耳朵嗡嗡响，脑袋瓜子发麻！果真是日本货，我不成为伪君子了吗？常言说：不知者不怪，现在人家指出了，良知受到损伤，不能再心安理得了。
    这件事太重要了！上学念书，做救亡工作，都得吃饭，全靠推销蚊香。这个职业不用出大力气，节省时间，收入可观，又是好同学小林父亲照顾。小林全家待我像亲人，经常留我吃夜饭，恩情未曾报答，怎好断然辞职不干，先得将问题弄清楚。我不敢冒失问小林的爸爸，先请教了别人，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我拐者弯问了制造蚊香的伙计，他证实了原料里有日本产的除虫菊，而且给我看了“MADE IN JAPAN”的商标。
    疙瘩解开了，心里很矛盾。我先跟好友彭乃文、许静涛商量，他们感到难办，要找一个能半工半读的职业，实在不容易，除非再去卖报纸，又怕丁玉红不高兴。请教庄先生，也想不出两全的主意。末了找了董老师，他考虑了半天，说道：
    “到《侨商日报》编辑部，去当个见习生好吗？”
    “都做些什么工作？”我问
    “在编辑部打杂，好比商店的学徒，什么都学一点：翻译外文电讯，抄收记录新闻，当校对，看来稿，跟记者出去采访，练习写点新闻报导……当然啦，这都是以别人为主，你只是跟着学习，试用三个月，如果成绩不错，总编辑会根据你的特长，分配你做点固定的工作，就算录取了。我看你有这个天分，《救亡月刊》编得好，文章也写得不错，将来可以向新闻工作发展，你看怎么样？”
    “我去试试看。”“试用期间没有薪水，只给一点生活费，有困难吗？”
    “没有，我还有一些积蓄。”
    “那好，你去把推销员辞了，”董老师说，“商报总编辑黎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很爱惜人才，会栽培你的。他早要我帮他物色一个编辑，要年青能干的，你去了正好，努力向黎先生学习吧！”
    问题解决了，比想象的还好。原先愁着用什么理由，辞掉推销员的差事，照实说吧？太伤感情。如今要去报馆做事，人往高处走，小林的父亲当然赞成，不会怀疑因为除虫菊的事。丁玉红一定高兴，社会地位高了嘛！我们当中的障碍减少了。
    《侨商日报》是早报，编辑部和印刷厂整夜工作。我每天晚上八点钟上班，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下班。开头很不习惯，夜校英文课取消了，白天上汉文课也打瞌睡，好在下午有空，可以痛痛快快睡一觉。
    第一天晚上到编辑部上班，黎总编辑指着一张空桌子，要我在那里办公，递给我几份外国电讯和一本《英汉辞典》，叫我翻译那几份英文电讯，我看到电报头上，印着美国合众社、英国路透社和法国哈瓦斯的字样。约略看了一下电讯，多半生字不认识。我学英文是番嫂子贝莉教的，在S埠自学了一阵，三日打鱼，两日晒网，进步很慢。来到M埠读了两年多英文，学的主要是生活上的用语，忽然翻译起新闻电讯，接触政治术语，感到非常吃力。借助辞典，用了三个小时，急得满头大汗，才勉强完成。几份电讯都报导了日本军在北平附近的丰台和廊坊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坦克压毁农田，步兵践踏庄稼，打骂驱逐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翻完了从头校看一遍，愤怒涌上心尖，日本鬼子居然在我国横冲直撞，南京政府却熟视无睹，哪里像个主权国家！？
    我将译好的电讯交给黎总编辑，他翻阅了一篇，点了点头，用难懂的湖南话，说：
    “你去休息休息，看看报纸。”
    总编辑身材高大，四十来岁，戴着近视眼镜，长发搭在额头上。同室办公的副总编辑姓于，是福建人，中等身材，年岁小一些，掌管行政和财务上的大权。
    退出总编辑室，我留心注意周围环境。报社设在一幢旧式宽敞的二层楼房里，楼下作印刷厂和发行科，楼上当编辑部。总编辑室单独隔开，剩下是个大通间，摆着八张桌子，只有四个编辑在办公。一个正在抄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两个在编写稿件，另一个是校对。楼下一个年老的听差，不断送来排好的稿样，我见校对忙不过来，主动过去要求帮他工作，他高兴地给我两份稿样，告诉我如何修改错字。我编《救亡月刊》，每期都跑工厂自己校对清样，对这工作驾轻就熟。
    凌晨两点多钟，楼下上来一个穿西装的青年，一上楼就讲他到警察厅采访的新闻。大屋里的人，除了收听记录新闻的编辑，都洗耳恭听。他讲了一则抢劫案件，又谈了一件桃色新闻，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编写稿子。他是报社惟一的记者，名叫许文通。
    许文通只有二十五岁，编辑部数他年青。他在国内上过大学新闻系，英文讲得好，所以黎总编辑派他跑外勤。许文通性情豪放，说话爽直，办事爽快，待人诚恳，编辑部的人都喜欢他。他是广东潮州人，潮州话和闽南语差不多，只是腔调不同。大概是年岁相差不大，性格有点相近，他很快就和我混熟了，待我像小弟弟。我有空的时候，他便和总编辑说了声，带我出去采访，让我写点次要的消息，帮我修改文字，在报上发表。
    《侨商日报》每周出版一期《星期副刊》，四开三页六版。其中两版发表文艺作品。编副刊的先生，靠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从国内外各华文报上，寻找有趣的材料，剪剪贴贴，也刊登本埠一些来稿。
    有天晚上下班，已是凌晨四点多钟，我回到住处的路上，忽然风雨交加，把我淋得像只落汤鸡。路过中心菜市场，我跑到走廊下避雨，看见几个无家可归的人，蜷缩在水泥地上，盖着破报纸和烂麻袋，狂风刮着暴雨，淋在他们身上。附近跳舞场的高楼上，传出奇声怪调的舞曲，红绿电灯的窗户里，旋过双双对对的舞伴。当时心中很有感触，下午少睡两个钟头，写了一首诗，控诉这不平的世界，题名《暴风雨之夜》。晚上上班，我把诗作给许文通看，他连声叫“写得好”，交给副刊编辑。编辑先生看了，也说写得不错，帮我改了几个字，在《星期副刊》上登了出来。
    另一天下午，我上街买面包，看见面包店的老板，正在拷打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孩，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听他们说，那孩子的父亲失业，母亲生病，家中兄弟姊妹五人，天天挨饿。那孩子来偷面包，当场被捉到，老板威胁要将他交给警察。我看见那孩子被打得鼻青眼肿，哭哭啼啼，心里不是滋味，把买了的两条面包，送给那孩子。看客们也劝老板放了他，一场热闹的悲剧才告结束。
    我重新买了一条面包，一路回家，胸口堵塞难受。这个社会太不公平，有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有人啼饥号寒，分文没有。越想心里越激动，一肚子闷气要吐出来，想用笔墨控诉这人间的悲剧！原来就想写一篇小说，找不到合适的题材，耳闻目睹这惨痛的情景，正是所需要的材料。回到家里，一气写了三个小时，完成了四千字的小说。晚上到报社，译完外电，校对几篇文字，又重头改写一遍，交给副刊编辑，很快在《星期副刊》上发表了。
    诗歌和小说在报上登载，有如母亲看到亲生的婴儿，感到喜悦和安慰。老师、同学和朋友们，也给了一些鼓励，更增添创作信心。以后看到什么不平的事，或是心里有所感，都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每隔十天半个月，写出一篇东西。这些幼稚的习作，影响我一生的道路，使我日后选择了“耍笔杆子”的职业。
    一九三六年，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国际上风云变幻，黑浪滚滚！欧洲各国人民，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魔爪下，终日惶惶不安。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准备并吞整个中国。当日寇的铁蹄从东北踏进长城，亡国危机一天天严重之时，蒋介石却在加紧内战，向陕北红军大举进攻！
    十二月十二日，驻在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秘密策划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南洋爱国侨胞奔走相告，异常兴奋。一向主张反蒋抗日的《侨商日报》，最先印发了大张的套色号外。以后每日发表社论和重要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事。在周恩来副主席的斡旋和劝说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陪送蒋介石飞回南京。
    圣诞节之夜，报社全体人员放假。编辑部只有收听广播的编辑和我两个人。收音机里播出释放蒋介石的消息，我们打电话找黎总编辑，他不在家，找于副总编也找不到。两个无权的小人物，对着这特别重要的新闻，只好干瞪眼。下半夜找到总编辑，又找不到排印工人，还是出不了号外。
    二十六日上午，M埠几家华文报纸发了号外，只有《侨商日报》无声无息。这一来，我们成了蒋介石的信徒们的攻击目标。国民党机关报说我们拿了张学良五万卢布。又发动华侨中的国民党员，登报声明停止订阅《侨商日报》；同时雇了一些流氓打手，每晚上围住我们报馆吵闹，扔石子打碎玻璃，打电话叫骂，阻拦侮辱进出报社的工作人员。
    黎总编辑无可奈何，只得请求警察厅保护，驱逐闹事的流氓。他打趣地对编辑们说：
    “今年的年关好过了，大家手里有俄国卢布。”
    在《侨商日报》工作半年多，长了不少见识，对国际政治形势有所理解，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抱着很大的希望。
    祖国在召唤！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应该到抗日前线上去！一个念头不断在脑子里出现：“早日回祖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